中国当前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瘟疫、核战争或转基因食品，而是人口自然降低、性别比例失衡和社会老龄化。
梁中堂教授简历：男，1948年出生，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津贴的优秀专家，山西省"优秀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1983年以来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教授、省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省社科院副院长，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会员、中国国情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山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西人口学会副会长等。现在为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从1978年就开始参入中国人口政策讨论，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反对宋健的"人口控制论"，在他的力争下，1985年国家特批他选择山西翼城县试点他的二胎晚育理论，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区。本来指望几年后推广全国，但是在"独生子女"派的反对下，至今只是试点。在19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梁中堂先生提出的折衷的二孩晚育方案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是不错的，是万不得已的。由于经济发展所伴随的生育意愿下降，以及不孕人群增加，山西翼城县（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的生育率现在也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说明现在"二胎专家"提出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是错误的。
以下转自梁中堂 一胎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
1978年6月26-28日，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是党的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修订的发展规划，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央考察团汇报，以及之后连续两个多月的国务院务虚会议，陈慕华都是直接的参与者。新一届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争取实现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有关政策、措施，特别是解决领导方面存在的认识问题，做好思想发动工作"。根据会议进展和发展，新一届领导显然把"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当作实现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主要政策和措施。陈慕华在讲话中说："一对夫妇有几个孩子为好？过去提'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大家看法怎样？……在'晚、稀、少' 问题上，我看关键是少，特别要在'少'字上下工夫。"开始为
"一胎化"定下基调。
1979年1月4-17日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是推动全国走向"一胎化"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是学习和贯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的。因为在会议之前，许多省份已经朝着"一胎化"的方向有所发展，所以，这次会议相当于一次战地动员会。会议强调搞好计划生育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意义。"搞得好，可以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搞不好，就要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陈慕华在会议上说，"要心中有数，要做工作，要把多胎控制住，鼓励生一胎，把人口降下来。
作为"一胎化"的提出者，陈慕华副总理在各种会议上都不遗余力地推动其完善和发展。
（转自卢麒元 中央应设立金融影子内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某副总理亲自兼任央行行长，将金融管理与财政管理分离，形成行政意义上的金融系统相对独立。金融系统相对独立，使得中央和人大对于金融管理持续弱化。这种弱化的结果，为滥发人民币打开了大门。从那次所谓的汇率改革开始，我国的金融系统基本处于半失控的状态。事实上，中央和人大已经无法控制人民币发行的数量。换句话说，中央和人大已经无法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了。
金融系统的相对独立，使得金融系统有能力改变国家的社会分配格局。失去了财政制约的货币发行，导致了我国各类资产和各类商品价格的不断重置。在这个不规范的价格重置过程中，拥有金融资源的特殊人群，成为直接受益者。我国涌现出了大批通过金融特权获得暴利的亿万富翁。其中，股市和楼市成为经典的牟利和套现的工具。
由于金融系统独立于财政系统，金融系统实际上分割了一部分财政职能（以铸币税方式）。同时，国家财政管理能力不断弱化，完全无法制约金融管理（不能控制货币发行数量）。尤其严重的是，财政必须为金融行为买单。最终，财政必须为恶性通货膨胀付出惨重代价。实际上，我国已经开始陷入金融与财政轮流扩张的恶性循环。）
1979年8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发表《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长篇文章。实际上，这篇文章是陈慕华副总理6月27日在中央党校给党的高级干部讲课时的讲课稿。文中提出"争取本世纪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文章把五届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十年发展规划要求的一九八五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修改为进一步降到千分之五，第二个阶段，争取到200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零。为此，陈慕华说："必须大力提倡和推广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零的主要办法，也是群众可以接受的办法。"
一胎化的发明权究竟是谁
宋健是搞数学的。宋健对于人口学界来说，是个异数。1980年2月13日，宋健等以人口学专家的身份在媒体最初露面的顺序为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其中田雪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人员，李广元是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同龄人、七机部第二研究院技术员，于景元也是同一单位的工程师。1979年11 月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认识后，到80年代中期他离开学术界去美国前的几年
里，李广元和我有过一段学术上的交往。他给我谈到他们这些搞数学的人是如何走入人口学界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有了国际学术交流。那时，中国已经有15年没有搞过人口普查。而且，其间还经过10多年无政府状态的 "文化大革命"，世界人口最多的
中国总人口是国外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宋健1978年的一次欧洲的学术访问中，东道主向客人提出这一问题，并提供了不少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的资料。据李广元同志说，宋健回国后就把国外带回来的一摞人口预测的资料给了他。从此，李广元开始了跑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和在计算机上测算中国人口的研究工作。1978年11月初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4]李广元看见北京火车站和许多换乘公交车的地方张贴的路标，一路找到国务院第一招待所，要求参加会议。主办并主持会议的刘铮同志认为搞数学的要求参加人口学会议似乎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所以仅同意听会，但并不属于会议正式代表，也不发提交会议的论文和相关文件。笔者是这次讨论会的正式代表，亲自聆听陈慕华副总理在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显然是几个月前组成的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委托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盛会，除了刘铮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许涤新也是会议的领导人。宋健等未能成为会议正式代表，说明这时还未和陈慕华发生工作联系。而在此之前，不仅已经有了陈副总理在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有关"生一个"的基本思想，而且有了10月26日中央 69号文件批发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
中"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明确提法。
笔者亲自经历了李广元在1979年成都会议上，如何征服包括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前身）在内的会议代表的。李广元是一位精力充沛、富有活力、热情和善于宣传鼓动的小伙子。在控制论介入之前，传统的人口预测都是依靠手工方法计算的。李广元宣传说他们使用计算机，只要将人口数据和相关参数代入编制的模型，一百年的预测结果不出1个小时就被打印出来了。和以前传统的人口预测比较，运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的科学、准确、快捷和迅速，都是以往那些人口学家望尘莫及的。这次会议是我国搞控制论和系统工程专业的同志在人口学界的第一次亮相。当时，西安交大也有一部分从事计算机专业的同志在摸索人口预测。我检索了一下手头保存的那次会议提交的论文目录，系统工程方面有两篇文章，分别是西安交大王浣尘蒋正华王月娟邵福庆《用系统工程方法研究人口》和七机部二院宋健李广元《关于人口问题的定量研究》。从文章的题目不难看出，系统工程专业人员也是刚刚开始涉猎人口领域。不过，由于西安交大参加会议的王月娟老师温文尔雅，不似李广元活跃。另一方面，西安交大也不具有七机部直接隶属中央机关所具备的政治、地理条件。所以，没有七机部二院那样在会议上获得那么成功。虽然20多年了，我至今还能清晰地浮现出李广元在会议闭幕前的那次大会发言介绍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时，坐在大会主席台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栗秀珍如何用一种欣喜的表情倾听和关注。也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已经知道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要和李广元他们连接一起。
1979年11月14日成都会议结束，1980年2月13日首都各大报纸刊发新华社记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的稿件，加上此后为配合这篇重要稿件陆续发表的几篇署名文章，其主题虽然也都是鼓吹"一胎化"，但都已经是陈慕华副总 "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之后。所以，宋健等人的东西充其量也只能是国家领导人
提出政策的宣传和论证者。"我国学界主流是为国家领导人提供注释和论证的，所以，他们一般是不会先于国家领导人提出什么新观点的。"（梁，2005）至于宋健及其所谓研究小组由此而来的名噪一时和腾飞，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5]
说到此，有必要指出一点（说出来大概谁也不会相信，这竟然是被我国最高科学机关——国家科委肯定的大科学家计算的数据），根据于景元同志的计算，从 1980—1986年，"全国少生了一亿多人口。而事实上，
我国70年代后期人口控制就已达到每年出生不足2000万。80年代初，每年进入婚育年龄的妇女比70年代后期还要少，即使6年里每年出生人口达到我国历史上最高的2800万；总出生人口也只有1亿多。何况，这6年的人口出生水平不足2000 万，6年合计出生仅1.2亿。怎么
能说6年少生了1亿多人口呢？
以下转自 梁中堂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决策内幕
人口学从70年代复苏开始，大多是起因于行政因素。1978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仅限于计划生育部门、高校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校系统和军队系统。成都会议又杀出一支新的生力军进入人口学领域，而且，由于特殊原因，这支队伍在之后的几年里不仅十分活跃，且在中国人口及计划生育领域里一度还执牛耳，影响极大。这就是由七机部（后称航空航天部）第二设计院和西安交大为主的搞计算机的一些同志。
成都会议之后，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活动迅速升级，同时对只生一个的政策的诠释，宣传也逐步形成强大的攻势。正如我所预料的，在这强大的宣传活动中，七机部二院搞计算机的那批很有能量的人，被紧紧地抓住，为其拼命地使劲鼓吹。1979年12月中旬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和全国省、市和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会议结束后，1980年2月13日，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应用现代控制论的方法"预测百年中国人口的研究结果就发表了。根据这个小组科学研究表明，"从现在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5年普遍做到'一胎化'，那么本世纪末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全国总人口可控制在十一亿以下。"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我国控制论最高权威合作的"课题"结论，在中央及民众中影响都相当大。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科学论证，而是以科学的形式为长官意向诠释。1980年3月7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宋健、田雪原、李广元、于景元《关于我国人口发展目标问题》的文章，《人民日报》3月18日发表了田雪原《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章。同时，在内部的许许多多会议上，"一胎化"被解释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唯一科学和正确的选择。
田雪原（1979年 4月 ）刚从教育部的行政岗位上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不久。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中央要为马寅初先生平反，任务落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可能因为田雪原刚来，加上他过去也在教育部门工作、北京大学毕业，或者还应该包括他自己也可能对这个问题具有独特、敏锐的认识和积极性，为马寅初平反的一些工作就落到他的头上。直到两个月前的成都会议上，田雪原的文章是《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及有关马寅初平反的资料，而没有涉及人口预测及人口发展目标方向的研究。我不清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具体是怎样结合的，但我知道在成都会议上还没有这样的结合。所以，满打满算所有的时间，也不到两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够做出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人口研究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的重大成果，就能够对"中国人口发展目标"发表结论性意见，并且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要求7、8亿之众的民族用自己的生活、生命实践他们仓促计算的结果，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认为这些人不仅不具有一位科学家应该具备的诚实品格，而且缺少一个为百姓、为自己民族负责的起码良知。
从1980年初开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论证"一胎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搞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外人不知，无论中国的"自然科学"也好，或者"社会科学"也好，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论证那时必须出台的人口生育政策的条件。现在看，那时真有点"闹剧"的味道。但真实性也的确如此。我国此后就开始步入这一陷阱，至今还未能从其中走出来。
以下转自 科学杂志 Of Population Projections and Projectiles Mara
Hvistendahl, 2010, SCIENCE, 329, 1460
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可能像是意识形态打败科学的一个事例。但是，这个政策的基础却是1970年代一位导弹科学家的推测；这个政策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得到采纳的：对经验主义恢复了信任，对西方开放。这项政策得以采纳的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宋健，他是得到苏式培养的一位军事科学家，专长是控制论，也就是机器系统的控制。宋健本来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他的庇护人是钱学森，即毛泽东信赖的科学顾问。由于钱学森的支持，宋健在中国国防部上升到有影响的职位。 从他所就位的七机部
大楼，一个导弹实验室，宋健出乎意料地进入了人口分析这个领域——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其他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遭到了迫害。社会科学和人口科学"被毛泽东彻底毁掉了"，苏珊。格林哈尔希（Susan Greenhalgh）这样解释。她是加利福尼亚大
学尔湾分校的一位人类学家，在她的着作《只生一个：邓时代中国的科学和政策》里面勾画了宋健的故事。而 "大多数国防科学家仍然能够继续工作"。 从1970年开始，中国鼓励晚婚、拉长
生育间隔，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这种措施效果显着，在其后的十年把中国的出生率下降了一半。然而，格林哈尔希说，中国的领导人想追上工业化国家——手段是减少他们不得不喂养的人口。 关键的时刻在1975年到来，这一年宋健参加了中
国到欧洲的一个代表团【译注：原文如此。实际是1978年】。在荷兰恩斯赫德市（Enschede）屯特大学，他遇到了奥尔斯德（Geert Jan Olsder），微分博弈理论的一位专家。他们在酒馆喝啤酒的时候，奥尔
斯德告诉宋健，他推导的一系列方程用于一个虚构的岛屿上的人口控制。关键的参数，在每单位时间中都得到计算，就是出生数量。"他立刻来了兴致"，奥尔斯德回忆道，他说自己的方程是理论性的。奥尔斯德给了宋健一篇解释这些方程的论文： "人口计划：一个分布式
时间最优控制问题"（Population Planning: a Distributed Time Optimal Control
Problem）。 宋健把奥尔斯德和其他欧洲数学家的方法推向应用。到2080年，他们预测，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高峰——格林哈尔希说这是根据不可信的数据的外推。但是它让中国领导人瞠目结舌，使得他们倒向另外一个小组的预后方案：避免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使得生育率在1985年之前达到一个孩子，并且在其后的20到 40年维持这个水平。 梁中堂，一位曾经参与一胎化政策早期讨论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经济
学家，认同格林哈尔希的很多解释，但是说她过于强调宋健的作用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一胎化是中国的唯一选择"，梁中堂说。他在1970年代是这个政策的少数批评者之一。梁中堂说，宋健小组提供了数据来证明这项政策是正当的，但是他们"并不是最先提出来的"。但是他同意，宋健的计算迷惑了政策制定者，让这项政策看起来好像是好的科学。 宋健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长。奥尔斯德说他们两人一直保持联
系，上次见面是在2004年在荷兰，但是他从未意识到自己不经意间曾在一胎化政策采纳过程中起到了作用，直到一位新闻工作者提醒他格林哈尔希2008年那本书。
易富贤，湖南洪江市人。 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育有一女两儿。2000年起零星研究中国人口问题，2002年起系统研究中国人口问题。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根本否定中国的计划生育，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率先在海内外中文网络媒体掀起了一股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潮，2007年之前就拥有数千万人次网络读者，是民间计划生育政策讨论中影响最大者。
以下转自易富贤 洛克菲勒基金影响中国人口政策--牛文元误导中国决策
深受优生学家、人种理论家和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影响的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在1952年 就创办了人口理事会以减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2]。1961年洛克菲勒三世在联合国讲演："在我看来，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3] 在洛克菲勒三世
等人的推动下，1969年设立了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
1969年洛克菲勒三世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人口增长与美国未来委员会"主席，并向尼克松总统提交了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报告。1974年在洛克菲勒三世的推动下，基辛格（洛克菲勒家族培养的政治家）被授权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号》
（《NSSM-200》）。《NSSM-200》的中心思想：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只有大幅度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数量，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原材料。《NSSM-200》认为，为了隐瞒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自然资源的图谋，应利用联合国人口基金等机构来实施其计划[1,4]。
《NSSM-200》认为，有一些国家是政府对计划生育根本不感兴趣，有一些则是政府对计划生育很感兴趣，需要并欢迎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对于后者应该给予最优先资助。显然，中国属于后者，因为中国从1971年就已经开始了计划生育。于是中国就成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优先资助国家。美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重要"捐献"者。人类生命国际（Human Life International）Brian Clower博士所着的《Kissinger Report
2004》估算，1965年 到2004年美国共投入到联合国人口基金超过6亿 美元[8]。
中国政府与人口基金的合作开始于1979年，共开展了7个周期的合作，建立了一百多个合作项目，接受了2亿多美元的"无偿"（事实上是以损失上亿孩子为代价，非常昂贵）援助[9,20,21]。
要知 道中国1950年-1980年平均外汇储备才1.47亿美元，比如1978年是1.67亿美元，而1980年是负值（-12.96亿美元）[22]。1979年才开始改革开放，外汇非常奇缺。但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79年就与中国签署了5000万美元的资助项目（如此慷慨、如此急迫），资助中国计划生育，"提高"妇女地位，赞助中国进行人口普查，帮中国建立人口学。联合国帮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口学家（比如顾宝昌、曾毅、翟振武、田雪原、李小平等）和计生委官员。中国计划生育的口号，如"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优生优育"，"少生快富"，"关爱女孩"，"计划生育好，政府给养老"都可以从《NSSM-200》找到原始依据。
就是说整个计生委以及计划生育理论体系就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建立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口学界总是用错误的理论误导人口政策。
2011年1月20日基辛格接受了知名电视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25]：
罗斯："2050年 中国会崛起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吗？"
基辛格："中国每年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中国将由于计划生育而在2030年开始出现巨大的人 口危机，这种人口危机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因此，不能根据中国目
前的发展趋势简单地推测中国将成为强国。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落后于中国。"
《NSSM-200》 认为，为了避免被指责，美国必须将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计划包装成"可
持续发展"[1,4]。1983年联合国决议成立一个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研究和设计人类在21世纪发展的战略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聘请当时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作为委员会主席，同时聘请了22位专 家，于是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做访问学者
的牛文元被选中。 从1983年到1987年，牛文元等人曾前往瑞典、日本等七八个国家，提出了对可持续发展的看法，部分意见最终在1987年发布的布伦特兰报 告中被采用[29]。
1988年，牛文元到中科院生态研究中心工作。他建议把可持续发展列入到科研计划中（当时不少人批判，说他们不过是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在玩概念）。1989年，以牛文元为 首发布了第一份《中国生态环境预警报告》。时任国家科委
主任的宋健，大力支持可持续发展[29]。两个被"选中"的重要人士合流了！
牛文元的"研究"简直就是跟着洛克菲勒基金的旗帜走：以粮食、环境、气候等为"理由"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削弱美国的竞争对手），1996年牛文元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比如多年前他就以粮食安全为由，提出要保护18亿亩耕地，此观点是建立在他的15亿人口高峰的预测基础上的，他说："这也是养活将到来的15亿人口的基本保障线"[37]。中央也根据他们的建议，设立了18亿亩耕地红线。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提出要坚守18亿 亩耕地红线不动摇，因为他认为："我国现
有13亿人，人 口高峰时可能会超过15亿人。从总量上来讲，解 决15亿人的吃饭问题，这么大的粮食需求量，去哪里能够买到足够的粮食？"[38] 可见，中国政府设立的18亿亩耕地红线是建立在牛文元等人15亿人口高峰这一
虚假预测基础上的。
以下转自易富贤 中国人口学摆脱不了洛克菲勒基金的魔掌—段纪宪的桥梁作用
段纪宪是贵州人（待考证），抗战胜利后，由于当时的政府实行大陆与台湾交换学生的计划，段纪宪就读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比李登辉晚一年的同系师弟），他们的宿舍是青年军宿舍，原为日据时期的大学寮，光复后由来台退役入学的台大同学占为学生宿舍（那么段纪宪可能是退役的国民党军人，待核实）。他本来应该是1950年毕业的。但因为抗拒让出宿舍给大陆撤退来台的教育部人员，被傅斯年校长开除。
但是，知道段纪宪同学的农经系教授万分不舍这位"品学兼优"的同学，在段纪宪被开除后，转介其至农复会人口研究单位，后又再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世界最早的人口所，属于外交学院，与洛克菲勒基金关系密切，是以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为目的的）深造研究，应该算是第一位科班出身的华人人口学家。段纪宪在 1951年就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人口学的书《台湾之人口》。
1957年，段纪宪前往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当年便回到新中国。回国后，他被分配在农业科学院工作。但没过多久，大跃进便开始了，段纪宪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当英语教员。几年后，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段被扣上"台湾特务"、"美国特务"、"英国特务"等罪名，被关进牛棚，后又下放到团河农场劳动。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段于1973年在官方批准下再度离开了中国（不知是否是他们普林斯顿大学老师的帮助）。在香港居留几年之后，又在他的普林斯顿大学的老师推荐下到了夏威夷，在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作研究员，一直工作到退休。
中国在1979年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成立了中国人口学会筹备组（1981年2月中国人口学会才正式成立）。根据1980年《人口研究 》的资料：中国人口学会筹备组应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的邀请，
派出刘铮、张乐群、田雪原、袁方、蒋琦等五同志，于5月19—23日去美国夏威夷出席了该所举办的 "中国人口分析会议"，刘铮同志在会上宣读了《中国一个农业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初步分析》论
文。会后观摩了该所的工作，并访问了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回国路过东京时，应邀访问了日本大学人口研究所、联合国亚太统计研究所、日本总理府统计局，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
中国人口学会筹备组选择到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可能（待考）是段纪宪起到桥梁作用（懂中英文，又是普林斯大学培养出来的科班人口学家）。段纪宪凭着人口所所长赵利济（韩国籍）对他的倚重和信任，也靠着他的努力，他先后把众多中国学者和学生安排到东西方中心进行交流或留学（如田雪原、马赢通、阎志强、杨宜勇等），其中不乏后来担任了国家重要职务的人士。他与宋健（当时是国家科委主任）和航天部系统所的于景元所长合写的一部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英文专着《Population
Control in China: Theory and Applications》于1985年出版（书稿完成时间比出版时间要早很久，尤其是宋健、于景元的文章还需要段纪宪翻译成专业英文），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于景元在1986年还获得东西方中心的一项大奖。可见美国东西方中心在创办中国人口学、培养中国人口学家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