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3日月曜日

敛财的婚恋网站与操纵的房租

  "剩男"、"剩女"是"大龄青年"的变型。利用人追求幸福、或者追求婚姻的心态,婚恋网站出现了。婚恋网站的出现,对于一些追求婚姻、或者幸福的人来讲,多了一重被骗的可能。因为婚恋网站的"诚信"是用3000元注册为诚信会员买来的。有个女孩,在婚恋网站碰到两个骗子,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虚构信息。

  现在人很有意思,比如电视台,明明在宣传"分析师"(实际是推销员)的观点,结果呢?说什么"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这和嫖客有什么区别?一方面做嫖客,另一方面还要人保持"处女",真是"太平盛世"的逻辑。

  婚恋网站骗子一般都虚构信息,比如虚构毕业学校、工作、职务、收入等。怎么防止这些骗子的信息?其实很简单,就是要骗子把毕业证、职务证、收入凭证拿出来。这么说吧,"先小人,后君子"。做过内部审计的人,不会相信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事情,为什么?因为大部分都是虚构信息。那些总经理或者总裁们总是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虚构自己成绩的信息,所以,审计人员对社会的看法非常负面,认为这个社会从上到下,从官员到商人,无一不是在制造虚假信息。

  可是,怀着美好愿望的青年不一样,他们认为"保护隐私"的原因,就不会去要求提供信息的证据。结果,在甜言蜜语、虚假承诺的情况下,被骗子们骗得很惨,有的不仅被骗色,还被骗财。

  有些中国人,学好学不会,学坏比什么都快,加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逻辑的影响,成就了不少"有齿"的富翁。

  北京租房市场就是个典型的操纵市场,怎么操纵就是有人把房源集中起来,然后达成一致,定出它们想定的价格。具体过程不说了。

  现在的行业,几乎是个行业就是个社会毒瘤,这些行业或者社会毒瘤在不断破坏我们的社会,绞杀广大人民的希望,所以,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人,能干什么?"打牌"、"跳舞"、"健身",用这样的方式麻醉自己。

多数人的民主和少数人的民主

  西方的民主就是四年让你在几个权贵推举出来的政治流氓中选择一个,然后人民就靠边站,没有人民任何话语权。而毛主席的民主是平时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随时对各种腐败官僚错误进行揭露批判,对任何有严重错误的官员进行罢免,毛主席时代的民主就是同时拥有 选举权和罢免权。谁是真
正的民主,谁是虚伪的民主一目了然

  什么对人民最重要?工作、住房、上学、看病,然而这一切都不实行平等公平博爱。而选举这种天上的浮云却大方的让人民四年来一次狂欢。

  中国人民只想说一句话:上帝归你(选票),老婆工作房子养老看病归我,OK

  私有制下:不许老板剥削工人就是违法,工人敢和老板讲利润均分就是违法,这就是资产阶级法律。公有制下:企业就要给予工人免费看病、住房、养老和孩子上学的福利,否则厂长就违法,法律是分阶级的。经济上有了阶级之分别,政治权利上就有了阶级之分别。只有消灭经济上的剥削,才能消灭政治上的不平等,经济上不平等就不要幻想政治上的民主。

  改革前一个父亲上班可以养活5个儿女,改革后父母双方工作养一个孩子还要啃老族。经济发展了还是落后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如果只看吃穿的变化:人住高楼吃鸡鸭鱼肉了,动物也住现化代圈舍吃高级复合饲料了,人和动物是否都共同欢呼进入文明社会了?

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与西方文化

  毛泽东政治的深刻,在于赋予世俗政治厚重的神圣文化责任。

  这种让灵魂绝对远离邪恶的神圣文化责任,只有宗教才能担当得起,因为宗教可以超脱世俗矛盾的利害关系,只有超脱世俗,才能去追求绝对永恒的神圣价值。

  但是,毛泽东是世俗的领袖,任何世俗领袖都不可能把百姓领入绝对善的精神世界。

  "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至善口号,世俗百姓一时奉若神明,但政治性的对神圣精神的世俗崇拜,只能是停留于豪言壮语的形式主义。

  这些至善的思想,是人类可能具有的一种特定情感,但它并不是人类世俗生活中必须具有的,更不是人类精神价值的全部。

  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实质上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始终围绕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它是中国古老文化"义"和"利"斗争的现代版。

  这种传统文化斗争的现代版,主要表现在形式上。

  在文化信仰的形式上,毛泽东和孔子极其相似,都是强调思想的自我修养:

  毛泽东说:"斗私批修";

  孔子说:"克己复礼","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毛泽东说:" 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

  《论语》中记载:"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

  孔子的思想编成《论语》的形式,而深悟孔孟之道的林彪也把毛泽东思想编成语录的形式。

  其实,这种形式的相似何止孔子?任何文化的信仰方式,都是离不开"闭门思过"。

  但是在文化内容上,毛泽东同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进行了决裂。

  这种决裂主要表现是:

  毛泽东是善的彻底性,是"大公无私",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而孔子是仁的中庸性,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毛泽东否定人的自私自利,主张大公无私,东风压倒西风;

  而孔子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孔子追求个人欲望和他人欲望达成平衡,主张富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毛泽东斗争哲学目的,是用斗争消灭斗争,如同战争消灭战争,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而孔子斗争的内容,是通过永恒的经常性的自我克制的斗争,实现和维持各方利益冲突的最佳平衡。

  毛泽东认为,孔子阶级调和的思想是对统治者(即恶的欲望)的投降和辩护,孔子文化是虚伪的,欺骗的,本质是代表剥削阶级自私的利益。

  的确,毛泽东和孔子绝不是五十步和一百步之区分,而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孔子思想是在"地",孔子是立足于现实的,调和社会上下利益,因此能够经受历史考验,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文化。

  而毛泽东的斗争文化,赋予中国文化全新的意义,它的对私欲的绝对否定,历史上的中国主流政治文化从来就不曾有过。

  中国历史上的佛教也是对欲望绝对否定,但佛教是否定人类全部欲望,而毛泽东只是否定人的自私欲望,不否定人类的物质利益和欲望,佛教否定欲望的出发点和毛泽东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佛教基本没有成为过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

  毛泽东思想来源于西方文化,来源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关于全人类解放的思想,是和基督教的救世精神,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献身精神,一脉相承。

  基督教认为欲望是人的原罪,但是基督教并不像佛教否定人的欲望,同时主张万物皆空,相反,基督教具有的原罪救赎文化使人积极有为,精神进取。

  马克思的与传统自私观念彻底决裂的思想,和基督教的原罪理论和博爱的普世价值有同归之处,但是马克思又具有崇拜生产力的物质思想,尽管这种物质崇拜是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占有的善的理念基础之上,但是任何对物质的无限崇拜,不仅是和基督教单一的精神价值取向背离,也最终和善的绝对精神追求产生对立。

  毛泽东思想取经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与人的传统自私观念彻底决裂的思想,毛泽东深深赞成,并且身体力行。

  这种绝对大公无私的价值观,如同宗教精神,只能来自于"天",这种脱离人间烟火的思想,只能是"天"将它放入人的心中,地上的人的利己物质世界,是不能经验性的推导出这种"天意"。

  中国文化也有"天"的精神,但是中国"天"的文化和世俗的物质追求是捆绑的,没有区别。

  老子、孔子是将"天"理解为不超脱物质的、没有绝对善恶价值的"道";"道"的价值是不偏不倚的中庸致和,"道"的运动规律是"反者道之动"。

  中国文化的"天、地、人"是一个如同血脉相连的大家庭。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孔子思想自比归为天命,又表示"无可无不可"的脚踏实地。孔子的天命立足于世俗,是孔子思想能够成为世俗政治思想理论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一样表现出世俗主义和非世俗主义的深刻矛盾。

  一方面反世俗主义的全面遏制个人自私自利的物质欲望,另一方面又世俗主义的"战天斗地"和"大跃进",发挥社会物质生产力的无限可能性。

  对人的自私心的根本否定,这是宗教世界的思想逻辑性、可能性,马克思作为思想理论家可以精神性的天马行空,自由的想象和崇拜,但是毛泽东用来大规模的政治实践,结果如同唐吉可德去同风车搏斗。

  马克思把大公无私和科技生产力的进步,逻辑的统一起来,毛泽东去实践这种精神和物质的统一,但是迄今为止的事实证明,不是大公无私精神更加能够发展生产力,而是人性的自私自利更加能够发展创造人类的物质文明。

  马克思理论的精神和物质没有实现统一,发生了悖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也是毛泽东思想重大挫折的根本原因,但这是前进中的曲折。

  这丝毫不妨碍在崇高精神的旗帜下,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继续跨着巨人的步伐历史的前进!

共和党国债危机博弈的预估

  我首先声明我对于共和党的情况没有系统的研究。一般来说,散户的信息都是很不完整很不系统的,只能根据蛛丝马迹做逻辑推断。本文也是如此。

  从已经掌握的数据看,5月16日美国政府债务已经突破14.28万亿上限。而且所谓停止发债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信息。债务钟在继续走,不知道这个数据跟真实数据究竟差距多大。也就是说,预估美国政府按照债务钟在打白条的话,继续以1500亿一个月的速率在借债。

  而财长已经做出了停发州市债和国债的决定,并且在5月16日开始冻结对一些基金债务付息。盖特纳撑到了8月2日将用尽这些手法,美国政府将停止或推迟军人津贴、社会保障和医疗补助、债务利息以及失业金的发放。

  在这个基础信息上,做推演:

  1. 民主党要把这些措施怪在共和党不愿意提高债务上限上。

  2. 民主党不愿意停发军人津贴等事情落在自己手里。

  3. 如果落在自己手里也要怪在共和党头上。

  共和党的策略,有三种可能:

  1. 在停发福利之前,同意提高上限,民主党解围。

  2. 在8月2日之前拖延不同意提高上限,到最后一刻突然同意。逼民主党稍微做一些停发福利的坏事。

  3. 即便到了8月2日也不同意,继续让民主党无钱可花,导致社会混乱。再收拾残局。

  第一种可能是不符合政党政治的。

  第二种是最可能的常规应手。

  第三种也不是不可能,属于胜负手。

  奥巴马是最怕第三种可能,这才是最近警告说违约将导致灾难。

  如果没有第三种可能,就不用这么警告了。

  预估共和党会采取第二种,但是还是要尽量在奥巴马任内挤压民主党票仓,就是还是要想办法逼使奥巴马担肩胛做坏事。奥巴马不做,共和党如果上台就要自己做。奥巴马不做,则民主党上台机会大。所以共和党必须要逼他。

  估计会采取短波段提升上限的办法。就是提一点走一程逼一程,再提一点走一程逼一程…


  如果奥巴马就是宁愿违约也不做坏事,那么这个就是民主党放出胜负手了。这个可能性不大。


  这种博弈过程中,还要看盖特纳的计算能力。如果一个地方算错失误,那就可能要发生意想不到的违约什么的,形成危机。

  估计共和党的措施:

  1. 总提升1万5千亿。

  2. 分季度发放。条件是奥巴马要实际操作一些预算减扣。

  3. 减预算必须符合共和党的想法。

欧元的传奇仍将继续

金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魏本华(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执行董事)
等数十位政商界要人和着名学者。

2010年3月1日,我到法兰克福参加货币金融官方论坛(OMFIF)和德国联邦银行(Bundesbank)联合举办的国际货币会议。戴维是会议的倡议者和主持者,他的幽默风趣给所有与会者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看得出,他对德国和欧洲理解非常深入,结交的朋友遍及欧洲政商学三界。会议结束之时,戴维送我一本他2009年出版的新书《欧元—新国际货币之政治历史》(中译本名称改为《欧元的故事》),并且告诉我,说经过外管局魏本华局长牵线搭桥,机械工业出版社准备出版《欧元的故事》中文版。

从法兰克福到北京的飞机上,我开始翻阅戴维的着作。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者,有关欧元的着作和文章确实读过不少,所以一开始不过是好整以暇地随便翻翻。只读了几段文字,我就被该书精彩的故事和生动的文字深深吸引,一口气读完全书,浮想联翩,意犹未尽。

《欧元的故事》不同于老生常谈的货币经济理论着作,它是一部大国博弈史,一部货币政治史,一部德法恩怨史,一部欧洲和解史。全书围绕德法两国几代政治家的欧元故事展开,精彩描写了欧洲各国政治家为欧洲经济重建、政治整合和单一货币所做的长期不懈努力。几代政治家分别是:战后第一代领袖德国的阿登纳和法国的戴高乐;第二代是德国的勃兰特和法国的蓬皮杜;第三代是德国的施密特和法国的德斯坦;第四代是德国的科尔和法国的密特朗;第五代是德国的施罗德和法国的希拉克;以及第六代德国的默克尔和法国的萨科奇。大卫认为六代领导人里,密特朗对欧元的创建贡献最巨。

戴维为《欧元的故事》所写的自序,非常恰当地刻画了该书的主要特色:"我努力从国际视野来审视欧元,而不是仅仅从一个英国人的角度来评判,我侧重透视推动欧元诞生的重大政治和历史事件,而不仅仅是描述纯粹的经济和金融事实,我努力抛弃那深奥难懂的经济学术语,以简洁生动的语言来阐释异常复杂的货币经济问题,以便让更多读者愉快地理解欧元的历程。"全书完全基于作者对欧元历史创造者和见证者的亲自采访和大量第一手的历史档案资料。这是最难得的、最可宝贵的,也是我最感兴趣的。

《欧元的故事》出版之时,恰逢欧元面临深刻危机。希腊债务危机爆发让欧元前景阴云密布,爱尔兰债务危机则让欧元雪上加霜。"欧元即将崩溃!""欧元区即将解体!"早就成为报刊杂志和电视媒体的头条新闻。戴维对欧元前景并不乐观,他自始至终强烈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可以说他是一个"欧元怀疑派"或"欧元反对派"。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后,戴维甚至建议欧元区要尽快设计欧元区退出机制。2010年我几次和戴维一起到欧洲参加国际金融货币会议。有一次德国朋友对我说:"我们都非常喜欢戴维,《欧元》一书确实精彩。不过我们完全不同意他对欧元的悲观看法和荒唐建议。"

无论如何,《欧元的故事》一书让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审视欧元的过去、展望欧元的未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估欧元诞生10年来的表现,如何正确诊断欧元区面临的内在困难,如何改革欧元区的制度设计,规划欧元的未来,不仅仅关乎欧元区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而且关乎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

自欧元诞生之日起,就有"唱好欧元派"和"唱衰欧元派"两派观点,长期相互战斗,至今尘埃未定。

唱衰派的主要论点是:(1)欧元压根儿就不应该产生。它没有任何经济基础,纯粹是一个政治工程,是政治家一意孤行的产物。欧元区并不满足蒙代尔意义上的"最优货币区"条件。(2)欧元区没有任何退出和惩罚机制。好些国家对加入欧元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加入欧元就迟到了免费午餐。于是放弃了原本应该进行的结构性改革,财政约束大大放松。酿成今天的主权债务危机和欧元危机。(3)欧元启动之后,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各国自行其是,欧盟没有权威,协调不了各国财政经济政策。遇到希腊债务危机,各国相互观望拖延,危机愈演愈烈。

唱好派的主要论点是:(1)欧元从一开始就是巨大成功,它一启动就是世界第二大重要货币。没有欧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欧洲各国的冲击肯定更加严重。欧元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稳定力量。全世界都因此受益。(2)欧元诞生之后,欧元区各国贸易经济整合程度大幅度提升,从而有效促进了欧元区内部的产业分工和升级,加速了贸易、资本和人员流动。货币整合确实有助于经济金融整合。(3)欧元诞生大大提升了欧元区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譬如2006年美国财长鲍尔森上任伊始,就大声疾呼美国加快金融改革,以应对欧元区金融市场的竞争,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欧元区资本市场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单一货币欧元是主要推动力量。

当然,评价一个货币是否成功,应该有一些客观标准,不能依靠主观判断。关于欧元,有两个基本问题至今没有非常清楚的答案:第一、欧元诞生至今10余年来,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有没有客观的具体数据和指标来评估欧元10余年的表现?只有清楚回答这个问题,辩论其他问题才有一个正确基点。第二、希腊债务危机、爱尔兰债务危机或总体而言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欧元危机吗?二者可以简单划等号吗?事实上许多人都将二者混为一谈。这是一个需要彻底澄清的问题。我以为戴维《欧元的故事》一书也没有清楚回答这两个问题。

上述两个问题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实际价值。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致力于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也有人提出亚洲区域货币或亚洲单一货币设想。我们其实都非常希望知道,欧元模式哪些方面可以借鉴。如果客观数据证明欧元不成功,或者从经济上看一无是处,那么很多人对于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就要深表怀疑,或者区域货币合作根本就没有必要。

2010年7月9-10日,"欧元之父"蒙代尔邀请世界各国的国际经济学者和许多政治家,参加他那举世知名的"国际货币圆桌会议",会议地点是意大利北部美丽小城西耶那北边的蒙代尔城堡,主题是欧债危机和欧元前景。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见证了"唱衰派"和"唱好派"如何激烈争吵,那火药味和情绪化十足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那次会议上,唱衰派的首领是捷克现任总统Vaclav Klaus。7月9日下午会议上,Klaus毫不客气,单刀直入,以四方面指标证明欧元完全不成功。(1)欧元诞生之后10年,是欧元区经济增长表现最差的10年,平均年增速不到2%。二战之后,欧元区经济平均年增速从来没有低于4%。有人说2001-2006年是二战之后全球经济最美好的5年,欧元区却完全不是。(2)财政状况极度恶化。欧元诞生之后,欧元区没有那个国家的财政指标严格遵守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债务总额与GDP之比,都突破了3%和60%的两条红线,连德国也不例外。(3)欧元区整体竞争力下降。有数据表明,欧元诞生10年来,欧元区整体经济竞争力削弱幅度高达28%,这是惊人的事实,表明欧元单一货币对竞争活力和创新动力都有制约。(4)欧元并非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器。欧元诞生后最初几年,全球经济总体向好,欧元表现不错。一遇到200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立刻就风雨飘摇,各种问题都暴露出来。毫无疑问,希腊债务危机就是欧元的危机。

"唱好派"的首领就坐在Klaus右手边,他是法国前财长Edmond Alphandery。此公曾经为欧元区创立立下过汗马功劳,怎能容忍他人如此贬低欧元!?没有等Vaclav Klaus把话说完,他就开始大声反驳:(1)10年来,欧元区经济增
长表现没有您说的那么差。欧元诞生后各国经济增长强劲。只是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好些国家出现负增长,才将整体平均增速拉下来。金融危机导致负增长,也并非欧元区独有的现象,美、日都是负增长。(2)欧元诞生之前,许多国家财政政策约束更差,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例很高。欧元诞生后有了约束机制,各国财政状况总体得到改善,不是恶化。(3)说欧元区经济竞争力大幅度下降不符合事实,相关数据并不令人信服。事实上,欧元区经济依然充满活力,德国和法国经济尤其如此。譬如人均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的数额,欧元区很高,甚至是全球最高。这就很能说明问题。(4)希腊债务危机并不等同于欧元危机。历史上许多国家都出现过债务危机,他们的货币并没有崩溃。我们怎么能够将希腊债务危机与欧元危机简单画等号呢?主权债务危机绝不意味着欧元危机。相反,一个货币是否成功,有一个关键指标,那就是它被接受、被使用、被交易和流通的范围。欧元诞生10年来,它的流通范围和流通量迅速上升,周边国家和世界许多国家都使用欧元作为重要国际储备货币。我想捷克也不例外吧(他望着捷克总统说)!金融危机以来,欧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并没有削弱。怎么能说欧元对美元汇率下降就是危机?这不过是市场的过度反应,包括过度的投机炒作。

会议上,蒙代尔也几次反问Vaclav Klaus:譬如美国加州或纽约州出现债务危机或财政危机,我们能够说那就是美元危机吗?(对于经济学子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简单)。Vaclav Klaus表情严肃,沉默许久,崩出一句话:反正捷克不打算加入
欧元区,至少现在不会!

无法否认,欧债危机让许多人对欧元产生怀疑,欧元区周边国家加入欧元区的热情也有减退。然而,正如戴维书中所说:欧元毕竟只有10年历史。以往10年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未来就一定成功;过去10年的失误也不意味着未来就一定失败。

《欧元的故事》一书讲述了过去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欧元传奇,读者不仅可以深切感受到欧元创建漫漫征途上的风风雨雨,而且可以深入理解欧元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和未来出路。历史往往比理论和逻辑更有启发性和说服力。读完此书,我更加坚信欧元传奇必将继续下去。

美国的失算:拉登不死或许是件好事

  拉登被美军突击队打死;这是反恐的大事;

  但是根据这几天综合情况看:美国人打死拉登不如留着拉登或许更有利;这次老美自己失算;

  1、拉登必须死而且死无葬身之地:

  从现在情况可以确定,拉登必须死,如果活着比较难办;比如抓活口送上法庭之说几乎是不成立的;这倒不是说害怕基地组织去抢人,比如出现了绑架了高官,或者我哪有核弹,不放人就按钮了的事情。

  西方民主世界是无法承受这个压力的;所以,拉登只有死;而且必须死无葬身之地;埋在哪都不合适,这等于是恐怖活动的圣地和招魂处了;

  所以美国人最后给扔大海里;也许真是因为哪也不敢要或者说哪也不能给;

  2、拉登之死对美国来说是个政治资本,而并非所谓的正义胜利;

  奥巴马宣布拉登之死,小布什也赶紧发表声明,美国因此爱国主义泛滥;民众的思想是纯朴的,但对于政客来说,明年大选的时候,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都会把打死拉登视为自己的光辉业绩了,并在此上面大做文章;

  3、拉登之死使恐怕活动可能更加的猖獗;

  中国有句古话,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换句话说,一个山上有一个老虎,一群猴子是不敢造次,不敢太惹事生非,因为老虎能管的住他们;

  结果老虎不在了,想称大王的猴子可是不只一个两个;

  拉登之死对恐怖活动影响用这个比喻是比较恰当的;拉登死了,反而追随的人有明显增多的趋势;

  从最近几年,基地组织并不活跃,我分析拉登实际上是反思和思考过去的方式是否合适;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不怎么活跃,反zf的塔利班还不能算基地成员;

  虽然拉登还是支持反抗西方的游击活动,但直接参与组织的似乎不多;这个符合拉登的特点,富有,受过教育,年纪大了,采用激烈的手段是否合适,我觉得拉登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

  4、拉登不死,美国花费可能会少一些:

  拉登死了,等于美国自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这绝对不是好办法;拉登死后,美国以及世界各地提高了反恐级别;

  拉登不死,对于从事反美的力量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美国是掌握了基本规律的;

  但是拉登死了,这下等于只有一只老虎的大山里突然出现了敢立大王旗的无数猴子,你再从头去研究各个猴子?

  拉登一死,实际过去数年的反恐资源有可能全部作废重来;

  恐怖活动陷入一种更无规律更无道德约束的境地,这对西方世界来说是灾难,世界秩序或许重构;

  5、打死拉登,怨怨相报何时了?

  西方人的报复心态很严重,打死拉登对他们来说视为胜利,但是穆斯林兄弟更是天下一家;

  阿富汗监狱一次逃跑400多人,这说明了什么?不仅仅是看守疏忽的问题吧;

  而是这些兄弟都是被西方人抓到的,为什么不把他们都放了?!

  拉登之死各方又紧急的瞥清自己,这说明什么?难道不是害怕报复吗?凤凰网又曝光说拉登是被基地的二号人物出卖的;

  这一看就是谣言;企图转移视线的办法;

  美国参与的突击队员不敢露面,照片不公布葬礼不公布;为什么?

  我觉得美国公布葬礼仪式或许能扭转一些对美国的不良印象;

  思来想去,拉登不死或许是件好事;可如今好事变坏事了。

政府只需做好该做的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促进和谐等方面的作用。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按照总体稳健、调节有度、结构优化的要求,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更好服务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财政、货币双政策由过去两年来的"积极与适度宽松"搭配变为"积极稳健"相配。

  我认为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必须是稳健,不宜经常调整,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长期来说是没有意义,只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可以说,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积极地财政政策是地方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宽松财政政策有时能够起缓解经济危机的作用,纯粹是撞运气的结果,经济的波动主要是贫富不均引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宽松财政政策有时客观上会起到均贫富的作用。但是我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不但不能缩小贫富差距,反而扩大贫富差距,何况有更加合理政策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共赢经济学理论科学界定市场与政府的分工边界:在初次分配领域,只需政府做好反垄断、管制负外部性、公众性企业(国有或上市企业)所有者缺位等三件事,在二次分配领域,政府只需将财政资金根据民生和公共需求按平均主义原则分配给受益人,其他的交给市场会更有效率。具体说来,政府直接行政管理负外部性包括环境污染、产品安全、生产安全等。民生和公共需求包括教育、养老、医疗、保障性住房、公交、殡葬、出租车、自来水等,政府只是平均提供资金,通过机制创新让市场去做。政府只需要管制公众性企业(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治理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不是直接干预经营管理,只通过公司治理制度设计干预。只要政府做好这些分内的事,其他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促进和谐等工作市场就会自动非常出色完成任务。

  我们政府现在问题是该做的没有做好,不该做的抢着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政府在质检、安监、环保等外部性管理缺位导致了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此起彼伏的生产安全事故,一场场的生态环境灾难。在不该做事情上胡乱插手导致了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无限膨胀的政府机构,一个又一个的鼓励浪费制造腐败的经济政策。政府在宏观政策方面朝三暮四,成为股市中内幕交易的推手,宏观经济政策的频繁调整往往就成为了一些官员寻租的机会。

  为什么中国政府总是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抢着做呢?

  凯恩斯主义对决策者的误导有很大的关系。凯恩斯主义那个骗子理论把经济发展目的异化为经济增长(GDP)、扩大就业、控制物价。实际上经济增长(GDP)、扩大就业、控制物价与人民群众过得是否幸福一点关系都没有。首先GDP与老百姓幸福没有直接关系,人民物质生活是否丰富不在于GDP的多少,而在于财富的积累。正是把GDP等同于人民物质生活丰富,导致一些伪经济学家发出这样奇谈怪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可以提高中国的GDP,日本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可以让日本走出经济衰退。这些观点在中国官员还很有市场,因为这些观点支持他们在浪费中腐败,腐败中浪费。有些官员真的恬不知耻,他们浪费国家财政资金大吃大喝,还美其名曰:拉动内需。其次扩大就业与人民幸福也没有任何关系,应该说工作时间越少,收入越高才会越幸福,不然中国共产党怎么会在革命时期领导工人罢工,要求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资标准呢?提高民众收入才是正道,扩大就业只不过是最不能让民众幸福增加收入手段。最后控制物价与人民幸福也没有关系,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物价控制的很好,但是人民物质生活资料异常短缺。物价就是货币流通量与商品总量的一个比值,控制物价本质就是让劳动人民承担货币发行过量的成本,特别是让农民承担成本,鼓励让有钱人浪费。

  因此,我们的政府决策者必须抛弃凯恩斯主义那个骗子理论,遵循共赢经济学理论的政府市场分工边界,做好政府该做的事,不要越俎代庖,做自己不该做的事。

国家的权力

  国家权力的配置必须符合自然存在的基本原则,符合大多数国民的政治意愿,而不是用少数人的意识来取代国民的意识。国家意识应该是国民意识的集合,反过来把国家部分利益团体的意识强加成国家意识的结果,就是国民的政治意识被国家忽视而处于沉默状态。其结果就是国家的决大多数政治和经济的利益被少数人占有的同时,国民的话语权也被国家的意识规范。任何国家和社会反应出来的一切社会存在,都是社会本身内部各个不同部分在约束和支撑的作用下彼此相互适应的结果。国民的政治盲心理不是国民天生的,而是一定的政治体制下的产物。

  国家权力是国家意识的一种体现,什么样的国家意识就体现出了什么样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的配置和确定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存在,不是国家意识决定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是国家权利配置的方式决定了国家的实际存在的特性;决定了这个国家是为谁而存在和服务以及国家运作的理念。

  任何国家的权利都存在着国家权力的贯彻力度,皇权至上的思想必须在多数国民认可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只有各层级官员口中的赞词只是一种口是心非应付国家权威的现象,或是利用国家的权威来实现少数人的利益的手段。一切权利只能在权利之间的运用过程中磨损和发挥作用;权利的磨损只能是至上而下不可能出现至下而上。国家需要的是权力的执行,而各层级的官员则需要的最大的满足原生态心理,这就是权力之间的磨损的动因。

  一个国家国民真正的政治权利只有一点,那就是在国家符合民意的法律下监督一切权力的运作过程和对一切违背法律的各级官员或国家公职人员的弹劾诉求;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国家的运作过程的一切正常秩序,以及保证国家权力在执行力度上的贯彻。

  一切国家不管以什么方式愚弄国民的政治利益的结果,都是以国家利益的损失和国家权力的磨损为代价。除了在国家出于战争或是紧急情况下高度的集中权力外,都必须努力的依靠国民来维护自己权利的威严和国家的利益。任何忽视国民政治意识的存在,都是为各层级权力增加抵触国家权力的机会。直接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以及各种社会乱象的产生,官员的贪腐行为在他们的原生态心理的驱使下和国民的政治盲心态过程中得以实现。国家永远都必须记住,一个国家具体的国民永远都处于没有决定权的地位上,他们的最大能量只是通过国家的法律许可下和官员忽视的利益空间里寻一个生存的小天地。他们永远也不会去撼动国家权威。因为,动摇国家的权威的第一要素必须具有权力!

  一

  无论在什么社会或制度下的社会存在,他们都是一种在自然原则下适应各种变化条件形成的社会现实,都是自然演变规律和发展过程里的适应性变化。这就是,任何社会问题的存在都是对应于一定的社会形态,这就是科学,否则,就是唯心论的思想。瘦肉精、三鹿奶粉、等等都是在社会失去监管的过程下自然和科学的衍生现象,而不是某些人DNA里的某些碱基对排列的结果。一切生物存在的原则都是围绕它们的源本心理展开,人类脱胎于动物并不意味着人类彻底的脱离了生物成为神了,在我们的生理和意识里80%以上都是生物基本生存的需要,真正决定人类意识活动的不足20%;正是这20%的东西支撑着我们人类文明和社会的进步。

  正确与否,好与坏都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认识的,而不是客观意义上的存在。这就是自然本无好和坏的区别,而是人类自己的利益决定了人类认识自然地价值观;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都是为了适应自己存在的环境。人类社会的生存国家管理的思想同样也是在这种自然原则下的存在物。国家本着国家利益协调国家机器内的各个部门和国民之间的制约关系来满足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一个没有有效约束机制下的任何政治制度,国家的意识都是为了谁获得权利谁就是利益的最大获得者,而所有的权力者都是依仗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尽可能的满足自己的原生态心理需要。这种权力的分配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不是国民意识真正认可的,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就是一种封权观念,国家的权力肢解后变成了个人或是少数利益群体的势力支撑。

  国家的任何先进的管理思想都必须把政治的决定权放在全体国民身上,国家机器内的所有组成之间都必须在最简的情况下,彼此的约束和支撑形成国家内部各种政治活动体现全体国民的意识。任何以任何形式操纵国民政治意识的行为都是对国民政治权利的侵犯,都是一种对国家存在的犯罪。这种操纵国民政治意识的行为最终的结果都是以社会正常秩序的扰乱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形成为最终结果。

  房地产问题、瘦弱精猪肉、公路乱收乱罚、学术造假、思维造假以及各种社会的贪腐现象等等,等等。国家的各种禁令好像失去了他应有的作用,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地方的各种权势关系网的面前被完全的磨损;地方的权力在他们钩织的权势关系网里得以充分的放大来对国家的软抵抗。中国的历朝历代不都是这样忽视了国民意识后,权力之间的摩擦最后集中到了磨损国家的权威。国家提出的各种自律行为都是一种无赖之举和完全违背科学发展观的思维,对于社会存在同国民意识的差距永远都在不断的扩大和蔓延。国民沉默的最终结果就是国家对立能量的逐渐聚积,像火山一样能量的聚积不会自行消融,只有通过唯一方式爆发出来。

  任何国家都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意识或是手段高度的集中国家的有效权力,这是一个国家各种建设的需要,分配后的权利如果失去了有效的监管这就会导致国家力量的肢解和国家力量的私有化,以及各种势力群体依附政治权威"占山为王",在表面上拥护国家的掩护下通过国家的势力来实现自己的原生态心理的满足。

  强化国家的有效权力这是每一个国家存在的义务,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国家和组织国家从事各种有利益国家和国民的事业。任何政治制度下的国家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强化国家的有效权力来抵抗各种势力对国家利益的侵害。所有只重视国家利益而忽视国民利益的国家损失的都是他们的政治基础和政治实力的软化,最后导致国家权力的磨损。只有国民的政治热情才能阻止国家内部的各种有碍于国家存在的力量。权力集中的结果就是权力的孤立!以国家最高的权力对付豢养的各种看似微弱的狼权的结果都是以国家的妥协而终,或是在社会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干预国家的经济活动和国民的正常生存条件下的一种平衡态。

  社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自生的,而是对应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同社会存在表现出互相适应的存在结果。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不一定是国家和国民需要的,甚至这些合理的都是国家的敌对分子。贪腐是危机国家存在的大患,但是,所有的贪腐行为都是对一定社会存在的适应,和社会存在的必然结果;之所以国民痛恨这些贪腐行为是因为他们干扰了国家的存在和国家的建设;扰乱了国家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秩序。而社会本身并没有价值观的存在,这一切都是人类主体上发展出来的认识标准。

  国家就是以维护人类的认识标准为目的,而不是以自然的存在规则来忽视人类的生存利益。这就是政治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在这些区别的基础上建立以人为本的生存意识。另外,人类又必须在自然原则的基础上来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遏制人类的原生态心理需要的肆虐,这就是国家权力强化的目的。

  二

  任何通过武装力量来强化国家的力量或能力,他们都是一些国家处于极端情况下的思考,通过国家的武装力量或是其他的手段来控制或是强化国家的一切权利,这样的国家民主是一种上层意识下的举手民主。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国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父母官们在为谁工作。这种失去全体国民监督的各层级政府,自然在漆着美丽外衣的黑箱中为了自己和小团体的原生态心理需要蒙骗国家和盘剥国民,形成自己的权势关系网来侵蚀国家机器。在权势关系网盛行的国家里,国家的权力在这些关系网下被磨损和削弱;相反,各层级的地方权力在这些关系网的支撑下逐渐的放大。

  任何武装力量都是源自于这个国家国民组织起来维护国家利益的团体,国民的社会意识同样会渗入到各层级的武装力量。任何国家的武装力量的思想意识都是这个国家国民思想意识基础上的存在。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的思想意识是引进的!更新一个国家国民的思想意识才能更加有力的提高这个民族的素质;而更新这个民族的思想意识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任何政治上沉默的国民都是积怨和对国家意识对立的蓄积。

  国家的政府以为了管理的方便和下属的听话为由来安排人选的过程,其目的在客观上都是侵犯国民神圣的政治权利,以上一级的意愿来安排下一级国家的各级官员能最大限度的使上级满意,其结果就是全体国民的政治沉默。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相互之间彼此的忽悠,甚至,全体国民也一同忽悠国家的存在。

  高度的集中从表面上看好像国家的权力集中到了某种政治势力的手中,却不知这种集中的后果就是阻断了国民对国家事务监督;完全依靠自己监管自己的做法是彻底的违背了科学发展观,违背自然最基本的存在规则的。国家只有不折不扣的调动全体国民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中,给予直接通过国民自己的方式在国家法律的规定下,有权罢免一切不尽职的官员以及国家的公职人员。国民通过国家的法律来直接听取各个参选人的执政理念来决定自己的选举结果。只有这样国家权力才可能有效的保值和国家权力的真正集中。

  国家是无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来监管自己庞大和众多的基层政府,如果,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违背了国家的意志,国家也只能在一片赞扬的颂歌中显出了自己的无赖。任何没有真正看到国民在国家政治活动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真正的依靠国民的意志来建立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国家,都会陷入国家管理意识的孤立和各种思想意识的造假之中,陷入国家内部的一片颂扬声和各种社会问题中,陷入基层权力对国家权力表面上的绝对服从和背地里对国家权力的抵触和消磨过程之中。

  国家高度的集中各种管理权的后果,就是按照国家的意志画一个圈让国民被动参政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国家行为的政治造假,这是中国所有造假心理的根源。客观上,为各级基层政府滥用权利奠定了基础。从现象上来看权力被绝对的控制在党的手里的同时也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权力分配过程中将要产生的问题,上一级说了算的潜意识深深的印在了国民的心理。自然人性的基点在特殊的条件下就会发酵形成一种可以对抗一切的力量,这就是权势关系网产生的土壤。这种土壤不是什么社会的产物,而是所有失去有效监督的国家或是社会自然滋生的结果;这种结果就是对抗国家权力和法规的潜在力量。

  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公路乱收费乱罚款,房地产存在的问题,蔬菜销售中存在的问题等等,那一庄是按照国家法规或是建议做的,都是地方权力忽视中央权力和基层公职人员的不作为的后果。在这个国家应该清楚的意识到:所有问题的产生都是直接同国家的权力运行直接相关,而并非完全是那些问题的直接参与者。在当今的学界和各种舆论界对中国的社会存在和经济问题的研究,一般都是集中在如何调整,如何建立监管机制和如何提高国民的素质等等,绝大多数都是站在自己的所学专业上狭隘看待我们整个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少从更广阔的角度,从国家权利的配置过程里形成的问题来认识国家的各种建设过程中违规造假现象,国家管理过程中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和国家权力在执行过程中磨损的原由。

  其实,我们每天在报纸期刊上看到的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是国家管理思想保守和被动衍生出来的社会存在。我们就经济研讨经济,就社会研讨社会的学风,或是在某一个专家狭隘思想的限定中来思考国家问题都是盲人摸象。归根结底,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都应该站在政治学的基础上来认识。我们培养的各种类型的人才都在国家的这种管理模式下休眠,政治学不知在研究什么?有人提出要办世界一流的大学,怎么办在这种学术领域处于完全休眠状态下的国家里,最多只能培养出大量的文凭和竞选官员的后备人选,以及拿着文凭通过自己的各种关系网考入国家的公务员,最终完成了人生的最高理想成为了中国式的贵族阶级。

  三

  集中权力的思想在国家处于混乱和一些特殊时期具有特殊和积极的意义,中国革命时期特别是井冈山时期这种思想为中国的革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当下国家处于和平时期的建设高潮过程中,这种思维只能造就大量的权势关系网和各种利用手中权力来满足个人的原生态心理的人群危及国家的存在和打折国家的权力。管理是一个循环,支撑和约束的循环,谁约束谁,谁支撑谁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学不可避免的一个国家管理的政治理论问题。

  管理的循环必须是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循环。国家的一切管理的终极都是国民,国民只能用政治麻痹来应付国家,国家在一片国民的呼声里滋生了危害国家利益的权势关系网,国民失去了对国家的信任对一切都采取了听之任之的社会心理;这就是我国国民政治盲心态的动因,他们是一定的社会存在下的产物,而不是这个民族天生的特质。

  巩固国家的权力只能利用国民的政治热情和积极主动的政治心态;让国民的权力渗入切身政府的一切管理过程之中。国家的权力才能真正有效的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否则,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国家的权力就会在国家的管理过程中被基层权力的忽悠而磨损,就会一层一层的分解变化成了为少数人利用的财源手段。国家的权力最后被层层磨损分解成了私人的权力。这就是国家意志的高度集中而忽视了国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权利,而国民的政治权力只会真正的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的安全,这是国民生存利益的大前提。

  国家的管理思维应该是国家构成过程中形成的组织形式,如果,一个国家的管理思维被某种高于国家存在的东西左右,这种管理思维就会背离国家存在和发展。国家的管理理念就成了某个党派或是某种团体中的少数人理念的结果,在国家内部的所有存在的机构之间的支撑和约束就会背离国民的意愿,国家的管理体系就会处于严重的不作为之中。国家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抵触国家的因素就会不断的出现和翻新。

  国家的存在如同自然中所有的存在物一样都是处于一种彼此的约束和支撑的过程中发展,特别是国家存在的内部构成部分之间的存在关系更是如此,国家的行政管理过程是决定国家存在形态的重要原因,国家存在的所有内部矛盾和社会问题及社会病都是国家行为的结果。不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国家的存在,而是国家的存在决定国家的政治制度;这就是国家的传统文化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造就了国家的政治意识。

  四

  对于政府层级较多的国家,国家为了巩固国家的最高权力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集权思想的结果都是以减弱国家的实际管理权的能量为最终目的。特别是国家内部至上而下的权力机制和国民完全处于政治盲的情况下,给予权势关系网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权力越是集中的结果就是基层权利的不断放大和中央权力的逐渐减弱。

  中国的问题不是一党制的原因,而是党政不分和国家管理思想的保守和落后,以及国家依赖于上一级的思想意识来选择下级,以上一级的思想意识替代国民的思想意识的过程中只能用人情关系网建立国家管理体制,在国家经济改革的新思想下国家行政管理的滞后和国民的政治盲心态下形成的权势关系网腐蚀着国家的所有层面,国家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束手无策和被动的被权势关系网愚弄。国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政治活动被忽悠,民主生活被忽视的条件下失去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和社会的正义感。在这样的社会局势下国家只能依靠国民的政治热情来重建国家的管理机制。

  把权力给予任何人,只要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他们就会肆无忌惮的滥用权力,通过权力者来监督自己权力的最终结果,就是权利的交易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形成彼此互相保护或获利的权势关系网。没有任何社会或是生物的种群内部通过自律来维持一种所有个体共同获利的基因,都是在对立的基础上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自己原生态心理需要的矛盾过程中形成一种共生的动态平衡。在人类社会中被管理者如果只能被管理,那么,管理者就会最大努力的欺诈和盘剥他们的管理对象,就像管束他们饲养的牛马一样。只有通过被管理者监督管理者才能有效的约束管理者的权力滥用;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具有最终解释权,这不是愚弄大众吗?只有所有游戏规则的解释权依法归使用者,制定规则的人才可能认真的思考游戏规则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制定后的游戏规则才可能趋向科学和合理。国家也如此······。

  邓小平的一国多种社会制度,实际上就是政治制度,在这种思想下提出中国特有的一国多种选举制度来改革我们过去的国家管理。执政党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力量,具有国家的最高权力,但是执政党不具有国家的执行权力。国家的最高权力直接任命国家的最高执行权及大法官和人大委员长来具体的管理国家。所有层级政府的官员的权力必须在完全依照国民的意愿,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确定国家的基层官员;各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必须视管辖政府第一官员为第一责任人。这就是把国家的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置身于国民的视野之中;迫使所有的基层官员把工作的重心放到民众的生存活动过程里。通过国民的政治觉醒来强化国家的存在或国家权力在执行过程中被折扣的可能。

  国家各种发展的第一障碍就是国民的政治盲心态和压在政府身上大山—权势关系网。推翻这座大山首先必须解放国民的思想意识和观念,促使国民主动积极的参与国家的各种政治活动,在法律的精神下促使国家上层建筑的思维意识同国民意识的共识。统一国家的存在形式,含接现有国家存在的各种政治体制。香港、澳门、台湾的各种政治体制和我们政治改革的体制的融合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这就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课题,解放思想从我做起,几十年后一头亚洲的雄狮将会苏醒起来成为平衡世界政治势力的力量!

  五

  在政治上没有国民的存在,国家就会存在于权势关系网上,这种关系网将会成为国家存在的精神支柱而超越与国家的法律。在没有国民真正的政治参与权的国家里,他的政府在国家管理意识中在孤立和少数人意识下的国家决策思想,国家将永远也不可能通过光杆政治来强化自己的最高权力,他们都将会在国家的管理过程中被各级权力或权势关系网磨损。强化国家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国民的政治利益的强化和不被各级官员侵占。没有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意识的国民的国家就不可能成为强大的国家。

方冷酷与“冷酷实证”的逻辑反动

  ——关于"死逻辑"及学者的痞子化

  向来标榜自己无立场的方冷酷先生一直在热炒他的"冷酷实证"逻辑,本来这也无可厚非。但他挥舞着这把"逻辑冷刀"跨洋指点国内学界,把矛头对准了社会主义宪政学派和稳健改革学派学者,更何况其忽悠的技能也越来越炉火纯青,有了斯文汗等一批粉丝甘为其擂鼓助威,蛊惑力大增,这就容不得我再沉默下去了。

  我是在2010年7月才开始注意到方冷酷的逻辑反动问题的。他在《谁得了"法治空想症"?》中通过洋洋洒洒而看似周密的逻辑雄辩地得出了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

  许多反对把中国"西方民主化"的人,主张把中国"西方法治化"。殊不知,"法治空想症"与"民主空想症"是同一个病症,即"食洋不化症"。"食洋不化"不是不懂西方,而是中国人自己不懂中国甚于不懂西方。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自问:在中西"规则观"的天大差异面前,都有谁得了"法治空想症"?都有谁觉得把"中国人"变成"西方人"容易?

  众所周知,早在1997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上全国党代会就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列为了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现阶段任务与奋斗目标,并使其成为了执政党的执政纲领,这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步。可是,方冷酷居然敢于公开叫板和质疑执政党的执政纲领以及社会进步之共识,给民主和法治都贴上了"空想"的标签,究竟是何方神圣?一查,原来是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民主的最大敌人是民主化"、"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新共和制"、"腐败的中国人"、"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产权国家论"及《中国热》作者(据选举治理网方绍伟专栏之自我简介)。我似有所悟,原来远在美国,可以不受国内政治所影响。虽然认为其逻辑荒谬而反动,但以为那也就是海外独立学者的标新立异之论罢了。

  为什么说方冷酷的逻辑荒谬而反动?方冷酷首先冷酷而实证地认定中国人从国民性上就是腐败的,这样的国民性、这样的人性就决定了在这一人种里实行任何民主或法治都必然是"空想"。他总是表白自己不反对也不支持在价值上追求民主、法治,他只在乎告诉更多的人以"冷酷的事实和真相"——中国人性就决定了民主、法治的价值目标都不可能实现,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为那些虚无缥缈的绝对不可能在中国人里实现的东西而做出徒劳的努力甚至牺牲。这样的文章的实际效果就是,让那些民主法治信念不够坚定的年轻人放弃理想、丢掉信仰,去追求可以实证的利益与权力。如果中国人都能这样子,那就不会再有什么民主与反民主、法治与反法治、宪政与反宪政等之类的政治争端了,大家都只认利益和权力,为了利益和权力,可以没有立场,没有信仰(规范冲动),没有人格,唯利(权)是图,给奶就是娘。而恰恰这样的人最容易统治,也最容易变为奴才。因为他们没有灵魂,没有信仰。对于专制者而言,灵魂和信仰都是最难搞定的东西,而只要你肯认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权力就好办多了,一点点饵食加一些调教的手段就足以让雄狮甘做宠物了。

  秋风先生实在看不下去,就出面批评了方冷酷。正如方冷酷自己所说:"秋风(姚中秋)先生前不久在自己的博客里发了一篇题为《相信人性,相信民主》的文章,批评我的《希腊拉开'民主公地悲剧'的序幕》一文。"但方冷酷根本不把宪政学者秋风先生当回事,不仅不反躬自省,而且还写了一篇反批评文章《秋风的"人性幻想"与"民主乌托邦"》,并得出这样的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许多秋风认为"明摆着的"其实都是错的,自由主义的"真理在握"般的"规范冲动"经常是自欺欺人。不脱离天真就不可能抛弃"人性幻想",不告别"规范冲动"就无法摆脱"民主乌托邦"。自由主义"无视一切可能动摇其信念或麻痹其改变事物的愿望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每天都生活在中国的现实里的人,却反而像是每天都生活在书本的理想里。中国的意识形态的确令人压抑,但"多党民主"却只是乌托邦。

  我再次强调,我不支持"一党立宪",也不反对"多党民主",我只认为"多党民主"在中国实现不了。

  多党民主是西方文化的毒品,一般人追求政治自由是一种本能,但如果严肃的学者也看不到自由的外部性,他们就必然走上一条被浅薄和轻浮所奴役的道路。

  此后,就不断见到他挥舞着"逻辑"冷兵器一路征伐,先是批评提出"选举设计论"的赵心树先生,赵先生反批评之后(赵心树:《怎样算够民主并回复方绍伟——答方绍伟并谈"草人谬误"与"断言论证"》),方冷酷立即写了一篇再批评文章《就"不够民主"回应赵心树》,其中指出:

  赵先生的"选举设计论"之所以强化了"不够民主"的神话,原因就在于"选举设计论"本质上是一种由"概率论"伪装起来的"技术决定论"。技术确实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技术的背后决定着技术的采用和运作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而这些"规则"的逻辑是利益集团的"分配优势",不是什么平等、民主、公正、和谐,除非利益集团的"分配优势"与这些美好的愿望发生巧合。

  在我看来,"技术决定论"当然是有局限性的,但在技术的背后难道就只有利益集团的可实证的利益吗?难道平等、民主、公正、和谐等等之类的价值规范毫无影响力吗?方冷酷过于自负地迷信基于冷酷实证的利益集团之"分配优势",而根本无视价值规范的重要地位与引领作用,无视人类对社会理想秩序的不懈追求之努力,无视公民启蒙与觉醒的正义要求与社会进步力量的道德感召力量。在方冷酷看来,"真理在握"屁都不顶,只有掌握"分配优势"从而"利益在握"才能纵横天下而为所欲为。

  方冷酷的自我感觉似乎越来越好,此后对稳健改革学派或自由主义学者"大开杀戒"。一会儿批张五常(《张五常的"贪污下降论"错在哪里?》),一会儿又批秦晖(《秦晖与骗人的"坏政府日子好过论"》和《秦晖的"文化无高下"错在哪?》),一路批到茅于轼(《方绍伟对话茅于轼:卡扎菲真的该死吗?》和《茅于轼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错在哪?》)。后来一看,底气虚弱的自由主义之花已经错过了花季难成气候,暂时失去了批判的价值,而社会主义宪政学派和稳健改革学派的声音渐次宏亮,构成了对于没有信仰、无所谓"主义"、坚决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最大威胁,于是,社会主义宪政学派和稳健改革学派就成了方冷酷新一轮的攻击目标。先是攻击蔡定剑先生的亲密战友——王占阳先生(《党的领导不等于社会主义吗?》和《党的领导、王占阳的冲动与中国的悲哀》),而王先生的立论所存在的政治敏感与政治修辞问题由此凸显出来,从而陷他于艰难的境地,这或许也正是方冷酷借以打击和削弱国内宪政派学者影响力的居心所在。紧接着,方冷酷又把攻击矛头对准了我这个学界小卒,写了一篇《空想的"宪政社会主义"如是说》,意在狙击社会主义宪政改革的进步要求,分化瓦解国内宪政派学人。看到这个题目,我并不感到意外。一个提出"法治空想症"与"民主空想症"的学者,自然会继续提出"幸福空想症""宪政空想症"的命题。在他看来,除了利益和权力之外,其他的都是空想。这还不够,这位厉害角色的方冷酷先生感觉还不过瘾,又瞄上了主张和呼吁做好国家制度建设的郑永年先生,写了一篇《郑永年与"优质民主"的荒谬》(在我看来,新加坡并非中国效仿的样板,也难以算得上是"优质民主",但我们远不如新加坡政治开明,新加坡的确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并捎带着点名批评了中国民主理论与公民社会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俞可平教授(方冷酷讥嘲俞可平教授关于"民主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的学术思想,再次表现了他的玩世不恭与轻浮)。在这一轮攻击中,方冷酷所运用的斗争策略有所变化,只要能分化、瓦解现实的宪政民主力量,最大程度地孤立社会主义宪政学派和稳健改革学派,就可以不择手段,甚至说一些前矛后盾、让人脑筋转不过弯的昏话,以蛊惑像斯文汗那样的铁杆粉丝。例如,方冷酷一贯批判"多党民主",可是现在却居然认为民主应该全部包括"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四大方面,否则就不算是民主。这个策略手段狠得很,可谓一箭双雕。对于社会主义宪政学派和稳健改革学派而言,你们不是要搞民主吗?那么民主就意味着那四大方面,缺一不可,而核心问题正在于搞不搞"多党竞选"。如果搞四大方面一步到位,推行"多党竞选",必定在体制内走不通。如果不搞多党竞选,却还要搞"民主",而"民主"又包含着这四大方面、缺一不可,那么搞了这种"渐进民主"就保不准最终滑向"多党竞选",倘若没有滑向"多党竞选",那就是"伪民主"。方冷酷的逻辑指向是否定民主,否定法治,否定宪政,否定多党竞选或一党体制内的政策竞争的,在他看来,只要搞这些改革势必都会动摇既得利益当权者的垄断地位,所以,方冷酷先生实际上是在提醒"主子"对于这类倡导改革并"规范冲动"着的人一定要警惕。另一方面,他也是在告诉自由派网民,这些社会主义宪政学派和稳健改革学派搞的不是多党竞选的民主,他们只支持分权制衡、公民社会、新闻自由等等(宪政社会主义还主张基于多元利益表达层面的公共政策竞争),所以不值得你们去理解和同情,为了实现你们"纯之又纯"的自由民主原教旨主义理想,你们也要和那些既得利益当权者联手去孤立、抨击这些改革派学者,让他们也难成气候,寸步难行。应当说,方冷酷先生的这一手很成功,创造了一个专制吹鼓手所能赢得的最高的蛊惑力(读一下斯文汗网友的文章就领教到这一点了)。分化瓦解,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战略模糊,声东击西,掺沙子等等之类的谋略,方冷酷先生运用逻辑的魔力实现了。

  那么,方冷酷果真实现了"华丽大转身",对自己过去一贯抨击"多党竞选"的立场有了重大调整吗?他自己予以了坚决否认(方绍伟:《"冷酷实证"不存在"华丽转身"问题》)。根据方冷酷的一贯逻辑,所有民主都是空想症,尤其在中国,中国人性就决定了民主治理的不可能。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方冷酷在"反民主"这一根基上,使得所有的"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舆论、公民社会"四大方面内容都灰飞烟灭了。他已经清醒地看到,自由多党制目前在中国没有可行性,即使他不去反对,自由派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可是稳健改革派不容小觑,所以他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反对改革,并把矛头对准稳健改革派学者。

  方冷酷先生也有过赢得"喝彩"的时候。他曾紧跟潮流以支持贺卫方的名义,抨击了薄熙来主导的"重庆模式"(《致刘仰、贺卫方的一封公开信》),颇受自由派网友称道。个中原因其实很简单,薄熙来是有信仰的共产党人(他对于革命传统的传承尤其是对党的传统治国经验的弘扬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与局限性,这正是引起很大争议的地方),而国内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没有信仰也最反感任何信仰(无论是社会主义信仰还是自由主义信仰)的道德优越感的。重庆"打黑反腐"战役虽然方法手段存在问题(如联合办案措施伤及法治社会之根本),但的确大大触动了保守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保守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最仇视所谓的"重庆模式"。而方冷酷先生跟着反对重庆也就不奇怪了。

  写下上面的这些揣测之语,我还是略微有点不安的。方冷酷先生是郑永年先生的北大校友,在国内做过天则所的副所长,在美国又是一家芝加哥的研究机构的主任(王占阳先生举证说那是家接近失业状态的民间机构,但这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确有逻辑蛊惑力),算得上是名校毕业的有国际背景的风云学者,而我仅是学界一小卒而已,有些话未免失敬,但为了追求真理、寻找答案,这些疑惑与观感不吐不快,还望方先生见谅。会不会冤枉了方冷酷先生呢?在王占阳先生反击他之前,在他攻击郑永年和俞可平教授之前,我曾经对方冷酷先生还是很尊重的,印象中他很讲"逻辑",观点上即使不同,也是可以学术交流的。但王占阳先生不认为就这样单纯。于是,换一种角度去审视,果然发现了很多疑点。但愿我是误会了方冷酷先生,只是不知道他会有怎样的解释?我想,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批评,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支持。很多网友面对方冷酷先生感觉很晕,有点找不着北,但至少从客观效果上看,方冷酷先生颠三倒四的"逻辑"言说颇为符合保守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无论他自己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错,也无论其言说的逻辑魔力看上去如何"迷人"。

  逻辑本身是个好东西。但逻辑是死的,人是活的。逻辑只有被人运用才能形成活力。方冷酷先生是一个懂得活学活用逻辑工具的聪明人。不过,好工具发挥什么效用,关键要看是什么人拿着它在做什么。刀能切菜,也能自卫,还能杀人。而文人之刀笔,向来是杀人不见血的。

  以上内容,仅是个人的一点不尽成熟的观感,虽然不能说毫无根据,但难免片面和独断,请读者用心鉴别。如有谬批之辞,敬请批评家方绍伟先生见谅。

中国移动公司,请低下你高昂的头

 2007年以前,我基本上是使用联通公司的手机号,因为,联通的话费要比移动的便宜。后来,由于单位使用移动公司集团网而不得不改用移动公司的手机号。但这期间也常常是同时使用联通的号。自从去年CDMA网(简称C网)被电信收购之后,感觉电信的手机号话费更便宜,就又改换使用电信公司的手机号,儿子从部队回来以后,感觉电信的手机话费的确便宜,就把我的电信手机拿去他用了。我不得不再次使用移动的手机,很遗憾,使用了三个月之后,感觉话费太贵,又不得不重新申请了一个电信的手机号。

  话费是便宜了,只是很不方便,因为,使用电信手机号,必须得再买一个C网的手机,移动公司使用的制式为GSM网(简称G网)。出门要带两个手机,显然很不方便。但是,从前的很多亲戚朋友和各种其他联系方式最近几年都是填写的移动手机号码,又不想费力去改写或者通知所有的朋友,这就使自己不得不暂时保留移动的号码,却不使用移动的号码打电话。现在,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选择了和我一样的方法。仅仅为了防备一旦有人找而每年不得不花费两百元保存自己的手机号,这对我而言实在是太奢侈的了。(我的移动手机号现在的情况是,每月一个电话不打,也得交18元钱,其中,有5元是集团网费用。)

  以我所在的荆门地区的为例,按照能够享受全国无漫游的最低条件,来看看各公司的话费差距:

  一、移动公司。今年五月以前最低条件是,88元套餐(最低消费),包含9个包,200分钟国内话费,超出以后0.2元每分钟("一口价")。那么,88元除以200分钟,就是每分钟0.44元。今天有10086告诉我,移动公司刚刚出了最新套餐标准,58元套餐,150分钟国内话费,超出以后0.25元每分钟("一口价")。那么,58元除以150分钟,就是每分钟0.39元。

  二、联通公司。今年五月以前最低条件是,66元套餐(最低消费),也包含几个包,200分钟国内话费,超出以后0.2元每分钟("一口价")。那么,66元除以200分钟,就是每分钟0.33元。今天我特意又去荆门联通公司打听了一下,联通公司刚刚出了最新套餐标准,46元套餐,260分钟国内话费,超出以后0.20元每分钟("一口价")。那么,46元除以260分钟,就是每分钟0.18元。

  三、电信公司。没有任何包,新开户的手机也是免费赠送的,所交费用全部是话费,免费赠送一定数量的上网流量,超出部分才扣上网费。市话费每分钟0.12元,本区域内长话或省内打国内电话,每分钟0.29元。要求最低消费每月19元,两年内每月还赠送20元的话费。对于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本省内的消费者而言,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为什么不去使用电信的手机呢?

  (声明一下,我们这里只谈话费,至于打包问题,也许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你的任何一个包,尤其是大多数中老年人,只要能够打接电话或者收发信息就够了,因此,打包消费应该是一种强制性消费,是不符合法律法规的,是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我们不予承认。对于这些违法打包问题,不知道荆门市物价局是如何把关的,好像只有电信局才懂法,而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以及物价局好像都不懂法,工商局维权部门也不懂法。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大多都成了法盲了,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移动公司最傲慢的地方在于:

  第一,"服务好"。服务好唯一值得称赞的地方是随时都可以查到自己的消费情况,而另两个公司却做不到。有时候我也想不通,这其实很简单的问题,只要改变一下程序就可以了,为什么他们不效法移动?真的有什么不敢回答的问题?不知道。但这给移动公司一个很好的宣传理由——我们移动的消费情况"最透明"。这一点,移动公司真的值得称道。

  关于移动公司"服务好"的问题,也是好得太过,物极必反,过得叫人恶心的地方也有,只是有太多的人不知道该如何去掉这些让人恶心东西。比如在从前,总是有手机信息,告诉我中了什么奖,或者说感谢我选择了什么什么服务,可我没有申请什么服务啊,后来我就到移动公司找他们工作人员,要求锁定我的服务范围,只保留打接电话和个人之间收发信息的功能,免除其他任何服务,也不允许今后出现任何新的服务项目,并将这一要求以文字方式表述清楚,这才去掉很多烦恼。

  我的一位朋友曾经抱怨,"我没有打太多的电话呀,为什么动辄一百多元的话费?"到移动公司一查方知,莫名其妙的"包"以及自己根本就没有申请过更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服务就占去大几十元,可是,钱是要扣的。移动公司的服务真"好",好的叫人莫名其妙地花去不少的冤枉钱。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迷信移动公司的服务好,受了骗都不知道,移动公司的"透明度"也真是高。

  第二,信号好。关于信号好这一点,我不管是曾经使用联通的手机号还是使用现在的电信的手机号,都是很正常地使用,感觉不到哪家的信号谁优谁劣,只是在鄂西山区工作期间,感受到联通和电信的手机信号不如移动的好。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城市或者非高山区域,移动公司信号好的问题,就无法成立了。那么,你的话费标准为什么要比其他两家公司高出一倍以上?仅仅就凭方便查到话费使用情况?

  我想告诉移动公司,虽然我谈了上述不愿意改变移动号码的理由,但是,有很多已经使用电信手机的朋友都表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对C网手机的使用之后,联系较多的朋友都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新号码,在移动公司依然如此高价位的情况下,我们都会考虑最终不再保存移动手机号。同时我在这里呼吁,在所有消费者做出如上比较之后,大家都来使用电信手机号,最终看看谁能撑到最后,是移动公司,还是我们自己。我敢保证,在移动公司的价位和电信公司的价位不能做到相对一致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使用移动公司的手机号打电话的(集团网内除外)。假如朋友们都能做到这样,笑到最后的一定不是移动公司,而是每一个消费者。这要看大多普通消费者的觉醒程度。

  我还想告诉所有还不了解情况的人们,你现在购买CDMA的手机号,是要赠送CDMA手机的;并且,所有缴费都是话费,只是有很低的消费要求而已,因此不会给你造成新的经济负担,只会给你节省话费(我说的是全国无漫游的话费情况,其他资费方式也比另两个公司便宜,联通的也不错)。你最好去电信公司试一试。

  也许官老爷们大多是公款消费,他们不会去为了节省一点话费而改变现在的高话费支出状态,但是,对于广大的老百姓而言,选择使用电信手机,会给你节省不少的经济开支,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移动公司现在为什么不愿意调整价格?就是看中了很多人都不愿意更换自己的号码,作为拥有最多用户的移动公司当然不愿意轻易让步。当我们大家都选择电信手机的时候,那么,移动公司就该低下他高昂的头了。我们真心希望,移动公司早日低下你高昂的头,不要选择在大家都要离开你的时候。

  我是一个铁路人,无意为电信公司做广告,我只想为天下穷苦百姓说句公道话,想让所有穷人都少花一点钱。咱人穷,就使用电信公司的电话,就让移动公司以后只针对能够公款消费的群体算了。现实既然有贫富之差别,看来公司也该有代表不同群体的公司。那么,移动公司就该因为这样一个理由继续保持你高傲的姿态——只为富人服务。咱是穷人,消费不起,又何必跟着富人瞎掺和呢?那多没趣。我在移动公司每月消费大多在100元到200元之间,但自从有了电信的手机号之后,每月至少节省几十元,每次打电话也不担心说太多的废话,感觉特爽的。希望大家都来试一试!!

  我曾经在《加拿大朋友:我们海外华人更爱国,中国不能乱》一文中谈到过加拿大朋友所谈到的加国话费情况,从加拿大打电话到中国,26元人民币,可以打12个小时,那么,这样的国际长途每分钟不足4分钱。加国人真傻,他们怎么就不知道什么叫赚钱?都说中国有很多小企业赚黑钱,我看大企业也差不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别的本事没有,比比看谁的心更黑的功夫,绝对不比其他任何功夫差。

国际板是“投资板”还是“地雷板”

  日前举办的"2011陆家嘴论坛"成了国际板推出前的一次动员大会。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目前离推出国际板越来越近。

  那么,国际板的推出能给A股市场带来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很多投资者都充满了期待,不少投资者甚至希望国际板能成为A股市场的"投资板"。

  这种心情是不难理解的。一方面是目前的A股市场太缺乏投资价值了。尤其是近年来大力发展的创业板、中小板,更是成了中国股市的"变脸板"。另一方面在国际板上市的公司,基本上都是一些优秀企业。如国内的红筹公司,世界500强企业。从理论上讲,这些公司更有可能给投资者提供相应的投资回报。

  那么,国际板会不会成为A股市场的"投资板"呢?从中短期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

  根据目前的设计,在国际板上市的公司将会有不少世界级的优秀公司。但国际板是否具有投资价值,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这些公司以什么样的价格在国际板上市。可以肯定说,在国际板上市的公司中,质量优于中石油的公司微乎其微。但以1.28港元在香港发行的中石油H股就表现出了极高的投资价值,而以16.7元人民币发行的A股,基本上就没有投资价值可言。因此,国际板能否成为"投资板",关键取决于在国际板上市的公司其发行价的高低,二级市场估值的高低。而按目前A股市场的发行制度,国际板上市公司的发行价将不会走低价发行的路线。

  国际板难成"投资板",也与国际板上市公司缺少成长性有关。放眼当今世界,中国经济才是最具活力的区域经济之一,中国公司的成长性在世界上居于前列。而世界500强公司,都是非常成熟的公司,这些企业的成长性较为有限。而且经过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企业的发展还留有大量的隐患,其中一些公司并未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走出来。因此,对于这些公司抱有太高的期望并不现实。以银行业为例,去年中国银行业的总体效益增长三成以上,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比拟的。投资其他国家的银行,还不如投资中国银行业更合适。

  此外,由于中国股市监管力量一直薄弱,不排除外企登陆国际板同样存在造假上市的可能。虽然在国际板上市的公司以世界500强为主,但世界500强并不是诚信的标志。弄虚作假并不是中国企业的专利,实际上国外企业同样造假。如众所周知的美国安然公司,它原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天然气和电力公司之一,在北美地区是头号天然气和电力批发销售商。但就是这家公司却曝出财务造假丑闻,最后因此而破产。因此,面对中国股市监管的弱势,面对A股市场的高估值,不排除那些国外优秀企业登陆国际板时弄虚作假。若果真如此,国际板不仅难以成为"投资板",相反还会成为"地雷板"。因此,对于登陆国际板的国外公司,投资者不能一厢情愿。

中国投资者在主动减持美国国债吗?

  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截止2011年3月底,中国投资者共持有美国国债11449亿美元。从2010年11月以来,中国投资者已经连续5个月减持美国国债。与2010年10月底11753亿美元的峰值相比,5个月来中国投资者累积减持美国国债304亿美元。如果考虑到2010年10月底至2011年3月底,中国新增外汇储备2838亿美元,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即中国主权投资者加大了外汇储备增量多元化的力度。

  一个可供佐证的证据是,同期内中国政府连续增持了其他币种资产。例如,来自日本财务省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中国内地流入一年期以上日本债券的资金达到29亿美元,达到200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这是连续6个月的净买入。

  中国投资者为什么会连续减持美国国债呢?原因之一在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元有效汇率显着下跌,降低了美国国债对中国投资者的吸引力。2010年10月底至2011年3月底,美元狭义指数由72.1跌至70.6。与已经发生的贬值相比,中期内的美元贬值预期或许是更重要的因素;原因之二是美国国债信用风险的上升。由于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保持在高位、政府债务总额即将突破法定上限,导致市场对美国国债的信用评级下降。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70年来首次下调美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就是明证。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投资者是否会从现在开始不再增持美国国债,甚至继续减持美国国债?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原因之一,是目前美国政府公布的关于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月度数据,可能存在严重的低估。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上述月度数据,没有考虑到中国投资者通过境外金融机构代为购入的美国国债,这一数据只会在每年一度公布的年度数据中予以调整。例如,2010年6月底,中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调整前仅为8437亿美元,调整后竟高达11121亿美元,增长了2684亿美元,这反映了中国投资者通过位于伦敦和中国香港等地的境外金融机构代购的美国国债。可以推测,到今年6月底,调整后的中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的规模可能显着高于当前的11449亿美元。

  原因之二,从减持美国国债的期限结构来看,过去5个月中国投资者主要是在减持短期国债而非长期国债。根据我们的计算,2010年10月底至2011年3月底,中国投资者减持美国短期国债402亿美元,同时增持美国长期国债98亿美元。这5个月时间里,中国投资者有4个月在减持短期国债,而仅有两个月减持长期国债。由于长期国债面临的风险高于短期国债,因此上述期限结构的调整很难说是中国投资者出于对美国国债风险上升的考虑而进行的减持。我们猜测,最近5个月以来中国投资者减持美国国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过去购买的短期国债到期而形成的被动减持所致。

  因此,迄今为止,我们尚未看到中国投资者在积极主动地减持美国国债。相反,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中国投资者未来很可能会继续增持美国国债。第一,美国国债毕竟是全球最富流动性与规模最大的金融资产之一,只要中国外汇储备继续增长,在配置增量外汇储备之时就很难撇开美国国债;第二,近期由于日本复合型危机爆发,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卷土重来,短期内美元可能相对于欧元与日元出现反弹。美元重新走强可能增加美国国债对中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三峡有难 李鹏推给江泽民,温家宝不得不扛

温家宝访日前夕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第一次揭开三峡工程这隻哥斯拉对长江水域造成的环境破坏的真面目,海内外舆论为之譁然。在追究三峡工程责任的呼声中,前总理李鹏自然再成众矢之的,而左派则质疑,温家宝此时揪出三峡问题,「这不过是他们争权夺利,用以否定江泽民等上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阴谋罢了」。

  三峡工程的环境破坏问题,刚被官方揭开冰山一角,又涂上中共高层权斗的色彩。 1992年,三峡工程议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只获得 67%的赞成票,是直至当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议案中得票率最低。其后,李
鹏亲自出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简称三峡建委)主任,以压制各界反弹,并主持了开工、截流等仪典,企图邀尽号称「共和国动力心脏」的三峡工程之功。

  诡异的是,李鹏于 2003卸任总理及三峡建委主任后,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一书中,将三峡上马之功「让给」江泽民,声称「 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
持制订的」。当时,三峡大坝下闸蓄水后的负面影响开始浮现,李鹏让功之言,被质疑是卸责之举。

  左派人士近日在「乌有之乡」网站撰文,质疑温家宝抛出三峡问题是基于权斗需要。的确,温家宝在卸任之前,公开揭露三峡工程的危害,有撇清责任之嫌。就工程上马而言,温家宝当年未上位,自然难负其责,但就监察工程施工、及早针对工程危害採取对策而言,他也难辞其咎。

  三峡建委成立于 1993年,主任以往由历任总理李鹏、朱鎔基、温家宝兼任。但温家宝打破惯例,在 2008年就将主任一职提前交给副总理李克强。作为总理,守土有责,但愿身为地质专家的
温家宝,在卸任前能为挽救三峡危机尽心尽力,而不局限于撇清责任。

人民日报评个税改革:起征点不能跟感觉走

  4月25日起,全国人大网站就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网站收集到的意见就突破了22万条,创下公众网上参与意见的新纪录。与此同时,关于个税改革,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议论,有的认为"起征点"调到3000元还是太低,有的认为对高收入者的征税还不够,也有人认为税率应当大调整,实行单一税率……

  众说纷纭,反映了众口难调。本文针对个税改革的种种说法和观点,试着为您梳理和解析。

  编者

  "起征点"高还是低,不能跟着感觉走


  被社会上称为"起征点"的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它的调整是人们最关心的内容。但减除费用标准应该怎么调,人们的答案却不尽相同:

  "起征点调到3000元,我基本上就不用缴税了,挺好的。"刚刚大学毕业的小林在北京找了一份销售工作,每月可以领到三四千元的薪水。

  "3000元的免征额还是低了点吧,我觉得5000元差不多。"北京亚运村慧忠北里小区居民刘先生说。他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工作,每月工资8000元左右。

  "个税调整应当一步到位,起征点定在8000元比较合适。"说这话的张先生是北京中关村某IT企业的高管,每月工资在2万元以上。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人们心目中减除费用标准的高低,往往是与自己的收入联系在一起的。月工资不到5000元的,觉得3000元的标准还行;月工资8000元到1万元的,认为减除费用标准定在5000元比较合理;而月工资万元以上的,则希望减除费用标准上调到8000元或者更高。

  那么,减除费用标准究竟多少合适?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佐指出,人们的收入水平不同,对缴税多少的感受也不同。确定减除费用标准,不能跟着人们的"感觉"走,必须要以客观数据作为依据和支撑。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计算,2010年我国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性支出为2167元/月,2011年按增长10%测算,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月消费支出约为2384元。因此,草案拟将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3000元/月,应该说既考虑了当前居民消费性支出情况,也考虑了今后几年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情况。

  刘佐认为,减除费用标准调整的效果如何,也应当用数据说话。"调整后,工薪所得纳税人的比重从现在的28%降到了12%,88%的工薪阶层都无须再为工薪缴个税。而且,月薪在3896元以下的人不用再缴纳个税,月薪5000元的人每月纳税不到50元,月薪1万元的人税负也减少了46%。这样的调整力度,难道还不够大吗?"

  刘佐特别强调,工薪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除了按减除费用标准扣除相应费用之外,还要先扣除个人缴纳的"三险一金",即法定8%的基本养老保险费、2%的基本医疗保险费、1%的失业保险费和12%的住房公积金。拿住房公积金来说,按照规定是个人缴一半,单位补一半。无论是个人缴的还是单位补的部分,都不用缴税。而这些钱是存在个人账户下的,现在可以用在买房上,将来可以作为收入由个人自由支配。

  国情不同,照搬"俄罗斯经验"未必合适

  此次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的调整也是一项重要内容。草案拟将现行工薪所得9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7级,在扩大5%和10%两个低档税率适用范围的同时,也将40%这一档税率并入45%税率,加大了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基础不支持西方式的高税额、高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累进税率过高会导致富人逃税。倒不如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像俄罗斯那样实行单一税率的"平税制"。

  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俄罗斯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从传统的超额累进税率改为 "单一税",有其特殊背景。

  2000年,俄罗斯出现了生产下滑、GDP显著萎缩的局面,加上税收秩序混乱、国库亏空严重,政府压力十分沉重。为充实国库,刺激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俄罗斯实施了个人所得税改革,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取消累进税率,实行统一的13%比例税率。"单一税率"在俄罗斯运行10多年来,基本上实现了改革之初的预定目标,纳税人偷逃个税的动机弱化,个人所得税收入大幅增加。

  应该说,俄罗斯的个税改革在筹集政府收入、调动人们工作积极性方面是成功的,但取得这些正面效应的同时,却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和丧失了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调节功能,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

  "现在,中国的情况与当年的俄罗斯迥然不同,不适宜采取'单一税率'的个人所得税。"贾康分析说,近年来,我国经济繁荣,财政收入连年增长,居民就业积极性也较高,不存在当年俄罗斯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我们现在的主要压力,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的问题。因此,个税改革的主要目标,不是为政府筹集更多的财政收入,更主要的是有效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

  贾康说,此次个税根据草案调整后,全部工薪纳税人中,适用5%税率的工薪纳税人比重约为70%,适用的税率在10%以下的工薪纳税人比重达到了94%。这样的税率水平,比俄罗斯实行13%的"单一税"要低得多。"如果我们照搬俄罗斯的模式,岂不是要增加中低收入者税负、减轻高收入者税负?调节的方向就完全错了。"

  在采访中,不少"上班族"也对实行"单一税"制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对不同的收入水平实行不同的税率,收入较高的人多缴,收入较低的人不缴或是少缴,还是比较合理的设计。普通人的收入肯定无法跟大老板比,如果不管收入多少,税率都"一刀切",那就太不公平了。

  那么,个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的累进税率达到45%,会不会引发高收入者逃税?

  对此,刘佐认为,只要是工薪所得,无论是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发薪单位对其应缴纳的个税都有代扣代缴的义务,即使是总经理、公司高管也没有"特权"逃税。"至于一些私营老板为逃税只拿很低的工资,日常消费在企业报销,这样的现象可能存在。但这样一来,老板的个人所得税缴得是少了,他的企业利润就会多出一块,企业所得税就要多缴。再说,企业经营也有相应的法规约束,个人生活支出也不可能都在企业报销。用这种办法逃税,里外里也占不到太多便宜。"

  综合征收,离我们有多远?

  "坦率地说,近期关于个人所得税的各种议论中,情绪化、非专业的声音很高调,而且往往容易受人瞩目,但理性、专业化、力求公允中肯的一些声音,却常常被这些'高分贝'的声浪所淹没。"贾康深有感触地说:"但不能要求公众都具有专家式思维,政府部门应当充分考虑公众的诉求和意见建议中的合理因素,更开明地披露方案设计的依据与量化指标的测算结果;公众也应当客观理性地看待个税改革,个税不可能'包打天下',解决社会财富分配和收入差距等所有问题,让所有人都满意。但个税的必要性却不可就此否定,个税的改革方向必须与其功能合理发挥相一致。"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认为,此次个税调整,应该说是在改革终极目标短期内难以达到的权宜之计。下一步个税改革的方向早已明确,就是积极创造条件,推进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

  "当然,改革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实行这一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特别是在税收征管上面临的困难不少。但改革不能总停留在纸上,既然目标已定,就应当有一个具体的规划和步骤,一步一步地实施。" 高培勇指出,应当按照"十二五"
规划纲要,瞄准既定的个税改革目标,举全社会之力,采取实质性举措,尽快增大综合计征的分量,加速奠定实行综合计征的基础,力争在"十二五"期间,真正启动个税改革,并大力推进。

看得到搭不起 学者批中国高铁白提速了

中国全力加速兴建高铁,近年陆续投入上兆人民币建构绵密高铁网络。但现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昨天演讲指出,高铁速度快,但票价也高,一般庶民对「高铁时代」异常冷漠,更别提农村居民根本「看得到、搭不起」;高铁速度再快,说穿了只是「无感提速」。

朱学勤昨天赴台北出席龙应台基金会主办的「铁路背后那张网络,对中国现代化的一点思索」演讲活动,他对中国官方倾全力推动高铁建设的计画不以为然,「高铁只是先进指标之一,只有各项民生基础建设跟上脚步,才算是现代化国家。」

朱学勤引述农村居民初见高铁列车的反应,「看起来像长虫,跑起来像条龙」,可见高铁盖好了,但社会与人民都还没有准备好。他观察年节时期,铁皮慢速火车仍挤得水洩不通,反观拥有豪华亮白子弹车头的高铁,却乏人问津。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赵坚去年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也表达反对高铁建设的立场。赵坚表示,中国大规模发展高铁,存在三大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与财务风险;建设高铁的平均成本是普通铁路的三倍以上,如果营业收入赶不上兴建成本,高铁马上就会陷入财务危机。

但也有很多人支持兴建高铁,成都晚报昨天引述中国科学院院士沉志云的话指出,中国高铁最新实验时速已提升到520公里,「下一个目标就是时速600公里」。

沉志云是在参加第七届西部科学论坛时,透露高铁最新实验相关数据。不过,沉志云解释说,实验时速不代表行驶时速,因为如要证明400公里左右的行驶安全性,实验就必须跑到500公里。

年过八旬的沉志云,向来支持发展高铁。对外界质疑高铁技术的程度,沉志云拿出数据回击:「中国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已经跑了2亿多公里,运送超过4亿人次,三年内也没有出现重大的安全事故。」

沉志云说,高铁建设是官方一路主导规画的,中国只用五到七年的时间,就要走过其他先进国家用40年走完的道路,他看好未来的发展,但强调还有一段路要走。

首次承认工程问题太多 胡温与三峡划清界限

国务院日前发佈《三峡后续工作规划》,首认三峡工程问题多多,引起关注。新华社前资深记者戴晴昨对本报指,这份规划其实是胡锦涛、温家宝政府的公告,宣佈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与决策上马的邓小平、李鹏政府划清界限。戴晴指,三峡大坝建成后长江沿岸灾害频繁,中下游近期又遇特大乾旱,证明三峡工程已成祸害中国人民的包袱。

「三峡工程与六四屠杀,是邓小平和李鹏洗不掉的两大污点!」快人快语的戴晴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採访,谈及最近肆虐长江中下游的旱情,以及近年三峡库区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国务院日前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时说道。她提醒记者注意,文件是总理主持,国务院发文,「温家宝和胡锦涛对三峡工程是内行,很清楚利弊」。

官媒透露,温家宝是本月 18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工作规划的,报道一反常态不提三峡工程作用意义,而直指工程蓄水后对长江中下游带来不利影响,要求沿岸对移民问题、库区生态环境问题、库区地质灾害问题「妥善处理」。消息惹关注,被视为是 1992年三峡工程决定上马
以来,中央政府首次公开转态,以否定态度检讨该工程。

连日来,内地媒体纷纷热炒三峡工程惹争议的话题,不少网站重发清华大学已故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生前反对三峡上马、向中共的诤诤进言;更有网民贴出前总理李鹏早前出版的《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中,多次提到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对三峡工程的支持,直指李「有远见,拉江泽民垫底,推卸责任」!

戴晴指,其实从朱鎔基开始,中共领导人对三峡工程看法已变,「朱鎔基上台后(对三峡工程)第一句话就说:我不喜欢这个工程,但我作为总理,不喜欢它,但要管它。」戴晴指,胡温也不喜欢三峡工程, 2003年 6月大坝合拢时,两人都没出席
仪式,「当局开始还想玩盛大庆典,结果没一个领导人去。胡温知道有问题,但没办法,他们只能给邓小平李鹏擦屁股。」

戴晴表示, 80年代赵紫阳做总书记时曾向邓小平提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者都是民主党派人士,如果共产党坚持要搞就成政治问题了;「不料邓小平却说:正因为他们反对,我们非搞不可!」她指三峡工程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工程,李鹏是被邓小平当做敲门砖敲开三峡工程大门的。戴晴说:「重提三峡工程,就是要引起对独裁政治体制的反省。」

中国能否承认北朝鲜继承人

据南朝鲜媒体报道,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首脑的小儿子金正恩已经去往中国,进行他的第一次国外访问。也就是说,从去年开始的政权移交过程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围绕金正恩的话题,还是充满了悬念。一些消息来源认为,是金正日本人去访问,没有带儿子去。也可能两人同行。像以往一样,北朝鲜领袖的出国访问总是充满了神秘。

周五(20日)早上,首尔媒体宣布,载有金正恩的列车已经通过了北朝鲜和中国国境。对此,南韩官方对此评价说,金正恩本次是独立出访,没有父亲同行。此前,曾从有消息报道,中国领导人邀请金正恩对中国进行访问。但,北京方面对此没有给出正式的确认。

就有关是金正恩、还是他父亲的这次访问,中国和朝鲜的官方媒体都没有做过通知。甚至不知道

本次访问的路线。假如真的存在本次访问,那么按照惯例,都是在北朝鲜领导人离开中国之后才能对外宣布。

去年秋季,金正恩成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被授予军队将军衔。也就是说,金正恩成为他父亲的接班人。而且,在很多正式场合、和一些在北朝鲜的旅行中,他一直陪伴着父亲。

观察家们强调,金正恩的名字在正式的播报中,常常和他父亲的名字并列。小金何时能够在党和国家的高层中获得承认,取决于很多方面。但有一点已经确认,对他来说,通向权力顶峰之路要比他父亲的短很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父亲的身体状况不佳造成的。

身体状况不好,加快了权力的交接过程。包括让接班人和中国领导人建立起个人的关系。要知道,中国是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最为亲近的盟友和经济援助的主要提供者,尽管中国政府并不总是对平壤的不可预测的政策表示满意。

俄罗斯政治评论家、"新欧亚"基金总裁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认为,在北朝鲜的政治进程中,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北朝鲜的新领袖需要获得中国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承认。显然,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希望看到北朝鲜局势不稳。他们希望这种体制能够处于某种"临冷冻"状态,避免在朝鲜半岛上出现危机、保持和平壤的特殊关系。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认为,对于亚洲的独裁国家来说,权力的移交过程是最为脆弱和令人头痛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最容易产生危机、并出现对现有体制稳定产生威胁的情况。

专家们一直在跟踪北朝鲜权力移交过程的各种事件。可能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很少能够从北朝鲜获得准确的信息。

延伸阅读:

中国妙计安朝鲜:金正日病重到中国"托孤"

最近一段时间,日本媒体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可能病倒的新闻,闹得世界沸沸扬扬,疑云不散。观察家认为,该消息并非捕风捉影,近日,金正日频频在公开场合露面,看球赛,看演出,视察军队,这种反常显得十分异常,更增加了媒体"莫须有"的说法。

金正日目前是否染病,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而我们关注的是,假如金正日真的病重,将如何托国?朝鲜怎样实现平安交接?这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

朝鲜的战略,就是中国的战略,做为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永远保持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是完成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1950年,周总理曾郑重指出中国"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基于此,我们不希望看到朝鲜发生动乱,所以,对于朝鲜今后可能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谋事于先。

人总有一死,任何人都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假如朝鲜总书记金正日重病在身,为朝鲜政权的顺利过渡,我们就应为其早作安排,依铜都颜小四愚计,金正日可以演一出中国式的"白帝城托孤"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刘备临终时,担心太子无能刘禅,便请诸葛亮辅佐刘禅管理国家,以维持蜀家基业不失。

那么,金正日也可以到中国来"治病",在中国交待他的后事,就像当年刘备临终将国家大事托付给诸葛亮一样。

朝鲜效法中国古人,实在有这种必要,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我们很难断定朝鲜政权内部不会出现异常情况,即便太子顺利即位,但朝鲜过渡期绝不会是风平浪静,首先,外部国际环境的恶劣决定了朝鲜国势的飘摇不定,美国一直想颠覆朝鲜政权,南朝鲜早就有接管北朝鲜的意图,而日本对朝鲜是欲加治罪,振振有词,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朝鲜必须求助于中国。

金正日到中国来"治病",无非是施得一个疑兵计,只不过是让世界误判为金正日到中国治病是托付后事,如果两国就此达成了某种默契,国际国内反朝势力就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朝鲜有了中国的保护伞,从而将朝鲜置于卵巢之中保持完卵。

而在中国一方,也有为朝鲜定国安邦的必要,因为朝鲜是中国的战略屏障,是中国一支尚可依靠的国际力量,我们不希望朝鲜发生动荡而影响中国边境的安宁,更不愿朝鲜被他国吞食,这将会影响中国的战略利益,也给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带来不确定的因素,因此,中朝两国共谋大事,不仅能表明两国缔结的友好合作关系牢不可破,而且对今后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合作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和深化。

当然,金正日"托孤"戏法,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而已,他到中国来是走过场,最终要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们可以再演一出瞒天过海的计策,就像当年秦始皇死后,丞相李斯怕天下叛乱,密不发丧,用鲍鱼掩尸一样将秦始皇运回咸阳,但所不同的是,我们是将活着的金正日运送回国,让外界错误地认为金正日还在中国治病。

这是小国借助大国,太子借助重臣平安继位的谋略,在中国古代不乏这样的例子,今天,古人的例子同样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崛起是威胁吗?

  题记:1989年后来到西方的、中国着名的哲学家李泽厚,在如何看待中国一事是提出一个观点:中国一定要看宏观,如果看微观,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复杂、处于转型期的庞大国家,往往看到的都是问题。我想,对于来到海外的中国人,还是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应该从全球此消彼长的大势力发现规律,从全球化背景下日益激烈的国家竞争角度来分析。

  中国崛起是威胁吗?

  中国人均GDP仅仅跨过四千美元门槛,就已经呈现令世人惊惧的一幕: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第一大出口国(其中高科技出口力压美国、德国和日本,高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世界第一大汽车销售国、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 发明专利
申请居世界第二位、股市市值全球第二(2004年还不到前十)、亿万富翁榜世界第二(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美国以外的国家突破100人,中国以115名创造人类新的纪录)。钢产量突破六亿吨,超过全球十大产钢国的总和(欧盟27国产量总和为1.7亿吨),是美国和日本的五倍,是不折不扣的巨无霸(欧盟的前身就是1951年成立的煤钢共同体)。而且中国已有210项工业产品位居世界第一----美国110年以来制造业第一次被中国超越。不仅如此,在全球十大银行排名中,以极大的优势占据前三----更令人惊鄂的是中国的银行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的总额竟然超过世界银行!(2009年至2010年度,中国至少提供了1100亿美元,世界银行2008年至2010年合计刚突破1000亿美元)。全球十大港口排名,中国占据六席,而且中国的上海还占据第一的宝座。 中国不
仅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七年第一,2010年庚变身为ushijie第一大造船大国。现在是信息时代,中国的手机(8亿)和互联网用户(4.5亿)也同样是全球第一!

  然而,中国的崛起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今日的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艺术品拍卖市场,以占全球33%的比例力压美国的30%。中国从2007年的第三到2010年的第一,仅用了三年时间!至于北京奥运会,中国力压美国跃居全球金牌榜首位----这也是美国自冷战后第一次退居次席。

  就在全球普遍预测最多二十年、最少十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国第一大经济体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发表了震撼世界的最新预测:2016年中国就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老大!

  所以面对中国三十年的成就,我是不赞同秦晓先生如下的观点:"中国模式论"所 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的本质是对普世价值的拒绝(文见《去意识形态化回归普世价值》)。且不 说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是否
是截然对立,问题的关键在于衡量一切的标准是实践。就目前来看,西方发生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还需要中国出力救助,无论是西欧还 是美国都需要中国继续购买它们的国债,以支撑度过危机。是不是秦先生有
"宁要普世价值的经济危机,也不要中国模式的成功呢?"其次,普世价值本身就是意识 形态,何以去意识形态的结果要回归普世价值呢?

  面对一个古老文明创造的如此辉煌,统治世界五百年的西方感到威胁和惊恐是再自然不过的----尽管中国的崛起摆脱了西方自己崛起必导致战争的旧有模式。

  从 政治上,中国采用西方无法接受、无法理解和无法解释的模式成功崛起,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唯一性。众所周知,政治就怕有可替代性。当年苏联对西方最大的威胁不 是核武器、太空竞争,而是它一度提供了一种成功
的模式并成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效仿的榜样。简单来讲,就是颠覆了西方的话语权。

  经济上,中国的崛起打破了西方在技术上的垄断,它们再也无法籍此获得超额的利润。而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也打破了西方在全球资源上的定价权。商业活动不外"买和卖",中国正是在这两方面全球挑战了西方的垄断。

  这 里有必要举一个美国军方的例子。美国空军最近以不可思议的理由,放弃了阿拉斯加艾尔森空军基地一项军事房舍的国内采购招标。理由竟然是找不到能够提供厕纸 支架、螺钉、浴室灯具等最基本用具的美国供应商。因为
根据广泛的市场研究和对国内制造业的彻底调查,确定这些产品几乎只在中国生产。美国制造业协会在其网 站上贴文说:"美国有许多仰赖外国采购的令人不安例子,从普通的工具机到到夜视镜等
重要的高科技设备,不一而足。但虽然全美国的浴室灯具和毛巾杆现在都要 依赖进口,怎么也没想到连军队也会妥协到这种地步。"有谁能看好一个没有制造业只有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国家呢?

  从为数不多的西方国家角度来看,中国是不折不扣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2011年BBC全球进行的调查表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日益感到不安和担忧,特别是七大工业化国家。如果和五年前举行的调查进行对比,这种不安更为明显:在法国,从31%增加到53%;在加拿大,从37%增加到55%;在德国,从44%增加到53%;在意大利,从47%增加到57%;在美国,从45%增加到54%,均过半数。但如果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来看,中国不仅不是威胁,反而是前所未有的极期宝贵的机遇。

  南 方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是资源性国家。过去西方垄断买方市场,制定有利于自己的价格体系。现在由于中国新买家的出现,西方一人独断的时代终结。对于广大的第三 世界国家来说,中国这个新买家的出现无疑提高了他们的要
价权和讨价还价的能力。甚至提高了它们抵抗经济危机的能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美国由于经济危机而 进口大减之时,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沙特第一大采购国。

  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大都经受过西方的殖民,其殖民地型的经济结构非常单一而不合理,制造业几乎是空白。即使国家赢得独立,也依然无法摆脱经济上对西方的依赖。西方由此可以垄断工业产品的定价权。现在中国的崛起,则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其实这一点上西方并非仅仅是受害者,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也令西方的通货膨胀降低。

  一 个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最稀缺的往往是资金。而西方在提供资金方面条件极为苛刻,往往附加与投资项目本身无关的政治条件(需要指出的是:自二战结束以来, 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度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一职
始终由欧洲人担任,美国人则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比如国家首先要民主化,经济要市场化,要减少 (本来就很少的)福利,紧缩开支。而这些条件根本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其造成的后果是沉
重的债务、高的惊人的文盲率、国家动荡和混乱、人均寿命平均仅四十五 岁。中国由于是采用的渐进式改革,而且也经受过西方的殖民危害,所以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可以感同身受,提供贷款时"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这 也是为什么,BBC全球调查中,绝大
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崛起相当乐见。特别是所有非洲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力上升均持积极态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还在积极看待中国军事力量壮大的少数国家之列。值的一提的是,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看法最为积极的两个国家都在非洲,分别是尼日利亚(82%)和肯尼亚(77%)。

  哪么从第三世界国家特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视野看,崛起的中国是怎样的历史性机遇呢?

  一向把非洲视为自己后院的法国,出版了一本颇为引人注目的专论《中国的非洲》。这本书以法国人的方式给出了答案。

  几内亚一位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回答:西方在几内亚开采了40年 的铝土(注:几内亚铝土储量世界第一),但几内亚连一个子也没赚到。西方只开采,却以几内亚无电为由拒绝建设精炼厂。尽管几内亚境内河流众多,素有"西非 水塔"的美誉。中国人是唯一
提出一揽子计划的国家,也就是提供全套的工程:即一座铝矿、一个水坝、一座水利发电站、一条铁路和一家炼铝厂,而这一切所需资 金全部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工程完工后则以生产出的铝来偿还。在
这样庞大的工程中,几内亚不仅没花一分钱,还增加了税收,扩大了就业,而且增加 了基础设施和电力供应。但当向西方提出同样的条件时,他们的答复总是千篇一律:我们的工作是炼铝,不是修水坝。

  当 然中国在非洲的成功不仅仅是有宏观上正确的战略,还中国人天生般的勤劳和吃苦能力。摩洛哥一位部长顾问曾这样解释中国的报价总是最低:"中国人从不开空调 车,中国的负责人与西方人不一样,从不住希尔顿酒店,而是与
工人们一起住在工地"。刚果人则这样赞美中国:"宁愿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也不愿意让法国人来进 行殖民统治,法国人对他们的国家没有任何贡献,别说修路、建厂了,他们什么都没做过。相
当初,来到他们国土的如果是中国人,那么现在,眼前的这片海滩上将 盖满摩天大楼。"

  其 实对中国类似的赞美实在太多了:"它(中国)可以用一周的时间就把上万名工人投放到无论哪个国家的任何工地上,并且可以用创纪录的低价格和短工期完成项 目;它可以在国内开发一些能够完全满足非洲需要又简单实用
的技术;它可以长期不断地发表'不干涉内政、不与人权和良政挂钩'的言论;尤其是,它可以承受风 险,并且能长期坚守诺言"。

  甚至当面对西方指责中国是为了能源的时候,非洲人这样回答:"中国人是为了石油而来,但你们又为何而来?你们法国人、美国人?你们声称是来给我们讲道德、讲政治透明的,但这40年 来。你们在榨取我们的石油,贿赂所有人,你们让战争继续!
尤其是美国人,他们整天跟我们讲'家庭价值观',但他们一到罗安达,就什么都不说了,直接去找妓 女。中国人则不然,他们很谦逊,守纪律,尊重别人。一旦他们碰一个安哥拉妇女,他们就会
被遣送回国。事实上,他们也真是这样做的"。

  也难怪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2006年当面向胡锦涛主席这样讲:"我们希望中国领导世界,一旦如此,我们会紧紧跟随你们。当你们上了月球,我们也不愿被扔下,我们愿同你们在一起。"

  不过,西方出于利益冲突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威胁。但何以不少中国自由派学者也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威胁呢?这里面又以清华大学秦晖先生最为闻名。他有一个着名的论断:中国模式是对一百多年来好不容易形成的全球文明秩序的威胁。我本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想用民族大义来诘责,只是想从学术的角度来质问:难道秦晖先生真的不知道西方并不能代表全球的文明以及秩序?他真的不知道中国的模式造福了如此之多的国家----特别是亟待发展的贫穷国家?他真的不知道中国模式得到了世界上如此之多国家的真心拥护?他真的不知道从现在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未来以中国为核心、带动第三世界发展的文明秩序将远远超过今日之西方?

  附:食品卫生:何以对中国有信心?

  中国再出招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食品安全工作被纳入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指标,试图以此解决食品安全的监管难题。

  学者指出,将食品安全与官员政绩直接挂钩,这一约束机制可能令现状有所改善,但也需同时配合公开透明的监督,保证食品安全信息的客观公正。

  据新华网报道,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中国各地近期采取了严厉措施来打击食品非法添加与滥用食品添加剂,加强对食品安全隐患的管控。与此同时,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和相关职务犯罪,政法机关也加大了侦办与惩处的力度。

  其中,在北京、上海、广东与浙江等地,食品安全工作被纳入官员考核体系,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其中一项内容。为强调官员的监管职责,这些地区也推行了县区长负责制,规定基层的行政领导对本辖区内的食品安全负有责任。

  重庆、辽宁、湖南等地则加大了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查处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关于食品安全犯罪,重庆曾表示要"像打黑除恶一样打击",并公开强 调相关的惩治标准,指出企业或个人如生产和销售不符合安全标
准的食品,将不设置处罚金额的上限,由法院依据情节轻重来量度罚款金额,另外,公务员如因失职
导致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或可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中国其他地区也有不同举措来加强食品安全,包括吉林省聘请了上千名食品安全义务监督
员,到各社区检查食品安全的隐患;广西为监管部门配备设备,用以快速筛查有可能被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在江苏、内蒙古、宁夏等地,则向公众广泛宣传食品安 全,包括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办法等。

  在中国食品安全恶性事件频出、一再挑战民众心理承受底线的背景下,中央政府近期展示出整治食品安全 问题的决心,主管食品安全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上月表示要以《食品安全
法》为准绳,"重典治乱、加大惩治力度"。国务院办公厅同月下发的关于打击食 品非法添加行为的通知中,也强调地方政府负有责任,要求各地主要负责人亲自抓食品安全工作,分管领导要直接负责。

  事实上,为保证食品安全,中国近年来已试图加大监管力度。2009年,中国出台了首部《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不过,该法也被指对监管部门失职的处置语焉不详,未能明确失职的具体界定,而在发生食品事故后,对监管部门的问责往往缺席。

浅谈美国的霸气

谈到美国的霸气,我想到了中国的霸气。大汉朝时"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及至在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的霸气……

这里我想就此谈两件事:在大学时外教中曾经有一对加拿大夫妇。丈夫个头有两米左右,妻子不到一米六。这位妻子有一回对我讲:"我一到街上就有许多人一起盯着看我"。她还告诉我说人们是用"crazy eyes"注视她。

"Crazy"英文是什么意思呢?朋友们也许都知道。它是一个形容词(ajective),基本意思两个:①疯狂的,发疯的;②狂热的,着迷的。

当时这位欧裔外教老师谈及此事时极为明显地很不高兴,我边听心里也在骂她……

她很乐见中国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我是通过具体的事例发现这一点的。联想到今年春节左右一直延续至今的中东北非乱局中,美国北约集体的"大展拳脚",不禁令人深思,其实细想一下,那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什么为火中取栗,以及渔翁得利。

那么,谁为纵火者?鹬蚌相争之煽动者或源头祸水在哪里?

我想在此再为大家讲一件事,一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大约三年前的一个夏天我经过澳大利亚悉尼中央火车站(Central Station)附近的中央公园(Central Square Park)去往电台。一位几乎与我
匆匆擦身而过的欧裔青年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瞪着我看,与此同时我也投以相同的眼光。结果双方发生争执,是他主动向我握拳示强……

以下是我与他的对话:

"你为什么看我?!"他非常不友好地大声说。

"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我反驳。

"你先看的我!"他骂骂咧咧想动手。

"你以为你好看吗?如果怕别人看,你最好待在家里,不要外出!"

我很生气地说。

……

他上前来要动手。

……

"明年的今日恐怕是你的祭日!"我高高举起左手的黑皮箱吓唬他。

争执撕扯中,越来越多各色人种的围观者在斥责那个欧裔青年。

他落荒而逃……

继续往目的地行走,我与另外的一位欧裔澳大利亚人叙说刚才发生的事。他说:恐怕他是美国人。美国人很霸道!

2003年澳大利亚霍华德为首的联盟执政党(Coalition Party)决定派兵支持美国绕过联合国攻打伊拉克时,当时悉尼竟有成千上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举行大型抗议示威浪潮。示威的人们举着各式的反战标语,可谓声势浩大。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此言得之。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眼睛的语言是丰富多彩的。

慈祥、信任、亲切、友好、凌厉、鄙视、愤怒、憎恨……

不同的目光不仅为人们喜怒哀乐内心思想的具体反映、更是人与人之间爱恨情仇丰富情感关系的展现。

还有一回在一个场合,一位印度裔的老兄与我也一直对视好长时间。事后他告诉我说,他曾经在中国工作几年,知道中国人看人的习惯。我也跟他说:中国人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并无两样。我们始终善待那些善待我们的民族,如巴基斯坦……

如澳大利亚由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组成的移民国家,不同民族由于文化的相异性而导致的碰撞并不少见。历经数百年的风霜雪雨之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也并非一帆风顺。

而究其诸多华裔社团(几百个)本身的和谐团结方面(曾经有人推举我做几百个华人社团的秘书长或也曾做过),笔者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虽然这种努力的结果有时并不如意……

但个人海外生活十数年之最大感悟感受:民族的团结比什么都重要!没有团结,我们人数再多,再富有,也没用!

"你为什么看我?!"

这种极其凶恶无礼卑劣的问话并不少见。

其实,海外的华裔老移民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总觉得低人一等,或低人一等已经合理。所谓的强势民族,霸气十足的民族,对其他弱势族群时常颐指气使已经司空见惯。

在祖国积弱积贫的时代移居海外的移民同胞,他们已经习惯逆来顺受,摧眉弯腰,不敢正视历史上所谓曾经打败了我们的民族集体……

他们习惯息事宁人,习惯被动防守,习惯明哲保身,习惯忍气吞声,习惯不断重复的劫后再创,习惯低眉示弱……


我曾经千万次地问,如果说自己还有些血性,那么这种些许的血性从何而来?闯关东的祖辈、毛泽东……也许吧!

以下是我转载的一篇报道(登于2011年5月22日星期日'中国新闻网'头版头条):

评论称解放军总长批评美国"霸气"实属罕见

2011年05月21日 09:39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总参谋长理直气壮(望海楼)

冯创志

"美国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是干涉中国内政的一个法律,用美国的一个国内法管其他国家的内政事务,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太霸气了。"5月18日,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谈及美国对台军售时如是说。在美国境内,中国军方总长指名道姓批评美国"霸气"实属罕见。我们听了深感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掷地有声。

中美军事交流对中美两军都有正面意义。影响中美军事交流的关键是台湾问题。中美军事交流之所以在2010年1月后暂时中断,个中原因也是台湾问题,准确地说是由于美方宣布向台湾售武。中方认为,美坚持对台售武,就是触犯了中国主权,触犯了中国的底线,是美国干涉中国主权的铁证。在这种状况下,推进中美军事交流就不太可能。应该说,中方这个立场可以理解。假若中方支持美国的某一岛某一州独立或向美国的反对势力售武,相信美国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审视美中军事交流。

《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1979年单方面制定的一部国内法。该法要求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多年来,美国之所以不断售台武器,倚仗的就是这个《与台湾关系法》。随着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变化,特别是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两岸关系逐步改善,这个《与台湾关系法》也早该取消了。陈炳德透露,这两天他和美国议员进行了接触,有不少议员也感到《与台湾关系法》该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候。陈炳德又说,中国军力发展,做好了应对"台独"的准备。这既是对"台独"警告,也是一个主权国家理所当然的举动。

对美国媒体对中国歼20进行试飞的疑问,陈炳德反问道:"美国已经制造了那么多新型武器,他又是针对谁的呢?为什么中国搞一个新型武器却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和挑战呢?难道只允许你们干,却不允许中国干?"这既是理直气壮反驳之声,也是求实之言,令人感觉个中的底气。笔者看到,对陈总长这一番反驳,网上一片喝彩。

发展中美两国军事交流,关键是中美两国政治家的远见。今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奥巴马总统提出发展中美关系的"五点建议": 发展求同存异、平等互信的政治关系;深化全面合作、互利双赢的经济关系;开
展共同应对挑战的全球伙伴合作;推进人民广泛参与的中美友好事业;建立深入沟通、坦诚对话的高层交往模式。而奥巴马总统也一再表示,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而对台售武无疑会引发两国政治军事摩擦,抵消中美关系正面效应。这一点,美国军方和诸多美国智囊也倾向这一看法。恢复中美军事交流就反映了这种诉求。令人欣慰的是,18日上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见陈炳德时一再强调美方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会改变,并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可以说,尽管美国还未就台湾问题有个"釜底抽薪"的做法,但事实上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中方对核心利益的立场和情感。中美此次高调军事交流就有着令人些许欣慰的背景。

(作者为广东省恩平市发展改革局局长)

做有血性的汉子、有血性的民族、有血性的中国人!

难吗?

究竟应该怎样做?

中国的对手究竟是谁?

  中国自近代以来便一直受到源自欧洲民族的骚扰,从早期的海盗式侵袭到现在的世界范围内对抗。在这期间,中国的政府和政治体制经历了巨大变化,欧洲的政府和政治体制也是如此。然而这矛盾与斗争仍然继续,而现在中国的对手是否依然如百年前那样,是欧洲各个民族国家呢?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需要对西方社会本质进行剖析才能得出结论。

  首先要明确的是,国家已经不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最高政治范畴,政府及其领导人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最高权力拥有者。资本主义革命在政治上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国家制度,以民选政府为过渡,最终取消政府体制。资本主义与政府体制是两种不同的集权模式,在政治上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对象,相互争夺最高政治范畴的统治权。在鸦片战争时期,满清政府面对的仍然是欧洲各族贵族建立的皇权国家,而到了一战之后,欧洲主要国家的皇权和贵族政治都被推翻取而代之以民选政府。从这时起欧洲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历史概念,国家已不再是西方社会的集权和整合模式,虽然国家政府这一形式依然保留下来并履行着传统的国家职能,但其本质已发生变化,政府已经成为一个傀儡和工具,只保留了部分政治权力的执行功能而不再是权力的最终拥有者。这个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就是犹太金融资本家,一个不属于任何欧洲民族和国家的幕后统治者。

  欧洲虽然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却并非是资本主义革命最早实施的地方。美国是第一个资本主义从零开始创造的非政府集权制国家,由于美国远离欧洲又没有贵族政治的传统,使其成为犹太金融资本建立一个完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之地。回顾美国历史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奇迹,犹如来自上帝之手的援助。在美国独立之初就受到令法国倾家荡产的军事支持,最终引发法国大革命致使法国皇室家破人亡。美国建立后虽然其政府财政连维持政府运转的能力都不具备,而美国不但没有破产,反而迅速工业化成为经济强国,又通过若干次购地和战争迅速将领土扩张到太平洋东岸,几乎占据了整个北美。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一举在二战后成为西方国家的领袖,取代了欧洲在西方近代以来的领导地位。而美国与南美诸国的不同命运也并非象诸多社会理论所解释的那样,由于民族、经济、文化等差异造就,只是由于犹太金融资本选取了美国作为新兴资本主义体系的领导者和维持者,而南美则被设计为这个体系中的资源产地,这是南美国家必然贫穷混乱、永无翻身之日的根本原因。

  在近代,犹太金融资本不断通过制造经济危机削弱西方各国民族资本和政府实力,逐渐控制各国财政和经济命脉,这最终激起了欧洲新一轮反犹运动,作为代表的就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德国的纳粹主义其社会认知和政治理念都与共产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两者却水火不容,前者更将反共与反犹结合在一起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究其原因在于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确实是受到犹太金融资本的操纵,目的是将当时欧洲社会阶级矛盾的重点从反犹主义转移到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以阶级矛盾取代民族矛盾,使居于资本主义体系中下层的各国资本家成为替罪羊,同时也起到了削弱各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目的。然而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大,逐渐本土化的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开始独立发展不再接受共产国际统一的领导指挥,从而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和使命。特别是其在亚洲的发展,由于缺乏相关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更与其原始设计理念背道而驰,形成了独立的体系。而纳粹运动的本质则是日耳曼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目的是将欧洲民族从犹太金融资本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最终因德苏两国交战而失败。纳粹德国与苏联本应有着共同的敌人,然而希特勒并不了解斯大林已经通过肃反运动肃清了布尔什维克中犹太金融资本家的代理人,改变了政权性质,而仍将其视作受犹太金融资本操纵的国家。两国交兵的结果是导致日耳曼民族最终被奴役,反犹在现代西方社会成为禁忌话题,并特别通过媒体和影视的宣传将纳粹运动妖魔化,使其与中共一样在西方成为魔鬼代言人。之后的冷战是斯拉夫民族国家与犹太金融资本操纵的日耳曼民族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最终以斯拉夫民族国家的解体为结局,俄罗斯的政府集权制国家也开始变为历史。当今世界,仅存的政府集权制国家都被冠以"极权国家"或"流氓国家"的称号,而中国是这其中唯一的大国,自然也将成为未来无限长时间内的攻坚重点。

  了解以上历史,才能了解中国真正的对手。在一百年前,与中国打交道的还是西方各民族国家的政府,在那之后,中国的对手只有一个,就是统治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的犹太金融资本家族。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统治模式与民族国家对社会的统治模式并没有本质差别,两者仅是集权的模式不同,而在集权本身上是没有差异的。一者是通过政府集权的政治垄断,一者是通过企业集权的经济垄断。而犹太金融资本建立的新兴资本主义体系目前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性特征和残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种族制和皇权制。种族制是指目前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照种族划分阶级等级,皇权制是指居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顶层的犹太金融资本家局限于少数家族,并依然以家族制继承财富和最高统治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社会中层的资产阶级受到高遗产税的压迫或以捐赠的方式处理遗产的风气,这些都是遏制民间资本规模、防止新兴大资本的有效手段。

  了解了中国的真正对手才会明白,中国和美国的矛盾并非矛盾的根本,中国和欧美民族的矛盾也不是矛盾的根本。虽然二战之后西方针对中国的所有战争和破坏活动似乎都是美国背后主导的,但美国不应该被当做与中国一样的传统国家来看待,美国和美国政府与中国和中国政府并不是对等关系,美国政府不是美国的主人,美国也不是美国社会的主人。美国和美国政府都只是一个空壳而已,只是作为被利用的工具。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并不存在利益上的根本矛盾,两者斗争只会使渔人得利。即便中国通过战争将美国夷为平地、将美国人屠杀殆尽也并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到那时欧洲会在一夕之间统一变成一个新的美国继续与中国对抗,欧洲失败了还可以扶植印度成为新的超级大国。这个候选名单是永远不完的,在犹太金融资本家资本主义体系控制下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可以被打造成新的棋子被摆上棋盘。

  擒贼先擒王,没有必要和无穷无尽的喽啰周旋,这是中国必须要认清自己真正对手的意义所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连对手的真面目都不清楚自然永远处在被动防御的下风。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真正的对手并非现在讨论正热的共济会等秘密社团。共济会是欧洲近代在反封建过程中为宣扬资本主义思想以宗教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秘密社团组织,具有早期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但没有政治化。随着在欧美各国的发展逐渐成为类似"资产国际"的资产阶级同盟组织,由于其历史上曾参与的反封建思想宣传和革命活动而至今仍保持非公开状态。而西方流传的针对共济会的阴谋论如同早期共产主义理论一样,起到了将阶级矛盾的矛头指向各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资产阶级的目的,从而掩盖犹太金融资本家的真实地位。早期的共济会是禁止犹太人加入的,当代共济会犹太人也无法进入最高层。这说明共济会并非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权力组织,充其量只是外围执行者,这由其成员主要来自西方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精英所证明。

  另外需要明确的是,认清真正的对手犹太金融资本集团只是揭示客观事实,并不是反犹主义。宣扬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是小民族的文化狭隘性造成,对于大民族毫无可取之处。犹太民族由于其历史悠久及分散迁徙并非高度统一,至少存在着留守中东和移居欧洲的两大派系。中东的犹太人其文化与生理上与其兄弟民族阿拉伯人都无太大差异,是宗教保守派。而欧洲犹太人又可分成南欧、北欧和东欧三支,近代在欧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到今天成为统治世界的犹太金融资本家族就是源于北欧犹太人,他们在文化上和生理上都与日耳曼人接近,语言则为受德语影响形成的意第绪语,是犹太世俗派的代表。而与斯拉夫人相融合的东欧犹太人一些在当今犹太资本主义体系中成为外围代理人,更多则在以色列的军队中服役。

  资本主义制度虽为日耳曼化的北欧犹太人所建立,一旦体制成型后,就不再以个人或民族的意志为转移,在位者将成为制度的代言人为其发展进化而服务而丧失个人自由。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皇位可以由任何人坐上,统治世界的金融资本如果不操纵在某个犹太家族手里,也必然为别个民族的别个家族所操纵。即便将犹太金融资本家挑下马,最终也只是改朝换代而已。因此与其反对皇帝,不如反对皇权,这是更实质的所在。但就目前而言,犹太家族居于资本主义体系的顶端对中国造成更大的问题,如同同样是皇帝,暴君和明君也能产生极大差异。犹太金融资本家由于其源自小民族传统的文化狭隘和极端性阻碍了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正通过其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造成对人类社会的巨大破坏,这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