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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炒作？什么又是宣传？二者之间有何本质的不同？
对于这一信息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以及其中蕴藏着的诸多问题，我们的传媒学者、新闻记者、总编社长以及宣传部长们都还没搞清楚呢，但他们却不约而同迎合起世俗思维来，以至于"防炒作"成为他们的一项基本工作内容。
通过网络搜索就可以发现，2010年12月初，重庆市委宣传部何事忠部长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时，明确提出了"防炒作"一词。也许何部长并不是"防炒作"的首倡者，但"防炒作"这一观念本身无疑是当前宣传战线上的普遍思维。
而在信息社会，为了推动精神生产方式的到来，为了给中华民族将要进行的一场艰难而又伟大的转型铲平道路，则有必要运用我在《智本论》的开篇中阐述的"互动认识论"，来理清宣传和炒作的这些基本问题，从而使整个社会在这些问题上取得共识。
撇开宣传和炒作这种名词的区别，则可以发现传播这一共性，即它们都属于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自觉的传播活动，区别只是在于传播主体的不同。宣传活动的主体一般是官方，而炒作的主体则是草根民众。因此可以说，宣传是官方的炒作，而炒作是百姓的宣传，宣传和炒作都可以统一为信息的传播。
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初期，信息传播是难以直接创造价值的，所以，中国那些从事精神生产的古圣先哲和文人墨客即使创作了流传千古的作品也还是穷困潦倒清贫一生，因为受制于当时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他们的着作权也难以形成自己的无形资产，他们的名也难以转化为利。
直到市场经济阶段，企业之间的竞争开始从商品而转移到品牌，而品牌则必须靠传播来维持生命，于是，企业纷纷发现了媒体这块风水宝地，从而使得媒体产生了广告盈利模式，而媒体文人的笔墨文章也可以换回养家糊口的柴米油盐了，这正是传媒产业纷纷市场化的根源所在。
很快，企业家们又发现了媒体新闻传播的既有公信力又费用低廉的优越性，从而使得策划和炒作以实现新闻传播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风行一时，而那些所谓的策划大师们也不过是像导演一样，策划出事件而引发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从而传播自己的品牌，并美其名曰"事件营销"。
但这种"智"在本质上是为名谋、为利谋，很多策划人就是忽视了"义"，只要有人出钱，他们就为之想办法出主意，并拿出一些车马费来作为编辑记者脑力劳动的酬劳，从而用新闻传播品牌，这就是新闻界流行的"红包"。
这种影响媒体广告收入的现象很快引起了媒体资本和广告总监们的反对，于是，反对炒作就成了媒体管理者的主流思维，因为新闻炒作这种免费广告使得他们丧失了广告这一应有的利益。
可见，所谓的"防炒作"在本质上是媒体防止"被廉价利用"，这种对民众炒作的严防死守就使得总编、社长和宣传部长们的权力成为一种宝贵的媒体资源，以至于很多公关广告公司纷纷对他们展开公关攻势，因为领导交代的选题对于编辑记者而言是光明正大的报道任务，而非未经领导许可的炒作。
因此，是否"炒作"，决定于能否得到媒体总编、社长和宣传部领导的认可，被认可的炒作就是光明正大的宣传，而不被认可的宣传则是成了媒体排斥的炒作，所以不用打听就可以知道，在我们的宣传部长们看来，我策划义丐徐超当明星以义取利、我将其作为案例以倡导人们自觉奉义而扬名取利、我请义丐徐超代言《智本论》以传播新思想、新理论就是炒作，而领导批准组织的杨善洲和吴孟超的全国演讲活动则是光明正大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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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新闻传播活动，一旦被资本和权力所支配，媒体也就堕落成媚体，于是我们看到，媒体几乎成了权贵官僚、富豪精英、专家权威和名人名流向着草根大众炫耀显摆自己肉体、脑袋和嘴巴的传声筒和扩音器，而草根民众的酸甜苦辣只是被用来炒作成新闻大餐以不断吸引眼球，以维持他们的影响力、收视率和发行量。
而草根民众若是想出名，就被他们斥之为炒作而严防死守，这种防炒作造成的恶果是，他们逼着人们纷纷选择夜黑风高的晚上去巴结他们，去找门子、托关系，去求爷爷告奶奶送礼、送钱或送色，媒体的一些文痞流氓一旦掌控并霸占起新闻传播权，就开始用这种权利谋私、谋财、谋色了。
媒体被资本和权力异化的恶果是，有钱才容易出名，而有名却难以有钱，没钱的话有色也可以出名，无财无色有权贵支持也行，既无钱也无色又上面无人，你就靠边站吧。所以我们看到，为汶川大地震捐款而成名的义丐徐超以名取利是多么艰难，而潘石屹等房地产大鳄们有钱而出名又是多么简单！
但遗憾的是，在"防炒作"这种落后思想的指导下，宣传部门已经将这种"防炒作"从传统媒体延伸至网络，他们纷纷采取删帖、锁帖、压贴、沉贴等技术手段，将你的帖子扼杀在阴暗的角落里。如果说传统媒体的防炒作是为了防止草根出名而翻身的话，那么网络媒体的防炒作则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了——我们的宣传官员们收服民心百无一能，防民之口却天下无敌！
当媒体的"防炒作"变成了对草根民众的精神压制和对草根话语权的粗暴剥夺、变成了对精英们话语专权和霸权的维护、变成了不看才华而只看钱财、不理睬才子而专门巴结财主的"歧视性关注"，变成了对民声、民情、民意和民智的严防死守，这还是社会主义的媒体吗？这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吗？
这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化思潮通过媒体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篡政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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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整个人类却迷失在了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的思维纷纷陷入了信息内容之中，唯独不会跃将出来以反观信息本身，因而也就难以发现信息的本质正是人的意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和反映。
而如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审视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则可以发现信息社会的到来正在哲学上掀起一场认识论的伟大革命，那就是间接认识代替直接认识、群体认识代替个体认识、互动认识代替单独认识。
这种互动认识论造成的的结果是形成了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协作，从而使得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可以反过来超越了那些大师、权威和专家，在这种群体的互动认识论的主导下，"六个瞎子可以认识大象"，"三个臭皮匠可以赛过诸葛亮"，而那些大师、权威和专家也都相继沦为一群"个体户"。
运用这种认识论，我们才能认清这个社会中此起彼伏的"炒作"现象，那就是当某一事件引起大众的群体性关注并被媒体放大传播的时候，正是发生着的群体互动的认识，这种群体的认识可以有两种作用，一是使得被关注的事物或人物出名，这就是一些企业品牌和个人纷纷策划什么搏出位的事件以吸引公众眼球的原因，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扬名而取利；
二是使得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产生群体的认识，从而在那些善于观察思考的头脑中产生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智慧，以改善我们的社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公众的关注可以产生"曝光"的效果，从而使得那些心里有鬼的人感受到众目睽睽的威慑力，这也是媒体为什么可以发挥舆论监督的原因所在，只是因为群众雪亮的眼睛和心灵所汇聚而起的民意正是一种管理社会的精神力量。
西方社会之所以只将媒体归为第四种权力，是因为他们没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因而他们也就不能发现，媒体的这种所谓第四种权力，那正是来自人民群众的眼睛、口舌、耳朵和大脑都汇聚而成的伟大力量，那些媒体的受众，不正是人民群众吗？
运用互动认识论的眼光来看，炒作是带领大众一起去认识世界，而宣传则是将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大众；炒作是尊重大众的独立思考能力，允许众说纷纭议论纷纷甚至批评质疑，而宣传所尊重的只是领导的大嘴，只是官方的观点，它在本质上放大的只是权力的话语霸权，用一声独大压倒百家争鸣，使整个社会变成一言堂。
宣传思维的落后在于，它斩断了官和民之间的互动沟通，阻碍了民智和民意向官方的传播，使得官员和民众对社会的共同管理变成了权贵官僚的专利，它让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变成了官主，而集中起来的只是民脂民膏而非民心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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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社会，我们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立场去审视媒体、审视品牌、审视那些名人名流——读者和观众不正是媒体的消费者吗？而消费者不也是某个品牌的粉丝和受众吗？那些名人名流的粉丝不也是他们的消费者吗？而消费者不正是市场上的人民群众吗？
如此来看，西方那群生意人所高唱的那句"顾客就是上帝"的口号其实是暴露了拜金主义的虚伪，他们的这句口号看中的是消费者的口袋而非脑袋，其本意是"消费者的口袋才是上帝"。
但如果我们一旦重视起消费者的脑袋，重视他们的精神、心灵和情感，才会产生更伟大的发现——原来消费者的脑袋才是真正的决定力量，只有赚到他们的脑袋他们才会为你心甘情愿的掏口袋。
而消费者的脑袋，不正是民心吗？不正是马克思主义应该秉承的基本立场吗？不正是中国先哲们那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本思想在品牌营销活动中的运用吗？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这个社会就应该把甚嚣尘上的"赚钱思维"自觉转变为"赚人心"，而要赚到人心，则必须将"义"的精神自觉运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中，用精心、匠心、爱心和责任心，去打造充满"义"的品牌，用红心赚取红利，而非满足于采用肤浅低俗的手段"吸引眼球"。
以张朝阳为代表的网络新贵们所提出的注意力经济之所以肤浅，就在于仅仅停留在吸引眼球上，而不能质变为吸引人心，因为他们不懂得，要吸引人心，则必须心怀大爱大德、大仁大义去对待自己的受众和粉丝，而非只为了自己追名逐利而廉价免费地利用大众的关注！
所以，自觉的信息传播活动可以出名，但必须用以义成名以实生名，这样才能美名远扬名副其实；而如果只用吸引眼球而不顾道义的手段、那不过是沽名钓誉罢了，即使得到名也是不义之名、不实之名，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品牌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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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个追名胜过逐利的信息时代，我们的主流思维要回到"义"字上，用义来御名，义才是名的内核，不义就没好名，没好名就没利益。
而要用义，则必须对百姓苍生和草根民众心怀大爱，因为只有大爱才能赚来受众的爱戴，这不正是毛泽东和我们党用"为人民服务"这一人间大爱赢得天下的根源吗？不正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坚持的群众立场吗？
在信息时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要把全世界的人民群众看成自己的粉丝和受众，高扬起为全人类谋幸福的伟大理想，肩负起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历史重任，用毛泽东所倡导的那种发自内心的"为人民服务"的大爱大德、大仁大义去赢得他们的精神和心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不正是得到"民心"才能产生的巨大力量吗？
"义"，就是社会责任，就是当今乃至未来的时代精神，因此，那些企业品牌、媒体和名人名流以及那些想扬名立万的青年才俊，都应该心怀起这个"义"的精神，用这颗红心来指导自己的生产生活行为，从而将自己的名声也打造为红色品牌，并因此得到红包和红利，而这，正是以义取利，正是"义"战胜"利"而在人类的精神世界收复失地。
因此，在全球市场化的信息时代，社会主义的媒体应该重新举起"义"的旗帜，用奉义的传播来化解官方宣传和民间炒作的矛盾，只要合乎社会责任这种时代大义，百姓的炒作也应当支持而使之变成宣传，使义的精神成就义士的英名并得到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媒体，它不仅仅是党的口舌、人民的喉舌，也是民心和党心交流汇聚之地，是党和人民一起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智慧生产和传播平台，是开启民智实现党民互动共同管理社会的得力工具，只有实现这些功能，中国共产党才能从根本上切断资本对民心、民意和民智的控制和愚弄，从而使天下民心重回党的怀抱。
社会主义的媒体一定高举正义的旗帜，它们不能沦为资本和权力支配下的媚体，而是应该变成民心、民意和民智的引导者；变成人民群众一起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引领者；变成党和人民心连心以互动沟通的纽带和桥梁；变成中国共产党助力广大民众翻身解放实现草根崛起的助推器；变成助推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并进而实现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智库；变成向全世界传播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炎黄子孙聪明才智的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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