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4日金曜日

美国人口报告:华人收入高 失业后找工难

  亚太法律中心于2日发布全国人口增长报告,宣布亚裔为全美人口增长最快族群,在近10年间激增46%。2010年,全美已有1700万亚裔人口,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已不容忽视。根据报告,华人失业率明显低于平均值,但是一旦失业,却极难再就业。

  亚太法律中心主席和执行主任郭志明(Stewart Kwoh)简要介绍这份最新的人口报告,这份全国性的报告之后,还将有10份区域性报告问世,会分别统计出加州、洛县(Los Angeles County)、橙县(Orange County)以及圣地亚哥县(San
Diego County)等地方的具体人口情况,并着重分析亚裔族群的发展和现状。他还提醒公众,整份报告在www.advancingjustice.org的网站上可以找到,希望可以做到简单明了,以帮助有需要的组织和个人。

  随后,主要负责这份报告的人口分布研究计划主任一濑(Daniel Ichinose)和威尔森(Victoria
Romanee Wilson)进行报告,总结报告的主要发现。报告的数据力求准确,样本来自现居美国的1700万亚裔族群,并将其细分为20个族群。在美国,除去台湾的美籍华人便有380万,在10年间人口增长39%,属于健康增长幅度。而加州仍是全美华人最大的聚居地,并为地区经济创造大量收入和就业岗位,是"少数"
中最不容忽视的力量。

  郭志明会后表示,这份报告对华人社区透露出不少"好消息",如华人的家庭收入远远高于全美平均值,而华人的失业率也比平均值低3%。来美的华人移民大多学历较高,因此失业率也相对较低。然而,报告中也看到一些"坏消息",即华人一旦失业,便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份工作。郭志明分析道,这主要跟语言障碍有关,大多华人都就业在华语企业,这使得他们在美国这个英语国家的就业范围狭窄得多,因此再就业的可能性便降低许多。

  而一濑则认为,鉴于华裔美国人的社交和经济状况差异颇大,许多华裔还挣扎在贫困线边缘,他呼吁主流社会的相关社会服务机构应随之做出调整,以满足这个族群的需要。相应的,立法者也应对这个族群予以足够重视,在相关法例的设定上时做到足够周到。毕竟,华人已是美国社会不可忽视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现下投资中国 该投什么领域?

  随着第70亿名地球公民的诞生,全世界都为之紧张兴奋。但真正关系大局的一群人其实是目前生活、工作和消费在中国的13亿人。

  是啊,中国控制着钱袋,中国看来也在掌控着世界的议程。如今,每个人都在谈论中国人。


  比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本周举办了一次会议,与会专家谈到了中国为重新平衡经济而制定的总体规划。这份规划主要强调国内消费,希望改变目前出口拉动增长的发展模式。

  此外,在本周的G20法国峰会上,中国也占据了报章的头条。此次峰会将讨论全球经济复苏及尚在持续的债务危机。如果中国投资欧盟,欧盟又将做出何种让步以回报中国?

  亚洲股票研究院(Asian Equity Research Institute)的主任阿本豪斯(Philip
Abbenhaus)说,总之,你无法忽视中国。


  这令我们好奇:鉴于当前形势,美国和中国正涌现出什么样的投资机会?

  大宗商品

  掌管贝莱德(BlackRock)全球配置基金(Global Allocation Fund)的团队本周报告说,包括多种大宗商品在内,目前并不缺乏投资机会。尤其是在新兴市场作为边际消费者的情况下。

  贝莱德的团队认为,新兴市场并没有像发达经济体一样放慢经济增速,他们的大宗商品消费量所占比重正在上升。

  比如,贝莱德的团队说,眼下油价可能会下跌,因为美国石油消费量下降、库存增加。

  报告说,然而世界其它国家还在继续增长。目前,印度和中国的消费量远远低于其它国家。随着这些发展中经济体继续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它们对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需求继续上升是完全可能的。

  报告说,因此从更长期、也就是未来两到三年来看,部分大宗商品市场暂时的弱势构成了绝佳的买入机会。

  看多中国的新能源和文化产业

  毫无疑问,中国和印度正在快速增长,所以它们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于西方。贝莱德分析师说,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经济过热,消费物价上涨,工资以双位数增长。

  有些人说中国经济正在放缓,确实也是这样。但亚洲证券研究所(Asian Equity Research
Institute)的阿本豪斯(Abbenhaus)说,中国短期内发生衰退的风险非常低。比如国家统计局上周就说,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能会维持稳定的、相对快速的增长。

  另一些人也是这样认为。贝莱德说,我们感觉中国正在从高速增长放缓为快速增长;现在我们应当非常清楚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政府为经济减速的政策导致的。

  贝莱德说,政府正在努力影响部分城市过热的楼市,同时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来应对消费物价和工资上涨的问题;但随着中国经济放缓,这些政策有很大的余地在必要情况下变得更加宽松。

  武汉大学经济学副教授陈雷(音)在电子邮件中说,考虑到中国当前的情况,目前有两个领域值得注意,一是文化产业,一是清洁能源产业。

  陈雷说,上个月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采纳了一套文化发展纲要,用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2010年,包括出版、影视和广告等行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为中国贡献了2.78%的GDP。随着这些行业获得新的投资和开发,中国政府预计文化产业对GDP的贡献将在2016年达到5%。

  据陈雷说,文化产业的领先企业包括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时代传媒等等。

  至于清洁能源产业,陈雷说,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十二五规划(2011至2015年)中,政府强调了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包括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能源等。

  陈雷说,政府将鼓励、扶持这些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并为相关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因为中国经济仍被看作是半市场、半计划的,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对相关产业有着直接的影响。

  陈雷说,清洁能源行业的领先企业包括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金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蓝筹股

  其他人也持类似观点。阿本豪斯说,由于美欧市场陷入动荡,中国股市可能值得进一步关注。因为中国经济仍然增长,估计增速会达到9%,市场透明度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政府释放的信号则把我们指向了可投资的最安全的领域。

  阿本豪斯说,中央政府基本上已经告诉你他们未来的投资方向,我喜欢把赌注押在中央政府这一方。所以你应当关注受政府青睐的领域,这会令投资中国更加容易一点。

  在阿本豪斯看来,农业就是受中国政府青睐的一个领域(虽然在美国市场上并没有办法利用这点获利)。通信以及能源和石油则是另外两个尤其受政府重视的行业。阿本豪斯说,从本质上讲,一个行业只要接触中国消费者,那么中国人就是你希望争取的对象。

  被阿本豪斯称作"主导领袖"的五家在纽交所(NYSE)上市交易的国有企业分别是:中国石油(PetroChina Co. Ltd.)、中国石化(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中国移
动(China Mobile Ltd.)、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 Corp. Ltd.)以及中国联通(香港)股份有限公司(China Unicom (Hong Kong) Limited.)。

  阿本豪斯说,这五家公司都支付股息。它们总体上在2011年的平均涨幅达到9.5%。这五只股票会随市场一起波动吗?当然会。美国经济形势能否影响中国?肯定能。但这一篮子股票所代表的公司是否会坚持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提供重要服务?这是一定的。

中共十八大代表选举 左右交锋起狂飙

  中共近日部署十八大代表的选举工作,由于出席代表的构成将决定十八大人事布局分配,故左右各派均虎视眈眈,争取本方代表尽可能被选入场,从而影响政局。

  据报道,中共十八大代表为二千二百七十名,比十七大代表增加五十名。中共组织部要求「适当增加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名额」,并要「注意推荐工人党员、农民党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党员中的先进模范人物作为代表人选」。


  但是,左派认为这个规定太过笼统,应该提高门槛。其中,左派领军人物司马南提出,凡经核实裸官者一票否决;凡经核实贿选者一票否决;凡经查实打黑不力者一票否决;凡经证实公开诋毁毛泽东主席者一票否决;凡公开拥护西方普世价值者一票否决;凡经证实美国政府保护、重点保护者一票否决;凡无正当理由而拥有他国国籍(护照)者一票否决。

  历史钟摆 又向左转

  同时,右派学者发表文章,呼吁中共撤换新华门前的两条标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右派认为,这两条标语文革味道深厚,「脱离实际」,应当破除文化愚昧,解除思想禁锢,撤换这些「不合时宜」的标语,在无声中解决好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

  左派要封堵自由派、汉奸买办进入中共决策层,右派则旗帜鲜明地要将中共两条标语拆去,双方争锋已进入白热化。事实上,此前左右各派已连番上演多场政见推荐会,期望影响中共十八大的政治路线与人事布局。

  以胡耀邦儿子胡德平为首的右派,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对文革和毛泽东口诛笔伐,要求彻底清算文革馀毒,并确立胡耀邦为改革开放奠基人的历史地位。此举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通过煽动文革苦难情绪,狙击薄熙来十八大进京之路。而左派则接二连三召开重庆模式座谈会,期望薄熙来跳出重庆盆地,展现全国眼光。

  左右两派缠斗已成为中国政治现实。但中国政治就像钟摆,毛泽东时代三十年走向极左,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三十年走向极右。如今,历史的钟摆又开始向左转,尤其是目前官商勾结、贫富分化的残酷现实,更让左派的主张在基层大行其道,右派孤掌难鸣。随着两派交锋日益激烈,中共十八大很可能演变成中共历史上一场火花四射的大会。

希腊危机一波三折

CNBC刊登的专栏文章说,本星期五希腊总理将在议会举行no confidence vote,这对于希腊的未来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本星期二希腊总理George Papandreou宣布要全国人民投票是否支持欧盟救援行动,议会中有不少反对的声音,有些分析人士认为本星期五的no confidence vote可能结果会不利于Papandreou。有人评论说这是他
试图推卸责任的一个办法。

本星期三,希腊总理,法国总理以及德国首相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召开紧急会议。

如果no confidence vote结果不好的话,希腊将面临新的总统选举,那么希腊的未来就更加不稳定,一直会延续到圣诞节之后。

如果no confidence vote利于Papandreou,那么希腊面临的是对欧盟EFSF的全民投票,其中包括希腊的财政紧缩措施,现在已经有迹象显示民众持反对票的占多数。根据希腊报纸To Vima的民意调查,大多数希腊人不满意上星期四欧盟推出的
救援计划,但是多数希腊人也并不愿意脱离欧元。

Lloyds Bank的市场专家Charles Diebel说对于股市来讲,如果希腊来一次新的总统竞选,情况会更明朗一些。而对于希腊来讲,没有欧盟的救援,希腊将会破产,进入经济衰退,之后情况会更糟。

希腊经济位于世界第32位,比欧盟其它国家小,更不如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如泰国。但是希腊如果真的无力偿债,仍然会影响到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地区。

由于星期二Papandreou宣布要全民投票导致全世界股市大跌。Danske Markets的分析师John
M. Hydeskov预期未来几个星期投资者将面临不确定的前景。

希腊的"全民投票"提案导致世界其它国家的不满,日本财政部长Jun Azumi说希腊政府突然宣布要"全民投票",完全不在原来的方案中,令人们很迷惑。

法国总理萨科其说希腊这样做让整个欧洲很震惊。西班牙政府的发言人称这个"全民投票"无论对西班牙还是欧洲来讲都是坏消息。

G20迎来「中国时刻」外媒劝欧洲对华示好

  在一片欧洲「危机来了」的感歎之中,中国的角色更加凸显。法国《看板》杂志的文章称,儘管欧洲试图小心翼翼地掩饰这一切,但无疑G20康城峰会上最有发言权的变成了中国,理由很简单——中国有钱,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就是其底气所在。文章认为,欧洲别无选择,只能放下架子,适应现实,向中国表示友好和显示合作的共同利益所在。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称,当中国领导人出席华丽的法国G20峰会,世界舞台就将迎来气势逼人的「中国时刻」。欧洲领导人期望中国能够拯救希腊债务危机,防止欧元区经济体崩溃;而美国则在应对债台高筑和经济复甦乏力的问题。

  法国《费加罗报》3日的文章列出两个供读者参考的数字:一是中国多达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二是北京参加欧洲救市的数额可以多达1000亿美元。文章说,中国领导人每出席一次G20峰会,就比上一次更加强大,就有更多的外汇储备作后盾,这次峰会又一次表明中国是世界大国不可缺少的伙伴。

中国近代基层组织的变迁:由家族到单位

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发生了变化,也就是从家族变成了单位,或生产队。城里为单位,包括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农村为生产队。

这个变化,要比辛亥革命没有了皇帝重要的多了,因为中国从古至今,近三千年以来,无论上层如何的变动,但基本的家族制度是不变的。可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的基层组织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就是由家族变成了单位或生产队。

中国基层的家族制度,是由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或姓氏为标志的,形成自然村落或大家族制度。这个家族制度,是中国地方自治的核心,因为中国古代的统治模式,是中央政府仅仅直接控制到县一级,县以下广大的乡村,是由地方乡绅地主家族自治的,是相对独立的。而家族里面的管理方法基本是民主制度的。一方面有族长,但族长是各家轮换的;还有议会,也就是长老会议,长老们由家族里面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形成元老院制度,然后还有村民大会,当然是各家的男子为家长代表参加。族长,元老院,村民大会,形成了中国基层的民主管理模式。

因此,因为中国有地方家族的存在,所以笔者说,中国古代的统治模式是专制与民主相结合的,就是中央政府是专制的,是中央集权的,但地方上,广大的乡村,是自治的,是民主管理的,因此中国古代的制度是专制与民主结合的,是郡县制与分封制相结合的。

中国地方的家族自治组织,说他们是自治,主要是农业的生产,由家族和各个小家族组织进行;土地的划分和继承,也由家族来管和裁决;地方乡村的治安,也由族里负责,有的大家族还有民团等地方武装,在乱世的时候,地方民团可以形成地方军队,如《中国地》里面的清风岭,在抗战的时候,家族里面还有地方武装,还可以抗击日军,而清末曾国藩的地方民团,最后形成了地方军队湘军,后来甚至还成为了国家军队。家族里面的婚丧嫁娶,也由族里负责;各种诉讼和纠纷,只要不是太大的,都由族里自己解决,大的,如刑事责任,可以到县衙,由县衙的政府处理。还有地方救灾,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也由地方乡绅家族自己解决,很多家族有公仓,可以在灾荒年救灾,当然大的灾难还是靠中央政府来救济,小的灾害,家族自己就可以解决。

这种中国地方家族的自治形态,非常灵活和有效,非常适合中国的农业社会,而且基本是民主制度,也难怪家族制度能在中国延续几千年。而且家族里面,还有自己的伦理道德观,还有儒家精神在。因为儒家精神的核心是伦理和血缘的,长幼有序的。笔者本人在黄山脚下的世界遗产西递----宏村,看到了这种家族形态的物化,即徽派建筑的乡村和祠堂,甚至还有女祠堂。

这种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国地方家族自治体系,在什么时候崩溃了呢?就是在毛时代,也就是在共产党执政以后。那么崩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毛和共产党的强制,也可以这样说,但从深层来说,是近代西方冲击的结果。尤其是日本人全面的对华战争冲击的结果,还有近代工业化的冲击。

毛在1920年的时候,也就是27岁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谈中国人的一盘散沙问题,并认为,正是由于中国人的组织能力不行,造成中国人无法面对和对抗西方人工业化之后的军事---国家----经济---外交一体化的组织力量的冲击。因此,中国人迫切需要解决的,还不是船坚炮利的问题,而是组织问题,只有有效的组织起来,才可以对抗西方的侵略。

而中国人之所以一盘散沙的原因,就是这个过时了的地方自治的家族制度。因此,那个时候,打倒封建宗法家族制度,是共产党的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的彻底完成,是在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以后,在1956年,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的地方自治家族制度就彻底崩溃了。其实,在解放区,共产党早就已经打倒了乡村地主阶级,乡村地主家族已经被推翻了;而在城市,当资本家阶级被打倒以后,就没有什么障碍了。乡村过渡到人民公社,城市过渡到单位,这是必然。

单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城市的单位本身,其实是适合现代工业生产的,也就是可以将来源不同的人,所谓五湖四海的人,整合到一个单位里面,形成一个大的,新的家族体系。这种单位的形式,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可能军队里面出现过,但军队是特殊力量和组织形式,与单位还有不同。

之所以说单位是大的新的家族形式,因为单位也是一级比较独立的结构,而且是有大而全的体系和功能,大概除了没有民团地方军队以外,乡村家族的大部分功能,单位都有了。我们大部分有一定年龄的人,都有在中国的单位呆过的经历,比较熟悉那种方式。

单位中的人一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地方的人都有,有各种方言,各种地方习惯,当然,小城市单位可能要单一一些,基本来自同一个地域,但基本也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单位的功能,如工作,这是第一位的,开工资是第二位的,但中国的单位,除了给你工作和工资以外,还有其他的福利和功能,如分房子,医疗,还有工会组织的娱乐活动,唱歌跳舞,体育比赛,健身保健,分苹果鸭梨橘子,甚至发卫生纸,还有管你的婚丧嫁娶。你结婚单位管,开介绍信;你死了,有追悼会;你被公安局抓了,由单位的人将你保出来,单位领导去领人。甚至计划生育,发避孕套,单位也管。还有的有班车等,每年组织旅游,带薪休假等等。有的还有医疗室,洗澡堂,食堂等,甚至还有幼儿园,学校等,呵呵,太有意思了。

因此,在中国,单位不仅是一级生产单位,还是生活单位,完全是一个小社会。也因此,单位里面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也非常复杂,因为你所有的东西,无论物质还是精神方面的,基本都在单位里面了,甚至你的大部分朋友,同时也是你的同事。只是,单位之外,小家庭也还继续存在。个人的小家庭与单位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关系。

单位,从某种程度说,就是一个变形了的大家族。毛和共产党,将中国的大家族制度从乡村挪到了城市,并且也非常成功,尤其是比较适合计划经济体系。但单位与原来的家族还有不同,除了血缘上的区别以为,还有管理方面的不同。族长,也就是单位的领导,一把手,二把手,都不是家族之间轮流坐的,而是上级领导指派的,大概也没有一个元老院的议会组织,而代之以共产党在单位里面的组织活动,领导层都是上级任命委派的;职工大会基本是一个形式,是听报告的形式,而没有组织功能。总之,单位的管理是比较专制的,而不是如家族制度的民主方式。而你个人在单位能得到多少利益,那要看你与领导的个人关系和你在单位中的地位。单位里面的地位是官本位的,级别越高,利益越大,如分房,如用车,如医疗,如一般福利,基本是论级别定。

只是,单位本身有专制的一面,但也有民主的一面,主要原因是所有制的问题,因为单位不是公司,尤其不是私人公司,而是共有财产,所以,无论谁,在原则上,地位都是一样的,也是平等的,因此,在中国的单位里面,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很有意思,一方面是领导高高在上,另一方面,领导还与群众平等,等级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待遇的等级是有,但精神方面的等级不明显。尤其是,单位是不能,或没有权利随便开除人的,单位的铁饭碗功能,以及比较稳定的功能还是有的。不像后来的公司,公司是老板说了算,老板的地位绝对是高高在上的,老板要让你走人,你必须走人,即便有劳动法也没有什么用,因为老板有无数的理由让你滚蛋。当然,单位的工作效率要低一些。

乡村的生产队,基本也模仿了城市里面的单位,只是,乡村的土地,成为了集体财产,其他的福利,如房子,医疗,都远远不如城里的单位。但是,当中国的乡村普遍成为集体制以后,还是比完全单干要好一些,尤其是大家可以互相救助,所谓互助。后来改革以后,大包干以后,其实也存在两个问题,就是那些没有包干到家庭,而是继续保持集体化的农村,比如很有名的华西村,远比包干到个人和个人家庭的,要富裕得多,也要有成效的多,因为农村个人和家庭的能力太有限了,太容易被其他资本所欺压。所以,在集体还是个人家庭为中心这个问题上,谁更有效,在农村还不分胜负,尤其是乡镇企业出来以后,更是集体方有力量。

总之,毛和共产党成功的将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移植到了城市,并将单位牢牢控制在共产党的手中,使其不仅是生产单位,还是一个小而全的社会组织。毛时代的社会治安普遍比较好,也是这样来的,外出要单位介绍信,否则就是非法,旅店都住不上。自由移动也非常困难,两地分居现象很多。

中国人民在城市的单位和乡村的生产队中被牢牢的组织起来了,中国人再也不是一盘散沙了。但同时,中国人也被牢牢的控制住了,自由少得多了。

这种基层组织的变迁,对中国的社会形态影响非常的大,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也非常的大。因此,我们说,在近代,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不是别的,而是从大家族制度,到单位或生产队的组织变迁,是最大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本身,也有继承性,是从家族制度里面继承下来,同时又加以变化的,很有创造性。单位里面的自由少了,但安全性提高了,如果一个人成年了以后,还没有一个单位的话,就如同孤魂野鬼了。很多人现在还怀念单位的时代,因为他们觉得单位的时代虽然自由少,但还是很温情脉脉的,还是很有安全感的,人与人之间,也要平等的多。而公司里面,就比较的冷漠,也没有安全感,不平等感也很强。

这种略有僵化的体系后来发生了改变,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单位慢慢开始变成了公司,农村的生产队又退回到了家族,不过是小的家庭,家庭承包制度。由家族到单位,再到公司,就是中国基层组织在近代以来最大的变迁,这个基层组织的变迁,改变了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