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总参谋长访美真相：美高官竟说出这话

2011年5月15日，中国军方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出访美国，美国采取了高调的红地毯进行了迎接;虽然表面上极具风光的出访，但是依旧难以掩盖中美之间的巨大的战略分歧。而且美方的一位高官的几句话，却道出了美国处心积虑的要搞这个访问的真相。此位高官称："我们真正希望建立的是一种彼此之间有某种程度的透明度和信任的关系。如果发生某一事件或者产生某种分歧，这是我们能依赖的一种关系。"

作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美国，为什么在军事上一直都在寻求和中国进行高级别的面对面商谈呢?而且从这几句美国高官的话语之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是在为了某种突发事件做准备。

下面我们对这次中美军方的高级别的会面，以及美方传递出来的信息做一下简单的解读和分析。

首先 美国集体公关中国军方，所谓何来?

在中国国内各样各业都不断的被美国沦陷的情况之下，唯有军方还在苦苦的坚持着。之所以中国的军方在坚持着，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是一支老人家一手建立起来的军队，是一只以农民和工人阶级为主的军队。

而且作为军方来讲，是独立于其他领域之外的一支力量。而且这也是一支曾经打败美国，使之成为唯一一次遭受大规模失败的力量。从最近十几年和几十年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来看，美国攻克了中国几乎所有的领域和环节，但是惟独对军方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其中一方面是源于，军方有着一套独立的系统，不会轻易的吸收外部的人员和理论;另一方面，一些在经济领域翻云覆雨的精英，很难深度的影响军方的理论和思想。正是这个原因，美国虽然在经济领域里，可以安插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但是在军方之内，就失去了作用了。

2011年4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在北京八一大楼会见以查尔斯·波斯坦尼和里克·拉森为团长的美国国会众院"美中工作小组"代表团。

现在美国终于借助一些对话平台，开展了向中国军方的全面公关。按照美国的对华的思维方式，只要给予中国人一种超值的面子上的恭维，就会赢得中国人的好感。

在过去的对各个领域里精英的公关，这个方法屡试不爽;但是美国似乎忘记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那就是这只部队是曾经在最艰苦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的一支不同于其他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的军队，所以对待这种表面的所谓的形象性的东西，有着天然的抵制和免疫。毕竟毛主席老人家的血液，还在这只部队里生生不息的流淌!

所以当我们看到美国各个部门的高官正在暗自兴奋异常的认为，继续按照过去对待华人的方法继续出牌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支不可辱的军队，是不会倒在美国的糖衣炮弹之下的;这也是这支部队和中国时下精英们的最本质的区别。

其次 美国话里有话的三点解读——让中国在关键问题上缴械?

美国高官所说的那一段话，可以说是对军方高官访美的一种自以为是的自我理解。但是我们还是从他的谈话之中，看到了美国真正的目的。在此，我们对美国高官的谈话，大致可以得出三点比较重要的解读，下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第一点，建立局限在军方内的信任度，美方是希望中国军方也向其他领域一样不与美国对抗。

建立军方赖以维持的一种关系，那就是希望中国在涉及中国重大利益问题上，但是不涉及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时候，希望中国不要和美国对抗。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如下几个方面，朝鲜问题，南海问题，藏南问题，东海问题。而美方的这些论调，潜台词变得更加的露骨和目标明确，那就是在将来美国处理朝鲜问题的时候，不论是是使用武力，还是使用地面部队，只要美国保证不针对中国，中国就放弃使用武力。

对于这一点，美国已经暗指的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在涉及朝鲜问题上，中国可以缴械了。至于南海问题，至于藏南问题和东海问题，这三个问题可以作为和中国讨价还价的一种手段来使用。

假设美国和韩国对朝鲜进行了攻击，力图解除朝鲜的核能力——这也是中国希望的目标。那么美国可以在其他的三个问题上作出某种不介入的承诺以换得中国对美国击毁朝鲜核武沉默，尤其是军方的沉默!

第二点，局限在军事范围内的事件和分歧理解，就是爆发中美大规模的可能的军事冲突。

但是作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天然的桥头堡——朝鲜，是不会轻易的就范的。更何况中国和朝鲜还存在着互助条约的。这是美国一直担心的高压线，所以美国的第二个真实的意图，就是一旦美国和朝鲜陷入大规模的军事对抗，或者中国出现了大规模军事干预的情况，美国希望能够依靠这种军事关系来缓解自己风险的可能。

第三点，美方担心军方越权，已经悄然在抛弃中国的部分精英

但是作为研究中国的美方是不可能不知道中国体制的，那就是军队到底听谁指挥的问题。美方之所以如此的公关军方，就是希望通过军方高层的能够在美国行动之后加一个双保险。防止军方人员越权，对美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从而引发中美之间的第二次的大规模的军事对抗，从而将世界两个大国拖入旷日持久的战争之中。

从上面的三点来看，我们大致已经理清了美国的思路：在美国端掉了拉登的老窝，打击了利比亚，分化了中东，并且深陷经济危机之中不能自拔的时候，美国有必要通过解决朝鲜问题来达到解困经济问题和颠覆又一个邪恶的流氓的国家。

而作为其他的中国的周边的争端，美国只是将其作为牵制中国行动的，或者要挟中国谈判的几个筹码。看来，危险正在向朝鲜不断的增加过来——其中轰炸驻利比亚的朝鲜的大使馆和随后的7月份的美韩军事演习，就是这场解除朝鲜战争的预演!中国不得不防!

最后 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能否交易

朝鲜之于中国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作为世界性的大国来讲，不能保护自己的盟友，是一种极大的耻辱。而且几千年以来，中国只要是强大的时候，基本上，都能够很好的保护好周边的藩属国;只有到了近代的后期，中国才开始渐渐的丧失对周边附属国的保护作用。

所以朝鲜问题不但涉及中国的国家尊严和国家利益，更多的还有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因此在任何情况之下，中国都不应该拿着这个问题，做交易。但是问题是，现在的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一切的做法和手段，都是围绕着经济建设展开的。

而朝鲜的倒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虽然丧失了地缘利益，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另外一件被某些专家和精英们看好的事是，随着朝鲜的倒台，韩国会走到中国的身边，美国的触角也会延伸到中国的边界，对于那些美国至上论的专家和精英们来说是乐见其成的一件事情。中国虽然丧失了地缘政治利益，但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与美国融合的机会。

毕竟在一些人的思想里，意识形态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怎么赚到更多的钱;对于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否认确有其人正在暗自的推动整个事态向着这个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来讲，既不能幼稚的说美国是一个单纯的国家，更不能自诩天朝上国，5000年的历史，并不是某些精英创造的。所以在对待现在问题的种种，我们有必要问一下，美国真的对中国好吗?中国真的向需要空气和水一样需要美国吗?一旦美国将战略触角延伸到中国的边界，中国真的就不会发生安全问题吗?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和美国真的会成为一个整体吗?

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就无法解决朝鲜存废的问题!所以面对美国的集体攻关中国军方，保持冷静，保持本色不变，就显的十分的必要了。问题是一旦迷失在美国的红地毯，迷失在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的裙子下，就大错特错了!

陈炳德上将访美能否破"怪圈"!

中美关系"嗑嗑碰碰"一路走来，从政治到经济，再到军事从没有逾越"怪圈"，这个"怪圈"是什么，就是因美国失信引发的中美之间的对抗，实际是利益的博弈。结果，枉枉是美国获取利益的前提下稍作缓和，这就是所谓的中美"怪圈"效应。

如果按照中国《合同法》进行解读，把两个国家比喻合同双方，美国就是多次单方违反约定的国家。因为，中美自建交开始，签订了不少备忘录，发表联合声明与公报，美国长期不遵守这些备忘录、联合声明、和公报。

其中，台湾问题是最核心，被美国当成"棋子"制约了中国六十多年。78年中美建交，以《八一七联合公报》为基础，美国在《八一七联合公报》中承认"一个中国"，承诺减少和终止对台湾武器的销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进入到了另一个新的世纪中，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两岸关系正在友好往来中。

话不说远， 2009年底，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才访问中国，转眼之间返回白宫就见了达赖，不久又"宣布"对台湾销售64亿美元先进武器。可说，联合声明对美国无任何约束力，"诚信"在美国政治家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

美国宣布向台湾销售武器后，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于情、于理讲了一句，"海峡两岸是中国人，情同手足、血浓于水，正在进行友好交流，扩大和加强友好交往的时候，个别国家向台湾出口先进武器，这就相当于弟兄两个人正在拥抱的时候，有人给其中一方递上一把匕首，用心何在?"这句话很透彻也很深刻。

去年六月，亚太地区第九次安全会议在新加坡召开。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说，"奥巴马政府宣布向台售武后，中断与美国的军事交流，这将会削弱区域和平稳定;中方应该面对美对台军售的现实，美国不会因为中美军事关系的变化，而改变对台政策"。显然，美国在公然违背《八一七联合公报》后，还带有
"强硬"的逻辑让中国接受。

会议中，盖茨的发言遭到了中国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上将当面义正严词的驳斥。事后，盖茨因遭中国腕拒访华的要求，"脸红"、"尴尬"离开了新加坡。事实说明，美国公然违背了四个"联合声明公报"，以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问题原因在于美方，既是俑者，又是制造"危机"的罪魁祸首。

当然，在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对话总比对抗好。中国主席胡锦涛就这种局面向美国提出了新的"三要三不要"方针，即"要缓和、不要紧张，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和平、不要战争"，体现中国主动维护地区和平决心，主动邀请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特意安排他参观中国"二炮"部队，看长城，规格相当之高。

今年元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带去了七百亿美元的订单，双方又发表了联合声明，再确定了中国总参谋长适当时候访问美国。

5月12日，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举行吹风会，中国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应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邀请，于5月15日至22日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的目的是落实两国元首就发展两军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增进了解、加强互信、促进合作，推动建立21世纪第二个十年相互尊重、合作互惠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这一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新型"的内涵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合作互惠就是要通过两军务实合作为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为两军关系的发展不断注入活力"，中国国防部黄雪平特此作了解释。

看来，台湾、新疆、西藏、人权等诸多问题，这些都是美国动不动就对付中国的"老"的问题，南海是"新"问题，这些问题会被两军建立"新型"关系而"迎刃化解"吗?

据我观察，才结束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把"人权"和人民币"升值"问题同时抛出，我认为"人权"只不过是美国要挟中国的幌子。

其实，美国明白国内人权问题比中国要严重得多，势必遭中国的反击，美国的战略侧重点关键在于人民币升不"升值"的问题上，其它的问题只不过是为经济利益而使用的"战术"而已，也就是"筹码"。

据国防部透露，这次跟随陈炳德访美的包括二炮、广州、南京、济南三大军区副司令员，以及总参情报部部长陪同参访，访美期间，陈炳德将与美国政要和美军官兵等广泛进行接触，还视察美军基地、部队、陆军国家训练中心，还将在美国防大学发表题为"积极构建相互尊重、合作互惠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演讲。

除此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60名演奏员也启程赴美演出，这也是中美建交后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访美，陈炳德和马伦届时会共同出席首场联合音乐会，"压轴"曲目特意安排了中国的《歌唱祖国》。

看来，这次两军还是作了精心的准备，美国迎接的规格比往年要高，陈炳德总长能否与奥巴马总统见面笔者观察要看双方洽谈的效果;再中国军方访美之前强调了"底线"二字，也就是美国要彻底解决对台军售，舰机大范围高强度对华侦查，以及国内歧视性法律三大问题，设置的战略"底线"正要考验中方的勇气与智慧，不过，还要看美国军方的诚信度有多"高"，既"复杂，又敏感"。

所以说，美国的"诚信"是基础，能否走出"怪圈"效应，是决定着建立两军"新型"关系的主要因素，我们拭目以待。

维基解密：日本曾建议日美俄围堵中国

日本报章日前引用维基解密网站资料称，前日本自民党政府曾大力向美国建议，联合俄罗斯组成"日美俄"包围网，围堵正在崛起的中国。

新加坡《联合早报》16日报道，日本《朝日新闻》在以"日本想用楔子劈开中俄"为题的文章中分析指出，中国崛起所激发起的警戒心，正是"日美俄"靠拢的粘结剂。

该报公开的是驻日美国大使馆呈给美国国务院的两封密件。一封是2007年6月自民党安倍晋三访俄罗斯后，日本外交部给美国的报告内容;另一封是自民党首相麻生太郎在位期间，日本外交高层招待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的谈话。

2007年，日本一名外交部官员向美方官员指出："俄罗斯对亚太事务开始表示关切……日本已准备协助俄罗斯进行区域整合。"

报道称，日本高官说："俄罗斯关切亚太事务，它对中国的警戒心正在提高……"但他也向美方表示："倘若俄罗斯在区域整合上失败，那么危险性会升高，它就会与中国深化战略关系。因此，希望您转达华盛顿，日本坚信美国在这方面能发挥作用。"

对于日本的这套说法，美国官员在报告中指出："日本是想把中俄劈开来。"

日报分析称，那段时间，正逢中美两国围绕知识产权以及人民币问题，闹得不太愉快。日本当时的外交心态，其实是想网罗俄罗斯到日美框架内，形成一个对华包围网;同时也希望美国能在这个框架内支援日本，协助它解决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方领土问题。

两年后的7月份，日本的外交政策局长别所浩郎与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午餐时，也谈到了相关事宜。

日本官员向美国报告说："北方领土的问题进行得不顺利，而日美俄三国的协议却是有用处的。"

维基解密网站掌握的美方密件至2010年的2月份为止。报道说，在现有文件中，无法看出美国的积极表态。只能找出坎贝尔当时向日方官员说："日俄的和解十分重要。"

对于维基解密掌握的美方外交密件中的谈话内容，日本现民主党政府表示，不想给于任何置评以及确认。

解放军少将：美国别想在台湾问题上欺负中国

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15日启程访问美国，这是解放军总长时隔 7年后再次访美。中国军事专家杨毅海军少将指出，中美关系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双边的范畴，直接关系到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并对整个世界战略格局的走向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中美两军如果不走出相互猜疑、相互防范的恶性循环，就难免陷入"安全困境"，为此，保持两军之间畅通的战略沟通是至关重要的。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杨毅少将接受中新社访问时表示，2011年初，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了重要访问，给中美关系注入了新的建设性动力，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确定了方向。中美军事关系要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积极组成部分，而不要成为"拉后腿"，甚至"开对头车"的负面因素，需要两国的战略家们从新的战略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

他分析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持续增强以及军事现代化步伐加快，使得美国更加关注中国军力的增强以及如何使用军力的战略意图。"重返亚洲"的美国正在采取切实的步骤对中国"两面下注"，但是，以中国军事现代化缺乏透明度为借口把中国视为威胁是不公正的，对中美两军关系良性互动也是不利的。中美两军如果不走出相互猜疑、相互防范的恶性循环，就难免陷入"安全困境" 之中，为此，保持两军之间畅通的战略沟通是至关重要的。

阅兵中亮相的东风-21导弹方队。资料图片

"需要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今后必将依然是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军关系稳定发展最大的和最危险的障碍。两军交往的不断起伏跌宕对两军关系的稳定发展是有害的。"杨毅说，要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关键是美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欺负和伤害中国人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防止中美两军关系动荡的钥匙握在美国手中。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中国愿意与美国保持健康、稳定的两军关系，但是不会在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忍辱负重"。为此，希望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军方领导人以实际行动不为中美两军关系的良性互动制造障碍。

与此同时，中美两军之间要敞开胸怀，努力促进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挑战方面的合作，循序渐进地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繁荣的行动中开展合作，两国海军更能要在维护海上通道通畅、安全，打击海盗、走私、贩毒等跨国犯罪等方面进行合作。

杨毅强调，以新的战略视角看待两国军事关系，就有可能发展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相匹配的两军关系。陈炳德这次访问如能成功，必将促进中美两军关系的良性互动，同时也将对中美总体关系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制造东山再起 强烈冲击中国

以汽车产业为例，转移到中国的只是生产基地，企业真正的"大脑"还在美国。这个"脑袋"，对于工业产品来讲，最起码包括两种东西：一是技术，二是品牌。

如今，美国制造东山再起，这意味着中国制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会遭遇到强劲的对手。

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制造"或许已蓄势待发，准备东山再起。其理由是，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和人民币升值，美国把制造业大量外包给中国的时代即将结束，美国将在未来5年里重新成为制造业大国。波士顿的此份报告预测，到2015年，在美国销售的商品中，美国本土制造的产品将可能领先于中国。

奥巴马政府想必会欢迎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这份研究报告。因为在奥巴马为美国经济持续改善所拟定的诸项计划中，美国制造业的复兴是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目前，美国各州大幅度的税收优惠，正在使一些导致美国企业决定将生产业务迁到海外的理由开始变得不那么充分，甚至还使一些企业打消了将业务迁离美国的想法。近几个月来，卡特彼勒、通用电气、福特等美国制造业巨头纷纷宣布计划，对于在美制造业投入新资金。

回过头来看，由于克林顿、小布什政府对美国制造业缺乏足够重视，才使得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虽然美国制造并不像一般人想象中那么衰落，但如果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鼎盛时代相比，美国制造业如今的地位确实下降明显。国际上，美国制造业1950年代最高峰时期占全球制造业比重要超过40%，现在只有20%。而在国内，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时的30%下滑至11%左右。

正是在美国制造处于低潮时，20年来，中国制造抢占了先机，在全球市场有了应有的地位。由于中国拥有众多低成本劳动力，高工资收入的美国无法与中国在需要大量工人生产的产品上竞争，如玩具、服装、家用电器等超市可见的产品等。因而充斥全球媒体的似乎只有中国制造，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超市里，人们会看到许多衣服或电器上贴着"中国制造"标签，外国消费者都在购买中国制造。

在很多人眼中，美国则制造需要更多科技和工程技术的产品，如飞机、半导体和机械等，好像除了电脑软件、医药、飞机和好莱坞的电影就不生产什么了。尽管如此，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可见，"美国制造"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在日常生活用品领域比较少见罢了。

更重要的是，美国制造业已经悄悄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转化和升级。除了美国本土外，目前转移到中国等国家加工的产品，其品牌和设计都是美国人的。以汽车产业为例，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都是美国的汽车品牌，而转移到中国的只是生产基地，企业真正的"大脑"还在美国。中国汽车业虽然在慢慢替代美国汽车业，但是替代不能仅仅指我们比他们多生产了多少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牌汽车。

事实上，通用、卡特彼勒等美国公司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了中国，但中国仍无法替代的是美国的"脑袋"。这个"脑袋"，对于工业产品来讲，最起码包括两种东西：一是技术，二是品牌。十多年来，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堪称世界"廉价"工厂的帝国，尽管拥有大量资源和人力，但中国仍缺乏全球公认的品牌，最近几年评选的在全球100个最有价值的品牌中，美国占据51个，而中国榜上无名。

与美国制造业相比，中国制造业仍在科技、质量控制、管理、专业技术以及其他高端制造业的重要因素中落后。20多年来，缺乏核心技术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笼罩在"中国制造"命运上的魔咒。也许是中国仍锁定在庞大的人口资源上，沉醉于"世界工厂"的组装车间之中的原因。

如今，美国制造东山再起，对中国制造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这意味着中国制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会遭遇到强劲的对手。因为在技术、品牌竞争方面，中国并没有竞争优势可言。当前，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占全球制成品生产总值的21%——虽然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不断扩大，但也仅占到8%。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制造靠成本优势仍会取胜，然而，低成本优势还能持续多久?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不具备低成本优势了。在珠三角、长三角的不少外资企业已经向印度、孟加拉、越南等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有专家预测，如果中国的人力成本仍然以每年10%至12%的速度增长，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制造将把中国制造抛得很远。

中国和俄罗斯的法宝都出手了

随着国内汽油价格的快速上涨和消费者对此的强烈不满，中国和俄罗斯开始限制汽油出口，从中可以看出新兴国家正在将以邻为壑政策的使用范围从粮食扩大到能源领域。 近日宣布的这些举措是在新兴国家通货膨胀问题不断加剧的背
景下出现的，通胀迫使各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以便让经济降温。

与此同时，今天的油价摆脱了上周的暴跌局面，出现了回升。洲际期货交易所6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价格每桶上涨1。25美元，达到117。15美元。

莫斯科本月将汽油出口税大幅上调44%，这相当于通过寓禁于税的方式来限制汽油出口。此举会让波罗的海和中亚地区的燃料供应变得紧张。

俄罗斯总理普京对国内一些石油集团提出批评，说它们为了让油价居高不下，有意限量供应。他说："不存在亏空。这不是亏空的问题，而是同流合污的问题。(石油集团)内部达成了共识，只向市场供应少量的汽油。"

与此同时，北京也向国有石油公司施加强大的压力，让它们停止向海外销售汽油。炼油能力居亚洲首位的中石化宣布，5月份最多只会向香港和澳门供应少量燃油。

该公司说："虽然出口石油产品获利丰厚，但我们暂停了出口。"

中国和俄罗斯过去一直把限制出口作为对付农业领域通胀的法宝。莫斯科在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期间通过出口税和配额来限制谷物出口，并在气候干旱令本国庄稼减产后，于2010年8月完全禁止谷物出口。目前出口禁令仍未取消。

北京在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达到历史最高点后，于2008年禁止出口大米。

农产品分析人士和交易商批评限制出口的做法，认为这加剧了2007—2008年的粮食危机，引发了进口国的恐慌性购买。

此外，分析人士和交易商还说，中俄限制汽油出口的做法会打压本国燃油价格，让价格信号无法发挥减缓需求增长的作用，并让炼油厂不愿投资扩大生产能力。

瞒不住了 央行对冲外汇成本被曝超万亿

存款准备金率再调高、3年期央票重启，在近日央行同时动用这两大货币工具的背景下，其对冲外汇占款的巨大成本，正在浮出水面。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通过查询公开资料后计算发现，2003年至2010年底央行对冲外汇占款的成本累计规模为10830.6亿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一计算的意义在于，提醒外界外汇市场干预和外汇占款对冲机制是有财务成本的，这一财务成本可能影响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甚至最终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巨额对冲成本也昭示着当前模式的不可持续。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货币金融学者对记者指出，央行外汇资产的收益，应该能够覆盖该对冲成本。但央行可能通过扩大负债，也就是通过货币发行的机制，承担了这一巨额外汇占款对冲成本，即因此放大了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而这会增加通胀压力。

巨额成本的承担机制究竟如何，央行是否因为对冲成本因素而对其他政策工具产生外溢性影响等问题，则有待进一步明确。

对冲成本累计已超万亿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外汇占款规模已经从2002年底的2.3万亿元增加到2010年底的22.58万亿元。

记者测算了2003年至2010年底的央行对冲外汇占款成本，该部分成本主要由两部分支出组成。即2003年开始，央行发行央票的利息支出，以及2003年至今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发生的利息支出。

计算显示，2003年4月发行第一笔央票到2010年底，央行累计发行833期央票，将每期的利息支出累加计算，央行需要为央票支付利息规模为 7436.5亿元。其中，截至2010年底，已经全部到期的央行票据，央行
已经完成利息支付6117亿元。已经发行但还没有到期的央票，累计应付(含部分已付)利息规模为1319.5亿元。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对冲外汇占款的另一个主要机制。2003年9月，央行将银行体系存款准备金率从6%提高到7%，截至2010年底准备金率水平为18.5%(非全国性机构为16.5%)。

然而，准备金冻结资金并非全部基于对冲外汇占款的目的，以2003年9月第一次上调为基点，6%以上的资金可以认为是为了对冲外汇占款。如此计算，2003年至2010年期间，6%以上的准备金冻结资金累计利息支付，按月计算并累加为3394.1亿元。

如此，累计央票利息支出和准备金利息支出，2003年至2010年底央行总对冲成本为10830.6亿元。

如果将全部的准备金冻结资金规模都衡量为对冲外汇占款，其间准备金利息支出总额为6632.8亿元。与央票利息累加得到的利息支出规模为1.4万亿元。

此外，央行通过正回购等其他工具回笼市场流动性而支出的成本并未纳入测算，因此，10830.6亿元这一对冲成本的累计计算又稍有低估。

"从提供的估计方法来看，超过1万亿对冲成本的计算结果可靠。"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斌说。

巨额成本如何承担

成本的测算趋于清晰，但成本的承担机制却不明确。

事实上，央行承担对冲成本的机制无非有以下几个选项：外汇储备投资收益;央行其他资产(比如再贷款)收益;央行支付、清算、征信、反洗钱等相关收入;财政承担;货币发行最终承担。

但综合来看，央行再贷款等其他资产收益，以及支付、清算等相关收入并不能覆盖累计过万亿元的成本，而财政也并未最终承担。

"问题在于是外汇储备投资收益承担，还是央行通过货币发行来承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金融专家告诉记者，我国外汇储备投资收益并不汇回结汇，而是滚入外汇储备额继续运营，因此，外汇储备投资收益并没有直接承担对冲操作成本，但每年5%左右的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美元计)是可以覆盖央行对冲外汇占款的直接成本的。

这位专家告诉记者，很有可能，央行是通过货币发行机制，来最终承担了累计已经超过1万亿元的对冲成本。也就是说，最终是由放大货币发行规模来承担，而这会推高通胀。

瑞银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则对记者表示，央行通过支付央票和准备金利息多印了钞票，就会在总体规模上更多对冲外汇占款比例，使得总体的基础货币增长保持在某一个水平上，这样的话就不会推高通胀。

张斌则对记者指出，央行承担对冲成本，一是通过发货币，也就是用铸币税承担;二是通过发新债来偿还利息，但发债最终也还是要靠未来的铸币税偿还，或是财政资金偿还。"无论是铸币税还是财政资金，都是公共资金，耗费了如此大的公共资金，需要认真评价政策后果。"

"如果全部由央行自己承担，那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很可能持续恶化。"黄益平说。

是否影响其他货币政策决策

在巨额外汇占款对冲成本之下，央行会不会考量对冲成本，进而影响其他货币政策决策?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国内利率上升，导致央票收益率提高，将导致央行对冲成本进一步增加，这会不会影响到央行加息的果断性?我相信还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但从理论上来看是有可能的。"黄益平表示。

汪涛也指出，对于对冲成本的担忧可能会推迟必要的货币政策收紧和加息。

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金融专家告诉记者，央行如果考量对冲成本，最有可能的影响是有意压缩高成本对冲方式，而加大低成本对冲方式，也就是更多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准备金利率为1.62%)的方式来回笼流动性，而减少央票的净发行量。

以全部准备金计算，准备金冻结资金比例从2006年6月的45%，上升到2010年底的77%，到2011年一季度末则达到84%，目前逼近 90%。而央票未到期量的余额，已经在2008年10月达到4.8万亿的顶峰之后持续
回落，2010年底降到3.7万亿元，目前则不足3万亿元。这意味着，新发行央票规模大幅低于到期央票规模。也就是说，自2008年10月以来，央票这一工具一直是资金净投放。

央行副行长胡晓炼近期则指出："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对冲外汇流入投放的新增流动性，对金融机构的正常头寸并未造成大的影响，总体效应呈现中性。从理论和实际分析测算，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未来还有相当空间。"

根据央行近日的决定，从5月18日起，再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次上调之后，大中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21%的高位。

"这意味着银行体系在分担央行对冲成本，这将威胁到银行的收入和运营能力。"汪涛指出，迫使商业银行承担对冲成本，会削弱政府推行利率市场化的地位。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成员余永定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中就曾鲜明地指出，存款准备金率的反复上升，以及持续大规模地出售低收益的央行票据，会阻碍中国银行[0.00 0.00% 股吧]业向完全商业化经营转变。

中国皮卡车成利比亚战场主角

在这场利比亚的冲突中，皮卡车已经成为反对派武装的标志，不过原来这些皮卡车，绝大部分是中国制造，而它们的表现，也改变了当地人对中国制造的一些固有印象。

一辆辆改装过的皮卡，成为反对派武装和政府军对抗的主要武器，透过一张张照片，也成为反对派的标志。在这本班加西第一份民间杂志上，这些中国制造的皮卡车，成为主角。

杂志编辑蒙娜："这些车是在卡扎菲手下发现的。一开始大家觉得这些车会很糟糕，但是很快发现这些车很强，可以在上面装置武器(那种大型的枪)。"

于是，这些年轻人决定在创刊号上，向读者介绍这款中国汽车，在这场冲突中的作用，也希望改变大家，对中国制造产品的惯有印象。

不过皮卡车的威力，对于卡扎菲来说并不陌生。在利比亚和邻国乍得的战争中，乍得政府军利用日本产的皮卡车，加上法国的支持，在沙漠上进行运动战。。因为不赞同乍得总统得合法性，卡扎菲在1983年入侵乍得，四年之后被乍得政府军打败，七千五百名利比亚士兵死亡。

朝鲜使馆被炸，美国意欲何为？

日本地震了，无力配合美帝折腾，

为了自保，防止美国落井下石，

中日关系开始升温……

中日韩拟建立自己的货币结算中心，

这让美帝惊慌失措，

是欧元推出后的又一次对美元的沉重打击，

日韩是美国的小弟，

怎么敢如此放肆？目无主人？

李明博访德，说要学习两德统一经验，

是想主动缓和半岛的局势，

有利于东北亚一体化进程，

但美帝未必答应……

反映还真快，半岛恐怖袭击开始升温，

这是美帝严厉的警告声……

朝鲜驻利比亚使馆被空袭，

类似于1999年的我驻南大使馆被空袭，

美帝打着北约的旗号，

空袭朝鲜驻利比亚使馆，

刺激朝鲜在半岛报复反击，

使半岛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达到阻止我东进路线的目标，

扰乱东北亚一体化进程……

认识生命的多角度

我们在前面文章中，讲了中国属性科学对生命认识的几个不同的角度。他们分别可以称为自然与人物生命活身之间的物质摄生关联关系，称为摄生，或者生命。也有生命属性与自然属性构成的关联关系，我们称为性命。也有人的生命时间长短与自然时间的周而复始之间形成的数字关系，我们称为寿命。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的认识并不是唯一角度认识产生的一个定式结果。它以天地化生万物为主线。汇聚了多视角的共同认识，形成了一个形性数综合表达体系。

从时间角度来认识生命，任何生命都是有诞命，而一致发展到没命的。也就是说，寿命的有限性是生命的时间特征。这与大自然中物质不灭的天地永昌来比对，物质的存在状态是长期的，永远的，而生命则是短期的，短暂的。所以，寿命表达的生命含意，是天地自然界中的物质存在状态的长期稳定性，与生命躯壳中的物质存在状态的短期不稳定性。寿命的时限一到，寿终正寝，身体躯壳中的物质，就再也不具有生命属性特征了。

从空间角度来认识生命，生命躯壳具有自己的形，性，数的结构形式。躯壳中的所有物质，包括器官，组织，纤维，骨骼，神经……的结构形式都是固定的一种生产模式。但是，这种固定的产生模式，我们仍然可以对其物质化认识。因为生命不存在之后，他们仍然存在。随着生命消失的只有精神与思维反射。现代科学称为条件反射。与心脏的跳动，肺部的呼吸，胃肠的蠕动，……也就是说生命存在时躯壳是一个运动的机器，生命消失了就是一具僵尸。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生命的躯壳在生命存在期间是一个物质构成的运动体系，而在生命停止后，躯壳中的物质，就变成了与大自然中没有什么两样的物质。所以，躯壳中的物质，不是生命的关键因素。

那么，什么是生命的关键构成元素呢？我们在前面文章中假定了，生命源因素的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假定一个生命源因素的存在呢？这完全是为了讲述的方便，因为生命源因素对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认识能力，它是属于未知范畴，但是，这个未知范畴在人类的知识的相对论圆圈中，是可以通过已知圆圈的扩大而变成已知的。要想把未知变成已知，我们必需建立一个已知与未知之间的相对关联关系体系。通过我们讲过的相对，相反，相通，相变的认识方法与程序，把它转换为我们的已知。也就是说，现在未知的东西，我们通过定己动巳，定巳动己的动定，定变，变通的属性认识方法，与属性认识程序。在知识圆圈的扩大过程中，完全可以把它变成已知。所以，我们对生命源因素，没有具体的定义，没有具体的概念，因为它完全属于未知。

所以，我们要用一段文字来对它作出一个比较。这种假设方法与现代科学中的假设法并不一样，现代科学中对生命的研究也同样存在多种假设，如超能力，超自然力，或者灵力等多种的说法。但是，他们都是有具体定义的，都是有具体的概念的，而且在具体的理论中，都是起到决定性的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的。也就是说，这种假设是假设了一个主导因素的存在。而对这个主导因素则存在无法认识性。所以往往最后归结为神的力量或者上帝的缔造。

相反，属性数学中假定的生命源因素的存在，只是作为生命起始的一个标志，是生命初始中的一个状态，是生命过程中的一种原始结构形式。而且必然要通过相对论的知识圆圈扩大而把它变成已知的。所以，这样一个假定只是一个未知事物的一个符号。仅仅是为了相对知识圆圈扩大过程中的顺畅表达而已。它与现代科学中的假定经过逻辑推理之后，必然成为规律或者真理的结果并不相同。

解释完了生命源因素的假定作用与意义之后，我们还继续来分析什么是生命。

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讲了，物质并不是生命源因素的最本质构成，而寿命的短程性，则是有别于大自然中物质与生命躯壳中物质的不同。那么，我们再从其它角度对生命来进行再认识呢？

我们发现，生命运动中有强烈的形规律变化性。生命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强壮到衰老，无一不是形变化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生命的全过程，是一个形变化的全息过程。这种形变化不存在存在于整个生命过程之中，而且在生命的存在状态中，这种形变化无处不在。

尽管每个人器官，组织，纤维，骨骼，神经……结构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行为，即存在彼此的相同，也存在彼此的千差万别，形态不同。形的生命特征有以下几个特点：1、生理行为引发的形变化，如呼吸，心搏，血液循环，消化系统蠕动……2、条件反射的反映引起的形变化，强光闭眼，吃东西张嘴……，3、意识支配发生的形变化，走路，跑步，写字，弹琴……

当生命结束后，这些形变化的现象也随之而结束或者停止。所以，我们可以说，形变化是属于生命源因素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具有从无形到有形，由小形到大形，由简单的形变化到复杂的形变化，……，从胚胎到婴儿，从幼儿，到童年，青年，壮年，老年则通过形态可辨。喜怒哀乐皆需要通过形的变化来作出表达。

继而，我们又发现，性命也是一个生命源因素。躯壳的雌雄，虽然不能因为生命的结束而消失。但是，雌雄交合而繁衍生息则是生命的主要属性特征之一。没有雌雄的交合，就没有生命的繁衍。所以，这里讲的生命源因素，不能是雌雄的躯壳。而是雌雄交合的繁衍能力形成的关联关系。这种关联关系一是生命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同时产生了雌雄两分的性存在特征。以及成熟后的雌雄交合的繁衍能力。

不仅如此，生命对声色味属性的分辨能力，对明暗，虚实，内外，冷热的博物辨识，都来源于对属性的有觉有悟。而且这种觉悟与生命的成长过程有其同步性。当生命结束的时候，这种属性功能也随之消失了。

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可以归纳一下生命源因素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了？还需要定义吗？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讲传统文化对生命的认识。

北约“误炸”朝鲜大使馆？

在12日的北约对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轰炸中，朝鲜大使馆被炸。据《朝鲜日报》报道，朝鲜大使馆几辆小轿车被炸毁，一座楼的玻璃被震碎，一对夫妻被炸伤。对此，朝鲜官方已经发出强烈抗议，称北约违反联合国1973号决议，严重侵犯人权。北约则否认"攻击"朝鲜驻利比亚大使馆，并指出朝鲜驻利比亚大使馆距离北约战机打击的目标有大约500米之远。

言外之意，是北约"误炸"或殃及池鱼。由于朝鲜和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的恶劣关系，加之朝鲜属于"邪恶国家"的一员，此番朝鲜大使馆被炸难免被人揣测联想。13日的《朝鲜日报》则直言：联合国首惩独裁政权北韩是否受牵连？

确实，虽然美国因为本。拉登被毙、美国大选和利比亚空袭暂时把朝核问题弃之一边，但并不意味着朝鲜不是美国要武力解决的"下一个"----此前美国前总统卡特率领的"元老团"访朝为白宫轻视足可说明一切。加之韩国不断爆料朝鲜从中国进口战机受挫和出口毒品（每年10亿美元）等消息，朝鲜的国际形象变得更为糟糕。更重要的是，本。拉登死亡之后，奥巴马的民望大大提升，如果利比亚战事顺利，美国收拾朝鲜甚至伊朗都存在着合理的逻辑性。

因此，在外界看来，朝鲜大使馆被炸总是蹊跷得很，并不排除北约联军以这种方式试探朝鲜的反应。不过，无论北约有意还是无意，都不啻是自找麻烦，可以说是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

如果说是北约误炸，北约就背负上了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恶名。按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联军要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平民，当然也包括其他国家驻利比亚的大使馆。朝鲜使馆被炸的事实摆在那，这让北约很是头疼，承认误炸不仅要向自己不屑的"邪恶国家"道歉，还等于北约违反了联合国1973号决议。不承认则意味着北约在国际社会面前说谎，使北约人权卫士的声誉受损。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误炸，也使北约的精确打击变成了一场讽刺，所谓不会伤及平民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果如此，北约的除暴安良就变成了以暴制暴。

如果说使故意为之，则给了朝鲜再次向国际社会核子示威的机会。朝核问题之所以迁延多年，是因为朝鲜时不时用核试验、导弹或火箭发射来刺激东北亚乃至国际社会的神经。无论是核策略也好，还是核讹诈也罢，国际社会虽然忍无可忍但也无可奈何，多边的"六方会谈"因之中断，联合国多轮的严厉制裁无果。事实是，陷入严重危机的朝鲜不是有恃无恐，而是"有事"无恐。无须国际社会刺激，这个国家自己也要闹出惊天动地的事儿来彰显自己的存在。

由于朝鲜敏感的地缘政治节点，其每一次的危险动作，都会引发中美日俄韩五方的连番博弈。一场波诡云橘的"天安舰"事件，差一点让朝鲜半岛弥漫战火，还引得中美两国激情介入，导致东北亚局势失衡。

显然，朝鲜就是困扰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一座火山。在"六方会谈"中断、朝核危机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最好能让它暂时休眠。北约的一场轰炸，等于将这座危险的火山再次激活，让本地区可能再次陷入不安之中。而这，恐怕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一方面，美国在利比亚的战争行动本来就谨小慎微，害怕将自己卷入像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的泥潭。现在的美国，连同时展开两场战争的能力都没有，又如何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之外，有效组织针对朝鲜的第四场战争？另一方面，本。拉登之死虽是美国反恐的重大胜利，而且也凝聚了奥巴马的民意，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最后胜利，反而面临着更大的恐袭危险。基地组织在发誓报复，紊乱的利比亚则成为滋生恐怖组织的另一温床，对奥巴马而言，反恐形势更严峻，要应对的敌人更多。关键是，他还有大选压力。此时，朝鲜再闹起来，恐怕不是美国之福，也非奥巴马之幸。

当然，也不排除朝鲜抗议之后偃旗息鼓。尽管如此，北约轰炸利比亚的国际道义已经大打折扣。

美国大学“扩招”之后

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普及了。甚至实行义务高等教育的声音也偶尔能听到。不过，高等教育传统上是精英教育。大众化之后，必然产生种种转型之痛，并引发了教育哲学的大辩论和静悄悄的教育革命。

2007年初，以智商问题激起大辩论的《钟曲线》 （The Bell Curve） 的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在《华尔街日报》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给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叫停。他的理论依据还是其倍受争议的智商学说。我不妨简述如下。

现在美国教育的问题是上大学的人太多。有成效地接受大学教育，需要115的智商指数（人类平均智商指数是100）。具有这种智商的人，仅占总人口的15%；如果把标准再放松些，最多占25%。但是，最近几年，45%的高中毕业生上了大学！因此，大学教育质量的下降，学生对课程失去兴趣，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我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有一半的孩子，智商在中等以下。一个智商是135（即属于1%最聪明的）女孩如果英语仅拿了个C，那是她丝毫没有利用自己的潜力。如果有人帮助督促她，改善她的教育环境，她可能会有难以置信的进步。这无疑是一本万利的投资。相反，坐在她身后的一个男孩，智商在100的中间线以下。他如果同样拿了个C，大概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再花钱在他身上下功夫，基本上是无济于事。关于人类智能的研究表明，外来的强化干预，即用科学手段最大限度地开发智商，能暂时提高智商七八个点。但是，在干预停止后几年内，提高上去的智商又基本都缩了回去。

目前美国对学生的学术表现非常过敏。比如，"全美教育进步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显示，2005 年有36%的四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低于标准，于是人们大呼危机。但是，大家忘了：四年级有同样比例的学生，智商低于95。他们的成绩体现了他们的智商，而不是教育的失败。把智商低而导致的低学术水平归结为教育的失败，又是通过"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又是增加各种奖学金使上大学对所有人都变得容易，等于把大量的钱投资在低智商的学生身上，不可能有良好的回报。正确的方式，是把大学留给少数人，让智商不够的大众上职业学校或社区学院，学会些谋生的手艺。事实上，大部分智商平平之士，都可以把适合自己的手艺发展得精妙绝伦，甚至获得六位数的年收入，成为社会中很有贡献的成员。让他们读他们不可能有兴趣也无法掌握的大学功课，不仅白白浪费了教育资源，也毁了他们的正当职业生涯。

这一番高论，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大幅连载三天，反映的显然不仅仅是某个人的学说，而是一股不可小视的社会思潮或运动。其实，类似的思潮或运动在美国历史上早就出现了。十九世纪，面对德国的崛起，一些美国人坐不住了。德国的教育从来是双轨：一轨运载聪明人走向管理阶层，一轨运载普通人走向劳动阶层。这样因才施教，效率极高。当时芝加哥的企业家组织起来，试图把当地的公立学校系统改造成德国式的，为蒸蒸日上的工业化服务。他们估计，美国的工人如果能有德国那样的训练，每个工人的生产力可以提高10%。

可惜，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从来没有实现。企业大亨们虽然觉得职业教育系统是最有效的培养人才的方式，以教育家和哲学家杜威为首的自由派势力则极力反对。杜威称，如果施行这样的改革，教育将成为将现有的工业化秩序固定化的工具，从而丧失了促进人类发展的目标。

Charles Murray的文章，则表明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面前，工具性教育思潮正卷土重来。简单地说，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还是以培养实用的专业技能为目标，一直界定了教育中的两派。美国是个没有等级的自由社会，教育一直以前者为重。特别是在自由派看来，教育是促进社会流动、减少贫富分化、消解阶级鸿沟的重要手段。一开始就在学校把学生为成"读书的料"和"非读书的料"，让前者当全面发展的人，让后者当只掌握个别技艺的工具，这等于用教育来创造社会的不平等，违反自由社会的理想。但在另外一些人（特别是保守派）看来，"读书的料"和"非读书的料"的区别，傻瓜心里都很清楚，是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有些人一辈子不会对柏拉图有兴趣，也根本读不明白，但他们可能是天才的木匠。不训练他们做木工活儿，而强迫他们通过读经典来"全面发展"，实际上是知识阶层强迫劳动阶层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精英主义的傲慢。从更实用的角度来考虑，只有让木匠当木匠，社会才有效率。"全面发展"听起来政治正确，在现实中不过是夸夸其谈，解决不了劳动阶层面临的真实问题。

也正是在这种实用理念的指导下，一些企业积极介入当地的公立学校，以企业特殊的需要来塑造学校的课程，以企业的管理方式经营学校，并产生了相当的效果。比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近绘声绘色地描绘了阿拉巴马州Mobile县Brazier小学的变化。这个县的大部分居民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人不得不通过干两份工作来勉强生存。2003年，Brazier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只有7%通过了州里的阅读测验。2001年，州里削减了1500万美元的教育经费。面对绝境，该县选民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投票加税，以增加2500万美元的教育经费。Brazier小学趁此良机，雇用了一位新校长Merrier Jackson。这位靠篮球奖学金在本地的南阿拉巴马大学毕业的职业妇女，并非传统的教育
工作者，而是个企业家。她以企业的方式经营学校，吸引企业的投资，并保证这种投资获得回报。比如，附近一个向学校投资的大企业Budweiser Busch Distributing Co.的首脑每年要和她开四次会。每次会议，她都带来一
系列数据和图表，象展示企业赢利一样，向投资人汇报学生的进步。她称Budweiser Busch
Distributing公司为股东。当地的教会领袖，房地产投资人也都是她的股东。道理很简单，学校表现好，企业就有了合格的雇员，教区有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风尚，当地的房地产价格也随行看涨。

Merrier Jackson被当地居民称为上帝派来的校长。其实，她是这些股东选中的。她上任后雇用了新教师，给表现出色的教师奖金（这在许多公立学校还是大逆不道的），把科学和社会研究课程缩短，每天用两个半小时进行阅读练习，一个半小时进行数学练习。当她看到一个男孩在列队走进学校时衬衫有些不整时，就马上走过去严肃地说："我一直把你看作是一个小小的律师。但是，我不能肯定我会把我的自由和权利托付给一个不把衬衫在皮带下别好的人。"通过这样的企业纪律，她提高了学生的自我期待。结果，两年的时间学校就焕然一新。2003年，五年级的学生仅7%通过了州里的阅读测验，2005年则猛增到74%！

如今Mobile的公立学校系统，都仿照这一模式和企业建立了全面的伙伴关系。当企业作为股东给学校投资后，就渐渐把学校变成了未来职工的训练营地。比如，企业把高中和当地3.5英里外的一所社区学院联结起来。高中高年级的学生可以到那里学习航空技术，学费、交通费、书费全免。这样的训练，可以使学生获得该学院发放的两种证书，甚至副学士学位。他们还能因此获得工作。这所社区学院的第三号合作伙伴ST Mobile Aerospace Engineering每年选拔二十名学
生当实习生，他们毕业后如果接受公司的工作，公司负责支付70%的学费（美国高中生往往能免费到大学选修一些课程，但高中以后成为社区学院的正式学生，一般需要自己付学费）。这已经成为企业与学校合作的经典模式。比如当地一家造船公司，就要求学生研习金属、燃料、润滑剂等物质的特性和机械冷却法。企业界认为，高技术转化了制造业，传统的高中教育已经不能适应要求了。到当地的造纸厂看看就知道，你碰到的不是干粗活的工人，而是拿着笔记本电脑来去匆匆的技师。再如，阿拉巴马州近年来增长最快的职业是医护人员，高中就要有针对性地培养可以被医院雇用的毕业生。结果，基础教育和职业训练接轨，学生高中毕业后进入技校式的社区学院。对于劳动阶层的子弟，这已经成为就业的高速公路。

把学校系统以企业模式重新组装，确实有立竿见影之效。但是教育界的传统势力特别是教师群体担心：这样的模式过早地把学生锁定在一种职业轨道上，使他们无法发现自己真正的才能，丧失了向其他方面发展的机会，特别是会牺牲精英主义的教育理想。"读书的料"和"非读书的料"固然是现实存在，也许确实人口中只有15-25%适合上大学；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确定这些人在哪里？一个未来的爱因斯坦，可能就出生在Mobile镇上一个售货员的家庭。在目前这种企业化的教育模式中，这样的爱因斯坦则只能当木匠来训练，而且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蹩脚的木匠。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手套商的孩子，基础教育没有完成却写出伟大的剧作，乃至至今有人还宁愿相信那些作品是出于弗朗西斯·培根等贵族知识分子之手。这无非证明传统对劳动阶层子弟的偏见是多么靠不住。高智商的孩子并不一定分布在高收入的家庭或书香门第。企业化的教育在制造一种新的社会隔离：富裕区的孩子都上大学，贫困区的孩子都上社区学院。

对此，企业界人士并非不承认。但是，美国企业协会（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Frederic
Hess和Andrew Rotherham辩护说："一个丑陋的现实是：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做。"让74%的孩子通过考试对社会肯定比只有7%的孩子通过好。贫困阶层的家长不会梦想着自己的孩子成为爱因斯坦或莎士比亚。他们的当务之急是让孩子找到工作，不要犯罪吸毒。

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劳动阶层的孩子涌入社区学院的同时，社区学院则努力提供条件让他们有从这种职业轨道上脱身的机会。《纽约时报·教育生活》几年前就集中报道了美国社区大学的这种发展，非常值得注意。

目前在美国四千所左右的大学中，有1202所是社区学院。在社区学院注册的学生达1160万人，占大学生总数的46%，其中有40%是全日制的学生。根据2007年十月份的数据，这些社区学院，一年学费平均仅2272美元，而一般四年制州立大学则是5836美元，私立大学22218美元。美国的中等家庭年收入大致在五万美元多一点。显然，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社区大学不仅便宜得多，而且学制短，可以迅速就业。

当然，低收入家庭未必一定要送孩子进社区学院。美国给低收入家庭提供了大量奖学金。如果功课好，穷孩子拿全奖的机会反而多。目前上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顶尖大学，中低收入家庭是免费的。问题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因为教育环境差，许多人上大学的准备不足，或者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希望赶快学点手艺挣钱，就涌进了社区学院。另外有许多人，高中毕业就不再读书，打了一段工后，发现需要门手艺，也进了社区大学半工半读。所以，传统上社区大学全日制学生的比例较低，学生的平均年龄也较大。

如今，社区学院的结构正在调整。一些经济条件不理想但学业优异的学生，可以从社区学院起步，读两年毕业后再转入正式的四年制大学。比如一个印度移民家庭的女孩，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很快就要从纽约大学毕业了。这是美国最贵的大学之一：一年的学费，寄宿费加起来，要五万美元左右。可是，这个女孩先跑到长岛的Nassau社区学院读书，一个学期支付不到两千块。她在那里拿到了可以折合到纽约大学课程的学分后毕业，并在教授的建议下，从"社区大学转学计划"中申请到一笔一年两万美元的奖学金，进入纽约大学完成最后两年的学业。另一个马里兰的女孩，是全优学生，大学入学的能力测验ＳAT高达1380分，本有申请常青藤的条件。但她作出了令所有老师和同学都吃惊的选择：到当地就读社区学院。2007年，她作为社区学院的学生到剑桥读了一个暑假。如今拿到了副学士的学位，正在申请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内的十四所学校以完成最后两年的学业。

目前美国的社区学院中，有39%是这种准备读四年制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存在，使社区大学学生的平均年龄降低。十年前，有32%的学生在22岁以下；如今，他们的比例升到了42%。为了吸引他们前来深造，许多大学接受他们在社区学院的学分，并提供种种便利和奖励。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部主任称社区学院的转学生更成熟，该校每年有1400到1600个申请者竞争70个左右的转学位置，其中被接受的学生中，有26%是来自社区学院。另一所名校Amherst学院，为吸引转学的社区学院学生，提供了一年最高三万美元的奖学金。在佛罗里达州，凡是在社区学院毕业并拿到副学位的学生，会自动被本州的几所州立大学录取。

众所周知，在美国也有类似我们的"高考"式的升学战。特别是一些中高产家庭，一切围绕着孩子的升学来设计家庭战略，甚至一个家长不惜辞职。孩子在全家的支持下努力奋斗，高中毕业时一下子进了名校，如同范进中举一般。但是，在真实的生活中，这种鲤鱼跳龙门的事情并非没有，但大部分时间是要自己一步步地奋斗。从这个角度看，社区学院培养着更好的价值观念。上社区学院的学生，从小就知道不能一切靠家长，上学要对费用精打细算，不是自己想要什么就要什么。等他们慢慢奋斗到大学时，性格更成熟，对所得到的机会也更珍惜。我在四年制大学教书，目前班上最好的学生，就是社区大学出身。

可见，即使美国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越来越企业化，但美国的教育体制不可能走向十九世纪德国那种精英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轨制。在职业轨道上受训练的穷孩子，如果天份出众，自己也努力，跳出来的机会还是有许多。对于劳动阶层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文化上的转型，即在家庭教育中培养孩子尊重知识的价值观念。上得起大学不是他们面临的唯一问题。更大的挑战是：他们的孩子是否想上大学？

社会上为何充满了不信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5月4日发布首部社会心态蓝皮书指出，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显得生机盎然、活力四射。但与此同时，社会信任度正处于低值状态。蓝皮书透露，2010年，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显示，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其中，政府机构、公共媒体、公共事业单位或部门等受信任程度较高仅接近"中度信任"水平；商业行业最低，属"基本不信任"范围。上海和广州两市的社会信任状况略高于北京。三地市民认为广告、房地产行业信任缺失，食品、药品行业信任危机严重。调查显示，虚假广告欺骗现象的严重程度得分为78.3分，属于"非常严重"范围；房地产开发和中介、食品行业、药品行业的严重程度得分分别为71.0分、65.4分、64.0分，均属"严重"范围。

社会群体之间互不信任，对社会环境情绪悲观，道德失衡，上层为所欲为，底层底线沦陷，礼崩乐坏，正是转型社会的典型特征。人们从共同贫穷、人人一无所有的计划经济时代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其间的社会分层、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既隐含着对秩序的挑战，也形成了阶层之间的互相敌视与挤压，制度文明的滞后，阶层道德的自觉缺失，既形成了对底层生存状态的挤压，导致诸如菜农因菜价低廉生存无望而自杀，也导致了诸如"盲井"事件、奴役童工和精神病人的奴工现象，以及食品药品领域问题频出的全社会、全行业"底线失守"问题。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切向钱看，一切只向钱看"的"镀金时代"的特征，一如当年马克？吐温所写道的美国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空气中充满了金钱气息，除了金钱什么都没有，金钱的味道在我们
周遭的空气里漂浮。"有钱人家里的金属用具都要镀上黄金，社会底层为了基本的生存却必须付出高昂的成本和代价，这不正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吗？

在这样的时代，腐败和财富有时成为孪生兄弟，人们仇腐的心理往往借着仇富而找到宣泄口，万一遇到社会动荡，富人阶层也往往会成为权力的血祭和替罪羊。因此，这样的时代，穷人过得艰难，富人也常如惊弓之鸟，随时准备插翅而逃；而富人如果大量移民，实际上则是让其他国家的国民收割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一点改革果实，对穷人的生活照样不利。

另一方面的情形是，今天人们的浮躁与不平衡、不信任乃至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也来自于"人比人比死人"的社会心理。研究发现，不管收入水平如何，人们感到富有和满足的收入数值，都要超过其实际收入的两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不管挣多少，满足的感觉是永远也达不到的，或者说是转瞬即逝的。一个千万富翁和一个亿万富翁的幸福感其实是差不多的，但只要他去和别人比，幸福感就立即下降。

那么，根据马斯洛的人的五个层次需求理论，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将迅速向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转变。从此意义上，我们不必对今天充满不信任的社会太过悲观。回头看镀金时代的美国富人们，在那时候强盗男爵（Robber baron【又译强盗资本
家】）是不少富人的代名词。今日中国人耳熟能详钢铁大王卡内基、J.P.摩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等等，在当时都被称作强盗男爵，而不是今天的慈善富豪。但此后他们通过大量的捐款行为，成功把自己的名声给洗白。

今天的中国富人阶层，也有责任有义务重建社会信任，而不是一味地想着把家人送出国外，然后自己在国内做"祼官"和"裸商"。他们今天要做的，比慈善还要更多，比如提高产品质量和标准，提高劳工福利和待遇。等等，这既是社会责任需要，也是个人价值需求和自我保护的必要。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仓廪实、衣食足"，向"知礼节、知荣辱"的"进步时代"进发，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应成为制度和财富阶层主动追求的核心。

股民的名字叫“献血者”

最近，"新股滥发"现象受到市场的极大关注。继涪陵榨菜、洽洽瓜子、金字火腿之后，如今，红枣、扑克也都要发股上市了，驾校、洗脚公司也在跃跃欲试。中国股市演变成赤裸裸的圈钱场所。

财经名博博主沙黾农对此深有感慨。12日在博客上发文，建议将"投资者"改名为"被融资者"，以此来体现中国股市对融资功能的重视。笔者也有同感，不过，对于老沙将"投资者"改名为"被融资者"的提议却不敢苟同。这个改名除了有些老沙作为文化人的"文绉绉"之外，感觉并不是特别贴切。

从狭义的角度来讲，"投资者"是对股民的一种称呼，一种尊称，是监管部门送给股民的"高帽子"。实际上，这个称呼本身就不贴切。试想股民进入股市，有几个真是奔着"投资"而来？其实大家都是来投机的，并且，就中国股市而言，也没有几只股票是值得投资的。也许真正的投资者根本就不会进入中国股市。因此，称股民为"投资者"，既是对股民的高抬，同时也不乏美化中国股市之意。其实，股民就是"民"，更适合目前中国股市对股民的定位。

老沙将"投资者"改名为"被融资者"，也即将股民的名字叫做"被融资者"，这个叫法，仅从融资的角度来考虑，是合适的。但股市不只有融资，还有其他的方面。这样"被融资者"的叫法未免过于狭窄。以笔者之见，将股民的名字定名为"献血者"更合适。

中国股民首先是向上市公司"献血"。这一点体现的是股市的融资功能。在这个环节，股民作为"献血者"来说，扮演的就是"被融资者"的角色。比如，在过去的20年里，股民为上市公司"献血"3.7万亿元。其中，仅去年一年，就"献血"1.02万亿元。而且，近年来，上市公司从股民身上"采血"，使用的"针筒"都是"三高"牌的，一次抽个够，让股民不仅体虚，而且肾（剩）亏。

其次是向大小非"献血"，这是经过2005年股改、中国股市全流通后，中国股民"献血"的又一主要对象。股权分置时代，大小非不能上市流通，股民无须向大小非"献血"。但股改过后，大小非都可以上市流通了，股民就成了天然的"献血者"。正是因为有了股民的"献血"，不仅国企的大股东们可以大把大把地套取现金，那些民营私营企业的老板们也因此一个个成了亿万富翁、十亿万富翁乃至百亿富翁，成为中国的首富。而且在向大小非"献血"的过程中，不仅中国的大小非从股民的身上大量吸血，甚至就连高盛这样的老外，也被中国股民的血液滋补得异常滋润。如海普瑞上市一年，股民们损失惨重，而拥有9000万海普瑞解禁股的高盛，却可以净获利30亿元以上，高盛的获利就是中国股民们献出来的"血"。

其三是向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献血"。虽然股民与投资基金等机构一样都被称为是"投资者"，但股民显然是机构的"菜"，股民的"血"也是为机构准备的。比如，投资基金名义上是为基民（股民买基金后就成了"基民"）理财，实际上就是寄附在基民身上的吸血虫，靠吸基民的血过日子。如2010年，投资基金总共才赚了51亿元，但管理费却收了302亿元；而2008年基金公司甚至亏损了1.5万亿元，但当年提取的管理费高达307.32亿元。这些高额的管理费，就是股民们献出来的"血"。

此外，是向上市公司高管们"献血"。一些上市公司尽管业绩不佳，有的业绩下降，有的甚至亏损，当然也有的公司虽然业绩增长，但对投资者却一毛不拔，然而这些公司高管的薪酬却大幅增长，年薪甚至高达数百万，上千万元。这些公司高管之所得，同样就是股民们献出来的"血"。

所以，在股市里，股民就是"献血者"。而且，在这个"献血者"前面，还可以加两个修饰词，即股民就是"万能的、义务献血者"。

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房产税试点

房产税试点方案的出台，终于遂了前期竭力反对房产税的学者、开发商、地方政府官员、炒房群体等人的愿，更遂了那些本身就持有多套住房，惟恐征税伤及个人资产价值但口头上又不敢出声反对的税务总局官员的愿。税务总局官员惟一能做的，就是和开发商的代言人一样，更加权威地描述未来时期，将对每一套住房征收房产税的前景，以便在公众当中争取反对大军。令人欣喜的是，既得利益者们再次获得了重大胜利！

人民网北京5月12日电（记者贾玥）重庆、上海两地试水房产税已过百日，税款不足百万。房产税调控房价，从政策来看，究竟是落下了一只靴子，还是只掉下一只袜子？目前看，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专家反馈，都在指向后一个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告诉人民网记者，沪渝两地房产税政策设计得"不温不火、先天不足"，注定无法调控房价。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则向记者表示，由于两地制定的1%左右的税率过低，抑制住房投机炒作也无从谈起。

业内人士还指出，房产税收与土地出让收入差距巨大，寄望通过房产税促使地方政府放弃"卖地"冲动并不具现实意义。

沪渝试点"小打小闹" 专家质疑政策设计"先天不足"

截至4月27日，上海市税务机关共受理购房人申请办理房产税认定18960件，开具认定通知书10930份，被认定为应征税的住房有2306套，业内人士称占今年一季度房产交易的5%。媒体披露，目前只有20笔应征房产税已经缴纳。

重庆方面，有关部门已经完成对3400多套独栋商品房住宅的清理，6月份将把征税通知发放到户。重庆市财政局局长刘伟透露，重庆的房产税征收对象主要针对的是独栋别墅等高端物业，征收面不到10％。截止目前，重庆市已入库房产税试点征收的税额也仅有几十万。

两地房产税试水百日，征收不过百万的尴尬局面令人瞠目。从两地政策设计来看，上海以新购住房为征收对象，重庆则圈定独栋商品住宅及新购的高档住房。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2011房地产蓝皮书"中指出，重庆市以高档住房存量市场为课税范围，更接近房产税的市场调节本质功效，但忽略了普通住房市场；上海市以增量市场为课税范围，税收明确将用于保障性住房支出。

"两地将征收对象都设置在极小范围内，政策设计可谓不温不火，注定无法取得抑制房价的作用。"曹建海将政策的"先天不足"归咎为开征房产税时释放出的不良信号，让全社会误认为所有商品房都将被纳入征税范围，导致人们对房产税普遍抵触，"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出台畸形政策就不足为奇"。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胡志刚日前撰文评价，沪渝两地试点效果不佳，原因在于征收对象范围狭窄，且高档住宅拥有者并不在乎房产税的刺激。他指出，由于民间资本流动过剩，股票、黄金等投资品在近期出现下跌，在投资"玻璃门"作用下，房地产仍是投资者的首要选择，此时通过征收房产税来抑制房价，意义不大。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重庆、上海3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价格呈现同比、环比双双上升趋势。

"卖地"与房产税收差距巨大 房产税恐难成重要财源

开征房产税还被赋予增加地方政府税源、平衡中央和地方失衡的财政分配关系的目的。"2011房地产蓝皮书"提出，希望通过征收房产持有税，推动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改变地方政府推高地价助推房价的链条。

数据显示， 2010年全国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为2.9万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5.4%。如此局面，寄望通过房产税来压抑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显然难以奏效。

"即使每套房都按照1.5%的税率进行征收，也只能有7000亿，跟政府出让土地所得的近3万亿无法相提并论。"曹建海说。

而现实情况却是，上海将税率暂定为0.6%，重庆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建筑面积交易单价达到上两年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3倍以下的住房，税率仅为0.5%。再加上名目繁多的减免措施，房产税成为地方重要税源恐成妄想。

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曾撰文分析，虽然房产税多收了一些钱，但是房价下跌会使营业税减少、所得税减少、契税减少、土地增值税减少，如果从地方收入的角度算总账，可以肯定地方政府的总收入反而会减少，出台房产税为地方政府提供新税源的愿望一定会落空。

许善达还认为，向高档住宅开征房产税的做法与地方政府吸引高端人才战略相左，"对于富裕地区的地方政府，为了达到吸引人才的目的，一定会像返还个人所得税的地方收入部分一样返还高额的房产税"。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开征房产税会对本地的炒房市场构成沉重打击，最终严重影响作为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土地出让收入，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曹建海建议，应在房产税推出之后逐步取消土地出让制度，推动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直接交易，政府退为规则制定者、市场监督者和城市规划者。

房产税全面开征阻力重重税率过低难抑炒房目的

"2011房地产蓝皮书"建议，上海、重庆的房产税试点在"十二五"期间应加快向全国推广，并寄望其实现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达到"削贫富差距之峰"的效果。一直以来支持政府开征房产税的曹建海，仍坚信征收房产税对于调节房价的积极意义。但他强调，从沪渝两地的失败作法分析，未来试点应调整征收对象，重点针对多套房和存量市场。

"目前来看，沪渝两地的试点政策都不可取，未来政策应着重对多套房实行差额累进征收，并特别针对存量市场制定政策，还要通过全国联网的方式打通地域界限，真正实现打击炒房的目的。" 曹建海表示。

但也有业内人士并不看好房产税在全国"遍地开花"。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认为，不仅重庆、上海仍需继续积累经验，还需要第二批、第三批城市参与试点，以摸索出合适的机制、体制，不宜在全国盲目过快开征。

"现在政府还是没有搞清楚征收房产税目的何在。"易宪容向记者表示，与日本10%、香港地区高达17%的房产税税率相比，重庆、上海所制定的1%左右的税率过低，无法起到抑制炒房的目的。他建议，要对中国住房税收政策进行重大的制度改革，从住房流转、所得、保有、遗产等每一个环节来严厉打击住房的投机炒作，来保证居民基本的居住权利。

胡志刚则认为，与其在房产税上纠结，不如用其他方式制约房价的增长过快，如在金融贷款上加大力度，对于房屋尤其是高档房契税加大征收幅度等。

作为政策制定者，重庆官方目前显然比较满足开征房产税取得的成效。刘伟表示，试点启动以来，重庆部分开发商已经开始调整户型结构，减少高档房的比重和大户型供给，应税高档房减少客观上会导致房产税减收，但也相应增加了中端房供给，这正体现出房产税政策实施的初衷。

股市的借壳重组挑战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底线

控制房地产企业在股票市场的融资是房地产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在2006年和2007年的里，股市与楼市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循环：每当一家房地产企业增加土地储备则股价大涨，于是，房地产类上市公司纷纷从股市里融资，然后高价到市场拿地，导致土地价格不断上涨，结果是股价涨，地价也跟着涨。在2007年，几乎所有的地王都是由上市公司"制造"的。因此，笔者曾在2007年第三季度向有关方面建议要对房地产类上市公司的融资和再融资进行控制。

该建议在2010年的房地产调控中得到很好的体现。2010年4月，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对存在土地闲置及炒地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银行不得发放新开发项目贷款，证监部门暂停批准其上市、再融资和重大资产重组。之后，房地产企业的首发融资或再融资基本上被暂停。

从政策实施效果看，2010年4月份之后，股价与地价之间的比翼双飞的现象基本上消失了。这说明通过控制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融资的确可以减缓土地市场价格上涨的压力，从而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最近两则消息让笔者大跌眼镜：一是新华联置地借壳S*ST圣方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其二是5月11日S*ST兰光昨日发布公告称，银亿地产借壳S*ST兰光上市通过证监会批准。即两家房地产公司借壳先后得到批准。

这是房地产调控处在胶着状态下，股市向楼市释放的不寻常的信号，市场纷纷猜测房地产公司的借壳重组是否开始放行？楼市调控政策是否出现松动？受此影响，股市二级市场里房地产股票出现明显异动，广宇发展和信达地产出现久违的涨停板。

毫无疑问，这两个借壳重组的案例直接挑战了房地产调控的底线。

更让人疑惑的是，上述两家被借壳的公司都已经退市。为了挽救一家退市的公司监管部门居然置宏观调控政策于不顾，笔者实在想不出什么合适的理由。

借壳重组就像一颗毒瘤一样在腐蚀着我国的股票市场。当一家垃圾公司可以立即变换成为一个好公司时，股价必然一飞冲天。从表面上看，在这个过程里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是赢家，但市场的定价基准因此被扭曲，股价不再是公司盈利能力的反映，好的公司与差的公司在股价上甚至是倒挂的，股票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因此被削弱，投资者被投机者逐出市场。

借壳重组所带来的恶果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滋生了大量的内幕交易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监管部门并非不清楚借壳重组行为的积弊，不少人也曾大声疾呼要严格股票市场的退市制度，但却不时出现"死而复生"的案例，而时下S*ST兰光的复活还挑战宏观调控的政策底线，有如此大的勇气与魄力，真让人钦佩！

几条比较关键的金融小消息

这些都是夹在缝里的，但是很重要：

1.2011年3月10日， 比尔· 格鲁斯掌管的美国最大债券投资基金抛售了全部国债债券，表明投资者甚至对美国最安全的国债也丧失了信心。见：杨斌：金融危机、美元衰落驱使美国制造国际局势动荡

2.2010年11月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时，美元指数曾大幅度反弹一度突破80，但2011年第一季度的中东局势动荡和利比亚战争，美元指数不仅没有反弹反而跌破了73的低点。美国看到美元逐渐丧失传统的避险货币地位焦急万分，大肆宣扬2011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强劲反弹以恢复美元信心，但是，市场对美国经济复苏舆论的反应平淡导致美元依然疲软。见：杨斌：金融危机、美元衰落驱使美国制造国际局势动荡

3.美国政府正广泛宣扬2011年第一季度失业率下降的消息，声称这表明美国经济正强劲反弹并加快复苏步伐，但美国着名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进行的统计抽样调查显示，2011年3月份美国实际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较大幅度上升。杨斌：金融危机、美元衰落驱使美国制造国际局势动荡

4.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如果国会不提高14.3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那么将直接导致利率上升，进而使赤字形势进一步恶化。最坏的后果是美国金融系统再次陷入混乱，这将给美国经济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伯南克还反复重申他在2月份的记者招待会中所说的"使用债务上限作为谈判的筹码是非常危险的"。见宋鸿兵博客。

5.美联储周四公布报告称，截至5月11日当周该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从此前一周的2.723万亿美元上升至2.748万亿美元，再度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宋

6.美元走强，但美股下跌，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美国出口将受到打击，影响就业复苏，进而拖累经济复苏；同时，美国上市公司在海外的利润折算回美元，会缩水，从而影响股票价格。美元是把双刃剑，强伤经济，弱伤国债，需看政府的迫切难题是什么，目前国债压倒一切。美元是在强弱交替过程中不断丧失购买力。宋

7.Case-Shiller指数显示出美国房地产双底衰退已经隐然成型。QE2的结束将加剧第二次房地产衰退的进程。今年夏天将是按揭可调息贷款利率重设规模最大的几个月，区间恰与QE2终结时间重合。缺了美联储对按揭抵押债券的大规模购买（目前约9000亿美元），按揭利率将攀升，利率重设将会冲击巨大，恶化违约问题。宋

8. 我似乎闻到了亚洲部分国家即将出现经济危机的味道 ……但愿不要冲击到中国。

全球商品价格狂泻对中国影响及启示

5月的第一个星期，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震荡。5月6日，由于美元反弹、银价暴跌，从而导致全球投资者对大宗商品的悲观情绪持续升温，市场连续出现恐慌性甩卖，导致金、银、铜和石油的价格全线下滑。当天黄金期货跌穿1,500美元关口，现货金更连跌5日，一度低见1,462美元。白银期货亦曾下跌至34.07美元，这一个星期累计下挫逾25%以上，创下1975年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纽约的原油价格也由每桶115美元跌到98美元，下跌幅度达15%以上。由24种大宗商品组成的标普高盛大宗商品指数（Standard & Poor's GSCI）
下跌6.52%，创下08年金融危机来最大单日跌幅，上一周以来的跌幅超过10%。追踪一篮子大宗商品的Reuters-Jefferies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指数亦下跌3.9%，为两年来最大跌幅。

现在我们问的是，国际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为何会出现突然狂泻，是不是与拉登之死有关，还是其他事件出现？是不是美国就业的经济数据不佳还是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议息言论所刺激？或者是其他重大事件的发生？特别是为何在全球没有出现任何重大事件的情况下全球金融市场会出现如此巨大震荡？其风险潜在源头在哪里？仅是外部事件而不是当前国际金融市场本身之原因？而且上一个星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狂泻是不是意味着新的一场金融危机即将爆发？如果是这样，它对中国的经济及市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国内政府对此应该做什么？

可以说，上个星期爆发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狂泻，并非与任何外部事件有多少关联，无论是拉登之死、美国就业经济数据不佳、特里谢议息言论等都不足导致整个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突然出现暴跌。可以说，上个星期全球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的狂泻，股市大跌及汇率巨大波动，完全是全球快速流动的十几万亿美元"热钱"的投资者意识到国际金融市场的条件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投资预期突然逆转，从而导致这些投资者纷纷抛出近两年炒得十分火热的黄金、白银、石油等大宗商品，加上程序性交易相助，大宗商品价格狂泻就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可以看到，从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各国新一轮的救市政策导致大量的资金涌流向各种资产，从而导致近两三年来全球资产价格出现快速飚升。只不过，中国从银行体系涌流出来的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而欧美发达国家涌流出来的资金则流向各种资源类产品、资源类持续丰富的国家货币及新兴市场的股市等。尤其是在全球对冲基金的推波助澜下，这些涌动的"热钱"借助于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比如地缘政治、债务评级、央行议息言论等），把石油、黄金、白银，以及全球各种大宗商品的价格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度。石油的价格在两三年的时间上涨了近4倍（由每桶33美元上升到115美元），黄金及白银的价格更是跳着飚升（近两三年来白银的价格上涨十几倍）。

这两三年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飚升，并非是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导致产品严重短缺；也不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出现V字反弹而对这些产品需求突然快速增加，而是这些商品早就不是日常所指的最终消费品，而成了一个个完全金融投资品。作为资源类的商品，无论如何紧缺，如果它仅是最终消费品，那么其消费需求肯定是有限的，其价格只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波动也是有限的。但是当前的这些资源类商品已经不是作为最终消费的商品了，而是已经金融化、期货化或货币化的投资产品了。当资源类的商品作为一种投资品时，其定价基础、价格运作方式、其市场供求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其价格完全取消投资者预期，而投资者预期又取决于市场的金融条件及投资者心理状态。

2008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为了保证全球经济不出现1930年代的大萧条，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过度的救市政策，银行体系大量的流动性涌向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借助于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来推高这些商品之价格。比如说，美国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投资者不仅认为美国过度印钞票会导致美元快速贬值，而且过度使用利差交易工具让美元的流动性大量迅速流向非美元市场。这样不仅导致美元快速贬值，全球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的价格快速上升，而且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也成了炒高大宗商品价格有力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岂能不快速飚升？其市场泡沫岂能不迅速吹大？

但是，只要国际金融市场这种融资条件一改变（交易所大宗商品期货保证多提高的去杠杆化、美元弱势的改变），以及市场都认为这些资源类商品泡沫过大（巴菲特等大家都认为当前黄金白银市场泡沫巨大），投资者的预期随时都可能出现重大逆转。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只要有一点点火星，这些资源类商品泡沫破灭是早晚的事情。当当然，对于这次资源类商品泡沫是否会完全破灭，目前市场还不十分明朗，还得静观其变（尤其是要观察美元的走势）。不过，任何投资品吹大的泡沫一定会破灭，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事实，只不过这种泡沫破灭在什么时候发生、对市场及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罢了。

对于全球大宗商品狂泻，该事件对中国金融市场及经济会有多大影响？首先，目前中国是全球大宗商品进口需求最大的国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有利于中国降低这些商品进口成本，缓解目前高企的通货膨胀压力。特别是国际原油价格快速下跌，对中国更是有利。其次，如果该事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调整仍然会持续并让其价格回归理性，那么它也能够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近年来，美国一直在要求人民币升值。其实，这段时间人民币升值压力大，最大原因是美元贬值过多。如果美元开始强势，人民币会随着美元升值对非美元货币会出现快速升值，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自然会随之弱化。第三，该事件对中国金融市场及经济的影响一点都不可低估。在经济全球化及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都会严重冲击国内市场，对此政府要有准备，以便降低全球系统性风险爆发对国内市场之影响。

最为重要的是，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全面调整、美元走强中国经济发展有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这一轮的全球政府大力救市中，国内货币政策是不是比欧美国家更为宽松，其信贷扩张的程度是不是比欧美国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早就撰文指出，2008年下半年中国是在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采取了比美国更为激进的货币信贷政策，从而使得在短期的26个月的时间里（2008年11月－2010年底）银行信贷增长就19万亿，如果加上银行表外业务，估计可达到24万亿。这是1998年－2002年（60个月）银行信贷增长近4倍。由于中国的资本项下没有开放，这涌流出来的银行信贷纷纷进入国内房地产市场，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吹成了一个绝对大的泡沫（这个房地产泡沫也是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泡沫。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世界历史上比这还大的房地产泡沫的，也找不到比中国现在房地产炒作比这更为疯狂的）！最近发生的国际大宗商品泡沫破灭表明，无论如何托市，吹大的泡沫总是要破灭的。

国内房地产泡沫巨大，这是基本常识，也是从2010年国十条开始政府已经认识到事情。因此，对于当前国内的房地产泡沫，根本不需要来争论有没有泡沫的问题，也不需要来争论国内房地产泡沫有多大的问题，而是要从最近发生的国际大宗商品泡沫受到启示，如何来挤出当前房地产泡沫的问题。因此，政府要重新评估国内金融市场及金融体系的风险，重新评估国内房地产泡沫的风险，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可以既可挤出房地产泡沫又不触动房地产投机炒作者的利益及保证经济增长。如果是这样，当前中国房地产泡沫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挤出，那么它给整个中国经济及社会带来的风险可能会更大。而且等于国内房地产泡沫自然破灭，政府要想来托市及救经济可能为时已晚。

中国车市大洗牌倏然而至

中国车市近十年一路高歌。2009年1月全国汽车销量73.55万辆，超过美国当月的65.7万辆登上全球第一宝座，2009年全国销量一举突破1360万辆跃升至世界榜首，2010年达1800万辆蝉联世界冠军。令人亢奋的数据使业界人士非常乐观，不少专家预测中国车市仍会高速发展至少十年。而车市内部早已暗潮涌动。今年4月，国内汽车产销呈现低迷走势，分别完成153.53万辆和155.2万辆，环比降15.98%和15.12%，同比降1.85%和0.25%，这是自2009年2月以来中国汽车行业产销首次出现负增长；而前4月汽车产销累计完成643.11万辆和653.39万辆，增幅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58.71%和54.56%，转眼间从全球增速冠军变成增速垫底，这无异于敲响了汽车产业的警钟。中汽协常务副会长董扬忧心忡忡地表示，今年年初预计的全年10%至15%的产销增速可能不能实现。

迹象表明，中国车市的高速增长期或将结束，优胜劣汰的大洗牌倏然而至。中国车市或迎来从量的扩张到质的飞跃而痛苦调整的10年。10年之后的车市，就象今天厮杀沉寂过后的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DVD等市场，从全国遍地开花到最后只剩下长虹、海尔、格力、美的等寥若晨星的几大家。正如老话所说，只有潮水退了之后，才知道谁在裸泳。

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多项扶持政策以及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是中国汽车产业繁荣的根本。这几年井喷的产销量实际上大大透支了未来。随着世界汽车业的重心向中国转移，国家宏观调控的加剧、购置税优惠等政策的退出、燃油价格的不断攀升、城市治堵限购政策实施、油耗准入政策落实以及日本地震的影响等等，国内车企未来产销布局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面对车市4月份的数据，也许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解读方法，但清醒的企业家早已未雨绸缪。李书福斥资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就是一种尝试，毕竟"鲤鱼"只要跳上"龙门"就能美梦成真。

业界人士早已注意到，中美两国汽车产销规模相当，但中国汽车企业数量偏多，产业集中度严重偏低。以2009年为例，当年全国有整车厂家168个，汽车改装厂600余家，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市区，归属于机械、交通、航空、兵器等多个部门和系统。而纳入中汽协统计口径的79家企业中，1万辆级及以下企业多达57家，产销占比仅3.4%，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多、小、散、乱"的行业现状触目惊心。

除了规模以外，汽车业的品牌打造也步履艰难。资本和技术的差距使中国汽车还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国外有的公司每年六七十亿美元的科研经费、有的公司从业经验15年的工程师达一两万人、有的公司28天推出一个新产品，这都是差距。第三是产业链的形成和供应商的培育非常关键，美国市场每年卖1000万辆车，召回3000辆，而我们还没有召回制，这也是差距。

市场学的观点认为，市场类型分为比较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现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基本处于比较完全竞争市场的初级阶段。汽车产业是规模化、全球化的产业。中国汽车已经走入一个整合做大的新阶段，以顺应经济规律与世界发展趋势。现在的问题是，未来中国汽车这个世界最激烈的竞争市场，谁来主导整合？谁来保障整合的公平？

应对未来的大洗牌，长安集团徐留平认为，政府的科学引导和宏观调控、健康规范的市场环境和法律制度以及中国汽车业自身发展需求是下一轮产业整合的关键所在。而在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汽车业列为六大兼并重组重点行业之首，汽车业兼并重组将再次加速。请注意《意见》中透露的重要信息，文件阐述兼并重组不再提"四大四小"而倡导全民参与。"上汽、一汽、东风、长安"四家年产销过200万辆的企业和"北汽、广汽、奇瑞、重汽"四家年产销过100万辆的企业称为"四大四小"，之前提出由他们为主的"国家队"，在2012年前并购为10家以内，而今年年底以前即将出台的汽车产业新政将鼓励民间资金进入，不再论资排辈，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真正实现以市场、资本、技术为导向的重组模式。

在房地产业即将崩盘之际，中国汽车工业正以前所未有的刚性需求吸引全球眼光，相对于全球6人一车的平均数，中国目前仅为19人一车的水平让世界怦然心动。汽车产业拉动着中国经济上下游千万个行业的飞速发展，解决上亿人的就业与吃饭，成为国民经济无与伦比的第一支柱和最重要的发展引擎。

因此，推动中国汽车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壮大，与亿万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在城市拥堵、能源紧缺、停车困难、环境污染已上升为社会大问题的时候，如何支持引导汽车产业的发展，正在考验管理者执政良知、智慧与应变能力。韩日、港台均为弹丸之地，汽车保有量比中国大得多，车、人、社会管理却井井有条；北京470万辆车使四环以内变成"流动停车场"，纽约1000多万辆车却通畅有序不堵车，个中缘由一清二楚，我们能采纳无良政客和"砖家"之策而因噎废食吗？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笔者期望社会管理者和有识之士借鉴过去家电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关心中国汽车产业的长期繁荣与发展，同时也期望在车市大洗牌中你能活得更久、更滋润。

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

1996年制定的"九五规划"以及2001年制定的"十五规划"都提出"到2010年，中国人口将控制在14亿以内。"2005年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会达到13.7亿。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提出"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以内"

但2011年4月28日公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认为中国大陆2010年总人口只有13.397亿，远远少于预期。其实2010年中国到底有没有13.397亿人口还大有疑问。

在这次人口普查中，15—59岁（1951—1995年出生）人口共9.3962亿人。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依照统计表的年龄比例，以普查公报的12.658亿人总人口（在统计表的12.426亿基础上增加1.8%）计算，5-49岁（1951—1995年出生）共 9.5143亿人。根据生命表，55岁以下人口每年
死亡0.22%（56—59岁者更高），那么2000年在1951—1995年出生人口到2010年只应剩下9.3050亿。由此可见，2010年15—59岁人口净重报 912万（9.3962亿—9.3050亿=912万），重报率为0.98%（912万÷93050万
=0.98%）。如果其他年龄段的重报率也为0.98%，那么中国的总人口就只有13.267亿（13.397亿÷1.0098=13.267亿）。如果上次人口普查是准确的话，那么这次普查是相当成功的。

但我在《大国空巢》已经分析指出，2000年人口普查额外修正1.8%是没有道理的。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表（总人口12.426亿），5-49岁（1951—1995年出生）人口共9.3398亿，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在2000年之后一个都没死，在这次普查中还额外多出564万（9.3962亿-9.3398亿=564万）！以每年死亡0.22%计算，那么2000年在1951—1995年出生人口到2010年还应剩下9.1343亿。由此可见，2010年15—59岁人口净重报 2619万（9.3962亿—9.1343亿=2619万），重报率为2.87%（2619万÷91343万
=2.87%）。如果其他年龄段的重报率也为2.87%，那么中国的总人口就只有13.0亿（13.397亿÷1.0287=13.023亿）。

我在《大国空巢》中也已经分析，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表的12.426亿人口也是重报大于漏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1945年到1990年出生人口为90759万，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0年的时候应该还有88762万。但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1945年到1990年出生人口为91618万。也就是说2000年人口普查光是10-55岁人口就净重报了2856万，重报率为3.22%（2856万÷88762万=3.22%）。如果其他年龄人口也以同样比例重报的话，那么2000年总人口就只有12.038亿（12.426亿÷1.0322=12.038亿）。

根据《了望》周刊2010年7月19日发表的梁中堂教授的文章《人口普查数据不容"推算"》，2000年人口普查原始结果显示中国人口确实只有12.0亿人。梁中堂在文章中说："由于11月5日全国摸底汇总的人口总量没有达到统计部门根据年度人口变动抽样估计的结果，就临时穿插一项在全国复查、补漏的活动。经过半个多月的重复工作又找回来4000多万人，全国登记人口才变成12.4亿。即使这样，它比1999年统计公报还少1430万，比1998年少450多万。于是，有关方面又'评估'出一个1.81%的漏报率，追加了2227万，达到12.6亿——一个与年度人口变动监测勉强可以衔接的数据。"

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发达国家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维持在2.1。在中国，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所以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以上。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33。然而，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却认为由于漏报（尤其是低年龄组的超生漏报），将生育率调整为1.8，并将2000年总人口调整为12.658亿。由三百多位专家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预测中国人口会在2010年达到13.7亿，并将在2033年达到15亿顶峰。

由于超生等原因，2000年低年龄组（学龄前儿童，尤其是0—4岁人口）人口可能确实是漏报大于重报。2000年总人口可能会比12.038亿要多。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可以大致推测2000年低年龄人口的漏报率。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人口平均每年为1369万人，2005年1%抽样调查显示0—4岁人口平均每年为1380万人，1996-2005年这10年之间，大致平均每年出生1374万人。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2006-2010年每年出生人口与1996-2005年每年出生人口大致相当。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显示0—14岁 （1996年到
2010年出生）人口为22246万人，平均每年1483万人。那么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低年龄组就只有7.9%的漏报（1483÷1374=1.079）。即便2000年0-9岁年龄组用夸张的10%漏报率计算，那么该年龄段总人口共为17504万人，比统计表的15913万多1591万（漏报1591万），2000年总人口应为12.038亿+1591万=12.197亿（与我在《大国空巢》中的估算结果一致）。同理，2000年的出生人口也用10%的漏报率计算，那么生育率只有1.34（1.22×1.1=1.34），2001年开始的"十五规划"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了。但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却将2000年生育率篡改为1.8，阻止停止计划生育长达10年之久！

1982年和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被公认是准确的，那么，就可以用另一种更为精确的方法估算2010年的人口总数了：增加人口=出生-死亡，2010年总人口=1990年总人口+1990年到2010年增加人口。

2010年人口普查是11月1日，1990年普查是7月1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认为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13368万人。1990年全年出生2391万，死亡757万，年增人口1634万，那么1990年7月1日到11月1日这4个月增加人口为545万人（1634万÷12×4=545万），1990年11月1日总人口 = 113368万 + 545万
=113913万。

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认为，1991年到2009年这19年共死亡15750万，其中2005年、2009年分别死亡849万、943万（2005-2009年间平均每年增加23万）。我们假设2010年死亡966万（比2009年增加23万），那么1991年到2010年这20年共死亡16716万。

国家统计公报在1990年之前的每年出生人口与历年人口普查基本一致。但1991年之后，由于不相信已经出现的低生育率，而将每年出生人口往上大幅修正，比如2000年普查显示5—9岁（1991年到1995年出生）人口为9015万，但统计公报将1991年到1995年出生人口改为10694万。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到2005年出生人口为13744万，但统计公报改为17810万。

统计公报显示1996-2009年共出生24213万人，也认为2010年年增人口为626万人（上面假设2010年死亡966万，出生人口就应为626万+966万=1592万），那么1996-2010年共出生25805万（24213万+1592万=25805万）。根据生命表，平均每年死亡0.22%，那么到2010年的时候应还有25387万人。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14岁人口（1996-2010年出生）只有22246万人，说明统计公报每年出生人口虚高了14.12%。那么将统计公报的1991年到2010年出生人口下调14.12%，共31984万人。

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增加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31984万-16716万=15268万。2010年普查总人口=1990年人口+1990年到2010年增加人口=113913万+15268万=129181万=12.918亿。我在《大国空巢》中已经分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每年死亡人口有漏报。那么2010年总人口还不到12.918亿。

联合国2008年的预测认为，中国1991年到2010年共死亡17270万人。那么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增加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31984万-17270万=14714万。2010年普查总人口=1990年人口+1990年到2010年增加人口=113913万+14714万=128627万=12.8627亿。2001年到2010年共出生14154万（统计公报基础上下调14.12%）。2001年到2010年死亡人数，联合国的预测显示为 8932万（国家
统计局资料认为是8795万），那么2000年到2010年共增加5222万（14154万-8932万=5222万），2000年总人口应为12.34亿（12.8627亿-5222万=12.3405亿）。

但第六次人口普查的0-19岁（1991-2010年出生的31984万人口，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10年的时候为31267万）人口如果也与15—59岁年龄组一样存在2.87%的重报，那么重报了897万（31267万×2.87%=897万），2010年总人口就应该为12.8627亿-897万=12.773亿。那么2000年总人口应为12.2508亿（12.773亿-5222万=12.2508亿）。

并且，联合国对死亡人口的预测还过于保守，因为联合国对中国老年化预测过于乐观。联合国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占12.3%、8.2%，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分别占13.26%、8.87%。由于老年人死亡率比较高，而中国老年化超过联合国预测，意味着过去20年死亡人口也应该超过联合国的预测。那么2010年中国人口可能还达不到12.77亿。

回过头来，假如2000年总人口真为12.197亿（见前面分析，也见《大国空巢》），那么2010年总人口=12.197亿+5222万 （10年增加人口）=12.7192亿。

综上所述，2010年中国实际人口应该在12.7亿到12.9亿之间。也就是说这次普查的净重报率在3.8%到5.5%之间。

第六次人口普查与第五次人口普查一样，为了与过去的数据衔接，却违背了"增加人口=出生-死亡"的基本逻辑。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人口被人为高估了5000万到7000万：

1、第六次人口普查采取"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两头登的登记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可以防止漏报，但毫无疑问，会提高重报率。

2、普查后的数据调整。以福建为例，福建省人口普查办的"内部明电"说："根据各地2010年11月1日上报的摸底数汇总，全省常住人口3329万人，比2009年少298万人。"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2号）》：福建常住人口3689万。就是说福建公报人口比普查摸底汇总人口多了10.8%。如果全国一半省份像福建这样，那么总人口就会被人为高估5%（6000多万）。

高估人口数据其实对中国不利，除了不利于调整人口政策外，也不利于中国的外交。中国由于劳动力达到顶峰，国力处于顶峰阶段。国际社会用一种警惕的心态看待中国的一举一动，甚至掀起中国威胁论，采取一些不利于中国的对应政策。但由于中国的人口总数和生育率都被高估了，意味着中国今后的国力被高估了，是虚胖的。如果告知人口真相，必然会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心，有利于中国的外交和国防。

正确的人口数据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也非常重要。比如中国年轻劳动力资源即将枯竭，产业模式就必须提前调整。如果依照乐观的人口数据进行产业规划，那么今后几年面对迅猛来临的经济危机将束手无策。死亡人口的漏报将使得寿命资料不准确，不利于养老制度的建立和保险业的发展。

人口普查办在"事实判断"（要与过去的人口数据衔接）和"价值判断"（想获取真实数据）的煎熬下，两次人口普查虽然在总人口上有数千万的出入，但能够获得较为准确的生育率资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第六次人口普查牺牲了部分杀伤力（重报了数千万人，降低了人口数据的"震撼度"），但杀伤力还是够强了（生育率只有1.3、1.4左右，远低于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所宣称的1.8），足以停止计划生育。尤其这次普查防守能力超强，漏报率只有0.12%，堵住了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从"漏报"捞油水的企图。从这种角度看，这次人口普查还是相当成功的。下一步是尊重人口普查的权威性，根据普查数据尽快停止计划生育。

部门利益己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近段时间，议论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中央下决心调控房地产，要求各地方报送价格控制计划，各地不情愿好不容易出台，结果都是涨价计划。此事其实反映了当前社会存在着的一个深刻的社会矛盾，就是管理决策层代表全体民众利益要求发展经济，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之间的矛盾。房地产己成为我国当前将严重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泡沫，要使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就必须要对房地产进行坚决的调控，从这一点上来说，社会各界己基本形成了共识，此也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体现。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全体的、整体的利益，坚决对房地产进行调控，决心也不可谓之大，措施不可谓之烈，但为何每每都象拳头打到棉花上？

其实我国当前在很多方面都有执行的结果与管理层最初的决策目标大相径庭的事。例如2010年在证券市场推出创业板，有关创业板的设立制度讨论上下反复几易其稿，由于参与讨论的范围是设定在证券机构，投资银行这些利益相关部门，虽然管理者的初衷是想让创业板的上市公司都能以较低的价格上市发行，表面上也做了一些貌似控制新上市发行价格的控制工作，结果却是，相关利益方很轻易地就在新发上市的制度设定中留有利益后门，这种后门当然不是非投资银行的专业人员所能看出来的。结果却是，创业板上市公司上演了一幕前所未的、世界级的竞相高价大发行。

这样的事例其实很多。例如，为反腐败，要求官员申报财产，却需要官员自己举手同意；遗产税等涉及到大资产所有者根本利益的法规出台，却需要当前主要由大资产者所构成的人大代表举手通过；这怎么可能获得同意，获得通过呢？当然上述这只是举例，其实，有关社会不同群体间利益之争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像高速公路收费、垄断部门、垄断集团高价、就连高价房都还小巫见大巫的更高价墓地、还有更称奇的艺术品竟然可分股上市，等等，等等。去年，法大杨帆教授出版的《利益集团》专着己经对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对政策、立法、执法的影响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在行政层面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一直是官场的潜规则，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社会的这种贫富两极分化、利益集团的肆无岂惮己经到了严重影响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的地步，如果不作转变就根本无法解决我国经济当所处的两难困境。

其实，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建立在私有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社会的各个集团，行政层次的各个部门与各个地方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准则是必然的事。因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都相应这种对资本、对集团、对行政部门制约的制度与措施，包括国家层面的宪政民主、组织结构层面的三权分立等，在强势的资本与国家行政执行权力后面，站有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议制机构。我国虽然有不少人反对三权分立，也未必照搬西方。但是，必须要明白，当前造成上述最高管理层决策措施不能被有效的执行，不能兼顾普通民众利益的集团利益最大化，从而造成的严重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种种现象背后，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制度层面上还存在着蹩病。

我国的代议制机构各级人大代表主要由政府退居二线的官员或成功的企业家、大资产所有者所构成，虽然还有一些社会各界代表作衬陪，由于代表没有真正的由竞选产生的制度制约，代表也只代表着自身的个人利益，唯独没有真正代表处于劳工阶层的普通民众利益的真正代表。为了提高立法质量，在代表专职化方面几年前也作为一些尝试和努力，但是，由于没有真正的社会各阶层利益代表、特别是广大劳工阶层、普通民众利益代表的产生机制，少数几个的代表专职化并不起任何作用。因此，从立法层面上来说，有利于制约权力资本利益、垄断集团利益、部门利益的法律法规，根本就不可能获得通过，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产生。由于没有专职的利益代表构成的利益驱动机制，各部门的自主利益主导立法、通过部门立法设立利益后门的局面，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而任何法律法规的利益后门，都体现在细节上，非利益相关方的专业人员不能识别。例如，美国为防止国际金融危机再现而出台的金融监管法案，就具体细节在参众两院就激烈地争论了一年多，最后实际出台的还是个妥协的方案。可见，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在立法层面的争夺的激烈，在我国没有形成普通民众利益为立法而作利益争夺的情况下，在一般的情况下，不会产生立法，只需要在行政或执行时部门自利就行了；如果社会反映大了而产生立法时，立法也必然会演变成集团利益立法、部门利益立法，而从使"执政为民"的理论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解决当前一系列执政困难、两难处境、经济发展难题的根本之策，还在于从改革利益博弈机制的制度上着手，各级人大代表由竞选产生，真正地由集团利益、部门利益圈外的人行立法权与监督权，才能真正制约权力资本、利益集团、部门利益的私利的过度膨胀，舍此绝无它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