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制的相对人性论

　　前几天发表《基督教善恶的绝对性》，论述"原罪"思想是西方民主文化的一个基础。

　　但是有读者提出中国文化也有"性本恶"思想，尽管读者没有接着提出为什么中国的"性本恶"产生不了民主文化，但这个问题岂不是自然而然应该提出来吗？本文就回答这个问题。

　　准确的说，中西文化人性论的区别，绝不是人性恶和善的问题，因为这种争论是永远不能证明，因此也是永远没有结果。

　　善恶是一对矛盾，矛盾双方永远是相互依存，任何简单的"性本善"或者"性本恶"的思想，都是十分幼稚的。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人性论，按道理这种"性本善"如同"原罪"思想也是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它们认识角度不同。

　　那么中国文化的"性本善"是不是如同西方的"原罪"，具有平等文化的意义？结论是彻底否定的，而且恰恰相反，"性本善"的思想不仅没有将中国文化导向平等，而是导向了不平等！

　　这如何理解？

　　中国文化不平等是如同黑白分明一样的容易识别，但是很多迂腐的学者偏偏不承认这一点，他们的依据是断章取义，把中国文化理论上的一些片言只语无限放大，比如"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其实，任何最不平等、最压迫的中外文化（比如秦始皇），都能从中找到很多平等的口号。

　　中国文化的不平等是铁证如山，中国人对中国不平等文化抨击的最有力的，就是鲁迅，鲁迅的批判思想我另文展开分析。

　　那么"性本善"的思想怎么也和中国不平等文化脱不了干系？

　　问题关键是，中国"性本善"的思想没有绝对性，它对中国文化真实人性的判断没有决定意义，决定性的是人性在后天经验世界里的表现，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是取决于后来经验世界人性各自善恶的高低。

　　因此中国文化"性本善"的思想没有积极意义，说了也白说，它和中国文化"性本恶"的思想其实是一回事，它们既不是中国文化人性善恶的真实依据，更不是它们的尺度和衡量标准。

　　它们不过是恩赐给遭受不平等待遇大众的一种华而不实的心灵安慰，这种安慰口惠而实不至，混同心灵鸡汤，混同千里送鹅毛，披着美丽的外衣：

　　大家彼此出生和本性是平等的（"性本善"或者"性本恶"彼此一样，因为我们是宗法文化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人生起跑线是公平的，只是有的人更用力的朝着善的方向奔跑，而有的人相反。

　　因此，社会出现了人性善恶不等的区别，因此如同不能犯刻舟求剑的错误，人类也不能像开始出生时没有区别的一样平等，随着人性善恶的变化，彼此社会地位需要按照人性善恶高低来重新配置。就比如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五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样的齐。

　　文化变成不平等了，但其实不平等的分配原则很公平，它在人性本原上没有歧视，大家都是"性本善"；后来的不平等，恰恰是对人们后天善恶的竞争和表现给予公平的量的考核和相应的等级待遇，难道善恶的好坏能够一个样吗？（如同今天干多干少能够一个样吗？）

　　如此一分析，天下哪还有比这个道理更加公平吗？

　　中国文化明明是不公平，却能够编出如此公平的道理出来，是何等高明！难怪很多大学问家，被中国文化七拐八拐，云里雾里，最后完全对中国文化的所谓平等性（比如钱穆，梁漱溟等等），竟然口服心服，甚至顶礼膜拜。中国不平等文化的歪理，因此几千年顽固不化，还十分的理直气壮，有恃无恐。

　　其实认识中国文化面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像鲁迅那样，不是看它怎么说的，而是看它怎么做的。

　　中国文化的实际内容，不就是等级森严的政治专制吗？退一步说，就是实现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理想：按照人的道德水平给予不同的政治待遇，区分社会地位，难道一个人道德好，就能够心安理得的高人一等吗？这不是出尔反尔，以善来害善吗？善的绝对平等价值到哪里去了？

　　再看事实结果，也完全是和理论目标背道而驰：

　　由于把社会分成政治等级，每个人都想做人上人，这就导致社会出现大量道德伪君子。道德属性是内心的，如若口蜜腹剑，你又如何识别？识别了又如何证明？

　　因此事实的结果是，广泛盛行言行不一、知行不一的形式主义的虚伪文化；因此越是强调道德属性的政治文化，往往越是会败坏社会的道德文化。

　　这一点，两千年前的老子就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老子在《道德经》中认为大仁大忠的文化最终会导致大恶大奸，对此作了很多精辟分析，他说：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也！"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美之与恶，相去若何？"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有意思的是，鲁迅激烈的抨击老子虚无主义的思想，但是鲁迅批判中国文化虚伪和不平等的一面，其实和老子的大仁带来大恶的冷峻思想是一致的，这方面鲁迅应该承认老子是自己的思想前辈。

　　大仁带来大恶，也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

　　"文革"的动机是一种平等文化的大仁，但是"文革"中极端道德的政治要求，导致部分的人性沦丧和变态是骇人听闻，也因此，不少人认为是"文革"导致了中国道德风气变坏，变得更加狡猾和欺骗。而这种结果，又造成了改革开放文化的所谓对极左道德的大彻大悟，这种大彻大悟又把中国人从极左推向极右，两种极端文化都是通向人性的寡廉鲜耻，中国人思想道德文化的混乱因此而雪上加霜。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中国人性论文化的不彻底性，导致中国文化的善恶思想真假难辨，因此助长了浑水摸鱼、鱼目混珠、投机取巧的不良人性文化。

　　基督教"原罪"文化的绝对人性论，最终通向"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奉献牺牲精神；而中国"性本善"或者"性本恶"的相对人性论，是始终乐此不疲的追求"学而优则仕"的高高在上的优越精神。一个甘心下地狱，一个争着出人头地，两者善的精神是多么不一样！

　　在此我回答读者，中国文化的性恶论和基督教文化的性恶论完全是不同的内涵，它们的根本区别，一个是绝对的（基督教），一个是相对的（中国）。

　　绝对的认识，是确定性的认识，是事实性的认识，即人性的恶是躲不掉的；相对的认识，是不确定的，是没有事实意义的，即人性的恶是可以通过积德行善而摆脱掉的。

　　绝对的认识，给了人们很清晰的思维，人们因此而具有很清晰的是非价值观。比如每个人都有恶的本性，因此不能轻信任何人，不能让个人的权力没有约束，必须用法律来预防和惩罚人类自发的恶的行为。

　　相对的认识，给了人们模糊的思维，人们因此而是非不分。比如你不能依据中国文化的"性本善"或者"性本恶"，来判断一个人或善或恶，因为它们都是相对的，都是可以变化的，甚至变化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也就是恶在全社会都被消灭了，最后是如此的违背常理，荒唐到令人难以置信，没有恶，善又从何谈起？

　　这种荒唐性，本人接触过。

　　"文革"时，宣传"一人红，红一点；大家红，红一片"，就是要求人人成为道德圣人。

　　那么成长为圣人，肯定有个时间先后，时间在先的，就有帮助他人的责任；为了让领先一步的圣人完成帮助落后分子的责任，就必须赋予他高于普通人的权力，中国政治等级不平等文化，如此便堂而皇之的登台亮相，而"性本善"等透露的人人平等文化，事实上只是为了装潢门面，纯属子虚乌有。

　　为了率先成为可以高高在上的道德圣人，于是政治骗子纷纷粉墨登场。越是主张道德的政治文化，社会上的政治骗子也越多，"文革"中，我有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不断的在批判走马灯一样的政治骗子。

浅论知识分子们的“说真话”

　　我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接受中国知识分子启蒙的人中的一个，学生时期也算是个自由派（那时候好像大家都是自由派），印象中很早就听他们在说"说真话"了，言下之意是以前都在说假话，现在要说真话了，还论及说真话的可贵，说真话的勇气等等，我还见到有的知识分子自称真话不一定全说，但一定不说假话等类似的表述。

　　我应该感谢当年知识分子对我的启蒙，因为他们让我特别珍视"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追随主流。唯一遗憾的是到了今天，我的独立思考让我对主流知识分子的行为产生了怀疑，渐渐的反了这个老师。其实，我成长的过程中，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基本上就是主流。今天，我要更深层的透视一下自由派知识分子反复宣贯的"说真话"。

　　无疑，"说真话"是一种优良的品质。同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说真话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并不对其深入的思考。可实际上，"说真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想，也许很多嚷嚷"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本身就对什么是"说真话"并不清楚，因此，有必要对这个话题做一番辨析。

　　一.什么是"说真话"？

　　你知道什么是说真话吗？如果你知道，请回答下面一些问题：

　　1. 今天星期五，张三问李四："今天星期几？"李四回答："今天星期二。"请问：李四是说真话还是在撒谎？

　　2. 今天星期五，张三问李四："今天星期几？"李四回答："今天星期五。"请问：李四是说真话还是在撒谎？

　　这问题是不是太容易了，小宝宝都能回答，真的真么容易吗？请接着回答下面的问题：

　　3. 今天星期五，张三问李四："今天星期几？"李四自己搞错了，他以为今天真的星期二，于是李四回答："今天星期二。"请问，李四是说真话还是在撒谎？

　　4. 今天星期五，张三问李四："今天星期几？"，李四自己搞错了，他以为今天真的星期二，但是他想骗一骗张三，于是李四回答："今天星期五。"请问，李四是说真话还是在撒谎？

　　以上第一问可以和第三问结合，第二问可以和第四问结合，经过对照，请问，到底什么是"说真话"呢？

　　现在结合上面四个问题分析，1、2两问我们可以看成一组，一般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简答而直接的，这也是大部分觉得"说真话"是简单的事情的人的思维方式。而3、4两问无疑让事情复杂化了，因为它考虑到了人的主观问题。简单直接回答1、2两问的问题，它背后的逻辑是一个人是不是说真话，只要看他说出的话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是和现实没有出入的？如是则是真话，反之则是假话。这是第一种说真话的演绎和标准。从3、4问中就有了第二种演绎：说真话就是说出自己发自肺腑的认为是正确的话，即使这话并不完全符合现实，那也认为他是在说真话；如果发自肺腑的认为某句话是错误的，依然把它说出来，即使这活实际上是符合现实的，那也认为他是在撒谎。

　　以上两种"说真话"，你认为那种更合理呢？无疑，第二种才是合理的，这样才能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因为仅凭说出的话是不是绝对正确来判断是否真话，那对人的要求太高了。举个例子，以前科学不太发达的时候，人们都支持地心说，那按照第一个标准，当时人们在谈论这个话题时，不都在说假话吗？因为实际上地心说现在已经完全推翻了，被证明是错误的，由此我就证明了当时的人不说真话说假话，那是不是对他们太苛刻了。即使今天我们全社会都认定的事实或思想，也许再过若干年，也会有新的发现证明是错误的，那我们不都在说假话吗？因此，鉴于绝对符合事实，绝对真理之类的玩意我们其实都没有把握，如果有人宣称他有把握，我看也是不可信。因此，我们恐怕只能把"说真话"定位为说出我们真心以为是事实的话，这样才合情合理。

　　二.中国社会的"说真话"乱象。

　　中国社会似乎是个思考能力匮乏的社会，是一个人们普遍跟随主流走的社会。西方社会是不是也这样，因为我没有生活在其中，对其的了解有限，所以不能下结论，当然我也不认为它就一定是个人们都能独立思考的社会，因为独立思考其实是个苦事，西方人未必不想走捷径省事。

　　我上面对"说真话"的辨析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稍有逻辑能力的人都能做出来。但是我们社会就是缺乏再"多想一点点"的意愿，这样就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就因为没有这种适当的辨析，当人们在谈论说真话时，就陷入了混乱。下面说点典型的。

　　人们在谈论说真话时，不自觉地就把上面说的第一种演绎当成了标准，动不动就说某个人说假话，似乎从来不考虑那个人是否真的认同他说的话，这就是不动脑子的表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也曾把美国说的像一个完美的天堂似的，人们都如何幸福的生活在天堂里。今天按照第一个标准，我其实是在说假话，可是我当时的确认为我是在说真话，我说的都是从报纸上和书里看来得，而且我当时对于印在纸上的东西是比较信任的，今天当然不会这么傻了。因此，我还是建议，今天我们在评论某人的言论是否是真话，还是应该考察一个他的主观认同。比如茅于轼先生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评论毛泽东的文章，很多左派朋友都指责茅于轼撒谎，说假话。我倒觉得从茅于轼先生的一贯言论看，他可能真的认同他的文章的内容，因此我觉得茅于轼可能还是说真话了，如果你认为他的话不符合实际情况，那不妨提供自己的证据证明他错了，但不要立刻就说茅撒谎了。人对社会和世界的认识有不同，观点各异也是正常的，关键在于人能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把自己的认识能够说出来，这样就是说真话，就是值得赞赏的。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来没有发现从这个角度来评论人们是否说真话，我希望这个角度能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还有一个说真话的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说"局部真话"误导民众。中国社会的这种"说真话"乱象，就是知识分子们是在说真话，而且说出的话同时符合我上面提到的两种标准，那这种说真话是不是一定没问题呢？问题还不小呢，那就是知识分子说的真话是一种"局部真话"，是一种视野狭隘的真话，这种"真话"对民众有很大的误导作用，使民众不能客观的看待事物和问题，使民众的偏见增大，也就是说，这种真话有很大的负面作用。比如说，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总是把当下中国的黑暗面告诉民众，这些黑暗面很多是真实的，给民众的影响是民众只知中国如何黑暗，如何的糟糕，似乎在中国生活比在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生活都糟糕，这就是"说真话"给民众的误导。当然中国一定是有黑暗也有光明，有些西方人和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的只说"局部真话"，只不过反其道行之，只关注中国光明的一面，所以"中国威胁论"越来越热。因此，民众要想能够客观的看待问题，就不能只关注一个方面的"局部真话"，恐怕对于其它的甚至相反的"局部真话"也是要看一看。这是无可奈何中的一个办法，因为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能够客观的看待问题，能够给我们提供客观全面的事实而不是"局部真话"，那么我们就不用在不同的"局部真话"里跳来跳去的去分析判断全局了，可是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没有这个意愿去做。

　　三.知识分子的"说真话"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知识分子的"说真话"我们听多了，我不由得想更深入的观察这个说真话到底是什么。观察的结果很令我惊讶：那就是知识分子几乎都提倡说真话，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他们所说的"说真话"是指别人和自己的言论保持一致就是说真话，和自己的言论不一致就不是说真话。我想，这样的情况有点观察力和思维能力的人都能举出例子，看透这一点，我于是明白了，谁他妈的在乎说真话？"说真话"不过是推销自己思想的一个工具，今天自由派知识分子有了话语权，一个劲的嚷嚷说真话，无非是要人们说自由派们启蒙给他们的话。假如自由派不喜欢什么人或事物，如果其他人说这些人或事物还不错时，立刻"不说真话"的帽子就扣上了，也不管那些人说话时是否是真心的，反正我认为你一定是巴结的，犬儒的，一定不是真心话。

　　巴金先生晚年写《随想录》，魏巍先生晚年写《新语丝》，这是两位老人的泣血之作，虽然观点不同，但都是说真话。如果主流媒体真的推崇说真话，那么这两位老人都是值得赞赏的，可是主流媒体对巴金的赞赏连篇累牍，而魏巍呢？谁管你？谁提你？巴金先生的书符合右翼知识分子的口味，就成了"说真话"的标杆，而魏巍当然就无人提及了，因为《新语丝》不符合主流的观点。

　　你懂了吗？提倡"说真话"其实是个扯淡，让你追随我，和我保持一致才是正主。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你以为话语权是吃干饭的？我的地盘我做主。

如此调查不具公信力

　　北京市交通委网站发起的"交通缓堵民意调查"于7月8日18时截止，46.02%的投票者认为经过半年治堵，北京交通拥堵状况有所缓解，52.77%的投票者认为治堵未见成效。

　　此前媒体报道的"近8成民意认为治堵无效"，乃引用截至7月3日晚10时的数据。当时共有22386人次参与该项投票。5140人次认为"有所缓解"，占22.96%，认为"没有缓解"的为17182人次，占76.75%。另有64人次表示"不清楚"。

　　该调查从6月中下旬发起，此前的"无效论"占了绝对优势，但在最后的短短五天时间里，"有效论"者持续上升，令人颇感意外。从媒体报道"近8成民意认为治堵无效"之后，至8日18时截止，投票者增加了12148人次，其中10753人次认为"有所缓解"，1040人次认为"没有缓解"。新增投票中，"有效论"者占了88.5%。其"机关"在于投票未限制IP，可以多次投票。既然购车摇号和停车价格等的调整有可能给一些机构带来额外利益，我们就不能排除在网络调查中一些投票者的非中立立场，而"多次投票"正好给了这些人以近乎无限的利用空间。

　　在"哪些措施对缓堵最有效"的投票中，包括购车摇号等6项。截至8日18时，"3510"（3公里步行、5公里骑行、10公里乘公交地铁出行）绿色出行得到最高的6520票，占27.56%。得票最低的两项分别为"购车摇号"和"停车价格调整"。其中前者仅为1626票，占6.87%。后者得到2813票，占11.89%。

　　此外，在调查过程中，有车族和无车族的立场、观点也有可能影响投票结果，因此，更为科学的调查方法应该把两者区分开来，从中得出更为丰富的观察视角。

　　城市交通乃众人之大事，以后会越来越成为各城市事关环境污染、公民权利保护、社会经济效率的大事，既需集众人之智，更需护众人权利。当下以管、控为主的治理思维应当彻底摒弃，代之以畅通公交、保护民众自由选择权利为主的"疏导型管理方式"。为什么北京不到500万辆车却堵成一锅粥，东京、纽约各有800万辆仍能井然有序？交通规划和管理有无问题？公共交通路权、安全和效能有无问题？城市收费交通系统有无问题？特权车有无问题？等等，只把板子打在消费者身上，今天限行明天限购，除了扩大权力、人为制造寻租空间，对治堵无益，对保护公民权利和利益更无益。

从中美物价对比再谈大幅减税降费

　　当前中国经济到了最为敏感和关键时期。一边是通胀居高不下，另一边出现经济增速减缓迹象，显露出滞胀苗头。这给宏观经济政策出了一个大难题：通胀高企要求货币政策继续发力，却担心使得经济走势更加低迷；为了保经济增长减弱货币政策力度，却又担心通胀继续放荡不羁。去年以来已经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其中今年就已经提高6次，大型商业银行执行历史罕见的21.5%准备金率。去年10月以来已经4次加息。货币政策的密集、大力度使用不但使得通胀率没有丝毫下降，而且社会各界把当前经济走低、企业资金紧缺的板子打在了过度使用货币政策上。要求减弱货币政策力度的呼声此起彼伏。那么，笔者不禁要问，减弱以后通胀继续走高怎么办？应对当前已经露出滞胀苗头的复杂经济状况的对策究竟是什么？笔者开出的药方是立即大幅减税降费、垄断国企让利。

　　这段时期笔者一直在呼吁大幅减税降费让利。货币政策力度这么大，已经无形中伤及了实体经济，而通胀竟然毫无反应甚至仍在走高。说明目前中国通胀并不全是流动性过剩这么简单，说明仅仅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应对当前中国的复杂经济局面。必须思考深层次问题，必须进行深层次改革。货币政策无法应对的通胀是成本推动型，而在中国商品价格构成中，劳动力成本极低、中小企业利润很薄、运输户农户弄不好还赔钱，即：生产环节、运输经济体、流通销售环节利润都非常之低，在价格构成中额度都不大。这些环节压缩成本的空间已经非常小。那么，价格构成中一定存在难以下降的刚性成本。笔者认为是高税收、高收费、政府主导的高流通环节成本、垄断国企高利润。这两天的一些新闻报道佐证了笔者的观点。

　　网友以中国杭州与美国波士顿为例对中美日常生活中21中商品价格进行了比较，结果是：在21种商品的价格（人民币）中，杭州有12种商品贵过了波士顿，其中杭州93号汽油、0号柴油价格分别为每升6.27元、6.24元，波士顿分别为每升5.09、5.8元人民币。如果换一种比较方式，中美差距或更显眼：在美国，一杯咖啡2美元，看场电影10美元，分别占美国人均月收入万分之六和千分之三。而在国内，这一数据分别是百分之一点三和百分之三点五，相当于美国居民负担费用的45倍和12倍左右。其中原因之一是，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

　　的高流通环节成本、垄断国企高利润。这两天的一些新闻报道佐证了笔者的观点。 网友以中国杭州与美国波士顿为例对中美日常生活中21中商品价格进行了比较，结果是：在21种商品的价格（人民币）中，杭州有12种商品贵过了波士顿，其中杭州93号汽油、0号柴油价格分别为每升6.27元、6.24元，波士顿分别为每升5.09、5.8元人民币。如果换一种比较方式，中美差距或更显眼：在美国，一杯咖啡2美元，看场电影10美元，分别占美国人均月收入万分之六和千分之三。而在国内，这一数据分别是百分之一点三和百分之三点五，相当于美国居民负担费用的45倍和12倍左右。其中原因之一是，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 另一则报道也令人惊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介绍说，目前整个物流成本占制造业生产成本的40%至60%，我国农产品物流环节的损耗平均比例是30%，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则为3%、甚至更低，相差十倍之多（6月30日《经济参考报》）。这其中主要成本是高收费、高罚款、高过路费、高摊位费、入场费等五花八门。 垄断国企
利润过高正在把中国经济推向滞胀深渊。国有垄断企业、政府主导的各类收费的事业单位或者国企都是在产业链条的中间环节，都是上连生产者下连消费者的掐脖子咽喉要道。上游的生产者，如发电厂、菜农以及炼油厂等实体经济，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生产资料来源以及定价都是市场化的，但却不赚钱、不景气甚至生产经营难以为继。而下游的

　　另一则报道也令人惊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介绍说，目前整个物流成本占制造业生产成本的40%至60%，我国农产品物流环节的损耗平均比例是30%，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则为3%、甚至更低，相差十倍之多（6月30日《经济参考报》）。这其中主要成本是高收费、高罚款、高过路费、高摊位费、入场费等五花八门。

　　垄断国企利润过高正在把中国经济推向滞胀深渊。国有垄断企业、政府主导的各类收费的事业单位或者国企都是在产业链条的中间环节，都是上连生产者下连消费者的掐脖子咽喉要道。上游的生产者，如发电厂、菜农以及炼油厂等实体经济，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生产资料来源以及定价都是市场化的，但却不赚钱、不景气甚至生产经营难以为继。而下游的消费者往往承担着高物价，高生活生产成本，高通胀压力。只有政府主导的、国企垄断的中间环节攫取着旱涝保收的高利润，因为这个环节都是政府定价，比如：过路费、上网电价、零售电价、炼油出场价格、成品油价格等。每一个产业链条：发电—供电—用电；菜农—物流—市场零售；原油进口—提炼—零售等，都是无形之手（市场机制）、有形之手（行政手段）两只手在混合、混乱挥舞指挥。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央企、国企收入利润越高越大将意味着上游生产实体企业利益被剥夺，生存经营环境恶劣；将意味着消费者承受过高物价，生活成本越来越越高。从根本上来说不利于经济协调发展，还可能助推通胀，贻害百姓。

　　因此，应对当前通胀与经济低迷交织并存的滞胀苗头，依靠货币政策单打独奏是不行的，笔者再次疾呼，迅速采取大幅减税降费和垄断国企让利的对策，迅速启动以打破垄断为主的深层次改革。

中国房价正在重复2008年的故事

　　美联物业，作为一家出自香港享誉中外的地产中介公司，依然关闭上海所有门店，收拾行囊，重振山河。比起2008年深圳中天置业董事长携款而逃，风光得多，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一窝蜂而起的中介公司面临洗牌。

　　深圳谢先生在深圳南山买房时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他准备买的二手房户型、面积、楼层差不多，居然比这个楼盘旁边新开的楼盘价格高出5000元。他百思不得其解，打电话问我。我告诉他，这种情况在2008年出现过，是房价出现下跌的信号之一。因为二手房可以找人评估，价格做得越高，在银行贷款就越多，炒家牟利也越大。不幸的是，在市场面前露馅了。在深圳实行新的评估和税制后，执行第一天，二手房成交量狂跌9成。

　　北京通州，2010年10月至今年7月12日，北京通州合计供应住宅项目19个，提供住宅8525套。同期签约数为1887套，签约率仅22%。其中有8个项目的签约率在10%以下，签约率超过30%的项目只有7个。而同期北京全市平均签约率超过50%，通州签约率位列全市各区之末。与2008年北京四五环之间、深圳后海、宝安中心区、龙岗中心城如出一辙。

　　就开发商来说，2008年资金链出问题的都是大公司，有华南五虎之称的碧桂园、恒大、珠江、合生创展和富力，负债率大多高达190%，被四万亿救起来后，五虎，成了五熊，只有恒大还在盲目扩张。而这一次，资金链出问题将会从中小开发商开始，运气不一定有2008年好。

　　别看房地产投资还在增长，那个东东救不了开发商。因为房地产投资增幅最大的是保障性住房。我对保障型住宅不看好，一来是政府没有解决土地财富的平衡机制问题，本质上还在认可楼市的投机行为，否则，没有理由不对空置住宅课以重税，造成土地资源巨大浪费；二来地方官员的寻租行为不可遏制。

　　一切泡沫的根源，来源于权利的自私和疯狂。权力越大，后果就越严重。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住宅问题，就不会有房价的稳定和民生的安宁；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行房价合理回归，这也是温家宝总理的承诺。现在的趋势只是出现这些迹象，并没有实质性的作为。

　　从2008年的情况来看，接下来要出现四大问题：

　　一是断供。这是免不了的，因为很多人并没有购买力，只是因为房价疯狂上涨，才吸引他们飞蛾扑火，一股脑的扑进楼市；

　　二是退房，这是2008年出现的最多的问题，现在市场已经经过了2008年的是是非非，已经完全不能接受退房，也没有人支持退房；

　　三是开发商破产，这是必然的，盲目扩张、胡乱借贷，房地产信托产品年化收益率高于12%就是一个警戒线，而房地产信托产品年化收益率现在已经高达20%，没有发展商可以支持这么高的收益，中小开发商必然有一些破产；

　　四是外资进入房地产比去年猛增78%，比日本泡沫破灭前还要高出18%，只要外资抽逃，这些利用外资的开发商资金链必然断裂。

　　所以，与其让老百姓忍受高通胀，不如让房价合理回归。似乎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只是我本人认为市场本身在走向良性运行的路上，要澄清几种谬误：

　　一是地方政府会支撑房价。我的回答是：房价是货币问题，地方政府没有货币权，这是常识。发展商如果听信地方官员的承诺，会很后悔。

　　二是很多人都买了房。我的回答是：股市6124点时，有更多的人买了股票。再说，如果买房自住，使用价值并没有改变。

　　三是房价如果跌了中国经济会怎样？我的回答时：吓唬不了人。房价如果跌了经济该怎样还怎样。香港一年跌去50%，香港还是香港；日本一年跌去80%，日本还是日本。中国如果连房价下跌都经受不住，那还怎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是房价不会跌。我的回答是：看怎么理解？如果通胀加剧，房价名义上没跌，实际上不动产在缩水上是最严重的；如果通胀在明后年被遏制，首先下跌的就是房价。

日本“不愿”中国出口高铁抢市场

　　中国人期待已久的京沪高铁在6月30日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高铁时代。

　　作为新干线技术拥有国，又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建造高铁网络的日本，关心中国的高铁发展，甚至从高度期待垄断中国高铁市场，到嫉妒中国的自立门户，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日本从公开对中国高铁体系的安全性能表示怀疑，发展到恫言要起诉中国剽窃日本新干线技术，也就是为了堵死中国要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高铁出口国，就从"不安全论"升级为"技术剽窃论"，企图以此扼死中国高铁产业的崛起，不仅超越"感情论"和"知识产权论"的范畴，也将对原本就"理还乱"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再增添乱源。

　　战后中日关系时好时坏，其中有个重要因素，是日本期待中国是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即使经济仍然落后，有众多的人口，广袤的土地，单在投资基础设施方面就能为日本提供无限机会。一旦中国全国开始铺设高速铁路，"先进国日本"就有机会一显身手，什么"十年不景"、"二十年萧条"全都会成为历史。

　　但中日的互不信任，加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再有是技术的迎头赶上，再加上中国人有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望，让亚洲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奋发图强的景象，变化显然不只是一个大国的重新崛起，更是古老亚洲的重新苏醒，让亚洲边缘唯我独尊的日本发现，"脱亚入欧"已使它孤立，而要"再度入亚"又无门，唯有在场外眼巴巴看着，甚至让时光流失十年、二十年，这就是"政治败犬"日本今天的写照。部分日本人发现，在日本失去东海油气田之后，又丧失了亚洲最大经济体的衔头，如今连新干线的龙头老大地位也不保，当然会沮丧、会嫉妒，甚至老羞成怒而准备作孤注一掷。日本因此有人要仿效西欧，要打外交牌，甚至诉讼牌，中日的感情对立看来是有增无减的了。

　　邓小平看中"新干线"技术

　　中日的高铁交涉，其实从邓小平访日、看中日本新干线、到中国引进60辆日本新干线车辆作试验开始，中日不仅有过"高铁相亲"的初恋时代，还彼此手牵手"拍拖" 了一段时日，只差未试婚或举行婚礼而已，因此日方虽不能控告
中方重婚，却指责中方剽窃了新干线的技术。

　　在中国高铁京沪线开通前后，日本传媒便按耐不住而大量散发中国"高铁不安全论"；日本新干线运营高层则公开表示 "非常不高兴"，甚至恫言要提控中国"侵权"，说明中日已在高铁的姻亲交涉失败
后关系完全破裂。

　　6月29日《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新干线运营高层——JR东海道社长山田佳臣举行记者会，称新干线是"日本汗水和眼泪的结晶"，而对中国的申请技术专利动作"明显很不高兴"。7月5日《朝日新闻》也报道，日本新干线的技术开发商——川崎重工总裁大桥忠晴则表示，如果中国高铁在海外申请专利，日本将不得不对中国提出"侵权"诉讼。显然，日本已经老羞成怒，决心要像处理东海油气田争端一样，从内心的欲求不满转化为公开的条件斗争，要在中日争端众多项目中再增加多一项：高铁技术专利权谁属的问题。

　　由于中国的崛起，日本又相对没落，过去在亚洲唯我独尊的地位丧失，使它骤然发现很多"世界第一"、"亚洲第一"的称号已被人取代，特别是被它鄙视的邻国，如中国、韩国等所取代，心中的滋味可以想象。因为这不是单纯的意外发生、经济周期现象、竞争胜败结果，而是发展的趋势、总体走向所形成，甚至可用"历史终结"的角度来理解。日本的焦虑可以理解。虽然如此，中国的后来居上，不仅事出有因，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此问题不是同情谁，而是应该如何正确了解事情真相，作出正确判断的问题。

　　模仿到超越的追赶之路

　　首先要承认一个事实是，日本虽然最初也是从外国，即从欧洲引进铁路运输系统，然后对其进行改良，从不断改进其设计、运用技术，到经营方式，终于建立起日本的现代化铁路交通网络的。

　　战后，日本继续仿效欧洲，特别是从法国高速铁路系统取得灵感，开始"新干线"的筹建。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于1964年10月1日建成通车，这便是日本修建的世界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高速铁路，运营速度是每小时 210公里，也开始了引领世界铁路朝向高
速发展的历史。

　　1978年秋，邓小平到日本进行现代化考察，当时他已决心要在中国修建"像风一样快"的新干线。这些年，中国积极从日本、法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引进最新的铁道系统技术。从历史的角度，世界发展史的经验来看，这就是积累经验，持续发展的必经道路，或者有"后发优势"的根本原因。日本是如此，所有的后进国家，都是以这种方式迎头赶上，或从无到有的。也就是从最初的引进西方最新发明或技术，从仿效到改进，最终成为现代化国家的。

　　在现代化过程中 ，即使日本没有过任何重大发明，国际间还是给日本极高的评价，原因就是日本人能以 "改善"代替"发明"，自称 "没有创造力"，却能制造"创新价值"而自豪。从
现实的角度，国家进步的经验，这就是贡献，也就是进步的证明。

　　战后日本，不仅迅速重建，还创造了"经济奇迹"般的繁荣，就应归功于日本大量引进西方新的发明，加以改良（改善），包括缩小体积、提高效率，到使其精致化，并以更低廉价格再输出时，显然它增加"附加价值"，给世界繁荣作出了贡献。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当年是如此，四小龙也是这样，现在中国也在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日本现在已经在半导体市场、电视机等家电产业方面，开始被"时代"淘汰，唯有转向汽车，甚至新干线等资本和技术含量更高的出口商品，包括城市交通系统的地铁等等。不幸，日本却遭遇到中国、韩国等"后起之秀"的强烈竞争，特别是"中国模式"的异军突起，一个以国家和市场作其后盾，加上人才和资金的大量集中，使到传统工业先进国也难以招架的方式崛起。而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发挥其强大力量，还在国际贸易等方面也展现了新的面貌。而中日的高铁市场之争，不仅将是一场新的商战，也是一场新的商业形态之争，更是一场国家规模的商战，中日真要硬碰硬的话，规模可能使它成为世纪之战。

　　世界"夕阳产业"大翻身

　　传统的铁路交通，曾经被世界公认为 "夕阳产业"。最主要原因，就是"速度"无法与公路上的汽车、天空上的飞机竞争。但自日本的新干线"子弹列车"1964年10月建成，人们开始重新认识高速铁路交通的特长，特别在节能、省时、高效能等方面的贡献。日本新干线不仅快速、方便，而且安全，加上日本国土狭长，城市集中，人口密集，又给新干线发挥其特长提供了典范。

　　根据日本的经验，"新干线的最直接效益"，就是缩短了旅客的出门时间，提高了旅行的舒适度，从而刺激了客流，拉动了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中国的高速铁道发展计划，除了改进现有铁道设备，就是设法从国外引进最先进的高铁技术，除了日本的新干线、德国的西门子、法国的TGV等都曾经是中国参考和研究的目标。

　　当时，德国车辆已经有过时速跑350公里的纪录，而日本车辆只能跑270公里。2004年，中国铁道局依据第6次提速计划，从日本引进60辆新干线车辆，其中3辆是整车进口，6辆由日本出口部件在中国组装，其余车辆则都在中国生产。当时中日签署的援助协议是："中国引进日本车辆，日本向中国转移技术，并协助中国实现其国产化。"

　　引进60 辆新干线车辆之后，中国就以此为基础，要开发时速可提高到350公里或以上的高速铁路系统，但这要求遭到日方的拒绝。 一、日方认为开发技术有困难；二、车辆在中国现地生产，无法确保技术不致外流，
因此日本拒绝合作。中日高铁相亲活动遂告结束。但中国继续执行其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自主开发"计划 。

　　中国有其"后发优势"，就是以中国的市场规模和发展速度吸引世界各国，让各国厂家竞相参与合作，让中国以此博取各国技术之长，缩短开发周期，节约资源。而中国本身也动员国内所有高铁研究机关，从铁道部、铁道设备制造工厂，到大学和研究所，就是以"产学研"加 "中国特
色"的研发体制，让中国能在极短时间内，比如日本曾花30年而中国只以5年时间就迎头赶上，并掌握高速铁路网络的技术，显然是全面成功超越了日本。

　　中国虽然从川崎重工进口了60辆新干线车辆（3组的E2 系列车组），却因为日本拒绝合作研制更高速的车辆，让中国只能在消化日本技术之后，单独继续研制理想的时速380 公里的新技术。中国研发的高铁从开始型号就命名为CRH2或
CRH380，表明研发目标已经脱离了日本的新干线方式，而时速又超越日本的200-300公里范畴本身，不仅说明中国高铁技术已跟日本分道扬镳，而且还有了更高层次的发展，指责中国 "侵权"或"剽窃"已经没有意义。俗话说，长江后浪推
前浪嘛，现代技术的世界更是如此。

　　中国高铁超越了新干线

　　由于中国从开始就把计划的高铁时速设定为380 公里，因此在京沪高速铁路行驶的"和谐"号，其第一批车辆型号就是CRH 380 A。京沪高铁开通之后，日常时速修正为300公里，一是有综合的因素需要考
量；二是全线时速原本就有分段不同安排；三也许是为全线更安全作出的安排，但世界上总在唱衰中国事物的人，特别是在散布中国技术不够成熟，要证明中国高铁脱离日本就不安全的人，几乎是如获至宝，企图以此反证明中国高铁就是"不安全"。

　　有人说，100年前从北京去上海要花上3 个星期。现在乘搭中国式子弹列车，时速300公里，全程只需要4小时又48分钟。美国的铁路交通，现在平均时速还在150公里以内，正等待一场"铁路革命"。日本当年从欧洲引进铁路交通，时速也不超过100公里，日本将它提升到200公里，应该是"革命性"变革。中国又把高速列车往前推，从时速250公里提升到350公里，不仅让"夕阳产业"翻身，还让向航空工业 一面倒的现代运输，恢复到陆海空交通平衡发展的局
面，这些变化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日本为了保护新干线的既得利益，反对中国申请专利，一不让中国有飞速发展的机会，二不让世界朝向真正高速铁路时代的前进，这种行径确实令人不敢苟同。

建立一个“超恩格尔系数”如何？

　　——面向"心经济时代"的思考

　　大凡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恩格尔系数的含义。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它为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食品消费额在整个生活消费额中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相反。

　　随着社会的发展，恩格尔系数已不能很好地反映社会真正的发展水平。着名学者曹世潮先生在《心时代——一个情感化的世界及其经济图景》一书中，提出了文化消费（满足心灵需求的消费）将逐渐成为人类的第一或主要需要的新见解。他认为，进入21世纪，人类的需要正在发生着全新的变化，即：人们的需要正在由物质向精神转移。在物质已经充满这个世界时，人类有欲望也有条件去索取情感和精神产品。他把人们经由制造产生物质，以使自己的身体（生理）得到满足的那个时代，称之为"身时代"；而把满足自己的心理和精神需要的这个时代，称之为"心时代"。

　　身时代的满足是酒足饭饱，心时代的满足是心满意足。今天，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已把绝大部分钱用在了精神消费上。一个富有的人在温饱方面的开销，可能只是其总收入的百分之几。曹世潮提出，他们支出的80％，用在了心理和精神消费，即用来学习、旅游、休闲、交际、健美和娱乐等等；而在物质消费中，又有80％价值昂贵的产品（例如奢侈品等），它们其中所含的80％的价值也源于它对人们心理、精神的满足（可归纳为3个80％，即符合二八定律）。预计到本世纪20年代，将有50％以上的人，用50％以上的时间，将50％的钱用于休闲，以使心灵获得安逸和愉悦（可归纳为3个50％）。

　　据此，为更好地反映社会真正的发展水平，笔者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指标（系数）。笔者暂且把它命名为"超恩格尔系数"（简称超恩系数），意为在新（心）时代使用的从恩格尔系数中派生出来的系数。

　　超恩系数可定义：为满足人们生存、生活需要的物质与精神总消费，扣除其中用于满足人们心理、精神的那部分价值，而得出的净物质消费额在整个物质、精神生活总消费额中的比重。超恩系数越小，说明该国家（社会）心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之也则相反。

　　建议使用方法，参考二八定律，当恩格尔系数小于20％时，可同时使用超恩系数；当然需有专家建立一个科学的统计体系。

　　我想不管如何，面向新的时代，应该有一个衡量社会真正发展水平的新指标。

中国内部转型对外部崛起的制约作用

　　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南海主权风波最近似乎稍有淡化，但中日在钓鱼岛海域的争执又起风波。中国周边面临的诸多挑战，以及国际舞台上中国在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同时，正在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其实都折射了中国外部崛起过程中的某些必然逻辑。

　　中国外部崛起迅速，挑战不少

　　由于近年中国的外部崛起非常迅速，因此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正在发挥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年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来说，若没有中国的参与，世界经济很可能还将继续在黑暗中徘徊；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承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这些国际压力有些来自西方大国的偏见，有些则属于中国崛起后自然应该承担的责任，而更有些则是由于中国崛起后，其势力必然要向外延伸并与其他国家产生摩擦乃至冲突。比如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必然要求中国能源利益向外延伸，也必然要求中国海军势力外延，其间与其他国家的潜在冲突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能否应对并化解这些挑战，将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在此过程中能否做到从长远看使中国的战略空间有所扩大，而非缩小，朋友有所增多而非减少，将决定若干年后中国的的崛起势头和前景。

　　内部转型：外部崛起可持续基础

　　但与中国外部崛起同时发生的，还有另外一个也须谨慎应对的过程，那就是中国的内部转型。近年，我在中国一些地方演讲时，经常用三句话来描述今天中国在内部转型方面所处的状态，即：一、巨大的成绩与巨大的问题同时赛跑；二、相信成绩一定能跑得过问题；三、不能因为成绩一定能跑过问题而忽视问题的存在。

　　中国内部转型显然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也是中国未来面临的另一个艰难挑战。但同时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外部崛起与内部转型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我又常用几句话来概括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今天的中国外部崛起迅速，内部转型艰难；二、外部崛起常成为今天中国的亢奋点，而内部转型则每每成为今天中国的疑难症；三、每当内部转型艰难时，人们常有意无意地专注于外部崛起的成就或冲突，并由此淡化了对内部转型艰难的关注；四、内部转型成功是任何外部崛起的必须前提和可持续基础，没有内部转型成功的外部崛起将成为无本之源。

　　然而，人人都知道今天中国的内部转型知易行难。今天的中国在内部面临三大转型：就工业化形态而言，中国正在从一个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就经济形态而言，中国正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就社会形态而言，中国正由原来的封闭社会向日渐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转型。三大转型都很迅速，但都颇不彻底，均存在相当程度的"非典型状态"。

　　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而言，历史和国际的经验证明，凡是工业化进程开始后的二、三十年，都是城市化开始的时候，亦即大量的农村多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成为城市里缺乏技能而又廉价的劳动力；于是，农村开始荒芜，类似中国的"三农"问题开始出现，而城市能否消化这部分缺乏技能的劳动力，同时解决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劳工权利、贫富不均、社会治安等严峻问题，成为现代化完成初级阶段后面临的严峻挑战。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中国能否维持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秩序，不但是一个经济学、社会学的难题，同时更是一个政治学的课题。

　　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言，今天的中国显然早已不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但也绝非成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市场和政府的分离，以及在市场、政府和和独立法治之间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并未在今天的中国真正确立起来。于是，在中国迅速发展过程中才会有那么多的腐败和官商勾结现象。与此同时，如果说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是呈"橄榄型"，亦即"两头小，中间大"（贫富两头相对较小，而中产阶级则比较庞大），那么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则呈现严重的"哑铃型"，即"两头大，中间小"，一个弱小的中产阶层在苦苦地支撑着贫富两个庞大的群体。更重要的是，这种"两头大，中间小"的社会结构不但蕴藏着极大的社会和政治风险，而且就其根源而言，主要来自市场和政府的分离无法确立，以及市场、政府和独立法治之间的三位一体的关系无法得以实现。

　　就封闭社会向开放多元的公民社会的转型而言，虽然中国的经济形态仍处于转型之中，许多矛盾还在艰难的拉扯之中，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对中国来说已是一条不归之路。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保护到《物权法》的出台，从民间组织的出现到健康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国公民不但呈现越来越多的利益诉求，而且各种利益诉求需要寻找一个正常博弈的平台。社会作为公民物质和精神诉求的载体，正在国家与公民个体之间扮演者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转型依然是十分艰难的，甚至其间的各种逻辑不时还会遇到种种传统惯性思维的阻扰和破坏。

　　从最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第一个工业化、城市化转型技术色彩相对较重外，第二个和第三个转型均涉及到一定的政治色彩，各种思想分歧严重，因而常常出现"一种病症，几种药方"的情况。各种药方对立的背后，是对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内在逻辑的不明确。其实，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也不仅仅是经济，而是包含着市场、政府和法治三者独立关系的组合体。只不过，过去二十年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还没有达到十字路口或瓶颈阶段，因而"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也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还没有显示出其重要性和迫切性。

　　多一点沉稳、谦卑、冷静和清醒

　　但从内部转型与外部转型之间的关系来看，显然如果内部转型不能顺畅进行，那么终有一天外部崛起将会遇到瓶颈和阻力，这就是内部转转型不成功对外部崛起的潜在制约作用；同样道理，在内部转型持续迷茫的情况下，过快推进外部崛起进程，那么亢奋的外部崛起迅速则可能对内部转型的艰难起到一定的掩盖、推迟作用，其最后扮演的角色往往是破坏性的，这就是内部转型不成功对外部崛起的破坏作用。

　　无论是内部转型对外部崛起的制约还是破坏作用，大抵会有这么几种形式：一、内部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导致人们在外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将注意力外移，在周边和国际层面诱发一系列本可以避免的冲突，并最终导致"双刃剑"的另一面反过来伤害中国自身，历史和国际已有许多类似的教训；二、内部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加上来自外部的压力，导致人们心里对内和对外都积攒着"一股气"，因而无法理性、冷静、通透地与外部世界交往，更无法站在"共同的屋顶"上与外部世界对话，也将导致外部世界对中国更不信任；三、内部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同时加上外部压力持续增大，最终将导致被迫开辟内外"两条战线"，整个国家机器和民间情绪将疲于奔命，最终可能导致大厦根基和结构的松动。

　　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希望中国正确处理好外部崛起与内部转型之间的关系。从外部崛起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身不由己，外部压力也绝非想躲就能躲过。但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情绪来面对外部压力，尤其是在外部崛起问题上更多一点沉稳和谦卑，在内部转型问题上更多一点冷静和清醒，则恐怕不是多余的提醒。

汚染牛、5都県14店舗で販売＝自主ブランドに切り替え—イオン

　イオンは16日、暫定規制値を超える放射性セシウム物質で汚染された稲わらを与えられた牛の肉を、東京都など5都県にある傘下スーパー14店舗で計約319キロ販売していたと発表した。肉の購入客には代金を返却する。イオンリテールの村井正平社長は同日都内で会見し、「国内で販売する和牛は順次、自主ブランド品に切り替える」と述べ、安全管理を強化する考えを示した。
　イオンによると、4月下旬から6月下旬にかけて、傘下のスーパー「キミサワ」の直営店舗や主力スーパー「イオン」内の業務委託先を通じて販売。最も販売量が多かったのは石川県白山市の「イオン松任店」で約128キロを売っていたという。イオングループは国内最大のスーパーで、福島県浅川町の農家が出荷した肉牛42頭のうち約5頭分を仕入れていた。　

金正日愁白了头：为何中国从不与朝鲜军演？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世人的强烈关注!不管怎么说，中国还是勇敢的走出去与很多国家进行军事交流演习。令人纳闷的是，唯独没有与我们友好的近邻朝鲜举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呢?

　　从朝俄关系看，由于历史原因，朝鲜最亲近的还是前苏联，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从学习到军事交流或是外交渠道大多依赖俄罗斯的支持。对俄罗斯来说，将朝鲜作为对抗美国在亚洲联盟的缓冲区，从军事方面来说保持朝鲜作为夹心饼的角色是必要的。迄今为止，俄罗斯并没有与朝鲜举行过军事演习。

　　你不能说俄罗斯不想重视朝鲜的存在，也不能说朝鲜没有俄罗斯举行军事演习的能力，只能说不演习比演习更实在的东西是关键时刻得到俄罗斯的支持。如果中朝的联合军演影响朝俄的传统友好关系的话，朝鲜是会有所选择的!

　　从朝韩关系看，作为与朝鲜一线之隔的韩国，却怀有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从民族感情上来讲韩国非常希望能统一，完成民族大业;另一方面，考虑到东西德的统一后的现实，韩国无力承担这么大的一个贫穷的亲戚，从不断偷渡过来的北朝鲜难民开始抢占韩国人"工作饭碗"现象，到这些难民导致的一些社会不稳定现象。

　　韩国人更希望的是帮助朝鲜建设，自给自足，以避免最终统一，大量难民南下，造成不可控制经济及社会的局面。所以在韩国看来，维持现状也不失是一个好办法。如果中朝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会深深的刺中韩国的痛处!

　　想当年的朝鲜战争，中国军人狠狠的给韩国士兵上了一课：从对中国军人的不屑一顾到听见中国军人来了就抱头鼠窜的经历，并不是韩国的关荣。中朝不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完全是为了淡化朝鲜战争对韩国人的巨大影响，但韩国人怎么能忘中国呢?

　　从朝日关系看，从朝鲜第一次举行军事演习开始，试射的长程导弹都打向日本海!甚至穿越日本本土。自朝鲜战争以来，朝鲜与各大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微妙，而不同的国家对于朝鲜的现状都持有不同的目的，但在日本眼中，朝鲜问题绝对是举国重视的大问题。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明明是核问题的会谈，日本偏偏把当年的绑架日本公民问题捆绑，尽管是驴头不着马尾，日本还是硬着参与六方会谈!

　　典型的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这也正好说明日本对朝鲜国家的重视。一旦中朝举行军事演习，对小日本心理层面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朝鲜受到50年的殖民统治，中国已经不是1937的中国。一旦中国豁出去了，小日本可真就从地图上抹去啦。

　　从朝美关系看，当朝鲜被列入美国的恐怖轴心国的那一刻，就已经昭示着美国基于全球军事战略考虑把它当作一枚随时能用的棋子!朝鲜战争尽管是以平局结束，对美国看来，中国是从鸭绿江把美国打到38线的，朝鲜战争是一次彻底的失败!

　　现在利用核设施问题，美国将获得合理的借口，长期驻军亚洲，驻军合法化倾向非常明显，从在日、韩的美国驻军没有设立任何撤军时间表就可以看出。一旦中朝举行军事演习，美军就更有理由为这些同盟国家提供军事协防，任由航空母舰群游弋亚洲海域，同时借机插手亚洲事务特别是中国台湾问题，借机报朝鲜战争的一箭之仇。

　　从中朝关系看，由于历史问题，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盟友的关系。中国对于朝鲜一直以来都是强力支持的，包括支持朝鲜的基础建设，解决朝鲜的贸易，解决朝鲜的食物危机等。同样的，朝鲜对于中国在战略意义层面上讲也是非常有必要存在的，它同样是作为一个军事缓冲区，以防外部势力的介入(这里还预示着对韩国近期对华部分动作的担忧)。

　　一个朝鲜战争，让世界认识到中国的军事实力;一个六方会谈，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看到中国对朝鲜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能随时左右朝鲜的政局及经济走向，也就没有必要再举行军事演习去证明了!

　　一句话，和朝鲜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会引起周边国家严重关注!关键的是，军演以后对中国和朝鲜并没有增添任何好处。对中国来说，中国也不想举行费力不讨好又劳民伤财的军演。

胡总玩心不减放出信号引台湾深思

　　想都想不到大陆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在出席两岸青年交流会，观赏台湾当红的电音三太子后，还当场学起三太子，左右摆动双掌和三太子击掌。胡锦涛这个亲民动作，更加地凸显他一直提倡的"以人为本"政策，直接明显地落实在他接触群众的活动中。这亦是两岸交流中，能够让台湾民众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共领导人的作风与行事态度。胡锦涛的亲民动作对两岸的交流的促进将有助益。

　　过去我一直提出两岸关系的根本与重点工作，不能只从高层次的交流接触来进行，必须从庶民的浅层生活文化来进行。如此才能使两岸人民透过直接的接触与交流，相互学习彼此的优点，相互体验两方不同的生活层面。进而更清楚地了解对方，更贴近地深入彼此的生活天地，使双方的认识和了解更直接、更清晰。这对两方的交流将产生更亲切、更关心彼此的真实生活，有利化解各方的误解和误会，对增进双方的交流接触更有帮助。

　　胡锦涛在"九十党庆"讲话时表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胡锦涛提到脱离群众的危险，这段话充分地表示，大陆当局已经注意到群众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深远且巨。中国绝不能脱离群众而能获得长治久安的治理，必须全心全意地接近群众，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做服务，才能获得人民的爱戴和支持。如此，国家才有民意的依归，政府才有民力的奥援，这样国家的发展与生存，才能有机进步，才能维稳安定。

　　胡锦涛藉着参与两岸的交流活动，展露他亲民爱民的作风，目的乃在让两岸人民了解大陆政府的施政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民过更好的生活，让国家更安稳，让中国共产党在九十岁之后，还依然能够"与时俱进"地带领国家和人民，走向更安稳、更和谐的社会环境。为中国的未来打造出更有机的希望和实力，跃上国际的舞台，做一个理性而负责的大国，进阶文明的国度。

　　胡锦涛亲切地"胡了"电音三太子的作风，将是促进两岸和平发展的务实、务好风范，将会给两岸人民留下一个美好而又期待的遐思!

　　延伸阅读：台媒体：胡锦涛学跳"电音三太子"令人大感温暖

　　台湾《旺报》14日发表社论说，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两岸青年大型交流活动，对现场表演的"电音三太子"甚感兴趣，还一时兴起学三太子摇摆双手，与表演者击掌互动，相信台湾人看在眼中都会大感温暖。这充分显示大陆从基层到高层都愿意理解台湾文化、接受台湾文化。

　　文章摘编如下：

　　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两岸青年大型交流活动，对现场表演的"电音三太子"甚感兴趣，详细询问了台湾庙会的渊源，称赞这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表演形式，还一时兴起学三太子摇摆双手，与表演者击掌互动，相信台湾人看在眼中都会大感温暖。

　　两岸文化同源、语言文字相通，但60年的隔绝与政治制度的不同，造成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差异。譬如，官员和民众的互动方式，就不同。基本上，大陆领导人也非常重视亲民作风，温家宝总理几次出现在地震或水患现场，视民如亲的作风非常令人感动。

　　近年来，大陆涉台系统受到台湾政治文化的影响，譬如台湾的敬酒文化，大陆领导人和台湾政商人士往来酬酢，常在酒酣耳热之际"呼搭啦"。海峡论坛或国共论坛的大型宴会，贾庆林、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也会逐桌敬酒，亲切的和台湾基层拍照互动。

　　胡锦涛跳"电音三太子"，充分显示大陆从基层到高层都愿意理解台湾文化、接受台湾文化。不过，表层的文化容易理解，涉及价值观的深层文化，却如同隔着万重山，有时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又层层遮障。两岸在制度与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与融合，仍须假以时日。

　　两岸大交流时代开启后，经贸、文化、旅游的互动十分热络，相互理解的程度正在增加，但两岸的体制和价值观存在差异。经济上，台湾曾经贫穷，也曾经暴富;政治上，曾经被殖民，也曾经专制;社会上，曾经温良过，也曾经暴戾过。然而，一路走来，融合了中华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原民文化、日本文化、荷兰文化，形成今天台湾文化的风貌，目前仍在演化中。如此复杂的历史变迁与元素构成，尽管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理解，但两岸如果能互相理解，冲突就可以避免、甚至化解。

　　开放陆客自由行后，台湾的文化应该更能被陆客理解与接受。然而，软性的文化容易理解，也可以拥抱，但刚性文化，暂时仍难完全理解与接受，则必须互相尊重。只有拥抱差异，才能避免冲突，等到哪一天彼此真心熊抱了，歧见就能化解。

梵蒂冈异常强硬 将中国任命主教开除教籍

梵蒂冈说，他们将革除中国这个星期任命的一名没有得到罗马教宗批准的主教的教籍。此举将加剧了罗马天主教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

罗马天主教教廷7月16日(星期六)谴责中国官方认可的天主教教会不顾其警告，封黄炳章为汕头教区主教。罗马教廷曾警告说，他们不会承认黄炳章，因为梵蒂冈在汕头已经有主教。罗马教廷说，中国政府委任的主教无权辖理广东省南部天主教教区的天主教徒。

中国目前的570万天主教教徒中，有些效忠教宗本笃十六世，有些是中国共产党政府认可教会的成员。

梵蒂冈说，北京不顾一些梵蒂冈正式任命的主教的意愿，强迫他们参加星期四黄炳章的祝圣仪式。罗马教廷还对主教试图抵制的做法表示赞扬。罗马教会赞扬他们的抵制为尊崇上帝的美德。

随着黄炳章成为第三个没有得到罗马教廷认可的主教，梵蒂冈和北京的紧张关系最近几个月不断加剧。教宗本笃十六世指责中国政府向中国的主教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脱离罗马教廷。

梵蒂冈坚持认为，它有权为中国的主教祝圣， 但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将之视为外国的干涉。

自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两年后的1951以来，梵蒂冈与北京一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梵蒂冈表示，愿意与中国就建立外交关系展开对话。但是中国说，梵蒂冈必须首先放弃承认台湾。中国认为分治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奥巴马低调见达赖 中国不高兴美国人也不满

美国总统奥巴马16号在白宫会晤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奥巴马在会见中对西藏民众的人权与自由表达了真心的关切。达赖喇嘛对有机会与老朋友重逢感到高兴，并说，已经将自己退休的决定通告了奥巴马总统。

这次会见在16号上午11点35分在白宫举行，12点17分结束，进行了大约了40多分钟。达赖喇嘛在会谈后对媒体说，这次会晤是"老朋友重逢"(Reunion)，他很高兴，并对会谈结果感到满意。他说："我们谈到了人权和自由...他(奥巴马)对西藏等地区的这些问题表示了诚挚的关切(Genuine Concern)。这很好。当然
了，我也有义务将我退休的决定向他做了通报。"

白宫方面发表声明说，"奥巴马总统在会见中重申，坚决支持维护西藏以及世界各地藏人的独特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并强调保护中国国内藏人人权的重要性。"奥巴马称赞达赖喇嘛致力于非暴力原则，坚持与中国对话并奉行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Middle Way)。

奥巴马还重申了美方的政策，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西藏独立，并鼓励通过直接对话解决纠纷。奥巴马同时强调说，建造美中合作性伙伴关系(cooperative partnership)十分重要。达赖喇嘛在会谈中说，他不寻求西藏独立，并
且希望其代表与中国政府的对话能够尽快恢复。

私人会见

本次会见的地点在白宫的"地图室"(Map Room)，不对媒体开放。评论认为，奥巴马总统选择周末在"地图室"，而不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达赖喇嘛，是为了营造"私人会晤"的气氛，降低中方的不悦。奥巴马上次会见达赖喇嘛，也是在"地图室"进行，但还是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

中国外交部对奥巴马16号会晤达赖喇嘛的计划表示抗议，强调"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官员以任何形式会见达赖喇嘛。"

美国国会共和党方面则对奥巴马总统的"低调"感到不满。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Chris Smith)批评白宫拖到15号晚间才宣布奥巴马会晤达赖喇嘛的消息是为了减少媒体的关注。他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年初访美时，白宫提早几个星期就开始准备，对倍受尊敬的达赖喇嘛却"低调"对待，实属不公。

美联社认为，奥巴马总统本次会晤达赖喇嘛，美中关系正在持续改善，这次会见可能会两国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牛军对美联社说，"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一直都为中美关系制造紧张，本次会晤无疑将对双边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美联社说，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计划本月25号访问中国南方城市深圳，副总统拜登订于今年夏天访问中国，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随后也将访问华盛顿。

达赖喇嘛之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说，他本次来美主要是为了宣讲佛教，来华盛顿参加为期11天的时轮金刚大法会。达赖喇嘛计划16号离开华盛顿。

低调再低调 奥巴马只敢轻装会见达赖

美国总统欧巴马今天不理会中国警告，欢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造访白宫，并唿吁各方尊重西藏人权与文化传统。
　　中国立刻强烈抨击，并说欧巴马在白宫会见达赖，，已伤害两国的关係。

　　新华社报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书面声明中说：「此举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损害中美关係。」

　　欧巴马会晤达赖喇嘛是以低调的方式进行，会谈的地点不在传统上接见世界各国领袖的椭圆形办公室，而是在地图室，时间选在週末。

　　白宫随后发布照片，可看到没繫领带的欧巴马，正在倾听达赖谈话。

　　白宫声明：「总统重申，在全世界强烈支持保护西藏及藏人的独特信仰、文化与语言传统。」

　　「他强调，保护西藏人民在中国的人权至关重要」，白宫表示，在地图室的这场会谈歷时44分鐘。

　　白宫没有允许记者参加两人会谈，并在达赖11天访问华府行程即将结束的前几小时，才宣布欧巴马将在白宫会见达赖。

　　达赖说，因为欧巴马「是世界最伟大民主国家的总统，所以他自然会表示关切人类基本价值、人权和宗教自由」。

　　他说：「所以他自然会对西藏和其他地区人民的遭遇表示关切。」

　　达赖形容他与欧巴马的会晤是「精神团圆」，他并且说，在「人性层面上」，他觉得和欧巴马很接近，不过他也说，他和前几任的美国总统也有不错关係。

　　白宫强调，美国与达赖喇嘛均同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北京当局坚称达赖是「分裂分子」，试图打压他在全世界的受欢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