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媒观察：奥巴马的为难和默克尔的无奈

　　今日世界，如果要评选最具权力的男性和女性，可能非奥巴马和默克尔了。作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执掌的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这个世界谁敢小觑美国?担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不仅为欧洲第一政要，更五次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一姐"。

　　经济参考报的文章称，让奥巴马和默克尔感到难堪的是，如果要评选最不受市场待见的国际领导人，他们两人很可能必须在前排落座，甚至会"荣膺"第一第二名。

　

　矛盾吗?还真不矛盾。他们确实权倾天下，但正如奥巴马批评国会反对党时所说的，位高就意味着责任更重。但可惜，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两人采取的一些举措颇让市场失望，至少在不少市场人士眼中，未看到有"负责任的举动"。于是，高高在上的总统、总理，也就难免成了市场愤怒的对象了。

　　以奥巴马为例，美国CNN和ORC国际公司的共同民调显示，55%的美国人不满奥巴马的表现，这是卡特总统以来的最低水平。考虑到美国目前接近10%的高失业率，路透社的一篇报道甚至预言说，自里根时代以来，没有哪位美国总统能在失业率高于7.2%的情况下还能取得连任。

　　在不久前纽约联合国大会酒会上，奥巴马就打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我们中很多人都很羡慕他"，因为潘连任秘书长一职时，既没遭到竞争对手的狙击，投票结果还是全票一致赞成，以至于奥巴马说要研究一下潘基文胜选的"秘密"。

　　奥巴马展现幽默的同时，说出的又何尝不是他的心声?现在美国经济疲软、失业率高企、债务隐忧不断，共和党更是在一系列问题上发难，身为总统的奥巴马是疲于应付。在市场方面，怨言更是不断，一则是奥巴马上台后一系列颇有争议的政策，让他沾上了"反商业"的标签;二则整体经济糟糕如此，作为总统他负有首要责任，"政策无方"自然引来恶评如潮。

　　与奥巴马相比，在大洋彼岸的默克尔日子更不好过。欧债危机愈演愈烈，身为欧洲第一经济大国总理的默克尔，自然是"众矢之的"，且遭受"两面夹击"。一方面，欧洲"笨猪"国家对德国援助望穿秋水，自然对默克尔见死不救愤怒有加;另一方面，德国人对政府当"冤大头"抱怨连连，民意测验显示，2/3 民众拒绝对希腊提供救助，80%不满默克尔在债务危机中的
表现。

　　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位世界"大姐"的瞻前顾后、左右摇摆：一方面，她反覆公开承诺，绝不会抛弃希腊―――但反覆得次数多了，也让外界对她的承诺可信度产生了疑虑;另一方面，她又苛刻要求，希腊必须完成财政紧缩，变卖资产，并拒绝让德国承担更多责任，比如发行欧元债券等等。

　　德国不出手"笨猪"们就只能继续在泥潭中挣扎，欧元则有崩溃的风险。对于默克尔的德国第一，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科尔不久前就批评说，默克尔在损害德国国家利益。换言之，其他国家可以本国第一，但考虑到历史和现实，德国不行。施密特就称，德国政府现在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希腊是否垮台与自己无关，似乎它不愿意帮助希腊。这种表现不是欧洲人应该做的。"科尔则批评，默克尔的作为，正在"摧毁我的欧洲"。

　　奥巴马和默克尔不受市场待见，其实也有共通的地方，一则作为政治家，他们本应当有政治远见和担当，但囿于政治恶斗和前途考虑，他们却优柔寡断、进退失据，这种政治不作为，结果自然是危机的进一步发酵;二则是体制的问题了，无论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都习惯了寅吃卯粮、消费至上，即使到破产紧要关头，政府有心紧缩，反对党和民众也不答应，政治恶斗没完没了。如果说在前一点上，奥巴马和默克尔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但在后一点的体制惯性上，他们权力虽大，有时也只能是徒唤奈何。

中国公司取消在巴投资 中巴同盟蒙阴云

　　一家中国矿业公司因对安全问题的担忧而退出了原本将成为巴基斯坦规模最大的一桩外国投资交易，令伊斯兰堡试图将这个巨大的邻国作为可以替代美国成为其主要盟友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庆华集团的一位管理人士周四说，由于巴基斯坦多个大城市最近连续发生爆炸事件，出于对人员安全的考虑，该公司于8月份退出了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Sindh) 190亿美元的交易。该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私营煤矿公司之一。

　　信德省投资委员会主席Zubair Motiwala承认未来20年中建设一个煤矿、多个发电厂和化工厂的计划被取消。但他说，庆华会重新考虑，他对此满怀希望。

　

　自5月份美国在巴基斯坦击毙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导致伊斯兰堡和华盛顿关系急转直下后，巴基斯坦一直在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不过，目前为止中国的反应不太热烈，这表明伊斯兰堡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仍需依靠华盛顿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和非军事援助。

　　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Yousuf Raza Gilani)利用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本周访巴的契机，努力增强中巴友谊。吉拉尼说，中巴友谊比山高，比海深，比钢强，比蜜甜。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卡亚尼(Ashfaq Kayani)对中国给予巴基斯坦的"坚定支持"向孟建柱表示感谢。孟建柱承诺向巴基斯坦执法部门提供120万美元的援助。
　　这番热情洋溢的赞扬与最近美巴之间的论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前即将卸任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马伦(Mike Mullen)曾致电一个反抗组织，美国国会议员也扬言要停止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该反抗
组织以美国在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作为目标。

　　伊斯兰堡的回应则是警告美国这样做可能会失去一个盟友。

　　多年来中国一直支持巴基斯坦，将其作为战略上在印度洋地区平衡印度势力的国家。巴基斯坦是中国武器的最大出口市场。两国共同开发了JF-17战机(中国称"枭龙战机")等军事装备，此外中国还帮助巴基斯坦修建民用核反应堆。

　　北京建设并为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口(Gwadar)提供资金，作为修建一条从中国西北至阿拉伯海的公路和铁路运输通道的一部分。瓜达尔港于2007年开始运营。

　　不过，在很多情况下，中国的支持没有达到巴基斯坦所希望的程度，而在北京方面看来，伊斯兰堡则没有兑现承诺，其中包括保证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安全。

　　一位巴基斯坦政府官员说，美国突袭并击毙了本•拉登，这令很多巴基斯坦人大为不满，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变得紧张，之后巴基斯坦陆军一直主张与中国达成正式的防务协定。

　　这样一个协定将把中国拖入任何一场涉及他们盟友的冲突之中，并可能激怒美国和印度。印度是巴基斯坦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对手。

　　中国未就此事置评。巴基斯坦军方的一名发言人拒绝就此置评。

　　巴基斯坦一名军事分析师西迪卡(Aisha Siddiqa)说，中国不会签署这样的协定。在中国无法保证对盟友的控制力的情况下，这对中国来说是麻烦事。

　　中国政府迫切希望通过重新改善和印度的关系来平衡其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印度是中国日益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也希望极力避免同美国发生新的摩擦，因为这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明年初对华盛顿的首次正式访问。据外交官和分析人士预测，习近平有望于2012年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并于2013年出任国家主席。

　　与此同时，美国希望中国能参与到有关巴基斯坦的对话中来。华盛顿正试图寻找途径就巴基斯坦同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关系向伊斯兰堡施压。据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透露，周一，美国国务卿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纽约直接向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提出这
一要求。

　　北京大学南亚问题专家韩华说，由于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日期临近，中国因此视巴基斯坦为一个日益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韩华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想要取代美国曾经扮演的角色。这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

　　中巴之间还有一些交易正在进行。Motiwala说，巴基斯坦上周同另一家较小的中国企业寰宇矿业有限公司(Global Mining Co.)签署了初步协议。寰宇矿业将在一家矿场和电力项目上投资30亿美元。该电力项目
的地址靠近庆华集团退出的那个项目。

　　巴基斯坦海军最近同意购买中国制造的两艘"阿兹马特"级(Azmat-class)攻击舰。今年8月，中国发射了一颗巴基斯坦通信卫星。

　　巴基斯坦向中国提出的增加其基础设施项目资金的其他要求还没有进展。

　　今年5月，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说，中国已同意接手瓜达尔港的经营，还说伊斯兰堡已经要求中国在瓜达尔为巴基斯坦海军建立一个基地。作为一个商业港口，瓜达尔港几乎没有什么业务。

　　中国在此问题上仍然保持沉默。负责瓜达尔港运营的巴基斯坦官员说，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将接手这个港口。这些官员说，中国未能建成连接瓜达尔港和中国内陆的道路网络，也没有提供建设资金。对此他们感到非常沮丧。

　　在过去十年中，有多位中国工人在巴基斯坦被杀害，其中一些是在动荡的俾路支省(Baluchistan)遇害的。俾路支省的武装分裂叛乱分子一直反对中国投资。

　　一些中国专家说，瓜达尔处于俾路支省相对偏僻的位置，这降低了其作为军事基地以及中国进口石油中转站的吸引力，因为这样做成本高昂，而且输油管道穿过巴基斯坦部分极不稳定地区还会带来安全风险。

外参：中国物价、房价赶超美国

　　通货膨胀已成中国的棘手问题之一，总理温家宝9月中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再度强调北京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心，表示将控制整体物价的稳定、防范经济成长大起大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凯利商学院
兼职教授陈剑在接受《外参》�访时比较了中美间的各项经济数据，发现许多中国的日常食品绝对价格比美国贵，最富与最穷地区的收入差距比美国大，而中国的房地产则出现泡沫化现象，都反映出中国经济情势的严峻。

　　不少分析家预测，目前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只需10年左右的时间就能超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同一时间，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也与美国有得比，甚至比美国更严峻。

　根据陈剑的数据从网上找到的数据显示，若不算香港，台北，和澳门，中国大陆2010年的城市平均收入的地区差异仍非常巨大。在找到数据的43个大城市�，收入最高的上海平均月工资为人民币5,350元，收入最低的拉萨为人民币900元，上海是拉萨的6倍;而在美国对应的43个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地区�2009年收入最高的圣荷西，家庭中位收入为美金85,020元，收入排名最低的孟菲斯为美金45,310元，相差2倍。陈剑解释，虽然美国的部分只查到家庭的中位收入，但一般来说中位收入比平均收入要低，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美国平均每户工作人数在1到1.49之间，显示双职工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因此若想得到对应的美国双职工家庭平均收入，应该比家庭的中位收入要高。

　　中国最富地区和最穷地区收入的差异，反映出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富裕程度的差别，也多少反映了中国的贫富差距。陈剑对《外参》分析，造成美国和中国贫富差距的因素，第一要属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亦即沿海地区富裕，内陆地区相对贫穷;第二，中国的国民分配不平等，例如中国的GDP中，工资部分只�很少一部分。

　　美国人的工资总额�GDP的三分之二左右，而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40%。陈剑表示，中国GDP�来自投资的部分很高，显示中国GDP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中国的工薪阶层肯定不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投资，所以有土地、政府等资源的企业人士，从GDP增长中获得的收益更大。"

专家揭露：美日对台释利多 欲遏大陆崛起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订下周一访问日本，马政府已早一步完成台日贸易协议签署，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刘德海在接受中评社专访时指出，在此情况下，蔡要有所表现的空间已经缩减，对选情相当不利;但对竞选连任的"总统"马英九则是加很多分，从李登辉执政以来，台日贸易协议一直都是绿营最想要的，现在由马签成了，绿不赞许，也不敢反对。

　　

美韩已有自由贸易协定(FTA)，韩国产业发展取得相当大优势，刘德海去年在两岸签署ECFA后接受中评社专访时，主张台、日及中国大陆应整合，一起对抗韩国。他指出，台日签署投资协议，虽然不到FTA的层级，但还是符合他大战略的主张，他也相信台日协议的签署，中国大陆方面是相当乐见的，因为可以透过台湾取得日本的关键技术。

　　不过，原本在9月底应该举行的江陈会却临时决定往后延，刘德海认为，这应该与美国决定售台军武有关，毕竟中国大陆对台湾一方面强调和平，另一方面却希望武器升级相当感冒，因此故意延期江陈会的举行，让台湾紧张一下。然而，日本及美国选在此时对台湾释出利多，应该与日、美两国希望拉台湾，以遏止中国大陆快速崛起的大战略有关。

　　刘德海指出，两岸签署ECFA后，他观察到日本的主流媒体，如《产经新闻》相当紧张，认为这很可能会加速两岸走向统一，一旦两岸统一，台湾海峡成了中国的内海，这对日本及美国是相当不利的，也完全破坏日美防堵中国第一岛链的战略。而311强震过后，日本也发现在关键技术上必须异地备援，但中日之间没有信任感，而台湾确实是日本选择异地备援的好地方。

　　就日本的思考来说，刘德海认为，日本希望透过给关键技术让台湾的产业升级，以和中国大陆有所区隔，避免因为两岸产业技术愈来愈接近，台湾被大陆吸纳进去。其次，台日产业关系一直很密切，若两方可以合作，透过技术的结合将产品输往中国大陆，确实是足以对抗韩国在技术及产品上对日本的追赶。因此，尽管台日现在只就投资贸易签协议，但两方确实是在往签FTA方向走。

　　刘德海表示，绿营一直是靠日本支持主张台独，像李登辉和日本的关系很好，就可以看出日本对绿营的重要性，这也是蔡英文必须访日的理由之一。只是绿营最想要的台日贸易协议竟然在马英九任内签成了，这对绿营来说相当不利，尤其，此时美方又释出对台军售，这两件事对马来说是大大加分，在此情况下，他相信蔡前往日本应该不会有太多的表现。

中欧债券解欧债困局？看起来很美

　　欧债危机越演越烈，同时要求中国介入的呼声也愈发高涨，就此，时代杂志网站刊文指出，中国通过向意大利注资或者创造中欧债券的方式介入欧债危机的想法虽然看起来可行，但实际上并不具备可操作性。中国目前更大的关注是如何将巨量的资金储备用到国内，而且甚至德国也不会愿意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拯救欧洲。

　　文章编译如下：

这周坊间流传着诸多关于中国是否会强势介入到欧元区的议论，向意大利注资或是一种可能性，此举能够使得欧洲整体的救助帐单还看得过去，同时还能提振市场信心。

　　另一个主意是创造一种中欧债券，不同于那种遭到德国与希腊这两个热锅上的国家反对的，只有欧洲参与的债券，中欧债券能够通过提供比美国债券更为优厚的利息将富有的中国拖到同一条船上。再加上德国经济的权重，这种债券可以为精明的北京提供低风险的交易。

　　虽然看起来很美，但是这并不会成为现实。中国手上固然有足够的现金(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去打开局面;同时似乎还有着强烈的兴趣力挺全球市场的流动性，但是笔者从一位区域银行家、经济学家和香港政客的口中，得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首先，节俭的中国人民在用自己国家的存款去救济铺张浪费的欧洲人这点上并不热心，同时北京也已经承受了足够多的压力催促它花更多的钱在自己人民身上。中国政府和主权基金同样不买这个帐，部分可能源于中国并不如人们想的那样对欧洲债务敏感。

　　欧洲消费者并没有在中国的出口中占据太大份额，这就不能提供足够的反冲。至于欧元区债务能够提供的利好，汇丰银行副主席史美伦表示，只有当欧洲银行系统真正触底的时候，才能出现更有利的协议。

　　德国对这样一个交易不感兴趣也有着自己的原因，如果中国对中欧债券的购买是以牺牲投资德国债务为代价的话，德国借贷成本将增高，而这无疑会伤害到德国的经济。

　　这样的话，场上没有哪个真的交易者能从中获益。当然，中国确实能够获得一个利好――将自己的地位提升至全球金融参与者，但是当你有着十数亿的人民不休地在等待着提升生活水平时，关于下一场金融及时雨的事就要三思而后行了。

不放过任何机会 温家宝国庆讲话提政改

中国总理温家宝呼吁建设一个发展更加科学、民生更加改善、社会更加公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再次提出，要大力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

温家宝星期五晚上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招待会上，阐述了当前的主要任务，那就是，要大力推动科学发展，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大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温家宝刚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视察回来。在那里，他观看了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的发射升空。

天宫一号的成功发射可为中国建立第一个空间实验室铺平道路，也为10月1号的中国国庆增添了光彩。

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时表示，为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另外一方面，他也指出了应该注意的问题。

谈到科学发展，他强调，要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

在改善民生方面，他呼吁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和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加强安全生产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生态环境，"让人民群众生活得幸福、安全，更有尊严。"

中国经济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中国官员星期三预计，中国今年的GDP增幅将继续领跑世界，全年将达9%以上。

与此同时，中国也存在着由于社会不公、官员腐败而产生的尖锐社会矛盾。为此，温家宝提出，要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扩大的现象，走共同富裕之路。他还表示，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司法公正，坚决反对腐败，妥善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这位中国总理近来曾多次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星期五的讲话中，他再次提到这个问题。

他说:"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破除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他承诺，扩大对外开放，提出要大胆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中美战略合作的诀窍是什么？

奥巴马宣布最新一轮对台军售，再次为中美关系蒙上阴影。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方艾文（Evan Feigenbaum）9月27日在该机构网页的博客发表文章说，美国和中国能够预
先合作，阻止对稳定的威胁吗？

在中国周边问题上，美国和中国实际上有长期的合作历史。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双方曾在阿富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合作，一起支持阿富汗圣战者。中美两国共同挫败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

今天，美国和中国常常为中国周边地区交恶。美国官员指责中国的政策帮助支撑了缅甸军人执政团。华盛顿许多人还指责中国的政策包庇北韩，使其避过联合国的制裁，而北京却一次次投票赞同制裁。在中国方面，官员往往认为，美国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政策，说得好听是幼稚，说得不好听是制造不稳定。北京许多人觉得，美国和南韩的"失败"政策，把北韩逼入墙角。在中亚，笔者2006年至2007年时作为负责中亚事务的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曾听中国官员不断指责说，美国推动政治改革，会搞乱中亚国家。

中美两国难以合作，并不是缺乏共同利益。中国也不"希望"巴基斯坦不稳定，或者"爱"一个拥有核武的北韩。问题通常在于如何分享利益。但要把抽象的共同利益转变为现实的政策，北京和华盛顿必须克服两大障碍：

首先，北京从不认同美国对威胁的评估。像伊朗、北韩等国并不直接威胁中国，所以北京不以为意。中国分析家往往因此指责美国"夸大"威胁。

其次，即使北京认同美国的威胁评估，利益冲突仍然会妨碍合作。例如，一个稳定而不庇护、不资助、不输出恐怖主义的阿富汗，既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当中国知道北约要长期在阿富汗呆下去，北京的决策者就不舒服了。美国在中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签署协议，强化了美国、北约和中国的中亚邻国的战略合作，而中国和这些邻国的关系不佳。

笔者认为，中美关系有几条底线：第一，由于合作太弱，中美两国理当做些修补，但不需要搞联合项目、联合行动。中国可以通过"上合组织"，美国通过对中亚国家的双边援助，在禁毒领域互补，达成共同的禁毒目标。当然，如有需要，两国可以在更透明、互惠的基础上，首先对彼此的战略意图达成谅解。

第二，两国的目的是增进合作，但双方都不要以为，可以制定真正的联合应变计划。可是两国能够就一些特别的跨国危险，如食品安全问题等展开商讨，找到利益交集点。在中亚，甚至在北韩问题上，也可以如法炮制。但基于前述的种种原因，美中合作将继续是困难的。

第三，两国不要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现在在对中国周边问题的商讨，将为两国在核心战略利益问题上的商讨，提供良好的机会。美国这几年试图在安全问题上和中国合作，但都失败了。北韩问题就是一例。两国在经济政策上合作，比在安全政策上合作容易。与特定集团的合作，如亚洲发展银行的"中亚地区经济合作计划"，将为与中国合作，提供某种"外衣"，比中美双边经济合作又更为容易。

天空一号升空 中国欢腾却不乏杂音

9月29日晚，中国目标飞行器"天官一号"发射升空。自由撰稿人刘逸明认为，当美国和俄罗斯在航天领域变得非常低调之时，中国不惜重资打造航天大国形象，来炫耀执政者的"丰功伟绩"和制造中国崛起的假象。

北京时间9月29日晚21时16分许，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二号F"T1运载火箭，将中国全新研制的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发射升空。"天宫一号"升空后，中国官民一片沸腾，有网友将此称之为"全民服用的春药"。
发射"天宫一号"一时间成为了中国最重大的事件，在发射现场，胡锦涛、温家宝等九大政治局常委悉数现身，身着度身定做的清一色黑夹克，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则身着清一色的蓝夹克。发射升空以后，一个个都笑逐颜开，之后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
从1999年"神州一号"到今天的"天宫一号"，中国在航天领域的确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天宫一号"升空后，迅速发布了事先准备好的新闻稿，称在这短短12年间里，"中国正在以令世界惊诧的'中国速度'飞向太空"。
不难发现，在历次航天器发射成功以后，中国国内不管是官员还是平头百姓，都是欢呼雀跃，此次"天宫一号"的发射也不例外。不过，虽然欢呼的人数比例仍然占了一大半，但在互联网上，反应却不再像以前那样整齐划一，在微博上，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批判和冷嘲热讽言论。
在这个世界上，掌握了最尖端航天技术的国家除了美国和俄罗斯之外，就是中国了，有人将这三个国家称之为三大航天巨头。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先进性可谓有目共睹，不过，为了达到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每一年在这方面的投资无疑是大得惊人的天文数字。
美国和俄罗斯虽然可以在这方面比中国更有作为，但因为耗资巨大，所以，两国都在航天领域变得非常低调。而中国恰恰相反，在相当数量的民众穷困潦倒的情况下，却不惜利用巨额的民脂民膏来打造航天领域的崇高形象，以此来炫耀执政者的"丰功伟绩"和制造中国崛起的假象。
中国在航天领域虽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科技领域也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众所周知，中国至今都没有出现一位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绝不是因为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运气不好，更不是评奖委员会有偏见，而是因为中国压根儿就没有科技领域的顶尖人才。
中 国能在航天领域称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先行者俄罗斯的帮助，中国官员曾经表示中国不需要航空母舰，当时只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最终，中国仍然在想方 设法地制造航空母舰，眼看制造航空母舰即
将成为现实，结果，因为生产苏27上的诚信问题，俄罗斯中止了技术援助，使得中国航母梦的实现遥遥无期。
这些年中，中国的各级政府为了彰显政绩，纷纷上马形象工程，令民众苦不堪言和怨声载道。"天宫一 号"升空显然也是中央政府的一大象形工程，然而，令人悲哀的是，大多数中国
人竟然为此而兴高采烈，将此视为扬我国威之举。事实上，从"神舟一号"到"嫦娥 一号"，再到"天宫一号"，所有这些令世界惊叹的航天奇观对于中国而言并无现实意义。
最新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在世界 100位开外，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依然是困扰中国人的三座大山。一个泱泱大国进行必要的科技投入无可厚非，事有轻重缓急，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在航天 领域进行巨额投资实
在是没有必要和不务正业，"天宫一号"等一系列航天器的升空不知道凝聚着多少中国人的血和泪。
就在"天宫一号"升空前几天，上海地铁因为信号问题而出现撞尾事故，据悉，在一个月之后，"天宫一号"将与那时发射的"神舟八号"对接，航天器天 上对接，火车地上"对接"，这也许是中国才有的独特景
观。另外，在毒奶粉事件以及地沟油出现后，中国竟然连相关的检测技术都没有，面对这些有毒有害食品 时，中国的有关部门和科技工作者束手无策，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科技水平
的极大讽刺。
在 中国历史上的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洛阳修建乾元殿，大臣张玄素上书极力反对，称此举劳民伤财，直指李世民连亡国之君隋炀帝都不如并直追暴君桀纣。唐太 宗听后十分震动，最终罢修乾元殿。据航天
专家、《国际太空》杂志执行主编庞之浩透露，目前中国的国际空间站拥有13个舱，花费1千亿美元，运营费用是每年 10亿美元。以史为鉴，中共高层官员更像明君李世民还是更像暴君桀
纣，相信明眼人自有判断。
胡温时代的种种不公已经让大多数中国人对执政当局没有好感，但遗憾的是，在"天宫一号"升空以及涉及到民族和统一问题时，大多数中国人都会义无反 顾地和当局站在一边。林语堂曾经说过："中国就有
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 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不过，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民智渐开，对"天宫一号"升空的评价已经出现了褒贬不一的反应。
在 "天宫一号"发射现场，中共九大政治局常委中，温家宝跟贺国强站在一起，而其他七位则和他们分开，温家宝是政治改革的积极主张者，虽然没有行动，但在口头 上还是表现得比其他政治局常委要开明。在
大灾大难发生后，温家宝喜欢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而从来没有出现政治局常委悉数到场的情况，可见，在中共高层看来， "天宫一号"的发射比再大的天灾人祸都要重要。
从"天宫一号"发射后大多数人的反映看，此事的确成了"全民服用的春药"。虽然互联网让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大多数人依然是稀里糊涂。可见，中国要实现民主转型，还需要走漫长的路。

金砖四国竞争力比批 中国大胜

中国工资近年攀升，不少西方传媒早已指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不保。近日有关中国经济硬�陆之说甚嚣尘上，但iPad生产线出走中国遇阻力，却反映中国仍具竞争力优势。

《华尔街日报》昨引述韩国现代汽车在中国合资企业主管Jae Man Noh指出，中国工资上涨已到了临界点，外资必须放弃中国等同低成本生产基地的观念。他称，中国工人2009年时每人每年平均薪酬约为人民币2.7万元，但到了2015年前可能将是当前水平的一倍。

不过，与金砖国成员相比，中国�造业仍具明显优势。在世界经济论坛刚发表的《全球竞争力报告》里，中国今年排名升1级至26位，在金砖五国中排名最高（南非排50、巴西排53、印度排56、俄罗斯排66）。报告指出，印度交通及能源基建等竞争力要素远落后于中国，巴西同样因基建不足而难以完全发挥潜力。

富士康老板郭台铭去年9月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便指出，在巴西、印度和俄罗斯设厂有利涉足本土市场，不过这些地方目前都难以取代中国地位。巴西进口关税高昂及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是吸引富士康到当地设厂的因素。目前iPad在当地售价为美国两倍，本土生产可规避税务障碍，降低成本，但富士康想在那里找大量技术工人的难度却会高于中国。

郭台铭谈到巴西工人时说�「巴西人一听见『足球』便会放下工作，还会整天跳舞，完全疯掉……以巴西作服务本地市场的生产基地还可以，但由巴西送货到美国，时间和成本比从中国运送更多。」他又指出，印度虽然有软件，但硬件落后了20年，国内各地法制不同亦成外资障碍；俄罗斯的官僚作风亦拖慢了企业效率�「在成都建8座厂只消3个月，在俄罗斯却要花两年。」他总结道�「印度、巴西、俄罗斯，在那儿设厂对本土消费有利。但我相信，未来20年中国作为世界生产中心的地位仍不会受挑战。」

聆听李光耀中国救不了欧洲危机的告诫

　　夏季大连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一个热门话题是中国救助欧洲危机，中国该不该够买欧债。同时，意大利政府正在向中国求援，希望中国购买"相当大数量"的意大利国债并对意大利展开大规模投资以帮助意大利早日走出金融危机。巴西财长也建言金砖国家伸出援手帮助欧洲渡过危机。特别是温家宝总理14日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作主旨发言时表示，欧洲是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我们一直关注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遇到的困难。在欧洲一些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多次表示中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继续加大对欧洲的投资。那么，对于中国继续加大对欧洲投资甚至购买欧债，社会各界有着不同的态度。

　　笔者注意到，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公开反对的经济学家有美银美林中国区执行总裁刘二飞，他表示，不赞同去购买欧债，其认为这相当于买了"白条儿"，他说有更安全的资产不买为什么要买越来越贬值且不可兑现的"白条"。着名经济学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李稻葵表示："盲目的购买肯定不是好事情。"当然，也有赞成的声音，经济学家樊纲就赞成中国应该购买欧债，今天（15日）IMF副总裁朱民公开表示支持中国等金砖国家购买欧债。笔者14日撰文认为，中国购买欧债应该慎重再慎重后还在观察国际上对中国购买欧债的看法。笔者注意到，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加坡内阁资政、在世界上颇有影响力的李光耀先生也发表了意见。

　　用手机随时随地轻松炒股！ 某些股割肉出逃肯定会后悔 突发暴涨很可能不期而至 股民福音：套牢股票有救了！ 　　李光耀先生明确表示，新加坡不准备购买欧洲债券，同时认为即使中国牵头进行
救助，也无法解决当前的债务危机。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因为这表明欧洲难以成为一个整体。即使中国打算救助欧洲，可能也难以成功。这对中国是一个莫大警示和忠告。笔者认为，欧元区国家的问题正在愈演愈烈。几个事件交织在一起不排除出现恶化甚至引发再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希腊债券危机正在发酵，违约可能性高达98%，有观点认为希腊已经破产。意大利国家债务占GDP比例高达120%，偿债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唯一出路是依靠发新债来还旧债，一旦新债发不出去，国债就可能崩盘违约。14日，世界三大评级机构的穆迪下调了法国两家商业银行――兴业银行和农业信贷银行的信用评级，并决定维持法国巴黎银行的信用评级不变，但继续将其列入可能下调评级的观察名单。这些事件交织在一起使得欧元国家焦头烂额，各国之间已经出现分歧。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声音越来越大，正在威胁到欧元区国家的联盟甚至欧元面临退出流通货币的危险。这就是李光耀先生所说的"欧洲难以成为一个整体"的风险所在。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欧债危机尽快解决可能性不大。试想，希腊债券危机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久就爆发的，至今不但没有好转而且国家濒临破产。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对欧债危机一直保持沉默，笔者分析其不仅在隔山观火而且在暗自庆幸窃喜。因为，能够抗衡和动摇美元地位的就是欧元，美国搞垮欧元存心已久。这样才能保持美元单极世界货币的地位。同时，他的"亲兄弟"英国又没有加入欧元区。美国、英国两个重量级国家都不言救助、默不作声，仅仅依靠中国等金融国家救助欧洲作用不大。

　　因此，欧债风险是显而易见而且短期之内好转不到哪里去。纵然中国外储世界第一，急需寻求多元化投资渠道，但是也不能眼睁睁购买明明能够预见到风险很大的资产。连李光耀这个世界金融中心国家的"老玩家"都不赞成中国购买欧债，中国确实要思忖再思忖啊。笔者坚持认为，可通过购买欧洲国家企业股权、不动产、高科技产品、空客A380大飞机等伸出援助之手。

“危机”下的欧洲悠闲自在，“崛起”的中国却污染不堪

前几天到德国的法兰克福转了一圈。法兰克福是欧洲中央银行（The ECB）总部所在地。可能不少缺少经济学训练的中国人，仍然不知道"中央银行"为何物，更不知欧洲怎么也有中央银行。从民族国家的一个个中央银行到"欧洲中央银行"，这中间就是欧洲地区整合过程，非常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完的。"欧洲中央银行"，这个词显然夸大了事实。现实地，欧洲央行不过是"欧元区"的中央银行。在未来，如果顺利，会是欧洲大多数的央行。不过，英国等不是欧元区成员的欧盟国家，不是这个银行的"共同"货币政策"管辖"的对象，在可预见的未来，英镑等绝对不会加入欧元区。流经法兰克福的那条主流，即着名的Main River，华人把其翻译为"美因河"，
欧洲央行紧靠这河岸。2011年9月25日，星期天，阳光灿烂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居民在悠闲地享受生活，不远处是欧洲央行所在地，星期天出来的人们，有的去了教堂，有的则在欧洲央行下享受阳光和吃食。这就是"金融（债务）危机"下的欧盟。"危机"只存在于政府、市场和媒体中。欧洲人在表扬中国，希望中国去"救"欧洲的金融危机。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中国是世界上穷人最多的地方，欧洲联盟，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欧元区，有着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都是世界上"中产"和富人最多的地方。回到北京，路过亮马桥，浓雾污染笼罩下的亮马河，漂浮着显然的垃圾。我一直在指出，西方的环境干净和中国的环境污染正是当今全球政治经济的最核心问题。

趁火打劫——欧美是怎样“救援”别人的

　　美欧两大经济体双双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危机尤甚。救，还是不救？这个问题已经摆到了国际社会面前，外汇储备冠绝全球的中国更再度被期望"救资本主义"。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中国当然不愿意看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恶化；但作为现实和潜在的债权人，中国又必须为自己的救援设定一定条件。

　　从历史上看，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爆发货币危机的概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救援贷款条件性较多地走到了后一种极端，以至于基金组织牵头的救援往往在受援国形成"IMF萧条"。在危机国家资产价格暴跌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强迫危机国加快自由化步伐，使得西方投资者得以用极为低廉的价格收购那些对方平时根本不愿意出售的资产，这种做法已经颇有趁火打劫之嫌，克鲁格曼等知名西方经济学家对此也颇不以为然。

　　美国对救援贷款索取高额收益，更令危机国家备感苦涩。1982年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后，美国牵头组织了救援资金，其中美国购买墨西哥石油（作为美国国防部战略储备石油）的预付款10亿美元，中央银行贷款15亿美元，用于进口农产品的贷款10亿美元。美国购买墨西哥石油的10亿美元预付款一箭双雕：一方面迫使墨西哥放弃了多年来拒绝扩大对美国出口石油的政策，宣布将对美国出口石油占墨西哥石油出口总额比重从52%提高到72%；另一方面索取了高额折扣，使美国给予墨西哥的这笔贷款实际利率超过30%。此外，墨西哥必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条件苛刻的整顿国内经济协议。更有甚者，美国在救援协议初稿中还要求墨西哥为获得救援资金支付1亿美元服务费，只是由于墨西哥方面不惜中断谈判以示拒绝方才作罢。

　　不可否认，一定的贷款条件是防止道德风险的必需工具，但是在危机状态下，速度往往是决定救援成败的关键所在，最后贷款人到位越晚，起初的流动性危机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清偿能力危机，所需借款数额也就越大。如果救援条件过分苛刻，如果"IMF萧条"持续时间过长，危机国家的公众和政治家就会得出结论：倒账风险并没有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大，与其无望地忍受苛刻的经济调整计划和漫长的"IMF萧条"，不如干脆听凭危机发展或寻找其它出路。伊顿（J. Eaton）和格尔索维茨（M.
Gersovitz）曾经提出，只要拒付债务的贴现现值收益超过贴现现值成本，就会产生国家债务违约。 据此，要防范发生国家债务违约，附加较多的贷款条件以降低拒付债务的贴现现值收益，似乎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历史教训告诫我们，附有过多条件的流动性不可能是真正的流动性。20世纪20年代，国际联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国际最后贷款人之责，先后为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爱沙尼亚、但泽自由市（现波兰格但斯克市）、葡萄牙组织了融资和技术支持，但国际联盟的行动给人们造成了这种印象：国际联盟合适的服务对象是那些完全破产和丧失竞争力的国家，这些国家需要在一定时期内接受沉重的、屈辱的控制。因此，其它国家在从国际联盟的技术支持中获益时，宁愿与外国发行公司签订直接的协定安排和通过不损害国家责任的方式继续改革。

　　与此相反，在对次贷危机和由此发展而来的美欧主权债务危机救援中，更容易出现的风险是债权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美欧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都在于多年来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以"欧猪五国"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西欧国家居民和政府尤甚，政治军事霸权、经济货币霸权又赋予了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样做的可能，激励了他们的道德风险。要确保欧洲债务的偿还能力，要从根本上消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频繁爆发的风险，欧洲人就必须走出无需辛苦努力工作而建设所谓"生活大国"的迷梦，忍受一段时间的痛苦调整，对其政府财政、福利体系开展伤筋动骨的改革。

　　中国即将迎来入世十周年，中国也早已被人们称作19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在直面入世挑战而开展的经济结构调整中，中国一度付出了数千万人下岗的代价，为消化如此众多的下岗人员花费了几近十年时间。没有这种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痛苦调整，就没有如今竞争力蒸蒸日上的中国经济。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欧洲债务人与其无谓地抱怨中国"友善勒索"，不如认真思考能否从中国这里学到什么。

　　对于中国而言，助一臂之力，帮欧洲渡过难关进入一段能够持续相当长时间的稳定时期，这无疑是最优选择；但倘若债务国不肯接受合情合理的条件，那么对其债务危机听之任之就是中国的次优选择。毕竟，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猪国家"在欧盟经济和对华经贸中所占份额有限，即使"欧猪五国"真的陷入主权破产，也不可能将中国拖垮。

俄威胁、美看戏，日韩被逼买飞机

　　【新闻】9日，日本媒体报道，俄军已于8日开始演习，但其轰炸机并未南下太平洋，而是8日清晨在日本西部的对马岛附近出现。在接近日本领空后，两架编队飞行的图-95远程战略轰炸机折向西，飞往日本最南部的冲绳。抵达冲绳后，两架轰炸机再掉头北上，经太平洋，沿日本东部沿海飞行至北方四岛国后岛附近。随后，俄军一架伊尔-78空中加油机与两架轰炸机会合，并为后者加油。加油完毕后，两架轰炸机越过北海道与俄方萨哈林岛之间的宗谷海峡，南下日本海，在再次飞抵对马岛附近后，轰炸机掉头北上，返回俄罗斯。

　　【龙凯锋点评】最近比较忙，没有点评这则新闻。其实，看到这则新闻时，我哈哈大笑。不得不佩服美俄唱的双簧戏好，这可是美俄两全其美的大好事。话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很想敲诈日韩一笔钱，来帮助自己渡过国内危机。敲诈日韩的钱，首先得让日韩感到恐惧，否则怎么敲诈？在解读这件事之前，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听。

　　话说咱们这个小区，过去一直很安全。之所以安全，是因为小区的保安很负责任。保安觉得工资不高，要求小区各户交钱。小区各户都不愿意交钱，于是保安开始想办法，整天琢磨着如何利用自己掌管小区的安全，捞点外快，给自己涨工资。有一天，保安到外面联系了几个偷盗高手，到小区几个富家偷盗一番。这件事发生后，整个小区都沸腾了。保安趁机向各家各户推销高级密码锁、防盗报警设备、电脑安控系统，以及电击棍等防身工具，赚了不少钱。同时保安更加尽心尽职，让各家各户给他增加了工资。这样一段时间后，果然安全了许多，各家各户纷纷表扬保安，说他给小区带来了安全。

　　东北亚这个小区，美韩、美日同盟，使美国成为东北亚的保安，一直担负着所谓的日韩安全，同时日韩也把自己的命根子交给了美国掌控。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之后，欠了一屁股债，非常需要钱。怎么办呢？就想到了小区保安的那一套，加强美俄合作，联合对日韩进行打劫。日韩本不想购买美国的装备更换自己的武器系统，特别是价格昂贵的F-35飞机，一亿多一架，还不包括后续的维修改造费用，这可是宰肥猪手法。于是，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图-95就很自然地绕日本一圈，引起日本的恐惧。美国对此毫无评论，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由此可知美俄之间对屠宰日本的默契。今天看报道，日本已经把购买美国F-35飞机列上议事日程。哈哈，这可真见效。

欧债问题的衍生现象

　　问：欧债问题的解决在欧盟内部一直迟迟无法形成共识，原因何在？

　　答：要了解这问题，就要先明白欧元的历史含义

　　说明：

　　1999年成立欧元区，表面上看来是增加欧元区的集体竞争力，对美元产生制衡，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关系，实施了12年才发现各国的财政问题变成两个极端，德国等竞争力强的国家透过欧元区的统一市场扩大了经济版图，而希腊等南欧国家因国际竞争力较弱，逐步失去市场，财政收入要恶化，只好举债度日，因欧元区的统一，各国汇率无法及时因应贸易逆差而作适当调整，国际竞争力一直无法改善，只好以高息国债来以债养债，造成今日的欧债问题。

　　如果希腊等国家退出欧元区而调降其汇率，来改善国际贸易竞争力，这是解决的办法之一，为什么不这么做？主要原因是希腊的债务问题已恶化到不能这么做，因为一退出欧元区，支持其国债的债信问题立即暴露出来，目前希腊国债还有其他强国在背后支持其债信，只要利息高一点还能周转下去，如退出欧元就很难争取缓冲时间，更加不利。目前欧洲央行，欧盟总部及IMF等三大机构的调研人员正在为希腊把脉，看能否做出长期解决之道。

　　有人认为只要发行欧元债券，就是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国债，这是一次性解决的方案，但德国担心买了一次，可能还要买第二次，债务愈滚愈大，把德国都拖垮了，所以发行欧元债券的一次性解决方案还是行不通。

　　最根本解决之道是降低各债务国的预算赤字，再加上调整经济结构来改善国际贸易竞争力，但这两个办法都需要一段较长的调整时间，没有十年恐怕调整不过来，如果各国政府不断缩减开支，那么全球的经济成长率就要下调，对原材料的需求将会大幅降低，同时通胀的威胁也就自然消失，因此全球的商品行情在近期出现大幅下调 ，并且这种调整将会长期化，在未来十年左右，商品行情将是一个巨大箱体的宽幅大
震荡，股市可能也是如此，这就是欧债问题所衍生的现象之一。

　　就历史的意义而言，美元和欧元正在为未来全球的世界货币做二个不同的实验与试点。美元是统一的货币及统一的财政，欧元是统一的货币及各国独立的财政，这两种实验的利弊得失与发展路线都不一样，在未来的几十年，这两大实验的结果，将会替未来的世界货币打下坚实的实验数据。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之后，其进程会跟美元的统一性比较接近，但其他国家的货币进程会跟欧元比较接近，因此欧元不能让它彻底解体，否则人类这一个伟大的实验就要中断了。1999年设立欧元及其苦心经营也就打水漂了。

危机不止

　　发达经济增速维持在1%-2%左右，通胀为3%-5%；而新兴经济增速约为4%-6%，通胀为5%-10%。全球滞胀可能会维持十年。

　　全球危机业已转为长期危机。欧元区应对债务危机之策，只不过是又贴上了一片创可贴，缓解眼前疼痛罢了。美联储有望推行的第三轮量化宽松和奥巴马政府4470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也是如此。结构问题和债务问题正在影响着全球经济。两者很难在短期内解决。

　　有人预期欧债危机比美国严重，这是错误的。欧元区负债与财政赤字比美国低很多。当政府耗尽了可以遏制危机的资源后，就会让欧洲央行印刷钞票解决危机。欧元区危机会持续，但不会像次贷危机那样爆发。

　　欧美"创可贴"式措施可能刺激股票等风险资产升值。跟以前一样，这次升值持续时间也将较短，可能只有三个月。再次出现的危机将催生资产市场的短周期。

　　发达经济增速维持在1%-2%左右，通胀为3%-5%；而新兴经济增速约为4%-6%，通胀为5%-10%。全球滞胀可能会维持十年。

　　赌通胀可能将成为未来十年最好的投资方式。虽然金价正在企稳，但其牛市还没有结束。能源与农业也在同样的牛市趋势上运行。向新兴市场进行销售的跨国企业可能会有很好的发展。

　　债务陷阱

　　希腊即将破产的预期导致金融市场新一轮动荡。欧元区银行，尤其是法国和德国银行，持有大量的希腊债券。恐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银行不愿意相互拆借，二是股价暴跌。这些银行股价的崩盘让投资者想到雷曼垮台前的情况。

　　希腊债券的价格几乎已经肯定预示希腊要破产，但是，会计规则规定，在希腊正式破产前，银行不用将希腊债券确定为损失。所以，即便这些银行可能已经破产，它们现在还不用筹集资本。欧洲其他国家对于希腊债务危机还没有达成一致，正是因为这一会计因素。

　　希腊正处于恶性循环。随着削减开支以降低财政赤字，其经济江河日下，税收收入下降得更厉害，所以无法完成欧盟第二次援助中规定的赤字目标。欧盟已经将第二次援助的下一批80亿欧元的注资推迟到下月交付。要想避免希腊破产，这笔钱是必需的。希腊不可能完成目标，所以欧盟或者降低门槛，或者放弃希腊。

　　市场正在等待破产。希腊破产不可避免。债务黑洞太深了，希腊难以自拔。我认为不会是下个月，因为欧洲的银行还没准备好。法德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强化其银行，否则破产带来的混乱将造成毁灭性打击。

　　如果你听到法国和德国采取行动增加银行的资本储备，那么希腊破产也就指日可待了。

　　金融危机源自过去金融市场的错误。以欧洲而言，由于对推出欧元的预期，以及在欧元推出之后，债券市场将德国的利率传导给南欧经济体，导致后者在信贷支持下需求过旺，进而推动德国出口快速增长。通过以伦敦为中心的金融市场，德国的贸易顺差又传导到那些缺少现金的南欧国家，完成了一个循环。金融市场虽然流动性充足、24小时交易，但效率极低，并且会导致全球范围的灾难，灾难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还是那些市场，现在却要求南欧经济体表明将如何偿还巨额债务。由于这些国家没有足够快地回复市场要求，其国债利率飙升。一旦利率足够高，任何债务人都会破产。南欧国家就在这样一条自我实现的破产之路上越走越远。

　　比如，意大利国债是其GDP的120%。当利率为3%的时候，貌似还可以承受，市场也并不担心，愿意让它延期偿还本金。当利率涨到6%的时候，利息重担就无法承受了，市场也不再愿意继续让其延期偿还本金了。恶性循环可能很快导致破产。

　　这给所有过于依赖金融市场的国家一个教训。钱可能来得很容易，但当你最需要它的时候，它可能就跑掉了。代价是灾难性的。利率居高不下，可能会吸干意大利这样的经济体的资本，将其拖入发展中国家之列。

　　过去几年，中国地方政府也在走同一条路。它们借了很多债，因为预期地价的不断上升会使其有钱还债。尽管世界各地房地产市场支离破碎，但这种预期在中国仍然非常强烈。

　　大多数中国地方政府都难以偿还债务。城市化需要规模经济。只有少数城市处于人口、就业、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增加的良性循环。那些花了很多钱，希望吸引外来人口增加就业的城市，很多最终都会失望。

　　结构问题

　　金融市场的错误导致了发达国家的债务泡沫。这种情况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就竞争力而言，发达国家渐渐不敌发展中国家。泡沫恰好填补了全球化带来的就业缺口。关键的挑战在于如何解决结构问题。不然，危机永远不会停止。

　　欧美面临同样的问题。全球化导致同类工作的工资均等化。过去，一个人的出生地差不多就可以决定他或她的生活水平。信息革命和全球化使得国际公司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雇用工作人员，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工作。对于全世界而言，这提高了效率，亦即蛋糕整体变大了。这对那些与新兴国家的工人竞争的发达国家的工人产生了空前剧烈的影响。

　　在欧洲内部的劳动分工中，南欧各经济体主要承担劳动密集型产业。全球化之前，一切都很顺利。债务泡沫使它们可以将债务转化为收入，从而保持生活水平。希腊的泡沫集中在通过政府发行债券来支撑的就业领域。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则将外国流动性变成了本国劳动力收入。

　　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存在一年半了，看上去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法国和德国决定再次给其银行注资，不确定性将暂时消失。但是，欧洲需要长期实行财政紧缩的事实，将会导致未来政治的不确定性，给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负面影响。

　　本地人口不断老龄化，以及新兴经济体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遏制了欧洲的增长潜力。欧洲必须节俭才能收支平衡，也就是说，欧洲人必须接受生活水平大幅下滑，降低福利、提高税收或提高退休年龄。过去十年，德国已经做到了这些，其他国家必须效仿。但这非常困难。许多欧元区国家的百姓拒绝降低生活水平，给各自的政府施压，试图另寻出路。但另一条出路就是更多举债，终将导致更多危机。

　　美国跟欧洲相似。其经济中有一部分类似于南欧。美国失业率高企，更多是由于全球化的现实，而不是国内需求不足。奥巴马政府的刺激政策不会解决问题。

　　增长低迷和失业率高企将会在未来十年纠缠着发达国家经济体，挥之不去。德国也在劫难逃。未来发达经济体的政策方向应该是紧缩而不是刺激。

　　未来十年发达经济体面对的经济困难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伦敦式骚乱可能蔓延到西方其他主要城市。这将使其难以用政策措施来应对财政赤字。因此，当前的危机会持续很长时间。

　　出路何在

　　大众仍然期待着全球经济能像过去一样复苏。这不可能。全球经济下一个上升周期必须由新兴经济体引领。但是，此前其增长主要依赖出口。除非它们改变增长模式，否则，全球经济仍将一蹶不振。

　　以当前汇率计算，发达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为70%，新兴经济体的比重为30%。但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两者几乎不相上下。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长模式今后将难以为继，因为它们比以前大太多了。

　　新兴经济体必须从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转为消费带动增长，这样全球经济才能重获发展势头。但是，新兴经济体的收入水平目前还太低，无法转为消费模式。捷径在于吸引跨国企业大量投资，从而快速提高收入。由于政治风险不断上升，需求低迷，跨国企业不安于欧美，希望寻找新家。东亚，尤其是中国，条件有利，可以成为跨国企业的新家。

　　德国、东亚和石油出口国都拥有大额贸易顺差。随着欧洲债务危机降低德国主要贸易伙伴的需求，其贸易顺差将会减少。石油出口国的经济较为单一，不适合跨国企业落户。只有东亚拥有劳动力、增长潜力和资本盈余，足以吸引跨国企业。

　　一旦跨国企业落户东亚，其投资规模将足以让东亚消费者过上西方的生活。投资过程将提高亚洲工人工资至西方水平。他们随之拥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让这些投资有所回报。这将是构建新的全球经济的大工程。

　　中国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这样做。

　　中国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将其贸易顺差投入全球经济，以使其正常运转。吸引跨国企业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是全球经济复苏的第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这符合中国的利益。

从OT2到QE3

　　所谓OT2是指第二次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 2），美联储本次扭曲操作的具体措施是，在2012年6月底之前购买4000亿美元的6年期至30年期国债，而同期出售规模相同的3年期或更短期国债，该措施将推低长期利率及与之相关的按揭贷款等利率，不会导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大，从而避免了推高通胀，但该举措可能导致短期利率上扬，因此与2013年年中前维持极低利率的承诺有一定冲突，而在长期利率已经处於低位时进一步下跌的空间也可能有限。美联储曾在1961年时第一次采用扭曲操作 （OT1） 以促进资本
流入和美元地位巩固，同时避免美国政府的黄金流出国门。所谓QE3是指第三轮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3）。量化指的是扩大一定数量的货币发行，宽松就是减少银行储备必须注资的压力。当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被央行收购时，新发行的钱币便被成功地投入到私有银行体系。美联储实施QE政策，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QE2）于2011年7月终止。目前，美联储仍在观察是否有必要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凌晨，伯南克讲了几句话，大意是推出OT2暂缓QE3，资本市场立刻变得昏天黑地。所谓的"市场"似乎在暗示着某种神秘的诉求。

　　要命的是，伯南克说的话，我国的老百姓根本听不懂。更要命的是，经过我国管理层翻译后，我国的老百姓彻底被搞糊涂了。中国的资产市场和资本市场也陷入了凄风苦雨之中。

　　其实，伯南克是非常坦诚的。他已经清楚地暗示了，明眼人也都已经意会了。从QE到OT，就是从量化宽松到成本宽松；从OT到QE，就是从成本宽松再到量化宽松。翻过来，倒过去，就两个字：宽松。

　　事实上，不宽松不行啊。美国的金融体系需要救助，美国的财政体系需要补贴，不宽松从哪里融资啊？在公元二十一世纪初页，宽松就是最好的融资方式。

　　宽松何以成为最好的融资方式？因为，在公元二十一世纪初页，有一个伟大的国家爱心大爆棚。她倾尽举国之力，从美国输入通货膨胀，从而确保美国可以创造一个奇迹：疯狂增加通货而绝无通货膨胀。

　　我国若不疯狂地吸纳美国通货膨胀，美国的OT和QE根本就玩不下去。非但玩不下去，美国经济早就N次探底了。我国管理层在经过中美多轮战略对话后，已经变得非常听话了。我国的央行行长已经被评选为全球最佳的央行行长。稍微还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只能集体无语了。老实说，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我国应该再慷慨一次，将我国的"最佳央行行长"送给美联储，我们更愿意请伯南克来出任我国央行行长。

　　结果已经越来越清晰了。通过囤积巨额通货（所谓外汇储备），持续输出通货紧缩（所谓廉价商品），协助美国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使我国经济结构陷入极度扭曲，并可能在极度扭曲之后彻底崩溃。这难道就是"最佳行长"做出的"最佳选择"吗？真的无语！

　　我国的主流精英很可爱。他们在关心欧债危机，他们在关心美国衰退。他们很像当年的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是一群自命不凡的"世界人"，他们在美国的象牙塔里得到永恒，而他们的祖国却在敌人的刺刀下土崩瓦解。奥地利学派没有祖国，他们抛弃了他们曾经的祖国奥匈帝国。抛弃了祖国的家伙们还能说什么？当然是"自由主义"了！我国的主流学者在做什么？他们根本没有奥地利学派横溢的才华，他们甚至没有办法钻进美国的象牙塔，他们实际上是在模仿利比亚反对派武装。

　　回到残酷的经济现实中来。从OT到QE，宽松的结果只有一个，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被升值的同时，我国正在陷入空前的通货膨胀。於是，三大平衡一一被打破。国际收支平衡被打破；财政收支平衡被打破；国民收支平衡被打破。在极度浮躁的繁荣表象下，国民经济逐渐陷入崩溃的边缘。

　　笔者一再提醒管理层，不要玩弄金融权谋了。所有的金融现象，不过是财政政策的结果。解决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在财政。具体一点儿说，必须改革税政了。很遗憾，管理层正在酒后驾驶，他们什么也听不进去了。

　　笔者认为，QE3已经是美国宽松的极限了。事实上，我国已经无力输入美国通货膨胀了。笔者的担心是，一旦美国结束宽松，美元就会急剧转强，当通货从中国流出，我国的泡沫会猛烈爆破。我国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将会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我国的财政政策空间已经被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提前透支光了，我国极有可能会走上滥发货币这条不归路。如果，我国经济真的陷入大萧条，必定会演变成为严重的政治危机。老实说，笔者实在不敢设想管理层倒底要干什么？

　　笔者提醒我国最高决策者，国内此轮货币紧缩与美国QE3存在非常明确的关联性。我国有人在暗中配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中国治理通货膨胀，根本就不能无差别地收紧流动性，这是将微利的中国制造业直接置之死地的卑劣计谋。目前，我国官方的票据贴现利息已经升到历史最高水平了，我国民间高利贷更是升到了人类历史的最高境界了。这是在玩自杀游戏。他们要用自杀的方式，为大洋彼岸推出QE3提供充足的借口。笔者说过无数次了，治理中国通货膨胀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税收。当政府向资产持有者和资本利得者征税，通货膨胀立刻就会下降。笔者希望全体国民仔细观察我们的管理层。经济政策表达的不仅仅是水平，更重要的是在表达立场。如果你们使用"美国联邦储备局中国分局"这块牌子，我们对你们无话可说。但是，如果你们仍然使用"人民银行"这块牌子，人民就有权力质疑你们，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大家在焦虑地等待着最高决策者醒来。

　　很惭愧，不知道该跟从事投资的朋友们说些什么。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果，不能远走高飞的话，还是团结一致推动最高决策者觉悟并做出改变。我们仍然有机会改变。我们仍然可以扭转被动局面。越来越让人焦虑了，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

中国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负外部性及化解机制研究

　　摘要 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农业衰败、工农收入差距拉大等负外部性问题，中国自建国直到1980年代中期的发展经验表明，国家通过农民组织化实现"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和利用社队企业（乡镇企业）进行"以工补农"是有效化解资本原始积累负外部性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 资本原始积累 负外部性 以工补农

　　就一般意义而言，只要经济行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便不可避免地产生外部性问题。作为初始工业化之不可避免的资本原始积累行为，不论作为其推动者的经济行为主体以何种身份出现，也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外部性问题。然就历史发展经验看，资本积累初始阶段的外部性多以负外部性的面目呈现。尽管主流理论研究中不乏对资本积累负外部性问题的分析，但真正从资本积累这一经济发展本质问题出发去探寻负外部性问题的研究实则相当匮乏，相反，理论界似乎更热衷于探讨资本积累过程中因知识和技术外溢而导致的正外部性问题。

　　重视资本积累过程中因知识和技术外溢而导致的正外部性问题并妥善处理对经济发展固然重要，然而从经济发展的一般经验看，能否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负外部性则是一个比正外部性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一、资本原始积累负外部性的表现及内在机制

　　（一）农业衰败

　　现代化的发展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由于现代工业部门借用技术相对容易，其生产率的增长要普遍快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1]。从农业自身的角度看，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其先天的弱质性，而农产品则缘于需求弹性相对较小的特点，难以摆脱谷贱伤农的困境，这两点又共同决定了农业生产无法像工业那样追求普遍的规模经济效益。因此，当现代工业引入到主要由传统的维持温饱的农民组成的农业经济中时，工农两部门之间在生产上的重大差异便会出现。

　　事实上，从发展是资源资本化的过程这一本质特点看，工农两大部门之间的差异实质上表现为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生产三要素——劳动、土地和资本——的重新定价。这也就是说，工农两部门之间的差异直接表现为不同生产方式下劳动、土地和资本报酬率的不同，具体地，则是工业的报酬率远高于农业的报酬率。由此必然导致农业生产三要素的普遍流出，可想而知，如果没有相应措施加以制止，农业衰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规模化大农场国家，如果没有政府的巨额补贴，农业也难以为继。对于普通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农业还担负着为本国工业化积累资本的任务，农业发展面临更多的难题。

　　农业衰败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粮食安全问题。这是因为农产品中，粮食作物的比较收益最低，在农业生产结构可以调整的情况下，农民自然会选择放弃粮食生产而改以其他经济作物；或者因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较高，直接放弃或粗放耕作 。尽管国际市场为解决粮食安
全问题提供了一个渠道，然而粮食并不是一般的商品，现实中往往被作为一种政治武器，跟一国或地区的主权相联系[2]。

　　（二）工农收入差距拉大

　　生产力发展、分工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促使城乡分离，"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3]（P.390）"

　　但是，古代的城市只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马克思称之为"城市乡村化"。然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开启现代工业社会以来，其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直接促进了分工分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工场手工业从农业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并进而发展为社会化大机器生产，从而创造了独立的工业产业和现代化的无产阶级。它对工农业带来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后果便是在地域上的分工：工业主要集中于城市，而乡村则从事农业生产。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缘于工农业两大部门之间工资水平的差距，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城市可以在工资率不变的情况下，由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满足自己对劳动力的需求，直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来为止。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工业，农村的人口压力降低，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将不断提高，最终达到工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从而实现工农两部门之间的均衡，此时也就意味着社会开始进入富裕社会。

　　然而，正如前述分析所示，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并非单一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出，而是包括农村土地、资本在内的农业生产三要素都流出，并进而导致农业的衰败。这也就意味着，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难以从农业生产中获取更多的收益。

　　因此，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还找不出那种理论意义上的工农收入均衡的范例。相反，工农收入之间的差距拉大却成为无法回避的普遍事实 。

　　如果将上述过程进行归纳，可以发现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这样一个使工农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机制：农业的低收益导致三要素流出，结果导致农业衰败，农业衰败进一步降低农业的收益，从而三要素继续流出，农业进一步衰败。农业衰败的最终后果表现为农民破产，进而大量农民涌向城市。

　　然而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绝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并不能在正规部门就业，结果大量人员只有在非正规部门勉强维持生计。尽管这一过程客观上表现为城市化，但其实质却只能归结为空间转移贫困，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问题。

　　这还只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运行逻辑，实际过程远比这要复杂和残酷 。

　　从激励的角度讲，适当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然而当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收入差距多源于非经济因素的不公平所致，问题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实质变化，即从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或政治问题。此时，缘于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的对抗性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然而，此时的苦难却并不是占有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收益的利益集团承担，而要由全社会特别是付出几乎全部剩余价值的工农劳动者承受。

　　此外，工业化自身的内在特点决定，环境污染也是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产生的负外部性，并且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亦无成功经验可循，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有鉴于此，本文后面关于负外部性化解机制的论述中将不再对该问题展开论述。

　　二、资本积累负外部性在中国的表现

　　对于上述资本原始积累所导致的负外部性问题，中国同样不可避免。

　　以约定俗成的1978年为分界线，之前为计划经济时期，之后为改革开放时期。这两个时期的负外部性则有不同的表现，其中计划经济时期最大的负外部性为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基本体制矛盾，并一直延续至今；而改革开放时期则主要表现为几乎所有国家都概莫能免的农业衰败、工农收入差距拉大和生态危机。

　　（一）计划经济时期

　　基于战后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考量，中国政府选择了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为配合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政府采取了包括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农产品价格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建立了诸如农产品统购统销、人民公社、财政金融统收统支等制度安排[4]。实践表明，这些制度安排有效地推进了国家资本的积累，但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代价，其中最直接的便是造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这一矛盾使得国家即使高度工业化，也无法带动农村的城市化。因为中国这样的战后才启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一开始上的主要是为军事服务的重工业，这种重工业内在的"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就造成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果，形成了对立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50年过去，新世纪开始，"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制约我们改革与发展的基本体制矛盾[5]。

　　因此可以说，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矛盾是国家资本积累给中国带来的最大负外部性。

　　跟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开展的，是一个既没有西方的条件、却又必须跟从西方工业化道路的"不得不"的选择。这意味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以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家的名义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可逆的进程中，中国都不可能再有西方早期工业化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对外占有资源和转移国内矛盾冲突、以改善制度环境的条件。因此，这客观上决定了中国作为一个资源秉赋极差的、农民人口占绝对比重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不得不通过内向型自我剥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以便跟得上西方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其实这也是中国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6]。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城乡二元结构"可算作国家资本积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制度成本。

　　（二）改革开放时期

　　这一时期，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基本体制矛盾仍旧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但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地方工业化过程中所有国家都概莫能免的农业衰败、工农收入差距拉大和生态危机等负外部性也逐渐明显，并在一定时期一度恶化。如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这一时期仍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85年为分界点，一般意义上的负外部性几乎没有体现，之后则逐渐明显（图1），并最终演化成今天已被中央多次强调为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 。

　　环境问题则是任何工业化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但纵观整个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环境保护是相对较好的，曾被国外誉为世界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 。应该说，环境污染问题大面积发生并进而导致全面生态危机则是改革开
放之后的事情。从2006年6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提供的数据可见一斑。报告指出我国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0%。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众所周知的工业造成的点源污染外，当前由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目前已成为最大的污染源。国研中心的报告指出农业污染量已占到全国总污染量（指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及农业污染的总和）的l/3-l/2。农业对污染的贡献率远远大于农业对GDP的贡献率 。

　　三、资本原始积累负外部性的化解机制

　　如果说"城乡二元结构"是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制度成本，那么我们应当承认，从建国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资本积累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负外部性问题在中国并没有明显的表现。尽管城乡收入差距仍旧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毕竟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内维持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农业生产中，即便绿色革命的成果没有被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的整个计划经济时期，除个别年份外，各类农产品的数量仍旧保持了增长的状态，并且人均农产品的数量有一定的增加，尽管从增量上看，增加的幅度不大，但跟同中国一样致力于国家工业化的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发展还是比较成功的。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财政金融长期双赤字的条件下，中国凭什么能够做到今天发达国家只能通过财政大规模补贴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认为，这正是中国的创新所在，其中的机制则在于国家通过农民组织化实现"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和利用社队企业（乡镇企业）进行"以工补农"。

　　（一）从"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到"以工补农"

　　通过农民组织化实现"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在国家层面直接促进了国家资本的积累，在农村层面则通过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在后来国家从农村退出后，那些没有彻底分户经营、依然维持集体经济的地区，就能够利用农村集体化体制下社队内生的组织收益，来继续发挥"成规模劳动代替稀缺资本"的机制作用，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完成初步的原始积累和生产发展。

　　作为正式的政策术语，以工补农政策首次见诸文件始于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该《报告》决定将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并明确使用了"以工补农"的提法，指出乡镇企业发展，有利于"以工补农"；之后1985年的中央1号文件指出，允许乡镇企业可以用税前利润的10%来资助各种类型的社会支出；国务院1990年第59号文件第五章第32条明确规定，"乡镇企业税后留利应不少于60%……该部分将主要用于农业基本建设、发展技术服务、改善农村公共福利，支持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或建立新的企业"，这等于明确规定乡镇企业有义务补贴农业部门。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以工补农"政策的本质仅仅是利用乡镇企业而非城市工业的利润补贴农业，那么这一政策从社队工业举办之初便已经开始。为应对"三年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重大影响，1961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便明确规定"社办企业，应该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并且同国家计划适当结合"；1969年中央号召大办"五小工业"时，为农业发展服务、特别是农业机械化也同样作为兴办社队企业的主要宗旨；1979年7月3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在阐述发展社队企业的意义时认为，"社队企业发展了，首先可以更好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可以壮大公社和大队两级集体经济，为农业机械化筹集必要的资金；同时也能够为机械化所腾出来的劳动力广开生产门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多种经营，增加集体收入，提高社员生活水平"；同时还指出"公社工业的大发展，既可以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原材料和工业品，加速我国工业的发展进程，又可以避免工业过分集中在大中城市的弊病，是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对于社队企业利润的利用，则明确规定，"除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新建企业外，主要应当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支援穷队"。

　　由此不难看出，1984年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之后所进行的仍旧可以归结为既往政策的延续，只不过是对相应的内容和方式进行了调整。

　　（二）"以工补农"的内在逻辑

　　根据国际经验，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工业化初始阶段，一般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00美元以前，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一个普遍性的趋向；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等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才成为现实。显然，对于工业化初期长期面临财政和金融双赤字的中国政府来说，也只能采取剥夺农业的办法来实现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几乎谈不上利用国家财政直接大规模补贴农业。

　　事实上也确实采取了以农补工的发展战略，但跟同一时期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人对于农业支持工业所可能产生的农业衰败等负外部性的认识确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以及作为长远奋斗目标的消灭"三大差别"的努力等都可作为证据。尽管后来的发展经验表明，工农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此一期间通过组织农民大搞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则为农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受制于财政压力，尽管中央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农业自身的发展对工业，乃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出于国家工业化的紧迫压力，中央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是非常少的。在此条件下，作为一种替代方案，中国政府通过调动基层农民的积极性进行自我农业投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央财政不足的困境。可以说，作为"成规模劳动替代稀缺资本"的典型做法，即通过农民组织化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以及鼓励发展社队工业以支持农业发展都可理解为一定资源禀赋条件下派生的制度选择。但作为一种派生的制度选择，其主要目标是为国家工业化服务。并且制度一旦形成，便在之后的变迁过程中势所必然地产生路径依赖。

　　由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已客观形成的城市利益集团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尽管这种"以工补农"的制度安排对农民来说是不公平的，但却依然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后维持近30年的时间 。

　　从农民自身的角度来说，社队工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其首要考虑的目标不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在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而工业引入之后从事农业的高机会成本则成为社队工业迅速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动因。

　　由于社队企业的初始资本主要由村民的劳动积累、土地资本转移转移收益、福利和社会保障等转化而来，这直接决定了社队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从而利用其自身剩余来支持农业发展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全体社员适当分享工业收益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以工补农"政策出现之后便能很快推广开来的内在动因。

　　（三）"以工补农"政策本质内涵的再审视

　　1980年代"以工补农"政策刚一正式见诸文件，便有学者对其本质进行过深入的探讨。陈良彪认为，从农业方面看，尽管以工补农的直接目的是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稳定农业生产，但最终是取得了稳定农产品价格的效果，到头来是对农产品消费者的补贴，这种以损害生产者为代价的对消费者的保护，在农民人口占总人口数80%、农业商品率只有20%上下的我国，其实质是顾及少数人、违背自然经济规律的，并因此作出该政策必将随着历史的进步而走向消极、走向消亡的判断[7]。

　　文贯中、张欣从土地家庭承包制和公粮的定额征收制出发，认为在土地家庭承包制实施之后，缘于工农收益的差别，会产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负外部性，从而影响公粮定额征收目标的完成。但在人民公社时期，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和农业生产都同属公社的两个相互联系的经济部分，在集体收入统一分配的公社制度安排下，可能出现的负外部性被内部化了。公社体制的解体使得在缺少新制度安排的情况下，隐藏的负外部性重新表现出来。以工补农政策正是在乡和村行政部门干预下，同一地区的乡镇企业和农民之间经济关系负外部性重新内部化[8]。

　　以上两种观点虽然对我们认识以工补农的本质内涵提供了有助益的视角，但是基于前述该政策的历史演变、内在逻辑和资本积累负外部性的分析，我们认为更应该从两个层面去认识该政策的本质内涵。其一，从国家层面看，该政策的本质在于化解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所导致的负外部性；其二，从农村层面看，社队企业之所以能够顺利接受并大力推广"以工补农"的政策固然有国家政策强制因素的作用，但作为地方工业化的主导力量，其本质也同样在于化解资本原始积累所导致的负外部性。

　　然而，为应对价格闯关引发的通货膨胀，1988年国家开始对经济进行全面治理整顿，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从此陷入困境，与其他因素一起，最终导致1990年代乡镇企业改制的全面铺开。自然地，除极个别仍旧归村集体控股的企业外，大多数被民营化之后的乡镇企业也就不再继续履行以工补农的责任，这也是1980年代中期之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2]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6]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7]陈良彪。乡镇企业以工补农的理论基础及其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1987，（3）。

　　[8]海闻主编。中国乡镇企业研究[C].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