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咬狗，酿新酒，三步并做两步走，今日红歌震山吼，明天押送菜市口，十八大，很可怕，老爷都在打群架，输了去休假，赢了当老大。"薄熙来倒台，中国很快出现这个民谣，颇能反映民间心声。

　　北京上海王纷中箭

　　"北京王"陈希同在十六大前落马，"上海王"陈良宇在十七大前被撤职，"重庆王"薄熙来在十八大前免职，他们当时都是政治局委员，同样有自己独特作风，施政常与中央不同调，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陈希同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时，声势高于江泽民，却在1998年因贪污受贿被判16年。2006年胡锦涛上台之初就捉了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2年后陈因受贿判刑18年。习近平上台前也需祭旗立威，不过，薄熙来事件牵扯因素太复杂，尤其又让美国掌握关键资料，更难处理。

　　薄熙来是民粹型政客，善于运用媒体造势，所建立的重庆模式，使他气势扶摇而上，有一段时期，全中国一窝蜂都在学重庆唱红歌，用打黑手法整企业家，法制大倒退，他却暴得大名，但夜路走多了，终于掉入阴沟里。

　　树倒猢狲散，市长黄奇帆自身难保，薄熙来的亲信人人自危，中央很快就会派人交接职务，多年来替他敲锣打鼓的学者如孔庆东，网站如乌有之乡，媒体如凤凰网，均因押错宝而气势大衰，左翼人士大受打击，像漏气皮球，在地上摊着。

　　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已就王立军案展开调查，要求国务院提供成都总领事馆、北京大使馆和国务院相关电文、备忘录和电讯，并要求提供处理中国人政治庇护之标准作业指南。

　　江泽民也被扯入

　　《华盛顿时报》说，王立军向美方提供中共高层腐败资料，包括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内，这一来又会把江泽民扯进来了。薄熙来的故事美国也凑一脚，保证不会太快谢幕。

　　薄熙来翻船，全在笔者等人意料之中。薄熙来是政治局大员，处理他的决定，只能出自政治局常委。而九名常委中，至少有五比四的优势。


　　周薄联盟，大明其白

　　赞成倒薄的，至少有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五票;反对倒薄的，至多是新"四人帮"四票，即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周永康。其中，除了周死命挺薄，吴、贾、李三人又未必能挺到底。


　　最后的票决结果，据传是八比一，只有周反对倒薄，甚至建议将薄调任西藏一把手(果如此，对藏人而言，无异于祸从天降)。处置薄，从党纪开始，由贺国强执掌的中纪委执行，无关周永康的"政法委"。周插不上手，又只能眼睁睁看着薄被收拾。
　　前几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中共高层中，惟有周永康明确力挺。周前往重庆视察，大赞"重庆模式"和薄熙来，留下这一句："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之后，坊间传言：周有意将"中央政法委书记"一职，传给薄，而薄也有意接手。

　　王立军叛逃美领馆之后，向美方洩露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内情。《华盛顿邮报》曾报导：周永康阻止安全部调查和逮捕薄熙来。习近平访美之际，新闻界盛传：周永康与薄熙来密谋，将让薄出任下届"政法委书记"，而后以政变方式，推翻习近平。此传闻，震撼最大的，应是中共内部。

　　三月"两会"期间，政治局常委一级人物中，只有周永康出席了重庆代表团会议。那是三月八日，当日上午，薄意外缺席 "两会"，引发外界猜疑，当日下午，周陪同薄回到会场，当场高调挺薄，声言："去年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成绩，多项经济指标增幅位居全国前列，'五个重庆'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城乡面貌发生了新变化。"就在王立军叛逃丑闻鼎沸、薄熙来灰头土脸之际，周无所顾忌的挺薄姿态，绝不简单。

　　与周在"两会"上高调挺薄和大赞"重庆模式"形成截然对照的是，一周后，温家宝在"两会"结束之日的记者会上严厉批评"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中共高层的分歧，连同其激烈权力斗争，暴露于众，放大于国际视线。周薄联盟，大明其白。

　　周永康，名列"十大黑领"

　　今年一月，英国《每日邮报》评出中国"十大黑领"人物，周永康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唯一入选者。对中国"黑领人物"的定义是："他们的脸色是黑的，汽车是黑色的，衣着多是黑色的，他们的收入、生活、工作都是黑色的(隐蔽的)，但却控制着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命脉。"

　　周永康先后主管石油工业部、国土资源部，这两处，都是肥差，周大捞特捞，尤其纵横石油领域32年，自肥难以计数。巴结上江泽民之后，一路高升，主政四川，而后出任公安部长。

　　二零零七年，升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至此，周权倾一时。所谓"政法委"、"综治委"，就是"维稳办"。任内，周四处找事，唯恐天下不乱;又编造名目，勐增编制。比如，在西藏和新疆，稍有风吹草动，周就趁机扩充警力。

　　中共维稳费由此急剧飑高，以至于，从前年开始，中共维稳费开始超过军费，维稳费增幅也超过军费增幅。周永康及政法系统大小头目，不仅籍此中饱私囊，而且趁机扩充实力，豢养起一支专吃"维稳饭"的大军，遍布全国，其势惊人。彷如前苏联内务部长贝利亚，又彷如前中共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手握枪杆子，更兼坐拥庞大无边而无孔不入的特务体系，监控和恐吓民众的同时，也监控和恐吓了"自己人"——党内同志。

　　周任内，民众抗争事件不减反增，而且是勐增，从每年几万起发展到每年几十万起。据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专家罗伯特∙ 巴纳特教授考证，西藏动荡加剧，正是在周永康出任"政法委书记"之后，尤其周在西藏大增维稳费之后。可见，这个周某，与其说是"维稳"，不如说是"维不稳";不稳，才有文章做，小则有利可图，大则重权在握。

　　权衡得失，江泽民可能抛弃周永康

　　薄熙来轰然倒台，周永康必气急败坏，其动静，成为中共政治新的看点。周永康与胡温习李等人缠斗，呈现大约三种走势或结果：其一，杨白冰模式。如果胡温与周永康相持不下，"大佬"人物如江泽民或许介入调停，如当年邓小平对杨尚昆、杨白冰兄弟"杯酒释兵权"，为江泽民时代开道，江可能奉劝周体面退出，解甲归田，为习近平接班让路。

　　有人以为江会挺周，理由是，周是江系人马，更有传言：周的第二任妻，是江的侄女。须知，中共党内派系，不同于他国政党派系，诸如日本与台湾，在民主制度下，派系可以公开亮牌，因而具有忠诚度。但中共党内派系，不能公开亮牌，只能心照不宣，惯行台下交易、暗箱操作，仅以利益为联结点，以利相交，利尽则散。因而，主仆之间，没有忠诚度。仆可背主，主可弃仆，均被认为"识时务"、甚至是"聪明"。邓小平抛弃心腹陈希同、江泽民抛弃亲信陈良宇，是主弃仆之例;薄熙来倒台后，黄奇帆及重庆官员人人表态、争取"人人过关"，又是仆背主之例。

　　如今，江泽民已经抛弃薄熙来，进而抛弃周永康，完全可能。况且，江已老朽，不大可能为护周而引火上身。时下的中共高层，江系、团派、太子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人脚踩两条船、三条船;江胡斗争是主线，但也有合流的副线。江亲信张德江取代薄熙来，接管重庆，应是江胡讨价还价的结果。

　　其二，一场恶斗在所难免。围绕"十八大"人事布局、尤其九常委中"政法委书记"一职，包括周在内的新"四人帮"与胡温习李等人，必有一场殊死的拉锯战。作为最后的本钱，周一心要安排自己人接位;但胡温定会全力争夺。近传，"十八大"之后，"政法委书记"不再由政治局常委兼任;又传，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可能出任此职。因袁属团派，这类消息，很可能是胡系放风，先声夺人。无论胡温还是习李，都不大可能再让"政法委"势力坐大，威胁自身安全。

　　孤注一掷，上演宫廷政变?

　　其三，可能发生宫廷政变。薄熙来既倒，身陷绝地的周永康，可能做出孤注一掷的反扑。京城的政变传言，风声鹤唳;对传言网民的秋后算账，更显示中南海的焦躁不安。

　　周掌控的维稳系统，年费用达7018亿，年增幅达11.5%，两项数字，均高于军费(年费6702亿，年增幅 11.2%)。人数上，置于胡锦涛"军委主席"名下的中共军队二百五十万人;置于周永康名下的维稳系统，包括公安、国安、国保、武警、特警、特务、交警、城管，以及网特、线民，等等，难以数计。有人估算，周永康统管的全部人马，可能高达千万，大大超出共军人数。(中共武警，名义上也归中央军委管辖，但因功能不同，实际由周的"维稳办"调用。)

　　力量对比，无论资源上还是人数上，周永康武力都远远超过胡锦涛军力。这是胡温恐惧的由来。周永康的维稳系统，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近年，胡提出"军队要介入维稳"，企图打破周对维稳系统的专控，但周置之不理;今年"两会"上，温罕见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话锋原来是指向周永康、薄熙来(薄已在重庆培植私家军，备下枪支弹药)。

　　周永康手下，虽武力庞大，却属于杂牌军，而非正规军，质量和忠诚度都未必靠得住;胡锦涛手下，军力略逊，却是正规军，武器精锐，更拥有海空和导弹部队。胡、周两方，各具优势，各有死穴，若以武力摊牌，鹿死谁手?难以预计。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不大，更大的可能性是宫廷政变。前有华国锋与"四人帮"较量的历史经验，任何一方，稍有大意或犹豫，就可能陷入灭顶之灾，如江青之完败;宫廷政变，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如华国锋之险胜。

　　张德江的这一选择足可令其后悔终生。作为分管工业和能源两大高危行业的副总理，张德江的日子完全可以用战战兢兢来形容。

　　在中国不顾一切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重大事故接连不断已成必然。张德江所分管的行业，则意味着他必须要承担责任。令人失望的是，每当有大事故发生时，尽管多数时候他都会出现在现场，但因他的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有限，导致他没有突出表现，引发多方不满。

　　可这样的一个相对弱势的副总理，却偏偏又碰上一个爱出风头的老�――总理温家宝，从而使张德江的角色变得更�重，更费力不讨好，更容易变成民愤攻击的目标。处理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温张的两极表现就更为明显。

　　在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候选人中，凡是在地方主政过的，几乎都遭遇过重大或特大事故和灾难，但没有人像张德江这样成为媒体和舆论抨击的主要对象。比如李克强，主政河南时遭遇至少两场大火，调任辽宁后又发生的歌舞厅爆炸案和蚁力神事件，虽然李克强当时的表现并不突出，但由于当时的网络媒体没有像今天这样迅速而普及，让李克强得以全身而退。

　　相比之下，张德江却没有李克强幸运。温州动车事故后，张成为网民们攻击的主要对象和最高官员，各大媒体网站也把矛头对准他，唿吁追究其政治责任。如此勐烈的舆情，对一年后召开的十八大必然会产生直接影响，也让张德江的政治前景变得难以预料。

　　从中共惯例看，重大事故发生后，很少追究副总理以上国家领导人的责任，充其量只会拿部级以下的官员当替罪羊。此次温铁事故，虽然张德江不会被问责，但网络舆论的炮轰，加上民众的普遍不满，已让张德江遭受最严重的打击。

　　在这种极其特别的情况下，张德江能否如愿晋�常委，一要看网民的愤怒会持续多久，二要取决于网络媒体问责唿声有多大。如果张德江真的冲上常委，那么在中央委员会选举时，他就会在选票上遇到麻烦，就像十六大时贾庆林和黄菊得票率很低。尽管中共的这些选举都是自欺欺人，但在这样的官僚体系中获得最低票，其形象和权威都会大打折扣。

　　张德江能否入常的另一个变数是，还要看江泽民的身体情况。如果江撒手而去，张的晋�希望就会因温州动车事故而变得渺茫起来;如果江还能挺到十八大，作为江派的重要棋子，张德江可能会化险为夷。

　　由于张德江的变数最大，对其能否晋�常委，目前我们还难以作出判断和预测。

薄熙来垮台前，在3月9日对中外媒体记者会上发飙，两次说"一派胡言"、"一派胡言"。这使我想起二十六年前的他的老父薄一波的一段往事。我觉得，也许是老父的多年教导，也许是遗传基因起作用，薄熙来和他父亲都是"发飙"能手。


1986年，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立了一个"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总理牵头，中央顾问委员会、书记处、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各有一人参加，由五人组成。薄一波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了五人小组。另外三人是胡启立、田纪云、彭冲，是经邓小平同意参加的。鲍彤、周杰、贺光辉和我是"五人小组"下面的办公室（简称"政改办"）负责人，也是经邓小平同意的，实际上，"政改办"的领导是鲍彤。

"五人小组"在中南海开会，"政改办"所有成员都参加。在中南海开会，我经常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穿过北海和中海之间的白石桥，从北京图书馆对门附近的东门进去的。当时只要报名字和会议时间地点，出示证件，就可以进去。我有时早去半小时，骑车在中南海到处逛游。当然，许多地方是进不去的，只能沿湖看看风景。

11月8日下午，在国务院第二会议室开会。会前几分钟，赵紫阳还没有到，已经到的人坐在会议桌前聊天。会议桌是长方形的，一边是彭冲、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另一边是鲍彤、周杰、贺光辉、陈一咨、吴国光和我和一些人。这一天，我座位离薄一波很近，斜对着他。彭冲兴致勃勃地谈起《深圳青年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有人怎么怎么说。我们大家听着默不作声，突然，薄一波发起飙来，绷着脸、大声地、气冲冲地说，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这不允许，要追查！登时谈笑风生的气氛就一扫而光，彭冲也收住了笑容。

赵紫阳每次都是正时到会场，他坐下来就说，到时间了，我们开会吧。薄一波接着赵紫阳的话说："让彭冲先说一说，深圳要邓小平退休。"这时，彭冲一反刚才的态度，严肃地重述了一遍《深圳青年报》的事情。薄一波要赵紫阳去处理这件事，赵紫阳对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说，会后你了解一下情况，你去处理。

这次会议是"政改办"向"五人小组"的"汇报会"，主要由鲍彤谈"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重点"。在谈到干部制度改革问题时，"政改办"建议改变过去"党管一切干部"的做法，在中国建立"文官制度"。赵紫阳十分了解西方的文官制度，他说，政治性官员与文官是不同的，文官是政府管的，政治性任命的官员，党是要管的。赵紫阳说；"党的领袖当首相、总理、总统，这个党是要干预的。将来要研究，是否借鉴一下国外的文官制度？我看要借鉴一下。我们中国历史上，干部制度也有一些规矩，也可以借鉴。"在讨论"干部制度改革"时，薄一波话就多起来了，他讲了许多话，我感到他对赵紫阳说的"文官制度"一窍不通、似乎没有感觉。薄一波说去年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一个好厂长，还有一个好书记，都有能力，在一个工厂里，就会闹起来。当他谈到"干部年轻化"问题时，他转脸对胡启立、田纪云说："现在青年人难以上来。我们活着，你们难以上来。启立、纪云你们也五十六、七岁了吧？我们不死，你们也上不来。"

这时，坐在薄一波左手一边的胡启立赶紧站了起来说："我们希望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健康长寿。" 我当时奇怪，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开会，是不好站起来说话的，我也奇怪，胡启立口头说话怎么用"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的"书面语言"呢。这些会议所有讲话都有录音，后来我看到整理好的文件上，胡启立的话改成了"希望老同志健康长寿。"薄一波接着说："为什麽不可以从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中选拔？五十几岁的，再过几年就六十岁了。"薄一波又转向右手的彭冲说，"你们委员长里面，九十几的也不算甚么东西。""年轻化是一个大问题，要一下子也不那么容易。还要照顾到老同志。"

在谈到《深圳青年报》要邓小平退休事件时，薄一波说："《深圳青年报》如果是非党的，议论我党谁该上谁该下，不大好。党内的，这样来讲也不行。西单墙也不能这样的。我看这些人胆子不小。这是不是合乎大家都要求？党还没有开代表大会，怎么知道。国外还没有要求小平同志下去，只讲小平百年后的连续性。民主也是有界限的，那么自由地提出问题是不行的。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薄一波已经要求赵紫阳严肃处理《深圳青年报》后，又"建议常委过问一下《深圳青年报》的事情。"

这次会议，在鲍彤汇报完了后，研讨小组的五位成员又进行了讨论。赵紫阳似有预感，竟然冒出"中国政治不可测"这样一句话来。当时，胡耀邦还是总书记，薄一波还没有对胡耀邦下毒手。赵紫阳在谈到了"党内民主"问题时说："党内民主的重点，是解决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你们看看其他国家有甚么经验。要真正依法办事，按党章办事。我们现在实际上往往过分强调了核心，变成了政治局领导中央委员会，常委领导政治局、书记处。缺了另外一面，就是政治局要置于中央委员会监督之下，常委要置于政治局监督之下。这要立规矩，还要成为习惯。"他还说，现在这种制度，"没有事很好。这种制度很难保证不出事。中国人背后计较，当面客客气气的。中国政治不可测。"

胡启立补充说："中国是先君子，后小人。如何保证文革不重演？紫阳讲的这一条是关键。"胡启立说，今后五年内，政治局如果出现分歧，怎样解决？

就在赵紫阳、胡启立这样说后二个月，在一次"党中央一级党的生活会"上，薄一波又一次发飙，当面批判、责骂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归纳出胡耀邦"六大错误"。"文革"结束后，胡耀邦为薄一波平反出了很大力，薄一波竟恩将仇报。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把胡耀邦赶下了台。赵紫阳说"中国政治不可测"，一九八九年在处理天安门学生运动问题上，因对按邓小平意思写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有不同意见，胡耀邦下台后新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也被赶下了台。（本文引文引自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太平洋世纪研究所出版社，1997） （ 作者：严家祺）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制度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总书记"即"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也称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从党的组织制度发展史来看，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并非一开始就称"总书记"，而且，"总书记"也并非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专称。"总书记"最终确立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时期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但他在"一大"上被选举担任最高领导人时的职务并不是"总书记"

　　在党的早期历史上，陈独秀无疑是第一位党内最高领导人，而且是"一大"到"五大"时期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但是，对于他的领导职务的具体称谓，一般人并不十分清楚。长期以来比较笼统和流行的说法是：陈独秀是"一大"选出的首位"总书记";陈独秀是"一大"到"五大"的五任"总书记"。实际上，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在陈独秀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的六年中，随着中央领导机构的变化，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谓也发生了多次改变。具体情况如下：

　　1921年7月"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党员50多名，鉴于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所以会议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

　　1922年7月"二大"时，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7月"三大"仍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选出五人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出现把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为"总书记"。"四大"党章对"总书记"的职责进行了规定，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中央及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与支部干事会，由总书记或各级书记随时召集之"。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总书记"的职责就是总理全国党务和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27年4月召开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27年6月以后，由于"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陈独秀的领导越来越不满。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随后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其中规定：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由此，瞿秋白成为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在一些着作中也有把瞿秋白称为"总书记"的说法。但是，至今没有发现有关会议档案资料证明"八七会议"设立"总书记"职务，故称瞿秋白为"总书记"，实际上是一种习惯称谓)。

　　●从"六大"以后到"七大"期间，党内最高领导人发生了多次变化;"主席"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

　　1928年7月20日召开了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由此，党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主席"这个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实际上，向忠发没有能够起到党内最高领导人应有的作用，实际主持和负责中央工作的另有他人。此后至"七大"，中央领导机构和党内最高领导人发生了许多变化，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是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受到极大威胁，9月间，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第二次是1934年1月临时中央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是，关于博古的职务，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博古从这次会议开始担任的是"中央总书记"。

　　第三次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张闻天的职务问题，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出大量的资料证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的是党中央"总书记"。

　　第四次是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回国。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在9月14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9月29日召开了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第五次是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自此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央委员会主席"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都由毛泽东担任。

　　●"十二大"党章关于中央组织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决定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又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1977年8月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选举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样，在一个短时期内就出现了"总书记"和"主席"并存而且由同一人担任的情况。

　　1982年9月"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中央组织制度有一个重要变化，即：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关于为何出现这个变化的问题，1982年9月13日胡乔木就此回答新华社记者时指出："总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召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很明显，召集和主持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样，个人过分集权和个人专断的现象就很难再发生。主席制度和总书记制度如果同时存在，在国内外实践的结果表明，往往或者总书记有名无实，或者主席有名无实。因此，同时实行这两种制度是没有必要的;当主席和总书记由一人兼任时，这样就更没有理由了。"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至此，"总书记"作为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正式确立起来，这一制度延续至今，并不断完善。

　　●我党一直重视强调和实行集体领导;"总书记"虽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从以上我党组织架构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我党实行的"总书记"制度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里特别强调和说明以下几点：

　　其一，从历史上看，党的最高领导人基本上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且多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紧密相关。特别是在党的早期历史上，党内最高领导人都由大会直接选举或决定，陈独秀就是这种情况。当然，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也出现过党内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关系不大的情况，如瞿秋白、博古、张闻天就是如此。此后，随着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组织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总书记"最终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并都须经过选举产生。对此，党章明确规定："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其二，1956年9月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样就出现了"主席"与"总书记"并存的状况(后来又曾出现过这种状况)，但这时的"总书记"并不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事实上，八届一中全会设立"总书记"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的。毛泽东说："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建议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说秘书长改当总书记，就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因此，邓小平担任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实际上相当于过去党内的"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其三，"总书记"虽是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我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一直重视强调和实行集体领导。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因此，"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从"十二大"起的历次党章都对"总书记"的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即"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在党的历史上，由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历史地位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因此在他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期间，一度出现了个人过分集权、个人专断和个人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状况，产生了个人崇拜的不良风气，给党内民主带来严重的影响和危害。鉴于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从"十二大"以后历次党章中都写明："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