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可归结为逻辑思维体系的差异。西方的理性思维是以二元逻辑为基础的，而中国传统的理性思维是一种多元逻辑。在二元逻辑体系中只存在两种逻辑值，就是对和错，或正和负，不存在既对又错或非正非负的其他状态，也就是只存在两种合理的可能性。而多元逻辑中则可存在任意多种逻辑值，相对于二元逻辑就相当于在是和非的两种极限状态间尚有无限多种合理的逻辑值存在。多元逻辑可以包容二元逻辑，因为二元逻辑不过是一种简化的极限状态；而二元逻辑却无法理解多元逻辑，在二元逻辑看来存在对错之间的中间值是一种诡辩，是逻辑体系崩坏的结果。这种理性思维所采用的逻辑体系的差异是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
二元逻辑理性将一切事物分割开，制造整体与部分的矛盾。将人与自然相分离、将我与他相分离、将我与我相分离，最终造成了二元逻辑与理性本身的分离和对立。二元理性下的一切思维方式都建立在部分与整体的割裂和矛盾的基础上，创造部分的特殊性与整体的普遍性的对立。二元理性下的一切矛盾都是部分与整体的矛盾，它造成了如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偶然和必然的矛盾等自身无法解决的根本逻辑悖论，是二元逻辑理性的根本局限所在。
在二元理性下的哲学观分为三种状态，也就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二元理性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甚至思维与人分割开创造了一对对立的矛盾，从这个基本的矛盾出发形成了以所谓客观立场出发的唯物主义哲学和以所谓主观立场出发的唯心主义哲学。唯物与唯心的矛盾是二元理性的内部矛盾，而二元理性通过二元逻辑模式对自身的否定则形成了不可知论。因为在二元理性看来二元逻辑是理性唯一的逻辑形式，因此否认了自身就等于否认了理性本身，从而形成不可知论。这是二元逻辑思维模式的最高形态，它跳脱出了二元理性自设的主客矛盾陷阱，却落入了虚无主义的无尽黑暗。
二元理性下的西方理论体系共同点就是以某个公理性假设作为体系的基础，这种超理性的先验性存在是欧氏几何中的几何公设、理性主义中的永恒真理、基督教中的上帝和西方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的行为人。先验性是二元理性的构筑前提，同时也是二元理性的最大漏洞和永远无法通过自身解决的问题。休谟的不可知论否认了二元逻辑的先验地位，但却以理性等同于二元逻辑这一先验立场出发，从而否认了理性本身。康德的先验哲学则将先验性地位赋予了二元逻辑本身，从而维护了二元逻辑思维的权威，使其再度与理性合为一体。二元理性无法合理地肯定二元逻辑的先验性，如同其无法合理地否定上帝的先验性一样，而信仰真理也绝不比信仰上帝更贴近真实理性。在二元逻辑的思维范式下，将理性单一对等于二元逻辑从而实际上造成了二元逻辑与理性本身的部分与整体的矛盾对立，这是二元逻辑理性体系产生先验性问题的根本原因。先验性的非理性特质已经昭示了二元理性与真实理性的差异，只是作茧自缚的西方二元式闭合思维体系只能画地为牢无法冲破这一伪理性的永恒轮回。在这一先验性问题基础上便产生了二元理性中所谓的二律背反问题，这也是二元理性非理性逻辑矛盾的根本表现。而二元逻辑本身能力的缺欠迫使其将这一无法克服的逻辑矛盾列入非理性范畴，为维护自身的合理性而不得不承认先验性的非理性存在，由此造成了二元理性的宗教式思维本质。
宗教是二元理性的重要产物，西方文明可以简单称作宗教文明。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发源于西方两河流域，宗教如同技术一样是单点发源多向传播的。宗教并非如基于社会进化论的西方社会理论认为的那样从巫术进化而来，巫术是东方文明的文化模式，与西方的宗教文化具有本质差异，两者并不属于一个思维体系，也不存在继承和进化的关系。在巫术式思维中，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而宗教的产生源自于人与自然割裂的思想，从自然或超自然决定人的立场出发便产生了宗教。因此宗教的本质是一种人对自身的否定，将人的对立物神、魔、仙、佛等作为首要价值，站在人的对立物而非人本身的立场上判断事物。从历史成因来看，宗教源自人类怀疑自身能力、放弃信心屈从自然的心理效应，是西方诺亚方舟式狡黠、懦弱心理的文化产物。与此相对中国的大禹治水是世界上唯一通过人的力量克服了自然灾害的史前洪水传说，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从中取巧、逃避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化非宗教性的根本所在。因此宋明理学将儒家的本质归结为诚，不可谓不深远。
在西方二元逻辑思维体系下，对宗教的否定便产生了科学。科学源自于对人的对立物的否定，包括了自然和超自然事物。科学与宗教表面对立实则一体，是一对辩证的存在。两者都偏执一端，形成各自的狭隘和排外。宗教如果是懦弱无能的产物，科学则是走向盲目自大的另一极端。科学以人决定自然的角度出发，这个作为出发点的人是一个与环境割裂的事物，是一个作为自然和超自然的对立物的存在，在这种矛盾模式下导致人的获益必然意味着自然的受损，而实际上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也必然最终遗祸于己。因此科学的愚昧性必然导致人的自我毁灭的死循环，这一结果将促使其对立面宗教的再生。近代西方文明就是摆荡在科学与宗教的两极之间，当代新儒家的学者以为这是一种美好的模式试图将儒家儒教化以此取代西方宗教可谓与儒家根本精神南辕北辙。
二元逻辑中只存在一对矛盾，这决定了其只关注矛盾的矛盾一面，这促使二元理性解决问题的方式致力于以矛盾的一方消灭矛盾的另一方，以矛盾斗争的方式解决矛盾。从这一方法论出发，造就了西方文化的矛盾性、断裂性、狭隘性和排他性。西方文明发展是断裂的，虽然两河、埃及的古代文明比中国更早成熟，拥有更悠久的城市和文字史，但这些文化都形成了彻底的断层，不但未形成传统甚至缺乏记录，只能依赖考古学还原历史。
二元理性造就了西方文化的辩论性本质。辩论与讨论的差别在于，辩论双方以各自先验的立场出发以驳倒压服对手为目标，而非像讨论一样不以任何公设立场为前提检查所有可能性，辩论的结果并非如讨论通过相互理解达成共识而是通过压制和消灭另一方以统一思想。在西方某个团体一旦取得社会主导权便以自身文化排斥驱逐其他文化，不允许不同质事物的并存，无论是操纵宗教裁判的天主教廷还是操纵民主科学的启蒙运动莫不如此。由此产生的思想文化专制是二元理性文化模式的专利，五四知识买办以所谓的打倒孔家店为旗号建立西学霸权和西式二元理性的文化专制，可谓拙劣的贼喊捉贼之举。中国历史上只有在异族统治的政治需求或西来文化主导下才会形成思想专制，如元、清两代和西学主导下的中古以及现代。禁锢思想、统一文化是二元理性自身逻辑的必然要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驰。政府集权模式绝不要求思想专制和文化专制，只有采用西学意识形态的宗教化的政教一体式政府集权才会要求思想和文化专制，这是中古及现代政教一体的政府集权模式的危害所在。
中国近代以来以西方某个思想流派的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不但造成了现代中国文化领域的思想专制，也注定了中国与西方的博弈永远处在先天不足的战略劣势。无论资本与共产、无论左与右不过是二元理性下的一丘之貉，而无论左右对于其所宗主的现代西方文化的犹太本源尚未充分发现和认知，可见其学习模仿水平的拙劣。而左派对于对全盘西化和对传统文化的毁禁在程度上还远超过右派，左派虽自诩以维护人民当下的利益而不耻与右派为伍，却由于其战略观和文化观的短视使其不可避免地站到了人民和民族长远利益的对立面上，这也注定了其永远无法逃出犹太资本集权的五指山，如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一样，最终不免沦为任由犹太金融资本摆布的棋子。另外要指出的是，中国近代史上左右派的差异并不在于维护民族利益的基本立场，无论北洋系还是国民系在根本上都力图国富民强，特别是在反对日本侵略的立场上表现了充分的民族气节，这一点历史自有公论，非单方面政治宣传便可抹黑。抗战前国民党对于日本的妥协退让如同抗战中中共只是浑水摸鱼一样，都是迫于形势的顺势而为，而非由于两方的卖国投降。而造成左右派系最终的发展差异也不在于是否接受外国势力的扶植利用，而是在于左派有更好的集权体制，其所继承自中国传统政府集权的组织模式是使其最终摆脱了政治、经济上的傀儡身份并保障了其独立自主地位的根本原因。只是左派在文化上并未摆脱西方文明的附庸地位，这是其当代在政治经济上功亏一篑、将三十年革命三十年建设的血汗成果最终拱手让人的深层结构原因。而右派则是中了自由民主的剧毒，从而无法形成高效有力的集权组织结构，只能形成松散的军阀、派系联盟，这决定了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绝对无法与左派相抗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左右派的差异仅在于组织模式，而非政治立场，分权的组织模式决定了右派必然以卖国获利，而集权的组织模式促使左派必然要维护本国利益。现在的左派手中尚握有独立而强大的军事力量，除了统治阶层的民族差异之外，这也是当今中国与晚清政治形式的唯一差别。而中国未来的政治结构一旦民主化，就将从根本上消灭所有左派，将统治阶层转换为买办和代理人，这是组织制度自身规律演化的必然结果，不会因人的意志而转移。
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如同宗教一样是西方文明观的核心，是二元理性世界观的必然产物。二元理性的文化模式决定了西方无法形成大民族，西方文明是典型的小民族文明，这体现在西方文明中对于人这一概念的理解。人这一概念在西方被割裂成我与他的对立，我是人的本体，而他只有在与我相同之后才被认为是同样的人。这决定了必须由我去同化和消灭他才能将非人转化成为人，这是西方文明传教士式文化模式的根源所在，也是西方民族自诩上帝选民的夜郎自大的民族观的根本来源。而矛盾和差异的永恒存在意味着同化的永不成功，这使得消灭异己的文化同化只能造成族群内等级式的种族分布，却无法由此融合形成统一的大民族。在天主教统治时代，异教徒便是不被承认与我同属于人的他性存在，对其或以火刑处死如女巫，或隔绝限制如犹太人。异教徒的非人属性是欧洲奴隶制复辟和对美洲民族实行种族灭绝的重要思想理论依据。到了近代资本集权以唯物主义消灭了宗教独裁，对人的划分标准则转为对资本或反资本意志的信仰，当今如果不承认普世人权、不拥护西式民主或不认同唯物主义、不拥护共产主义，就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异教徒一样，必然遭到歧视和驱逐，受到宗教裁判式的迫害打压。源自犹太世俗和宗教文化的资本和共产主义对于真正自由思想的排挤压制还远超过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廷控制下的基督教，前者也毫无资格嘲笑后者的野蛮蒙昧。而种族和民族主义则以我的生理和文化属性作为判定人的标准，将非我族类者都排斥为非人的存在。以此产生的种族式排他性遍布所有文化领域，如欧洲近代语言理论以字母文字作为文字的进化方向、以曲折语语法作为语言的最高形态可谓典型的无知者无畏，这在五四知识买办的手中成为重要的理论武器对现代汉语进行了垃圾化改造，使现代汉语成为一种混合屈折语语法的怪胎。语言是思维载体，语言的转型决定了思维方式的重新塑造，这是当代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不比西方人更容易的重要原因。
对西方文明而言不存在和谐并存的矛盾双方，也不存在双方受益的共赢局面。矛盾的一方必定要战胜另一方，这体现在末日审判、共产主义等所有西式理论体系中。用中国传统文化观来看，西方二元逻辑是一种最简单的逻辑形式，也是一种典型的小人哲学观。近代买办知识分子以二元逻辑作为理性思维方式的唯一存在以此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模式，认为中国不存在逻辑思维和逻辑体系，这只反映了其自身的低能。在儒家价值观中，中庸被当做最高的价值标准其意义在于，中是一种超越二元逻辑的逻辑概念，它在二元逻辑中没有意义，只在多元逻辑中才拥有合理的价值。崇尚中庸就是一种多元逻辑的思维产物，它并非是一种在二元逻辑思维方式看来的无意义的折中、无原则或逃避矛盾，而是一种多元逻辑下以调和而非斗争的方式解决矛盾的思维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二元逻辑是一种简化的多元逻辑，而非一种如同西方的单纯的二元逻辑。如同道家以阴阳立论，却绝不致力于阴阳斗争的一面，而是致力于阴阳调和的一面；从不致力于以此胜彼，而是致力于双方共存。以斗争的方式解决矛盾会形成递减效应，最终会形成单方独立的垄断并因此导致矛盾的崩溃而重新开始新的循环；而以调和的方式解决矛盾则产生递增效应，矛盾各方不断组合同化逐渐形成关系结构更加复杂的利益共同体。从这个角度讲，二元理性产生的是一种促使组织结构不断退化分解的野蛮文化，而多元理性产生的则是一种促使组织结构不断集中复杂化的文明文化。
另外要明确作为西方思维模式和文化模式创造者的西方文明中心并非是欧洲特别是现代的北欧文明或古代的希腊文明，西方文明的中心从古代到今天从不来在欧洲，欧洲只是西方文明中心的边缘区，如同日本之于中国。世界上存在三大农业文明中心，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是西方文明中心，中美洲是东方文明中心，而长江黄河流域则是中央文明中心。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矛盾虽然是古代以来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定居生活的农业文明才是文明的主要创造者，这是将文明中心等同于农业文明中心的原因。现代产生的所谓工业文明的提法是典型的欧式伪概念，工业文明不过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与游牧业文明的差异是生存方式的差异，最终由食物生产模式的差异所决定。而工业文明并未发明出超越农业和畜牧业的食物生产方式，因此是无法与前两者并列的社会范畴。从农业文明割裂出的所谓的工业文明概念不过如同欧洲人将所谓的欧洲与亚欧大陆割裂开的地理观一样是一种将自身特殊化的排他性幼稚世界观的产物。到了近代农牧文明冲突不再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工业文明到来而取代了农业和游牧文明模式，而是在于经过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农业文明最终全面超越了游牧文明，使后者不能再构成威胁。农牧文明矛盾最为胶着的古代两者的人口基数相当，而游牧文明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其所能支撑的人口总量止于千万，这使其自近代以来开始被农业文明远远超越。
文明中心的形成是人与自然作用的共同结果，是人类在地球上经过万年进化的产物，不会因一时的贫富或一两百年的繁荣差异而有所变化。文明中心与边缘区的差异不在于贫富而在于创造力，文明中心是相应文化类型的基本思维模式和文化模式的创造者，与边缘区相比文明中心的文化和社会形态是更新速度最快、变化最为剧烈的，也是传统保存最差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文明边缘区如欧洲或日本能够保存千年之久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建筑，而在文明中心区虽然有着更长的历史却相对缺乏足够的历史痕迹和文化遗存。这种社会变化的剧烈性正是文明中心的创造力的重要体现。
近代欧洲文明的兴起是世界近古以来文明中心区衰落和文明边缘区兴起的大势决定的，这一趋势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这一趋势是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在世界古代历史结束阶段对农业民族的致命一击下所产生，由此造成了中国和西方文明中心的衰落，欧洲、日本等文明边缘区的兴起。而领导了北欧新兴资本主义文明的犹太民族正是源自中东文明核心区，其所创造的领导世界的资本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正是源自对西方文明中心文化的直接传承。这是控制了目前主导世界的美国的犹太人为何仍不遗余力地要重建以色列、占领伊拉克重返西方文明中心区的原因，这就是文明中心向心力的势之所致，而欧美即便再过一两千年内也无法成为新的西方文明中心。
欧美在近代不是西方文明中心，而希腊在古代也绝非西方文明中心。希波战争时期的古希腊世界只处在城邦制发展阶段，尚未发展到封建制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古代玛雅世界或中国的尧舜禹时期。而此时的波斯帝国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其对西方文明区西起希腊东至印度的整合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影响，后来西方的希腊化和伊斯兰化就是在这一整合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而波斯帝国对希腊的征服如同秦帝国对岭南地区的征伐一样，是新兴集权政体的垄断扩张需求导致的。当时的希腊世界与波斯帝国的政府集权体制发展程度整整落后一个时代，希腊与波斯的关系可类比东北亚蛮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将希腊打造成为西方文明中心之一是近代以来随着北欧文明兴起而创造的欧洲中心论的宣传策略。因为北欧民族的野蛮落后使其无法从本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找发达的文明源头，而欧洲整体文明的落后性使欧洲唯一的文明源头只能诉求于希腊文化。如同日本一样，希腊只是文明中心区文化的传播继承者而非创造者，但它对于欧洲民族则是唯一的选择。将希腊宣传打造成为西方文明中心如同古代西方流传的所谓世界七大奇迹一样，将希腊世界的女神庙、宙斯像等与埃及的金字塔和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相并列本身就是希腊化时期希腊人出于政治目的对自身地位的过度拔高，实质上是不过是为了可笑的自我吹捧而已。如果中国的文化同样是断裂的缺乏充足的历史记录，那么日本的很多文化都将成为原创；如果日本的东方还紧贴一片大陆，那么上面兴起的民族必然言必称日本，将日本推举为东方文明的中心，只是日本碰巧没有希腊运气那么好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