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计划曝光》和《洛克菲勒基金影响中国人口政策》已经介绍了洛克菲勒基金、基辛格、联合国人口基金控制中国人口的计划。
1979年以来，联合国人口基金共资助中国2.395亿美元。
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中国的项目：
第一周期 （ 1980一1984）援助金额为5000万美元，主要支持综合性项目，合作领域包括：人口普查和人口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计划生育宣传教育、计划生育科学研究、计划生育干部培训、人口与人口政策研究和人口信息网的建立。
第二周期（1985一1989）援助金额为5000万美元。
第三周期（1990一1994）援助金额为5700万美元。
第四周期（1998一2002）援助金额为2000万美元。
第五周期（2003一2005）援助金额为1350万美元。
第六周期（2006一2010）援助金额为2700万美元。
第七周期（2011一2015）援助金额为2200万美元。
其中第一期赞助计划效果最好，帮中国建立了整个计划生育体系、人口学体系（现在活跃的人口学家基本都是1980年代初联合国人口基金P01、P02计划培养的）、人口数据体系。
此外，还有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比尔盖茨基金也给予中国计划生育巨额赞助。
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而西方认为人性本恶，即便政府也需要民众的监督。中国1950年-1980年平均外汇储备才1.47亿美元，但联合国人口基金1979年就资助中国5000万美元用来推行计划生育、建立人口学。从中国人哲学理念看，这种捐助是善意的，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是有助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但既然西方的哲学理念认为人性是恶的，尤其是1970年代还处于冷战时期，那么他们为什么如此大方地给中国天文数字般的资助？"善"的面具下到底掩盖着什么样的"恶"的目的？
其实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有很多研究，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是受洛克菲勒基金和联合国人基金的影响，是国际势力控制中国崛起的计划，还出了很多专着。我相信中国的一些人口学家也是知道一些内幕的， 但他们却并没有将这些信息让
国人知道。
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如David Rockefeller已经公开夸耀他们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计划。基辛格也公开承认中国计划生育导致中国无法真正崛起、无力与美国竞争。
美国人口理事会（Population Council，洛克菲勒三世于1952年创办）的保罗。德曼（Paul
Demeny， 1932-）教授2003年在《PopulationPolicy: A ConciseSummary》（2003
No. 173。 ）中也公开承认：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as they were commonly conceived had a strong
resemblance to health programs. But given the special priority accorded to
family planning services in foreign assistance, typically they were
organized as a separate "vertical" program, or kept administratively
distinct within the broad health program. The justification for such
treatment was that while clients of family planning services are recruited
because the program satisfies their individual needs, the program also
serves a national developmental need by helping to reduce aggregate
population growth and hence deserves priority. Once a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is organizes, its managers and professionals form a natural advocacy
group strongly interested in the program's sustenance. Invoking the public
interest in lowered fertility, as distinct from simply serving the needs of
the program's clients, has long served as a key supporting argument in that
endeavour.
Overtime, this developmental prop has eroded. This was in part a result of
criticisms of the intrinsic scientific merit of the argument but most of all
are flection of the extensive decline of fertility that has occurred, a
decline often attributed to the success of the family programs themselves.
Accordingly, the development rationale of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was
gradually dropped and was replaced by the argument that the programs satisfy
important health needs and help people exercise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译文：计划生育项目与医疗健康项目有一些类似。但是由于得到国外特别优先资助，计划生育项目通常被进行"垂直管理"，或者在其他医疗健康项目内保持独立。这种特殊管理方式的设立，是因为计划生育项目既能满足个体对控制生育的需求，又可以通过减少总人口增长而有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是值得这种优先考虑的。一旦计划生育组织成立，其管理人员（比如中国计生委）和专业人员（比如中国人口学家）会自发性地形成利益集团，他们会一直主动地继续控制人口计划。与简单地满足民众对控制生育的需求不同，这种项目还能唤起公众对降低生育率的共同兴趣，这是长期以来这类项目得到重点支持的重要理由。
随着时间推移，计划生育的所谓"持续发展"的理由会渐趋式微。这部分是源于大众对计划生育的内在科学性的批判，更主要的是人们对计划生育导致的生育率的全面持续降低的自然反应。自然而然地，计划生育的"持续发展"的理由渐渐消失，而人口政策将由满足了人们重要的保健需求和帮助人们行使基本人权的理由所代替。
可见，保罗。德曼非常清楚地知道，计划生育官僚机构一旦设立，那么它将自成一体，它们将设法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而努力 -- 他们将不断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了自己这一官僚机构的存在，
不择手段。根本不管国家民族会因计划生育而导致衰落甚至崩溃 -- 那都不是他们考虑的：他们考虑到只是自己的存在，自己的饭碗。恶狼放出来之后，会自己找食吃。保罗。德曼也知道所谓的"计划生育有利于持续发展"只是一个幌子，迟早会被揭穿的，但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还是会找出其他替代理由，由简单的控制人口转变为计划生育服务，目前中国人口学就是准备朝着这条道路走。
保罗。德曼知道中国人口学家和计生委会沿着他当年设计的线路图走，因此他即便公开承认当年的意图也无妨。基辛格也意料到即便全世界人都知道他曾经推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知道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而无法崛起，但中国政府是不会承认的，仍会将他视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政要们仍会争先恐后地请他为新书作序，中国人口政策还会有几个前滚翻之后才会停住（那个时候育龄妇女数量很少了，生育率已经在悬崖下了，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也意义不大了）。
中国人口学家们的心态变化，中国人口政策的走向，保罗。德曼在几十年前就准确预测了。保罗。德曼和基辛格等人是中国人口学的导师，是如来佛，中国人口学家和人口政策都跳不出他们的掌心。
保罗。德曼教授还在另一本书中写道：
Concerns with the harmful effects of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manifest in
academic studies and eventually also in developed countries' public opinion
and in official policy formulations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agencie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were not only humanitarian. Economic instability
and impoverishment in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were deemed as having
potentially ominous consequences in the context of Cold War rivalries. Quite
apart from the latter consideration; sharpening income inequalities among
countries were seen as a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instability. And, in the
long term, the growing imbalance between population sizes in the low-growth
regions as compared to regions experiencing rapid demographic growth had
unwelcome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Page 34）
译文：人口快速增长的负面影响最先由学术界进行研究，然后形成大众舆论，最后通过国际、国家层面的研究经济发展的机构形成控制人口的官方政策。其实控制人口不只是人道意义上的理由，而是有深层次的原因。在冷战环境中的敌对状况下，经济动荡和落后国家的贫困都被视为潜在威胁。此外，国家之间的收入高度不平等也被视作国际动荡的根源。再者，从长远角度看，低生育区和高生育区之间人口规摸失衡不断加剧将有让人难以接受的国际地域政治后果。
可见，发达国家要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主要是出于"难以接受"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速超过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严重的"国际地域政治后果"。因此发达国家一方面鼓励本国生育，一方面利用各种途径，设法让那些高生育国家来减少生育，以保证这个人口规模失衡不至于过大，从而保证于自己有利的国际地域政治地位。为了保证在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这个过程中保持平稳，就必须消除经济上的贫困和动荡，比如1970年代美国都让其盟友巴西、台湾、韩国获得经济快速发展，当然生育率也快速下降。效果虽然很残酷，但手段却比较温柔（美其名曰：家庭计划）。1979年西方国家也是一方面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免得经济出现动荡），一方面又积极推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保罗。德曼于1973-1988年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人口理事会（Population Council）的副会长，在1973年的人口学会议上，他作了一个口头发言，没有在会议文集里留下书面纪录（他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他对基辛格1974年的报告《NSSM-200》起了重要作用。
保罗。德曼还是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人口所的创办人。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对中国人口学的创建起了关键作用。其中段纪宪（Chi-Hsian Tuan）应该起着桥梁作用。
根据网上的资料（包括他的室友康有德教授提供给台大校史馆的相片和文字资料）整理的段纪宪的履历（不知是否准确）：
段纪宪是贵州人（待考证），抗战胜利后，由于当时的政府实行大陆与台湾交换学生的计划，段纪宪就读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比李登辉晚一年的同系师弟），他们的宿舍是青年军宿舍，原为日据时期的大学寮，光复后由来台退役入学的台大同学占为学生宿舍（那么段纪宪可能是退役的国民党军人，待核实）。
他本来应该是1950年毕业的。但因为抗拒让出宿舍给大陆撤退来台的教育部人员，被傅斯年校长开除。台大民国38年（1949年）10月1日卅八酉东校训第八一八一号布告说"学生段纪宪在校屡次滋事，应即开除学籍"。当时段纪宪室友、后为台湾大学园艺系主任的康有德，在《从帝大到台大》一书的口述回忆："…当然，傅校长是山东人，性子直有时做事不太考虑。农经系有一个同学段纪宪，跟我一样住在现在公馆捷运站对面的学生宿舍里。那时教育部里有很多由大陆出来的人员没地方住，要求学生腾出宿舍来让给他们。段纪宪等人不愿意搬出来，就跟两、三位同学去见傅校长。傅校长不愿意学生在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还闹学潮，不容分辩地将这位只差半个学期就将毕业的学生开除了…"
段纪宪在台湾大学 1950年
但是，知道段纪宪同学的农经系教授万分不舍这位"品学兼优"的同学，在段纪宪被开除后，转介其至农复会人口研究单位，后又再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世界最早的人口所，属于外交学院，与洛克菲勒基金关系密切，是以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为目的的）深造研究，应该算是第一位科班出身的华人人口学家。段纪宪在1951年就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人口学的书《台湾之人口》。
1950年代初期年洛克菲勒基金社会学部副主任Rogers F Evans推荐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者George W Barclay博士到台湾进行人口研究。段纪宪是Barclay在台湾的合作伙伴。下面有
段纪宪的资料：
George W Barclay对段纪宪评价很高。1953年的时候说段还要回普林斯顿。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到普林斯大学人口所读书的？
1957年，段纪宪前往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当年便回到新中国。回国后，他被分配在农业科学院工作。但没过多久，大跃进便开始了，段纪宪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当英语教员。几年后，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段被扣上"台湾特务"、"美国特务"、"英国特务"等罪名，被关进牛棚，后又下放到团河农场劳动。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段于1973年在官方批准下再度离开了中国（不知是否是他们普林斯顿大学老师的帮助）。在香港居留几年之后，又在他的普林斯顿大学的老师推荐下到了夏威夷，在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作研究员，一直工作到退休。
中国在1979年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成立了中国人口学会筹备组（1981年2月中国人口学会才正式成立）。根据1980年《人口研究 》 的资料：
中国人口学会筹备组应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的邀请，派出刘铮、张乐群、田雪原、袁方、蒋琦等五同志，于5月19—23日去美国夏威夷出席了该所举办的"中国人口分析会议"，刘铮同志在会上宣读了《中国一个农业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初步分析》论文。会后观摩了该所的工作，并访问了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回国路过东京时，应邀访问了日本大学人口研究所、联合国亚太统计研究所、日本总理府统计局，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
中国人口学会筹备组选择到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可能（待考）是段纪宪起到桥梁作用（懂中英文，又是普林斯大学培养出来的科班人口学家）。段纪宪凭着人口所所长赵利济（韩国籍）对他的倚重和信任，也靠着他的努力，他先后把众多中国学者和学生安排到东西方中心进行交流或留学（如田雪原、马赢通、阎志强、杨宜勇等），其中不乏后来担任了国家重要职务的人士。他与宋健（当时是国家科委主任）和航天部系统所的于景元所长合写的一部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英文专着《Population Control
in China: Theory and Applications》于1985年出版（书稿完成时间比出版时间要早很久，尤其是宋健、于景元的文章还需要段纪宪翻译成专业英文），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于景元在1986年还获得东西方中心的一项大奖。可见美国东西方中心在创办中国人口学、培养中国人口学家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段纪宪是在1979年之后与宋健联系上的，还是在此之前，目前还不清楚。1978年宋健到欧洲开会，有人给他提交的控制人口的资料，是不是段纪宪（华人中唯一人口学家）整理的？1980年宋健受中央委托为独生子女政策进行人口学预测的时候，是否请教过段纪宪（当时他是华人中唯一科班出身的人口学权威，刘铮等人根本还算不上什么），或者段纪宪帮宋健提供过方法学资料，也不清楚。
段纪宪早就想回大陆生活，但他老婆还没有退休（他太太应该比他要年轻很多），2008年左右两人回中国定居了。
段纪宪虽然是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培养出来的第一位华人人口学家，也长期在保罗。德曼所创办的美国东西方中心工作，但他是否知道洛克菲勒基金和保罗。德曼控制中国人口的真实意图，很难说。顾宝昌教授认为人口学属于学术讨论，我相信他这个层面（以及后面到美国东西方中心、美国人口理事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受训的那些中国学者）应该确实如此。但段纪宪这个层面就难说了。也许段纪宪也是被别人当成了棋子而本人还蒙在鼓里，还真以为减少中国人口是对中国有利。
1970年左右国际控制人口的思潮是如何影响中国学界和政界的，值得专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