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9日水曜日

欧盟已被中国“狼”蚕食成一盘散沙

  沃尔沃、比雷埃夫斯港、波尔多地区维奥庄园的葡萄种植园和酒厂,它们在西班牙债务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发行的债券问题上有何共同之处?它们都已经被中国投资商收入囊中。

  中国人除了手握庞大的欧洲主权债务和组合资产之外,过去四年,中国的私有和国有企业在欧洲开始了疯狂的购物之旅——并购。尽管同其他国家在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相比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很小——根据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最新测算,仅占欧洲全部外
来投资的0.2%。

  但中国已经在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都有直接投资,而且受其政府推动和自身盈利的驱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它们对欧洲的直接投资还会继续增长。

  中国的直接投资会改变欧洲的政治经济吗?如果是这样,这是欧洲人担心的真正原因吗?中国的投资是否会威胁到欧洲的团结?


  欧洲国家一贯投资新兴的、起伏不定的经济体,而不习惯被人当作这样的经济体投资,这对于欧洲国家是个新课题。贯穿整个20世纪,直接投资几乎完全是从发达经 济体流向发展中经济体。欧洲和美国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全球最大的
投资方,也是彼此经济的最大利益关联方。

  然而,过去十年以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 资暴增,主要投向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印度投资巴西,中国投资非洲。最近出现了新情况,新兴国家,主要是中国,现在开始投资于发达国家。

  全球金融危机、中国 积累的大规模货币储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合力把中国推上了可能拯救欧洲的救世主位置,也许吧——反之,也可能蚕食陷入困境的欧洲经济。

  救 世主的故事源于中国表面上正在向一些主权经济体"用直升飞机撒钱",这些经济体需要现金,别无选择。瑞典汽车制造商萨博刚刚得以苟延残喘,就在法院强迫工 厂永久关闭之前,两大中国汽车制造商同意投入资金。

  刚一达成拯救欧洲的一揽子计划,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掌门人克劳斯?雷格林(Klaus Regling)就赶快奔赴北京,乞求中国投资该基金。

  另 一方面,媒体和某些政治言论又把中国描绘成蚕食者。此时此刻,它开始蚕食弱小的欧盟国家,然后不知不觉地渗透富裕的欧洲经济体,购买主权债务和直接投资是 其接管世界的总体计划的一部分。欧洲各地权威杂志的封面
上,来势汹汹的龙向欧洲大陆喷射钞票或者是印有帝国主义标志的当代人物形象。

  不 管是把中国看作救命神仙也好,还孱弱的欧洲经济愿意向其卖灵魂的魔鬼也罢,中国实体对欧洲直接和间接投资的意愿日益高涨,引发了悬而未决的多重性政治问 题。

  这会导致欧洲依赖中国并受中国操纵吗?中国投资有幕后操纵吗?会不会就是一只特洛伊木马,会影响到欧洲的规范和政策,从劳工权益到环境?尤其是在可能 的技术转让方面,中国的投资是否会导致安全忧患?

  面 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局面,欧洲的决策者和公众看法不一。民意调查显示,对于中国是一个机会还是一种威胁,欧洲人有两派立场。跨大西洋趋势2011年的民意调 查显示,在12个欧盟国家的个人中,41%的人视中国经济为一种威
胁,而46%的人认为是契机。

  这反映出各国分歧巨大,一头是法国,有56%的人认为中国 是一种威胁,另一头是荷兰,只有22%的人觉得中国是威胁。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宣布向中国寻求救助资金时,民众的直接反应也呈现出类似的分歧。

  也 许,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鉴于目前欧盟政治脆弱,中国投资很有可能加以利用,导致欧洲一盘散沙。首先,对于是否愿意接受中国投资,欧洲的意见不一,从政界到 文化圈都有反对的声音。

  其次,欧盟层面目前没有审查外国投资资格的机制(除非以竞争政策的名义)。第三,欧洲国家自然会相互竞争,运用各种优惠条件吸引中 国投资。所有的这一切有可能联手形成一场完美风暴,摧毁欧洲的团结。

  不 出意外,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将激增,带来巨大的机遇;毕竟,比起欧洲公司去东方聘用中国工人,还是中国公司到欧洲来聘用本地工人对欧盟更有利。但是,为了保 证这项投资真正拯救欧洲经济,欧洲人必须要小心谨慎、统
一口径,以防中国各个击破、分而治之,迫使欧洲做出根本性让步,枉留历史笑柄。

  索菲?莫尼耶(Sophie Meunier)是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公共和国际事务的研究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欧盟计划的合作主管。

  教授警告欧洲:中国不是"超人",而是"狼"

  经济观察家认为中国正因攀升的债务、非法贷款及社会高涨的不安情绪而面临着走下坡路的危险。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式访问奥地利。抵达奥地利后,在奥地利总统海因茨。菲舍尔及阿尔斯堡州州长盖比。布格塔勒的陪同下,乘船游览了沃尔夫冈湖。

  欧洲最激进的乐观派把中国描绘成了超人,认为中国正蓄势待发以将其最大的贸易伙伴欧洲从灾难中解救出来。但是帕特里克。霍瓦内克却把中国这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比喻为一个不如超人英勇的卡通形象:大狼怀尔。

  霍瓦内克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名教授,他说:"他一直跑啊跑,跑到了悬崖外,只要他不往下看就没事,可是一往下看他就会掉下悬崖。"

  其他的分析家可能会更乐观点。不管他说得对不对,通过这样的比较也确实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乐于看到欧债危机的问题主导二十国峰会。胡锦涛主席告诉记者,星期二抵达欧洲后他就密切关注欧债危机问题,胡主席补充说:"我们相信欧洲有客服当前困难的智慧和能力。"

  希腊提议通过全民投票来拯救国家的计划再次遭到质疑,而在此之前,中国就一直在贬低其在任何事物中的潜在作用。

  去年,欧元区购买了2819亿欧元(2419亿英镑)的中国出口产品。中国领导人最起码必须防止欧洲问题把中国所期望的国内经济降温变为一场经济硬着陆。越来越多的观察家,如霍瓦内克,认为无论如何都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修正方案,因为中国经济令人称奇的高增长率(去年达10.3%)同样也标榜了突出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惊人的负债程度以及非法贷款。

  不难看出中国领导人忧虑的原因所在。即使是在经济繁荣时期,社会不安情绪也是高涨。人们对经济的抱怨声也会很快充斥于各街道上。当欧洲领导人上周二聚集在布鲁塞尔草率达成协议时,中国浙江织里就分发生了抗税暴动,抗议者通过扔石头、堵塞高速公路、烧毁车辆来表达不满情绪。

  欧债危机带来的压力

  有些公司其实已经尝到了欧债危机带来的苦果,上个月对欧元区的出口增长不到八月份出口的一半。一般情况下,宁波的江北宜川电子龚念每年向欧洲出售价值1000-2000万元(200万英镑)的搅拌机,但是今年,需求骤降以及要求低价的压力致使该公司可能只会售出价值400万元搅拌机,生产部经理徐女士如是说。

  她还说:"欧洲危机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除了调整给工人的工资以及其他方面的花费,我们这些货物销售几乎没有盈利。"

  2008年,由于出口商的不懈努力,中国政府拨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款来帮助国内经济迅速恢复,也因此而打出了第一轮"中国拯救世界"的标题。但是这次的事情没那么简单,大部分刺激款都来源于无节制的信贷,由此产生的恶果现在到来了。

  以中国东部的温州商人为例。温州商人以其创业精神而闻名,他们的创业激情就像艾伦。舒格与亚瑟。戴立吵架那样激烈。当政府紧缩贷款以防止经济过热时,这些商人便转向混乱的地下市场,对高利息率垂涎三尺。

  但是,工资和消费也随之上涨。由于西方新的经济滑坡及人民币升值,货物订单量也随着减少了。因为无法偿还贷款,至少80个企业老板或宣告破产或自杀而亡。

  有些人把温州经济看做是煤矿里的金丝雀,而有些人则将其看做是一种反常现象。龙洲经济数据库的阿瑟。克劳博说中国经济存在许多严峻的问题,但是"绝不会崩溃至戛然而止的地步"。他认为即使坏债高筑也有办法解决。虽然好几个地方的城市都出现了高端发地产泡沫,但是房源依然普遍紧缺。他还认为来自欧洲的打击不可能有2008年的经济危机那么严重。

  渣打银行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降至9.1%,并预计2012-2013年的增长率为8.5%。克劳博补充道,尤其是考虑到工厂工人在减少这一情况,增长率就算降至7%也不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中国当然需要欧洲来支持经济发展,但是中国也不会冒险动用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迈克尔。佩蒂斯教授说,如果中国把钱都捐给富有得多的欧洲,中国公众对此不可能会有积极响应。他认为债券如果足够安全并能满足北京民众的需求,那么在欧洲同样也会受到买主欢迎。

  外储盈余

  有人提议说中国可投入500-1000亿美元(300-600亿英镑),但是中国可能有1/4的外汇储备——近8000美元已经是以欧元来计价的了。无论如何,人们希望外储可以积累相似债券。就像欧元区救助基金领导人克劳斯。雷格林在欧元区宣布协议后于上周在北京所指出的那样,外储须找个地方存放其盈余。

  "中国投不投钱给欧洲是一种基于市场情况的行为,中国必须充分考虑自身的利益。欧洲需要资金,中国的外汇储备需要投资,需要确保投资安全,就这么简单。"官方报纸全球时报于周二的头版新闻中进行了如此详细的解释。

  伦敦的欧洲改革中西副主任卡金卡。巴里奇说:"如果我们想要他么采取行动,我们就必须给个保证…关于政策及资金周转问题,我们对中国的期望值比较低,这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还有些人想弄明白在欧洲挣扎着出售资产之际,中国会不会逢低买进。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主任戴冰然教授说:"债务危机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商业机遇。"但是他也指出又能力投资和愿意投资的公司一般是国有企业或是含有国有成分的企业,这在欧洲引起了质疑。

  2010年中国仅向欧盟投资9亿欧元,这还不到欧盟投资中国的1/5,也不到欧盟外商直接总投资的2%。巴里奇指出,这反映了中国行事谨慎,也反映了欧洲在售给中国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港口投资或技术投资方面也是小心翼翼的。

  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享有的其他权利也会击退美国新一轮加速人民币升值的施压。随着明年主席选举的逼近,他们已经注意到贸易谈判越来越艰难。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家时殷弘教授说:"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那种情绪又回来了,但是在国际论坛上,我认为其他许多国家不会支持这种情绪。"

  自2010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就已经升了7%,尽管这个升值速度比美国想要的要慢。中国政府官员担心人民币升值过快会打击出口。中国领导人一直以来都注重平衡经济朝国内消费发展,但是收效甚微。

  霍瓦内克说:"二十国集团的根本问题就是:经济增长从何而来。人们也许会问中国是否可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源头,不仅要通过商品购置来带动几个产业的发展,还要带来广泛的、持续的、靠消费者拉动的经济增长。目前来看,中国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他认为中国不是欧洲的银行,而是一名允许顾客赊购以促进销售的店老板。

  他还说:"中国向欧洲出口超过其在欧洲进口的商品,以此来积累外汇储备,然后再借给欧洲以维系欧洲的发展,这是不可取的。中国最好把赚得的美元和欧元用于购买美货或欧货,或者可用于生产性投资。"

美方寸大乱 这决定终会让中国收回台湾

  《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从制裁无效后的无计可施可以清楚地看出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没


有一贯政策,对阿拉伯之春或是中国也是如此。奥巴马政府在对台军售上的立场让这种混乱再次一览无余。 摘编如下:

  美国标准周刊专栏作家鲁本·约翰逊在今年夏天写道:"正如基辛格所说,美国的朋友有时候要比敌人更加危险。这句话在之前奥巴马政府拒绝台湾购买新 F-16战机的要求时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台湾急需美国帮助他们改进日渐
老化的空军军队……华盛顿看起来或多或少地决定谴责相比大陆永远显得技术不足的台湾,这最终可能会让大陆收回台湾变成既成事实。"


  美联社报道称:"奥巴马政府宣布了一项升级台湾旧F-16战机的58.52亿美元的项目,之后就立刻面临共和党人对于他们出卖台湾和中国大陆舆论的双重压力。

  台湾在军事方面和大陆相比处于劣势,他们急需美国方面的新战机。美国东亚事务高级外交官坎贝尔周三称美国仍在考虑台湾的要求,但具体决定达成的时间仍然未知。"

  "基于1979年国会通过的法律,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其自我防卫的武器。但随着中美联系日益密切,这一行为还是要和中国这个潜在新兴大国的反应相权衡。北京已经暂时切断与华盛顿的军事联系以回应之前美国对台军售的行为。"

  文章分析,换句话说,中国可能已经非常气愤。奥巴马政府开始以我们真正的盟友──台湾作为代价,以试图避免激怒中国。这对该地区内的其他国家无疑是危险的信号。

  共和党人对奥巴马的胆怯感到愤怒。美联社报道称:"共和党参议院约翰·考宁宣称奥巴马政府的态度等于向中国宣布投降……

  包括两位民主党议员在内的七名议员正在为授权向台湾出售新F-16战机寻求立法。另一项类似的法案已经在众议院提出,但它在成为法律前仍然面临许多障碍。"

  美国马萨诸塞州州长州长罗姆尼在共和党竞选声明中称:"奥巴马拒绝向台湾出售新战机的举措正是他外交软弱的又一绝好证明。 "

  文章称,奥巴马持有相反意见并不令人吃惊。他不断重复着永远站在盟友的一边,但他的行为却暴露了对中国的警惕和胆怯。

  奥巴马提出的许多外交政策都是用安抚平息矛盾。但这项政策已经在很多地方被证明无效,这也让美国的很多盟友开始认为美国无原则、不可靠。

  正如美国着名政治作家加里·施密特所说:"这项政策让美国政府给北京以否决美国对台政策的暗示。难怪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都表示了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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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武统台湾内部意见统一:解放军突然异常调动

  台湾"大选"前解放军曾将沿海地区部署部队提升到一级战备。军方消息则透露,解放军先前曾有两次出现"异常调动"。

  台军方情报发现,解放军南京和广州军区突然出现有异常部队调动,甚至进行跨军区的兵力调整。

  台湾"国防部"也随即对计算机异常调动进行严密监控,当时台军有部分作战单位也随即"加强战备"应对。


  但台军方官员说,解放军当时虽提升至一级战备,但相关动作相当小心,台军情报部门相信,大陆方面是担心"落入台湾圈套",这次军队异常调动。

  另一次所谓解放军异常状况,则是解放军为完成年度计划,出动陆海空三军进行演练。于是台军重要单位针对解放军提升警戒。

  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正摆在中华民族的面前。台湾大选,极有可能挑战两岸关系的底线。中央军委对此有何看法?

  武力统一可以早日接管台湾军队,获得台湾军事设施,获得最好的海军基地,冲出第一岛链,取得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的主动权,并早日开始建设远洋海军。武统之后分台湾而治有利于彻底清除台独,促进两岸融合和经济大发展。

  武统不光挣脱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而且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大大提高民族凝聚力,军队得到锻炼,取得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主动,有利于今后二十年国家的安定和发展。一时痛苦,长期和全局上大大有利,是战略上最好的策略。

  和平统一眼前痛苦小,但大量问题留给将来。第一岛链封锁会在较长时间存在,解决南海和钓鱼岛问题的主动权会失去。台湾最后不一定能统一,即便统一,军队无法接管,台湾军事设施和海军基地无法取得,两岸经济文化的整合会长期,而且整合不会彻底。

  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外交军事上长期被动,国家富强的民族自豪感会有挫折,军队士气有挫折,失去锻炼军队和及早调整军事发展方向的机遇。所以在长期和全局上是很不利的选择。

中国政治越来越搞笑

艾未未事件本来是个政治问题,艾未未本身虽然是个艺术家,但他参与了许多维权活动,遭到了一些人士和有关当局的对付。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局在扣押了艾未未几个月后,迫于压力把他释放出来了,当局为了给自己圆谎,编造出了艾未未偷税漏税的故事来。

据说当局跟艾未未说,当局说你逃税你就逃税,搞得艾未未没有办法,上网筹款,向网友们借钱"还税",你还别说,这招真管用,没两天,收到大量捐款。

整个故事给人以搞笑的感觉。联系到前几个月,一名核工业的老总,据说是向外国泄露核机密,实际上犯了间谍罪,可是当局在判他的时候,偏说他是经济犯罪。还有几位据说是部队的将领,也是一样的间谍罪,给当成经济犯罪判的。

现在反正当官的几乎没有人手脚干净的,所以什么政治问题,间谍问题,等等,全部来个经济犯罪。连到象艾未未这样的行为艺术家,对金钱不屑的家伙,最后也变成经济犯罪。

你说搞笑不搞笑?胡总说了,不折腾,现在确实不折腾了,这要在以前,不是政治问题,也给你整出了政治问题,顶多再加上一个作风问题。比如说当年的刘少奇林彪,给扣上的帽子有很多,什么叛徒,什么内奸,什么工贼,什么反革命,什么里通外国,什么的乱七八糟一大堆,可是就是没有一个是经济问题的。

现在不同了,明明是政治问题,可是冠冕堂皇的全部是经济问题。如果这样反腐败,那么结果可想而知,只能是法律越来越儿戏,政治越来越游戏,真正的反腐败越来越没戏。

还不止如此,在两岸,甚至在国际上也是一样的,明明是政治问题,是外交问题,中国当局全然不用政治头脑解决,不用外交头脑解决,偏偏用金钱解决。搞得外交也金钱化,两岸也儿戏化。

在联合国投票也是如此,有原则不坚持,或者根本就没有原则。不管遇到什么东东,有些为难的时候,他倒好,统统弃权。这也难怪,久而久之,也没有人那你当根葱蘸大酱吃了。要我说,那不干脆别当什么常任理事国了,站着毛坑不拉屎。

有人说这样好,至少没有那么多政治问题,少了那么多政治犯,真的不折腾了。于是乎有人大赞胡温政府是历来最好的一届政府,简直荒唐可笑了。

这也难怪有网友问为什么中国怎么混到一个朋友也没有的地步了,也难怪有人说是信仰出了问题,是价值观出了问题,是文化出了问题,是制度出了问题了。

其实归根到底,就是这个欲盖弥彰的问题,就是认为什么都是经济问题,什么都可以拿经济金钱来摆平的问题了。也就是说我们的领导人,执政党不能够坦然面对现实,坦然面对问题,坦然面对分歧的问题。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脱稿演出是为了谁?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天安门事件。这场屠杀,史称"六四天安门事件"。这场屠杀,惊醒了千千万万仍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幻想的人。

从此,反对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些人的志愿;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成了一部分人的奋斗目标。


于是,两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针对上面的两个问题,2011年10月,我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1949年10月1日至1976年10月6日,是红色中国时期。 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在1976年以后十二年中,经过了是继续民主化改革还是继续专制犹
豫之后,以1989年6月4日的一场屠杀,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正式 进入黑色中国时期。

与此同时,以打倒毛泽东亲信为标志的史称"粉碎四人帮"政变,结束了毛泽东式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历史,以邓小平"白猫黑猫论"实用机会主义观点为理论的邓小平式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这个东方大国的命运。

欲了解第(一)--(六)内容,请点击《红黑两中国毛邓两中共论(一)》。《红黑两中国毛邓两中共论(二)》
红黑两中国毛邓两中共论(三)

(七)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脱稿演出是为了谁?

张素华在『变局』中写道:"1962年1月27日,自1月11日开始的七千人大会,将在下午2点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虽然北京的最低气温是零下9 度,穿的是棉袄棉裤而不是现在的羽绒服的代表们,大家的心是热
的,尤其是县、厂矿一级的官员,他们跟党革命几十年,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会 议,心中多少有些激动与期待。来京已近20天,天天都想亲眼见毛主席一面,今天终于如
愿以偿,心里怎能不高兴呢!"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50年前的这一天,看待这一天的与会代表们,我的心情很难过。我,一个反共的坚定份子,一个反共的极端份子,无法横下心来谴责与 会代表们,因为,他们一定程度上是一帮被掏空了脑髓的死灵魂。
就是这些代表们,跟着毛泽东及毛共,执行了多少毛共惨无人道的命令,杀害了多少同胞的生命,
抢夺了多少地主富农资本家个体业主的私人财产。在共产党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他们作为毛泽东和毛共各个地方的党政第一把手,忠实地执行了残酷政权镇压屠杀 民众的任务,充当了独裁专制政权的侩子手。张素华写道:"大会开始。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大会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时间长达15分钟。与会者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激动。"2011年的今天,当胡锦涛等邓共中央九常委步入主席台就坐时,我们明白与会的代表也会鼓掌,但心是凉的。50年前的代表们的心,一定是热的,而且,热得真真切切,热得无怨无悔。这就是红色中国时代和黑色中国时代的不同之一,这就是邓共和毛共干部的根本性不同。当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党内第二号人物、未来的党的接班人。1961年,英国的蒙哥马利同毛泽东谈起中共的接班人问题时,毛泽东曾直言不讳地说:是刘少奇。这天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1月27日,是大会第一次全体大会,由毛泽东主持会议。面对这么多的中共高级官员,又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召开规模如此巨大的一次会议, 为什么又采取这样独特的开会方式,毛泽东一句也没有解释,几乎没有开场白,他单刀直入地就说:"同志们:扩大的 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少奇同志报告。"于是,一篇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通称口头报告)诞生了。虽然刘少奇只带了一个讲话提纲,这个提纲的内容又是中央常委昨天下午才定下来的,但是,刘少奇的即席讲话,滔滔不绝,一口气就讲了3个小时。由此看来,刘少奇对自己所要讲的内容,已经成竹在胸。刘少奇的这篇口头报告,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不是临时性口头报告,是1月13日就决定了做口头报告的。所以,可以减低刘少奇擅自用口头报的形式告对毛 泽东发动突然袭击的判断。至少在形式上,不是搞突然袭击。而且,脱稿之说也值得讨论。因为这如此短的时间内,刘少奇只能写个提纲,按照提纲发言,自然是脱 稿发言。而且,这个刘少奇按照书面报告顺序,对书面报告涉及的问题,尤其对大会所关心的热点问题,一一进行了补充和说明。问题之一:全国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刘少奇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 等东 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 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 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 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 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刘少奇的讲话对全国糟糕的经济形势没有掩饰,承认出现了一个后退,大的马鞍形。刘少奇为何要"实事求是地承认"?毛共、毛泽东、刘少奇等,又不是没 有虚伪过,又不是没有粉饰成绩过。面对与会的代表,那些来自全国各地各级的官员,即便你刘少奇不承认经济上出现失误,大家还是知道到底国内的经济出现了三 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三千万农民的。所以,今天,我们研读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讲话,就是要带着这样的疑问:刘少奇为何要承认经济形势出现了倒退?表面看来,他刘少奇这样讲,是表明毛共中央敢于正视现实,敢于向全党承认因为工作失误造成的困难形势。表面上看来,刘少奇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感动了全场与会官员,不但没有使他们泄气,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凝聚力,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是吗?真的是这样吗?我不这样看,另一个当时在场的人也不这样看。刘少奇这样的讲法,经过一定的时间思考后,毛共及其党员们,一定会认识到,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导致了这些年的经济失败。那么,党中央是谁在领导?是他毛泽东。所以,毛泽东的声誉必然要做减法。当毛泽东声誉做减法时,党的接班人刘少奇的声誉就相对做了加法了。刘少奇这样的讲法,毛共中央赢了面子:实事求是。刘少奇赢了面子和里子:敢于实事求是。而毛泽东必定输了里子:搞经济外行。刘少奇不是个笨蛋,他一定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就想贬毛扬己。我判断当时的毛泽东心里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好,记上你一笔。问题之二:农业和工业生产都减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刘少奇口头报告中说:"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 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 原因在哪里? 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 一个是主要的呢? 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 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 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 有没有天灾? 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 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 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 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摆明了要戳穿毛共中央的对外宣传"三年自然灾害"的谎言。也直接把毛泽东从谎言后面揪了出来。"人祸",最直接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发动者,就是他毛泽东。毛泽东听到这里,顿觉腹中一阵绞痛,脑袋一片空白。他不得不强忍屏住呼吸。因为横膈膜的上下运动都会使腹痛加重。几秒钟之后,痉挛过后,面色惨白的毛泽东故作镇静,继续听刘少奇的发言。问题之三,出现巨大困难的原因,有"天灾",有"人祸",那么全党上下拼命苦干了几年有没有成绩呢?成绩与错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只听刘少奇说:"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么,成绩和缺点哪样是主要的呢? 恐怕各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每一个省委、每一个地委、每一个县委,都可以自己进行讨论,都应该根据那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加以说明。总的来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 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 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 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 系。还有 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 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 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刘少奇在分析毛共的成绩和错误的关系时,用"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来表明他的看法。所以,这种说法就更引起毛泽东反感了:对农业工业减产的评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对党的工作,却是反过来的"三七开"。用心极其恶毒也。"人祸"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刘少奇说:"这在书面报告中也有了 说明。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 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 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发生这些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于 是,他们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进行瞎指挥。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张素华写道:"刘少奇的这个表述应该说是中肯的,犯错误的原因,除了经验不够,主要在于盲目地追求高指标,刮"共产风",再加上党内开展过火的斗 争,使人不敢讲话,也不能 讲真话等等;犯错误的人,主要是中央。也就是说,他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一点也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刘少奇的认识,只能在共产党意识里面打转,只能认为:一是经验不够;二是领导的骄傲自满,不够实事求,脱离群众,偏离民主集中制原则。刘少奇不可能认识到: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一种专制体制,是注定要杀人的制度。需要回答的问 题之五:在指出一系列具体性的错误之后,其指导思想是不是也错了呢?刘少奇在大会上说:"总路线(网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将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 显地表现 出来。……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 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 验,……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张素华写道:"看得出来,刘少奇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在尽力维护"三面红旗"。他当时的认识基本是这样的:总路线,还好说一些,所以是"完全正确 的";大跃进,带来的是跃退,所以强调"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人民公社,从理论上来讲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从实践来看, 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严重减产,当然,经过调整有所好转,所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搞得太急"。不难看出,刘少奇在现实中看到了问题,有些是碍 于毛泽东的坚持,一定程度上,也有理论上难以解决的困惑,所以当毛泽东坚持"三面红旗"的时候,他便有了上述矛盾态度。"毛共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建立在盲目和空想的基础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苏联一些建国的经验,加上毛共领导人自己的 想象和理想,企图在"一穷二白"的中国社会,凭空建立起花团锦簇五彩缤纷的理想社会。这种"三面红旗"式的经济建设实践,是毛共在取得政权以后,在国家建 设领域进行的区别于"解放战争"中"不惜代价去争取胜利"的另一种草菅人命的行为。刘少奇在这次大会上,开始间接批评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太急"。其实,毛泽东、刘少奇和毛共的其他人,第一,都无法预料到会出现"七分人 祸"的三年饿死三千万人的灾难;第二,换作刘少奇当最高领导人,也可能出现这种结果。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毛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根本就是一条民族浩劫之 路。今天的北朝鲜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今天的北朝鲜,就是红色中国时代的中国;如果毛共不倒台,今天的中国,就是大号的北朝鲜。张素华最后写道:"刘少奇这篇充满激情、生动有力的讲话,于下午5时结束。毛泽东未加任何评论,他讲了讲以后几天的安排,然后说:"好,同志们,今天就结束,散会。"刘少奇的话讲完了,会也散了,但很多同志的心还在激动着,反响非常强烈,认为讲得好。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高兴地对人说,刘少奇的报告"把问题讲透了"。在党的重大失误面前,刘少奇能够顶着很大压力发表一篇勇于面对现实、贯穿实事求是精神的讲话,的确难能可贵。几十年过去了,每当人们谈到刘少奇的历史功绩时,都要提到他的这次讲话。这一刻,也就成了刘少奇人生精彩的瞬间!刘少奇的人格魅力由此显现。遗憾的是,他此后人生的坎坷也由此埋下了伏笔!"从刘少奇在毛共内部当时的地位,对毛共的错误和毛泽东本人的失误敢于提出批评,这种态度和勇气,站在希望毛共的专制统治"芳龄永继"立场上,自然会 发出像张素华一样的感叹。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经过无数次清党运动的中共内部,能够侥幸从中共屠刀下脱逃而留下性命的,还可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吗?刘少奇的七千人大会口头发言,就是一篇借三千万人性命来达到『抑毛扬刘』目的的讨伐书,是毛共内部争权夺利闹剧中的一幕。总之,全面了解中共的血腥残暴历史,才能正确解读刘少奇的七千人大会上那篇口头发言,才能从发言的文字里面,找出刘少奇的真实动机和心计。

台湾与中国关系的历史定位与未来走向

台湾的李敖有句名言:台湾就是中国的XX,话虽然糙了点,意思却很明确,就是一捏就疼。而且,这只捏台湾的手,一般是攥在美国人的手中的,美国人什么时候觉得需要搞中国一下,就捏一捏台湾,结果就是中国大陆就会疼一把。

中国被迫忍受这种间歇式的疼痛,已经60年了。这次,美国又搞对台湾的军售,又是想让中国大陆疼一把。而同时,还有另外一只手,这就是台湾内部的台独势力,他们也经常可以让中国大陆疼一疼的。而且,每次台湾开始举行所谓的"大选",也是可以让中国大陆紧张兮兮的。包括这次,台湾"大选"临近,马英九搞了一个所谓的永久和平方案,同时又赋予很多的前提,多达五个前提限制,让人的感觉是,其和平方案是否有诚意。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明确表示对马英九的永久和平方案不感兴趣,其原因就是看出了马英九的本意还是为了竞选,和平方案不过是一个竞选的口号而已。

我们可以暂时抛开这些所谓的细节问题,来看一看台湾与中国关系的历史定位与将来可能的走向。

在历史上,曾经进入中国的版图,后来又独立出去的,有以下几个地方,一个是外蒙古,其独立是苏联趁火打劫的结果,也就是苏联利用中国在抗战时候的艰难,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为条件,换得外蒙古的独立,前有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认同和签约,后有毛泽东中共的认同。关于外蒙古是如何独立出去的,请参看笔者的《谁是丢掉外蒙古的历史罪人?》一文。

另外一个就是琉球群岛,琉球群岛本来有一个琉球国,这个琉球国是中国的属国,明清时代都是,文化与文字都是中国的,其地位与清代的越南与朝鲜相似。这个琉球群岛在清末被日本人强占,是在1871年,但大清从来没有同意也没有签约,而且当时还有几次清朝与日本的谈判,日本提出的是两分法,中国提出的是三分法。日本的两分法是将琉球主岛与北部琉球归日本,南部琉球归中国,但日本的两分法清朝没有签约,拒绝签约。清朝的三分法是将北部琉球归日本,主岛还要有一个琉球国,南部琉球归中国。因此,我们看,即便是按清朝拒绝签约的对日本有利的两分法,琉球南部也是中国的领土,包括宫古岛等,就更不要说钓鱼岛了,因为钓鱼岛根本不在琉球群岛范围内。可见,中国现在与日本争什么钓鱼岛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应该争的是南部琉球归中国的问题和琉球主岛独立为琉球国的问题。琉球群岛在二战以后,本来是由美国托管,后来1970年代,美日搞了一个美日旧金山合约,美国单方面将琉球交日本管理,但也不是移交琉球的主权,而是移交管理权,中国直到现在,也没有承认这个旧金山合约。所以说,中国丢失的领土,是包括琉球的,是被日本强占的,就法理而言,日本根本没有琉球群岛的全部主权。现在琉球人还有独立建国的倾向,因为最后一个琉球王,是在1889年被日本废了的。

在中国抗战胜利后,琉球是有机会回归中国的,因为可以将归还台湾和琉球划在一起谈,但前有蒋介石当时没有太在意,没有注意美国人的承诺,也没有争取,老蒋的意思是琉球还是由美国托管的好,因为中国的海空军不行,也管不住。后有中国人内战爆发,蒋也没有实力顾及琉球,但结果却造成,琉球在战后被美国托管,然后美国又将琉球"还给"日本,如今,钓鱼岛问题本来不是问题,问题的核心是琉球群岛的主权问题,以致到今天,中国方面非常被动,没有勇气与日本争琉球群岛的归属问题,而且在东海钓鱼岛方面也很被动,钓鱼岛也被日本实际控制了。因此,中国不能控制琉球群岛(至少是南部琉球)、钓鱼岛和台湾岛,是中国被日本和美国压在第一岛链不能动弹的最大原因。钓鱼岛的争议,后面其实是琉球群岛的问题,而不是单一的钓鱼岛问题。

近代中国丢掉的领土,主要是这么两个。而在历史上,还有几个反复进入和出去的领土,一个是越南,一个是朝鲜。越南在中国明代的时候,曾经正式被划入中国的版图,但后来越南人造反,又脱离了中国版图,但越南一直是中国的属国。朝鲜也如此,但朝鲜主要是作为中国的属国的地位存在。从唐代开始,朝鲜就曾作为中国的属国存在,后来的清代也是如此。笔者这里还没有提元代,因为如果按元代计算,那越南和朝鲜早就是在中国元代的版图中的,但笔者一直不太认同元代的蒙古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参看笔者的《蒙元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吗?》一文。
越南和朝鲜的中国属国地位的瓦解是在清末的时候,他们慢慢脱离了中国,而走向了独立,但他们的独立其实都有外力介入的结果,朝鲜是因为有日本介入,越南是因为有法国介入。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就将朝鲜从中国的手中夺走,越南在中法之战后,被法国占领。朝鲜的真正独立是在二战以后,越南的真正独立是在1970年代,非常的晚近了。

现在中国面临的有争议的领土还有三大块,一块是中国的藏南地区,1962年因此而发生中印的短期战争,最后这块地方的东部被印度实际控制,西部被中国实际控制,只是东部大,西部小;还有就是琉球群岛和钓鱼岛,与日本有争议;还有就是南海,与很多国家有争议。北部与俄罗斯领土的争议,因为江泽民时代与俄国签订了一个条约,进而将清代,北洋政府时代,蒋的国民政府时代,和毛时代都不敢签署的出卖土地的条约给签订了,以致将来中国翻盘很难了。当然,那些土地从清末以来一直被俄国人实际控制着。

台湾地区,本来与这些有争议的地区不太一样,没有哪个国家要与中国争台湾,国际上一般也都认同台湾属于中国。而且,台湾在近代,也就是从明代以来,都不是作为中国的一个属国存在的,一直是在中国的正式版图之内的,与越南和朝鲜还有琉球国与中国的历史关系还不一样。

因此,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本来很简单,本来就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现在分立的原因,是国共的内战,中华民国去了台湾,建立了与中国大陆相抗衡的一个流亡政府。因此,台湾现在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非常像明末的郑成功政权,郑家集团占据台湾,然后与大陆的清朝相抗衡,当然,最后大陆的清朝靠武力收复了台湾,消灭了郑家政权,台湾又正式成为中国一个行省。

台湾与中国的简单关系现在变得有些复杂,是因为,一方面台湾有国共内战的背景在,同时台湾又有被日本殖民50年的历史在,还有被郑成功集团占据的历史,还有被荷兰人占据的历史。简单的说,台湾本来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人占据了50年之后,其实基本已经变为日本国土的一部分了,其人民,也在最后阶段被归化为日本人,在前面几十年,台湾人还是二等日本人,还不被日本认同,如李登辉所说,李登辉本来认为自己就快是日本人了。但二战日本战败,台湾被中国重新划入版图,也被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收复。

因此,就历史上看,也是台湾人自己认为,以台湾本位的角度看,就是台湾是一个反复被一些大国占领的地方,前后被明朝,荷兰人,郑成功,清朝,日本,中华民国占领,而占领台湾最久的,还是中国,而且台湾人本身,除了一些本土的土著以外,大部分人都是中国血统,也讲中国话,无论是闽南话还是国语,文化也是中国的。台湾人的独立倾向是在于,他们开始认同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但长期被外来势力所占领,于是干脆我台湾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要独立了。我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外来人的手中。这是台湾独立势力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而中国大陆认为,台湾从历史上看,被中国统治的时间最长,而台湾的人种文化和语言,也是中国大陆的,并且台湾最后一个政权,中华民国,也是中国大陆政权分离出去的,因此,台湾理所当然是中国的领土。从法理上看,根本没有一个台湾独立的概念在,也没有什么一边一国的概念在,也没有一中一台的概念在,唯一有的是分立和统一的概念在。

从地缘关系上看,台湾在第一岛链,是美日封锁中国远出大洋的最大的拦阻,一旦中国占据台湾,就可以轻易打破美日的封锁。因此,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还是从地缘关系上看,从军事政治意义上看,台湾要独立出中国是不可能的。而台湾的未来,在笔者看来,也只有两个,一个是被中国大陆武力收复,一个是和平协议,最后都必然会统一到一个中国中来的,独立的台湾没有可能。

其实,台湾不可能独立还有一个角度就可以看,就是台湾从来都没有真正独立过,一直被一些大国相继占领和统治,包括荷兰人,中国人,日本人,也包括这60年分立的历史。如果没有美国人支撑,台湾在1950年代,就会被大陆武力收复的,当时粟裕大将已经准备好了,而那个时候,武力收复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朝鲜半岛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出兵台湾海峡,于是,台湾的统一就被推迟了,一直到现在。现在也是如此,如果台湾后面没有美国人,台湾也会被很快拿下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现在也不是一个实际上独立的国家。

对于台湾的未来,笔者赞同和平协议,而不是被武力攻下,那样,对双方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是维持现状,无限期维持现状,就是台湾所谓的不独,不统,不武。但这种现状的维持是需要条件的,就是台湾不能加入日美围堵中国的一方,如果这样,中国会为了冲出第一岛链而拿下台湾的。

他看到的毛泽东的“天堂”分明是炼狱

  大跃进年代一首"民歌"唱道:"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北京摄影师杜斌却说:在大饥荒中被饿死的数千万亡灵,会同意对党史、对毛泽东的这种妙笔生花吗?在他们眼中,中共描绘的"天堂",带领他们通向天堂的"金桥",分明就是"炼狱"!


◆高伐林


  被毛泽东称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自己的九十大寿。歌颂九十年的丰功伟绩、英勇事迹,成为中国官方媒体的主旋律。但是,在旅居北京的摄影家、作家杜斌眼中,中共党史是另一番景象。因为他知道,有成万上亿的人已经无法发出声音,其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大饥荒中被饿死的数千万亡灵。当年有首"民歌"描绘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杜斌对我说:他们如果在世,会同意对党史、对毛泽东的这些妙笔生花吗?在他们眼中,党描绘的"天堂",党带领他们向天堂走去的"金桥",分明就是"炼狱"!

谎言搭建的真实"炼狱"

  《毛主席的炼狱》,这正是杜斌在中共九十寿辰前夕所编著的一本书的书名,这本图文并茂的书已经在明镜出版社出版。
  杜斌给海内外中英文媒体拍摄过大量照片,他的《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一书,集中了大量真实的镜头,描绘了上访者满腹冤屈、求告无门的悲惨经历,让读者"百闻不如一见",赢得海内外广泛重视。中国政法大学学者萧瀚说,这本书"弥补了中国历史的部分遗憾"。
  他还出版过《上海骷髅地》、《北京的鬼》、《牙刷》等多部作品,用了很多意识流之类艺术手法,但杜斌强调:百分之百都是非虚构。"在台湾出版的《牙刷》,我标为'后现代小说',但内容完全是真实的,标为'小说',当然是为了避免政治上惹麻烦。"
  但是,《毛主席的炼狱》这部书,13万文字和150多幅图片,只有几百字是他自己写的,他也几乎没有用自己拍的照片。杜斌决定全部用真实的史料: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岁月中毛泽东的党内批示和公开讲话,粮食官员的私人笔记,寄到中南海的民间上书,内参简报,亲历者的追忆等等文字,穿插以那个年代的宣传画、农民画、报刊插图、照片,甚至还有歌曲简谱、年历、邮票、香烟盒……
  就用这些乍看起来杂乱得无以复加的大量碎片,杜斌要还原中共在庆祝九十年征程的大喜日子里注定讳莫如深的五年——1958年到1962年真实的"炼狱"。
  这本书的编排框架,杜斌决定就用编年史的形式,按年份按日期顺序排列。他要让那段岁月,用其本身的色彩、图案和旋律来呈现自身。"这比我说多少话都更加雄辩。我把这些资料编在一起,就是让数千万被饿死的亡灵说话,听听他们对90年党史会说什么?"

"野生"的新闻人

  杜斌出生于1972年,正是中国好不容易跋涉出了大饥荒之后的十年。谁曾料,安稳日子过了没三四年,毛泽东他老人家又把中国推入"文革"的动乱深渊?杜斌在山东郯城县一个镇上长大,那段岁月中,在政治运动中无休无止颠簸的父母都只字不提大饥荒,官方更是缄口不言,他又早早离开了家,以致对那段惨痛的岁月竟一无所知。后来到北京工作后,回家很少,一年才探望父母一次。"直到去年才问了父母,他们告诉我,爷爷也挨过饿,但我们那里还算好,没饿死人。"
  杜斌对《新史记》记者坦承,自己并没有读过多少书。不过他从小酷爱文学写作,年轻时写过五、六年的诗歌,但从来没有投过稿。1993年去当兵,三年后复员,待业一年多才被安排到家乡一家工厂的保卫科工作。上班比较安闲,精力充沛的他对新闻发生了兴趣。
  "在这里学著写稿,学著拍照片——没有人教我,就是自己摸索,看看报刊上人家是拍什么、怎么拍,然后自己学了就往外投稿。为什么后来摄影搞得多?写稿子很费劲嘛,几百字上千字,要吭哧吭哧写;照片省事嘛,对准焦距,按下快门,成了!"
  说是这样说,但正如一个美国笑话所讲的:花了一千美元请专家来查验机器的故障。他来后,只画了一道线指出了故障所在。有人不服气:这就值一千美元?专家说,画线,值1美元;知道往哪儿画,值999美元!
  杜斌也是如此。拍照似乎只是举手之劳,但是知道拍什么有意义,怎么拍得好,这可绝对不是像他自谦的那么轻巧。在别人看来,杜斌的路走得真顺,中国当时那么多著名大报,只有一两家没采用过他的照片;后来又在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英国《卫报》、德国《明星》杂志等国际著名媒体发表。"台上十秒钟,台下十年功。"他经历过多年的颠踬、淬炼,才能在电光石火的刹那间,成就一张优秀摄影作品。
  杜斌给我讲起他如何起步学摄影:他那时没有积蓄,说动了父亲掏出两三千元存款让他去去临沂,买下来一台海鸥相机。没人教,老是曝光过度、照虚了;投稿也发表出来一些,但自己也不满意。他仔细研究各家媒体拍的照片,下班时将工厂宣传部订的各种报纸都搬回家看一夜,第二天早上上班时再送回来。自己也订了《摄影世界》杂志,还买过《黑镜头》、《普利策获奖照片选》等书,揣摩大师杰作的精髓:用光、取景、角度、构图……后来他又登录《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的网站,琢磨别人为什么拍得好,自己为什么拍不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省吃俭用,对相机和镜头不断升级换代。
  "2004年我跟一个《纽约时报》记者出去工作,他问我:是在哪所学校学的摄影?我通过翻译告诉他,我没有受过一天摄影专业教育。这位记者大吃一惊。我补充说,我摄影与你写文章一样,靠的是悟性。他非常认同我的这个体会。"
  杜斌说:我走的,是一条"野生"的路子。"我拍的一些照片,画面里的人是端端正正的,但是场景是倾斜的。有人问我,我说,我眼里的就是倾斜的世界——这就是我的感觉。"
  中国著名摄影记者卢广曾评论:"杜斌是个下手更狠的家伙",卢广指著《中国社会导刊》中一幅图说:"除了杜斌,没人敢这样拍"。
  杜斌回忆,曾获得过世界摄影比赛等国际国内很多奖的"获奖专业户"卢广,对他说:你的照片,每一张的构图都非常好,我在向你的风格学习。"我很惊喜:是嘛!我没有受过摄影的专业训练啊。"
  杜斌告诉我:"我也参加过摄影比赛,但没有获过奖。"
  "不对呀,2010年5月,你不是获过亚洲人权新闻大奖吗?"
  "哦,对,但那不是摄影奖。那一组照片《写出冤情》,发表在《南华早报》上的,我真没想到,他们放到17吋那么大——将杂志的两页连起来。"
拍照靠眼、靠手,更靠心

  获得亚洲人权新闻大奖,说明杜斌摄影闯出名号,不仅仅来自他的眼准手快,更来自他对公平、正义的信念。"我来自草根,我就是草根,我对底层民众有一种本能的同情心,可能这跟我喜欢写诗也有关系吧。"
  而他走向全国,走向首都,走向国际,也与此有关:有这种悲悯情怀,才能捕捉到真实的社会生活的瞬间,才能震撼千万观众的心。
  杜斌告诉我说,最开头的一次,是知道了有一个农村家庭,丈夫给人修房子摔下来半身不遂,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两个女孩,他就去拍他们的故事,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对他们伸出援手。杜斌知道这家人肯定非常非常艰难,连矿泉水都自己带。这次去,拍下照片,又配上文字,做成一个图片故事,给山东一家媒体发表了。
  后来北京一个电视摄制组来山东拍摄一个被人贩子拐卖给麻风病人的七岁小女孩,但他们听不懂当地的方言,杜斌知道了,又出手相助。相处了一段,摄制组的人了解了这个山东小伙子的本事,也了解了他的热诚,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有位摄像师,两次三番地鼓动他到北京闯天下:"《北京青年报》正在招聘摄影记者,你来应聘嘛!"
  杜斌也越来越感到,确实,郯城县的舞台太小了,山东的舞台也小了。此前的1999年,杜斌已经是在山东发表图片故事最多的人,县委宣传部让这个自学成才的青年去给通讯员讲课。他在那里偶然发现了一张彩色的《北京青年报》,留下印象。这次听摄像师朋友再三催促,就去了北京。"面试我的人开头告诉我说,我们招聘的人要有北京户口;我当然没有,就把我的作品给他看,他看了就说,你下星期就来上班吧。我当晚赶回山东,买了份《北京青年报》,在火车上打开一看,居然把我的一个图片故事刊出了漂漂亮亮的整整半个版!面试我的人居然都没给我提一个字……"
  锥处囊中,脱颖而出。年轻的杜斌,先后在《北京青年报》、《工人日报》、民政部下属《中国社会导刊》等媒体工作,为这些媒体,也为国内外其它大量媒体拍下聚焦弱势群体的新闻照片。

不可避免卷进风波

  依杜斌的性格,不惹出风波是不可能的。
  他在《北京青年报》工作时,2002年8月,与芦荡合写过一篇报道《"山东栖霞57名村官集体辞职事件"真相》。他们深入当地十几个村庄,走访了几十位当事人,尽其所能地客观报道这一事件,反映了村委会主任、村支书、上级镇党委张书记、栖霞市委王副书记等各方面的陈述和看法,指出:


  虽然57名村官上访一事不能称为辞职,虽然57名的数字有些水分,虽然出现联名事情的45个村子和全市945个行政村比起来显得有些微小,虽然栖霞市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很多人因此断了上访的念头,但是有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落实,比如印章的使用问题。虽然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但是在栖霞的部分村中却存在著这样一个问题:按规定,党支部、村委会的印章应该由党支书与村主任之外的第三人进行保管,但是如果书记与主任出现矛盾时,印章的使用权实际上就落在了保管人的手里。还有村主任连帐目都看不了,还谈什么财务公开?甚至有些村的村民大会制度没有落实,有的村甚至几年也难得开一个村民会。我们还了解到,村里的家族式管理也十分严重,甚至有的一家几兄弟全是村里的主要干部,这样村委的决定实际上成了自己家里的决定。


  在当时,这是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人民日报》报道过,在海外也有影响,《纽约时报》2001年5月就曾报道过。

  调到《工人日报》后,杜斌持续关注山东栖霞这57位被选出来却无法干下去的村主任的遭遇。一场风波,就起于杜斌要报道其中一位村主任孙学德所经历的不公遭遇。孙学德在2000年被人带走,失踪了几个月,2001年12月,在一次秘密审判中被以闯入政府办公室和盗用公款的罪名判刑8年。
  杜斌这篇稿件的细节,这里就不细说了,简而言之就是:村委会主任被选出来当家作主,村支书不甘心"大权旁落",于是百般刁难、迫害村委会主任。
  "我揭露的当事人得知我搞了新的报道,从山东派人来北京阻止稿件问世。他们找我,我肯定不会答应他们撤稿;他们就找全国总工会——全总是《工人日报》的顶头上司嘛,他们从上面来压,果然奏效。有一天我偶然听见报社总编辑对我们编辑主任吴琰说:"那个村官涉及经济犯罪,被抓起来了,马上要判刑,你们那篇报道就不要再登了。"
  杜斌绝望了。他没想到,过了两个月,编辑主任吴琰问他:你那篇稿子给谁发了?杜斌说,谁也没给。吴琰说:我还想登。
  杜斌告诉我:"这会儿总编辑出差了,就瞅了这个空儿。我打电话给孙学德的哥哥,向他们通报:稿件可能起死回生,还建议,要是刊出了,来人从北京买500份报纸带回去——我怕当地政府扣住这期报纸。"孙学德的哥哥马上赶到了北京。
  回忆起当时的场面,杜斌沉浸在紧张而兴奋之中:他和编辑主任眼看著当夜值班的副总编辑大笔一挥签了这个版,才放下心来:过了最后一关!第二天的报纸,登出来洋洋洒洒大半个版。
  "出了个插曲:本来交了钱要印刷厂加印500份,好让山东来人带回去,结果印刷厂忘了!他们很不好意思。想办法补救,告诉我们说:从北京的彩色版抽出一百份、再印400份黑白的,不要你们的钱。我们当然高兴啦,一小时后就取到了这五百份报纸。我交代:拿回山东后,给市里每个领导送一份,全市每个村委会主任一份,你们村每家一份。"
  杜斌自己,用红笔将这篇稿件圈起来,给当地的市委书记、市长、宣传部长、公安局长,一人邮寄了一份。
  可想而知,这引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省市县领导人是怎样勃然大怒!"报社总编辑也很恼火,他发了话要不要刊出,却还是将稿件刊出了——不是藐视他的权威嘛。我在武汉出差,部门主任打电话来说,你千万不要回来。山东来了三个人,一定要见你。"见他当然不会给他什么好果子吃。
  杜斌很欣慰。他坚信,这篇稿件,写得真实,发得正义。
  《纽约时报》的驻京记者看到了杜斌在《工人日报》刊登的许多图片,印象很深,跟编辑主任吴琰一起吃饭时,还说起你们某某报道的照片拍得真好——都是杜斌拍摄的。杜斌认识这位记者之后就问他:你们还需要摄影师吗?"他很高兴,因为他的老板正要他们找中国本土的摄影师。后来约时间让我去见了他们老板,我就给他们干活了。"
  《纽约时报》开始一段时间刊登他的照片时,没有署名,是为了不给杜斌惹麻烦。但是后来该报驻京办事处换了另外一批记者,他们没有经验,一不留神将杜斌的名字登出去了。杜斌说,"登了就登了吧,也好,以后我也就不在乎了。"

自己是个幸存者

  杜斌终于与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惨剧邂逅相逢。
  那是2004年,他通过代理服务器翻墙来到海外网络社区,接触到海量信息。他原来也听说过饥荒,但相信上面灌输的说法:都是自然灾害加苏修逼债才引起的。看到这些血淋淋的资料之后,时年32岁的杜斌愕然大惊,难以置信:中国竟发生过这样的大惨剧!
  震惊之余,杜斌著了魔般地到处搜求资料。虽然此前他对国内官方媒体和出版物隐瞒、掩盖和粉饰真相的种种做法,早有认识,但是对这么大的事儿,到底真相如何,他不敢贸然相信。杜斌告诉我,"从大跃进到大饥荒"这个问题紧紧地吸引住了他,他一头扎进那个年代的各种官方和民间资料。有朋友到香港,也请他们带些有关资料回来。杨继绳的书《墓碑》出版之后,杜斌也在第一时间细读。"看了之后我更想抒发我内心的感受,越看越觉得毛泽东的罪恶太大了。我越来越感觉:毛泽东简直是故意要将这么多人饿死!"
  杜斌后来又找到了《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资料》(都是"文革"中的毛泽东新语录选集——明镜记者按),将能找到的毛泽东从1956年到去世前的讲话都看了一遍。杜斌一度还想申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资料中心去查阅资料。
  后来,他在网上搜索到《人民日报》从1945年创刊到2005年的电子版,但太贵了,竟然要六万块钱,不是他能承受得了的。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他望洋兴叹之际,他看到网络上有人登出这套资料的销售广告,价格便宜得多,他料想是盗版,可也顾不得了,立即寄钱去,获得18张盗版光盘。杜斌从头到尾、一天一天、一版一版地浏览长达数年的中央党报,"幸亏,那个年代的《人民日报》没有多少版"。
  杜斌归纳成三条思路:
  第一,毛泽东如何蓄意制造这样一场悲剧?第二,被饿死的人知道自己面临绝望的结局吗?第三,毛泽东和中央、省、市地县和公社的官员,在干什么?与此同时,农民在干什么?"我特别想找到这样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的戏剧性的对比资料。非常可惜的是,毛泽东讲话的时间,当然都是被秘书们记载得精确到天、到下午或者晚上的;找到一些农民回忆苦难的文章,他们却都没有将悲剧的时间记载得很精确——农民嘛,哪一天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人饿死了、牛饿死了……"——杜斌毕竟是写诗、摄影出身,他的几条思路,很明显带有形象思维特征。
  官方说法和民间说法、谎言和真相的截然反差,让杜斌感受到极度的荒谬、也涌起极大的义愤:怎么可以这样心安理得地鱼肉人民,同时又这么正义凛然地愚弄世人?别说一句表示歉疚和忏悔的话了,还要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那样,继续自诩、也继续要求民众讴歌"伟大""光荣""正确"?
  让他特别愤怒的是,他通过大量阅读大饥荒之后的文献,发现造成惨剧的罪魁祸首毛泽东,自称代表人民利益、被称颂为"人民大救星",却一直对造成和平年代如此惨重的饥馑,数千万朴实的人民无声无息地倒下,竟没有一丝一毫的愧悔。
  杜斌的结论是:毛泽东并非像许多善良的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或者像官方为之开脱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美好理想、急于求成而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失误;不,毛泽东是蓄意的!
  杜斌说,如果毛泽东的初衷真是为实现大同理想的话,当发现遍地饿殍时,他应该痛心不已,改弦更张,让人民休养生息。但是毛泽东并不如此。为了向笔者证明这一点,杜斌找来2000年6月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74期,长篇大论地朗读毛泽东如何粗暴训斥李富春,坚持催促国家计委上马劳民伤财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当李富春汇报,筹集资金非常困难,毛泽东甚至说出"用我的工资"这种蛮不讲理的话来。
  杜斌还引述毛泽东对国外领导人为大跃进的自我辩护:"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
  毛泽东对几千万饿殍是否表示过内疚歉意?杜斌翻遍各种资料,没有找到这样的记录——他相信,如果真有,中共的文人和媒体,是不会放过的。他倒是找到一条毛泽东向鱼道歉的记录: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写的《毛泽东传》中记载,毛泽东对护士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杜斌说:你看,他向吃过的鱼"赔不是",也没有向人民道歉!
  杜斌明白了:毛泽东毫无懊悔之心——"这不就证明他就是蓄意的吗?"
  杜宾的一家之言能获得多少认同?不得而知。毛泽东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做出荒谬残忍的决策,最终造成大饥荒,在学界还会长久地争论下去。

用拼贴凸显谎言与真相

  年近不惑的杜斌难以容忍:自己不少同龄人和下一辈人,竟然跟过去的自己一样,仍处在"大惑"当中,既不知道、也不相信这样的浩劫惨剧果真在神州大地发生过。
  杜斌产生了还原历史真相的强烈冲动。
  怎么还原?他想出一个用当年的各种真实资料来拼贴的主意。
  一个世纪之前的1912年,毕加索创作出世界上第一件精致拼贴艺术品;一个世纪之后的2011年,这位不知"拼贴"为何物的摄影师杜斌,编出了一本拼贴式的图书。
  他对我说:没有什么比《献礼》《载著我们上天堂》《夜战》《送粮路上》这些大跃进画作更虚假的了,但是,也没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真实地展现那个时代了!

  用真实的史料来编辑,其实不比自己创作容易。文字资料相对来说还容易找,要找到恰当的图像资料就费事得多。他花了很大功夫去潘家园旧货市场上淘宝。
  他举出书中选用的《大豆过江》这幅漫画为例。这幅作品,是江苏邳县农民朱会然和漫画家华君武合作的,当时被视作艺术家"与工农兵结合"的典范。后来在"文革"中首先被毛泽东抛出来的"三家村"主将邓拓配诗写道:"叶作风帆荚作船,长江飞渡若云烟。出自豆类成大器,家在东吴试验田。"假不假?假;真不真?真!
  杜斌觉得《大豆过江》这张画很能反映问题,但是网上只找到黑白的,而且图片很小。他找了很多年,后来在潘家园偶然发现了1958年第21期《漫画》杂志,正刊有这幅彩色漫画。他如获至宝,但又不敢声张,怕惊动了卖家,奇货可居,漫天要价。"我买下来了,就这一本,60元——这算真便宜了!"
  为找到以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为题材的宣传画,杜斌不知去潘家园翻拣过多少次。终于发现有个摊主有两张1961年的年历,上面的宣传画正是"三面红旗"。一张下面的年历因为破损而被裁掉了,150元钱;另一张则是完整的、带有年历。杜斌想,反正我要的是这个"三面红旗",半张就半张吧,掏了150元。回到家一想,不对呀,带1961年年历,不是更有历史价值嘛!还是得买完整的。旧货市场周末才营业,他熬到下一个星期六,一大清早就我又去了,问摊主那张年历是否还没卖出?"他要了我200元。给他钱之后,我告诉他,我要用这个做我的书的封面。摊主告诉我,这张画,他是15年前收进来的。我说,你保留了15年,就是特地留给我的啊!"
  但后来因为书的开本设计有变化,并没有用这幅图片作封面,而是另选了一张《时代》周刊1963年9月13日刊出的漫画。
  杜斌共从旧货市场淘来200多幅画。"靳尚谊的《祖国颂》,我花了600元——画家自己的画册中没有收入这张画,可能他不好意思拿出来吧;1957年的漫画《猫头鹰》,60元买下的……"但他说不清总共到底花了多少钱。他只记得,仅仅花在对这些资料进行高精度扫描上的费用,就有八千元。
  如果说,一个世纪之前毕卡索的拼贴创作从此打破了艺术中真实与幻象的区别,那么杜斌的这本拼贴书,则正相反,坚决地划清了谎言与真相的界限。
  此书中将五花八门的资料碎片集中摆放后,非现实的重组和叙述手法,否定和反讽的意味,产生了奇特的对比效果。杜斌一一列举说:毛泽东那些美妙的高调与神州遍地饿殍的对比;宣传机器全速开动的巨大声浪与底层民众不忍卒闻的呻吟的对比;各级官员对上"逢君之恶",对下残民以逞的对比;文人们外表豪气干云闭眼唱颂歌与内心极大恐惧的对比……他强调:这种编年体例,就是要让读者一目了然:某年某月某日,毛泽东在干甚么,党中央在干甚么,省里的市里的村里的干部在干甚么,农民在干甚么……
  到时候了,"中共该对数千万寂灭的亡灵悔罪了"——杜斌说。

温家宝谈“迫害”的真意

最近温家宝在南开中学发表演讲,极其鲜见地谈到自己的家世。对此各方多有不同解读,其中最引起关注的一点,是温谈起自己家庭在文革期间被迫害的事,被解读为"试图向党内「强硬派」人士喊话","有意敦促党内强硬派人士进行政治改革,避免重蹈覆辙"。"让他们了解实施铁腕统治、拒绝改革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更有人解读为是"温家宝'政改'言论的继续","显示了温总理对近期召开的六中全会所持的不同意见,关于如何重建中国的文化,和是否需要继续控制公众意见。"

但温家宝该讲话或许另有深意,对比讲话前中共内部发生的事件,或许会明白温的"迫害"提醒,或许另有更加急迫的现实意味。

实际上一些评论已经注意到,但凡温言论有"过激"之处,必与当时中共内部某种情势有明确对应。如上次在大连谈到"以党代政",正值江泽民病危期间;再往前,与香港吴康民见面,大谈"文革遗风",实际上与其夫人深涉刘志军案有关。

而这次南开中学讲话,则发生在另一件腐败案开审期间。10月25日,温家宝到南开中学访问并发表讲话,但媒体没有报道讲话内容。10月26日国土资源部原总编辑刘允洲涉嫌受贿案200余万开庭,在媒体大幅报税刘案之后,温家宝南开讲话也紧接着于10月29日通过光明日报全文发表。

如此紧凑,绝非巧合。

国土资源部原总编辑刘允洲腐败案,最直接的影响,是前国土部副部长,温家宝的亲信、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的"师爷"李元被"双开"。

2011年2月,原中国国土资源报社长、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刘允洲被"双规"。随后,李元开始被调查,6月,李元被"双开"。

国土部知情人曾对海外某媒体透露,李元被"双开"但没有被追究刑责,是温家宝出面力保的结果,因为李元为温家宝的前秘书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充当了挡箭牌。

据显然是高层知情人今年2月份在海外文学城网站透露,中纪委某司室负责人,根据举报暗中秘密调查国土资源部一位司局级干部(即刘允洲)时,查获重大线索,将国土资源部原常务副部长李元牵扯进来。对李元的暗中调查,又牵出了李元背后的重要人物——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徐与李两人交情颇深,徐是温家宝的老秘书,而李是温家宝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时期的老部下,所以,2007年徐绍史到国土部担任部长后,李元作为老国土,对不懂业务的徐绍史多有帮助,是徐绍史在国土资源部确立权威的功臣。退下来的李元,也并没有真闲下来,而是为一些豪门大户尤其是中央高层家属,包括温家宝的家属拿地皮搞房地产的拉纤做媒。

该消息透露,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办案人员掌握了徐、李大量的腐败事实和其他线索。但由于调查中,办案人员找了一些国土部的司局级和处级干部进行协助调查,包括李元以前的秘书,调查最终还是惊动了李元,李元告知徐绍史,说感到有人在调查他们。徐马上向温家宝汇报。此时,正值温家宝为树立民主形象屡谈政改而引发高层集体震怒之际,《人民日报》发表郑青原的批判文章所引发的震动正在党内外扩散,温认为这是有人要在他后院下手,因为国土资源部的前身,包括地质矿产部,是温的根据地,徐绍史、李元都是他的亲信。温让监察部部长马馼查一下是谁在幕后指使。


正在这时,贺国强出面叫停了针对国土资源部的一切调查。原来,周永康也得到了有人在秘密调查李元的消息。周是第一任国土资源部部长,李元当年就是他的副手,国土部也有他很多的亲信,周的儿子通过李元等人搞过地皮。周永康怕事情涉及自己的儿子,近而影响自己在十八大的发言权,于是他一方面通过贺国强叫停了调查,一方面下令公安部查一下是谁在调查。

周的反制,使中纪委的调查被迫中断。事情也就到李元为止。

据一位接近本案的人士透露,李元也很"仗义",替徐绍史扛下了一切,温家宝夫人通过徐绍史批地的事,也就成了无法证实当然也无法证伪的传言。

但一切并未就此平息。刘志军案发后,温家宝秘书,国务院副秘书长丘小雄牵涉极深,陷入被动的温家宝虽然力保竭力保全,让其远走国家税务总局当副局长,但终究是伤了一定的"元气",温家宝当然不希望徐绍史再出什么问题。

于是,南开讲话中,"迫害"一词便蹊跷出现,借古喻今,不过提醒的倒不是什么党内的"强硬派"、"保守派",而是政敌,也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为了自保。言外之意,政敌若借刘允洲案再掀波浪,说明,温家宝受"迫害"不仅是历史,而且是在当下。通过隔空喊话,利用自己的声望,达到吓阻政敌的目的。

与温谈"政改"只停留在口头,不付诸行动完全不同,在确保家族及集团利益,延续政治影响力方面,温却是嘴上不言却动作频频,如为了保证十八大后延续对国土系的掌控,温正积极运作,让徐绍史于十八大后接任现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通过掌握核心权利预防对家族利益的任何"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