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新疆地震局地震检测中心了解到，在发生5.3级地震后的7分钟内，几乎同一震中位置又发生了4.1级、4.2级两起地震，震中在312国道附近，距托克逊县30公里，距吐鲁番市80公里。
记者从托克逊县了解到，地震发生时当地刚上班不久，由于震感强烈，很多人都冲出办公楼或家门，躲到空旷地带;当地两家医院也将病人紧急转移至院内安全区域。
托克逊县居民杨明告诉记者，地震发生后，不少人将被褥搬到院子里，不敢进入室内。不过，这两年抗震安居房相继建好了，农村的房屋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我的孩子正在高考，并没有因为发生地震而停考。"
吐鲁番地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王春涛说，地震发生时，正在进行的高考受到轻微影响，但很快恢复正常。目前，教育部门及各学校已经做好紧急疏散的预防工作。
吐鲁番地区消防部门表示，目前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新疆地震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震区再次发生强震的可能性不大，"当地近70年来几乎没有发生过5级以上地震，这次是主余震型地震，居民不必过于恐慌。"
托克逊县地处新疆中东部、天山南麓和吐鲁番盆地西部，北与乌鲁木齐毗邻，两地相距约160多公里。
同日，该报另一篇报道也援引对陈炳德的专访称，访美期间中方向美国提出减少对台售武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对方响应，一旦对方付诸实施，中方一定会采取行动，作出"坚决的斗争"。报道还称，美国一直希望能将两军对话提升至2+2级别，即外交部长加国防部长，但陈炳德直接的响应是"不可能"。文章称，这是中方高级将领在美方这个要求上的首次公开明确表态。实际上，在中方向美方提出的重要要求没有得到明确满意回答的情况下，中方不会按美方的想法，建立2+2会谈机制。
随后，短道速滑队员王濛和周洋等队员在各自微博中爆料：短道速滑队在云南丽江无故被打，打人者身穿保安制服，多达20余人，至少有10余名队员因此受伤，并有队员当晚被送去医院救治。
顷刻间，队员们的数条微博激起千层浪，外界对此事的说法版本不一，有说是保安蛮横清场并肆意殴打运动员，有说是队员晚餐时喝高，与保安一言不合发生集体冲突。
■丽江警方说法
录像显示速滑队员先动手
在昨日上午的新闻通气会上，丽江古城区公安局透露，7日零时36分，他们接到市民报警，称有人酒后闹事，在古城四方街打架，当地指挥中心随即派出巡防队员前往制止。
在巡防队员到达事件现场后，一名男性短道速滑队员率先动手，"踢了巡防队员一脚"，随即导致双方事态升级。警方表示，此举有监控录像可以证明，但因故没有在发布会现场公开。
在制止行为迅速升级为"斗殴事件"后，事态进一步扩大，从事发当地的四方街到百米外的五一街都出现了围观群众，这也导致了在微博上很快就有网友上传现场照片与实时转播。
据公安相关人员介绍，中国短道速滑队王濛等人在群殴事件后接受公安机关处理时极不冷静，还口口声声说："你知道我是人大代表吗?我们都是世界冠军吗?"
■速滑队说法
王濛：无缘无故集体挨揍
7日凌晨，冬奥冠军王濛在微博上爆料，称中国短道速滑队在丽江集体被打，受伤队员已经被送至医院检查，另一位短道名将周洋补充称，打人者是无缘无故地将短道速滑队员打伤。
7日02∶12
王濛：中国短道速滑队集体被揍!在丽江。中国还有正义吗?
7日02∶21
王濛：现在医院做检查，真打啊。
7日02∶45
周洋：人还在躺着!丽江市人民医院的医生都睡觉去了?
7日02∶51
周洋：值班医生吃夜宵??!!医院救死扶伤的地方!丽江市人民医院!!还有没有人性了。
■声音
"经过警方的调解之后，对方承认了错误，也已经向我们赔礼道歉。孩子们昨晚比较冲动，在微博上说了一些过头的话。"
——中国短道速滑队领队王春露事后接受采访时透露。
■医院说法
无法满足世界冠军的单间要求
7日凌晨1时许，短道队员被送往丽江市人民医院，院方立即开始了检查和收治工作，并按照短道速滑队要求，对队员们进行了全身检查。
因当时正值深夜，且仅能容纳300名病人的医院已经超额收治了400多名病人，无法提供多余床位给短道队员，更无法满足其因"世界冠军"身份而提出的"必须住单间病房"的要求，所以短道队员并没有办理入院手续。虽然院方临时调整出了急诊床位，但是短道队员还是选择了自行离开。
院方对于队员们在微博上表述的"医院没人管"等措辞表示了难以理解。
■冬季中心说法
"目前我们知道的情况是队员所受的伤多为皮外伤，并没有网上传的那么严重。在事情发生后，中心向队伍进行了初步了解，也迅速开了一个短会。由于现在我们不在云南，因此正要求队伍向中心写一份详细的材料，以便对整个事件有更清楚的了解。同时也会配合当地公安部门处理后续的事宜。"
——于海燕(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短道速滑部主任)
■目击者说法
话语不合致冲突
据某体育报道，在冲突爆发20余分钟后，巡防队员与中国短道速滑队展开了沟通。在后者表明身份后，巡防队员也当即表明可以派车送受伤队员就医。但后者不满意以警车送医的提议，转而提出叫120送医的要求，其后等待期间，一度引发了队员们的情绪失控。上述情节描述，在通气会上得到了警方的证实。
另据丽江当地一家酒吧老板透露，"按照丽江当地规定，11点以后所有酒吧不允许放音乐，当时已经夜里12点半，他们(队员)说话声音比较大，遭到当地居民投诉，正好当晚有协防巡逻，上前询问怎么回事儿，可能双方话语不和产生了肢体摩擦，最终导致了冲突的发生。"
■事后
短道队已封口
昨日，丽江市领导来到短道队道歉，队伍就此事也进行封口。"现在说啥都没用，永远都这样，不让人说话……"王濛随后在她微博中表示。
据悉，此次冲突爆发后，短道队队员们没有大碍，无人留院接受治疗。领队王春露表示目前包括冯凯在内的所有受伤队员都已经返回酒店，大多都属于皮外伤，没有特别严重的伤势，对接下来的夏训并不会造成影响。
评论
公开录像，真相大白
■叶慧
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大凡冲突，先动手者必然要负大部分责任。
中国短道速滑队在丽江遭遇冲突被打，当然不是值得歌颂的好事。可是谁对谁错，只要找出先动手者便可。口说无凭，要的是证据。
无论丽江古城一方，还是中国短道速滑队，从头到尾都是各执一词，谁也不肯认错。短道队方面一口咬定自己没先动手，而且对方已表示认错;古城保安方面则称是短道速滑队员先动手，从而引发肢体冲突。最可笑的是，掌握着录像的古城公安局只是声称监控录像显示短道队员先动手，却又表示录像因故不能公开。因故到底是因什么故，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难道是因为恐惧对方的"世界冠军"、"人大代表"身份吗?还是因为公安局说法担心公开监控录像某些情节会影响丽江形象?
地球人都知道，只要公开录像，一切就能真相大白，偏偏就是因为一个没有说法的"故"而无法公开。这事真的很扯淡。
周五的一则消息初露此端倪。德国总理默克尔6月6日-7日访问美国，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讨论欧元区债务危机。她意在希望美国同意欧盟为IMF新总裁推荐的人选，并支持IMF继续对希腊的债务拯救计划。
这不是一个容易得到的支持。此前，IMF前总裁、法国人卡恩离奇中招"性侵门"之后，IMF不再积极参与希腊债务重组，穆迪评级公司对希腊主权债连降三级，希腊偿债压力急剧提升。如果IMF不能与欧盟齐心协力，那么希腊和欧盟必须接受硬重组——直接消减各方债务，欧洲央行和相关国银行将损失严重，总额约在500亿美元左右。
奥巴马有可能在IMF的问题上让步，但这是肯定有条件的，美国至少会要求欧洲配合美元势力打压黄金，即要求欧洲央行和欧洲各国央行抛出300-500吨黄金打压国际金价。
此条件有可能被欧盟接受，此前的5月25日，欧洲议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会一致同意允许结算所接受黄金作为抵押品。这是带有对美元的反威慑性质——即如果美元继续痛击欧元的软肋希腊，那么欧元就痛击美元的软肋黄金。
巧合的是，5月31日的《欧盟时报》网站指出：卡恩被捕可能是遭到美国情报机关的陷害，因为卡恩掌握了美联储黄金"失踪"的证据。据称，俄罗斯总理普京曾披露，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FSB）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卡恩在因性侵犯的指控被捕之前，曾发现所有美国肯塔基北部福特？诺克斯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黄金存放地）的黄金储备"下落不明"。这个疑虑在2010年5月的《中华元战略报告：黄金，财富诺亚方舟》中曾被提出过。
尽管自从欧元诞生的那一天起，欧元与美元的最后决战就不可避免，但目前双方似乎还没到最后决斗的时刻，因此，暂时的妥协是相当有可能的。而妥协的最直接标志是，美国同意法国人担任IMF新总裁。
如果这个消息出来，国际金价可能下跌100-200美元，向下测试1400美元一线。但这不改黄金大牛市。因此，实物黄金投资者可继续持有，黄金期货和保证金多头可立场观望。从现在起，黄金投资者应谨慎观望。而如果美国仍然明确拒绝欧洲人继任，金价将突破前期高点，打通上行通道，则意味着决战开始，而黄金将大涨。本人倾向于前者。
面对日趋恶化的环境，如何才能更好地加以保护和改善？今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中国政府确定的主题为"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绿色未来"。
自从1974年提出"只有一个地球"这个响遍世界的环境保护口号后，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活动已经在全球举办了37年，但全球的生态却是越来越脆弱了。那么今年我国再举办这种主题活动后，国内环境情况能够好转吗？
与其他许多问题一样，环境保护多是为利益导向所左右的。当环保的收益不能为人们所共享时，就难保证人们会为了环保，而形成一个有力的共同体。例如农村环境保护问题。
农村环境问题固然可以归结为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监管能力严重不足等一些表面化的原因，但主要的症结，还是在于政府官员与农民存在着不同的生态利益需求差异，而这也是"共建生态文明"的尴尬之处。当政府官员认定自己无法从乡村的生态价值中受益时，必然只会看重乡村的经济价值，在这个时候，农民期望的生态价值就难得到重视。例如当村民被迫食用受污染的水时，政府官员却能畅饮纯净水。所以一些被污染困扰的村民沉痛呼喊"还我家园"时，当地政府部门却能声称既没接到相关投诉也未发现企业问题。因此以共享绿色未来诱导政府官员与民共建生态文明，恐怕是作用不大的。政府政府官员实际上现在已经处于绿色怀抱里了，不太需要与民共享绿色未来的。
与此同时，在劳动人民因为环境污染承受身体健康受到伤害等后果的同时，那些造成环境污染的黑心老板们却不用与劳动人民在同等程度上承受环境污染危害后果：既不会受到身体健康上的伤害，经济利益等方面上也往往受不到多大惩处。这样一来，黑心老板们又何必费心尽力，花钱去做好环境污染防护措施呢？而这应当也是我国受环境污染危害的人数众多，重大污染事故屡屡发生的一大原因所在。
当然若让黑心老板、政府官员去同等承受身体健康伤害危险，来迫使其加强环境污染防护工作恐怕是难以执行的。因此或许还是宜参考刑法中的故意伤害罪，根据环境污染对劳动人民人身伤害程度的不同，对环境污染相关责任人判处相应的民事赔偿和刑事处罚。只有尽可能地让黑心老板、政府官员们在同等程度上共同承受环境污染危害后果，那些黑心老板、政府官员或许才会多多注重一下环境污染防护工作，不去严重污染环境了。
2000年2月的新世纪之初，江泽民同志就审时度势地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主张并号召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内，无论是坊间还是庙堂，无论是学界还是商界，都充斥着对这一执政思想的嘲弄和讽刺——"我没授权你代表，你凭什么来代表我"、"三个代表说到底就是代表谁有权"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开始大行其道。
应该肯定的是，认识到自己的权利，这是国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进步，但"三个代表"思想的所谓代表，不是法制意义上的权力委托，而是执政思想和理念的追求、诉求和目标，它在本质上属于思想认识领域，正如我看到义丐徐超就想到整个社会存在贫穷一样，"丐"就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贫穷，难道这还需要所有的穷人都来授权义丐来代表吗？
所谓代表在本质上是要求党要对民心和民意知冷知热，要对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行重视和考虑，并通过政策、法规和制度机制的设计而体现出来，它在本质上是领民心、采民意、察民情、汇民智，属于思想、精神和心灵的代表。
任何一个政党参与政治生活，都要选择相应的社会群众作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并在此基础上而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而在社会实践中去检验和完善，以实现这个政党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在这个过程中，民心则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政治主张取得实效赢得民心，政党才能最终赢得自己的政治权利。
所以，不要看到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以为共产党的政权是拿着枪杆子抢来的，这种思想就是因为看不到民心向背、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开创历史中的巨大作用，而民心，正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谁得到民心，也就意味着人民选择谁。
不错，共产党是靠枪杆子打下来的天下，但在枪杆子的背后，更有人民群众那无数的独轮车、那无数子弟兵参军入伍上阵杀敌的巨大热情、那无数的为中国革命而心甘情愿抛下的头颅和洒下的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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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之所以提出，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使得中国社会告别了阶级斗争的时代，而步入一个先富后富的转型期，而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就转化为贫富矛盾。
在此形势之下，中国共产党要管理这个国家，就不能像阶级斗争时代那样，只站在工农联盟的阶级立场上，而是应该凌驾于贫富矛盾之上，驾驭并协调先富群体和后富群体，在追求国家整体利益的同时，兼顾公平和效率，追求社会正义，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而只有认清整个人类社会从物质生产进入精神生产、从工业文明进入智慧文明、从体力劳动进入脑力劳动时代之后，只有发现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方式使得阶级斗争具备了消灭的根源之后，我们才会发现"三个代表"思想的伟大——因为这标志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入到一个阶级消灭的伟大历史时期，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踏着时代的节拍前行，摸着石头过河却也能趟出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阳关大道来，这是何等伟大的壮举！
阶级斗争之所以可以消灭，正是因为精神生产方式的出现，使得生产资料从可以被独占的物质资源向着不能被独占的信息和知识资源转变，这恰恰使得私有制在精神生产领域丧失用武之地，从而使得每个无产者都可以变成有产者，就像义丐徐超一旦出名就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是变成了无形资产者一样，因为名，正是他的无形资产。
一些左翼人士之所以思想落后，是因为他们的思维难以跳出阶级斗争的窠臼，而不会去思考让另一部分人也富裕起来的办法，不去回到生产方式这个阶级产生的根源上，他们错误地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并企图将阶级斗争的绳索永远戴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他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他们也不知道共产党的使命是消灭阶级，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全球共产主义。
而消灭阶级，不是无产阶级拿着阶级斗争的武器将另一个阶级赶尽杀绝，因为那样即使成功，也会在无产阶级内部继续分化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从而再次产生新的阶级对立，要从根本上消灭阶级，就必须回到生产方式的变革上来，而不是诉诸于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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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人类正走过工业文明而进入信息社会，而信息社会则正在为人类孕育出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那就是以脑力劳动为主导的精神生产方式——信息和知识等共有共享不能被独占的精神资源成为崭新的生产资料，人人都有的人脑则成为精神生产的器官，而精神产品则是每个人自己的财产，它能为脑力劳动创造出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等无形资产，只要将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人人都可以变成有产者。
这种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正是精神的共产主义，其特征就是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脑袋可以鼓起口袋，它可以让另一部人也富裕起来，关于这种生产方式，我已经通过《智本论》一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而策划义丐徐超当明星，正是对这种生产方式的具体演绎。
因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出现，中华民族也就可以在新的历史时期认清时代趋势和走向未来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也就可以在信息时代肩负起开启智慧文明时代的伟大历史使命，自觉发展精神生产方式，引领中国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轨道，引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一个阶级消灭的新时代，实现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
而以让另一部分人也富裕起来为标志，中国也将告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转型进入中期阶段，并引领全人类向着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前进，有谁知道，这正是"天无绝人之路"的上天赐给在落后的社会条件下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民族，以穿越"卡夫丁大峡谷"的一条必经通道呢？
只有认清未来，才能准确把握现在，只有发现精神生产方式这条光明大道，我们也才能发现"三个代表"思想的光芒——人类正进入一个阶级消灭的时代，但前提是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精神生产方式，从而让另一部分人通过脑力劳动也富裕起来，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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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治国大纲，认清当前左和右的各种错误，统一党和人民的思想，跳出左右之争的藩篱，为中华民族走向未来扫平路障。
"三个代表"的本质是跳出贫富矛盾、跳出阶级斗争、跳出某个特定阶层的利益立场，站在国家大局和民族大义的立场上，自觉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正视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探索并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听任贫富差距扩大，听任先富群体和后富群体在思想意识层面上产生的那种仇富和鄙穷的对立。
要贯彻"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就要自觉清除党内的官僚主义思想，重视赢得民心、尊重民意和采集民智，改变作风，通过信息社会的网络媒体等信息手段健全完善民主集中制，尊重党员和群众的话语权、知情权、关注权和批评权，用信息民主的形式实现党内民主和党群民主。
只有真正采集民意并尊重人民的口袋和脑袋，真正实现党群一心，才能使党真正能代表人民群众，而不是一厢情愿地代表；只有直面问题和矛盾而寻找根治办法才能创建真正的和谐，而那种掩盖问题和矛盾的做法所实现的不过是单方面的和谐而已。
"三个代表"的思想内核就在这个"代表"二字上，而在这一词汇的一端即是党，另一端则是人民，它提出的是新时期"党究竟应该如何代表人民"的时代命题，它要解决的则是"党如何在新时期赢得民心"这一重大课题，它审视的是"如何重建党和人民的关系"这一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矛盾。
在阶级斗争转变为贫富矛盾，而贫富矛盾却没有变成共同富裕，以至于阶级斗争仍可能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存在反复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直面各种重大的时代课题和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探索出新的解决办法，不能将党和人民群众割裂开来，不能放弃一贯坚持的群众路线，不能让一道体制的高墙让党和群众内外有别，不能让利益之刃切断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不能唱着"为民谋利"的高调而再去要求群众去做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超人"。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身是没有利益追求的，他只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为实现全球共产主义、为解放全人类、为万世开太平以实现人类永久和平这一民族大义和全球大义而存在，但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却都有个人利益——党员也是党内的群众，而群众也都是预备党员。
面对CPI步步高升，中国人习惯性的指望周小川，周小川也觉得责无旁贷。
于是，银行准备金率不断创出新高，存贷款利率升了又升；
于是，很多中小企业度日如年，高利贷席卷全国，实体经济岌岌可危。
可是，CPI并没有向周小川低头。
在笔者看来，即使周小川每月两次加息和两次提高准备金率，再持续2个月，CPI可能也下不来。
大蒜、绿豆、花生、猪肉等多种农产品几个月之内可以涨价数倍，这是周小川通过加息或提高准备金率可以解决的吗？
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家们因为其简单，似乎忘记了：农产品价格弹性系数偏低，是天然的投机品。
如果猪牛羊肉短缺10%，假如既没有储备投放，也没有囤积居奇，肉价可以涨50%；假如没有储备投放，却有人囤积居奇，肉价可能上涨200－300%。
如果粮食短缺10%，假如既没有储备投放，也没有囤积居奇，粮价可以涨100%；假如没有储备投放，却有人囤积居奇，粮价可以涨500%。
某种农产品一旦出现了短缺10%预期，假如农民惜售10%，收购商惜售10%，一级和二级批发商各惜售10%，零售商再惜售10%，短缺在市场上就可能放大为60%以上。
因此，只要短缺预期得不到改善，CPI不断走高是难以控制的。
说句实在话：周小川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回笼货币所导致的物价下降，与农产品流通环节惜售行为放大的供给短缺导致的物价上涨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一旦短缺成为社会共识，全社会都会参与"囤积"，物价上涨就不可避免了，周小川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是无济于事的。何况周小川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不仅改善不了供给不足的预期，而且还会加剧供给不足的预期——因为会伤害实体经济。
控制中国CPI走高，笔者以为周小川已经用了100%的力了，可以歇一歇了！
中央政府要赶紧从三个方面做工作：
第一，加力促进农业生产，改善供给预期。 笔者去年下半年建议2011年的主要农产品政府保护价要提高30%，以激励农民扩大生产，增加供给，很多人说笔者"疯了"，要在节节高升的CPI上火上加油！发改委价格司的人说，"粮价涨，百价涨"，必须通过控制粮价上涨来控制CPI上涨。可是，基本的事实是1988年以来的历次通胀，都不是因为粮价上涨引起的（1990年以来，粮价涨了6倍，告诉我，哪种商品涨价不在30倍以上），恰恰相反，每一次通胀结束都是因为粮价上涨而结束的。因为粮价涨，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供给不足的预期转变为供给增加的预期，全社会"囤积"的行为自然消除，市场释放出"囤积"的存量，供给增加，价格下降，通胀结束。由于2010年下半年政府没有出台刺激农民发展生产的保护价政策，导致今年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于是供给不足成为全社会预期，加剧了CPI持续走高。已经错了，政府应该迅速的改错：
A,通过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提高主要农产品政府收购价格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B,通过完善农地集体所有制，享受补贴的土地必须承担主要农产品（粮棉油）定购任务，废除农地"无偿承包"制度；
C,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支持村社为单位的集体水利体系的恢复和重建；
D，财政、税收、金融手段重点扶持村社农民生产合作社发展。
第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要拨乱反正。
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目标有三个：A，流通成本要低；B，主要农产品定价权由政府主导；C，排斥不安全的农产品进入市场。为了实现这三个目标，必须对既有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思路做大的调整。首先，要禁止外资进入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收储、加工和物流领域；其次要扶持农民生产合作社发展"一村一品"的合作制农业，同时扶持城市居民建立社区消费合作社，鼓励农村农民生产合作社和城市居民消费合作社联合，产销直接见面；再次，大力发展社区市场、马路市场、网络市场等，破除强势市场主体在流通环节对农产品定价权的垄断。
第三，要出重拳打击"囤积居奇"和"联合涨价"行为，不仅要经济上重罚，还要让"囤积居奇"和"联合涨价"者坐牢。绝不可以向以往那样对"囤积居奇"和"联合涨价"心慈手软，否则后悔莫及！
随着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农业开放不断深化，我国农产品生产和流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稍有失误，极有可能引发CPI管理失控。对此，中央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建议中央近期就农产品中长期供给安全召开一次特别会议，紧急部署，及时扭转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预期和流通环节混乱的局面。
我们不谈什么"楼脆脆"、"楼歪歪"、"楼超超"以及"楼裂裂"等等曾经的恶作剧了，就在今天，我打开网页，有两个有关房地产方面的标题，让我再次要情不自禁的感叹一番。
一个是《广州日报》的：《广州4个楼盘未明码标价被罚5000 市民称太低》；
另一个是《新京报》的：《杭州开发商湿地建百余栋别墅政府监管6年无效》。
先来谈谈第一个。
国家发改委明文规定，楼盘未明码标价的，是每套处罚5000元，而广州方面恐怕不会乘法，只是罚了5000元/个楼盘，难怪市民嫌开发商的违规成本太低，低得犹如嫖娼卖淫被罚一样轻飘飘。
我想说，就是哪一天国家要让开发商公布开发成本，事情是好，90%也会被地方办坏或办成伪娘，何况公布成本比明码标价要难得多啊！
再来谈谈第二个。
你看看，国家早就对别墅用地三令五申的禁止，可是以西湖为城市灵魂的杭州，监管违建别墅足足用了6年，还是监管无效。
简直是无语！！！
一群什么东西！！！
诚然，全国各地要能以卖地收钱百分之一的激情和魄力，来治理和执行楼市的调控，我想，万事大吉也。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已经岌岌可危，就差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宏观调控持续下去，房地产市场销售遭遇"寒冬" 仍然继续，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的危险进一步加剧，那么，房地产价格泡沫很可能在今年破裂。我们应该有所准备。
房地产泡沫破裂首当其冲的是信托行业
如果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首当其冲的就是信托行业，因为中国银行早已收紧了对房地产行业的贷款，信托已经成为很多房地产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根据用益信托工作室发布的信托报告，房地产信托在资金规模上的占比已经达到整个信托资金的65.86%。大型房企已经严重依赖信托的资金。
房地产信托的平均融资成本在20%左右，比银行贷款利率要高很多。一旦房企资金链断裂，房地产金融风险首先就蔓延到信托行业。如果房地产商的资金链更加严峻，这类产品的收益率还会继续走高，风险就更大了。
目前很多信托公司的产品都出现过融资方到期还不了款的情况，而且不少都是房地产信托，只是信托公司有能力用自有资金先兜底了而已。目前这类产品的风险在积聚。
对地方财政和银行风险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国的地价必然下降。以日本为例，日本目前六大都市住宅用地价格为最高点时的36%，而商业用地价格更是最高点1985年的16%。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随着土地价格"节节攀高"，地方融资平台得以兴修大量基础设施，从而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大多为中长期贷款。通过全国信贷登记系统监测，一些地方性融资平台的负债率达到94%，有的地方甚至高达400%，而国际上平均为80%～120%。去年全年9.59万的新增贷款有40%流入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从2008年年初的1.7亿膨胀到去年底的6万亿左右，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风险陡增。房价将是这类贷款质量最大的影响因素。楼市价格泡沫的破裂，无疑会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出现问题，那将直接影响银行，出现银行坏账的增加。
对股市及制造业的影响
房地产泡沫如果破裂，地产股价格必然下跌，从而导致整体的股价下跌。当年日本经济经历的是房价破灭和股价破灭的同时冲击。股价下跌，企业财务营运逐渐陷入困境。股价下跌使企业发行的大量可转换公司认股权在长期内不能转为股权，从而给企业带来巨额的偿债负担。
地价和股价下跌将使企业承受巨大的资产评估损失和被迫出售土地和股票的销售损失。企业收益的减少又使得投资不足，既降低了研究开发投资水平，也减少了企业在设备上的投资。以日本为例，1992年，日本制造业的研究开发费用下降3.5％，以那次房地产泡沫破裂为转折点，日本逐渐失去了在汽车和半导体等部门的优势。生产的不景气又导致了雇佣环境的恶化和居民实际收入的下降。
房价泡沫的影响从来就不局限于行业自身，其对经济的冲击也主要来自于其带来的连锁反应。
对居民消费及整体经济的影响
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往往伴随着经济萧条，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远大于股票。以香港经验来看，当楼价大幅下滑造成大量负资产，房地产交易大幅减少，连带建筑、工程、银行抵押及律师行的生意大受影响，最终影响会扩展至高档消费市场及其他行业。
此外，地价的下跌使得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土地资产贬值。由于经济不景气和个人收入水平的下降，居民对未来怀有不同程度的忧心，因此会减少当期的消费，扩大收入中的储蓄部分，以备不时之需。以美国经验看，房地产业的下滑至少使经济增长率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个人消费的萎缩又使众多生产消费品的产业部门陷入困境，令大量企业倒闭及裁员。
当前正是让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最佳时机
中国房价下降，可以打消民众对"房价长期上涨"的预期，而这种预期正是推高房价的最重要因素。房价下跌会将投机性需求消灭于无形，从而降低购房总需求，导致房价进一步下降。这样中国的房价就会越来越接近民众的购买力水平，可以使更多的民众可能拥有自己的住房。
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有着很多历史性因素，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是市场发展的结果。尽管日本、东南亚，以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房地产泡沫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几乎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一蹶不振。但是我们没必要害怕，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即使破裂，其影响要小得多。
首先，中国当前不存在股市泡沫，中国当前的股价仍然处于低估值状态。因此不会出现股市、房市两个泡沫同时出现的情况。
其次，中国的银行都是国有银行，中国居民储蓄率高，银行盈利能力强，即使产生一定的坏账，也很快被消化，不会产生银行倒闭的情况。
第三，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既没有大量的外债，也没有贸易逆差，财政赤字也在可控范围内。因此，即使发生了房地产泡沫破裂也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创。
最后，中国的房价必将是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而非快速下降。
中国房价下降，可以使社会资金更好的用于消费和其他行业的投资，可以一举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促进中国经济成功转型？？
因此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对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来看是"利大于弊"。因此我们没必要"谈虎色变"，而应该坦然对待之。
可以说，当前正是让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最佳时机。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美国宏观经济调控领域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就是预算平衡法案被通过。在新的财政运作框架下，联邦政府已不再可能通过扩大开支、减少税收等传统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作用。这样，货币政策就成为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的主要工具。面对新的局面，美联储决定放弃以调控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规则，而以调整实际利率作为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这就是现在被美国金融界视为法条的"泰勒规则"
假定N是通货膨胀率，N * 是通货膨胀的目标，i是名义利率，i * 是名义目标利率。从中期来看，i * 与N * 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真实利率给定，那么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在中期是one
for one的对应关系。假定U是失业率，Un是自然失业率。
泰勒认为，中央银行应该遵循以下的规则：
i=i*+a（N-N*）-b（U-U*）
a和b是正的系数。
上式的含义：
（1）如果通货膨胀等于目标通货膨胀（N=N * ），失业率等于自然率（U=U * ），那么中央银行应该将名义利率i设为它的目标值i * 。这样经济将保持稳定。
（2）如果通货膨胀高于目标值（N>N * ），那么中央银行应该将名义利率设定为高过i * 。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将导致失业增加，失业增加将反过来导致通货膨胀下降。
系数a表示央行对失业和通货膨胀关心程度的不同。a越高，中央银行面对通货膨胀就会增加越高的利率，通货膨胀下降速度将更快，经济放慢的速度也会变快。
泰勒指出，在任何情况下，a都应该>1。因为影响支出的是真实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当通货膨胀增加时，央行如果想压缩消费的话，就必须增加真实利率。换言之，央行增加名义利率的幅度应该大于通货膨胀的幅度。
（3）如果失业率高于自然率（U>U * ），央行应该降低名义利率。名义利率下降将导致失业率下降。系数b反映央行对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关心程度的不同。b越高，央行就越会偏离通货膨胀目标来保证失业率在自然率附近。
泰勒规则描述了短期利率如何针对通胀率和产出变化调整的准则，其从形式上看来非常简单，但对后来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泰勒规则启发了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如果中央银行采用泰勒规则，货币政策的抉择实际上就具有了一种预承诺机制，从而可以解决货币政策决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
下面我们做一点具体分析：
美联储制订货币政策所参考的通胀指标：核心个人消费开支物价指数（CORE PCE PRICE
INDEX）和核心消费物价指数（CORE CPI）。两者目前的读数分别为0.9％和1.2％，以此数据判断，美国目前尚无通胀压力。由于美联储用核心物价指标作为评价通胀的标准，当核心物价指标低于2％的时候，美联储并无加息的迫切性。
根据最新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指标数据，二零一二年八月期联邦基金利率徘徊于0.5厘水平，较目前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仅仅高出25个基点，这意味着市场预期到明年下半年之后才有加息的压力。
按照泰勒规则推算，目前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为-1.65％，比目前美联储0％至0.25％的联邦基金利率更低。若依据投行分析师对未来美国通胀和失业率的预测，根据泰勒规则估测联邦基金未来利率水平，到明年第一季度应在0.1％左右。也就是说，从技术上看，直到明年上半年都没有加息的迫切性。
非但没有加息的迫切性。如果考虑到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实际情况，美联储仍然存在推出QE3刺激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这就是说，美元真正的转折点尚未到来。
结论：从纯技术角度分析，美元加息的时点可能在明年中后期。在这个时点之前，美联储如果推出QE3，美元仍然存在大幅度下行的可能性。但是，美元阶段性的转折点已经并不遥远了。
笔者还想谈一点技术分析以外的看法。
美国财政金融管理者对于全球资本流动的精确把握，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笔者认为，他们已经将凯恩斯理论运用到了化境。一方面，他们通过量化宽松缓解了有毒资产导致的通货紧缩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财政扩张，切断了流动性进入美国实体经济的渠道，暂时规避了通货膨胀在美国出现的可能性。这样，美国人可以从容地使用美联储提供的廉价资本，进行全球性投资扩张，获取非对称性的资本收益。同时，在避免美国本土产生通货膨胀的同时，为美国调整经济结构争取宝贵的时间和空间。通过巧妙的货币政策安排，他们将美国次级按揭引发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通货膨胀。也可以说，终于将美国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财政危机和货币危机。
老实说，美国货币政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财政金融政策的愚蠢。如果，新兴经济体拒绝吸纳过剩的美元通货，通货膨胀压力将迅速回流美国，美国将必须应对它自己制造的流动性严重过剩问题。然而，一些国家匪夷所思地充当了美国经济问题的千斤顶。所以，我们十分关注中美战略对话的实质性内容。中国近年来，以牺牲国民福利的方式，承载了美国滥发货币带来的国际通胀压力，此一方式已经带给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沉重的社会问题。事实上，如果中国拒绝无偿让度巨额的国民福利，美元价格早就应该崩溃了。
数年前，笔者曾经在电视媒体上公开说明，美元与人民币合理比价应该为一比三。笔者的观点遭到了"专业人士"们肆意地讥讽。中国政府听信了"专业人士"们的意见，以近乎疯狂的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接纳了高估值美元的涌入。高估值美元持续流入，使中国经济进入了非理性经济增长，终于形成了中国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
鉴于长期的、广泛的、全球性的货币扩张行为，非美区域的通货膨胀一旦恶化，速度和幅度将可能远远超乎人们的想像。所以，美元一旦进入加息周期，速度和幅度也将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那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非美区域恶性通货膨胀极有可能迅速转化为恶性通货紧缩。非美区域的经济增长可能急剧地转入经济衰退。非美区域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将可能接踵而至。希拉里国务卿绝非不懂外交辞令，恐怕未来的国际局势不幸而被她言中，北非和中东乱局或许真的仅仅是全球陷入动荡的一个开始。
所以，美联储何时加息，不仅仅是美国人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最后，笔者想请中国的政治家们做一点儿经济学家的功课。请你们将中国的真实经济数据套入泰勒规则，相信你们一定会对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感到惊愕。人民银行根本就没有建立正常的预承诺机制，人民银行甚至是在执行一套"逆泰勒规则"！或许，你们想问，中国的货币政策遵循的到底是什么法则？其实，你们应该问一句，中国的货币政策到底在遵循谁预设的规则？何谓"逆泰勒规则"，一言以蔽之，就是不管明天死活的自杀性货币政策！
迄今为止，由于货币理论没有解决货币价值的决定问题，人们不得不用物价指数的倒数测定货币的购买力，即货币价值的。这可以说是货币理论缺陷导致的重大误解。因为物价指数的倒数和货币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虽然物价指数的倒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货币的购买力，但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货币价值。
由于货币的对内价值决定问题没有解决，货币的对外价值按照"购买力平价说"，用两国物价指数的倒数来测定，这也是不准确的。
针对货币理论的这一缺陷，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当前金融研究的紧迫问题"一文中，指出："用哪个指标测定货币价值，是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金融研究》1996年第3期）。因此，要想解决货币均衡问题，则必须首先解决货币价值的决定问题，找到货币价值指标。为此，要充分认识以往货币理论的缺陷及其误解。
货币内外价值的决定与均衡
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曾说，"价值是两物之间的交换比例"。很明显卡塞尔所说的价值，是指交换价值，而且是个别交换价值，即商品的价格，体现在商品交换中，无需测定。但一国商品和货币的交换价值总水平则需要测定，否则无法判断物价水平和汇率水平是否合适。
根据卡塞尔的价值思想，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由商品价值总额和货币总量的比率所决定。货币的对外价值由两国货币的对内价值比率所决定。对内价值均衡，即价值指标的均衡变动（在均衡率的±20%以内）。对外价值均衡，即汇率的均衡变动，表现为汇率围绕着对外价值指标在均衡限界（变动率的±20%以内）变动。货币价值均衡，即价值指标围绕其均衡值在均衡限界内变动。货币价值的决定式和均衡率计算式表示如下。
货币的对内价值：Ｍw＝Ｗs／Ｍs
货币的对外价值：ＭM＝Ｍw／Ｍw*
对内价值均衡率：△Ｍw′＝（△Ｍw-△Ｍw）／△Ｍw×100％
对外价值均衡率：Ｒm′＝（Ｒm-ＭM）／ＭM×100％
从货币对内价值决定因素可以看出，一国的货币价值与自身数量成反比，与商品量成正比；货币的对外价值由对内价值所决定，并与对内价值成正比，即一国货币对内价值越高，在本国交换商品越多，对外才能交换更多外国货币，进而交换更多外国商品；一国货币若对外贬值，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会变得不值钱。这是每个国家都不希望本国货币贬值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货币价值均衡度的划定如下：
相对均衡：均衡率±20％以内
轻度不均衡：均衡率±20％～±50％以内
重度不均衡：均衡率±51％～±100％以内
过度不均衡：均衡率±100％以上
异常不均衡：△Ｍw指标为负值
用这些决定式和计算式，使用中央银行的统计数据，人人都可以计算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及其均衡率，检测对内价值是否均衡、即物价水平是否合适，以及对外价值、即汇率是否均衡。
日本和中国的货币价值均衡的检测
笔者使用日本央行和中国央行的统计数据，对日本30年和中国20年的货币价值均衡与否的检测结果如下。
日本的货币价值△Ｍw指标在1970～1990年20年间基本上呈均衡状态。但是1991年以后则是过度不均衡，1970～1999年30年间，1973～1974年、1976～1977年、1979年、1982～1984年、1986年、1990年这10年则处于均衡状态，1971年、1972年、1975年、1978年、1981年、1985年、1987～1989年呈现不均衡，1980年、1991年和1992年、1998年和1999年△Ｍw指标的均衡率都超过了±100％，为过度不均衡，其中1992年的△Ｍw指标为负值，表现出异常不均衡，1993年和1997年为重度不均衡。据此，从货币价值不均衡的程度，就不难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20年间，△Ｍw指标的均衡率只有1995年超过了100％，发生了过度不均衡；1979～1981年、1983年、1985年、1987年、1989年、1994年的8年间基本在±20％以内，处于均衡状态；1982年、1984年、1986年、1988年以及1996～1999年为轻度和重度不均衡。从物价的变动看，1985年、1988和89年、1993-95年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与币值下降之密切相关（但都有不同程度的时滞）。中国经济自从1996年实现所谓"软着陆"以来，持续低迷，其原因也可以从货币价值的不均衡程度得到解释。
从日中两国货币价值均衡的检证不难看出，货币价值指标在一国经济活动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个指标若出现异常，经济形势就不可能会好。这已经被日中两国的实情所证明。
日元和人民币对外价值均衡检测
对外价值均衡、即汇率均衡，汇率=对外价值，即为最佳均衡状态。
笔者对日元30年、人民币20年间的汇率与对外价值均衡与偏离的检测结果如下。
1、日元和人民币的对外价值的推移
日元对美元的对外价值ＭM指标，在1970年以后30年间，基本上围绕着均衡值0.52（100日元＝0.52美元）稳定推移。但是，1995年以后一直在下降，1999年降至最低水准。
人民币对美元的对外价值，在1979～1984年期间显着下降，ＭM指标自从1984年以后大体在均衡值0.38（1元＝0.38美元）上下推移，1994～1996年稍见上升后，又转为下降。
与日元相比，人民币对美元的对外价值变动幅度较大。而且，人民币对美元的对外价值的低下，多是由人民币的对内价值低下所致。人民币对美元的对外价值从1994年开始上升，则是由于美元的对内价值低下所致。
2、日元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与对外价值的偏离
首先，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与对外价值，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上升，尤其从1986年开始大幅度上升。1985年以前二者大体保持均衡，没出现大幅度偏离。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与对外价值在1978年和1985年大体接近均衡。1978年和1985年，日元对美元的对外价值ＭM指标为100日元＝0.50美元和0.53美元，同期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为100日元＝0.51美元和0.50美元，二者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说，1978年和1985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为均衡汇率。
1985年和1989年，日元对美元的对外价值ＭM指标平均值为100日元＝0.5059美元（1美元＝196日元），但是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平均值则为1美元＝124日元，二者明显偏离，尤其1999年日元汇率上升为1美元＝102日元，与对外价值（1美元＝244日元）发生很大偏离。1986年由于日元升值和美元贬值，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与对外价值发生显着偏离，也就是说，1986年以后日元被过大评价了，尤其是1999年几乎比对外价值高出1倍。
1997年的亚洲货币危机发生之后，曾有人指出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被过大评价了。但是由于均衡汇率不明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过大评价并没人做出准确验证。
其次，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与日元不同，一直在下降。在改革开放后20年间，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与对外价值的推移来看，1989年以前二者大体呈平行变动，1979年、1985年、1988年和1989年二者接近均衡状态。这4年人民币的汇率分别为，1元＝0.65美元、0.65美元、0.34美元、0.27美元，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对外价值分别为，1元＝0.63美元、0.63美元、0.35美元、0.28美元，二者基本一致。
但是，由于1986年受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降到对外价值以下，二者发生了偏离，1994以后由于人民币人为的贬值，二者偏离的幅度进一步扩大。尤其是1999年的汇率1美元＝8.3元，与对外价值1美元＝3.3元偏离甚远。也就是说人民币对美元被过小评价了。
从以上检测可以看出：第一，Ｍw指标所表现出来的货币价值也是经常变动的。1971～1990年的20年间，日本的货币价值Ｍw指标是相当稳定的，这表明货币价值的均衡变动是可能的。第二，货币的对外价值是由对内价值所决定，只要对内价值稳定，对外价值也就会稳定。从日元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与对外价值的推移来看，二者实现均衡变动是可能的。如果汇率以对外价值为基准决定，二者保持均衡变动，即均衡汇率是可以实现的。第三，1986年以后，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过高，被过大评价了；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则过低，被过小评价了。因此说，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是向均衡汇率的回归。这是价值规律所决定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日本大地震诱发海啸，引发福岛核电站严重泄漏，导致了严重的环境与生态灾难。东京电力公司在天灾之上，又加人祸，为一己私利，隐瞒实情，让事态不断恶化。英国《金融时报》批评说，东电公司在本次核危机中的拙劣表现，加速了这场灾难的不可控性。近年来，西方国家一直高调咏唱"企业社会责任（CSR）"，东电的极度无良无疑是极大反讽。有分析家指出，倘若东京电力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料不至于让日本遭遇如此深重灾难。
国有天下行，责任非一般
企业自诞生那天，就与国家紧密相连，与公有而不是私有密切相关。企业原是政府特许的产物，为国家、国王、特定大众服务，严重滞后于市场而存在，如中国汉王朝的盐铁专卖机构以及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19世纪中后期，经由"强盗贵族"反复努力，企业才最终取得像自然人一样的"法人"地位，由此诞生现代企业制度，并逐渐成为市场的一大主体。
"政府—企业—社会"三大主体支撑起现代国家基本架构，相应的三大力量"权力—钱力—民力"构成现代国家生活之基础。国有企业兼有部分政府与社会职能，是实现"权力—钱力—民力"和谐的伟大尝试。国有企业在公共性与企业性之间，要求把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兼顾企业自身利益，这是国有企业区别于私人企业的根本特点，也是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全球公认的国际惯例。
即便在自由主义盛行的一些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早已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与私人企业相互补充，相安无事，而且在关键时刻（如经济、社会危机）都被大众、政府给予重托，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主要是国家调节与控制经济的一个基本工具。各国设立国有企业的用意有三：一是财政性目的，即扩大财源以满足政府支出需要；二是政治性目的，即为了维护和巩固政权，抵御外敌入侵或实施对外侵略，由国家控制某些经济要害部门；三是经济性目的，即通过国家直接投资经营，调节国民经济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和协调发展。这是现代西方国有企业所担负的主要使命。
2006年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不仅承认国有企业的合理存在，而且要求国有企业承担比私人企业更高的社会责任目标和治理要求。OECD认为：如果有足够的公司治理实践和合适的制度结构安排，私有化只是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之一。尽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大量私有化行为，但在一些OECD国家里，国有企业仍占有约20%的GDP、约10%的就业机会以及40%左右的市场资本总额。在一些公共事业和基础行业中，国家所有权表现异常明显，比如能源、交通和电信等。一些非OECD国家也有大量的重要的国有部门，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决定着该国经济的未来。
从某种角度来说，至少在OECD看来，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和义务以及公共政策目标"方面的要求和标准要比私人企业高得多，这几乎是一种特定的、强制的、法定的企业目标和责任，对于国有企业——无论独资、控股抑或参股——来说，都必须主动承担这样的责任。而私人企业则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如战争、自然灾难等，被动地担当起类似的责任。尽管一国内与国际制定了多个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但是私人企业除少数能够自觉履行外，多数表现不尽如人意。更有甚者，非但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反而在攫取利润上肆无忌惮，甚至是巧取豪夺。近年来，国际商品市场投机盛行、金融机构欺诈不断曝光、跨国公司规避环保法规转移污染、劳资矛盾日趋尖锐等不良现象表明，即便是享有诸多声誉的跨国企业，离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还存在一段距离，有的甚或渐行渐远。
国有企业责任重于泰山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大国，中国的国有企业肩负着非同寻常的历史使命与现实重任，是其他任何一类企业制度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国家安全的守护者。当今，作为世界市场的重要主体、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在母国受到各方监督与制约，很多是遵纪守法的模范。但是，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跨国公司利用东道国求"资"若渴的心态，占尽各种便宜与优势，近乎为所欲为，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占据优势甚至是垄断地位。在一些弱小国家（如中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跨国公司甚至呼风唤雨，左右国家政局。
在中国，多年持续不断扩大开放，令越来越多的行业为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主导甚至垄断，弱小的民族企业无法与这些跨国企业相抗衡，纷纷成为跨国企业的附庸，成为跨国公司国际分工链的一个环节。值得庆幸的是，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使得中国经济主权总体上依然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实际表明，凡是国有企业居于主导地位的行业，经济安全就有保障；凡是无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经济安全状况令人堪忧。
社会主义的实践者。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要宪法依然是中国的根本大法、只要依旧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实践者的角色就不可替代。
民族精神的传承者。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不再遭遇帝国主义的欺凌，为了弘扬民族正气，中国选择了所谓"要核子不要裤子"的战略，搞出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系列令世界震惊的伟大工程。这些伟大工程的重要实施者，就是国有企业。正是国有企业职工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正是有了"铁人精神"，有了发挥"主人翁"意识、制定"鞍钢宪法"的创新精神，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与科学技术现代化才会有日新月异的进步，中国才能在强权包围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现代化国家，才能有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新局面的出现。国有企业的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与民族精神传承具有一致性，如此必将继续谱写光辉篇章。
经济调控的执行者。"强政府"的经济与社会效能在东亚及诸多新兴市场中反复得到实践的成功检验。中国是一个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突出地位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国有企业正是"强政府"职能的体现者与执行者。
在当今中国，国有企业不仅是政府调控国民经济的重要途径，也是政府参与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力量。近年来，中国的宏观调控成效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相关流通主渠道中没有国有企业，或没有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致使稳定之锚消失或被侵蚀。当前，在国民经济领域，资产泡沫越来越大，虚热实冷情形越来越严重，地区、城乡、行业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很大程度上是国有企业不断萎缩的结果。
干净财富的创造者。尽管肩负多种沉重使命，国有企业在财富创造上同样富有效率。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为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没有国有企业提供的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铁路、公路、港口、邮政、通信等公共设施以及各种技术装备和技术人才，就不可能有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世界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相比，高效率的国有企业远离血与火，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欺诈，创造经济效益的手段光明，道德高尚，财富干净。
国企社会责任：超载—空载—适载
为政府分忧、为社会负责是国有企业的天然属性。即便在市场长期占据主导的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实际承担状况要普遍高于私人企业。至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或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国有企业与社会一体化是一个普遍现象。
国有企业在成立之始，很自然要考虑与承担职工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及养老等多种社会职能。但是，"企业办社会"的"超载"不适应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当轻装简从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纷纷加入竞争行列后，国有企业在利润创造上的"低效"愈发明显。为了"增强企业活力"，实际则是提高"经济效率"、"利润创造力"，国有企业被推上了手术台。
国有企业历经多种改制，众多国有企业由"办社会"转向"创利润"，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少，如此导致另一种极端情形的发生，即企业把利润装入腰包，包袱甩给社会。企业社会职能的卸载和社会责任的缺失，使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如同私人企业、外资企业一般，在社会责任上处于"空载"状态。如此，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年来，社会对国有企业积聚了并表达出越来越多的不满。
很显然，负责任的国有企业感受到了社会的不满。2006年，国家电网公司在央企中率先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7年到2008年，有33家央企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远集团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被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评为典范报告。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动得到了国际、国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2008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明确对央企提出了"国家经济的栋梁和全社会企业榜样"的先进性要求。
实际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水平较低，但是相对来说，国有企业在总体上要好于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尽管如此，国有企业的表现仍与大众的普遍高期待存在相当落差，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上依旧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为此，应重新审视中国各类企业的制度安排，重构、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使其处于"适载"状态。
充分发挥国民经济顶梁柱的作用
挖掘国有企业的墙脚，宰杀国有企业这只羔羊，是私人资本增值的捷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大笔国有资产流失，大批企业职工下岗，大量由国有企业创造的精神财富被抛弃。大凡作为一个正常的中国人，若不为国有企业遭遇这些劫掠而感到痛心，显然是没良心。但是，若再想恢复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恢复到高度集中与僵化的管理与经营体制，则是没头脑。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而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混合经济将长期存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能为我所用的外资企业将长期并存，国企、民企与外企"三分天下"的态势将长期呈现，但是三类企业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角色与地位应有差异，当区别对待。
国有企业是"主力军"。十七大报告强调"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使国有企业始终切实扮演主力军的作用。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顶梁柱"，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坚强柱石。中国作为一个后进而又不断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民营企业普遍弱小，能够抗衡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的，唯有国有企业。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通过做大做强国企，才能为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经济保障。从现实情况看，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应该更多地体现在公益领域、国家安全领域、民营资本薄弱且跨国资本强势的领域。中国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有其历史渊源，是责无旁贷的政治使命决定的，在一些行业的垄断地位是由日趋激烈的企业间商业竞争、国家间经济博弈的现实决定的。
与此同时，作为国有企业核心的国有资本，其本质属性仍然是资本。因此，必须节制资本的贪婪天性，为国有资本设定边界，防止侵犯大众以及其他经济主体的合法利益；要加强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管，防止代理人的道德风险。企业制度的建设绝不是一劳永逸，国有企业应不断努力，缩小与理想的国有企业存在的差距。
民营企业是生力军。国有企业应当爱护、呵护民营企业的发展，为民营企业争取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而不是"与民争利"。
国际经验显示，跨国企业是一国民族企业成长的"大敌"。"大敌"当前，是国有企业与跨国企业正面交锋，客观上为民营企业赢得发展时空。多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积极发展，成长壮大。一些民营企业甚至积攒起令跨国企业与国有企业为之侧目甚至畏惧的经济实力。中国民营企业是市场的积极开拓者，是大众就业的主渠道，是政府税收的最大贡献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营企业所迸发出的巨大活力。
中国民营企业汇聚了一般企业的积极因素，同时也具有一般资本的消极因素。近年来，毒奶粉、毒饺子、毒牙膏、毒食品等黑心产品，肆意投机引发各类资产泡沫，将包括偷税漏税所得的资产转移海外，等等不法行为，主要是民营企业所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花大气力节制这些无良的私人资本。在强化法律制裁手段的同时，应当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让越来越多私人资本、民营企业家的血管流淌道德的血液。
跨国企业是"雇佣军"。中国是后进国家，科技、管理、经营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需要那些先进的外资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壮大以及企业竞争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走出去"，利用国际资源、拓展国际市场。所以，保持市场的适度、有序开放，让外资企业尤其是技术密集型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一定比重，有着积极意义。
但是，必须注意到，外资企业的两面性比民营企业更加明显。一些富可敌国的垄断企业，为了实现扩张、谋取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处心积虑地要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使私人企业成为自己附庸，让各类资源为自己自由支配与廉价使用，甚至令一国政权成为自己的傀儡。因此，中国在积极主动利用外资的同时，切忌被外资过多利用。
国民党提出：两岸合编《中华大词典》；共产党应提出：两岸同注《儒家四书》。
"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国共应展开竞争。共产党应该比国民党做得更好！（顺便洗刷三十年前批孔的负面影响）。
共产党有能力比国民党做得更好！
诸位领导、国家精英：
你们功成名就，还缺什么？需要什么？您个人的最大利益是啥？！如果能像孔子那样，百年之后还能造福人类，那就是名符其实地长生不老，万岁，万岁，万万岁！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来到面前，谁能抓住它，谁就永远不离孔子左右！
错解经典两千年，拨乱反正谁承担？
近代中国，屡遭蹂躏；割地赔款，主权丧尽；痛定思痛，"五四"运动打到孔家店！全盘西化，汉字也要废除。彻底否定中华文化，乃是那一代国家精英，无可奈何的矫枉过正。西方各种学说、主义，自然粉墨登场，极尽能事。但是，正因为如此，才破除了对古人只能顶礼膜拜，不可质疑的紧箍咒。有比较才有鉴别，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思中华文化。
三十年前，南怀瑾先生首开中华文化经典拨乱反正的先河。《论语别裁》为孔子翻案，赢得一片掌声；将儒家文化比喻为粮食店，得到广泛赞同。《论语别裁》多年畅销两岸，持续火爆出人意外。中华文化经典在当代初步显现，破译解惑的魅力和圣人孔子的光辉！
去年，于丹教授联系生活实际讲《论语心得》，仅涉及《论语》十分之一的内容，竟创造了大陆出版界的神话——年销400万册。证明了中华文化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在高科技时代，仍有不可替代的无量价值，在市场经济中存有广阔天地。中华文化经典利人利己，人人需要；至高至简，个个能用；不迂腐、不迷信、不僵化，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今年七月，第五届长沙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首次以文化教育为主题，五百余党派、政府、民间各路精英聚会，达成《六点共同建议》："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论坛中'座而言'，论坛之后就是'起而行'，论坛的成果，一个一个在不久以后能够落实"（吴伯雄主席）。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联系实际，学以致用，造福中国和世界人民，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起而行"落实成果，具体就是"文本传承"和"精神传承"。"精神"借"文本"而流传，"文本"靠"精神"而永生。两千年来中华文化经典有数十、几百种版本，可惜关键之处大多以错传错；自古文人相轻，各持己见，纷纭众说。因此，首当其冲就是纠正两千年的错解——《两岸同注儒家四书》，拿出一个各方都信服的版本，否则"传承、弘扬"就是空话。顺理成章，当然就需要成立"两岸中华文化经典研究中心"。
错解经典两千年，拨乱反正难！难！难！譬如"中庸"，已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从享誉盛名的专家、教授、大师，到有权有势的政要、大亨、商贾，以至于走卒贩夫、平民百姓，几乎毫无例外地把中庸理解为"不偏不倚"。赞颂者以此肯定中庸是"不亏不盈，可进可退，不急不缓、不过不及、不骄不馁的普世伦理金律"。反对者则以此认为中庸是"滑头"、"老好人"，"平庸，碌碌无为"的代名词。然而这样理解中庸是错误的！统统错了！！大错而特错！！！再如"大人、小人、道、德、仁、义、礼"亦复如是。
在"三人成虎"、"谣言重复百遍成真理"的既成事实面前纠错，无异于众人皆醉我独醒，一定会被讥笑为"痴人说梦"！可谓难！难！难！难于上青天！！如果再由周埕安纠正，那就难上加难！！！因为他只有高中学历、三十八岁；农民出身，相貌不佳······不论他注解得多么正确无误、简单明白，极少有人相信！更多的人是不屑一顾！！连眼皮都不翻一翻！！！古今中外，永远是论门第、讲背景、看资历！永远是以貌取人，因人废言！英雄不问出处，那是理想！！古今做到有几人？！
因此最好，也应该，以党和国家名义（或者基金会），由德高望重者领衔，党派、政府、民间各路精英共同参与、承担，才有可能拨乱反正。从周埕安一人着作，变成"中心"集体作品、众人智慧、共同心愿；然后再分头编写公务员、干部培训教材和各类学校必修课本；最后用党、政的力量推向两岸人民。"起而行"到此，才算是取得阶段性成果！所以我才写建议：《两岸同注儒家四书》。那么周埕安果真能纠正两千年的错解？！就以"中庸"斑中窥豹，大家自己判断吧。
众所周知，汉字的奥妙是一字多音（多调），多字一音；一字多义，多字一义。但在组词、语境状态下又有特定含义，不能张冠李戴，这也就是汉语难学的关键。"不偏不倚"只是"中"字读平声时的含义，当读四声时，所表达的意思是"目标"，如射中了；范进中举；中标等，"正好对上或合上：中奖｜中选｜猜中｜百发百中"（《中华大字典》）。周埕安跳出两千年的旧解，将"中庸"的"中"解为"目标"：
人做事都有目的，目的达到了，心里很满意，觉得很可以，感到很合适，这就是"中"。所以说，"可以与合适"即是"中"。人，做人都有目标，目标达到了，无时而不自在，无处而不圆满，这就是"中"。所以说，圆满和自在即是"中"。人人都希望做事达到目的，人人都希望做人实现目标。所以说，"中"是人人所求，"中"是天下人，为人做事的根本。这就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为人做事要实现目的，达到目标，得到人人所求之"中"，必须内因和外缘同时俱足，缺一不可。内因就是我们自己，外缘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别人，即人事环境。这个环境包括时间和空间，即自然环境。
若要内因外缘俱足，得到人生之"中"，必须我们自己和我们生活的环境融为一体，互相服务，才能共获成功。这个内外一体，互相服务，共获成功的状态，古人称为"和"。"和"即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平等相待；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互相支持，共获成功。"和"是求"中"的唯一方法、唯一通道。只有"和"，才能在求"中"的路上通达无碍。这就是"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若要自己与生活的环境融为一体，达到"和"之状态，必须变化自己为环境服务，或者变化环境为自己服务。总之，主动变化一方，被另一方所用，互相服务，互相支持，这是使自己和环境融为一体的唯一方法。而"庸"就是变化和应用之意，"庸"是"庚"与"用"的合写，"庚"者，变更，变化。"用"者，应用，利用。合言之，"庸"即变化和应用之意。
变化自己，由愚昧凶恶，转变为智慧善良，为环境服务，自然可使自己与环境融为一体，共同成功。变化环境，由肮脏贫穷转变为干净富饶，为自己服务，自然可使环境与自己融为一体，共同成功。这个互相变化，互相服务，团结一体，共同成功的过程便是"庸"。为人做事，求"中"的基础是"和"，求"和"的基础是"庸"。"庸"现，"和"成，"中"得，为人做事，便会无时而不圆满，无时而不自在。这就好象天地定位，自然万物生生不息、兴旺发达一样。所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一句话，变化自己和环境，实现人人追求的幸福生活，就叫中庸。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对比两千年传承以来的"不偏不倚"解释，这难道不是天壤之间的差距吗？！任何人只要战胜自己，跳出成见的束缚，不以人废言，必定作出正确判断：周埕安言之成理，至高至简，易知易用，这才叫《经典》本义。照此解释经典，才算是"中华文化创新"，才能"激发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时代性"；照此注解经典，必定能令读者恍然大悟，不但自己和家庭受益，而且会"推动中华文化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在全球传播"。
"经典"被错解两千年，直到今天才纠正！这难道不是两千年才一次的机遇？！我们能够碰上多么幸运！多么难得！！我们是有福之人！！！怎么可能会拒绝？！然而这决非偶然，更不是巧合。命运造化人，历史育必然。这更是推不掉的责任，否则就是千古罪人！
周埕安虽然能够创造性地按照"三化"标准（见《两岸同注儒家四书》），纠正两千年的错解。但是，要想让众人接受，以此造福当代人民，他却没有能力，需大德领衔担纲。不管哪位国家精英挺身而出，都能把自己的成就再更上一层楼，极致发挥，无限增值！举手之劳，一本万利；利人利己，万古流芳！！错过千年不有的机遇，必定造成终生最大的遗憾！！！
附：两岸同注 儒家四书
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首次以文化教育为主题，达成六点共同建议："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共同促进中华文化创新，激发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时代性"；"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中华文化在全球传播"，并且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两岸合编《中华大辞典》。
众所周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活化石，它穿越时空，跨过地域，不分民族，不分国界，只要真弄懂了汉字的字形、字音所包含的全部意思，特别是一字多音，多字一音，一字多义，多字一义的奥妙，以及组词、语境状态下的特定含义，理解中华文化古典经文像读白话一样通俗、简单，能纠正师承中的误传，能泯除门户中的成见，不受信仰的限制，超越党派的政见。因此两岸合编《中华大辞典》，实在是"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基础中的基础。
大陆青年实力派学者，中国国学研究会研究员周埕安先生，非常娴熟地掌握了汉字的奥妙，"解字注释儒家四书，取今复古；实现"三化"易知易用，别立新宗"，让传统文化具备了新的"可释性"与"可译性"（张颐武），其 "三化"就是科学化，大众化，
现代化。
所谓科学化，首先是理解上的精确性。一是一，二是二，不允许大概、或许、差不多；其次是实践中的实用性。再高明的文化也是人们获取幸福的工具，若是百无一用，文化便没有传播的价值。最后是理论本身的系统性。既有贯穿始终的鲜明主题，又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主次分明，层层递进。而不是支离破碎，不是前言不答后语。
所谓大众化，是建立在科学化基础上的通俗化。首先让大家能够借助书籍登堂入室，而不必求大师印证、秘传，搞一些法不传六耳的游戏。其次不能让大家看不懂，用不上，搞一些二十年以后会有用的悬念。最后打破专家学术垄断禁区，让大家在学习中人人具备辨别真伪的能力，研究开拓的能力，应用推广的能力。
所谓现代化，是对文化的时代要求。继往的目的不是复古，而是开拓未来。首先遣词、用语要现代化，即转换成今天的习惯用语，而不必用文言文作注。其次在古代概念上，要通过引申与类比，完成与现代概念的转化，使人人易知易用，能指导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
周先生注解的《儒家四书》，为两岸"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它实现了"传统文明与当代背景融合，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共谋"（于丹），实现了"文本传承"和"精神传承"这两个方面（余秋雨）。实现了"中华文化创新，激发创造活力"，增强了"中华文化的时代性"，必定能"唤醒人们血液中共同文化基因"（于丹），必将会推动我民族之崛起，促进中华文化在全球传播，它会象现代科学一样造福全世界。中华文化必然"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唐浩明引用）。
然而周埕安先生还是个未出茅庐的青年，其成果并没有正式出版，需要党派、政府、民间共同的承认，因此，我建议成立两岸中华文化经典研究中心，集合各方高人贤士，以周先生的四书为蓝本，以三化为标准，横挑鼻子竖挑眼，集思广益，最后拿出一个能流传万世、让各方都满意的版本，成为干部培训和各类学校的课本，为卓有成效、扎扎实实"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教育发展，在教育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精神与精髓，培养具有文化内涵的优秀人才"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