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8日金曜日

中国政府多次阻止这本书出版

  2010年10月份,廖亦武在柏林中国作家廖亦武于7月6日凌晨抵达柏林,这是他历经去年从德国回到中国被噤声和被打压后,再次到达德国。据悉,他的小说《证词》德文版即将出版发行,稍后,廖亦武还将在德国、美国、澳洲等参加一系列的交流活动。

  7月6日,海外中文网站"明镜网"率先发出独家报道,称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作家廖亦武经过一个复杂的路线,传奇般的离开了中国,但明镜网表示廖亦武拒绝透露细节。

  今年3月底,中国当局再次禁止廖亦武赴美国参加纽约文学节活动,并警告他不得在海外发表批评中国的言论和作品。廖亦武去年9月份曾在德国参加文学和音乐交流活动,他回国后遭到噤声和"被失踪"。

 

 廖亦武为四川知名的诗人、作家和底层问题的研究者,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廖亦武因发表诗作《大屠杀》和筹划诗歌电影《安魂》而被判刑四年。他的作品《底层访谈录》《中国上访村》等虽然在中国被禁止出版和发行,但广为人知,也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多个国家出版。近期,他的两本书《证词》和《上帝是红色的》将分别在德国和纽约出版。

  德国之声在7月7日专访了廖亦武,以下为专访实录。

  记者:三月底时,中国政府曾再次拒绝您出境,明镜网说,这次您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才到达柏林,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复杂吗?

  廖亦武:过程是的确很复杂,但我也是真的到了柏林,这两点都是真的。

  记者:这次到达德国是为了即将出版的《证词》一书?除此以外您是否还参加其他的活动?

  廖亦武:以前中国政府一直很"重视"这本书,多次阻止《证词》的出版,但我觉得一个作家眼前和以后的目的,就是追求写作和出版的自由。德国菲舍尔出版社担心出版会造成我在中国出现一些后果,所以他们三次推迟了出版时间,第一次是4月份,第二次是6月份,然后是7份这次,我刚才见到了德文版编辑,这本书会在7月21日正式上市,然后是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我会参与这些活动。

  记者:还是回到您的作品,《证词》一书是在什么背景下写成的?这本书在国内一直被封杀,目前海外出版发行情况如何?

  廖亦武:这本书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我因为写作了《大屠杀》,然后四年牢狱生活的经历,这四年经历了所谓的"重新作人"的过程,讲述了监狱里形形色色的人,这本书的一部分我在监狱中就已经写成,通过一个秘密方式带出了监狱,出了监狱后,我觉得这些苦难、包括1989年在内的历史应该被纪录。这本书先后被当局抄走两次,目前出版的是第三稿。明镜出版社曾出版过不完整版,走到今天终于能够在西方面世,而且是在"八九民运"过去二十二年时,也算是对历史的交待,菲舍尔出版社在出版之前,把书稿发给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赫塔·穆勒,他们都给了很高的评价。这本书的台湾版也会在8月1日面世,英文版也正在翻译中,这么多年坚持做一个记忆者是值得的。

  记者:为什么把这段狱中记录称为《证词》?这些证词见证了什么?

  廖亦武:这是我的一种个人证词,纪录了一起坐牢的死刑犯、底层的罪犯们,这是我们共同的一段经历,我们中国人经历了很多苦难、甚至罪恶,有时候象狗一样活着,但这样一种人生应该被纪录,我们这样的人终极愿望是:因为被记录,在历史上受难的生命时光才不会白白浪费。这些证词也见证了国家机器对普通公民人格的虐待和侮辱。

  记者:从《底层访谈录》再到您的其他作品,作品的主角大多是被称为社会边缘群体的人,甚至包括您自己,您怎样评价在中国背景下的这个群体?是什么给了他们这样的生活状态和命运?

  廖亦武: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国家,这个国家非常邪恶,人要在这种邪恶的背景中活下去,就象在监狱里有些时候会放弃自己的尊严,甚至象狗一样生存,中国人的生存秘诀是苦难及无耻,这种苦难有时候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更多时候是这个国家政权强加给个人,迫使人们虚伪地生活下去。另外一方面人们要非常无耻的应对苦难,我常说,无耻加重苦难,苦难又使人变得更加无耻。中国这么几十年以来,特别是1989年6月4日,经历了血腥屠杀之后,中国人走到今天,就呈现这样的生存状态。

  记者:很多媒体根据您在中国被当局打压的状况,称您为异议或政治作家,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廖亦武:我经常在说,我不是一个政府的批评者,我的很多优秀的朋友们在担当这个角色,比如说刘晓波、冉云飞、余杰等,他们都是有责任感的批评者,我其实是一个记忆工作者,这是我和他们的区别,我几乎是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只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和他人的人生,然后把这些记录下来,用我的这只笔,让更多的人看清中国人生活在怎样的土壤。

  记者:您刚才谈到中国政府的批评者角色中,有一位是冉云飞,他被中国当局抓捕,您怎样评价中国当局镇压政府的批评者这种行为?

  廖亦武:在"茉莉花革命"那段时间,我们有一句话是,千万别碰鼠标,冉云飞这次被抓捕,据我们的了解,是犯了"鼠标罪",可能那天晚上他喝酒归来,这个人非常热情,喜欢推荐朋友的贴子,那天他不小心就乱点了"茉莉花"的贴子,他的粉丝非常多,然后他就犯了"鼠标罪",就进去了,这是一件非常荒诞的事情, 也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我在中国的时候已经听冉云飞的夫人说,成都中院已经驳回了
检方对他的指控。

  记者:记得您第一次来德国,您说一定会回到中国,因为那里是你文学创作的土壤,但我们也知道上次您从德国回去之后,也曾被噤声,甚至在特殊的敏感时期"被失踪",这些会不会促使你作出一些改变,比如,在国外获得安静的写作空间。

  廖亦武:自从去年我从德国回国,就一直在和警方打交道,后来又经历了所谓的茉莉花革命,政治形势的紧张是二十多年来最可怕的一段时期,当时我的写作也总是被中断,很长一段时间我处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中,甚至无法进行写作,我也想过自己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后来德意志学术中心有个约稿,叫"中国人的生存之术",我慢慢让自己平静下来。

  这次到德国来,一两个月的时间,是关于《证词》宣传、朗读和音乐交流活动;9月份会到美国,那边将出版《上帝是红色的》这本新书,也会有宣传和与作家、读者的对话活动;然后会到澳洲,因为那边也翻译出版了《底层访谈录》这本书,然后可能到台湾参加《证词》中文版的活动;到了明年,德国国家学术中心有一个艺术家交流项目,明年的被邀请者是我,我可以在柏林停留一年。

为江泽民死讯买单:新闻部两巨头亲身请罪

  亚视报道江泽民「死讯」大新闻,本身亦成为新闻焦点,新闻部两名最高负责人昨日亲自到西环中联办解画,甚至牵连中联办女干部需要检讨及接受批评,随时掀起中央驻港机构内部派系斗争。

  廖晖爱将 与谭卫儿友好

  前晚的独家报道引起轩然大波,新华社及中联办先后狠批,据了解亚视高级副总裁梁家荣及副总裁谭卫儿,昨日亲自到中联办「请罪」。与此同时,有消息说中联办主任助理陈山玲也被上级「照肺」,因为陈山玲分管本地传媒事务,被指与谭卫儿「情同姊妹」,这次亚视报道出位,据说中联办内有人认为陈山玲也要交代。


  有亚视中人分析,中联办昨发出措词严厉声明,摆出愤慨姿态,可能是想划清界线,以示与江泽民死讯出街无关。捲入风波的陈山玲,之前在北京出任国务院港澳办联络司司长,十分熟悉港澳事务,是港澳办前主任廖晖爱将。由于她与香港传媒高层有交情, 03年 7.1后香港政坛风云
变色,便在 04年初调升来港任中联办主任助理。

  被廖晖钦点南下「抓」舆论的陈山玲,表面职务是加强与香港传媒联繫,实际任务是要拨乱反正,幕后发功「提点」传媒报道新闻要有利国家稳定、香港和谐,本地传媒高层,尤其是电子传媒高层,不时「听取」她对报道的意见,是行内公开秘密。

  接近中联办消息称,由于陈山玲与谭卫儿交情甚深,发生「误报」事件后,陈山玲也要面对内部批评。由于她是前主任廖晖人马,向她作出批评,会否触发港澳办新主任王光亚作出人事调动,或中联办内部斗争,令人注视。

江死后,胡锦涛日子会更难过

江死后,胡锦涛日子会更难过。认为没有江泽民,胡锦涛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将习近平一脚踢开,把李克强扶正,提拔胡春华进政治局,而自己再连任一届或两年军委主席的想法未免将诡谲的中国政局看得太简单了。

胡锦涛并非因为江泽民的存在而不敢踢开习近平,扶正李克强,他所面对的也绝不仅仅是一个江泽民。而恰恰相反,江泽民活着,胡锦涛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有一个可以与之讨价还价的对象,在目标和现实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足够宽阔的缓冲地带。为了维持平衡的利益格局,江泽民其实在平抑江派和其他各种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对胡锦涛的不满和反抗方面,起着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作用,陈良宇一案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江泽民是胡锦涛最大的竞争对手,同时也是维护胡锦涛领导地位的一道安全屏障。不可忘记,习近平取代李克强,是江泽民与胡锦涛通过讨价还价所取得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

江泽民的死,令胡锦涛丧失了政治上的安全屏障和缓冲地带,他必须直接面对江派势力和其它各种反对势力的挑战。过去,只需说服老江,或与之讨价还价,或通过利益交换就能办成的事情,现在不行了,现在要去说服所有的人接受自己的主张和想法,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仅仅因为自己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政治地位,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是政治上的幼稚和冒险,随时都可能导致政治翻船的危险。当年毛泽东死后,江青四人帮与叶剑英,华国锋两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较量以及那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政变,在当今中国领导人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更令胡锦涛不敢擅越雷池半步。

千疮百孔的中共政权,犹如一艘航行在狂风巨浪中的破船。江泽民的死对中国政坛的冲击,早已令中共领导人不寒而栗。胡锦涛能否熬过这一劫,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太上皇江泽民

最近,江泽民缺席了中共成立九十周年纪念活动,媒体纷纷猜测他可能重病在身,甚至发布已去世的消息。如果是谣言,中共发言人会迅速予以澄清,但这次奇怪的是,中共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是否生病? 或者已经去世? 任由小道消息满天
飞,拒绝透露任何信息。看来,这回江泽民怕是凶多吉少。

江泽民和历代垂帘听政的独裁者一样,至死都牢牢掌握着军权。胡锦涛自2001年任总书记以来,甚至在2003年接任军委主席以后,虽然名义上成为军队领导人,但实际上既不能做重大决策,也不能决定军内重要干部任免,大事仍然由江泽民做主。

邓小平晚年,身体精神欠佳,管理军队主要靠他的秘书王瑞林。王是山东招远人,跟随邓小平几十年,是邓小平的贴身亲信。他主导了搬倒杨家将后的军委领导班子,推荐其招远老乡,山东大汉张万年牵头领导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王瑞林从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开始涉足军队,历任任军纪委书记,军委办公厅主任,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上将军衔。江泽民在邓小平在世时,对王极其尊重,王也投桃报李,为江在邓小平面前说尽好话。

在中共高层机构中,除了总参,总政以及军委办公厅,是十分重要的两个机构,办公厅是信息汇总,发布政令之所在,重要性自不必说。总政治部并非只做思想政治工作,掌握着全军师以上干部的任免大权。中共地方干部任免大权在组织部,组织部长往往都是一把手的亲信。军队也是一样,总政治部掌握干部任免使用大权,而军委主席的秘书任副主任,主管干部工作,自然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军权的所属。

王瑞林在邓小平去世后退休。江泽民随着在党内军内地位日益稳定,也步邓小平后尘,其秘书贾廷安开始涉足军队。贾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于2003年12月正式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直到2008年十二月,贾廷安不再担任办公厅主任,转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管干部,授中将军衔。

可以看出,江泽民的秘书贾廷安与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的任职经历几乎完全一样,其职责也无庸置疑,江泽民通过贾行使对军队的管理,在加上亲手提拔的军委成员郭伯雄徐才厚 等人的维护,尽管退休已经近十年,江泽民仍然在军内拥有绝对
的控制权。胡锦涛名义上军委主席,但只要江还有一口气,就永远没有实际的军权可言。

但胡锦涛也并非没有考虑,他已派他的贴身秘书任职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此人就是北大哲学系高才生吴志铭。吴志铭大概生于1956年,曾在海军东海舰队雷达兵服役,80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高大英俊,品学兼优。后考入中央党校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即进入中央办公厅工作,后调入胡锦涛办公室,成为胡锦涛贴身秘书。2008年十二月,也就是贾廷安转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同一时间,吴志铭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少将军衔。吴志铭是否兼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不得而知,但其任职轨迹,必与前辈相似。

中共自邓小平后,形成了一整套的接班规范与惯例,军权的交接也是如此。老领导退下后把政务交给新一代,但牢牢把握军权,到死方休。新一代接班人必须耐心等待。

胡锦涛在上台以后这几年,时运不佳,先是"萨斯瘟疫",后是地震,西藏新疆轮番折腾,各地群体事件层出不穷,焦头烂额,有苦难言;团派诸侯封口沉默,不敢惹事,"下定决心不作为",被海内外舆论交相指责,声望大跌,呼唤不灵。究其原因,与江泽民掌控局面,年轻一代慑於太上皇权威,不敢越雷池,有很大关系。如果老江真的去世,对胡锦涛来讲,倒是苦尽甘来,终于能够自己做主了。

江泽民是个好同志

从2002年交班给小胡之后,从来不肯错过任何出风头出镜头历史性机会的"前"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建党90周年的"七一"寿庆大典上,竟然醒目缺席。坊间的猜测与世上的时尚理解,当然是江行就木。而任何大人物的就木,都标志一个历史时代历程。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对这个人物以及他所标志的时代来一个盖棺定论。

德孤博客就作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尝试。他的《说说江泽民功过是非》一文,就拿了几枚精致的铜钉,试图给泽民同志不透明的水晶棺钉上几个透气的洞洞。

不知为什么,我这次怎么也无法在德孤博文里跟贴,来跟他一起钉铜钉。不知是老江不肯就木呢,还是只被玩一下失踪的老江不准我等小民对他随便盖棺"钉"论。

俺非常欣赏德孤对江客观冷静的评价: "江与毛邓当然不能比,无论是好是坏,都比不过毛邓,江既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也算不上大奸大恶。与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相比,他江泽民也比不上。他没有华国锋除去"四人帮"那样的力挽狂澜的功劳,也没有胡耀邦的开明开放的形象和人品,更加没有赵先生的改革与创新思想。当然,与其后任相比,比较有个性一些。"

我倒更愿意把江跟赫鲁晓夫作比较。不是因为他们的长相性格的任何相似,而是他们在一个执政共产大党生命周期历史转折时期他们相似的处境与努力。在一个作恶多端同时强大无比的共产党在走向垮台覆灭之前,努力作自我调试内外功双修,争取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甚至获得回光返照的历程,江泽民跟赫鲁晓夫不但处境类似,努力与作为都有师承。俺拿老江比老赫,看官不要误解俺的意思:老赫不但是个人物,还是个好同志。俺就比这一点。

在斯大林死后,苏共面临一个巨大的生存危机:斯大林时期残酷镇压血腥清洗党内同志与党外知识份子科技人士,以及对民众残酷压榨无情掠夺的历史与现实,随着红色魔头的去世,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继续装扮那个魔头,也无法继续生活战斗在这个魔影之下。国际上冷战的正式定局,使得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关乎苏维埃帝国的生命。而东欧下属"兄弟共产党"以及东欧民众,也无法被继续永远笼罩在红魔斯大林的血色阴影之下。在国际上,以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总部的名义,向各国共产党发号施令,向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堡垒发起最后的冲锋,明显是痴人说梦,只能引来世界对苏联的防范打压甚至包围。老毛虽然很喜欢苏联带头去占领白宫,但是老赫也知道,毛司令不会听赫总书记的指挥。

赫鲁晓夫是个人物。他是斯大林的首席轿夫,也是给斯大林抬棺的领队,还是斯大林的掘墓人。历史记得赫鲁晓夫,主要是他有出色的三点:斯大林的掘墓人,全民党理论的创立者,以及跟美帝文明争斗,(跟尼克松在厨房辩论宰资本主义的猪还是杀共产主义的狗,在联合国用皮鞋当惊堂木)。而赫鲁晓夫同志最凸出暴露漂亮的这三点,毛主席最看不惯,因此中国人也不甚了了。只知道赫鲁晓夫是个小夫秃子大坏蛋。

但是,中国有一个人却有幸在苏联现场不动声色地审视考察过赫鲁晓夫暴露的这三点重要部位,对赫鲁晓夫这个光头大肚的凹凸不平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人就是我们现在准备作古的江泽民主席同志。泽民同志虽然没有机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苦差,亲自领队给最高统帅抬轿抬棺,甚至也不要去掘墓,但是他接手的并非闲差:他也必须承先启后。对内不但要把贝利亚之流掌控,要提防勃列日涅夫的暗算,关键是对党员对百姓如何念经。 对外他比老赫的处境好,有老邓与胡赵的
铺垫,江不必跟美国总统讨论杀猪杀狗。但是跟克林顿同台辩论,老江不明白文明的西方世界的社会贤达哲人居然有信仰喇嘛教的。他也向克林顿解释不清,为什么他这样英明加聪明的世界级领袖,要信仰一个早破了产如今他自己也说不出一二三的共产主义。

老江的文化素养明摆着比赫鲁晓夫高几个级别。老赫钳工出身。老江书香子弟大学生。老赫在联合国脱鞋敲桌子,老江却特注意仪表,在英国女王面前也不忘记从口袋里掏出梳子来梳头。连老赫也能显摆理论,老江能没有理论撑腰吗?并且,这理论也不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是为了党
的领导地位,党的国际地位:我党必须要有个起码的一二三,向老百姓下诏书,我们为什么奉天承运;还要向国际发告示,中国的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领导建设资本主义。

江总把中央党校社科院人大北大清华全国任何旮旯前庭饱满双耳垂肩白须拖地的智囊全部找来,给他们讲了这个道理, 下达了这个任务:务必在牛年马月之前,你们要鼓捣出这样一个基本理论出来!有智者当场
献策:依在下愚见,我党不必死撑什么无产阶级先锋队。我们应该代表全体人民。江总马上点头,就是呀!赫鲁晓夫同志就这样说过,我记得很清楚,连俄文原话我都背得出来。好,就是全民党,我党代表全国人民,一个不剩!

有同志插话,江总,捡赫鲁晓夫的原话,总归有点不妥吧?

什么不妥?老江说,赫鲁晓夫是个好同志!我在苏联时期,他们对我很不错!跟斯大林比较,谁不说赫鲁晓夫好?

毛主席说他不好,有同志嗫嚅。

是吗?江总略微呻吟一下。这样吧,不用全民党的提法。我们要创新。要代表全体人民。要代表中华民族。要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泽民同志站起来,大手一挥,真正的领袖风范。不代表不行!不让代表更不行!

大家钦佩敬仰至极。不几天,完整的"三个代表理论"就诞生了。不几个月,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全部耳熟能详。三哥三妹全戴表了,喜气洋洋。不几年,三个代表庄严地进入了中国宪法的宝座正厅。

赫鲁晓夫同志的"全民党",确实把列宁斯大林的一人党向文明进步大大推进了一步。犹太人,甚至反革命分子的后代,有特别专长,尤其是特别忠于苏维埃祖国的,都可以入党,代表全民,领导全民,甚至在黑海还可以拥有别墅。苏维埃监狱关押的反党份子反革命份子少了。甚至老赫讨厌的同志,也很少在半夜被拉出去枪毙了。所以,后来勃列日涅夫等同志实在讨厌老赫的时候,也很文明人道对待他:管饭管穿衣管生老病死,甚至不管他读什么书写什么字,只要他老老实实呆在别墅里。当时的世界,除了毛泽东,其实谁也没有把赫鲁晓夫当作什么特别的恶人坏人,因为他无论资格业绩人品,都跟斯大林摆不到一个位置。

老江很类似。他对老赵,就很客气。虽然他不让老赵随便出家门,但也不是他宣布关老赵禁闭的。他的三个代表,虽然是背诵的赫鲁晓夫教导,但也不是没有创新,起码这个代表民族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就很大气,尽管仍然是拉大旗作虎皮裹在党与自己身上,但无论如何比血淋淋吓人的虎皮好。

老毛的井冈山杀AB团,延安整风,到大跃进文革等功劳,记不到老江的帐上。老华老邓的霹雳雷霆,也没老江什么责任。深圳上海的高楼,虽然老江没有奠基,参观指导还是有的。无论怎样,老江是个好同志。共产党头儿里面不干那种永远无法启齿告诉同志与子孙的事情的人,不但是好同志,简直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一个好同志,他也是好人。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他们这样难得的好人,终究不会被人民永远念叨。历史也会忘记他们。因为,他们很不幸地,聪明或者稀里糊涂地站在了历史注定要抛弃的一边。他们的聪明,是及时地抛弃了自己原来稀里糊涂信仰的主义。他们的不幸,是打错了主意,以为他们抛弃的主义别人还真信,永远挂羊头卖狗肉的中伙铺连锁能够万世兴隆。

少数人统治的文化属性

  人类在几百年以前的数千年,发展停滞或者缓慢,对应它政治制度,基本上都是少数人统治,比如中国君主权力世袭制,以及由此相辅的政治官僚的"学而优则仕"。

  少数人政治统治的本质,是相互勾结、瓜分、独占和垄断社会最稀缺的政治统治资源。

  少数人统治的危害,是政治的垄断地位必然导致政治的不公平,由不公平而导致政权的压迫性和掠夺性,"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少数人统治的普遍本质。

  为什么少数人统治会普遍产生这种人压迫人的本质?

  这归为一个最终极性的哲学问题:即人性善恶的问题,即认为人性恶的原罪问题。

  如若承认人类原罪,承认人的恶的欲望自发性,那么一旦有条件和机会,人性的恶就会积极的出来活动,而少数人的政权,由于不受到大多数人政治权力(人权)的有效制约,于是人性弱肉强食恶的文化(少数人鱼肉百姓),就具有了可以自由活动和随意发挥的广阔的空间。

  关于人性善恶问题,历史上一直在无穷无尽的争议,但是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实践问题。

  从实践来看,西方文化基督教认为人性恶,但这并不代表它绝对贬低人性,更没有因此而使基督教博爱的善的教义受到损害,实践的结果恰恰相反,基督教原罪理论反而是激励人追求善的道德的思想明灯。

  这就是实现道德价值的哲学艺术:为了达到正面价值的目的,首先把它的反面价值放在最强大的位置,如此才能敲响社会文化警钟!

  才能强有力的促使人类去自我认识,认识善恶矛盾的人类本性;才能对人性中恶的疯狂不敢松懈大意,唤醒人类本性中沉睡的良知(上帝精神),实现博爱价值的自知之明。

  基督教的生命力,就在于立足于现实,敢于批判和否定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具有伟大的拯救人类的崇高精神。

  中国文化中,老子人文价值思想也是应用相反相成的道理,但是老子思想不是为了拯救他人而勇于自我牺牲,恰恰相反,老子思想自知之明的价值,是自私性的明哲保身和养生。

  拯救他人(人类)的理想追求,使基督教充满积极入世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只有具备了这种社会中迫切需要的"真实"的精神,才积极的拥抱生命,勇于自我牺牲,摒弃虚伪和邪恶,去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即信仰崇高的上帝精神。

  老子明哲保身的思想,不愿面对和反抗残酷邪恶的现实世界,因此和基督教的入世救世精神相反,老子主张出世的精神,逃避现实,胸无大志,顺其自然。

  老子思想善恶不分,不承认善恶价值的绝对性,因此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也无从谈起。

  老子消极无为思想,是中国强大专制压迫下被迫形成的一种畸形精神。

  基督教有人性渺小的一面,即人性原罪,也有人性伟大的一面,即人性的上帝精神;老子只取人性渺小的一面,即人类如同刍狗。

  基督教人性伟大的一面,是西方社会改造不平等文化的神圣精神后盾;而老子人性渺小的思想,是中国社会对待不平等文化,采取听天由命、得过且过、自我麻痹的一种理论依据。

  中国政治文化代表孔子,关于人性善恶的思想,一如他的中庸方法,没有明确界定人性价值的善恶。

  但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础是立足于人性中的善,"学而优则仕",就是认为治国之道,在于学习认识和提高人性中固有的仁爱(善)精神,以求实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后来的儒家孟子,旗帜鲜明的主张人性本善的思想,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而另一位大儒荀子,却截然相反,主张人性是恶的,荀子说:"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

  其实在人性善恶的问题上,孟子和荀子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各自是中国文化无可无不可(孔子语)的两极表现。

  任何事物价值判断都是相对而言,即事物价值是一个矛盾体,有善的价值就必然有对应恶的价值。孔子无可无不可的思想,就是在说明事物两个价值方向发展的可能性都有。

  儒家人性仁爱的文化思想,提倡仁政;而人性恶的思想,主张用严峻的刑罚,来制止人性的非分欲望和大逆不道,后者名为法家,其实是儒家的一种右翼理论。

  那么,中国文化的人性理论到底是善?还是恶?

  中西文化由此产生根本性区别。

  西方基督教,斩钉截铁认为人性恶!

  这里包含有伟大的文化意义,既然人性的恶是普遍的,那么人人是平等的。即在善的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恶的,在恶的普遍意义上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原罪!

  因此,西方人权民主文化的精神力量主要是来自强大的基督教文化。既然任何人都不能成为上帝,每个人都有原罪,那么每个人的权力都必须受到约束,谁来约束?必然是一种上帝精神,即正义精神,而民主和人权是这种精神伸张的政治保障。

  而中国文化,人性可以善,也可以恶,这就在说明和论证,人与人关系不能平等,因为善和恶不能平等,社会善恶秩序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因此中国文化中道德修养高的人,社会地位也必须高,即"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天经地义。

  社会绝对应该由道德禀赋高的君子来领导,而道德秉性浑浊不干净的草民必须被领导;于是少数人攫取了政治权力,被合理的解释成是君子精神道德的合法权力,而大多数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则也合理的解释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这就是中国"道文化"。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道文化"具有政治思想等级的根本属性,而这种不平等等级属性的根源,是中国文化对人性善恶的一种不公平的认识,即认为人性的善恶是各自高低不等的。

  而事实上进一步的是:中国文化故意回避人性绝对善,或者人性绝对恶,这种回避的逻辑结果是否定了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价值。

  而且相反,中国文化给人性善恶留下无可无不可的弹性和空间,只有这种道德高低不等空间的存在,才能为政治等级制度(即反民主,反人权制度)提供道德理由的合法性。

中海油漏油不尽责、不披露、不赔偿

  把丧事当喜事办,把污染事故当作意志体现的良机,央企此类悲喜剧层出不穷,从松花江到大连到今天的中海油渤海湾漏油事故。

  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有三宗罪。

  首先,国家海洋局与地方政府、企业运作不透明,官僚色彩重。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从6月4日接到中海油合作伙伴康菲石油公司报告,称发现海底溢油点,在蓬莱19-3油田海面发现少量油膜带,随即命该公司开展自查。而后,6月17日上午,C平台发生小型井底事故。康菲石油当日停止所有平台作业。在事故发生过程中的约见、通报、处理,均在体制内运作,公众知情权如同神话。

  这并非第一次,据披露,去年5月,中海油天津分公司"南海一号"钻井平台就发生过溢油事故。在中海油和政府部门的官方新闻发布中,无从寻觅此次事故的踪迹。

  其次,中海油不守法,不能尽到上市公众公司与重要国企的社会责任。

  中海油是老资格的公众公司,在海内外资本市场有四家上市企业——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于1999年8月在香港注册成立,并于2001年2月27日和28 日分别在
纽约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2001年7月,中海油股票入选恒生指数成份股。如此重要的一家国际性上市公司,居然没有学会一丁点的尊重投资者知情权,我们很难看出,这是一家私人企业还是一家公众公司。

  作为我国重要的资源性国企,该公司有义务向社会披露自己的环保等状况,以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而对于深受污染之害的当地居民,更有必要提供即时信息,以最大限度地尊重公众利益。甚至连专业人士都不知情,烟台海洋与渔业局相关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他们起初也不知情,听说此事后,随即向山东省方面求证,山东省方面陆续发过来几份国家海洋局的相关通报,但内容都很零碎。

  对于海域污染事故,我国的《刑法》、《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都有相关规定,对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也有严格规定。但在尊重法律、尊重公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这一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依然无法看到中海油的忏悔——也许大面积的污染、居民的损失与资源市场相比,什么也算不上。

  第三,中海油不赔偿。

  在此次漏油事故的责任认定上,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副司长王斌表示,相关法律规定,应由作业者承担所有责任。此次康菲公司被认定为责任者,因此海洋部门只追究该公司的责任。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副局长郭明克则表示,经过调查取证,目前该事故已经立案。根据现行环境保护法规定,对康菲公司的索赔金额最高为20万元人民币。王斌同时表示,海洋局不排除将代表国家对康菲公司进行生态索赔,由此金额可能将超过20万元。

  对于公民利益的漠视是重大污染事故未能有大规模民事诉讼的根本原因。今年中石油1月初的新闻显示,"7?16"大连爆炸事故的善后和追责行将落幕。根据中石油与大连市政府达成的意见,后续的赔偿工作将由大连市政府承担;中石油正式启动位于长兴岛的两千万吨炼油和百万吨乙烯项目。两家承包商可能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以投资抵赔偿,一切尊严都在资金、投资的勾兑中消失无踪。

  在如此巨大的事故冲击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网站依然体现出丧事当喜事办的特色,除了一条《蓬莱19-3油田原油泄漏已有效控制 海上油膜回收基本完成》的新闻,提醒大众此事件与美国墨西
哥湾溢油不具可比性,"它并不是油井爆炸,而且发生在浅水,使得浮油回收及清理相对容易",满网都是成绩与歌曲,仿佛事故只是大众的单独梦呓。

  涉事的美国康菲石油也颇有中海油之风,对在中文网站上居然对事故不着一字,看来无法中企外企,只要没有严厉的约束,对于环境与民众利益的漠视就不可避免。

  越来越多可怕的事故,背后是制度环境与自然环境劣质化,对利益永无止境的追求,没有受到公众利益、社会利益的严厉约束。当我们面对5倍以上的海洋养殖地扩张只能换来1倍多的收益时,应该听到公众利益的哭泣,应该感受到社会的愤怒,应该对日后的社会运作高成本保持戒惕之心。

九十年中共:如何注入灵魂和谨慎转型?

  中共成立九十周年,北京举行隆重纪念,各方也予以密切关注。关注各方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但都无法否认两个基本事实:一、中共虽历经坎坷,但却是近代领导中国走向崛起之路的唯一政治力量;二、随着中国改革和崛起进程的不断展开,中共自身也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党转型的方向和进程。

  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尚不彻底

  九十年前中共成立,是中国近代化历史上中国仁人志士拯救中国的重要努力之一。虽然其他政治力量的救国努力一样不容忽视,然而毕竟最后只有中共虽屡犯错误,但却使苦难深重的中国逐渐强盛。其间,中国精英阶层的心路历程、各派政治力量能否合力救国、中共取得政权的方式,以及在治国过程中的种种成功与弯路,相信都是未来留待历史学家研究和争论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的答案若能形成共识,相信对中华民族未来迈出更为稳健的步伐,将有足够的影响力。

  就中国的现实政治而言,必须承认,三十多年前由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中共自我更新的重要里程碑。坦率地讲,无论是中国还是领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共,自改革开放开启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随着中国从经济、社会形态到工业化、城市化形态的转型,中共自身也开始了微妙的转型。

  最近三十年,中共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型雏形:一是七十年代末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之上;二是从新世纪开始公开宣示由原来的革命政党转型为执政党。前者意味着中共在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开始远离意识形态之上的工作方式;后者则意味着中共开始正视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转型也已发生的深刻变化,并试图从政党工作方式、形态乃至性质上逐渐适应这一转型。

  两者都是中共自上而下的自觉行动,折射了中共时任高级领导人的视野和高度。但必须承认,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中共的转身比较漂亮和彻底;而从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中共则做得相对比较艰难和不彻底。其间有领导集体的权威作用使然,同时也由于后者本身的逻辑更为复杂。

  中共内外环境变化和转型需求

  中共的转型,一如中国的转型,其发展早期相对比较容易,而到了一定阶段则会遇到难以跨越的瓶颈。就中国的转型而言,下列三大转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即:一、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三、从相对封闭的社会向日渐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转型。三者都很迅速,但都不彻底且遇到了巨大瓶颈。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跳不出上述三大转型所遇到的瓶颈。

  作为开启和领导中国上述三大转型的政治力量,中共面对上述三大瓶颈,技术操作层面做得相对比较成功,而一旦进入技术背后的制度层面,就显示出在方法论、进程乃至方向的一系列困惑。而这些困惑与其说是策略上的困惑,还不如说折射了中共在自身转型进程中的困惑。

  今天的中共在自身转型中遇到两个最大的困惑:一、随着经济大潮的蔓延,中共日益失去其原有的精神气质和灵魂;二、如果说过去中共靠夺取政权和疾风暴雨式的统治方式赢得本身并无任何私有财产的人民的支持,那么今天当中国绝大部分民众已经或开始拥有私有财产,并继而产生日渐多元的利益分化的时候,中共如何赢得全体人民的支持,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执政课题。中共作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包括党内廉洁),若不能回答并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那么就都是舍本求末的策略之举而已。

  就上述第一个困惑而言,中共原有精神气质和灵魂的丢失,看上去似乎是一些党员的党性修养不够,其实却来自中共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建党基础的深刻变化。革命时代的中共以推翻剥削阶级为己任,人民往往从共产党员的身先士卒中感受到共产党的理念。但今天的中共则正在领导中国走向以物权(亦即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共同富裕和法治之路,再加上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没有做好市场与政府的分离,因此政府和执政党在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难以置身度外,革命时代的精神气质和灵魂的丢失,就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这些瓶颈和困惑,在欧洲早年的左派政党身上就已发生过。欧洲早年的左派政党同样以消灭剥削阶级为己任,但二战后的西欧却是一个私有制和法治日渐完善的格局,这催生了大部分欧洲左派政党的第一次转型。与此同时,左派政党却以其公平、正义的理念,通过民主机制的参与,以"蚕食"的方式一步步完善了今天的欧洲资本主义体制。进入新世纪,由于原有的公平、正义等写在欧洲左派政党旗帜上的目标基本实现,欧洲左派政党又面临第二次转型。

  返回革命做法?谨慎推进转型?

  中共宣布从革命政党向执政党转型,无疑是一个勇敢和值得欢迎之举,但其背后的难度却不可低估。今天中共遇到的党建问题,与其说是党建机制本身的问题,还不如说是折射了中共开启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进程推进到一定阶段,其基础已开始与中共本身的建党基础发生矛盾。中共高层显然已认识到这一矛盾的外在表现方式,因此才提出"执政为民"和"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直至最近直言中共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

  但面对这些忧患,中共究竟采取返回革命时代的做法来重新注入灵魂,还是谨慎推进政党转型?这是中共面临的方向问题。无疑,革命时代的口号有助重塑政党灵魂,但在政党基础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这一做法的持续成效值得讨论,绝非唱红歌来得那样简单;而推进政党转型则显然知易行难,既需要视野,也需要勇气,更需要艺术。

建议教育部搞一个“无考试实验学校”

  这个无考试实验学校的招生从七岁上小学开始,如果学生乐意,可以一直学到三十岁。这个招生可以面向全国以抓阄抽彩的方式决定。

  我的意思是一个人从小学到博士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考试,一次考试都没有。学校的目标是培养人才,但是,可以试验各种培训办法,但是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叫考试。

  但是,如果没有考试,和现在社会的评价人才的体系不接轨怎么办?可以在这个学生三十岁的时候,他自己决定,可以申请一个"全面评估",这个全面评估的钱,他必须自己出,而且费用很高,由社会上的一些专家对这个人进行评估,而且评估没有任何可度量的标准,每一个专家可以有自己的标准,评估完全公开进行,在电视台直播,甚至也可以和有学历的人进行PK。

  当然,这个学校还是有一定的纪律,必须上课,必须做练习,等等。但是学习的目标不是考试,就是学这个东西可能有用处,有意思,学完就完了。

  学生从小学开始就可以选专业,也可以转专业。比如一开始一个小朋友喜欢电子,因此就进入电子班,可以学会安装一些电路,在这个过程中知道自己还差哪些知识,因此再报相应的班。一些小朋友喜欢生物,因此就进入生物班,从小就开始进行各种生物的试验。就是说科学家也要从娃娃抓起。基础教育经常是反着顺序的,比如先做试验,在做试验的过程中知道自己哪些基础不够,因此再去补基础。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也是曾经指出,人民解放军是一个相当专业的队伍,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培养出了超过国民党的炮兵和工兵,这两个兵种都是技术兵种,如果是按现在的办法来,三年大专一过,解放战争都打完了,更不要说硕士博士了。

  解放军是办了许多技术培训班的,都没有考试,我在海军某航通修理所的电子班学的电子专业,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对电子线路从完全不懂到能够装一部收音机,直到下车间成为雷达技工,这个过程中完全没有考试,但是我要做事情,要修理雷达,这个事情逼着我要学习,甚至最后成为不错的雷达技工。

  因此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是可以完全没有考试的学习的。毛泽东有相当多的学习和研究都是不考试的,他自己走遍大半个湖南省进行调查,没有导师指导他。追求真理就是要努力把事情搞明白,在这个过程中是可以没有考试的。

  此外,当人自由成长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出现的。例如我们经常知道历史上有着名学者能够熟练六门外语,我认为这的确是一个本事,但是现在的这种高考体系是培养不出来的,因为高考只考一门外语。还有的人可能会十八种乐器,会做多少种工艺品,有的人可以办网站,当黑客。有的人可能小小年纪古今中外的名着就已经看了个遍。当一个人从小到大没有任何考试的压迫的时候,他有可能成为任何一种稀奇古怪的人才。

  现在全国各地的"实验学校"因为不得不和高考接轨,那就是"实验"怎样获得高考好成绩。我认为应当有真正的实验学校,可以开展与任何考试无关的教育实验,缺少这样的实验学校,教育学也不可能发展。

调控若失控则只有再次土改了

  目前房价高昂的头还没有低下来,物价指数又像打了鸡血,飞速上涨!换句话说,房价没跌,物价飞涨,为什么?曾经的政策,总是使绝大多数人受益,或者至少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今天,我们正在面临困境,所有的人都受损。

  个税也由最低2000元调整到3500元,表面是人民的工资提高了,而反过来讲,可见通货指数至少超过了50%,虽然温总指出,今年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各项工作中,把抑制通货膨胀摆在了第一位,要三管齐下管好物价、房价,要控制货币的流动性,消除房价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同时要密切跟踪和分析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形势,进一步研究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措施!这与当年调控房价一下,房价越调越高,物价更是月月上涨!还真像领导说得,通货膨胀就像一只老虎,如果放出来关进去很难!

  加上腐败、渎职引起的灰色收入,导致穷人越穷,富人更是越富,穷人盼房价暴跌,富人盼房价暴涨!以目前来讲,房产投资的热度虽然降了,但是并没有影响到人们对房产的喜好。只要有低价入市的机会,他们仍然非常积极。说他们所所谓最严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抛售手中房子?他们判断理由:一是房子卖掉的钱没有去处,按他的话来说就是,投实业,现在毛利这么低,不划算。二来现在只是投资的热度降了,但是没有影响到他们对赚钱前景的判断。以前他们买房子要求见效时间短,比如小户型,要在一两年时间内就能翻番,现在政策打压得厉害,所以只能把收益时间拉长。对后市,我们还是看好的。

  2011年被"誉"之为调控年,从限购令政策的出台,再到限贷、限价政策的登场,也就才两个月,却让传统的"金三银四"成交惨淡。开发商们不愿房价大跌,便死守阵营,想尽一切策略搞营销,购房者也不甘示弱,奔跑于更大房交会的同时,更不忘时刻关注着媒体释放的的每一个房地产信息。开发商在庆幸:房价还没大降。购房者在祈祷:房价快点降。结果是什么都没有降,房价稳涨,物价暴涨!穷人财富稳定缩水,富人财富泡沫吸水!

  物理讲究能量守衡定律,财富更是一样。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干得多,挣得少"是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而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反观通货膨胀带给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这样发展下去,后果是什么呢?

  房地产业的基本要素就是土地,卖房子实际上是卖土地。而对于土地,按现行土地用途管理政策,政府和房地产商既是"垄断买方",又是"垄断卖方",一方面从农民手里低价征地,另一方面向群众高价售房。房地产业产生的级差暴利,除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外,都被少数房地产商拿走了。随着房价暴涨,"没有房子的人"已被远远甩出财富形成的大门之外,而落后肯定会形成光脚不怕穿鞋子的,毕竟穷人不仅要生活更是需要生存!

  从历史各国看,在经济高增长的情况下,房地产没有一个国家会断。从历代革命运动时,开局都是以土改拉起新的篇章!红色90周年,我们更应该明白,当年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面对现在的问题,调控若失控则只有再次土改了!

合理怀疑是公众投资者的权力

  王亚伟有无"内幕交易"?这个问题是近年来一直困扰着很多投资者的一个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王亚伟也一直处于社会公众的质疑之中。

  而这种质疑最近在微博上掀起波澜。针对投资者对王亚伟"内幕交易"的质疑,华夏基金公司副总张后奇在微博上高调反击:"请问你凭什么认定别人业绩好就有内幕?尊重别人的劳动是一种涵养。"张后奇表示:"专业的质疑是一种科学精神,理应受到尊重。但是毫无事实根据和逻辑的猜测则是例外。"

  作为华夏基金公司的副总,张后奇呵护王亚伟的心情不难理解。但张后奇的这番"反击"却无助于减少投资者对王亚伟的质疑。如果是一种公关手段,那么,这次公关是失败的。

  除了监管部门,没有任何人能认定王亚伟存在内幕交易,只能是一种猜测,或者说是一种合理怀疑。而猜测与合理怀疑,这是社会公众的权力,不是张后奇副总一句"尊重别人的劳动是一种涵养"所能剥夺的。这种合理怀疑与"尊重别人劳动"是两码事。更与"涵养"无关。谁说一个有涵养的人就不能合理怀疑别人了?公安机关办案时,猜测与合理怀疑是非常普遍的,难道说公安人员就没有涵养了?

  对王亚伟的合理怀疑,这是社会公众的权力。因为王亚伟是一个社会公众人物,而且还是一个非常着名的社会公众人物,是替社会公众理财的明星基金经理。对于这样一位基金经理,社会公众有权力来全面了解他的投资能力。而面对他优异的投资业绩,社会公众也有权力对他提出合理怀疑。实际上也只有这些合理质疑得到释疑之后,社会公众才会进一步相信他。而社会公众之所以一直都对王亚伟难以释疑,是因为华夏基金公司与监管部门根本就没有为此做出释疑工作。这次张后奇对社会公众质疑声音的"反击",同样也不是释疑。

  也许,社会公众对王亚伟内幕交易的质疑不象张后奇副总所表示的那么"专业",具有"科学精神"。但社会公众对王亚伟的质疑绝对不是"毫无事实根据和逻辑的猜测"。因为王亚伟的"神奇"就明摆在这里。王亚伟就是一个"重组之王"。作为基金经理,王亚伟崇尚的不是蓝筹股,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价值投资,他追捧的是重组股,他通常都能事先潜伏进去,然后迎来相关上市公司成功重组的消息。王亚伟精准押对的重组股,不是一只、两只,而是很多只,是名符其实的"重组之王"。正是凭借这种"潜伏"的功夫,让王亚伟在投资中立于不败之地。由于资产重组公司内幕交易满天飞,人们对王亚伟提出合理怀疑是很正常的事情,又何劳张后奇副总奋力反击呢?

  当然,要让社会公众释疑,华夏基金公司乃至王亚伟本人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那就是主动邀请监管部门对王亚伟的投资过程进行监管。对王亚伟过去的投资以及正在进行的投资进行调查。如果真的没有内幕交易,王亚伟应该是无惧这种调查的,而且还可以还王亚伟一个清白,何乐而不为呢?

现实的荒诞:国际贸易摩擦背后的真实逻辑

——2011年6月12日南京图书馆讲座

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国际贸易摩擦"这个问题。下面先通过一个实例向大家报告一下这方面的基本情况。

  一、我国面对的国际贸易摩擦现状

  先说一个最近发生的案例。

  今年4月底,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支持对多数从中国进口的铝型材征收反补贴和反倾销关税。在美国,铝型材通常用于建筑,门窗框、屋顶天沟以及太阳能框架,另外汽车和船只的零部件也用到这种进口自中国的材料。中国2009、2010年出口至美国的铝型材货值都超过5亿美元。现在美国方面裁定,中国进口铝型材在美国的售价低于合理价值,美国商务部可据此开始对相关中国进口产品征收32.79%至33.28%的反倾销关税。此外,为报复中国政府对相关产品生产或出口提供的补贴,美国商务部还计划对这些产品征收8.02%至374.15%的反补贴关税。

  这里涉及到两个概念:反倾销和反补贴,下面就给大家作一个通俗的解释。

  假如A国出口一种商品到B国,在B国的售价是10元,而B国市场上同类商品价格为15元,于是A国的商品就取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但这时B国政府就可能认为A国在搞倾销,要对这种商品征反倾销税,比如每件征5元,这样就完全消除了A国商品的竞争优势。这就是所谓的反倾销。

  又假如某种商品在B国的市场价是10元,A国企业生产这种商品的成本是12元,那么要出口这种商品,A国企业势必亏损。这时,A国政府为了鼓励出口,可能会为每件商品补贴2元,以保证企业出口这种商品不至亏损。B国政府发现了这种情况后,就会对每件进口商品征收2元反补贴税,使A国的出口企业重新陷入亏损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反补贴。

  这种现实反映出一个问题:为什么B国政府那么讨厌A国的倾销和补贴?从一个老百姓、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我们会讨厌倾销和补贴吗?当然不会。如果有哪家商场搞清仓大甩卖,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好消息,大家都会去捡便宜货。如果我们买到一件含有政府补贴的商品,我们也会偷笑,觉得占了政府的便宜。要是这件商品中的补贴是外国政府给的,那我们肯定就更高兴了。因为占自己政府的便宜还不算是纯赚,毕竟这补贴出自我们交的税。但我们没给外国政府交过税,外国政府却给我们补贴,那就绝对是纯赚,应该双倍高兴才是。那么,为什么让老百姓高兴的事,政府却高兴不起来?这个问题大家先存在心里,我们后面再讲。

  通过上面讲解,大家已经大致了解反倾销、反补贴是怎么回事。所谓国际贸易摩擦,就是带有限制、扭曲国际自由贸易性质的政府措施。在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根本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之后,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就是反倾销、反补贴。在WTO成立之前,主要形式是关税和配额。简单地说,关税就是对进口商品征税,配额就是限制进口商品数量。

  那么我国目前面对的贸易摩擦形势是怎样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2009年我国遭受各种贸易摩擦的案例就有116个,涉及金额达127亿美元,比2008年翻了一番。2010年全年中国遭遇贸易摩擦64起,涉案金额约7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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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年我国遭受贸易摩擦简况

  案例总数  涉案金额(亿美元)

  2008年   73 62

  2009年  116   127

  2010年   64 70

  可以说,近年来各种针对中国外贸产业的摩擦举措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从统计数据中还可以摸到一点规律:世界性经济危机越深重,国际贸易摩擦的形势就越严峻,反之则反。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后面再讲。

  二、贸易摩擦折射了国际经济秩序的荒诞

  清朝有个作家叫李汝珍,他写过一部小说《镜花缘》,里面讲了不少荒诞不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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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花缘》封面

  这部小说的第十一回,书中主人公周游列国,来到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礼义之邦"君子国",诧异于那里的交易与常规相反:顾客尽可能多付钱,商人尽可能压低价。如果商人不按顾客的意愿加价,顾客就责其有失"忠恕之道"。好不容易谈定价钱,顾客还不肯拿走全部货物,只肯拿一半。也就是说,在这个君子国中,人人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没人知道外部世界居然有人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当外人进入君子国时,就会觉得很荒诞,不可思议。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

  可是,当我们将现在的国际贸易情形与君子国相对照时,居然能找出不少一一对应的地方!例如,进口国常常不允许出口国要价太低(倾销)。即使按国际市场价成交,数量也常常有限制(配额)。这种现象是不是跟君子国一样荒诞?就算把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请来,估计他也看不懂,因为他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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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每一个私人家庭来说是精明的行为,对一个大国不可能是愚蠢的行为。

  ――亚当·斯密

  这里要对非经济学专业的朋友们解释一下,这位亚当·斯密(1723-1790),是被人们誉之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大经济学家,他在1776年出版了经济学名着《国富论》,以此书为标志,经济学才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世的经济学理论,很多都是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马克思通过对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和继承,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就是目前我国大学里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另外一些学者则抛弃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继承了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发展出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就是目前我们大学里开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课程。

  好了,我们回头看亚当·斯密这句话,就会发现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这句话至少是部分失效了,因为在这个领域里私人家庭式的精明并不是通行无阻的交易原则。现代国际贸易中无硝烟的"贸易战",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贸易摩擦,用传统智慧来理解就很荒诞——为何要把价廉物美的商品阻挡于国门之外?不过,这种荒诞感局中人是很难体会到的,因为当他们一步一步慢慢走向荒诞时,就如温水煮青蛙,感觉难免迟钝。只有外人——比如外星人——骤然一看,才有可能出现《镜花缘》式的大惊小怪:居然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世界,在那里,穷国尽管本身还有大批贫困人口衣食不周,却不断把自己生产的消费品输送到富国;而富国还不领情,要把送上门的便宜货挡回去!只是,我们不清楚外星人在"友星惊诧"之余,会把我们这个世界称作"君子世界"还是"傻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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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花缘》式的荒诞现实:

  穷国尽管本身还有大批贫困人口衣食不周,却不断把自己生产的消费品输送到富国;而富国还不领情,要把送上门的便宜货挡回去!

  在座的朋友们可能很少有人曾用外星人的眼光考察过当今的国际贸易现实。用这种眼光一看,原来我们国际贸易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很傻很天真的,其荒谬程度可与大跃进年代的大炼钢铁和放高产卫星相比。那时候人们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人回首当年,确实会觉得前人很傻很天真。那么,将来的人们回顾我们今天搞的国际贸易,会不会同样认为我们很傻很天真?就是说,我们刚才用这种外星人的眼光看到的国际贸易,到底是真相还是幻觉?为什么这么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没看出这种荒诞?为什么主流媒体上也几乎没人告诉大家,我们其实很傻很天真?我告诉大家,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看出真相,我也会怀疑自己的眼光。但现在,决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

  下面介绍一位经常给财经媒体写专栏文章的学者,名叫端宏斌。

  【投影显示】

  端宏斌简介,照片

  端宏斌先生最近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是《一个并不荒诞的寓言》,讲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


  话说有两个小岛,一个叫驴岛,一个叫猪岛。

  驴岛的人非常之勤劳,每个人天天都在干活,生产了大量的粮食,有趣的是这些人还非常节俭,这些粮食自己都不舍得吃,反而都存起来,并且运往猪岛,送给猪岛的人吃。

  猪岛的人正相反,他们向来大手大脚,有钱就花,没钱就借钱花。自己生产的东西满足不了自己的消费,那就从驴岛进口。猪岛每个人的储蓄率不仅是零,还是负数。反正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他们可不在乎。

  就这样,驴岛的人用船满载着粮食,运往猪岛,然后空船返回驴岛。猪岛居民收到粮食之后就交一些绿色纸片给驴岛居民,证明自己确实收到了货。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下去,大家都觉得这就是生活,没什么不妥的。

  但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猪岛遭遇了地震,整个岛都沉下海底,简单地说,猪岛从地球上消失了。此时驴岛的国王慌了,他并不担心驴岛也遭遇地震,他担心的是以往的这套运作模式被打破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大家想一想,现在假如美国突然消失,中国用出口商品换美元的游戏无法再进行下去了,中国该怎么办?)

  驴岛的国王问大臣该怎么办?一个最聪明的大臣说:立刻封锁消息,不要告诉老百姓猪岛已经消失,然后一切都照旧。驴岛还是照常的将空船装满粮食,然后驶出码头,运往猪岛所在海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船员大为震惊,因为船长下令将粮食全部倾倒在大海中。等船员倒完粮食,他们又像往常一样开回驴岛,驴岛的印刷厂印了一点绿纸片发给老百姓。就这样,猪岛已经消失的事实竟然在驴岛被瞒了好多年。

  驴岛的国王忍不住问那位最聪明的大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大臣说:很简单。我们生产的粮食运到猪岛去,这些粮食到底是被人吃掉了,还是倒入了大海,这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获取那些绿色的纸片。既然是这样的话,猪岛是不是存在对我们也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将粮食倒入大海是不会被人看出破绽的。

  这个寓言故事大家听懂了吗?这个故事说的就是目前国际贸易的荒诞。

  下面再看一篇由"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网站"转载的、在网上疯传一时的文章。先介绍一下,这个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实际上是一家民间智库,原名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一直是仲大军先生,他是一位着名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

  【投影显示】

  仲大军简介,照片

  仲大军先生多年前就看出中国对外贸易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类似于传统的重商主义(也就是在亚当·斯密之前流行的一种主张政府要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学说)。这种发展模式的内容主要是在全球间争夺工作机会,出口更多的国内产品,从而积攒更多的外汇储备。究其实质,就是中国年年向外部世界输出资源,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局面:人们把美国的消费当作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贡献,我国出口的增加要感谢美国人的大量消费。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本来需要将宝贵的资源用在本国人民的发展上,却采取了一个资源对外净输出的发展模式。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最突出的悖论。从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仲大军先生也是对国际贸易荒诞性先知先觉的少数人之一,所以他主办的网站会转载下面这样的文章:

  美国发明家与中国经济砖家

  作者:记者(这显然不是作者真名,真名大概在网络流传过程中弄丢了)

  美国有个发明家很是牛。某天他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他向媒体表示,他有办法生产出你所能想象出的任何一种商品,而且价格还特别的低廉。记者问他,那么你需要什么原材料呢?发明家表示:我需要的原料只有两样――海水和木头。只要有了海水和木头,那我就可以生产出任何一种商品。

  众人半信半疑,不过还是有人愿意尝试,给了他一大笔投资。就这样,发明家在海边建起了工厂。结果还真的如他所言,你不管是想要什么,他都能给你顺利的生产出来,而且价廉物美。当众人问他,你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做的时候,发明家却三缄其口,不论你想什么办法,他就是不说。

  有个记者打算探究其中的秘密,于是乔装打扮秘密潜入了发明家在海边的工厂。记者发现,在庞大工厂的外壳下面,有一个造纸厂,一个印刷厂,还有一个巨型码头。发明家先把木头做成纸张,然后把纸张印成美元,然后去码头和中国人交换商品,基本上什么商品都能换回来,而且中国人还愿意互相竞争互相压价,把利润都贡献给发明家。

  记者摸清了整个流程之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跑去问发明家:你这套流程我已经完全了解了,但我想不通的是,万一中国人发觉自己受骗上当了,那怎么办?发明家听完哈哈大笑,道:"根本不用担心,中国人见到绿票子就好比是饿死鬼见到了肉馒头,只要你给他绿票子,他什么都愿意和你交换。就算是他爷爷的祖坟他都愿意刨了,然后把陪葬品跟你换绿票子。"

  记者继续问:"可是,你这些美元都是你自己印出来的,难道美国政府不抓你吗?"发明家不紧不慢的说:"你以为我没想到这个问题吗?我早就和总统达成了协议了,咱们给中国人的绿票子上都标有记号,这和给我们盟友的绿票子完全不同。同样是给沙特的美元,他就可以买我们最新式的战斗机,最好的导弹防御系统,最精确的激光制导武器,但是给中国人的绿票子这些都买不到,不光是这些,凡是高科技产品都不能买,有价值的企业也不能买,关键的资源矿产也不能买,涉及国家利益的战略技术更是不能买……"

  记者打断道:"那么中国人手里的绿票子到底能买什么?"发明家咳嗽了一声,说道:"事实上,中国人手里的美元,除了买我们的国债之外,其他都不能买。 "

  记者大吃一惊,说道:"可是美国国债也不过是一张票子啊,只不过换了一种颜色而已。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傻?"

  发明家两眼望向天花板,说道:"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告诉中国人说,你们买了我们的国债,那么未来我们就会多给你一点绿票子,大约每年多给1.87%,具体的数据你自己去查美联储的网站吧。反正这么一说,中国人就买了。我发现,中国人想的一切就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从我们手里得到绿票子。为此他们不惜把所有河流都污染,让子孙吸入有毒的空气,把地下埋藏的宝藏都挖出来卖掉。现在中国人手里的绿票子已经是世界第一了,总额超过三万亿美元。更有趣的是,他们为了保住这些绿票子不贬值,宁愿一辈子给我们进贡各类商品。有些中国人听说绿票子要贬值了,就像死了爹妈一样。简直笑死人了。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绿票子都是我们印出来的么?我们想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别人根本管不着。"

  记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道:"我现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发明家想了想,压低声音说道:"我就把秘密告诉你吧,你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是什么?原子弹?氢弹?都不是!最强大的武器就是经济学思想,事实上我们控制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经济学家,让他们真心认为他们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接着通过这些经济学家就能控制所有中国的老百姓,让他们相信,一旦中国的出口完蛋了,那么天就要塌下来了。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人确实是奴隶,但你要知道,他们更害怕连奴隶也当不上。为了保证奴隶有口饭吃,他们会拼死拼活给你干活。而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给那些被你控制的经济学家们一点点好处而已。曾经有人叫嚣人民币应该升值,结果被那些思维已被控制的中国人骂了个狗血喷头,由此可见,我们对中国人实行的思想控制非常有效。"

  记者听完发明家这番话。好似刚刚看完一部恐怖片,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个世界上注定有人是羊,有人是狼,既然中国人愿意一辈子做羊,那么我们还是当狼算了。你放心吧,你说的这一切我都会保密的。"发明家忽然摇起头来,说道:"不用保密。羊从来不会相信狼的话(它们只相信自己的经济学家)。你一定要记住,如果哪天中国人不愿意再做羊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好日子也到头了。要控制中国人,就一定要先控制中国的经济学家,让他们相信,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让他们相信,美国的经济学就是真理。于是他们会心甘情愿的做你的傀儡。"

  好了,类似这种揭露国际贸易荒诞性的观点,在网上还能找到许多,但是在正规的媒体上就比较少见,专业的学术期刊上就更为罕见。目前在专业期刊上对国际贸易的荒诞性批判得最为深刻的学者是谁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比我幸运,因为你们都能看见这个人,只有我看不见。(卢映西:《生产过剩: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

  我的学术观点,如果讲得通俗一点,其实几句话就能讲完,就如我在微博中说的:

  【投影显示】

  卢映西微博(2010-10-11)

  伊索寓言说:蚱蜢很懒,在整个夏天唱歌玩乐,而蚂蚁则忙着储藏粮食,为冬天做准备。当寒冷的冬季来临时,蚱蜢向蚂蚁乞要食物,蚂蚁拒绝,最后蚱蜢饿死了。现代的蚱蜢学会了印钞票,用钞票向蚂蚁换食物,结果蚱蜢越吃越胖,蚂蚁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富了。蚱蜢撑得实在受不了,又求到蚂蚁门上:要想富,把自己的钞票升值一下就全有了,没必要填鸭似的填我们。蚂蚁再次拒绝。到了后现代,动物们已经拉开架式,货币战争一触即发。

  关于货币的升值贬值问题,这里稍作解释。简单地说,一国货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一国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因为所有国家都有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本能冲动,所以所有国家经济上一遇到麻烦,都倾向于使自己的货币贬值。当所有国家的货币都竞相贬值时,就是媒体上常说的货币战争或汇率战争。那么,为什么所有国家都有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本能冲动呢?我们到后面再说。

  我发到微博的这一段话,用更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在目前的国际贸易模式中,中国是吃亏的,美国是占便宜的。即然美国已经占了便宜,为什么它还要搞贸易摩擦?那是因为美国已经吃撑了。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都不愿意相信,我国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思维已经被控制了。然而事实是残酷的,只不过他们不是被某个具体的人控制,而是被前面提到过的"主流经济学"控制了,而且被控制的不止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实际上全世界主流经济学家都被控制了,因为"主流经济学"是目前全世界大学里的经济学专业通用的基础课程。既然这样,为什么吃亏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这里有个诀窍,就是美国政府把这种经济学当作真理向全世界推广,但美国政府本身的行为却从来不受这种经济学的约束。那么,这种经济学凭什么控制了大多数学者的思维?就因为这种经济学里包含有一个十分巧妙的魔术,而目前能揭穿这个魔术的学者还不多。下面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下。

劳动者阶级经济利益和意识的首次理论概括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

  资本主义制度较以前社会制度的进步在于:它承认了劳动者的人身权和与之相应的经济政治权利,其中基本经济权利就是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对于没有资本所有权的劳动者来说,要从事生产,使自己唯一所有的劳动力能够发挥作用,就必须将劳动力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能派生使用权,并卖给资本所有者由其支配。正是由于拥有人身权,劳动者才有了对自己利益的思考和发表议论的权利,从而也就有一部分脑力劳动者从劳动者总体角度对经济关系和矛盾的理性探讨,由此形成了以劳动为根据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称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早期社会主义者开始到马克思,创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级体系,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矛盾的系统论证中,概括了劳动者阶级的经济利益,提出了劳动者的阶级经济意识,初步确立了自己的主体、主义、主题和主张,以此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相抗衡,凝聚劳动者形成阶级势力,并为争取自己利益进行斗争,以至演化为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

  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晚起的,大约是在斯密创立了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之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才开始从政治经济学来表述劳动者的利益和意识,对现实经济矛盾发表见解。他们虽说还没有形成对主体、主义、主题、主张的明确、独立的见解,但已表现出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在理论上,他们大体是依托斯密、李嘉图的学说体系,在对主干概念如价值、货币、资本、利润、工资等解说上加进劳动者的经济意识。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经济学家是西斯蒙第,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系统着作。他在此书中强调对于公认定论原理的怀疑:"我推翻了一种科学,它好像是以其单纯、以其法则的明确和整然的推理而成为人类智慧最宝贵的创造物;最后,我攻击了一种在哲学中如在宗教中同样有害的正统学。"[①]从而表达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的主义和主题,他明确表示,社会财富的进步应当在"社会力量的干涉"下正常化,而不是使政治经济学遵循一个表面上好像"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方针。"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政治经济学,"不管应用在什么地方,当然可以增加物质财富,不过,那些学说也会使每个人应得的享受量减少;如果说那些学说的目的在于使富者更富,那末它也同样使穷者更穷,更加处于依附地位,更加被剥削得一干二净。"[②]西斯蒙第提出自己的主张:要由社会力量,主要是有一个公正的政府来调节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使物质财富公平地分配,而不是积累于少数人之手。然而,他所说的公正的政府来自何处?是启蒙学者所宣扬的抽象人性和理性吗?显然这是不可靠的。而且资产阶级也正是以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来论证其统治的。西斯蒙第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提出解决其矛盾的设想,应当说其要点至今依然有意义,但问题还在于如何实现这一设想,即怎样形成一股社会势力并主导一个国家机器。近二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劳动群众,是社会主义运动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西斯蒙第所代表的劳动者还主要是刚从封建统治解放的农奴转化的个体农民,以及从农民转变的雇佣工人,而且当时法国及欧洲大陆的工业化尚未完成,以这样的群体为自己学说的主体,无疑是有先进性和开创性的,但由于主体的局限,西斯蒙第还不可能提出一个系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虽然粗陋,他的体系毕竟反映了劳动者利益和意识,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和主张,明确了所要论证的要点及其难题所在。二百年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演化,实际上都是在探讨这些要点和难题,不过是在变化了的条件下来探讨的。

  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出版(1819年)后约半个世纪,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以产业雇佣工人为主的劳动者阶级经济利益和意识理性概括的系统化,并成为凝聚劳动群众,组成新的社会变革势力,向资本统治展开斗争,进而建立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制度。这是一个比西斯蒙第及其他早期社会主义者在经济思想上的实质性进步,也是第一次明确地从劳动者主体对劳动者经济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西斯蒙第和其他早期社会主义者虽然代表着劳动者,但他们往往是站在劳动者之外,从抽象理性或社会正义的角度发表意见的,马克思则积极投身并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以脑力劳动者的身份将自己纳入无产阶级,因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劳动者主体对其阶级经济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早在他青年时期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就已开始。为了系统概括劳动者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只是知道劳动者的主体性是不够的,必须具备足以与资本主义相抗衡并在历史上比其进步,在逻辑上比其更为深刻、系统的哲学观念和方法,进而对现实及其历史的经济矛盾作深入、全面的实证研究,在揭示矛盾中概括、论证劳动者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意识。

  马克思明确地认为他所代表的主体是产业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以此为前提,他在概括无产阶级利益和意识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进行深入探讨,并形成了解决矛盾、建立新社会制度的途径和原则,使社会主义理论得以系统化。他批判继承了资本主义哲学、法律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的进步因素,并从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对之进行了辩证否定,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即他所坚持的"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开创了人类思想史的一个新时代,也正是在马克思的着述中,劳动者的利益和意识才第一次得到了系统的理论表达。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开创思想史上这个新时代,首要一点就在于他深刻而系统的哲学思维。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学习,不仅使他掌握了辩证的思维方法,而且体会了时代精神的发展趋势。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受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过程中提出的人本主义的启发,对黑格尔哲学及近代以来的唯物主义哲学进行反思,在继承其中贯彻的时代精神一般性的同时,批判了其历史的局限性。对历史发展所体现的新的时代精神,用"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新唯物主义"等加以概括,形成了以"改变世界"为主题的新哲学观念和方法论。马克思将实践看成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实践是"改变世界"的过程,也是认识和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的本质就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不能将人视为孤立的个体物质存在,而应从众多个体内在统一的总体存在规定人。"改变世界",不仅是改变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改变人类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他认为,人类演变到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承担改变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就是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新的哲学必须与无产阶级相统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③]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④]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劳动是实践的核心和主干,也是理性的根据。只有以劳动为根据并作用于劳动的理性,才是促进人素质技能提高和社会进步的导引。因此,只有劳动者才需要真正的理性,只有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理性思维才能概括劳动者的利益和意识。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虽然同情劳动者,甚至会从劳动者立场来进行理性思维,如西斯蒙第和费尔巴哈等人,但都未能明确劳动者的主体性,也未能将自己作为劳动者主体的一分子,因而不能提出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理论。马克思克服了他们的缺点,是第一位以系统的理性思维论证劳动的思想家,而他的社会基础,就在于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断扩大并提高素质技能的产业雇佣劳动者,他们在与资本所有者的矛盾中,形成了初级的对自己利益的意识,马克思通过参与和领导工人运动,深切地认知这一点,并以实践为根据的系统辩证的理性思维将之概括,形成理论认识,贯彻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规定论证中。

  在马克思以理性所构建的体系中,劳动实际上已是一个基本的、核心的概念,他肯定并继承了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将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观点作为自己哲学观念的历史前提,因此才有"新唯物主义"的提法。但他更强调自己哲学观念与唯物主义的区别,区别的根据就在于时代,在于所代表的主体。"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前者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后者则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就是要为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体而进行理性的探讨与论证。

  在马克思的时代,劳动者群体中已经形成阶级并开始组织其阶级势力,具备阶级意识的只有产业的雇佣工人,即无产阶级。"无产"就是没有资产,不具有生产资料。与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拥有其必要生产资料不同,雇佣工人不可能购置工业生产必要的生产资料,只能出卖劳动力的使用权,劳动成果不是归他们所有,而是归资本所有者所有。由此形成异化劳动与资本的私有财产制度,这是无产阶级形成的基本社会条件,他们的利益是与这个制度相对立的,无产阶级与此制度所维护的资本所有者阶级的矛盾就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经济利益和意识的概括,主要就是针对这个主要矛盾及其展开的各具体矛盾的理论分析,规定了相应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承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从人出发,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学说,这是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义,其核心概念是劳动,"共产主义"就是全人类共同劳动的主义。以主义为前提,他明确了以劳动为核心的主题。他所规定的人是以劳动为基本存在形式,以社会关系总和为本质的人。他对人的考察集中于劳动。劳动既是马克思哲学观念的基本,又是他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起点和根据。从规定异化劳动概念形成异化劳动学说,到改造和完善劳动价值论,规定剩余价值理论,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探讨和主张公有制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作为基本和根据,贯彻于整个体系之中。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就是探讨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即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也即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从这个矛盾的规定中,探讨劳动解放的途径。为此,他在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就认识到劳动的地位,他写道:"英国国民经济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大进步是,它把劳动提高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⑤]而他从中所继承并发展了就是这个原则。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规定。还来自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论证,他指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⑥]马克思对劳动的规定,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统一。他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性活动,也是在商品经济中创造价值的活动。人是以自己的本质活动来进行生产,并创造商品价值的。

  劳动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马克思对劳动的规定,主要是对劳动社会形式及由此产生的矛盾的分析。他面对并首先考察的劳动社会形式,就是劳动者处于被雇佣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在这个制度下,劳动已经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已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⑦]劳动产品对劳动者是异化的,它属于不劳动的资本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又用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作为进一步奴役劳动者的手段。在这种矛盾中,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规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制度的一系列概念,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等都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两个范畴矛盾的具体形式,由此构成马克思规定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初级体系——异化劳动学说。

  马克思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展开了更深刻也更系统的研究,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他从改造劳动价值论开始,展开劳动概念,规定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进而以剩余价值概念规定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也即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的矛盾。

  劳动价值论是资本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他们所代表的初期资本家还参加技术性和管理性劳动。从劳动价值论反对封建领主制和集权专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们的劳动价值论是不彻底的,而且很快就被代表占统治地位并不参与劳动的资本所有者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所抛弃。西斯蒙第和早期社会主义者都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未能对之改造完善。马克思从他对劳动的规定,明确认识到劳动价值论对概括劳动者经济利益和意识的意义,集中对之进行改造和完善。在《资本论》中论证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从分析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入手,综合规定了劳动的性质和劳动创造价值,以及价值量、价值形态、货币等概念,批判了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

  以劳动价值论为前提,马克思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本质的剩余价值概念的规定,这个概念同时也是对产业雇佣工人的经济地位及其利益所受损害的规定。剩余价值是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所有者对劳动力超过其价值量劳动时间的使用创造的价值。这部分价值归资本所有者,并变成新的资本,即积累,进行再生产,继续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剩余价值概念为核心,马克思规定或改造了资本、工资、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利润、平均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主干概念和一系列的辅助概念,建构了剩余价值理论体系。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改造和剩余价值论的论证,系统地概括了在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中产业工人阶级利益之所在,明确指出只有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这种利益。在对这个主题充分、系统探讨和论证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必须进行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公有制的主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从他所处时代经济矛盾的分析中,系统地概括了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劳动者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带动的劳动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揭示和规定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目的在于解决矛盾。前者是主题,后者的实现是主张。马克思相当清楚二者的关系,早在写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⑧]哲学观念的变革,使马克思成为一个革命的思想家,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他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实现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是他研究的主题,而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他的主张。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西斯蒙第遇到但解决不了的难题:以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和方式组建能够代表劳动者利益的政府,由它来调整经济关系和制度,以实现劳动者的利益。

  在那些坚持"纯经济"研究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眼中,政治是经济之外的又一"领域",解决经济问题不应考虑政治因素。而苏联教科书及其培养出来的政治经济学家,也将政治看成经济之外的"另一门学科"研究的对象,因此他们能看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张,只是建立公有制一个环节。但问题在于:靠什么力量和方式建立公有制?

  马克思并不拘泥于资本主义学者关于学科的分类,在他看来,经济与政治并没有截然分开的界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矛盾的解决,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否定资本私有制,建立以劳动为根据,以全部劳动者为主体的"个人所有制",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劳动者个人并由其主导、掌控的社会机构共同占有的制度。这才是马克思系统的、可行的关于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主张。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主体,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限制生产力的发展,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对旧生产关系的突破,因此革命的主体就是无产阶级。无产者因被资本所有者雇佣而联合起来,并因共同利益而组成为阶级,进而形成自己的政党。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展开无产阶级的革命,首要的任务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利,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⑨]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理想境界,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共产主义",即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劳动,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各尽所能,按照每个人生存的基本需要分配其生活资料。但历史的演进有一个过程。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⑩]

  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夺取政权,不只是变换政权的掌控者,而是要"炸毁"旧的国家机器,以民主方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还不能消灭国家,但要对国家进行革命改造。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还要继续无产阶级革命,而"行政权、国家政府机器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11]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苏联模式的教科书所说的只是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统治阶级残余的镇压,也不是维护社会秩序而对"不稳定因素"的控制,而是"把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12]他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论证。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13]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即以人为单位而非以财产所有权为单位的民主选举、监督、罢免国家机构的负责人,并以国民自卫军代替"保护政府反对人民的常备军。"与此同时,将政权中的公职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并只付给"相当于工人的工资"。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政治形式,是对国家政权的根本性改造,是保证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体地位,保证其人身权、公民权、劳动力所有权、对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民主权的政治制度。其核心是民主权派生并集合、控制公共权利。对此,马克思虽然没有更细致的论证,但其原则和要义都是相当明确的。

  只有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保证和内在机制,才能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以劳动者为主体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个人所有制"。这是对西斯蒙第所遇到的难题在理论上的解决,而后俄国革命和苏联模式是对这一理论的实践,但由于理解的误差,导致诸多失误,以致失败。

  "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关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后新社会形态的设想,要点是:一、明确了新社会形态的性质,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为目的。二、确定了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三、规定了以劳动为根据的个人权利的平等。四、规定了个体人思想的自由。"自由人的联合体"继承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个性独立和人权、所有权等方面的成果,并对之否定和发展。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基本经济权利,即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平等的,因此其经济制度应是"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认为,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14]

  "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个提法及马克思上面的论述,使许多人困惑不解,其要点在于:一、"个人所有制"与"私有制"有什么差别?二、"个人所有"与"共同占有"是什么关系?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二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后者是前者的否定,二者的差别在于所面对生产方式的变化,前者是个体劳动,后者是协作劳动;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化及其与劳动者的分离,由此而形成对雇佣劳动者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也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它恢复或"重建"了个人以劳动为根据的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时保留和发展了"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要点,在于个人所有权,但占有方式却不可能退回"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只能是"共同占有"。

  至于"个人所有"与"共同占有",这对于学法律专业的马克思来说,是比较清楚二者关系的。无论古罗马法还是由它演化而成的"大陆法系",以及在这些法系基础上建构"法哲学"的黑格尔,都明确规定了所有制中的基本权利是所有权,而且所有权的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等。所有制的性质是由所有权的归属决定的,而占有、使用等权能则是所有权自身的内容,他们在经济关系复杂的情况下,可以从所有权派生并成为相对独立的权利,但最终还要由所有权主体控制。"重建个人所有制"可以理解为: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财产(主要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归劳动者个人,因为协作和工业生产不能将之切割分归每个劳动者,因此要"共同占有",也就是说,由个体劳动者将其所有权中的占有权能派生并集合起来"共同占有"。"重建个人所有制"虽然难以从形式逻辑上理解,但它却相当准确地以辩证逻辑说明了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后所建立的所有制的性质和原则:财产的所有权,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对于生产来说主要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属于个人的,而个人之所以拥有这个所有权,不在于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而在于作为人本质核心要素的劳动。个人所有权的原则和根据,就是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价值,价值归劳动者所有。"以个人自己劳动的分散的私有制"中,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是明显地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它体现了劳动创造价值,价值及包含于其中的产品归劳动者所有(当然还要交纳税赋)的原则。

  对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具体形式,马克思不可能作出更多的论述。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将仍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工厂"称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之一。至于后来苏联模式中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都是苏联领导人提出的,虽然也可称为"公有制",但与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又有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