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同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悬念一样，未来的超级大国将出现在欧盟或金砖四国中也是没有悬念的。
欧盟是一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欧元的出现，是对美元最大的挑战；但是如今欧元已经出现崩溃的征兆，一旦成为事实，作为最大经济体的欧盟也就寿终正寝了。假如欧盟能统一为一个国家，无疑将成为超级大国。不过要是这个假设成立，欧洲就不会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了。那里的民族和国家切割成豆腐干一样的一块块，而且在那里征服邻近民族的企图从来没有停止但最后总没能成功的历史证明欧盟成不了统一的超级大国。从欧洲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从它的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两次世界大战是一个例证，短命的欧元是又一个例证。
金砖四国中的印度，被很多西方人认定将是未来的超级大国。印度人的自我感觉更是好得出奇。其实，在欧盟之外，最容易排除掉就是印度。印度成不了未来超级大国的理由很简单，只要看看被印度人称为"圣河"的恒河水就有答案了。一个民族连自身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一个被印度教的信徒们视之为"天堂的入口"，可以洗涤一身污浊和罪孽的"圣水"也不在保护和不想保护，还能有凝聚力吗？已经严重污染、脏臭不堪的圣河可以看出印度民族的短视和自私。短视将影响其的可持续性，自私可证明其的没有凝聚力。无视可持续性和没有凝聚力将决定印度成不了超级大国，一个既在自我建设又在自我破坏的国家是成不了超级大国的。
恒河象征着印度人的前生、今生以及来生。连这样一条已经神化的河流都变成了臭水沟，还有什么真正的信仰？还有什么良心道德的底线？这只能说明在那片土地上，道德已经堕落，法律如同虚设，也正因为如此那里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就变得必然的了。贪污腐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在国力还没有聚集起来成为超级大国之前就已经蛀空。如此这般，能成为超级大国吗？
按照现在的标准，战国后期的秦国应该是七雄中的超级大国。在秦国从七国中的最弱到最强，一直到超强的发展过程中，商鞅变法是关键。秦孝公24年，起用商鞅，推行新法10年后，秦国逐步走上了富强的道路。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变人治为法治。商鞅变法的结果是"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换句话来说，要是在当时的秦国，民不聊生，世风日下，人人热衷于自肥腰包的私斗而惧怕大义大勇的公战，秦国就成不了大秦帝国，就成不了七雄中的超级大国。
古人曰：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秦国和其他六国之战，其实就是法治和人治之战，秦的强大得益于商鞅变法，即得益于法治。以史为镜，不仅可以知兴衰，还可以知谁是未来的超级大国。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是因为其极其发达和成熟的政治制度。不能否认在美国超级大国大厦之下的第一块基石应该是决定其政治框架的1776―1781年间制定的州宪法和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
在另三个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和巴西中，谁更有超级大国相？谁将是未来的超级大国？除了要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可持续性之外，还要看谁有更完善有效的法制机器。社会的和谐和发展都要依赖于法制。唯有靠法制，"金砖"才能发亮，才能成为未来的超级大国。
谁将是未来的超级大国？商鞅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最近网络上有些江苏华西村的报道，讲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家族控制着华西村百分之九十的财产，讲华西村老书记每天一个模式演讲，分毫不差，他的儿媳妇，村党委副书记亲自翻译成普通话，也是每天一样，分毫不差。记者要采访村里人都不得要领，除了走"官方渠道"。实际上这个华西村就是那个吴仁宝的阎王殿。他搞家族统治，世袭制，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制。

这让我想起国内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的重庆模式。实际上所谓的重庆模式并不怎么新鲜，说白了，就是文革余孽与封建残余的合流。

重庆模式与华西村模式有相似之处，和当年的大邱庄模式也相似，就是走所谓的集体主义路线。也就是说集中了整个地方（华西或者重庆）的财力物力人力，与外界竞争。而内部则实行高度集权的人治模式。

当然，重庆和华西村是有不同的，华西村毕竟地方小，规模小，在这么个小地方，实行家族式的领导，专制一点，独裁一点，也许还真能把一个地方搞得不错。反正你不愿意你就离开好了。

而重庆比华西村大邱庄更左，除了封建集权，人治之外，他还搞文革那一套，强制搞所谓唱红歌，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强制搞意识形态站队。而所谓打黑，纯粹的就是以黑吃黑，与大邱庄禹作敏那一套差不多。

另外在重庆薄书记还搞个人崇拜，与那个臭名昭著的乌有之乡还有一腿，据说还被人家选为地下总书记呢。嘿嘿，就差给他黄袍加身了。

如果只是封建社会的家长制模式，在一个小地方，还是可以把一个地方的经济给搞起来的。这个并不新鲜。所以我不否认华西村模式在某个小地方能够持续比较久的时间。

我父亲离休之后还曾经去华西村参观过，是离退休办组织的，据他回来告诉我，华西村真的不错，一般的村子哪能和它比，华西村中间的马路很宽，居民楼很好看，里面也很气派，商店里面琳琅满目，确实搞得好。所以我认为在这么小的地方，在一个时期实行家长制完全可以把一个地方的经济搞起来。如果这个家长实行"仁政"的话，这样的模式也许还能保持相对比较长久。

可是重庆与华西村毕竟不同。重庆毕竟不是华西村。重庆的薄熙来虽然也是个很有魄力很有魅力的阎王爷，但是我观其心，毕竟不会久居重庆。他走之后，一定会人走茶凉，人走政亡。为什么呢？因为是"人治"，而且他薄熙来大概没有可能把位置传给他的子女吧。嘿嘿，人家吴仁宝可是搞的世袭，像朝鲜的金胖子金二胖子一样，能够确保江山不会易色。

所以，所谓的重庆模式，仅仅只会是昙花一现，只是薄书记的嫁妆。

当然，话说回来，重庆提出的民生，共同富裕，还是有其可取一面的，只不过要靠制度，不能搞歪门邪道，也不能靠人治。比如说靠税收等财政手段调节贫富差距，等等，才算正途。

重庆搞的是所谓"筑巢引凤"，"共同富裕"的政策，完全是政府行为，政府完全彻底的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搞所谓的大政府小社会，完全违背市场规律。如果这样的模式能够成功的话，那大跃进和文革就都不会破产了。

事实上，据报道，重庆搞的所谓"筑巢引凤"，"共同富裕"，实际上已经债台高筑，寅吃卯粮。当然，这些玩意儿，在薄还在重庆的时候，是不会有问题的，等他高升了，那就由后面的人背黑锅吧。

呵呵，话又说回来，那位薄还是很有能力很有魄力的，人也很聪明，只是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有些聪明过头。嘿嘿，看着吧，通往地狱之路往往都是用鲜花铺就的。

　　最近有两件事颇引人注目， 一是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声称，"中国半数千万富豪准备移民出国";二是美国参议员民主党人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共和党人迈克*李(Mike Lee)共同起草了一项跨党派议案，拟提议向购买50万美元以上居民住房的外国人发放居留签证，推动房市复苏，一时间"买房子送绿卡"在中国国内引起反响。
　　需要说明的是，"买房子送绿卡"被部分国内媒体放大报道，其实该动议还处在酝酿阶段，没有正式提出;且即使正式提出，能否通过亦存疑问，因为该政策门槛太低;更何况，这两位议员议案"送"给买房者的也不是绿卡，而是三年在美居留签证，若房主三年内不能申请到合法的工作签证，则不可以在美国工作，更不用说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这两件凑巧碰在一起的事，却将美国移民政策改革和中国的海外移民动向联系在了一起。
　　美国是移民国家，移民在其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当年用自己血肉之躯为美国修铁路、挖金矿的华裔劳工，到今天活跃在美国高科技领域中的外来学者专家。通过移民法更多地吸收那些具有技术专长和突出才能的移民，一直是美国国策。吸引外国优秀人才来美，既可解决美国人才供不应求的矛盾，也节省了一大笔教育开支，通过利用他国人力资源，增强自己的软实力，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目前美国也在酝酿步欧洲的后尘，实行筛选式的移民政策，从强调亲人团聚，转为重视移民在美国的成功机会，打破链式移民，降低家庭团聚性移民数目，采取积分制，积分主要来自工作情况、受教育程度和英语能力。尽管积分制代替亲属优先制因争议较多而一直未能通过，但美国移民政策逐步转向以吸引高层次人才为主的趋势不会改变。
　　金融危机后，美国受经济衰退影响，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别国私人财富、希望通过移民带来投资的策略。
　　美国1990年通过的移民法，新设置了投资移民的限额，即在美国指定地区(一般是失业率较高的地区或农业地区)，做至少50万美元以上的投资，并创造10个全职的美国工人就业机会，从而获得绿卡的人成为"投资移民"(Employment Business5，简称"EB-5"类签证移民)。该条款的设立，为美国发展经济，减少失业人口，增加税收都起到了可观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经济不景气，美国更是将这种方法推行到极致，如美国正在酝酿推出创业签证的法案(Start-up Visa Act)，使美国开放接纳移民创业者。这项法案如通过施行，外国人只要能获得某个赞助者(风险投资公司)至少10万美元的投资，就可以拿到美国签证。当事人只要在两年内创造至少5个工作(雇用配偶或子女不算)，再吸引到50万美元投资，或是使营业收入达到50万美元，就可以在美国合法居留。买房子赠居住签证的动议也是上述目的。尽管这些方式给美国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但也存在批评之声，认为在签证的发放上，过于注重金钱，而忽视了其他问题。
　　美国大力网罗人才和吸纳资金，确实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人才和资金的双流失。尤其是人才流失问题。美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移民的主要国家，设在华盛顿的"移民研究中心"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推出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是全球赴美移民第二多的国家，现有定居美国但出生于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的第一代移民216.7万人，仅次于墨西哥的1171万人。如果单就中国大陆而言， 移民美国人数每10年大致翻一番。
　　如果单从移民人数增加和资金外流来看，很容易产生对新移民潮高涨的担忧，认为中国正在面临人才和财富的双流失，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更重要的事实是，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改善，留学生的回流率也越来越高，回流人员的增长幅度已大大超过了出国人员，一改以往有去无回的状况。
　　在国际间资源流动变得越来越平常的情况下，移民他国已成平常事，有来有往，无需特别担心，关键是如何完善"自家"环境，提供有利于人才和资金聚集的优质生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是一道摆在中国面前的课题。

六四死难者家属唐德英不满四川高院拒绝国家赔偿，周一再到北京中南海向最高领导人申诉，途中被北京警方带回派出所问话。

　　近日遭四川高级法院拒绝国家赔偿申请的六四死难者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周一到北京中南海，向国家最高领导人申诉，唐英一行六人途中被北京警察截获，并带回派出所问话，之后被带到旅馆软禁。和唐德英一起上访的周女士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周女士说：我们要求国家赔偿。她分别向中院﹑高院提出申请，但是都不理她。现在我们到中央来，到中央最高法院来，我们填了表，之后准备找温家宝﹑胡锦涛，到那个地方问他们收到我们的的信没有。我们寄了那么多材料，那么多信。还没有到就被警察带到派出所。
　　公开的资料显示，唐德英的儿子周国聪六四的时候只有十五岁。八九年六月六日周国聪在成都天府广场参与示威活动的时候，被成都宁夏街派出所的警察带走，后被看守人员打死在看守所内，二十二年来，周国聪母亲唐德英多次进京及向各级部门上访请愿数百次，多次遭受到殴打﹑非法监禁，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逐步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一直协助唐德英维权六四天网，经过多年的努力，曾获得成都市有关部门以困难补助的名义发放七万元的赔偿﹔其后，六四天网继续协助唐德英申请国家赔偿，但遭到四川高级人民法院的拒绝。
　　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四川高院拒绝唐德英国家赔偿的理据并不充分，他相信唐德英获国家赔偿的机会很大。他说：我对这个事是充满信心的，为什么充满信心。在中国大陆，六四死难虽然影响巨大，但相对现在拆迁﹑征地还有很多的案件，拿出来的金额是很少的。但产生的政治影响十分巨大，如果中共当局以六四死难者来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重新获得民心的话，应该说是成本最少收获最大的方式。
　　黄琦还表示，按目前的市场价来计算的话，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估计可以获得六十五万元左右的赔偿金。由于这个群体的数量有限，他有信心在叁年左右的时间可以获得国家赔偿。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温家宝：在华日企应提高工人工资》，作者为Andrew Browne/Norihiko Shirouzu。文章摘编如下：
　　文章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坦白地警告日本，在华经营的日本企业应该提高工人工资，就威胁中日两国关系的新问题交换了强硬的意见。
　　周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会见了日本外相冈田克也。温家宝周日讲话之前日本外相冈田克也(Katsuya Okada)呼吁改善日本企业在华经营环境。
　　日本外务省声明称，温家宝回应日本官员说，中国发生劳资纠纷的背景是一些外资企业工资相对较低，该声明援引温家宝话说，"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配合解决问题"。
　　温家宝的讲话显示了对本田汽车和丰田汽车配件工厂生产工人的同情。工人罢工使汽车生产中断，并令人怀疑这些企业的投资策略，这些公司此前认为中国工人相对听话。
　　文章说，温家宝向日本企业提出增加工人工资的警告，部分是向中国国内听众传达的具有政治动机的信息，听众中包括数百万普通工人，他们为中国庞大的制造业辛苦工作，但目前越来越焦躁不安。
　　在一个政府支持是企业成功的基本要素的国家里，他说的话很有可能在日本各大公司当中引起恐慌。丰田驻北京发言人横山仁(Hitoshi Yokoyama)说，公司为那些在与中国汽车制造商合作的几个装配厂和其它制造厂工作的工人支付的是"恰当的工资"。
　　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希望被视作支持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并保证坚决消除国家不断扩大的贫富分化。中国政府希望提高工资水平，借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转为消费拉动型。
　　之前，温家宝总理呼吁全面改善农民工待遇，农民工是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型制造工厂的主要劳动力。
　　劳动力市场分析人士援引传闻表示，温总理的建议没错，一些日本公司在支付工厂工人与办公室白领的工资方面不如西方公司慷慨。新加坡高级猎头公司HRnet One一位咨询师表示，寻找日本在华企业经理职位的中国人经常抱怨日资公司薪酬低。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现在这世道变了，头是影子，主也是影子，资金是影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有他。大潮退去，大家才知真。
各国核心竟争力：
美国，科技，服务，金融，老大阳谋。
日本，制造，科技，老二阴计。
德国，制造，精细，老三诚实。
中国，劳动力的低价与无地位。
英国，金融（真正的世界金融中心，整个金融影子系统的根在英，不在华尔街）
加，俄，奥……资源。
中国的最大不足：GDP用人机制与县域竟争……
世界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日虽快，影遍布，但是所谓"企在外，君令不受"，企无界，但国有界，美虽衰，号召力仍在，德虽强，不够全面，资源国虽坐金山，却没有技术与市场的竟争力与博击力。
中国最要担心的是日本的军事野心，其它各国反而不用担心：因为日本是一个影子布天下，影子却无家的格局。时间久了，影子很可能凝聚成团。

　　网间流传"中国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领导层的水平太差，拿了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去买美国的一堆烂国债"。到2011年中国的确有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一万亿美元用作购买美国国债。买美国国债就说明领导层太差有点太冤枉历届中国领导人了。
　　如果你了解建国以来中国所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你会理解中国政府这么做虽是一种无奈选择，但却是保护中华民族最大利益的战略投资。
　　89年以来，美国对华采取的遏制加接触的政策，多数情况下中国是在相当不公平的贸易环境下和美国做生意，没有办法，谁让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正是凭借着中国人智慧和勤劳，吃亏让利的诚意一点一点把全世界的市场占了下来，也是这种超国民待遇优待外资的的政策把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工厂，进而帮助美国一点一点掏空了美国的实体产业。
　　当前美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是经济全球化没有按照美国人设计的高端产业留在美国，低端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美国通过先进技术的垄断永远站在食物链的高端来运转。美国不幸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勤奋，充满智慧，且有无限人力储备的中华民族。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产业链中不仅把低端吃进去了，而且已经并且越来越侵占发达国家垄断的高端产业，把别人"逼得无路可走"。
　　这一下把美国逼急了，可是美国拿中国没有太多的办法。
　　首先，军事上由于核武器的发明，战后大国间没有直接交过手，就是因为一旦核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必将导致全球性灾难。
　　经济上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巨大商业利益使得美国要想制裁中国，首当其冲制裁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和美国的消费者。美国在中国的巨大商业利益或者说资本家残酷地剥削中国人民得到的好处反过来成了中国民族利益的最大保护伞。美国一天到晚嚷嚷着要人民币快速升值否则要制裁中国，中国能够顶住，就是因为中国明白美国不能把我们怎样。
　　80年代美国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日本，日本别无选择，只有老老实实升值，直接导致日本经济"失去20年"。日本无奈，首先是因为日本国土狭小没有战略资源和战略纵深，而且至今还是被占领国；第二经济上日本对美国依赖过大而美国随时可以甩开日本；第三战后美国对日本文化的改造，使得日本文化半殖民地化，失去自主性。
　　再回到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作为外汇储备本身就是一种保险。当前，一波又一波的欧债危机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没钱受人摆布，如果中国沦落到欧洲这一步有人会向中国伸出援手吗？可能会有，那就是共产党政府交出政权，民主加民族自治直接后果是相当长时间的混乱和民族分裂。中国将缩回到汉人聚居的东部地带，永远别做大国崛起的梦。
　　回顾历史，过去十来年曾经发生过数次金融危机，南美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苏联垮台加俄国金融危机；最为贴近中国的是韩国金融危机逼得韩国人卖首饰帮政府还债；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国际金融大鳄阻击港币，若不是中央政府出手相救，香港政府早就破产了，香港百姓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财富会被国际炒家一夜间席卷一空。
　　这些金融大鳄基本都是来自美国，他们时时刻刻都想从中国大捞一把，中国房市暴涨少不了他们的影子。然而他们很难从中国得手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谁想在金融领域阻击中国，可能最终阻击的是他自己，当年阻击港股的国际炒家大都亏了本钱，杀羽而归。
　　中国是一个出口大国，每年贸易顺差产生大量外汇结余，此外，外来直接投资，国际投机资本，即所谓的"热钱" ，和来自外国机构、个人的外币存款一起累加形成国家的外汇储备。从外汇储备的来源看，外汇储备并非全属国家资产，其中一部分属于外国人在本国的资产。买什么资产作为外汇储备方式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直至目前为止仍然是最可靠的储备手段，否则你投到什么地方去，欧元区比美国还不保险，日本的政府负载率世界最高。
　　投到国内改善人民生活固然不错，但那就失去外汇储备的功能，当美国要制裁中国的时候，美国没有了投鼠忌器的顾虑，中国也没有任何抵挡的金融武器。到时，用不着美国政府出手，国际炒家就足以把中国的金融搞垮，经济大倒退。
　　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策略有改进的地方，但是总体战略是对的。
　　所谓"拿了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去买美国的一堆烂国债"是多年来网上对政府不满的一种发泄，也是别有用心势力挑起国人对政府不满的一种手段。

　　写作这样一本全面讨论中国经济的书很难。
　　一是当前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很多，扑朔迷离，大家对形势的判断分歧很大，观点各不相同。因此，本书只能尽量做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既把大家形成共识的结论介绍给读者，也尽量保留四位作者对不同问题的独到看法。
　　二是在四位写作者在物理空间上分处"两岸四地"。管清友在北京，傅勇在上海，程实和张明虽在北京供职，但目前一位在安徽挂职，一位在美国访学。好在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最便捷的联系方式，日常的交流和讨论都是通过电子邮件、MSN、博客和微博。我们向来认为，对那些基于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现代传播手段要了解和使用，因为这是经济领域中的重要标志性现象。
　　三是时间比较紧张。从动议写作到成稿，不过几个月时间。在这几个月时间里，四位作者几乎动用了所有的业余时间以及节假日和休息日。好在我们在书中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几位作者长期关注的领域，而我们在之前的交流中也多次交换过观点。
　　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有二：一来是系统梳理一下我们关于中国经济过去几年和未来几年发展趋势的基本看法；二来在经济运行的重要结点和政策的转折时间，给出我们的判断和备选方案。本书撰写期间，我们经过多次讨论确定写作提纲，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还曾就有些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并彻夜长谈。
　　作家柳青在他的名著《创业史》中说："人生的道路是很漫长的，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今后几年，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紧处"。走好了这要紧处的几步，中国经济可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走不好，可能面临重重困境。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都不希望浪费这次危机，都希望汲取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并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和转型。
　　尽管本书各章节包含了我们四人的观点，但每一章节的执笔人的写作风格有很大不同，想必读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我们曾经设想把写作风格尽可能统一，后来考虑再三，此议作罢。既然在观点上我们可以做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那么在写作风格上我们也希望保持各自的特点。每个人在写作的时候，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观点，写作的风格变化可能会损害其表达的观点。因此，在统稿时，除一些技术上的修改以及观点上的商榷外，我们没有可以去变动每一章节的写作风格。一位网名叫书童的朋友曾经这样评价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国内很多年青经济学者研究的领域虽不同，文章却各俱特色。像管清友专注里的猜想，傅勇严谨里的彷徨，张明潇洒中的失落，程实浪漫中的疑惑等等，都整体地反映了年青学者的出色才华和共同层面的困扰。他们带来了从纯数学模式中孵化出来的惊喜……"
　　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很幸运接受了系统的国民教育，并都取得了博士学位。与上一代经济学家相比，这一代人的专业领域更加清晰。我们既有清高的理想抱负，也有现实的压力；既想以自己所学改变些什么，又时常感到无力改变；我们有时候很洒脱，有时候很纠结，有时候很彷徨，有时候很无奈。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里面说得那句话："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因此，这本书也算是我们四人为了理想以及"改变些什么"的初衷所做的一点尝试。
　　本书由管清友和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王留全主持策划。前言、第六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三篇）、后记由管清友执笔；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由傅勇执笔；第一章、第三章、第八章由程实执笔；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由张明执笔，管清友负责修订和统稿。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版税微薄，但我们四人还是一致决定，将本书版税所得的一半用于公益或慈善事业捐款。我们将在本书出版后联系社会化的公益或慈善机构，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略进绵薄之力，表达我们的一点心意。我们四人商定，今后如再有机会共同著书写作，所得版税的一半仍将用于公益或慈善事业。我们不能改变大事，却可以从身边做起，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感谢对本书出版给予支持的朋友、师长和家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四位作者分属于不同机构，但本书内容仅为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囿于阅历和学术水平，书中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文责由作者承担。
　　本文是《刀锋上起舞――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管清友傅勇 程实 张明 著，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底即将出版）的后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