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9日土曜日

毒鲜奶杀3童 网民痛斥狠过三鹿

内地再现毒奶事件。甘肃省平凉市有39人怀疑饮过散装鲜奶后中毒,其中3名幼儿死亡,经初步诊断为亚硝酸盐中毒。当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暂停饮用散装鲜奶。警方查封当地两个乳牛场并扣查有关负责人,调查牛奶中含亚硝酸盐的原因。网友则怒斥无良商人说「真狠,三鹿也不过让人结石,现在倒好,直接毒死。」不过有专家指商人在牛奶中添加有毒的亚硝酸盐机会不大,可能是牛奶受到污染或其他原因。

《兰州晚报》报道,平市怀疑饮用鲜奶中毒的39人中,大多数都是14岁以下的儿童,年龄最小的仅出生50天,另外亦有成年人和老人。而其中3名死亡的幼童,最小的一名仅出生78天。 家人表示,这些患儿大都是饮了同一个人送的鲜奶。

事发于平凉市崆峒区,周三(6日)起陆续有家长带中毒的幼儿到医院求诊,院方为中毒者洗胃后,许多已脱险,但到周四(7日)上午9时05分,平凉市第二医院报告首宗疑似鲜奶中毒死亡病例,到当日上午10时30分,平凉市医院又报告2宗中毒死亡病例,该市疾控中心立即在医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经初步调查,中毒者都饮用过平凉市两间牛奶厂的散装鲜奶,根据中毒者临表现,初步诊断为疑似亚硝酸盐中毒。甘肃省卫生厅已抽调6名医疗专家抵到达平凉,对中毒人员检查诊断。据平凉市医院医务人员表示,截至周五仍有一些疑似牛奶中毒的患者前来就诊,但他们的症状不太严重,求症患者大多是儿童、老人和孕妇。

事件发生后,平凉市政府紧急发出通知,指近期崆峒区发生饮用鲜牛奶中毒事件,要求全市民众暂停饮用鲜奶及其製品。通知并要民众相互转告。当局并成立「牛奶中毒事件领导小组」,全面展开调查,逐户调查饮用有毒牛奶人员情。而两个涉案牛奶场已被当局查封,有关人员已被扣查。

对于内地再现毒牛奶,网民反映强烈,直斥商人无良,政府监管不力。有网民表示,「每次出了问题,国家就会息事宁人,劝导老百姓相信国产,可是,国家有谁去管过这些食品的安全?」

而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范志红表示,商人应该不会故意在鲜奶中添加亚硝酸盐,「因为有毒大家都知道,可能是牛奶受到了污染」。但她亦指出,多到死人的程度,用量应该不少。

解放军少将谈三年困难时期“苏修逼债”真相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修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

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公开信,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若再研究一下改革开放后国家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又可看出当年中国所欠苏联债务数额并不大,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澄清这一事实,有助于人们正确和理性地应对内部困难,探寻深层次原因,并通过得力措施纠正化解,不能推诿于外部原因而回避自身责任。

中国到底欠下苏联多少债?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斗争中,苏联出于推动世界革命和保障自身东部安全的需要,向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供过无偿援助,抗战前期还向国民政府提供过3亿美元贷款。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不再算旧中国的欠账,也不再对华提供无偿援助,供货都要计价。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同斯大林议定了为数3亿美元的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其中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当时毛泽东在党内说明,对苏提出的款额较少,是因"多借不如少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近代中国因外债沉重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教训,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中国农耕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欠别人的钱。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移交了折价 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解
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也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 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
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毛泽东为"争口气"提前还债

1959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

此前中苏两国因有"兄弟般"的友谊,贸易上出现一些拖欠并未引起重视,关系恶化后,欠债问题便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

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7月31日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从这年的年末起,毛泽东有几个月不吃肉,以表示带头共度难关。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

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出于各自战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终达成了共同宣言。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前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刘少奇访苏期间,米高扬曾表示很快会恢复一些援华项目并再派专家,苏联对中国还债问题也故意表现出了高姿态。

苏联同意推迟五年还债

1961年同1960年一样,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份。同年上半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提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成为苏联最后向中国提供的一次军事援助。同年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 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

面对这一姿态,1961年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

提出愿向中国借粮后,3月间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同年4月8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正副部长叶季壮、李强,又谈到可推迟还债。随后两国发表的公报称:"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

当时,这一公报在中国的《人民日报》刊登并在广播中播出,在民众中产生了好的影响。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 "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
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不过好景不长。年底,中苏双方就因如何对待阿尔巴尼亚问题而出现公开分歧。为开展"反修"斗争并激发对"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仇恨,有关"苏修逼债"的说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绘,又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在国内开始传播。

还债支出远不及同期援外金额

1961年11月,苏共不顾中共的坚决反对,在召开二十二大时公开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使中苏交恶的趋势再也难以扭转,并在1963年以后展开了公开论战。1964年以后,中国因经济好转,一再提出提前还清对苏债务,终于在1965年还完。

据国内公布的统计数字,60年代前期中国对苏还债数额及其在国家财政中的比例如附表。

仔细看一下统计数字并进行量化分析,人们就能认清这一时期中国对苏还债数在国家年财政支出中比例很小。当时的中苏联合公报也说明,中国还债并非是用粮食,而是"供应苏联有色金属矿砂、锡、水银、铅、生铁、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丝、茶叶、呢绒和绸缎、缝制品和针织品,以及其他工业品和手工艺品"。新疆出产的重要矿藏,便担负了对苏还债的半数款项,6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饥荒可以说与对苏还债并无多大关系。

不过,后来有人解释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领导责任的推托之辞。其实早在1962年 1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便感叹地用过"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的说法,不同意把困难原因说成是所谓"自然灾害",也没有提到苏联。 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一系列决议和文件中更是如实地说明了造成当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左"的错误,三十多年来国内众多理论文章也做了同样的分析。近些年却有些人仍在重复"自然灾害"、"苏修逼债"造成饥荒的传言,这如不是对历史缺乏了解,便是继续为"左"的错误做掩饰。

值得提上一笔的是,即便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60年代前期,援外金额也远远超过了对苏还债。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就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当时中国节衣缩食援助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施援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睹。究其根源,正是出于对世界形势的错误认识,以及同苏联竞争充当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态。

当然,中国在经济困难时仍提前还债,显示了一种"争口气"的不服输、不低头精神,从长远看还是产生了一些好的影响。由于中国一直有良好的还贷信誉,这使国外能比较放心地对华投资或提供贷款。

不过看一下近现代世界经济史,后发的国家大都是采取"借鸡生蛋"即借款或引进外来投资的方法,较快地追赶世界先进水平。1965年中国还清苏联的债务,1968年又还清国内公债后,曾一度自豪地宣布自己是世界上少有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实际上在经济上倒进入了封闭状态。直至改革开放后,国人通过面向世界解放思想,认清了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的局限,对外债问题才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正视历史才能汲取教训。如今的人们回顾 "三年困难时期"(不应再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最重要的是如实认识当年指导方针极"左"和空想狂热的错误,方可避免再重演类似悲剧。如果再重复"苏修逼债造成挨饿"这类不实传言,只会推卸和掩饰主观指导错误。想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人们就应摒弃情绪化的不实传说,还原事件本来面貌,并加以科学的定量分析,对中苏债务这笔旧账的说明自然也应该如此。

菲越不在南海动武的真正原因:要将中国一军

据《菲律宾星报》消息,菲律宾和越南日前宣布,两国不会使用武力解决南海问题。菲律宾国外交部7日称,菲律宾外长罗慕洛最近访问越南,并与越南总理阮晋勇举行会晤。会后,双方都表示,菲律宾和越南不会使用武力解决南海问题。双方同时还建议制订一个具备法律约束力的规范,避免在该区域发生冲突。

菲律宾、越南两国步调一致作出的动作,透露出了什么讯息?很显然能够解读出多种意思。

中国海军军舰发射导弹

1、"九段线"是中国传统的疆界线,其内的岛屿、海域都属于中国。两国声称不会使用武力解决南海问题,并不意味着会以和平的方式归还所侵占的中国领土。试想,到口的肥肉怎会轻易地吐出来。

2、尽管菲律宾与越南本身在南海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但是此举表明两国今后在面对南海问题时,有着联合起来采取行动的倾向。因为在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对手中国。

3、作为抢占了南海诸多岛屿的既得利益者,共同宣称不会使用武力解决南海问题,折射出了即使不再多攫取,也要互为依靠一起守住既得利益的意图。

4、不在南海动用武力,是双方的意思表示,也是说给第三方听的。我们都表示不会使用武力解决南海问题了,作为第三方你能够轻言使用武力强行解决南海问题吗?

5、中国的国力在不断地强盛,与大国相适应的军力在扎实地增强。随着时间的继续推移,要想与中国争锋越来越成为不可能。及早地以不使用武力解决南海问题给对手套上紧箍咒,不愧是以退为进的如意算盘。

6、既然声言不使用武力解决南海问题了,今后如果在南海与之发生了战事,可以为借机将责任推卸给对方留下伏笔。抢了别人的地,反说自己是好人,说别人是坏人,太高明了。

7、以不在南海动武为说词,可以向国际社会表明一种姿态,试图赢得掌声争取支持。这也是为引入外来势力的关注,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做好铺垫的一步棋。

中国固有的领土岂容他人霸占?!对于这些动向中国应该擦亮眼睛,继续加强在南海常态化的巡视管理。同时基于本为中国领土的基本前提,想将中国一军不可能:在无法以和平方式收回的情况下,坚决以武力收复失土,是为天经地义。

俄罗斯曝光F22无法空袭利比亚惊人内幕

俄罗斯红星报:尽管美国一直大肆鼓吹第5代歼击机F-22"猛禽"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战机,却不允许其参加西方盟军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而且又欲盖弥彰地解释相关原因,结果再次暴露了F-22的一系列性能缺陷,使其本就不算太佳的名声再度受损,令人对其实际性能产生怀疑。

但有中国专家对俄罗斯媒体这一解释表示吃惊,称F22的实战表现应该在实战中检验,但俄罗斯的分析也有一定的道理。

自3月19日以来,以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美国、法国为主的北约对利比亚实施"奥德赛黎明"军事行动,主要战斗任务由法国"阵风"、美国F-15、F-16、英国"狂风GR4"歼击机执行。早在开战之前,一些欧美分析师预测称,美国大肆宣传的、已经装备6年之久的第5代歼击机F-22必将参与,首次接受实战检验。

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美国空军不允许F-22出现在利比亚上空,而且强调将来也不会出现。实际上,西方盟军本来也没期望F-22能够参与战斗行动,对此不是特别关心,但是美国却反复为此辩解,罗列出了一系列的原因,比如(1) F-22主要定位于空战,而不是对地攻
击;(2)F-22机载通信设备未能升级,无法与其他飞机实现数据交换;(3)试飞中发现个别缺陷,迫使其实用升限大幅降低。

美国智库莱克星敦研究所分析师汤普森3月22日表示,虽然F-22是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战机,但是不适宜参加在利比亚设禁飞区消灭对方防空系统的类似任务,因为其最为基本的任务并不是对地面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虽然它能携载两枚450千克重的JDAM精确制导炸弹,却只能摧毁固定目标,而不能打击移动目标;另外,F-22机载雷达不能像合成孔径雷达一样绘制地形,这意味着它不能独自选择地面目标,如果它要对某个目标进行轰炸,必须在战斗起飞前把相关目标信息输入到机载计算机系统之中。

而且,上述问题还远远不是F-22所有的缺陷。原来,F-22的通信能力极其有限,只能和同一个飞行中队的其他F-22战机进行作战信息交换,其装备的Link16标准的通信系统"性能缩水"情况相当严重,只能单向接收来自其他飞机和直升机的作战情报。

在研制F-22时,美国工程师们有意限制其通信能力,目的是确保其拥有最高程度的隐身性能,保证其总是在无线电静默状态下进行战斗行动。

当然,对于汤普森的解释不必过分重视,因为他所得出的结论有时多少有点推测或杜撰的嫌疑,而且还会遭到美国军方驳斥。比如,美国空军司令施瓦茨反驳称,如果F-22部署在西欧某个基地,它们自然会参加利比亚军事行动,盟军此次行动展开得相当迅速,因此做出了尽量就近使用战斗资源的正确决定。众所周知,美国空军F-22战机目前部署在阿拉斯加、弗吉尼亚、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佛罗里达和夏威夷,距离地中海沿岸较远,长途奔袭没有必要。

他强调称,虽然F-22不会参与利比亚行动,但这并不能证明性能不行。施瓦茨还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努力解释2010年决定完全放弃F-22通信系统升级项目的原因,美军原计划在"增量3.2"项目框架内为F-22安装"多功能先进数据链"(MADL)标准的通信系统模块。

目前这种新型通信系统计划主要装配到F-35"闪电"II战机上,暂时没有经过实战层面的检验,美国空军不愿先在F-22上试用,担心此举只会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且还有一定的技术风险。这种解释遭到了美国空军前对外情报局长杰普图拉的批评,声称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现代化歼击机却没有能力和其他飞机交换作战信息,装备这种战机显然完全没有意义。

美国空军辩解称,虽然F-22存在与其他飞机通信方面的问题,但是它可以通过特别系统保证与其他飞机的协同,可以通过6种特别版本的完善型无人机,如 RQ-4"全球鹰"Block20实现信息交换,把F-22得到的数据传输给配
备Link16通信系统的其他飞机,从而应对大规模战事的需要。不过这种方式目前还没有实际应用,其真实性自然令人生疑。

自2005年美国空军装备F-22以来,这种战机从未参加过任何一场美军参与的武装冲突。一方面,必须承认,F-22参与类似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或索马里的军事行动费用确实过高;另一方面,参战可以实践检验F-22的所有技术性能和作战效能,实战证明其先进而强大,否则难以令人信服,自身形象反而受损。

3月底F-22战机的形象再次受到显着打击,美军决定对其极限飞行高度进行较大限制,规定最高升限不得超过7600米。按照美方此前公布的F-22的技术性能参数,其升限约为20000米,如此大幅度的限制自然令人惊讶。原来,美军检查发现F-22机载制氧系统可能有重大缺陷,这可能也是造成2010年11月17日一架F-22坠毁的原因。

目前这种新型通信系统计划主要装配到F-35"闪电"II战机上,暂时没有经过实战层面的检验,美国空军不愿先在F-22上试用,担心此举只会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且还有一定的技术风险。这种解释遭到了美国空军前对外情报局长杰普图拉的批评,声称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现代化歼击机却没有能力和其他飞机交换作战信息,装备这种战机显然完全没有意义。

北美最大铁矿石公司向中国出口破三巨头垄断

中国经济网北京4月8日讯(王红娟)《福布斯》今天报道说,北美地区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克利夫斯自然资源公司(Cliffs Natural Resources Inc.)周四宣布即将与中国达成协议,从北美地区向中国出口
铁矿石。报告中说,这笔交易挑战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集团以及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在中国乃至亚洲铁矿石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受此消息影响,克利夫斯自然资源公司股票价格周四大涨了5%收报103美元/股。克利夫斯自然资源公司是一家国际性矿业和自然资源公司,总部设在克利夫兰,是北美地区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和供应商,也是全球冶金用煤的主要生产商和供应商。

长久以来,以英澳必和必拓(BHP Billiton)、澳大利亚力拓集团(Rio Tinto Group)和巴西淡水河谷公司( Vale)为代表的三巨头垄断了全球75%以上的铁矿石贸易。由于缺少有效竞争加上需求
急剧增长,国际铁矿石价格在过去两年里几乎翻了一倍。

滥用抗生素西西酿大祸 中国被迫严查

中国超级细菌蔓延势头迅猛,据调查,在住院病患中,凡属感染病例的,三至五成属于超级细菌感染。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7日表示,抗菌药是中国临床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今年将重点整治外科医生滥用抗生素现象,并将控制医院使用抗生素的品规和数量。

凤凰网报导,中国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肖永红表示,中国超级细菌已多达十馀种,其中有五、六种在县、市一级医院中最常见。在发生感染的住院病患中,三至五成都属于超级细菌感染。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与未感染超级细菌病患相比,死亡率增加近两倍,住院费用增加二至五倍,住院时间增加四倍多。

肖永红说,现在很难找到对付超级细菌的药物。以革兰氏耐药菌为例,未来十年内,医生面对它将束手无策。因为抗生素研发速度赶不上耐药菌升级的速度。

病患滥用抗生素造成超级细菌抗药性不断增强,普通抗生素无能为力。她说,百姓随意购买抗生素,或任意向医生要求开抗生素,而医生使用抗生素不规范,就出现病患没有适应症却使用抗生素、使用剂量超标、为了获取利益给病患开高级抗生素等情况。

卫生部医政司医疗处处长焦雅辉指出,中国滥用抗生素的重灾区是医院外科。她说:「病人一住进医院就先开七天抗生素,手术后再加开几天」。她表示,外科围手术期预防性使用抗生素现象,将是今年中国专项整治的重点。

她还表示,全球每年生产出来的抗生素,一半是人在用,一半是产肉动物在用。牧民为了降低牲畜的病死率,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这使得细菌的耐药性不断增强。

对于有报导指中国每年「8万人死于直接或间接的抗生素使用」,焦雅辉说,这一数字查无出处。「新京报」报导,焦雅辉7日在首届合理用药会议暨2011年世界卫生日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后表示,根据中国国家药监局统计,2009年、2010年中国药品不良反应死亡者各为1000多人。

中国、被震惊,日本核危机背后的重重黑幕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学习过程中,有意无意间便沉积下了不少崇洋迷外的自卑感。从 "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尊西洋为师到拜东洋为师,直到"辛
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国人就一直是在边学习边受气边挨打。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丛生,就是从崇洋迷外到崇洋媚外的极端表现。直至现在,"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种潜意识还依然渗透在一些人的血液里。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时尚表达,叫做向国际标准看齐,或称是与国际惯例接轨。言下之意,国际标准的先进样板,还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没有接轨上的地方,自然是统统的落后。

就拿行业垄断和官商勾结的社会腐败来讲,中国的精英专家们个个都是义愤填膺地争相为民请命,其所开出的一剂剂药方,也差不多都是清一色的据典"国际惯例"与"普世价值"。其慷慨陈词,也差不多都是言必称西方。有时甚至还特别要举出日本这个东洋样板,以证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绝不应是拒绝接轨国际惯例的借口。他们极力地让人确信,只要中国完全彻底地与国际惯例接轨了,当今中国最受人痛恨的腐败问题,就绝对会被制度化法治化地杜绝和根除了。

然而,西方的老师们,却总是不给中国的精英们留面子。华尔街金融欺诈丑闻的始作俑者引发的国际金融海啸,让全世界都见识了美国市场经济的自由公平与社会的法制规范,是多么的荒唐。今天,日本的核危机,又再次让世人见识了日本式的市场垄断与官商勾结的腐败,是多么的惊世骇俗。我们不妨先来全文浏览一条相关时讯,然后再继续讨论。

【1】东京电力被曝不理专家建议 背靠官商利益集团

据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 04月06日报道,日本核危机看不到终点,以东电为中心,有一个庞大的官商利益集团,使得东电一直以来有恃无恐,以致于让日本民众陷入致命的危机。

"这个核电站坏了怎么办?"

"还有那个补救。"

"那个也坏了怎么办?"

"还有另一个补救。"

"那要是另一个也坏了呢?"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是几天前,一名读者向朝日新闻来信,讲了他在东京电力公司的一个展览馆里耳闻目睹的一段往事。当时,一名女讲解员带着一群小学生在参观核电站模型,面对小学生不停地发问,讲解员一时语塞,竟有些恼火。

东电的一个讲解员竟能对小学生发火,东电上层也竟然能对政府指手画脚,有命不从。

凭什么?

东电很牛,即便处于万夫所指。东电很横,即使犯了不可原谅的大错。它有钱,企业总资产达13万亿日元。它有势,凭借电力垄断地位控制关东地区经济命脉。它上能通天,两大政府监管机构基本摆平。它下有"群众基础",日本最大工会组织前任会长就是东电的老员工。巨无霸式的东京电力公司,只有一个敌人,就是它自己。它的自大和自私,使得整个日本都在核辐射的阴云下颤栗。

贻误战机 一错再错

"我们害怕呀! 海啸地震(专题)当然可怕,但海啸地震(专题)的影响总会过去。我们担心的是核电站的危险。如果当时处理再晚两天,情况比现在还要恶化。这可不是开玩笑!"眼看核辐射污染物一天天随风吹到关东,身在琦玉县的浅见庆子越发担心。从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不只是核辐射的阴影,还有东电处理上的混乱。

3 月30日,东电公司会长胜俣恒久出席记者招待会,这也是大地震(专题)后的首次露面。"对于事故的处理,我们认为数周结束不了,可能还要一个月以上。"说到放射性物质扩散造成的饮用水、农作物污染,他低下头,"我从内心深处表示歉意。今后我们要一边仰仗政府的协助,一边怀着诚意进行赔偿准备。"

这些话,听起来很美。

大地震3周后,福岛第一核电站依然危机四伏,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不测之虞。这一切,核电站的"主人"东电怎能脱得了干系?

据多家日本和海外媒体通过东电内部人士之口获悉,东电出于自利目的,一心想保住核电站,以致贻误战机,一错再错。

11 日地震发生后,受海啸冲击,福岛第一核电站紧急制冷系统电源失效。这时,1号机组首先出现水蒸汽,为防止原子炉破裂,亟需对外排放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水蒸汽,但东电本部担心有损公司"形象",对此犹豫不决。12日一早,首相菅直人搭乘直升机飞临现场,要求立即排放水蒸汽。身为理工科专业出身的菅直人,当然清楚核危机的严重性。但最佳时机已经错过,当天下午,1号机组还是发生了氢气爆炸。14日,3号机组也出现氢气爆炸,2号机组燃料棒露出水面。而此时,已经出现了东电员工集体离开工作现场的情况。发生氢气爆炸后,东电方寸大乱,企图让东电员工全部撤离现场,用日本媒体的话说,不负责任到了极点。

"谁也不许撤!"日本政府15日下令合并政府和东电的对策本部。那天一大早,菅直人杀到东电本部,撂下这句话。
日本《钻石》杂志援引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地震后,最了解核电站内部构造的核电机组制造商技术专家第一时间赶到东电本部,希望能出谋划策,但一直未被东电接纳。直到地震3天后,事态出现失控,东电才开始与外面的技术专家和政府沟通。同样被东电拒之门外的,还有来自美国的援助。日本政府官员透露,核泄漏事态一发生,美国方面就提出支援要求,但遭到东电拒绝。据分析,东电担心,美方出于保险起见,可能上来就会建议海水灌注反应堆,而东电的想法是,想方设法保住反应堆。

而当东电后来被迫接受海水灌注时,大势已去。

我的地盘我做主

在东电狂妄的眼里,从来装不下国内外专家的意见。2009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就核电站耐震性再评估中期报告书举行审议。审议委员之一,产业技术总研活断层和地震研究中心主任冈村行信当时指出,大约1100多年前,宫城县沿海发生过里氏8级以上大地震,并可能引发海啸,类似的地震每隔450年至800年就会重演。

"对此类大地震加大海啸的可能性是否有应对之策?"针对冈村的质问,东电的回应很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灾害损失。"

可这不可能,怎么就转眼成了摆在东电和全体日本国民面前的残酷现实?曾参与福岛核电站设计的两名东芝公司工程师和前东电员工向日本媒体的爆料显示,东电在核电问题上,长期把利益置于安全之上,福岛核电站设计时,遵循的安全标准居然是"超低风险"。

日本共同社报道,福岛第一核电站设计时预想的海啸最大浪高是5.7米,因此,1-4号机组所处高于海平面10 米,5-6号机组所处高于海平面13米,而这次海啸浪高达14米,导致应急发电机遭水淹,紧急
制冷系统失效,燃料棒无法降温。和福岛核电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北电力公司的女川核电站。该核电站设定的海啸最大浪高是14米左右。这次地震中,几个机组除了一个地面稍有浸水外,均安然无恙。

不仅在克服危机中一再错失良机,东电在信息发布上也不断摆乌龙。外界担心,要么东电自己都未能把握核泄漏实际情况,要么是东电避重就轻,有意隐瞒。

1000 万倍!

3 月27日一早,东电宣布的一则"消息"再次震撼日本。东电称,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涡轮机房地下室积水的放射性物质活度达到每毫升29亿贝克勒尔,相当于一般反应堆运转时冷却水放射性物质活度的1000万倍。如果这一数据属实,则意味着核燃料已经出现损坏,放射性物质正在大量泄漏,核电危机失控成为现实。原子能安全委员会认为数值不正常,要求东电重新分析。28日凌晨,东电宣布,由于"没有仔细研究数据",将半衰期2年的铯-134当成了半衰期53分钟的碘-134,而重新分析后发现,其放射性活度是一般反应堆水平的10万倍左右,而非此前宣布的1000万倍。

这样的乌龙,难道只是数值上的错误吗?事实上,东电不仅错误累累,而且还犯有隐瞒真相的老毛病。

2007 年,东电承认从1977年起在对下属3家核电站总计199次定期检查中,曾篡改据、隐瞒安全隐患。其中,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反应堆主蒸汽管流量计测得的数据曾在1979年至1998年间先后28次被篡改。值得注意的是,清水正孝之前的两任社长分别于2002年和2008年因篡改和隐瞒问题而辞职。目前,清水社长正在住院。病房内的电视,依然播放着东电的风波。

官商利益共同体惹的祸

在核电站运营历史上,东电堪称劣迹斑斑,而政府和大众却为何对它无能为力?

东电不仅是一个垄断性的民营企业,对日本经济有足够的"绑架"能力,也因为以东电为中心,有一个庞大的官商利益集团,使得东电一直以来有恃无恐,以致在致命的危机面前,出现尾大不掉的扼腕局面。东电成立于1951年5月。根据2009财年数据,东电总资产13.2万亿日元,当期销售额5万亿日元,从业人员5 万多。
2007年售电量数据显示,东电据世界第4位。

一直以来,东电为宣传核电安全投入了大量资源,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投放大量广告。也正因此,一些日本媒体在此次事件中不愿"得罪"东电。财大气粗的东电,不光把资金砸向媒体,还拱手给了政治家们。据了解,东电是很多议员获取政治献金的来源。拿了钱,自然嘴就短了。

不仅如此,东电还把负责核电监督的两大政府机构----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和内阁府原子能安全委员会拉入自己的同盟。经济产业省作为东电的上级监管机构,却与东电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东电在内的电力公司由于油水丰厚,是经济产业省退休官僚最向往的养老去处。据统计,至少有7名经产省退休官僚在东电领过薪水。2009年民主党上台后,尽管宣称废弃退休官僚"下凡"陋习,但最新事例是,前资源能源厅长官石田彻去年退休后,没几个月就出任了东京电力的顾问。

就这样,围绕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电力公司、原子能安全委、核电站建筑承包商、东芝、日立等主要核电技术和设备供应商等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压制质疑核电安全的声音,影响国家的核电政策,给民众描绘核电安全的蓝图。

2010 年5月,在众议院经济产业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核工业专业出身的日共国会议员吉井英胜质问现任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院长寺坂信昭,如果核电站的应急电源全部失效,该如何处置?寺坂当时回答,理论上说,可能会导致堆芯熔化,但在核电站安全设计时,已经确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到今年3月26日,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寿命已有40年,本该考虑废弃。但在去年3月,东电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继续运营至少10年。而在今年2月,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批准了这一申请。
"地震和海啸是天灾,这次核电站事故完全是人祸"。3月25日,吉井举行记者会见时,厉声批评道。更多的人祸可以避免吗?根据《读卖新闻》对日本全国54座商业核电站调查显示,没有一座在建设过程中将海啸高度设定为10米以上。这次事故,暴露的绝不仅是东电一家的问题。

目前,日本媒体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将核电公司"国有化"的问题,不过,私营还是国有,或许并非核电站的"安全阀",加强对其应有的舆论、行政等外部监管,才是关键。----而围绕核电行业官商勾结的利益格局若未打破,则监管无从谈起。

4月,是樱花盛开、新员工入职的日子。成立50多年来,东电第一次将入职仪式推迟。就在此时,一位被东电录取的新员工,悄悄地炒了东电的鱿鱼。"现在最最担心的,就是核辐射了。"浅见说,她的菜篮子里,早就不见了那些福岛核电站附近省份的蔬菜。

这次事故的处理,还看不到终点。而百姓们的信任,已经降至冰点。

【2】网闻博评:试着给日本式的腐败开"精英药方"

先不说日本的这场核危机灾难,即便是一般的电力垄断腐败导致的事故,如果是请中国的精英专家们去批评指教,那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首先是义愤填膺地斥责一统,这是免不了的。其次,便应是制度化体制化上纲上线地深刻剖析。接下来,就应该是据典"国际惯例"与"普世价值"的经济改革乃至政治改革攻坚呼吁,譬如市场化、私有化、法制化及民主化云云。案例举证部分,自然还是少不了西方发达国家如何如何。

可是,可是,可是这却正是在西方最发达国家的样板之一日本啊!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就已经以英国为师而"脱亚入欧"了。距今60多年前,日本又在美国手把手地"传帮带"下,获得了二次腾飞。从市场化私有化的 "国际惯例",到多党制民主
化的"普世价值",日本的国际顶级水准,绝不是中国人可以随便"班门弄斧"的。

那么,垄断、官僚、利益集团、官商勾结、隐瞒真相,这些熟悉的字眼和腐败罪恶,怎么竟然在先进发达的日本爆出了惊天大案?这让言必称西方的中国精英们真是情何以堪?

【3】精英政治:全球化制度化的腐败黑暗

这场日本核危机,也使西方社会文明的真相,露出了冰山一角。

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垄断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的主因,官商勾结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所必然造成的"权力寻租",既得利益集团阻碍草根阶层的发展成功等等,中国精英专家们如此借题发挥万变不离其宗的靶心,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及其根本政治制度,也就是要将市场化私有化及民主化进行到底。但从日本这个先进模板可以看出,精英们平日里貌似为民请命的正义,原来是多么的虚伪和阴险。

还是从市场化和私有化开始观察,私有制的东京电力,照样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可以获得垄断地位。进而言之,资本丛林法则下的市场经济体系,本身就是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而形成垄断寡头的机制。论说,对于垄断巨头的霸道,西方言论自由的媒体是可以监督制约的。可处于市场经济体系内的文化传媒业,难道能不遵从资本的市场法则?那就靠纳税人委托的政府监管机构来制约吧,实在不行,最后还有法律的底线防守着。但遗憾的是,所有可以信赖的监督制约机制,在这次日本核危机中都防守失灵了!

这看似偶然,倒也实属必然。西方社会的所有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法律体系和文化体系,其实都是委身于资本丛林法则下的衍生体系,而且也必然遵循共同的市场游戏规则。政党和议员的竞选经费要看资本大亨的脸色,这就是权钱交易的开始,而且还是光天化日之下合法的权钱交易。从这一刻起,法案和法律也便一并被预订和交易了。所以说,西方的多党制民主,实际上是资本一元化专制。在资本购买的法律体系下,哪一个合法参选的政党及政客,敢不服从资本的规则?

由此可见,西方社会的民主,是资本为王的金钱民主和精英民主。而参与这个资本丛林游戏的政界、商界、学界及文化传媒界主流玩家,就是所谓的社会精英集团。也就是说,精英民主的本质是金钱民主。这种资本为王的金钱民主,首先代表的是资本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利益,而绝不可能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选民们定期给这种金钱民主跑龙套,本身就是精英们联手设计的剧本和骗局。

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体系的形成,这个资本丛林法则及其社会规则体系,也已经实现了世界接轨互联。这个资本金字塔的顶端,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集团,并由此引领着全球的资本精英体系。所以有人说,精英没有祖国,精英是跨国界的世界公民。诚哉斯言!

【4】丛林世界:人类文明的危机
资本丛林法则的精英理论,源自于动物界物竞天择的食物链原理。因此,在精英们看来,人类社会必然是有贫富贵贱等级的。富裕发达的国家,就是世界资本精英人群的美丽家园。贫穷落后的国家地区,只能是世界资本的工厂、矿山和马厩。同时,这里也就是"钱奴"们安身的贫民窟。世界资本精英集团,正在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市场法则,对全球原料地、加工地、市场地及劳动力进行系统化整合。原料地的毁灭性开采以及加工地自然环境的破坏性污染,必然集中设计在贫穷落后国家。他们推行所谓的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与"普世价值"接轨,其实是通过买办精英实现和相关国家的内部体系对接。

而一旦这个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构建完成,则按照资本丛林法则,贫穷落后国家的人民要想根本改变命运,希望就十分渺茫了。从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直到正在进行的利比亚(专题)战争,我们能够看到西方资本精英集团推广"普世价值"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歇。他们通过买办精英及代理人战争,对贫穷落后国家人民生命的毁灭是毫不痛惜。西方资本精英集团的自私贪婪,已经变得越来越疯狂,也越来越丧失理智。日本东京电力制造的核危机,只是资本精英利令智昏的缩影。为了使他们少数精英人群获得优越的资源供应,他们甚至是会通过"转基因" 食品让贫穷国家的人口大规模减负。

西方资本精英集团对他国人民家园的毁灭,其实是在毁灭正在人类的地球文明,最终也是在进行自我毁灭。因为地球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当整个地球生态气候环境出现灾难性的变化时,西方资本精英国家自己的环境保护的再好,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今天,为了及时拯救自己,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为了拯救全人类,我们首先需要戳破资本精英们编织的"普世价值"谎言,以大众文化抵制精英文化,以人民民主抵制资本民主,以人文道德法则抵制资本丛林法则,以公有制经济的集体力量抵制私有化的猖狂进犯。现在,西方"普世价值"的战争推销,也正在激发着全世界人民的觉醒。夜晚最黑暗之时,也便预示着黎明已经在悄悄来临!

超级细菌已经全球蔓延 抗生素毫无办法

世界卫生组织(WHO)7日在「世界卫生日」当天发出警告,滥用抗生素已破坏对抗感染性疾病的努力,若不採取行动因应抗药性问题,将来生病可能无药可治。卫生专家同日也表示,一种几乎可以抵抗所有已知抗生素的超级细菌可能正在蔓延,对全球卫生构成威胁。WHO敦促集体行动,对抗「新德里超级细菌」(New
Delhi metallo-beta-lactamase 1,简称NDM-1)。

WHO西太平洋办事处指出,抗药性已成为全球性複杂问题,细菌抗药足以致命,还提高医疗成本,危及对病患的照顾。WHO指出,肺结核、疟疾等疾病应早在数十年前获得控制,但估计去年在将近60个国家出现44万个「多重抗药性肺结核」新病例。

西太平洋办事处主任申荣洙表示,WHO早于2001年就推出「抑制抗微生物药品抗药性全球战略」,但未获广泛落实。WHO特在7日「世界卫生日」发起「对抗抗药性!今日不行动,明日无药救」(Combat Drug Resistance! No action today, no cure
tomorrow)运动。它并警告各国,NDM-1超级细菌正迅速蔓延。

WHO推出六项配套措施,包括:广泛的全国方案;加强监控及实验能力;确保优质药品正常供应;管控及宣导合理使用药品及妥善病患照顾;强化传染病防治及护理设定控制;促进创新、研究及发展。

申荣洙说,实施配套措施的对象为卫生官员、决策者、民众、病患及药厂等,希望能唤起各界对抗药性问题的关注,也盼望193个会员国能以实际行动阻止情况继续恶化。

美国卫生官员就抗药性问题採取积极应战态度,他们表示,将加快某些药物的批淮过程,以应付日增的细菌抵抗抗生素问题。联邦食品暨药物管理局(FDA)局长玛格丽特‧汉堡(Margaret Hamburg)敦促研发新疫苗,以减少对额外抗生素的需要。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研究领导的一项研究,已研发出称为「奈米颗粒」(nanoparticle)的微小药物,在试管实验中显示有希望成为对抗超级细菌的「武器」。

恶梦永无休止:日本将再爆9级地震

日本气象厅8日晚发出警告说,该国有20座火山因受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活动已经变得活跃。从历史上来看,大地震发生后几个月,发生火山爆发已经有好几起事例,因此有必要对此保持警惕。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气象厅称,3月份日本列岛发生的6级以上地震达到77次,其中74次发生在地震灾区,属于余震,这一次数是过去三年间月平均次数的50倍。

同时,全国20座主要火山的地震也趋于频繁,尤其是富士山和箱根山、阿苏山,地震次数比东日本地震发生前相比,次数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7日夜日本东部海域发生的7.1级强烈余震,已经造成2人遇难,250人受伤。气象厅8日夜警告说,余震并没有停息,近日发生7日夜一样的6级以上强震的可能性还有。因此呼吁国民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另据日本文部科学省7日公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通过对日本历史上大地震的研究,日本东海、东南海、南海和宫崎县近海有可能发生连锁地震,一旦发生连锁地震最大震级有可能达到里氏9级,并将形成长达700公里的断层。

日本东海、东南海和南海连锁地震被认为是今后日本附近有可能发生的灾害范围最大的地震。根据以往研究,今后30年内,东海发生大地震的概率为87%,东南海为70%,南海为60%。

权威遭空前漠视 温家宝使胡锦涛显得尴尬

现在离中国共产党十八次代表大会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距中央政府换届还有不到两年。从种种迹像看,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政治上的超敏感时期。这个超敏感时期首先表现在中央政府领导人在重大的问题上公开地自说自话,胡锦涛作为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权威遭受到空前的漠视。与此同时,由于没有核心权威,中央政府在一系列外交内政问题上的反应越来越缺乏一致性,甚至显得自乱方寸。

自从目前的领导集团进入第二个任期以来,原来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胡温体制"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温家宝打破了历届总理不涉及政治的传统,多次在公开场合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发表讲话,并且对中国的官僚系统进行指责。而作为总书记的胡锦涛对温的讲话则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温家宝的表现使胡锦涛的政治形像更加显得保守和僵硬,虽然不少人将温家宝看作是只说不做的"影帝",但是不能不看到,他敢于争当影帝本身表示了他对胡锦涛和现有体制的蔑视。

仔细分析温家宝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他的那些需要经过政治局正式审查的讲话稿,尤其是政府工作报告等一类需要中央常委多次讨论的正式文件,政治改革之类的离经叛道之言通常比较少;但是在那些他个人有发挥空间的场合,他便讲出一些具有新闻价值、与胡锦涛的腔调明显不一致的东西来,他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大多是在这些非正式的视察等场合发出的。总理用这种类似游击战的方式与总书记玩政治游戏,这种方式本身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一种"创新"。

温家宝的讲话不仅使胡锦涛显得十分尴尬,同时也让他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其它同事们感到非常不舒服。最近一系列的现像表明,虽然胡锦涛本人没有权威和精力对温家宝的这些"违规"行为进行政治处罚,但是他和他的一些同事们对温家宝的行为已经达成了一个政治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尽一切可能对温家宝进行消音处理,将温家保在政治上边缘话。每当温家宝发出一些"政治噪音"的时候,宣传部门或者其它领导人便出面重申党的主流政策,以此向基层组织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党的政治方针没有变化。

温家宝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会不知道他的挑战胡锦涛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行规",也知道他在这个僵化的体制内已经成为孤家寡人。他也十分清楚,在现行的体制下,他并不具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但是他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我想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作为负责日常政府工作的总理,他对现有的政治制度的低效率感到十分沮丧;二是与其它不学无术之辈相比,他还有些历史感,他知道现有的体制在历史上将留下恶名,却希望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好名声;三是他看到了现有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心力交瘁,无力对他进行惩罚。虽然讲了也白讲,但是不讲白不讲。

利比亚战乱将加速新的高油价时代到来

自3月19日起,以英、美、法等为首的多国部队对利比亚进行空中打击,利比亚局势进一步恶化。利比亚乱局对于世界经济与中国发展将产生何种影响,也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

受利比亚战乱最直接也是最大影响的无疑是世界石油市场供应。而后果是世界新的高油价时代将因此提前到来。

利比亚是欧佩克成员国,正常情况下石油日产量约达160万桶,是世界第十二大石油输出国,约占世界日均石油总产量的2%,比重似乎不是很大。但是,有四个因素使得利比亚战乱对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远高于世界想象:

其一,利比亚的原油素以高质量着称。其每天生产的160万桶原油中的大部分是硫磺含量很低的轻质原油,轻易就可提炼成需求量很大的石油产品,如汽油和柴油。全球只有25%的原油具有这种质量,而这其中利比亚产量占了20%左右。

其二,利比亚的原油出口市场集中在地中海地区。其石油主要向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士和德国出口。而由于地中海地区的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版图中的独特地位,因此,与来自大多数中东国家的石油相比,利比亚的石油损失具有特别显着的影响。

其三,利比亚乱局加剧了中东北非地区乱局。作为世界主要石油供应地,这一地区的动荡本来就已经快速推高了国际油价;利比亚再陷内乱,无异于使这一地区动荡局势雪上加霜。

其四,利比亚乱局与日本核电危机叠加。在日本本次因地震和海啸引发福岛核电站严重泄漏事故之前,面对石油储量日减与价格不断攀升的局面,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与法国等,都曾计划建设更多的核电站来减少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但日本福岛核危机提醒人们:发展核电面临的后续风险未知。这反过来刺激了各国对中东地区石油的新一轮狂热。

自利比亚内乱以来,国际市场油价很快突破100美元大关。至3月31日止,纽约市场基准原油期货价格已升至每桶20美元,涨幅高达25%;国际市场基准价格则突破了100美元,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

利比亚局势后续发展前景尚不明朗。而世界对石油需求的不断增加却是看得见的。欧佩克最近发表报告预计,2011年世界对石油的需求约增长3.9%,而去年是4.5%。

在西方,人们常把"黑天鹅"比喻突如其来、意料之外的事件发生,而用"白天鹅"比喻确定性很强的事件。对于未来国际油价,美国外交学会能源和环境问题资深研究员迈克尔·A·利维说:只要利比亚再乱下去,那么,2011年年中,石油价格即使升至150美元一桶,也不是一个"黑天鹅"事件,而是"白天鹅"事件!

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每天要消耗830万桶石油,其中半数以上依靠进口。尽管利比亚石油只占中国石油进口量的3%,但由于利比亚也是我为数不多的轻质原油即低硫原油输入国家;更由于利比亚战乱对全球油价的助推,无论是原油供应保障还是输入性通胀上的压力都将日增,对此我们宜早预作准备。

“城”的成因推论

这里说的"城"主要指原始的城市,按照一般的社科理论,原始的国家形态是由原始的"城"发展为"城邦"而成,所以,原始的"城"其实就是国家形态的原点,搞清原始的"城"的成因,应该是认识国家起源和国家形态的关键点。

但是,可能由于原始的"城"与现在的经济的"城"并没有被认真界定过,现在人类头脑中原始的"城"的成因,几乎是完全的经济路径——随着人类经济发展和原始聚落的规模渐渐扩大,发育出了市场,市场慢慢做大,发育成了原始城市,然后,随着城市的多点出现和相互的联系,开始出现城邦,而城邦就是国家的雏形,这是"因市而城",百度的词条说:"城市是人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本质上是人类的交易中心和聚集中心……"

真正要想认识原始的"城"的成因,应该还是要从认真界定和研究原始的"城"入手,什么是原始的"城"?原始的"城"首先应该是奴隶社会的产物,那才真是人类最早城市,西方的古希腊就有一些原始的"城",中国商代偃师的商城等也是原始的"城",而要认识原始城市是否"由市而城",应该可以通过观察其可有"市"是"城"的原点等途径而获得,这样才有可能定义。

现在,包括所有社科专家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在现有的社科理论中,有两个同样是共识的观点却非常容易打架,其一是在讲到基本的历史观时,是人类社会内部的经济发展决定人类历史,这意味着人类历史是在原地发展的,这是内部决定论,如果将人类社会设为一个一万人的小岛,小岛的人类社会进化只依岛内人类的经济发展就行,如果有一天小岛上有了"城",那就是小岛内一万个人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社会内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就是社会内部决定。

另一个是在讲到奴隶社会时,说奴隶社会的奴隶主要是外部战争的战俘,这等于说没有外部战争就没可能进入奴隶社会,如果仅是岛内那一万人,无论如何是发展不到奴隶社会的,因为岛内的人不可能成为自己一方外部战争的战俘,而如果没有战俘就没有奴隶,就没有奴隶社会、没有阶级社会,奴隶社会战俘的量要很大,古希腊就是以9千户奴隶主统治36万战俘奴隶,大约是1:10的数量关系,这是外部决定论,社会进化是社会外部因素决定的。

由于以上认识的相互矛盾及必须服从内部决定论,人类一直无法面对奴隶社会的一个基本概念,奴隶社会其实不是阶级统治的社会,不是在部族里面由于经济而分化,一些人成了奴隶主,一些人成了奴隶,"奴隶社会基本是异族统治的社会,任何地方的奴隶制,其奴隶主和奴隶可能都是不同的血缘部族,而且是来自不同的地域",这意味着,只要是进入奴隶社会的人类,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凡相处于一地的人类,可能根本就是来自于不同地域的不同部族,奴隶主是一些血缘民族,奴隶是另一些血缘民族,只是以前人类没能这样去认识,而且可能也没有这样去辨认过。

所以说,人类在认识奴隶社会方面其实几乎还没有入门,人们一直以为"奴隶社会要等生产有了剩余才能进入",完全不知道剩余根本就不用等生产发展,不要说人类,所有生存至今的动物,其生活资料一般都是在逆境时可能不足,在平境时大致够用,而在顺境时就会有剩余,完全没有这种能力就没有生存的机会,任何生物的种群增长基本都是有剩余的结果,人类从诞生以来的人口增长,就是有过剩的证明,所有不能保证生活所需的人类,其实早就没有存在的可能,人们所难以保证的,其实是与过快繁育的需求增长及自然空间突变的供应减少等的那种相配,所以,阶级社会的阶级差别的第一桶金,关键并不在于要等生产开始出现剩余,而是要看有没有推动原始占有的强大动力,美洲的原始人类就是缺乏应有的外部驱动的例证,其一直都能有所剩余,但却一直都难以进入阶级社会。

以人类在顺境来说,其最黄金期因为生活资料太多而完全不需要占有,古代的伊甸园就是这样的时期;以人类在平境来说,人类可能会有原始占有的需求,但不是必须刻意追求;而以人类在逆境来说,原始占有就成了必须的追求,即使别人同样也处于逆境,这时的占有就是杀人越货式的占有,完全不留人生路;人类逆境的极端之一,就是较大尺度的气候变冷,这时,一方面原本单位空间能够供养的人数急剧减少,这属于空间的相对缩小,这是内部动乱之源,另一方面原本的整个空间在北部被斩去了很大一块,这属于空间的绝对缩小,这是外部压力之源,5000年前人类碰到了连续3000年超暖天气之后的大降温,这是原始人类曾经遇到的最大逆境,也是人类进入奴隶社会的最大的外部驱动力。

任何时候,无论北方还是南方,人类正常生活就是五指散开的一盘散沙,每个人都在种自己的地、放自己的羊,但要是遇到气候变冷,则是越是身处北方,其在气候变冷时感知越早、感受越深,因为最北方的人类承担的是空间相对缩小和绝对缩小的双重压力,结果,最北方的人类最早由物质散开的一盘散沙变成了五指并拢的南下迁徙,而在欧亚大陆,南下就是要到已经有人的地域,这就是携"北方强势"以五指并拢对一盘散沙,在5000年前的气候变冷之后,4600年前的逐鹿之战就演出了这一幕,在这一战之后,华夏族开始在现在的北京以北南下到了中原,逐鹿之战不远处的红山文化人类后来也不见了踪影,倒是中原又多出了很大群的商族。

商族有诸多表现疑似由北方外来:1、红山考古研究发现商族可能源自红山文化地域;2、商族在中原的存在似乎一开始就呈多点状,现在河北、河南、山东都有所争,这不像是原起始点;3、商族与原住民的东夷族在体格、语言等多方面好像是差异较大;4、商族在红山遗址基本没有"城",后来在中原却筑了不少"城",这也像是由北方外来。

华夏族来到中原有没有筑城,现在还缺少考古的证据,但商族后来却在中原筑了不少城,包括中原的商墟、殷墟、朝歌等等,商族为什么在中原要筑城?

因为,北方部族在南下之时人数很少,其原来的住地属于边缘地带,边缘地带是还不太成熟的地带,其人口发展肯定不及身后已经相当成熟、而且非常宽广的中原地带,中原占绝对多数的原住民是东夷族,东夷族的首领是蚩尤,华夏大战东夷族杀了蚩尤,但由于人少并不能彻底完胜,逐鹿大战之后,东夷族部分南迁,部分留在中原,这是形成中华民族时的中原,其大部分是原来的东夷族,小部分是南下的华夏族,可能还包括了商族,华夏和商族作为少数的统治者,身处于占绝对多数的东夷族的中间,这是两套人马共用一个地盘,面对资源问题、人口繁衍等诸多矛盾的发展,如有可能,外来的少数人就应该筑城,华夏和商族在南下时,应该有过人类第一次最大规模的财富集敛,那种丰盛可能是之后其他人难以相比的,而且在南下之后,商族可能还把持了山东的盐利。

气候变冷具有全球一致的影响,而且在整个欧亚大陆(包括北非)的作用方式几乎完全一致,所以欧洲的奴隶社会,在时间上和多方面都与中国的没有太大差别,全世界早期最着名的"城"是古希腊的城和城邦,古希腊的"城"应该也是北方外来民族的产物,有资料称,大约4000多年前(!),亚该亚人、爱奥尼亚人、伊奥利亚人、多利安人等部落从北部的巴尔干半岛进入希腊,而希腊的原住民是佩拉斯吉等部族,这在当时形成了九千户奴隶主统治三十六万奴隶,不筑城可能同样很难控制,而现在希腊的很多古城堡可能就与那些"城"相关,由于各城之内都是南下的奴隶主家园,各城的联邦就是九千户奴隶主的国家,所有奴隶主共商事务就是民主,民主纯是奴隶主的客观一致性,恩格斯说希腊民主完全没有内外压力,这似乎并不确切。

南中国地域现存很多客家围楼也可算是一种旁证,其虽然不是奴隶社会的产物,但其形成的原由也很象原始的"城",客家人在中原的原住地没有围楼,但南下之后楔入于原住民中间就需要围楼,最大的围楼据说达一万多平方米,而如果这之后各个围楼有了互相呼应的需求,这些围楼的关联就可能会演变为国,这些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客家人由中原往南迁徙最远的甚至可达南洋,但似乎较近的长江流域就很少有围楼,可能退到长江流域时,围楼还不足以站稳脚跟,很远的南洋也似乎没有听说过,这可能因为对原住民的压力已经消尽,不再需要围楼。

在有了以上的认识之后,新历史观有了定义原始的"城"的可能:"原始的'城'是欧亚大陆(包括北非)人类在遇到气候变冷时,因北方部族群体南下强行楔入处于多数的原住民之中而成",这其中的"气候变冷"是指较大尺度的气象变化,而且是曾经反复发生过,其中的"部族群体"是强调着成规模的人类迁徙,其中的"楔入"的"楔"强调其是由外而来,"入"则强调着混杂生活,北方部族楔入"多数的原住民"时,只要有能力,当然可能会设法筑城自保,而这就是原始的"城"的起源,这只能是"社会外部决定论",是"自然决定论"。

为什么现在的人类已经很难感知原始的"城"的成因呢?因为现在已经远离了人类曾经的大规模往南迁徙的年代,已经完全看不见还没有国家形态时的大规模人类南迁,而只有那时才是原始的"城"的生成期,另外,由于外来部族属于少数(属于多数的就不用筑城),只要时间够长,血都会融到一起,所以即使现代人看到残存的奴隶社会,除了印度的四个种姓之外,已经很难看清其原本双族的真实面目了。

现在还有一种事实很少被人注意,古代中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地域,是最需要设防的地方,是原始的"城"的原产地,但如果你现在到那里去看一看,几乎任何地方的村落都是完全没有设防的,反而是相对平静的南方,在设防方面的遗留却是非常丰富,南方既有围楼又有碉楼等形形色色的设防遗留,为什么呢?

因为以北方的冲突规模始终最大,其在最早有了"城"之后,发现靠"城"还是不行,于是又最早将"城"由"城邦"升级为"国",所以历史上北方有了国以后,有时反而会去拆除一些城市的城墙,"城"实际上是原始需要,"国"是高级需求,所以"城"是"国"的源头,而由于南方一直是较小程度的社会冲突,所以南方的感觉是有城即可,甚至是有楼即可,在这方面低纬度的南方与北方的经历完全不同,其感觉也完全不同,较低纬度的台湾就是这样,他们不会记住台湾在历史上总是一攻既破,被北边的日本攻破,被欧州的荷兰攻破等等,现在的利比亚也是较低纬度的国家,不管利比亚多么有钱,其的国家形态始终带有部落的尾巴,始终发育不到能与欧洲强力抗衡。

"城"能不能升级为"国",关键要看后继的外部压力,所谓的后继,就是压力大小、作用方向、作用模式等都多有类同,中国后来从西周开始又由匈奴接续南下,经过春秋战国,终于促使中国在秦朝生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而在这之后的几千年,由于气候变冷的机会反复发生,所以中国一直需要大一统的国家形态,有时甚至连国家形态都还难以应对,所以,"国"是后续的外来部族压力的产物,在这一方面,欧亚大陆西部也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其由于地形细碎,整个历史从南到北演绎成几段式的过程,从北非到希腊到罗马最后才到西欧和北欧。

现在,我们很多人会说感觉不到国家形态的作用,但假如认真参照日本最近的地震想一想,如果没有国家形态,地震后日本北部几十万的灾民就会向南涌动,这正好很像气候变冷时人类的南迁,好在由于日本有着最强的国家形态和国家观念,这个涌动带来的人类冲突就没有发生,国家的真正作用,就是以全地域的资源,维护该地域的人类生存,这有点像保险公司,国家形态是现在人类生存的最强利器之一。

原始的"城"不仅是国家形态的原点,实际上还是阶级社会的原点,首先,南下的部族之所以有能力筑城,这是大规模集拢财富的结果,而这就是造成原始阶级差距的第一桶金,以往要到生产有了剩余才进入阶级社会的认识并不合理,因为在剩余数额很小时,靠原始积累在血亲宗族中很难形成稳定的占有差异,美洲原始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在同样的气候变冷时,由于美洲的人类南迁是到了没人的地域,其没有原始的财富集敛过程,所以其难以进入阶级社会;其次,原始的"城"造就了完全脱离生产的人群,这也是在为阶级的产生奠定基础,人类那时的商业可能是以经营特殊商品为主,比如奴隶、陶器和盐等,希腊那些现在说的赛场,可能就是当年的奴隶卖场,其光身的比赛可能就是正身验货,冠军所带的桂冠好像是中国古代卖人时插的草标,现在的服装T台可能是拍卖奴隶在标号走台,画好直线不许乱走而且不可能有笑容。

5000年前的气候变冷,是人类迈入奴隶社会的根本动力,不过,如果认真分辨,其实是使欧亚大陆的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同样的气候变冷,在各大洲的效果是各不相同的:在欧亚大陆(包括北非),遇到气候变冷北方人类是回到有人的地域,这是发生过人类最为剧烈和最大规模反复搏斗的地域,其成果是文明、阶级、国家形态和工业社会,并由欧洲以大航海将南迁的行为扩展到全世界,中国虽曾深陷险境,但有几千年最强的碰撞经历垫底,现在终于赢得了翻盘的机会;在美洲大陆,由于人类开始时主要是在最北方,所以遇到气候变冷时,人类是在走向无人的地域,人类间一般只是散落状的争斗,不需要有"城",也不需要由"城"而"国",所以大航海时那里的人类还停留在古代社会,最后几乎被欧洲人类完全殖民;在非洲大陆,由于撒哈拉以南基本就是热带地域,人类间一般也是只有散落状的争斗,所以似乎至今仍有人停留在原始社会,非洲之所以没有被人完全殖民,可能只是因为气候太过炎热难耐。

总之,通过认真追踪原始的"城"的成因不难推论,人类所拥有的"城"和"国"都不是阶级起源,不是经济起源,不是神灵起源,不是因为强人的意志起源,一切皆因自然而起,一切皆因自然而成,结论仍然可以是:"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所有进化都是为了适应自然"。

关于当前社会问题的根本和希望

当前社会现实中的社会态度,主流声音无疑是对国家和社会现实的激情礼赞、形势的美好研判和命运的无限憧憬,旋律完全决定于执政集团的喜好和需求,也是基于社会领域"表演艺术家"们自身现实利益的诉求(其基于执政集团的需求)。还有很多对于社会问题的探讨、批判甚至对于社会命运的诅咒,虽然只是噪音构不成旋律根本引不起上层社会的倾听和任何回响,却普遍影响着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甚至可能在不觉间真实改变着真正的社会基础。

对于主流声音中社会问题的诠释,"发展中的问题",社会的根本是"发展的"和"长期的",问题是"具体的"和"暂时的",社会的主流是和谐稳定,政治主体是……,在这里没有再提及的必要,因为我们既不是其表白的对象,也没心情欣赏这太过超越现实的艺术表演。基于社会矛盾的社会暴力冲突事件虽然对于我们社会个体生存来说属于灾难和不幸,但对于社会发展来说也有其积极作用;而无视社会矛盾现实只顾既得利益的倡和谐维稳定表面上是维护社会利益,实际也有其社会反动的一面,甚至反动才是其真正本质!

这里谈的是当前的社会问题。对于社会问题的根源,一种观点普遍认为私有制是几十年来引来社会问题的魔鬼,而公有制是社会和谐和我们的共同希望;一种观点普遍认为公有制和封建社会形态(包括意识形态和存在)的滞留影响到我们向现代"科学"社会体系(即西方发达国家,它们也是现代科学价值体系的主体)的进步,从社会意识形态到存在完成彻底的私有化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到底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更适合我们,这不取决于二者哪个更好(况且目前我们尚无充分的理由和社会证据对其给出明确答案),而是我们当前社会的普遍意识形态现状。在无限(至少当前还是认为无限)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社会存在(所有制形式是社会存在的基础)都不能超脱于属于人类认识范畴(同样无限发展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参考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35988&do=blog&id=317950 关于
科学认识)的社会意识形态而独立存在。判断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所有制形式是否具有进步意义的标准在于其是否与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

并不能因为当前我们有限的生命存在而否定人类无限的理想追求,因为毕竟人类的存在不仅仅是当前的我们;也不能因为人类无限存在中的(至少当前我们对人类存在的认识应归于无限,即使它或许也有终点,因为当前我们尚看不到,就如宇宙)无限理想追求而否认当前现实的有限和局限性,因为我们只能存在于当前。

从人类社会存在的长远角度来看,人类在主观意识和社会存在上追求理想的方向不会变化,这表现为人类理想和现实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也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社会希望。如果人类没有理想,有限的现实注定了其有限的存在,虽然我们尚不能明确终点何在,但感觉告诉你我人类正在向其加速前进。如果说人类希望尚有,除了理想还会有谁?如果说人类社会希望还在,除了理性信仰支撑下的共产主义还会有谁?(参考:"共产主义和我们的共同命运"中关于人类的共同社会希望相关讨论)

从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角度看,社会现实中私有制存在有其现实价值和必要性,因为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尚远远达不到与理想的公有制社会存在相匹配的理想(注:理想是无限的,现实是有限的)化标准(想一想我们自己的思想能不能做到在现实利益面前对理想的无限坚持),不顾社会意识形态实际情况盲目追求无限的公有化所会产生的社会问题我们也有真实的经验教训,不可回避。为邪恶的灵魂插上理想的翅膀,引领我们走向的是无限终极的不堪社会现实。(参考:"共产主义和我们的共同命运"中关于社会矛盾的相关讨论)

改革开放的初衷本来是为了适应社会意识形态现实(私有观念在一定范围内尚普遍存在)所进行的社会存在变革,可结果却普遍的改变了执政党本身的思想意识形态。当私有化的意识形态(执政党的私欲)和公有制的社会存在(公权力和社会资源集中)结合在一起,这就形成了最优越的腐败社会滋生环境,结果就是我们眼前普遍而猖獗的社会腐败现实。

我们当前的社会问题根本在于社会的普遍意识形态(表现在共产党人的理性信仰和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在于社会普遍价值观(普遍的社会价值取向分裂症:对于社会存在的思想态度随着针对者不同而结果自相矛盾,如自己的'腐败'和他人的'腐败')。

我们的共同社会希望在于执政党共产党人唤醒自己的信仰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处理现实既得利益和理想信仰社会历史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大无畏的革命行动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引导人民群众形成普遍的社会主义一般价值观。

在欲望控制了理想信仰,私欲左右了行为的普遍现实之下,如果共产党人不能从自己的现实既得利益开始进行大无畏的革命行动克服根源于自己的社会问题,一切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统治的努力或许能暂获缓和之效,但改变不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对于国家和党的命运都是枉然。或许更彻底的私有制的社会存在形式确实更适合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现实,也能实现社会矛盾的暂时缓和(如前苏联),但只能是暂时。

综上,我们社会现实的希望在于:或者学习前苏联,通过更彻底的社会私有化进程在在私有制社会范畴内获求社会存在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统一和社会矛盾的相对缓和;或者执政党共产党人唤醒自己的信仰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处理现实既得利益和理想信仰社会历史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大无畏的革命行动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引导人民群众形成普遍的社会主义一般价值观,最终在公有制社会范畴内追求社会存在和意识形态的理想统一和社会矛盾的调和。前者虽意味着一代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血与火的牺牲和社会努力将付之东流,可相对我们把先辈的牺牲作为现实欲望的资本的现实行为却是进步;国家和人民未来虽又成为未知,也比注定的不幸拥有更多希望;虽社会矛盾的缓和是暂时和有限的,可……;后者虽无需多言是理想的社会矛盾解决方案,但应该清除该努力所依赖的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客观存在,该方向的努力将是人类现实存在中一个无限的理想追求。

共产主义往往因其追求的长期性和理想性而被冠以遥不可及虚无缥缈而加以否定。假设上帝存在,假设人类最终无限的理想信仰驯服了无穷的现实欲望。人类在理想共产主义信仰引导下向理想社会目标追求的X年现实不懈努力后仍不见理想实现,于是向上帝寻求这个已存在X年的疑惑。上帝不答,引导人类观看"无穷现实欲望征服无限理想信仰"程序引导下的人类存在的模拟运行,结果显示人类已经在该时间点的Y年前自己创造的人间地狱中悲惨结束。(注:X,Y均为正数)

美元二次复兴遭遇重大挫折

4月5日,国际金价再创每盎司1457美元新高,从技术线上已经打通新一轮上涨通道。而基本面——发达国家新一轮流动性泛滥和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演变与之相呼应,即基本可以确认此轮黄金上涨通道已经打通。

自2010年11月,金价上破1400美元后,国际金价已经5次试图打通上行通道。去年12月以后,美国各种经济指标复苏良好;欧元区的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二次动荡;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美国财政部3月1日更新数据,中国持有美元债券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等种种原因影响,美元开始出现二次复兴态势。金价遂在今年1月份出现了一波下跌,最低跌至1308美元。

然而1月下旬,中东出现社会政治危机成为金价的转折点。中东危机爆发之初,由于美国势力的积极介入,给人的印象是美国试图以此来进一步增强对中东的控制,但后来的事态发展恰恰相反。

在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了,但新政权显然并没有更加亲美,很快批准了伊朗军舰首次通过苏伊士运河前往地中海。它至少说明,在美国和伊朗两端,现政权比穆巴拉克政权离美国远了,而离伊朗更近些。这对于美国显然不是好消息。

在利比亚,局面变得更糟,本来卡扎菲政权是一个亲美政权。如果反对派能够建立一个更亲美的政权,那当然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反对派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无奈之下,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联合国采取欺瞒手段,利用"禁飞区"决议,直接军事打击卡扎菲政权。尽管如此,反对派仍处弱势。特别是反对派中出现"基地组织"阴影,更令美国和盟军害怕"前门驱狼,后门来虎"。美国国内的反战声音日益强烈,令美军不得不宣布撤出战争。简言之,对美国而言,利比亚已经真正失控。

中东失控对美元是重大战略利空。因为欧元和美元争霸中,欧元是与黄金结盟的,而美元是与石油结盟的。即确保美国分享丰厚的石油利益,确保国际石油交易使用美元,是美元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以前是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现在是利比亚,美国不断失去对石油的控制,正在动摇着美元的重要根基。

日本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国内救灾。东亚的地缘政治危机大大缓解,这使得一年内东亚爆发军事冲突,导致大量热钱流出东亚,流入美国避险,并解美元债务危机燃眉之急的概率大减。这也是美元的重大战略利空。

与此同时,新一轮发达国家的纸币泛滥竞争又开始了。地震后为救市,日本央行向市场注入近5000亿美元的资金。美国则陷入财政预算困局,新财年财政赤字高达1.4万亿美元。而美国最迟在5月16日之前就会达到14.3万亿美元的国债总额限制。现在唯一的出路是提高这个限额,美国白宫和国会正为此争吵博弈。奥巴马警告说,如果不能提高,则美国政府的一些部门可能停摆,美国经济经受不了政府停运,没有理由就预算达不成协议。由此,美国量化宽松3.0几成定局;欧元区西班牙、葡萄牙新一轮主权债务考验期来临,欧元区增发货币稀释债务在所难免。

简言之,金价获得了纸币贬值和地缘政治的双重推动力,这一波上涨行情将比较可观,目标位1650~1700美元,现在是又一轮黄金建仓的机遇期。随着金价不断创出新高,这样的机会今后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