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9日金曜日

隐藏在中国歼18、歼16背后的大阴谋

一:歼18和歼16到底什么样?

1、歼18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4月22号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正在发展短距垂直起降战斗机,并称极有可能在本月早些时候,试飞了这款名为歼-18 "红鹰"的垂直起降战斗机,该机具有超隐身特性,并安装有激光主动相控阵
雷达、内置武器舱以及两个大推力矢量发动机。防务新闻强调说,这些也正是美国F- 22战机所没有具备的特征。

2、歼16

美国华盛顿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副主任,中国军事问题专家理查德·费舍尔近日称,代号为歼-16的隐性战斗机已经下线,将于今年夏天进行首飞。该机据说是以歼-11型飞机为基础改型设计的,该战机在隐形能力更加出色。综合各种消息判断,歼-16型飞机是一型既有较强空战能力,又有强大对地、对海打击能力的第三代改进型多用途战机。

3、编者:很明显,歼18和歼16大大肆报道起源于美国媒体,而世界上的其他媒体,甚至对中国军事盯得最近的平秃子也未见只言片语,那么可见,这里边明显有问题。

二:中国大批新战机"面世",F22"被迫"增兵嘉手纳基地

1、绳嘉手纳基地又增F22

环球网军事频道国际军情中心4月26日报道,来自美军阿拉斯加艾尔门多夫空军基地的多架F-22战斗机来到美军位于冲绳的嘉手纳基地,这些F-22战机或将进行一些联合作战训练。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嘉手纳基地的F-22是距离中国最近的F-22了。

2、美国军方再次渲染歼20威胁论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表文章,试图利用宣传中国威胁论来刺激美国政府重启F-22生产线。文章称,中国目前正大规模部署数百架第四代战斗机,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制项目也正在积极进行中。因此,美国削减F-22战斗机不仅会削弱自身的海空力量,也将对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甚至印度等盟国的军力发展构成影响。

中国目前正大规模部署数百架第四代战斗机,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制项目也正在积极进行中。因此,美国削减F-22战斗机不仅会削弱自身的海空力量,也将对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甚至印度等盟国的军力发展构成影响。

3、编者:看到这已经很明白了,无论是素未谋面的歼18、歼16,还是被妖魔化的歼20,其实都是美国军方的阴谋,放大来说,这几架战机其实完全就是中国威胁论的缩略版。

三:真相:奥巴马与美国军方"内讧",中国被"殃及池鱼"

美国奥巴马在4月21号专门有一个讲话,我要在未来到2023年,也就是从2012年财年未来一个中长期的十年计划当中裁减4000亿美元军费。

美国历来空军是最好的,建国以后军事发展当中空军是强项,后来像坦克是从德国弄来的技术,导弹也是德国的,舰艇也是从英国弄来的技术。

他们这一轮炒作,针对奥巴马是一种逼宫,我们的最长版现在要被中国空军超过去了,看着办,4000亿这一斧子砍不砍下去,要砍下去就等于把美国的根给砍断了,基本是带有强烈政治意义的这么一种逼宫。

二炮惊现新情况,美知道后很害怕

据美国"战略新闻网"4月27日报道,分布在中国几个省的中国二炮部队在过去几年实力大幅扩展,包括新增了两个明显装备长期流传的东风-21D反舰导弹的旅。

这一扩展使得二炮部队拥有了十个装备东风-21反舰导弹的旅,还有装备其他几种导弹的旅。每个东风-21导弹旅配备六个导弹营(每个营有两个机动发射器),两个维修营,一个信号营和一个电子对抗(ECM)营。东风-21D导弹主要用于应对美国海军,尤其是其航母。

二炮部队的其它八个东风-21导弹旅装备稍旧型号的导弹;基础型东风-21弹道导弹长10.7m(35英尺),直径140cm(4.6英尺),重15吨,使用固体燃料,是一种两级导弹。其射程随具体型号而改变(从1700千米到3000千米),重量为500-2000千克(0.5-2吨)的弹头通常使用核武器;据信,中国也在这一规格导弹使用常规弹头。

这一导弹可能被用于针对台湾,因为它作为一种射程更长的弹道导弹,能比大约1000枚对准台湾的短程弹道导弹更快击中目标。那就意味着,东风-21的飞行速度远远超过台湾在关键军事驻地部署的PAC-3型反导导弹。

同时,据大家都知道或承认的,东风-21D导弹系统目前还没有进行完整的测试。在过去两年中,可能已经进行了一些测试,该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很明显展示和工作。我们可以在媒体上看到,放在运输垂直发射车上的东风-21D弹道导弹照片。也有消息称,新的该型导弹已于去年正式服役。

还有其他能证明该导弹的信息。例如,两年前,中国发射了另一颗遥感卫星,加入另外两颗位于相似轨道的遥感卫星。这三颗卫星在太平洋上空600公里的高度以一定的形式移动,它们装备了合成孔径雷达(SAR)或数字相机,能够扫描海上舰船;尽管中国表示,他们发射这些卫星纯粹是用于科研目的。

而典型的合成孔径雷达可以产生不同分辨率的照片质量的图像,该雷达在中度(3米)分辨率下能够覆盖40×40公里区域,低(20米)分辨率下能够覆盖100×100公里区域。所以,中国部署的三颗卫星疑似为军事海洋监控系统;这是和谣传的中国用于攻击美国航母的弹道导弹遗漏的内在联系。

近六年来,西方一直在关注中国正研发其弹道导弹定位系统的报道。该系统能使导弹搜索和打击航母,这些传感器将在末端使用红外(红外制导)技术。

此类事件最近十年来一直被公众讨论,但根据权威人士和部分媒体报道,中国似乎将能实现这个目标的战术与导弹系统整合到一起。

关键是拥有能让这些情况发生的多传感器系统,即在发射弹道导弹(射程1700公里的东风-21导弹)前能够发现航母大概位置的卫星、潜艇或者海上巡逻机。与让东风-21D工作需要的其他元素相比,这些传感器似乎是动态的。

中国不顾一切制造航母的真正原因

如果国际关系由对各国相对优势和劣势的认识所驱动,那么彰显实力就是最为重要的。中国在2011年1月进行了歼20隐形飞机的首次试飞,最近又展示了航空母舰,这些举动都说明中国的军事实力日益增强。

中国官员曾表示,航空母舰显示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那么,中国发展这种关键战略军备的意图就显而易见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一直在以 "保卫领土完整、国民经济发展和海外利益"的战略眼光发展远洋海军。最近
的情况表明,中国看到了在其专属经济区以外展示和保护其利益的必要。第一艘航母 "施琅"号将被视作"学习曲线",中国将在2015年至2020年让本土制造的航母服役。

中国第一艘航母入役能提升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并标志亚太地区战略哲学的改变。

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中国第一艘航母"瓦良格"号,这艘航母购自乌克兰,从2002年开始一直在大连整修。据称,中国将以1681年收复台湾的清朝大将施琅的名字重新命名这艘航母。此举也许说明了中国欲扩大海上势力范围、提高海军实力的意图和野心。有报道指出,"瓦良格"号安装了相控阵雷达和相应的武器,与依赖装备"宙斯盾"反导系统的驱逐舰护航的美国航母相比,"施琅"号将是一个更独立的平台。

如果中国能在计划时间内成功完成"施琅"号的入役,那么就能在2020年之前拥有本土建造的航母,并将作战半径延伸到领空,从而拥有多维海上能力。

探究中国不顾一切地力图提升海军能力尤其是制造航母的心愿背后的意图是值得的。当中国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少将提到中国的海洋战略由三部分构成——即"海洋安全战略、海洋发展战略以及应对周边领土争端"时,他对人民解放军海军在实现中国的安全目标时所发挥的作用再清楚不过。

台湾:毫无疑问,阻止台湾走向正式宣布独立仍然是中国的首要任务。引进和部署航母将有助于扩大中国的防空能力,进而扩大中国两栖作战能力的打击范围,从而在对峙的时候赶走美国军队。

东海和南海争端:航母可能能够增强中国向邻国施压的能力。以航母为中心组建的一支中国舰队编队肯定会迫使美国重新评估自己在爆发战争或者出现高度紧张局势时的战略。这再次说明了航母的投影效应要大过其实际作战能力。

海上交通线:中国的"马六甲困境"使得建立一支强大海军变得十分迫切,以保护对于能源和贸易运输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

马六甲海峡以外:一支能够在马六甲海峡以外的公海上执行任务的航母部队将扩大中国海军的作战半径,增强供应补给,提升多维作战能力以及具备影响海上以及海岸战事发展的能力。这些海上作战能力的提高可以为建立一支远征军铺平道路,也将使中国有能力平等地或略胜一筹地与其他国家应战。

韩国人说孔子是朝鲜人,真的吗?

有报道说韩国人和中国人争孔子。韩国人说孔子是韩国人 (也就是朝鲜人)的祖先。中国人听了之后嗤之以鼻,认为韩国人胡扯。真是这样的吗?

根据《史记》及有关史书,孔子确实不是朝鲜人的祖先。可是孔子和朝鲜人的祖先是亲戚。

微子启

我先介绍一个人,在历史上大大有名,这个人叫"微子启"("微"是国号,"子"是爵位),在汉朝汉景帝之后被改名为"微子开",因为和汉景帝的名字刘启相冲,要避讳,呵呵,可笑吧,汉人的皇帝能随意更改古人的名字。

那么微子启是何许人呢?他是殷纣王的哥哥,与纣王是一母所生。只是因为他们的母亲生启的时候还是妾,不是大老婆,所以启是庶出,不能继承帝位,当时他们的父亲殷帝乙选择立辛为嗣,辛就是殷纣王。

而微子启看到商纣王荒淫暴虐,多行不义。他曾多次劝谏,无济于事。那时西方的周族由于西伯昌(周文王)勤修德政而慢慢强大起来,启很替商朝担忧,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弟弟纣王辛,并劝谏辛。

然而纣王却狂妄地说:"我做天子是上承天命,西伯又能把我怎么样?"

微子启见纣王实在不可理喻,便出走了。另一位历史上大大有名的贤人比干(纣王的叔叔)则不停地劝谏纣王,最后被纣王挖了心肝。我在拙文《劝谏是一门艺术》里有提到比干劝谏的故事。

周武王灭商以后,微子启让族人带着商朝宗庙祭器,抬着棺木,捆绑起自己的双手,表示是罪人,用膝盖走路去见周武王,要求保全商族的香火。

周武王答应了微子启,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在殷虚(今河南安阳小屯),又命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帮助武庚监管商族遗民。

可是武庚一直梦想恢复商朝的统治,所以等周武王一死,周武王子成王继位,因成王年少,由武王弟周公旦(史称周公)掌管政事,武庚乘机和管叔、蔡叔串通起来,起兵反叛。

周公花了三年的时间平息了叛乱,杀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平息了叛乱之后,见微子启忠心顺从周朝,周公就把商朝旧都商丘一带封给他建立宋国,让他管理商族遗民,奉守商人宗祀。

微子启仁慈贤明,一向得到商民的拥护。在他的治理下,商民渐渐习惯了周人的统治,没有再出过什么乱子。

微子启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以后世代相传,共传36代,历时700多年。公元前286年,齐湣王联合魏,楚两国,灭掉宋国,三分其地。亡国后的宋国子孙,以原国名为姓氏,就是宋氏。

微仲衍继为宋公,其后经四代传至弗父何,是为孔子第十代祖。弗父何生宋公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正考父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三朝,成为宋国名臣。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为字,嘉为名。其地位由卿降为大夫,是为孔子第六代祖(可见孔子的祖先也是一代不如一代)。

微子启寿终后,葬于今山东微山湖微山岛西北部高岗上,墓前有古碑四通,主碑上有汉代匡衡"殷微子墓"四字,横额为"仁参箕比","箕"指箕子、"比"指比干。

所以说微子启并不是孔子的祖先,而是微子启的弟弟微仲才是孔子的祖先。

箕子

现在在介绍另一个人,叫"箕子",他是微子启和纣王辛的叔叔。

箕子与微子一样,劝谏纣王不果,他心痛如割,索性割发装疯,每日里只管弹唱"箕子操"曲以发泄心中悲愤。后来周武王灭了商纣王,箕子便趁乱逃往陵川隐居。

箕子在陵川的棋子山上,用那些天然的黑白两色石子摆卦占方,借以观测天象,未曾想不知不觉演绎出了围棋,于是开始经常与其弟子们开局对垒。

有一次,求贤若渴的周武王访道太行,在陵川找到了箕子,恳切请教治国的道理,箕子便将夏禹传下的"洪范九畴"告诉了武王。武王听了,十分钦佩,就想请箕子出山治理国事。

无奈,箕子不从。武王走后,他便迅速率领弟子与一批商的后裔匆匆离开陵川向东方而去。箕子一行到了黄海边,便乘了木筏向东飘去。几天后登上了一岛,因见山明水秀,芳草连天,一派明丽景象,便将那地方叫做朝鲜。从此,箕子带领的五千余人在那里定居下来。

相传箕子到朝鲜后便建筑房屋,开垦农田,养蚕织布,烧陶编竹,还施用八种简单的法律,来防止和解决人们的争执。并把故国的文化传播开来,把围棋传向四面八方。

后来当周武王知道箕子远避东方时,便派人到朝鲜封箕子做朝鲜的国君,并邀请箕子回乡探望。


箕子做朝鲜国君两年后,回到国都朝见天子。在途经商朝故都时,他悲吟道:"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不与我好兮!"把亡国罪归怨到纣王身上。

所以这个"箕子"才是朝鲜人的祖先。如果韩国人说围棋是朝鲜人发明的,也还算有些道理,只不过正确的说法是,围棋是朝鲜人的始祖发明的,而在他发明的时候,还没有开发朝鲜。

孔子是微子启的弟弟的后代;微子启是商殷纣王的庶兄;箕子是商殷纣王辛的叔叔,也就是微子启的叔叔,也就是微仲的叔叔(这里介绍微子启,而不是孔子的祖先微仲,是因为仲没有启有名,启是宋国的始祖)。

所以说孔子本身不是朝鲜人的祖先,而和朝鲜人的始祖箕子有着共同的的祖先,他们是远房亲戚。


这里顺便提一下,孔子对于微子启和箕子都是十分推崇的,他把他们俩和比干三人并称为"三仁",称为"殷有三仁"。

疾病与治疗

中医祝由科对中医发展的作用,在于引导患者正确择医就医。在于引导患者正确认识自己的疾病与生命之间关联关系。包括疾病的发展阶段认识与人类自己的生命发展阶段认识的正确引导。

因为疾病的治疗不仅仅是一个治病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现代科学在绝对二元论的唯一主义认识论条件下,把疾病与生命截然分开,病就是病,命就是命,生命与疾病是不能共存的。人类生命健康就是没有疾病,有了疾病就是生命的不健康。

而属性科学的相对论,在相对二元论的辩证观认识理论下,认为,疾病有两种,一种是来源于生命体系的内部,一种是来源于生命体系的外部。一种疾病是生命生克的可逆属性反复变化运动抑扬过程,一种疾病是生命生死的不可逆属性更相动薄变化过程。

也就是说,外因,内因都有可能是产生疾病的因素,但是,它们所产生的疾病并不能割裂在生命过程之外。所以,疾病也应该是生命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大家习惯说一句话,无病不死人。人之死皆因有病而不能治愈而走向的必然。那么,从属性生死观来认识这个问题呢?没有生即没有死。有生必有死。这个层面上的认识是大家都能认识通的。

但是,如果说没有死就没有生。这个道理大家可能就糊涂了。这不是典型的死人有灵魂,还可以再脱生的阴阳两界论吗?但是大家都找不到阎王的存在,自然也无法认识灵魂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从属性数学的相对,相反,相通,相变认识论中,又感觉到生与死的关联关系中确确实实应该有这样四象关联关系的存在。那么,怎么样理解没有死就没有生呢?

要理解这样一个问题,主要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人是怎么样生的,人是怎么样死的。显而易见,这个问题与宇宙最起始是从什么起点爆发的一样,是一个根本无法穷其源而回答的问题。

尽管我们不知道宇宙是什么爆发的,太阳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太阳的东升西落规律来研究它的周期性。并得到黄道历法的准确而精确的认识。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人的生死规律来研究人类生命的周期性规律。它如太阳只有今天的落下,才能有明天的升起。如果一个太阳在天空中不落,那么,就不会有明天早晨的日出。北极的极昼时期,就没有日落,所以,它同样也没有第二天的日出。只有太阳在天空中转圈。极化,是太阳无升无落的一个特殊现象。那么,人的无死无生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呢?

中国有句关于人生描述的习惯语言。称为青春少年。老气横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这些语言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也就是说,人类的生命过程,已经不再是太阳东升,西落那么简单的运动抑扬了。而是进入了一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象更相动薄的新的属性层面上运动变化的属性体系了。所以,我们再用简单的升落属性来表达它的生死生命过程,显而易见就会说不清,道不明了。因为春夏秋冬四时所表达的属性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属性相对性,而是一种种子效应展示出来的属性繁衍程序性。生萌于春,生长在夏,成熟在秋,收藏在冬。冬之藏,谓春天时播下的种子已经完成了生长过程而死。新的种子已经繁衍而成。我们把这一生长过程,称为植物生命过程。

动物的生长过程,与植物有所不同。他并不是按照统一的春夏秋冬季节来生长与成熟,收藏的。而是按照自己各自的春夏秋冬季节来生长的。它在属性科学中好有一比。植物的生长过程,如同我们用手摸管子问题中的,手摸管属性感觉的话,而动物的生长过程就恰如其分的是一个管摸手的属性感觉变迁。即植物生长过程是一个定春夏秋冬而动的是植物生长过程。而动物的生长过程则是定动物的生长过程而动的是季节春夏秋冬。也就是说,动物的种子是生下来就长的直接过程,而不需要一个冬天来收藏的问题。这样,人的繁衍就需要有一个对生下来的种子,有一个春天生长条件的供给过程。而这个过程则由生他的人来完成。也就是说,人在成熟期的时候,不仅仅要给自己一个继续生存下去的条件,还需要给繁衍的后来人一个生长成熟的环境。也就是说,动物与植物的繁衍衔接点并不一致,植物的种子繁衍衔接点是首尾相接一个种子在其生长的结束期,才形成种子传播的衔接方式。而动物把这个衔接方式提前到生命并没有结束的中年成熟期。于是,植物则形成了草木一秋的繁衍链接的种子繁衍形式。而人类则形成了前辈,我辈,后辈的三世共存于一的繁衍形式。而我辈之春,正是前辈之夏,后辈之春正是我辈之夏。我辈之夏,则是前辈之秋。三世之生,有三生之异,只是春夏秋冬之不同尔。

也就是说,人的生死观,不能用阴阳观来进行认识,它已经不再属于阴阳属性确定的简单属性层面上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四象三焦构成的一个新认识层面上的问题了。

这样,疾病与人体之间的关联关系,就由简单的阴阳属性变化过程的可认识性,上升到属性四象的三焦过程认识层面上来了。所以,对疾病与生命之间关联关系的认识。也被上升到了内部原因,外部原因与生命的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老阶段构成的四象三焦问题了。如果再应用阴阳观来认识它当然不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明天继续讲疾病与治疗。

日本“原发震灾”危机将否成为过去?

"地震、海啸是天灾,但核电泄露与辐射事故显然是人祸。"

"三一一大地震"后不久,正当不少国际传媒紧随着日本主流媒体颂赞50名"勇士"、"死士"浇水抢救福岛核电站时,一名日本友人便忧心忡忡地道破了核电事故的核心问题与焦点。

事实上,针对地震、海啸引发的核电灾难,日本地震学者早已多次发出严厉警告,并将之命名为"原发震灾"(即原子能开发与地震的灾害)。专攻地震学的神户大学名誉教授石桥克彦就曾经写道:

"日本沿海50多座核电站可以说随时都会面临地震引发的灾难。'原发震灾'在任何时候发生都不是不可思议的。"

他同时指出,全球有百分之十的地震集中在日本这狭窄的岛国上。但令他感到费解的是,偏偏就是这个最不合适大力发展核能的岛国,却对核能开发情有独钟。据统计,日本拥有的核电站约占全球核电站总数的10%,仅次于美国和法国,而成为排名世界第三的"核电大国"。

日本民众和学者对核能开发保持高度的警惕心理和采取消极与慎重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岛国与地震、海啸结下不解之缘的现实;另一方面,也与1945年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辐射的惨痛切身经验有关。作为世界上唯一接受原子能辐射洗礼的日本民众,对于任何与核能(军事用途或非军事用途)有关的话题都是十分敏感的。长期以来,日本市民运动团体更把反核、非核的口号和反战、非战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发出洪亮的声音。也正因为如此,在战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至少是到上世纪80年代为止),反核、非核,反战、非战的旗号在日本一直都有广大的市场。

对于日本人这种"谈核色变"的敏感心态和反应,战后以来积极主张开发和导入核能(乃至在内心里主张核武装)的日本保守人士称之为"核敏感症"。

治疗"核敏感症"之良方

也许是由于战后初期反核运动声势浩大及日本人普遍存有"核敏感症",积极主张开发核能的日本保守政治家及财界人士在推动核能政策时都采取十分谨慎、隐蔽和迂回的策略。他们也动员大量的专家、学者和大众传媒,向国民展开宣教活动。具体方针和内容包括:

一、强调作为和平用途的核能开发有别于军事用途的核武器,"资源小国"的日本有赖原子能之开发才能赶上及维持"经济大国"的地位。为了冰释国内外人士对日本核武装的疑虑,自民党佐藤荣作首相还在1967年宣称推行不开发、不导入和不拥有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则"。但三原则中的"不导入"政策从一开始便被各方识破为一片虚言,因为拥有核装备的美国军舰在日本从来就是通行无阻。

二、尽管当局和保守人士在谈论二战史时,喜爱举出广岛和长崎的例子,强调日本是"受害国",但在具体描述有关其受害的情景时,却刻意淡化广岛、长崎遭受原子能轰炸及核辐射的悲惨镜头和记忆。目的无非是为了治疗日本人的"核敏感症"。

三、动员学者、艺人和大众传媒,开展"原子能是和平与安全的"宣传活动,营造民众以兴高采烈的心态接受核能开发的"空气"。1957年东海村第一号原子炉建设完成时,积极参与并推动原子能开发、有(日本)"原子能之父"之称的时任《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便通过其旗下的报业集团和电视,颂赞"太阳点亮了"、"终于抓到了太阳"。至于《读卖新闻》竞争对手的《朝日新闻》,也不落其后,连载了一系列"原子能与发电"的专辑。

神秘色彩 耐人寻味

针对核能开发推进派的上述动向,不少日本有识之士都采取消极或持不安的态度。

1954年,时任改进党(自民党的前身之一)议员的中曾根康弘突然在国会提出兴建原子炉的追加财政预算2亿3500万日元的议案,并获得通过。针对这突如其来的动向,甚表忧虑的日本学界权威机构"日本学术会议"发表了"(原子能)和平使用三原则",主张原子能的开发利用应局限于和平之目的,并遵守①自主②民主及③公开的原则。

不过,国会在第二年立法采纳上述建议时,对第三个原则只写明为"成果的公开"而删除了学界原本同时要求的"研究与开发过程"的"公开"。换句话说,日本的原子能开发从一开始便具有隐蔽、不透明和不完全公开的神秘色彩。

这些色彩,如果再结合上述战后初期原子能开发重要推手们的政治背景,各界难免要对日本核开发的动机产生各种疑虑。

就以战后最早着眼核能发电,曾声称要在自家宅邸拥有"小型原子炉"的《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来说,他在战前是警察官僚,战后在推动原子能开发的过程中,则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有着相互利用、千丝万缕的关系。至于后来成为佐藤内阁的防卫厅长官,并于上世纪80年代成为日本首相,高举"战后政治总决算"旗号的中曾根康弘,之所以在年轻时就那么热衷于推动核能开发,是否真的仅仅是出自解决能源的考虑,是耐人寻味的。

1970年,中曾根时任防卫厅长官,颁布第一个"防卫白皮书",就公然宣称日本即使拥有小型的核武器,在法理上并不违背战后的和平宪法。在这之后,陆陆续续表示日本有能力制造原子弹或者主张制造核武器的日本政治家就更多了。貌似"温和派"的前首相羽田孜就曾经大谈"东大生(东京大学学生)也能制造原子弹"(意思是说以日本今日的科技水平,要制造核武器是轻而易举的事)。至于那口不择言,在这回地震后曾说地震、海啸是对日本人的"天罚"(即"天谴"),但仍然获得选民支持、第四度当选为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更在地震前夕公然表示要制造原子弹以便对付军事力量日益强大的中国。

不过,对于一般的日本(特别是核电站所在地)老百姓来说,他们首先最关心的是核能开发是否安全、可靠的问题。对此,日本官方及与核能开发权益密切相关的财界、专家学者和主流媒体,一再向民众许下"安全"的保证。但事实说明,这张包票从一开始便无法兑现。

1974年,日本首艘核动力轮船"陆奥"出师不利,一下海就出现放射线泄漏而闹得无"家"(港口)可归,而在海上毫无目标地漂流了好几个月。当时,各港口忿怒与不安的渔民就断然拒绝"陆奥"号的停泊。至于各核电站在这之前、之后发生的事故乃至造成人命的伤亡,更是不绝于耳。

不过,像这回这般严重的"原发震灾"之不幸发生,却不能不说是宣判了日本核能开发推进派"安全神话"的总破产。

一名日本学者将这回的地震与核能的灾害和日本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拟,指出其共同特征是上层决策者都存有"欠缺根据的自信心",表示会打胜仗(对核能开发来说,是表示"绝对安全"),但在失败后却不肯及时坦率承认其判断的错误,而陷入第二次失败的境地。这无形中给日本人民(按:当然也应该包括那些出生入死,自愿或无奈地成为媒体吹嘘的"勇士"和"死士")带来更大的不幸和苦难。

反对派为何不成气候?

因为战争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即"战败",而不是因为其战争之不义),所以产生"恐战"或"厌战"心理和情绪而支持或参加反战行列者,这在战后(特别是初期)的日本社会里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但认真分析,这种以胜败决定对战争态度的参与者,从一开始就给战后仍然控制国家机器的主战派留下了游说和争取的空间。

事实上,日本保守派在分化和削弱一度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过程中,就倾其全力治疗民众上述所谓的"恐战病"和"厌战病"。战后日本反战运动为何由盛而衰,原因之一也在这里。毕竟,出自反对侵略战争明确目的的坚定反战者,不是这场运动的主流。

同样的,对待这回的"原发震灾","守礼"、"秩序井然"的日本广大受害民众,如果只是停留在核能开发是否"安全"层次的论争,而不深一层探讨及追究核能推进派背后的动机和目的(包括利权之争夺与见不得阳光的政治谋略等),也不把视野扩大至核辐射废液大量投入大海已给邻国和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们所能发出的只能是"不满"、"不安"与"无奈"的微弱声音,而无法成大气候。这也意味着第二个、第三个福岛不幸事件还会接踵而至。

日本今后往何处去?"原发震灾"的危机是否已经成为或将有可能成为过去,看来关键的钥匙之一是掌握在首当其冲、首受其害,虚享媒体"淡定"美誉的日本民众手里。

城市化将引发土地制度的改革

  充分延长农民对土地的使用年期。将进入城镇的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使其无土地流转后的后顾之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土地资源的配置。废除卖地财政,改为地方征税。

  总之,中国的土地体制,一定要适应城市的大趋势,要适应市场经济对要素的配置规则,要明晰土地长期年期所有者的权利,还要理顺政府与土地有关的财政体制,这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由于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稀缺,中国的城市化必须坚持集中型的城市化模式。集中型城市化则通过农村人口向城市和城镇集中,重点发展特大和大城市,并形成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城镇、集镇、中心村、村等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

  城市化是一种节约土地的再分配过程。实际上,城市化将人口、企业、要素和基础设施在空间上集中,集约地使用了土地,大大减少了土地的占用。

  城市化必然涉及土地资源的再分配,并且是一种节约土地的再分配。然而土地资源的有效再分配需要土地供给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改革。

  笔者认为:首先要明晰产权,对农村集体土地,要按照土地国有的方向改革,并充分延长农民对土地的使用年期;在此基础上通过将土地交易统一纳入土地交易所等形式规范土地交易行为,由市场机制来引导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配置,实现集体土地的合理分配和流转;此外,调整政府在土地管理中的职能分工,改通过低买高卖的方式获取卖地收入为征税,保证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同时也保障农民合法的财产性收入和购房者的利益。

  充分延长农民对土地的使用年期

  要通过城市化实现土地节约需要土地的流转和集中,但是目前中国的土地流转和集中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一是土地承包期不长,限制了流转。在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土地价值的高低取决于承租人租期的长短。租期越长,土地的价值越大;租期越短,土地的价值越低。比如说,一块地,使用期只有20年了,往外出售使用权的人,觉得不合算;想购买土地使用权的人,则觉得再利用的时间太短,投入太大,投入产出期较长,也不合算。于是,土地不容易在农户之间流转。二是城市吸收和保障离开土地的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不强。主要是城市中能允许农民从事自由职业、灵活就业、企业就业的机会有限。并且,城市中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各项社会保障也没有建立和健全起来。农民将其土地视为最后的生活和养老保障资料,不会将土地使用权轻易出售和流转出去。三是由于集体土地对于每个农民来说产权是不明确的,农民实际上没有土地的使用财产权。这样,在土地流转和转让时,受到集体和政府的各方面的限制。

  因此,中国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推及城市化,只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从政府要做事情来看,一是尽可能将进入城镇的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其养老、医疗、失业和伤残等保障,使其无土地流转后的后顾之忧。二是延长农民土地的使用年限,比如延长到999年,这样其土地才有流转的价值,才会买的人舍得出让,卖的人觉得合算;并将土地转让收入与强制社会保障挂钩。三是进一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或者将集体土地产权股份明晰化给每个承包农民,或者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加农民有999年使用期的体制,农民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继承、再出租、入股、抵押等权益。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主要目的是要扩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财产权力,是关系到8亿农民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笔者认为,农村土地国有化,并给以农民999年使用期的改革模式,是成本较低、动荡较小、易于操作和实行、效果较好的一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思路。

  发挥市场对土地资源的配置

  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和提高土地利用率,是土地制度最基本的功能。从经济学思路来看,土地资源有两种不同的国家管理方式:一种是政府集中分配;另一种是市场自由调节。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极端公共所有、政府高度集中分配的模式,不适应于由于社会经济结构随时变化而每时每刻发生的方方面面和成千上万有关土地事项的及时处理,不适应于市场经济对资源分配的要求,土地资源配置的时间过长、效率过低、组织成本太高。

  笔者认为,每时每刻发生的住宅供求,不可能通过高度集中的制度加以合理和及时地给予分配。应用市场竞争的方式实现土地的分配和流动。

  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制约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目前高度集中和僵化的土地制度供给,极不适应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制度需求,并且阻碍农村耕地向规模、专业化家庭农场集中,阻碍土地向城市化和工业化分配,也阻碍了城镇土地和房产的流动和再配置,加大了交易成本。

  由于征地审批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涉地行政管理部门较多,一个项目用地从审批到开工建设,往往从基层上报到国务院和省政府批复,并由各规划、计划、土地、建设、外经贸、房地产、国资、环保等许多涉地行政管理部门认可后实施,需要盖少则几十,多则200多个公章,需要少则1年,多则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盖完。投资者、建设者和其他土地变更事宜,需要支付打通各种关系的协商和谈判成本。

  在政府管制过度的同时,也存在着政府土地管理失效。集体土地联建、化整为零审批、私下出租和交易房地、私自改变土地和房产用途等等情况防不胜防,最后法不责众,不了了之。土地审批中的腐败久治不绝,而且越趋严重;有的开发商从土地倒卖、土地优惠中获得暴利。

  在地价和房价构成中,政府各部门的规费在1/5到1/3;其收入有的成了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的收入,有的成了各部门的收入,甚至成为部门福利、住房、奖金的资金来源。政府各部门、各环节据地权随意安排土地分配和管理中的收费性设置,是中国高地价和高房价的一个制度性原因。

  应用市场竞争的方式实现土地的分配和流动。应该改变目前政府集中分配的土地资源分配方式,发挥市场机制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使土地使用权成为可交易的对象。土地使用权之所以可以交易,是因为在土地的自用与他用之间,存在着利用效率和实现价值的差异。经由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可使参与交易的各方共同获得更大的利益。

  首先应发放土地使用权证,明确土地长期使用年期产权。发放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证至关重要,而且需要从法律角度明确和充实土地使用权,尤其是在土地征用中,属于经济活动的,允许私人开发商与农民直接协商,确保农民权益;允许土地可以抵押,允许自由买卖,促进其对农村金融和农民养老功能的实现。发放土地使用权证对稳定农地产权具有重要意义。虽然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农民的承包期改为无限期,但是可能因为为集体所有,实际上各地农村的土地调整可能还会进行。在导致土地行政性调整的多重因素中,固然部分是由人口变动以及非农就业机会变化所引致,因此可能有助于在保证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效率改进,但如果一些地区的土地调整出于地方干部的寻租行为,那么通过一种可实施的法律手段去限制这类调地就成为必要;即使对于那些因人口变动而进行的土地调整,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同时提高土地资源的分配公平和配置效率,但它也容易导致农户对土地投资行为的短期化,从而带来其他方面的效率损失。所以,如果能够通过部分农村人口的完全迁移来缓解土地调整压力,则保持农民土地的稳定就可以实现。很多发展中国家土地制度改革经验证明,在地方层次建立给土地权属管理办公室,或者由土地管理部门直接给农民发放土地使用权证就是这样一种低成本、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手段。一旦把土地使用权证给到农民手中,除非其主动放弃,地方干部很难再进行调整。

  其次非公益用地废除强制征用,并按照等价交换和市场供求的原则进行交易。遵照宪法农村集体土地集体所有,城镇土地国有的原则,农村土地除了军事公益用地国家强制征购(但要合理补偿,提高补偿金额)外,非公益建设用地,不得实行国家强制征用制度;并且,土地对于企业来说,是生产要素,对于居民来说,是生活资料,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土地使用年期是商品。放开土地和房产的交易,形成土地使用年期财产权和房产的出租和交易市场。农民宅基地、耕地等土地一定要等价交换,在符合用地规划的前提下,可以不经过国家征用,直接以入股、出租、出售长期使用权等方式进入用地市场。此外,"四荒",投资者投资的山林、草场、农场、牧场、林场的土地年期使用权,居民的房产,也都可以进入出租和交易市场,并可以抵押融资。这样在所有制上,形成了国有和集体两个土地供应方面,而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则更是多个,从而形成竞争性的土地供应市场。并将土地交易收入,包括打破土地垄断后地价进而房价的下降,让利于出让土地的农民和需要住宅的居民。

  其三发展土地使用权和房产交易出租交易中心。同时发展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评估事务所、土地和房产纪经公司、房地产同业协会、房屋物业管理同业协会等等中介组织和同行业协会,将政府的一些管理职能转移给这些中介组织和同业协会,将政府直接管理变成中介管理和同行业自律。在2007年10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就向同为统筹试验区的成都和重庆提出了设立土地交易所的建议。他认为,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我国所有土地同制、同权、同价。通过土地交易所进行土地使用权的交易既可以利用高涨的城市化需求为新农村建设筹措资本,也可经由农村建设用地的节约,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前提下,增加城市化供地规模,至于交易何种土地,周其仁认为,应首先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交易入手,包括村镇公用建设用地、乡镇企业用地以及农户宅基地的使用权。

  改革目前的卖地财政体制

  从目前中国所谓"合法"住宅的土地供给市场结构特点看:一是土地政府单寡头高度垄断。即使居民住宅这样的商业性用地,其土地只能由政府从农民手中征收过来,由政府作为唯一的卖地者,供应给建设用地者,土地供应方面的竞争性为零。二是土地需求为许多个需要者,是一个竞争的需求市场,在土地交易时,政府作为唯一的土地供应者向许多个需求者挂、拍、招竞价,把土地的价格在供应寡头垄断和需求多方竞争的市场上最大化,使土地的供应价格极大化,土地成本非常高昂。特别是房地产用地,基本上都要竞价,其价格要远比工业和交通等用地高得多。三是土地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通过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高价卖出去,实现了政府收入的最大化。还有,通过征地成为国有用地后,政府对建设项目有诸多的各种税费,都要摊入居民的房价之中。这几年中,不包括房地产方面的税费,仅土地出让一项,地方政府年平均土地收入在1万亿元以上。

  目前现有土地财政存在的负面影响和缺陷。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中国目前的土地财政存在非常大的负面影响:1、房价畸高,损害了农民和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单寡头垄断的供给市场和竞争激烈的需求市场推高了房价,不仅如此每年年平均1万亿元的政府土地收入被以各种形式转移到房价中,中国的房价高的令人咋舌;以低价强制征收农村土地,使农民无法顺利地取得财产性收入。2、卖地形成的财政收入不稳定,会因不同年份卖地数量的多少不同而造成财政收入的上下波动,特别是当宏观调控收紧时,地方财政来源就会急剧恶化。3、卖地财政无法实现可持续。一个城市规划的可用于建设的土地总是有限的,并且18亿亩耕地红线也有很硬的约束,政府如果是拍卖50-70年使用期来获得其财政收入,那么,如果一任书记市长卖地积极,将规划建设的用地全部卖光了,到另一任书记市长没有地可卖了,其以后50到70年的财政收入又从哪里来呢?

  应废除卖地财政,改为地方征税。目前的卖地财政存在上述缺陷,所以应该弱化和取消地方以强征集体土地而高卖土地使用权生财的体制,将土地征用出让和招、拍、挂收入改革为土地交易增值税、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收入,使政府的收入不因一年卖地多而盈余,一年卖地少而紧张,还要避免地卖完后没有持续的土地收入的情况发生。这样既可以减弱地方政府对收费罚款和土地的依赖,又可以腾出财力用于民生的公共服务项目,结果既可以鼓励创业、扩大就业,又可以增加居民和农民收入,还可以降低房价水平。

  第一,对购置房地产后短期交易的,征收交易税,国家获得大部分交易增值所得;间隔时间较长的,可征收交易增值税,国家按照适当的比例进行征收。土地是稀缺资源,卖钱很多的,可能一亩地卖了5万或者10万元,给农民补偿。如果卖了100万元呢?政府应当用增值税来收回这部分收入,而不是用转让价格来获取收入;应当是允许等价交易,政府收取土地增值税来管理土地,而不应该用转让的方式进行不平等交易。

  第二,征收房产税。在住宅的保有环节征房产税,将大大提高住宅的持有成本,降低和挤出倒手和投资的利益,会非常显着地抑制住宅的投机和投资性需求,使得这方面的土地需求压力大大减少,甚至使其基本为零。当然,开征房产税,是涉及很多居民利益的一项政策,所以应当以人为本,差别收房产税,核定居民住宅的基本需要面积,对基本居住面积内的房产免征房产税;对于超过一定面积的,少征房产税;对于超过面积太多的,分级累进征收房产税。对多套房进行累进征税,对投机和多拥有房产提高其持有成本。这样,地方财政收入就稳定化了,不因这一任政府卖地多收入就多,后一任政府卖地少收入就少。

  同时,除了军事用房,包括政府和事业单位的房产,都应该按照面积征收房产税,进入政府和事业单位的预算支出和财务支出项目中。为什么呢?现在一些政府部门,办公楼面积建得很宽,有的县一个局级单位,想方设法搞钱,几十个人,盖几千上万平方米的办公楼,特别浪费,有的出租,谋取单位甚至个人利益。因此,公务员办公面积多少,要征税,对多余的,也要累进征税,并与单位的预算,甚至与公务员的个体利益相挂钩,这样才能将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建设豪华办公楼的势头控制住。开征房产税,既可以给县级政府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也是抑制房地产投资过热的最重要的一项办法。

  第三,由于土地的容积率较低,对于别墅,除了征收房产税外,还征收土地资源占用和使用税,也按照所使用的土地面积分档累进征收。

  第四,对于出租的住宅和商住两用的住宅,按照租户人口分摊的居住面积和鼓励创业的精神,减征和免征房产税的累进部分,甚至为了鼓励出租,可以对非累进部分实行减征。

  废除和简化目前政府对集体土地的征用出让和对房地产的诸多税费,交易征收增值税,保有和使用开征房地产税,并且全部留给市县级政府财政,用于这一级政府的公共预算。弥补地方财政废除商业用地征用出让制度后财力的不足,并使其成为长期稳定的房地产税收来源。同时还将会大大抑制包括投机在内的住宅不合理的需求部分,国家就可弱化控制土地审批、住宅信贷总量和住宅建设项目控制等行政性调控方式,使房地产业在符合国情的前提下,健康和稳定地发展。

  总之,中国的土地体制,一定要适应城市的大趋势,要适应市场经济对要素的配置规则,要明晰土地长期年期所有者的权利,还要理顺政府与土地有关的财政体制,这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短期国际资本正加速流入中国

2011年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存量达到3.04万亿美元,仅在2011年第1季度,中国就新增外汇储备1974亿美元。然而在同期内,中国出现了约7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实际利用FDI也仅有303亿美元,这意味着大量的外汇储备增长不能被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所解释。

当然,考虑到2011年第1季度欧元等其他货币对美元大幅升值,这将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发生正向的估值效应。但即使考虑到主要汇率变动造成的估值效应以及中国外汇储备的海外投资收益,2011年第1季度接近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量中,也有大约50%难以被上述因素解释。

下图中显示了我们通过"月度外汇占款-月度货物贸易顺差-月度实际利用FDI"方法计算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状况。如果图中的曲线显着高于柱子,代表当期有显着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根据该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得出2006年至2010年每年流入的短期国际资本规模分别为996、400、1693、691与1943亿美元。相比之下,2011年第1季度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规模达到1414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单个季度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峰值,这意味着2011年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规模可能创出历史新高。

展望2011年全年,我们相信,中国将面临持续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第一,目前人民币与外币的息差正不断拉大。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4次加息,目前1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达到3.25%。相比之下,目前美联储与日本央行依然实施零利率政策,欧洲央行即使最近有一次加息,加息后的基准利率也仅为1.25%;第二,今年人民币依然面临显着的内外部升值压力。从内部来看,尽管第1季度出现了小幅的贸易赤字,但我们预测2011年中国依然将出现超过1000亿美元的贸易盈余。从外部来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将通过多边渠道持续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我们预计,2011年全球人民币将对美元升值5-6%。利差与人民币升值收益,都能够为短期国际资本提供无风险套利空间。第三,尽管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宏观调控重压下可能持续调整,但今年股票市场可能出现新的行情,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力度显着放松后。因此股票市场上的价格上涨预期也会吸引部分短期国际资本流入。

综上所述,今年中国将会继续面临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压力。因此,今年3月份外管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外汇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表示将进一步规范资金跨境流动、遏制违法违规资金流入和结汇,就显得顺理成章而且非常重要了。从2009年以来,包括巴西、印度、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多个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在加强资本项目管制,2011年4月IMF也首次表示新兴市场国家可以使用资本管制工具来应付大规模资本流入。在外部资本大举流入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应该尤为谨慎。

没有牺牲就没有出路

国际资本虎视眈眈的准备投机中国,那么中国出了什么毛病?联想到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要转换经济发展模式,那么中国经济毛病和发展模式有什么关系?

对于这样头等重大的中国经济问题,笔者就从中国当前3万亿美元储存的事实入手分析。

3万亿美元储存,说明中国外贸顺差很大,顺差大说明人民币低估的厉害;倒过来推理,人民币低估不解决,顺差依旧,顺差依旧,中国美元储存会增加到4万亿,5万亿。

因此,问题的根本,是解决人民币低估,解决低估,两个途径,一是国际上人民币升值,一是国内人民币贬值,即通胀。

中国主要是走后一条路,即通胀。但是中国的通胀,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即资产的价格涨的太快,而工资的价格(劳动商品)涨的太慢,于是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资产泡沫越来越大。

由于通胀后,中国工资仍然不到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中国的顺差就不可避免,这样中国的天然资源继续廉价的转换成美元储存,中国的资源加速枯竭,而美元在贬值,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市场机制的通胀,总是牺牲弱势劳工的利益,中国名义劳动工资的提高,期望通过通胀的途径,简直是与虎谋皮。

那么现在怎么办?设想一下,如若继续通胀,对内货币贬值,中国资产泡沫火上添油,而劳动工资仍然难有起色,实践已证明这是一条死胡同,它是中国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罪魂祸手,是中国资产泡沫越来越大的根源。

当然,可以采用不同于市场机制的新的方法通胀,即国家控制分配的通胀,通胀利益主要甚至绝大部分是分配给劳动工资的,其意义相近朝鲜将工资增加很多倍,但是这很难实行,因为经济基础大不一样。

剩下来的路,只能人民币升值。

有不少人问我,美元储存汇兑损失怎么办?在此我回答:中国没有其它选择,这种损失永远是无法挽救的,除非中国搞恶性通胀,金融秩序崩溃,把自己搞砸,并且与对手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总之,拖延已久的中国汇率不平衡的风险越来越大,事实已造成:这个风险不仅是中国稀里糊涂的储存3万亿美元的原因,也是中国房产股市泡沫,以及中国廉价商品对全球资源造成巨大浪费的根本原因。

这一风险后面还会酝酿什么样的危机,人们无法预料,但是会引发越来越多的风险,则是确定无疑。

中国成语:丧心病狂。因为"丧心",就会"病狂",这个"心",就是理性,就是平衡,而"狂"的后果,是很难预料的,只有事后才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马后炮。对于中国超大型经济体的发"狂",人类社会更是没有前车可鉴的。

国际汇率的不平衡、不和谐,最本质的后果就是导致世界资源配置的恶化,由此导致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动荡,甚至各国的冲突。

有读者提问,人民币升值是否已错过最佳时机?在此我反问,时下人民币汇率是否仍然低估?如若是,就需要升值,不存在"最佳时机"之说。

"最佳时机"之说,在哲学上是宿命虚无的,它把事物的存在,理解为只能是最优的,离开了最优,事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而事实上最优是不会有一致标准的,所谓最优的认识,不仅是事后结论,也是众说纷纭。

错过人民币升值"最佳时机"之说的论据是,现在人民币升值会产生巨大外汇汇兑损失,以及中国资产泡沫会大幅贬值,中国经济会硬着陆。

的确,这些都有很大的可能性,甚至我们要把后果预想的更加悲观。

但是如若人民币仍然顽固的不升值,那么后果是不是比这个更加严重呢?更加悲观绝望呢?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

具体的表现为:中国的国土性财富(资源和环境)加速破坏和流失,中国两极分化会对立越来越紧张,资产泡沫、经济效率、国际形象、教育文化卫生等等,更加恶劣,中国往畸形的经济道路越走越远,越来越像是恐怖的经济动物。

中国领导人天天高呼"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很多年了,但事实是经济发展模式根本没有改变,而且灾难性的后果越来越威胁着中国人的健康生存,问题出自哪里?

俗话说,"置于死地而后生",在重大危机来临的时候,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没有目光如炬的高瞻远瞩,而是鼠目寸光,或者是鸵鸟侥幸的心态,无所作为,让危机任意蔓延,或者偷懒的以舒服轻松的态度应对危机,官方称之为中药疗法的软着陆,这些轻描淡写的忧患意识,注定了中国所谓的"转换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不关痛痒的空话和套话,甚至变成叶公好龙。

"置于死地而后生",就是生于忧患的道理。

应对危机,首先要有深刻的危机意识,这一点日本是很好的榜样。中国文化的危机意识是不强的,自上而下,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这是中国古代毁灭性的社会危机不断爆发和周而复始循环的重大原因。

今天中国,从上而下的社会危机意识远远不够,没有这种深度危机意识,就不会大彻大悟,没有大彻大悟,就不会真正痛下决心,不下决心,就不会革新洗面,就不会有作出重大牺牲的思想准备,没有牺牲的准备,就根本不可能做到"转换经济发展模式"。

以下摘录兰德对中国的文化批评: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用这段话来诊断中国的"经济模式转换":想廉价和免费的转换中国经济模式是做不到的,我们要放弃这种奇迹会出现的梦想。

"种瓜得瓜",没有不劳而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努力,不付出,不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影响力只是外强中干。

中国的目标如若是守财奴,在全世界四处活动如若只是为了索取和积累财富,那么中国将被这些财富所害,因为这种财富的性质发生了魔幻一样的变化:这种财富的性质是只顾今天,而不管明天;我们是以毁灭明天的代价,把蕴藏于自然中的财富一网打尽,捏入自己手中,然后以巨大的资产泡沫形式,去糟蹋这些自然财富,真是暴殄天物!

这种财富虽然给少数中国人带来奢华的物质生活,却根本无助于促进中国人的奉献精神,也无助于促进中国人的健康生活价值。

今天中国的危机,足以让人"杞人忧天"!

没有重大的牺牲,中国不可能摆脱危机!

很多人嘲笑日本二十年的"经济衰退",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种衰退的另一种含义,如若知道了,他们就会由嘲笑变为钦佩了。

日本的"经济衰退",正确的说是日本经济的紧缩,是日本经济发展有计划的主动性退却,这种退却,伴随着财富泡沫的烟销灰灭,就是日本为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作出的牺牲,没有这种牺牲,日本经济会有更疯狂的泡沫,更大的泡沫势必带来更致命的危害。

日本是理性的,敢于牺牲是理性的重要标志。因为它懂得,不牺牲,后面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只要方向正确,再大的牺牲在所不惜,因为每一种正确的牺牲,都是为避免以后更大的牺牲而买了单。

而中国的文化,缺少的是自我批评、自我牺牲精神,如若懂得自我批评,自我牺牲,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社会政治经济的灭顶之灾。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这种宴席耗尽你积蓄时(中国的自然禀赋),必须悬崖勒马。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紧急刹车,要让中国人明白,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中国要像日本一样,放慢经济增长,要全新的建立"慢就是好"的经济发展意识,没有这种意识,没有这种牺牲,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将是十足的空话。

鸦片戒毒都要有坚强的意志,付出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国的经济如同吸了鸦片,决策者如若没有清醒和坚强的意志,没有牺牲的准备,流连于歌舞升平,中国"经济模式的转换"就成为纸上谈兵,虚无缥缈,少数中国富人可以移民外国,而广大普通百姓将越来越无所适从,对未来越来越失去信心,失去安全感。

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博弈,影响中国未来

民粹主义的崛起,是近年来不可忽视的一种政治现象。从中国历史上看,王朝的更迭,多数都是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较量的结果。所谓的官民矛盾,也正是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间矛盾的一种体现。所以,相比于传统的用"左——右"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分野和走向,笔者以为,"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的分析视角似乎更能接近于实际。

精英主义内部的力量消长

目前国内的精英主义,分为主流精英主义和非主流精英主义两类。前者即权贵资本主义,掌控着主流话语权和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权,后者则主要为知识分子、工商界精英和一些意见领袖,其中一部分人依附于前者,另一部分则保持相对中立亦或批评的立场。

近几年来,伴随主流精英主义对经济、社会的控制权进一步加强,依附于其的非主流精英主义在数量上进一步增多,并加剧了非主流精英主义在整体力量上的分化。与此同时,原有温和、中立亦或持批评立场的非主流精英主义,面对话语权和生存空间的进一步压缩,日渐变得更为躁动起来甚至是发起挑战,从而导致其整体实力进一步趋弱。

总体上说,精英主义内部将逐渐形成主流精英主义一家通吃的局面。

民粹主义内部的力量相持

作为精英主义的对立面,民粹主义亦称平民主义,可以简略理解为左翼力量。目前国内的民粹主义,分为在极左民粹主义和中左民粹主义。

极左民粹主义以毛左派为主,呼吁关注底层民众,回到毛时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左民粹主义同样呼唤社会公正和改善社会福利,但没有前者之极端,整体诉求上较为温和、理性和务实,更不认同于回到过去。

目前,极左民粹主义借助其多年耕耘的舆论阵地,在中下层民众中已掌握一部分话语权;而中左民粹主义则更多如地火一般潜伏于视野之下,似乎难以触及,但由于其主张更能为一般民众所接纳,其日后的爆发力和影响力或将远远超过前者。

从未来走向上看,由于在价值观和诉求上的巨大分歧,极左民粹主义和中左民粹主义很难联合起来,而它们之间的较量则将成为常态。就目前而言,二者尚处于相持阶段,但它们都有可能在精英主义内部去寻找盟友,从而使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

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博弈的三种选择

目前来看,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较量和博弈,已显露出端倪,这也有助于我们窥探出未来的政治格局走向。

第一种可能:主流精英主义进行赢家通吃。

即主流精英主义不仅进一步打压非主流精英主义,而且削弱极左民粹主义和中左民粹主义。对于精英主义来说,赢家通吃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但由于贫富差距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增加,缺乏妥协和盟友的、刚性的赢家通吃策略,只能埋下更多的隐患,激起更大的挑战,甚至播下暴力革命的种子。

第二种可能:主流精英主义联合非主流精英主义。

基于中国千百年来精英治国的传统,这种可能性同样存在。即主流精英主义向非主流精英主义让渡出部分权力和话语权,实行精英共治。这可理解为权力主导者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并基于此缓和社会矛盾,瓦解、分化民粹主义。

第三种可能:主流精英主义联合极左民粹主义。

由于中左民粹主义尚未浮出水面,主流精英主义只能选择与极左民粹主义联合。就此或将形成一种新的局面: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上进一步左转,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维度上对中下层民众做出适当倾斜,在核心利益和话语权上依然由精英主义主导。

最大的可能及对未来的影响

结合目前的形势,笔者以为未来出现第三种选择的可能性最大。主流精英主义与极左民粹主义之间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天然的纽带,而且在现实上也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在这种情势下,中左民粹主义很有可能被逼而选择与非主流精英主义结合起来。作为共同的"弱势群体",二者在价值观上也将产生更多的趋近感。同时,前者人数众多但缺乏话语权,后者人数虽少但掌握一部分公共资源,二者的结合或将萌生出一股新兴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力量对比上的相对悬殊,主流精英主义与极左民粹主义的结合,将形成主流精英主义主导的局面,而中左民粹主义与非主流精英主义的结合,则将形成中左民粹主义主导的局面。所以,未来的整体走势,仍将取决于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博弈及其结果。

不容忽视的是,博弈双方中的任一方,都既包含了"左"又包含了"右"的成分。在未来,二者都有可能演变为混合了"左"与"右"、融合了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趋中"力量。基于此,传统概念上的"左"、"右"分野也将因此而失去更多意义。

此外还应看到,在这种"右+左"与"左+右"的博弈过程中,由于相对激进的民粹主义在天平的两端都投下了自己的砝码,所以同样也埋下了革命的隐患。

毛泽东时代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新改革共识的形成

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哪种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首先,无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多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但我以为仍然必须强调,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世界银行行长(前美国国防副部长)最近说,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抹煞的。此外,我也想强调,无论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今天的生活状况仍然存在多少问题,但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说成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不符合事实的。总的来说,改革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显的实质性提高,中国基本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挨饿"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毫无疑问,九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导致贫富差异的日益扩大,从而使社会公平的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问题。但也正是在这里,我想指出,晚近以来关于改革的种种争论,实际不应该简单地说成是"改革共识的破裂",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新的改革共识的形成"。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的目标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这就是胡温新政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基本纲领的提出。在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基本精神是突出强调,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诚然,这种新改革共识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但我们应该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面公开地反对这种"新改革共识",换言之,"新改革共识"的舆论威力不容低估,这种共识现在至少已经形成了对利益集团的一定制约作用。

新改革共识与当代中国的三种传统

我认为,上述"新改革共识"的逐步形成,实际是共和国六十年整体历史所形成的某种综合效应,亦即"新改革共识"实际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如果说,"旧改革共识"往往带有否定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倾向,那么,"新改革共识"实质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国前三十年形成的传统重新整合进来。更进一步说,"新改革共识"实际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三种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我近年来所指出,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二十八年来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融入为中国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劲,从9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很多重新讨论,而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这个毛时代的平等传统更是日益强劲。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会想到,但今天却已经无人可以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这在中国现在的许多电视剧特别是家庭生活剧以及讲结婚离婚的日常伦理剧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以上三种传统的并存是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大陆非常独特的国情。如果我们以香港社会作为对照的话就可以看出,香港社会有上面说的第一种传统(市场和自由的传统)和第三种传统(注重人情乡情的传统),但香港社会没有上面说的第二种传统,即没有强烈追求"平等"的传统。因此尽管香港社会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也有很多人在致力改善这种不平等,但不平等的问题在香港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引起激烈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美国作对比的话则可以看出,美国有上面说的第一种和第二种传统,即自由和平等的传统都非常强烈而且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张力可以说就是美国的基本国情,但美国没有我们上面说的第三种传统,没有什么人情和乡情观念,更没有人情和乡情背后的一整套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

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改革的共识形成,不可能脱离上述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三种传统的并存。我认为,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其特点在于这种共识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何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

可以说,现在的"新改革共识"初步体现了上述三种传统的合力作用。首先,"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本身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这与执政党以往强调的西方传统的"阶级斗争"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和谐社会"的实质目标亦即"共同富裕"则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追求;但第三,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可能通过排斥市场机制来达成,而仍然将通过进一步完善改革以来形成的市场机制来落实。毫无疑问,这三种传统的合力过程将充满张力,充满矛盾甚至冲突,但三种传统形成矛盾,张力和冲突,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以一种传统排斥压倒其他传统才是坏事。我们需要反对的恰恰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以及任何形式的"零和游戏"政治格局。可以肯定,无论有多少张力,中国的"新改革共识"必然要同时包融上述三种传统,而不可能排斥其中任何一种传统。

有人或许会批评说,以上这种看法有否定"阶级斗争"的取向,对此我将回答说,我们今天或许很有必要重新思考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重要思想。中国改革过程目前存在的种种矛盾张力和冲突,大多数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宜轻易把它们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我们必须反对任何人以"政治正确"自居,任意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同样,对于现在许多人动辄引用西方文化研究的所谓"性别,族群,和阶级"等理论来讨论问题的倾向,我们也有必要强调,男人与女人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许多族群矛盾也是可以通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和平地解决的,任何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的作法都是错误的,而且将导致政治上的灾难。对西方流行的种种所谓理论,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我们都必须批判地加以检讨,而不应随便拿来就套。事实上现在"太阳底下早已没有新东西",我并不认为当代西方种种所谓理论对我们有多少价值。中国人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路。

从长远的意义看,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如果得到健康的发展,将有可能逐渐突显"中国道路"的真正性格,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象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在不久前曾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课题(参见本文附录:"关于中国的软实力")。

重新认识共和国六十年

从以上的视野出发,我在近年来曾借用从前中国传统公羊学的一个说法,提出中国的改革今后需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亦即认为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因此,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同时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

在以下的有限篇幅中,我将暂时搁置关于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关系问题,而比较集中地初步提出一些关于共和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问题。

首先,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亦即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当然有其根本性的不同。这就是邓时代开始决定性地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强调,仅仅这个转移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因为苏联东欧很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很早就把一切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可是他们的经济改革却不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改革后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而前苏联东欧当年的经济改革却不成功从而导致全盘的社会解体?我们今天必须重新提出这个老问题,亦即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能比前苏联东欧国家更成功?中国改革二十八年来,经济成就非凡,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取得这种成功?这个问题事实上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释。

我们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会记得,从八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西方舆论界和学术界很少有人看好中国的经济改革。原因很简单,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如果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都不能成功,中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既然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苏联东欧经济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改得下去?这个看法是很自然的。特别是苏联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哪一样不比中国高得多?他们的农村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他们的厂长经理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质当然都比中国当时高得多:到1978年前后,中国所有的厂长和经理的平均教育水准是9—11年,9年就是初中毕业,11年高中还没有毕业,高中毕业要12年,而苏联当时的经理厂长自然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学毕业。那时比较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生活水准就更不用讲了,他们各方面的生活水准都比中国高得多,80年代时中国人一般家里都没有电话,更不要说汽车了,但是苏联、东欧那时候电器汽车早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了。尤其是,前苏联东欧没有搞中国式的大跃进,没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远比中国更早放弃阶级斗争而转向了经济建设,他们也远比当时的中国政治上更开放,为什么他们的经济改革搞不下去,凭什么最落后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对这个问题,实际可能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这里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破坏了中国变成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方向,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前就已经不是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

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奠定邓小平改革的基础

毛泽东搞破坏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19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19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当时说的骂人话非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以上的故事虽然人所共知,但人们通常都把它看成是毛泽东的破坏成性,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行为恰恰为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因此这里我愿引用一个美国学者的研究,这个美国学者既不是左派,也不是亲中派,而是后来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官员,中文名字是谢淑丽(SusanShirk)。但在她当官以前,曾出版一本专着,叫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PoliticalLogicofEconomicReforminChina)。这书是根据她从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写的,是1993年出版的。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她实际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政治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是比较符合西方逻辑的。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反而高度成功?这就是她实际提出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给他自己设定的目标,自然不是要把苏联瓦解,他希望苏联像中国一样经济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邓小平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邓小平成功了,戈尔巴乔夫却搞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经理的水准、工业化的程度、现代化的程度,和苏联怎么能够相比,怎么会中国是成功了?

她写这个书最早的出发点,实际也是象其他西方学者那样,认定中国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带着这个基本问题详细考察中国以后,她在西方学者当中是比较早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有可能走出来,有可能成功。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实际就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的"大跃进"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的破坏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美国学者实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会成为象苏联东欧那样的失败过程,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来。

谢淑丽认为,毛泽东破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地方分权"的道路,实际导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1978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规模比较大,其余三十四万四千个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而且当然都是很落后。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都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可能成功。因为在苏联体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以外几乎就没有经济,因此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如果国营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营企业的改革事实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以及无数工人的福利。而中国经济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于毛泽东时代已经造成大多数经济都不在中央计划管辖内,而是在中央计划以外。毛泽东把相当大的财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已经给了地方,所以中国的许多县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经济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并不依赖国营企业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的国营企业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而这种改革道路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苏联体制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地方并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独立经济系统,因此苏联东欧的特点就是其经济改革无法形成一个在计划体制之外快速发展的活跃经济。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她特别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同样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及1992年的着名"南巡",都与毛泽东依靠地方发动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在她看来邓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

但是谢淑丽特别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邓小平尚未重新掌权以前,中国曾一度想走回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的中央计划经济,这就是华国锋主政的三年。当时文革刚结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恢复五十年代,大家认为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黄金时代,那时候管得多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实很成功。华国锋当时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是认为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会很高,因此企图用"再开发十个大庆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来换取外汇,然后买西方先进的科技,着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这整套设想实际是想重新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但一方面,中国自己的石油储量根本不多,靠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设想整个就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华国锋的这一经济方案必然要求把经济大权都重新集中到中央部委来,谢淑丽指出,这是完全不符合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在她看来,在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分权化以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华国锋那么快就下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