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和毛泽东

　　可能是我第一个把福泽谕吉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有历史性的重大联系，人们会大吃一惊，但是把道理讲出来，读者有可能深表赞同，并且会引发很有价值的思考。

　　首先，他们的联系有重大客观因素：

　　他们早年都是生活在儒家文化的社会背景下；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文化，都产生了改造性的甚至革命性的巨大影响；他们的思想一直到今天，还在对本国社会文化价值潜移默化，这种历史性的持续影响，或者是主流文化风光的表现（福泽谕吉），或者主要是民间的反不公平物质文化潮流性质的深深怀念（毛泽东）。

　　他们的思想，对本国文化的影响势不可挡，说明了什么？

　　这种客观现象肯定是在说明：他们的思想都抓住了本国文化的灵魂，他们的思想在与本国的文化灵魂对话和休戚与共。

　　所谓文化的灵魂，毛泽东的语言就是指社会主要矛盾。

　　而且更加令人惊叹的是，福泽谕吉和毛泽东对本国文化灵魂（主要矛盾）的认识，竟然是一致，就是说中日两国旧文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一致的，当然事后来想，也不奇怪，因为两个国家文化背景有很大的相同。

　　还值得思考的是，他们认识了同一文化灵魂，但是他们解决矛盾的思想方法，却是天壤之别，甚至针锋相对，因此中日两国开始显现根本不同的现代文化差异。

　　虽然他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他们都因为抓住了历史文化的灵魂，而改变了历史。

　　这个文化灵魂的矛盾是什么？说出来很多人又可能表示质疑，它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就是社会压迫和被压迫的理论，如若再追究这种文化认识的根源，恐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

　　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众人皆知，但是福泽谕吉和马克思有关系吗？我认为很有可能。

　　福泽谕吉生活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年代，而且福泽谕吉尽管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但是他也揭露资本主义文化人性丑恶的一面，并且认为，尽管日本旧等级压迫文化和西方文明比较起来很野蛮和丑陋，但是未来人类会创造出更高级的文明，那时人们回顾西方资本主义金钱文化，也会感到非常丑陋。

　　这种否定资本主义的永恒性，把历史看作是文明进化的过程，很接近马克思的历史观。

　　福泽谕吉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出身于社会中下阶层，他们都切实感受到社会的严重不公和野蛮的压迫，他们对于社会文化普遍而深层次矛盾，有着感性直觉，这种直觉一旦遇见先进的思想理论，就如同点石成金，而作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人事业。

　　毛泽东和福泽谕吉都抓住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都是儒家专制文化在遭遇西方民主文化而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解决儒家文化出路的思想理论，他们面对本国文化危机的情况非常相像，这种相像，是他们文化思想认识对象一致的客观基础。

　　但是，中日两国在历史地理上有重大差异，这种差异最终又会决定两国文化上也有着重大差异。

　　一千多年来，日本民族虽然主要从中国儒家和佛教文化中，吸取营养，但是日本民族没有遭受过外来民族的征服，日本民族一方面有很强的文化凝聚力，另一方面日本历史上长期的多个权力文化中心相互制约，平分秋色（福泽谕吉对此分析和比较过中国）。

　　日本国土和人口规模比中国小很多。

　　日本的自然生存环境既十分优越和风光美丽，又是洪水、火山、地震频繁不断。

　　这一系列因素，造成中日两国虽然一衣带水，但是文化上存在重大区别。

　　如果对日本文化作一个最简单的本质性认识，笔者的看法是，日本人既非常务实，又十分注重精神的信仰。

　　日本古代对中国儒家政治文化几乎是全盘复制，而近现代日本又几乎对西方文化全盘复制，这些是日本文化务实性的突出表现。

　　这种务实性和对先进性的学习，使日本这样一个地处偏僻的弹丸国家，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始终在周邻文化中不落后的主要原因。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好学精神，日本依靠自己规模很有限的民族智力，日本文化将会是一种多么落后愚昧的结果？

　　但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如若没有精神价值的追求，那么它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必然是本末倒置，其结果不是叶公好龙，就是邯郸学步，或者因噎废食。

　　因为文化的本质是一种精神价值，而没有精神的气质，始终学习和认识到的只是文化的外部皮毛。

　　日本自古就流行自杀，这种自杀不是一般生理性的精神疾病，而是一种精神价值理念的绝对命令，是人的精神价值高高在上，对物质肉体最终的绝望性的告别。

　　设想一下，论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个民族为了一种精神信仰，而有不怕牺牲的历史文化传统，那么说明这种民族文化十分重视人的终极价值，这种终极价值就是精神的，就是如同"其言也善"的精神价值。

　　再设想一下，一个民族文化能够终极性的直接从容的面对死亡，那么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加能够让人担心和恐惧呢？人世间还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加珍贵呢？还有什么物质权力、财富不能让渡和抛弃呢？

　　这就是日本文化能够全心全意的学好外来文化的一个奥秘，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社会利益的重大调整和重新分配，而一个民族文化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传统，那么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就会变成一种外来灾难，一种把本国文化推向利益争夺爆炸的导火线。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对今天中国进一步文化改革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引起社会的研究兴趣，有时间，我会具体深入了解和思考。

　　回到本文的题目。

　　毛泽东和福泽谕吉虽然对儒家文化主要矛盾的认识是一致，但是他们解决矛盾的方法，却天壤之别。

　　为什么有这种天壤之别？肯定是有两国历史文化的原因，以上中日文化重大区别的分析，不啻是一种认识路径。

　　下面转入本文主题，介绍福泽谕吉和毛泽东对儒家文化主要矛盾共同的深刻认识，以及他们文化改革思想天壤之别的不同价值取向。

政府集权的民主专制与资本集权的专制民主

　　资本集权与政府集权是资本主义社会下两种不同的统治模式，它们殊途同归都是通过垄断社会资源以实现统治目的的社会组织方式，两者都是在革除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将资本集权等同于民主、政府集权等同于专制是资本集权自近代以来形成的宣传策略，并通过扶植相关学术理论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资本集权与政府集权在历史上都是一种专制，都是为了维护某一或若干家族的利益为最高原则的集权统治方式。资本集权不通过政府垄断社会资源，因此可以在政治上推行所谓的民主制，而民主政府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源的非垄断化，这是资本集权用来混淆视听、魅惑大众的主要手段。

　　专制存在两层含义。一是所有权私有，也就是组织的所有权归组织中的个人或少数人所私有。所有权意义上的专制存在个人和集体两种形态，个人专制分为世袭的皇权和非世袭的独裁，集体专制同样分为世袭的门阀和非世袭的内阁等权力集团。所有权意义上的专制是专制的本来含义，但是在欧洲近代以来资本集权发展出的意识形态宣传下，将专制这一概念与集权和垄断的组织模式捆绑在一起，通过混淆概念使两者合二为一，这样就产生了专制的另一层含义，也就是集中和垄断的组织方式。所有权意义上的专制与组织模式上的集权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也并非不可分割，是历史上资本集权为推翻集权政府的需要而营造了这样的概念和理论。

　　民主也存在两层含义。一是所有权公有，也就是组织的所有权归组织成员所共有。这是民主的本来含义，同样在资本集权扶植的学术理论下将所有权上的民主与分权和自由的组织方式相结合，使两者成为一体，创造了民主在组织模式上的另一层含义。所有权的民主与组织方式的分权同样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也并非不可分割。在资本集权的宣传下，分权的组织方式被视作保障所有权公有的必由之路，从而整合进入了民主这一概念。更极端的情况则是将民主等同于选举制，而选举制不过是将贿赂合法化的选官制度。任何人如果想要成为候选人都必然需要接受大资本的扶植，从而成为其政治代言人，因此选举制毫无公平公正可言，更无法代表人民的利益。

　　了解了以上概念成因就可明白集权不等同于专制、分权不等同于民主，集权与分权是组织模式，而专制与民主则是所有权模式，两组分属不同概念范畴具有本质差异。在一般的政治讨论中民主一词常被偷换概念专门指代分权的组织模式而非所有权的公有，专制也同样被偷换为集权垄断的组织模式而非所有权的私有。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只提倡民主制而反对公有制，这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一种组织模式的民主而非所有权的民主，也就是倡导分权组织模式的伪民主而反对所有权共有的真民主。这种矛盾的形成已经揭示了所谓民主政治的分权的组织模式无法保障真正的民主所有权，却是维护资本集权专制的打手。

　　私有与公有的矛盾是所有制的矛盾，历史上所有权由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中到逐渐分散到大众手中，这是私有制发展进化的结果。而分权与集权的矛盾则是组织模式的矛盾，事物由分散的个体逐渐形成高度组织化的集体是组织模式进化的结果，这一进化过程在所有高级组织体中都可以观察到。如生命的进化史就存在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集团再到拥有分化的组织和器官的生命体的逐渐复杂化的组织进化，人类社会的进化同样存在这样的过程。社会中的个体如同生命体中的细胞，随着组织程度的提高个体必然通过分工分化形成专门的功能集团，而社会结构愈加复杂就需要更高的集权以形成更高的组织模式。高级生命的进化史就是生命组织不断集权垄断的发展史，人类社会的高级文明的进化史同样如此。社会要向更复杂的结构发展，就必然要求更高的集权和垄断模式，这是组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

　　可以说集体的形成和进化是以个体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为前提的，个体自由丧失的越多，集体的集权程度越高，组织结构就越复杂，集体功能就越强大。个体以维护个人利益为原则组成集体，为实现这一原则却不得不放弃自身利益而成就集体利益，个体通过自我否定以建立集体是个体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高级博弈的必然结果。可见集权和垄断是组织体向高级方向进化的必然产物，而自由分权则只能退化到野蛮的原始状态。资本集权之所以要在社会中推广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于保障自身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成为社会中绝对的垄断力量，防止具有竞争力的其他集权组织特别是政治组织的存在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并不是生命进化的唯一方向。进化是双向的，组织体不但向更复杂同样向更简单的方向发展。结构最为复杂的人类并非地球生命进化的最高形式，生命的另一最高形式——结构最为简单的病毒与人类处在生物进化的天平两端。病毒虽然与人类在结构水平上存在数量级差异，然而人类无法彻底消灭病毒，病毒却可轻易杀死人类，在人类灭绝之前病毒也绝无可能灭绝，两者只具有组织程度差异，在进化水平上并无差别。生物进化论及其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欧洲古典社会理论受限于北欧民族的后进性和自我中心的幼稚世界观天真地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向上向前单线进化的，实际上在社会发展中文明的退步比文明的进步更容易发生，既不存在必然前进的趋势，也不存在固定的阶段和模式。

　　集权和垄断并非社会组织唯一的发展模式，这只是文明社会的发展方向。社会同样可以通过分权和解体退回到史前的野蛮状态，这显然不是文明社会所应关注的，如同作为人类应该关心如何更好地生存而不是致力于如何使自己退化成为病毒。对于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主题而言，一是反封建化，二是反野蛮化，这两者自两千年前起到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是世界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展的主要指导原则。反封建化的核心在于防止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也就是防止社会权力的私有化，以此保障社会权利的民主共有；反野蛮化的核心在于反对组织模式的分权和自由化，以强调利益节制的理性主义取代强调个人利益至上的自由主义，防止集体组织的退化瓦解和功能失调，也就是通过对社会权力的集权和垄断以形成更高级和更高效的组织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中国的政府集权与西方资本集权之间的矛盾已不仅仅是民族利益之争，更是一种人类社会向文明还是向野蛮方向发展的道路之争，这一矛盾将最终决定未来人类社会的形态。

　　现代西方号称民主政治社会的资本集权统治模式是一种专制民主。所谓专制是所有权的私有化，也就是垄断社会资源的金融大资本的最高所有权以世袭制掌控在少数犹太金融贵族家族手中。这些真正的垄断者是隐形的，也不会担任任何公开的政府或企业职务。在当代流行的所谓富豪榜只是平民阶层的富豪排行，其中只是白手起家的打工者或非世袭的小资本家。金融贵族与中下层资本家的差别在于后者的财富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而前者的财富则无法用数字衡量。因为实业资本所拥有的财富是商品经济中有限的实物，而金融资本所拥有的财富则是货币本身，也就相当于拥有货币所能购买的所有事物。金融贵族如同专制政府中的皇权，后者通过实际占有的所有权而前者通过虚拟工具的所有权同样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绝对垄断地位。这种专制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必然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只是一种分权的组织模式。西方的民主政府并非不存在对幕后操纵的金融大资本的反抗，美国总统的高刺杀率就是证明，只是这种分权的组织模式保证了民主政府的极度衰弱，既无法有效控制任何资源，又将全部精力消耗在党派斗争之中，将贿赂合法化的选举体制更使各门各派充满了资本的代理人，从而使其不能对私人资本形成真正的挑战。所以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专制民主，是以分权的低效退化的政治组织模式保障私人资本世袭专制的政治体制。欧洲近代以来金融资本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性质上相当于中国战国以来政治皇权建立的集权帝国，两者都是通过革除封建制度消灭贵族政治以实现最高统治家族的单一垄断地位。将中国传统的政府集权视作封建主义、将资本主义革命视作民主运动都是荒谬不经的概念乱用。

　　人民需要的是所有权上的民主共有和组织形式上的集权专制，这也是当年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精髓所在。民主专制的政治模式中，民主指的是所有权的公有，而非组织模式的分权；专制指的是集权和垄断的组织方式，而非所有权的私有。在民主专制政体中，是个人还是小集体作为统治核心并不重要，这不会影响政府集权的民主实质。

　　所有权公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并非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所谓的纳粹主义同样进行过成功的实践。以集权政府为手段的组织模式要想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而不是退化成维护私有统治权的专制政府，一方面要防止政治权力的私有化和世袭化，一方面必然通过垄断社会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使政府成为社会财富的最高拥有者。这样作为社会最高所有权拥有者的国家却不归任何个人或家族所私有，其所有权自然归全民共有，这样的政治模式就是民主集中制或国家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也正是因为如此，两者都成为西方资本集权所深恶痛疾的对手，被极力妖魔化宣传打造成为撒旦的象征。虽然纳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政治理念上相似，但两者却针锋相对，因为纳粹主义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将由犹太人主导的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作犹太金融资本颠覆各国民族政府的政治阴谋，如同之前犹太金融资本支持的资本主义革命是对各国民族政府的颠覆一样。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国本土化，各国共产主义运动也与本民族利益相结合形成了如毛泽东思想等独立派系，为维护各自的民族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民主专制制度是政府集权和资本集权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虽然距其最终实现还尚需时日。资本集权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推翻集权政府消灭了皇权和独裁，反而促使政府集权更早进入了民主专制政体。而中国的政府集权经过三千年的进化通过无数次革命已彻底消灭了政治贵族和世袭大资本，这使当代中国最具备建立民主专制体制的社会条件。即便资本集权在未来能够统一世界，其自身也必然通过内部革命推翻世袭金融贵族将所有权归还民众。只是资本集权的进化不过三百年，而其发动的资本主义革命只是消灭了贵族政治，却并未消灭贵族制本身，原来的欧洲封建贵族都转化为世袭大资本，与犹太金融资本一起占据了资本集权统治体系的上层，资本皇权是否还需统治人类千年才能最终破茧化蝶实难预料。

　　政府集权比资本集权更容易接受社会监管，因为政府是公开的可见的，最高权力拥有者也是民众可以触及的。而资本集权则是隐秘的无从查知的，对其组织结构只能通过阴谋论式的臆想进行推测，连最高权力拥有者是否是人类都无从知晓，这也是阴谋论中产生外星人统治人类理论的原因，这种信息不对称性使任何对资本集权的社会监管都无从谈起。资本集权的统治者更通过扶植前台的民主政府作为安全气囊，吸纳一切民间的攻击，而不需要象政府集权中抛头露面的贪官那样整日担惊受怕。政府集权一直致力于反腐败反封建化，而资本集权则将腐败合法化将世袭制度化，创造了一个腐败的清廉社会。革命是对集权体制最后的监管，然而人民可以因为政府的暴政揭竿而起，却不会因为金融资本的掠夺去攻打银行，而即便打下银行也不过得到一堆废纸而已。

　　集权的组织方式要想真正保障人民的权利、实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以防止政治权力的私有化为主要原则，这可以通过以科举制产生平民官僚和对权力的分化和监督等政治体制实现。对于健康有效的集权模式，一是要保证权力的集中，使决策不受干扰；一是要保证对权力的监管，防止其私有化。而这两条原则相互矛盾对立，是维持健康的集权所最难经营的地方。从政府制度设计上考虑，可以通过精英和民众共治的方式以保证两条原则的成立。通过公平考试制度而非变相贿赂的选举制产生的政治精英负责权力的决策和行使，因为决策必须专业而高效。而由民众组织而不是政府机构负责对权力的监督，通过类似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监督权力行使者是否存在以权谋私和其他违法的行为，并依此罢免官员，因为监督必须由利益相关者进行才真正有效。这样，政府官员包括最高领导者的任命都通过官僚体制内部产生，维持自上而下的授权方式，而民众阶层的各级人民代表组织则拥有对官员包括最高领导者的罢免权，被罢免者将永不录用。人民代表组织中的成员不能由任何政府公职人员和大资本家担任，并需维持广泛的职业和财产构成，要特别防止私人大资本对人民代表组织的操纵，不使其退化成为西方权贵资产阶级的议会组织。将政治体制行政权力中最重要的任命权与罢免权分开，打破集权政府或议会单一政治组织对权力的垄断，以此既能保证权力的集中又能防止权力私有化，使权力的行使符合多数人的利益。独立于集权政府之外的人民代表组织除了拥有政府的人事罢免权之外，还必须拥有国家最高军事决策权，这是保证集权政府不退化成为皇权和官僚资本专制政府的根本所在。

一纸通知难以叫停公路收费

　　交通运输部、发改委等五部门日前下发通知，已还清建设贷款的政府还贷收费公路要立即停止收费；收费期满的公路收费项目要坚决撤销。同时，取消间距不符合规定的收费站，6月20日至明年5月31日，禁止新增经营性普通公路。（15日《新京报》）

　　从这纸通知的内容看，可谓条条击中公路收费的靶心：一是取消收费站间超标准间距，打破层层设卡的"点状密集"障碍；二是对那些通行费标准偏高、经营收益过高、社会反映集中的收费公路，收费标准必须降低；三是禁止新增经营性普通公路。在一年的时间表内，若这些措施得以贯彻落实，公路收费的沉疴当然能够祛除，将使民意得以伸张，物流成本大大降低。总之，有效明智的公共治理将收获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但了解中国政情、社情、民情的人们都明白，这恐怕只是理想主义的想象。因为，人们不那么自信，一纸通知就能叫停公路收费的利益冲动？一个未经证实但流行的数字是，全球收费公路总长约14万公里，其中有10万公里在中国，占总公里数的70%。另一个来自审计署的数字是，今年年初审计署审计18个省份收费公路时，发现违规设置的收费站158个，违规收费、通过提高收费标准多收费231亿元，而且有12个省份的35条公路收费期过长，收费高出投资成本数倍乃至10倍以上。

　　两个数字互为表里，凸显治理公路收费之难。必须指出，这还是交通部自2008年以后陆续取消二级公路收费以后的数字。难点所在，在于利益，形形色色的公路收费，无外乎两个两个层面的受益主体，一个是交通管理部门，一个是参与修路的企业分肥者。前者，是官的身份，后者是利益捆绑者。而附着其后的，是庞大的收费者职工群体，他们的身份或事业、或企业，或者晦暗不明，但公路就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养家糊口的凭借。

　　值得一提的是，恰恰因为有庞大的收费人员群体存在，反而成为利益群体的后盾，也成为公共治理投鼠忌器的难点。毕竟，人员安置，是攸关社会安定的宏大命题，搞不好将动摇社会和谐的基础。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系统性的利益博弈问题。公路收费乱象必须治理，市场物流成本必须降低，但是收费者的利益也必须得以适当保全。多元社会的中国，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任何舆情聚焦社会难题的解决，都面临着相当复杂的解决过程。一是舆情不能漠视，必须正视，而且必须有行政措施；二是又不可能用简单集中的整治方式或执法运动一劳永逸地解决；三是对于公众反应急切的既得利益行为，在对其不当谋利或者特权坚决褫夺的同时，还必须将其引导至正常的市场渠道。譬如公路收费，违规的、超范围的，必须要取缔，但是合理的，有序的还要规范起来。

　　总之，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设计，更需一个常态化、可监督的社会环境，以确保公路收费合理，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值得一提的是，叫停公路乱收费的行政意愿是好的，但是一纸通知恐怕难以达到目的。通知虽然严厉，但过于原则，而缺乏可执行的具体举措，因此很容易让收费者用"对策"来轻松破解"政策"。

　　故而，解决公路乱收费的乱象，其实可以更加淡定一些。先从信息公开做起，将那些超期、违规、超限的收费站曝晒在阳光下，将其收费项目、数额、用途、投向也给公众一个明明白白的账单。在此基础上，才施以行政力，予以整治，那才是治本之举。

滞胀风险加大

　　5月宏观经济数据出炉，令人担忧的是，滞胀风险加大。

　　5月CPI为5.5%，而6月的CPI预期将更高，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中国的通胀压力主要来自于食品价格上升，以及PPI指数上行。与此同时，美国货币政策不明确，国际通胀压力持续不断，尤其是投资加大的新兴经济体不得不频繁加息。根据最近几个月的同比数据，金砖四国（Bric）——巴西、印度、俄罗斯和中国的通胀率分别为6.5%、8.7%、9.6%和5.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今年新兴市场的平均通胀率将达到6.9%，而发达国家仅为2.2%。从今年以来，被通胀所苦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得不加息十次。

　　通胀压力无法去除。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粮食价格上升，从4月以来全球主要粮食品种价格上升50%以上。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面临着刚性成本上升的压力，企业的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融资成本如泰山压顶，加上翘尾因素的影响，年中通胀率将在目前的基础上继续上升。

　　通胀在上升，工业产值与企业赢利在下降，左右夹击，滞胀显现。

　　工业企业增速下行。根据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增速比4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0%，增速比1-4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从环比看，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3%。未纳入统计的传统工业企业处于艰难求生的过程之中。

　　工业增速下行而发展方式未变，投资依然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因素。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90255亿元，同比增长25.8%，增速比1-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31497亿元，增长14.9%。从环比看，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1.02%。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占据重要位置，今年1到5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8737亿元，同比增长34.6%。房地产固定投资增加，稳定了经济增速，今年的保障房投资将超过商品房部分，意味着开发商赢利的下降。投资增加产出下降，我们必须习惯房地产从暴利转向平均利润行业。从长期来看，这是好事，从短期来看，房地产行业将面临调整阵痛。预计除去通胀因素，除去成本，今年工业企业的赢利大部分处于下降状态。

　　令人遗憾的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拉动的内需并无起色。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697亿元，同比增长16.9%，增速比4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6787亿元，增长22.7%。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1268亿元，同比增长16.6%，增速比1-4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从环比看，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8%。

　　社会消费增速不高，但奢侈品消费增长过快，反映贫富差距导致的消费畸形，恶化了中国的消费生态。6月9日，世界奢侈品协会同时发布了2011最新报告，称中国内地去年的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经达到107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4。预计中国将在2012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这比预期的提前了数年。这将使国内依靠大众消费的工业企业生存举步维艰，而面向顶级消费群体的全球生产制造过于扩张，对于中国建立平衡的生产链条十分不利。全球奢侈品制造企业如美国皮革奢侈品牌Coach、箱包制造商Samsonite、意大利奢侈品牌Prada等，扎堆计划今年在香港上市，说明香港与内地的资金被引导到了奢侈品行业。

　　工业增速下滑、企业赢利下降而通胀压力上升，滞胀的前兆已经在头顶盘旋。学习前人突破艰难处境的办法，是未绸缪的办法之一。在上世纪70年代全球主要经济体滞胀时期，重要的办法是货币紧缩、再紧缩，货币硬汉、前美联储主席沃克尔1979年上任，祭出的法宝是加息，利率上升到19%，而将通胀率从1981年的13.2%控制到了1983年的3.2%。加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里根新经济，以及货币扩张债券证券化时代的到来，美国经济迎来黄金年代。

　　对于中国而言，摒弃货币扩张，不仅要实行高息，更要谨慎面对证券化时代的诱惑，将货币与市场控制在企业、个人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以实体的滞胀与货币的虚拟，让大多数企业与消费者无路可走。

商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格局，但目前仍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可见的将来，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也难以动摇。如果从人性的逻辑看，任何建设都难以脱离利益，利益是一切建设的重要原动力，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脱离经济而空转。相应的，商会建设将长期处于社会管理的中心位置。

　　——题记

　　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这是最高领导层年内的第二次宣示，2月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胡锦涛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多位中央重要领导也分别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发表讲话或作出批示。

　　今年恰逢建党90周年，最高领导层高调宣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既有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的长远考虑，也有最大限度增加和谐思想因素的现实考虑，也有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应急考虑，但应该也非简单的就事论事，更可能是着眼于我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甚至也不乏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斟酌和用意。

　　联系到2010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第一次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的意见》（中发[2010]16号）的重要文件，似乎可以更明显地感觉到：中共与时俱进改善执政方式以提升执政能力，态度是真诚的，需求是迫切的。这当然应该大力去推动，"十二五"规划要求"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还有什么比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执政能力更顶层的呢？

　　社会领域是一个交叉和过渡地带，既与经济问题紧密相连，也与政治领域高度相关，同时也延伸到文化领域及别的地带。从有利的方面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入手，既可以推动经济建设，又能够带动行政体制改革及别的方面的改革，理想情况是"四两拨千斤"；从不利的角度考虑，社会管理创新牵涉方方面面，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搞不好有可能困难重重，甚至多方阻挠。

　　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是要脱离执政党的领导，恰恰相反，要最大限度地从执政党自身建设来着眼，最大限度地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最大限度地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求是》杂志最近有文章提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防止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中国设计的"公民社会陷阱"。这里是不是存在过敏的问题，可另外探讨，但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讲，类似的警惕和担心自然不过。

　　如果说从党建着手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着高棋，那从商会建设来切入社会管理创新就是一着十分方便的棋。5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已明确讲到要"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服务管理"，胡锦涛总书记2月19日在中央党校专题班上也明确讲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管理和服务员工的社会责任，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中发[2010]16号文件更是明确对商会工作提出了要求，原本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又称"中国民间商会"。一定意义上讲，加强和创新商会建设，就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首先，商会是社会管理和建设的中心内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格局，但目前仍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可见的将来，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也难以动摇。如果从人性的逻辑看，任何建设都难以脱离利益，利益是一切建设的重要原动力，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脱离经济而空转。从这一点讲，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永远都难以动摇。也正因为这一点，商会建设将长期处于社会管理的中心位置，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性，任何时候都必须高度重视。

　　其次，商会是社会管理和建设的重要支柱。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强，如今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新的社会阶层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此相应，商会已成长为我国社会管理和建设的重要支柱。有统计显示，从1995年至今，全国工商联已成立包括女企业家商会在内的28家直属行业商会，共有会员14532个，其中理事3221人、常务理事1553人、副会长487人；各级地方工商联建立了10700多家行业商会。如果没有商会在社会管理和建设中发挥作用，毫无疑问，正常的市场秩序难以保证。从我国历史的经验看，过去商帮在社会秩序建设的作用都不容小觑。

　　第三，商会是市场经济机制的主要构件。市场经济机制要求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点无疑是共鸣的，也要求尽可能压缩直接行政，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更多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但从现实看，由于种种因素，典型的如信息不对称，市场会存在失灵的现象，历史上的多次经济危机直接就是市场失灵的后果。如何减少甚至防止市场失灵同时又尽可能防止政府"看得见的手"呢？商会或能居中协调，一方面规制和服务企业，一方面又沟通和协调政府，在政府、企业和市场之间充当桥梁作用，让市场运行更趋和谐。2011年4月中旬，在CPI节节看涨的情况下，全国工商联旗下24家商会在北京联合发出《保供应、稳物价、促和谐》倡议书，号召企业不以协议、决议或者协调等方式串通涨价，不滥用行业优势地位操纵价格，不以限制产量或者供应量等方式人为抬高价格。尽管一时非议很多，但商会挺身而出，其作为市场机制主要构件的功能得到了部分反映。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重要组织的商会也必将进一步发展。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还没有最后完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再加上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也任务繁重，加强和创新商会建设显得十分迫切。现实上讲，我国的商会组织颇有基础，事实上也构成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先行者。如今再接再厉，大力加强和创新商会建设，不仅能为我国的社会建设开辟新途，亦必将推动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方面建设深入发展。

软着陆可能成为陷阱

　　短期来看，软着陆是好消息。但是，如果由于压力减缓而使当局推迟或者不愿改革，那么软着陆就会变成坏消息

　　硬着陆不一定是坏事，软着陆也不一定是好事。金融市场正在酝酿一场辩论，揣测中国的经济放缓到底会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我认为，除非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接下来将会是软着陆，而在2011年不大可能会出现人民币汇率下行的压力。

　　软着陆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信贷体系的软特性。当借款方无法偿还时，其资产通常不会被没收清算，而没收清算是硬着陆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中国，借贷双方一般都是政府所有，所以贷款重置也是很自然的过程。只要货币相应保持增长，就会不断转化为需求，名义GDP的增长将会与M2保持一致。

　　但是，软着陆可能会推迟新的增长循环所需要的结构调整。负债方通过拖延还款得以存活，并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货币宽松摆脱困境。所以主导经济的总是同样一些企业。由于这些企业效率低下，下一个增长循环必然也缺乏活力。只有大力改革才能避免这种命运。

　　硬着陆通常是好事

　　1998年东南亚硬着陆，GDP出现两位数下滑，货币贬值30%至50%。但随后的改革为该地区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没有硬着陆就不会改革，没有改革，整个地区的经济肯定远不如当前。

　　韩国是典型例子。韩国全面改革其金融体系以切断企业集团同银行之间的暗箱操作，正是这些暗箱操作导致了不良贷款的累积。企业集团缩小规模，更加专注主营业务。虽然韩国政府仍然非常注意保护本国产业，但改革后的体系无疑更有利于提高效率。如果当时韩国避开了亚洲金融危机，保持旧有系统，今天就无法成为经合组织成员。

　　硬着陆通常是推动结构改革从而提高发展水平的最佳催化剂。虽然也有泰国这样的反例。但是，有足够多的正面例子可以使我们积极面对硬着陆。硬着陆通常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机会。

　　软着陆通常不是好事

　　自从20年前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经济的逐步衰退使其经历了软着陆。此前日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泡沫。作为一个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2%的国家，其地产价值曾一度占世界地产总价值的40%。但是泡沫并没有突然破裂，接下来的20年里，地产价格以每年7%左右的速度下降，累计降幅达80%。但是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破产现象，这就是典型的软着陆。

　　没人把日本的经历作为榜样，相反，它象征着失败。软着陆就像从珠峰跌落却没有骨折，受的都是内伤。地产价格不仅经历了20年的滞胀，还毁掉了日本的金融和日本人民的希望。

　　日本的泡沫破裂之后本该出现两位数经济下滑。但日本并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主要原因是政府用大量资金填补漏洞，解救私有部门。20年后，其负债率达到了GDP的两倍。债务积压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危机，其一旦爆发，就会证明日本的软着陆只是20年的幽灵。

　　日本还为软着陆付出了另一个代价：一场可能使日本再度贫穷的持久经济下滑。日本的软着陆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原因如下：

　　第一，地产价格逐渐下降，股市则急速崩盘，买不起房产而又持有股票的年轻一代的资产被清洗干净。

　　第二，拥有房产的老年一代持有的养老金由于日元升值而受益，他们控制了大部分财富，年轻人无法与其分享，于是推迟生育的时间，结果人口减少引发经济再度下滑。如果日本允许房产市场同股市一样调整，日本今天的人口本该增长。

　　中国在1998年避开了硬着陆。但是进行了结构改革，削减国有部门规模，推动商品房改革，加入WTO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之前很少有国家做出类似的明智之举。此后中国的GDP翻了两番，显示了英明决策的积极影响。

　　国有部门的迅速扩张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减少货币供应可以减缓通胀，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国有部门对所有资源拥有优先占有权，减少货币供应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其对资源的占有率，从而降低经济效率，但是货币供应增加会导致通胀。

　　这个恶性循环可能会使中国陷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怪圈。

　　中国困难在前

　　短期来看，软着陆是好消息。但是，如果由于压力减缓而使当局推迟或者不愿改革，那么软着陆就会变成坏消息。中国在1998年软着陆之后通过各种改革避免了这种命运，现在必须做出同样明智的选择。

　　中国的改革任务要比1998年更重。当时，从外部来看，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较小，可以通过出口拉动高速增长；从内部来看，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开发的土地以及自然资源。降低成本和放开FDI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明显道路。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资源匮乏，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出口国，是一个在全球经济疲软的大背景下充分就业的经济体。要保持增长就需要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则需要从根本上改革管理体系。

　　投资驱动型发展既对中国经济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和丑事。中国的基础设施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中国享受了第一世界的基础设施，却只需付出第三世界的劳动成本。另一方面，投资导致了长期的产能过剩，较低的盈利能力和疲软的股市。

　　中国的股市不堪回首。由于相信良好的经济表现会带动股市的繁荣，上亿民众蜂拥入市。虽然过去20年名义GDP增长20倍，股民却损失惨重。其他资产，比如古玩、艺术品和土地价格增速都高于GDP，因为其供应有限。对股市的投资最后变成了一种资助政府投资的慈善事业。

　　投资驱动型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盈利能力低下。出口最终会增加对供应的需求，于是更多的供应就应运而生，最终导致资本低回报和GDP高增长。

　　西方对中国出口的需求是以巨大的信贷泡沫而非收入增长来维持，金融危机结束了这种局势。2009年出口开始增长时，似乎又恢复了这一平衡，其背后则是西方政府的高赤字支出。现在西方政府纷纷削减财政赤字，未来几年中国的出口将持续疲软。

　　如果中国保持当前的模式，就无法通过出口来疏导过度投资，最终还会导致坏账的积累。中央政府可能被迫一次次地为银行体系解围。

　　改革之道

　　2008年的危机意味着中国投资—出口型经济模式的结束，但同时也为中国通过发展消费需求和吸引投资和人才，从而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提供了机遇。如果中国转变模式，虽然会经历短痛，但是其经济在15年之内可以赶超美国。为此需要将消费能力从国有部门转向家庭部门，并将全球经济的精华引入中国。

　　使中国经济再平衡最简单、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减税。中国的个税和消费税即使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也非常高。中国的中产阶级才刚刚崛起，但是个税最高累进税率已达45%，这显然不利于消费的发展。这一税率应该降低至25%，与公司所得税相同。另外，中国的增值税实际上就是销售税，17%的税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应该降至12%，与发达国家相同。

　　中国的物流成本极其高，原因是物流过程中的各种收费。中国拥有先进的基础设施，这有利于发展经济。但是这些基础设施都是通过债务融资建设的，因此中国非金融部门的负债达到了GDP的200%左右，是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

　　高房价是中国居民的沉重负担。如果不控制房价，中国的经济将会越来越失衡。可接受的价格应该是每平方米价格相当于不到两个月的税后工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将平均房价降低50%，并把这个水平保持几年。房产价格涉及到地方政府财政，只有地方政府财政问题得到解决，市场才能回归正常。

　　如果不限制政府支出，中国的改革就无法成功。如果实施减税而又不削减政府支出，那必然要开征其他税费。每一项地方政府支出必须要制定硬性指标并对公众公开。政府总支出，包括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政府企业的支出不能超过GDP的20%。

　　由于发达国家缺乏活力，大量有识之士有可能会前往新兴经济体探寻机遇。而中国有能力吸引大部分此类人才。中国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已经堪比发达国家。

　　中国应该像美国一样每年从世界各地吸引大约50万名人才，否则很难在15年之内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另外中国还需要调整国家政策以鼓励更多的国外人才来中国定居、工作。

　　如果改革能够得以正确实施，中国将在未来15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如果政府仍然敷衍了事，固执稳定高于一切，那么，中国将重蹈日本的覆辙。

我国外储已使国家陷入战略困境

　　区区越南，就军事而言，根本不足挂齿。

　　然而，我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未必敢在未获得联合国授权下对内或对外用兵。

　　西方国家冻结利比亚的外汇储备已经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信号。在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下，美、欧、日以外的主权国家的外汇储备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达到3.5万亿。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支撑我国财政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的物质基础。中国外汇储备一旦被冻结，中国的财政金融体系将立刻崩溃。

　　并不夸张地说，我国外汇储备已经成为西方手上的政治抵押物。我们的睾丸已经被别人紧紧地攥在了手上。我们虽然貌似强大，但未必可以放手一搏。

　　国家安全从来都是系统性的安全。国家安全体系不能存在明显漏洞。如果，系统存在明显的漏洞，某一领域的优势变得毫无意义。前苏联的教训值得认真汲取。单纯的军事实力，并不能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当前苏联金融体系被击垮之后，苏联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根本无法阻止苏联解体。

　　如果，我国没有战略性的漏洞，我国并不惧怕任何国家的军事威胁。不要说C型包围圈，就是O型包围圈也没用。但是，当我们存在战略性的漏洞，军事强大并无实质性意义。我国的金融高边疆出现了令人遗憾的战略漏洞。它已经成为美国制约中国的有效手段。这也正是一些弱小国家敢于挑衅中国的根本原因。

　　我国的外汇储备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了。我国的外汇储备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二十一世纪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我国正在遭受比核威慑更为严酷的金融危慑。我国必须尽快找到应对别国对我国进行金融危慑的有效方法。否则，各种类型的敲诈行为将层出不穷。

　　笔者提供三点建议：

　　第一，将我国外储规模降低至美、欧、日在华投资总规模的同等水平。

　　第二，将我国在境外的贵金属等战略储备全部运回国内。

　　第三，严格限制国有机构直接持有境外资产。

　　笔者先前曾经提出，建立国家战略储备局和以税制汇等一系列的主张。非常遗憾，有关部门对民间建议采取了极为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几乎不作任何理论阐释和政策解说，他们依旧顽固地强化业已存在的外储风险，并极力使外储问题通过汇率机制演变成国内的经济问题。

　　我国最高决策层在金融问题上必须保持高度警觉。我国必须在金融高边疆构建稳固的战略防线。同时，我国必须建立我国自己的强大的金融危慑力量。中国所有对外金融援助必须具有明确的政治附加条件。用我国金融援助购买武器并挑衅我国的状况绝对不能允许再次出现。

　　事实上，越南等国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我国如果具备金融危慑能力，完全可以以非军事手段解决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问题。

　　最后，笔者再次建议，中央军委应建立负责金融安全的专职机构。将军决胜未必在疆场。我们要有时间的紧迫感。我们要像当年建立核威慑能力一样，尽快建立起来自己的金融危慑能力。

中国重大战略转折，北京严重受挫

　　二十多年无人能及的增长使得中国从一潭经济死水转变为经济发电站,以惊人的速度从世界上其他地方吸收商品和资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主要资源生产国搭乘这列快车实现了自身的极大繁荣。如今,这个庞大的红色机器处在重要转折点。

　　用一位批评家的话说,它是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泡沫经济体,一个即将被拆穿的巨大骗局?或者说它真的是一个正在苏醒、将要主宰世界的巨人,是迄今为止唯一成功地以资本主义模式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和确保共产党牢牢掌权的手段的共产党国家?

　　中国大量注资的做法产生了效果。重要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性住房项目迅速展开。大量政府补贴使得许多工厂维持开工,避免了无数失业农民工走上街头的可怕景象出现。然而,低成本信贷和投资资金大量涌入也在房地产和其他资产部门造成危险的泡沫。

　如今,北京正在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放慢经济列车的运行速度以抑制持续上升的通胀率,并且不使这辆列车脱轨。新的"十二五"规划列出了清晰的议事日程,打算把增长重心转移到促进国内消费方面,减少对低成本制造业的依赖,发展服务业并对生物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进行大量投资。

　　据经济学家估算,如果这次经济转型成功,随着工资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中国将能够适应更低的年增长速度。中国的支持者们认为, 务实灵活的领导层能够掌控这一极为重要而又棘手的再平衡行动。他们认为,这个国家仍
然走在取代财政受挑战且政治瘫痪的美国和欧洲的道路上,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一个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内将远远超过其对手的国家,就像英国主宰19世纪和美国主宰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一样。

　　潜在危险:经济"暗礁"越来越多

　　【法国】：中国经济重新着陆

　　中国这台发动机会不会停下来?就在不久之前,这个问题是不可想像的,然而最近几周来,上海股票交易所的表现却让人们不得不开始心生这样的疑问。事实上,上证综合指数已经从今年4月中旬的阶段性高点下跌了12%。多项数据也显示,中国经济放缓不再只是假设,而是已经成为现实。

　　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力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开始逐步收紧贷款:本月14日,央行再次决定上调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切最终会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工业生产。尽管中国工业的增长势头依然不错,但其增幅却是最近9个月来最低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调低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当然,其中也有市场反应过度的因素,因为中国经济突然崩溃的可能性并不大。不过,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变得温和。

　　中国经济所要避开的"暗礁"越来越多。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连续几个季度在高位徘徊,这已经引起了北京当局的担忧。一些行业性的问题也开始显现,首当其冲的是汽车行业。如今,全球各大汽车生产商都已云集中国,而此时中国市场上各类汽车都在降价。

　　这样一来便可能出现一些赔钱贱卖的情况。另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业如今也在经历着"瘦身"行动,这个行业就是铁路。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在无节制地兴建高速铁路,如今当局已着手对负债累累的铁道部进行整治。

　　当然,因此而认为中国将出现大灾难也是错误的,因为巨量的储蓄长期以来一直在无形中支撑着中国经济。亲朋之间相互借款用来开一家餐馆或小店是足够的,但那些中等规模的企业还能靠这样的钱来维持吗?这里实际上触及了中国金融体制的局限性所在:强大的国有制特征,它首先所要充当的是北京的决策当局和大型国有企业之间的传送带。

　　这种运行模式虽然在当年实施经济振兴计划期间显示出了有效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银行很少会把企业的偿还能力以及项目的可靠性作为其贷款的发放标准。这就造成了市场的扭曲:大企业能够以很低的成本获得大量流动性,从而导致过度投资,而小企业的借贷成本则居高不下。

　　扩大内需:并未收到满意效果

　　【美】：中国消费开支在经济中作用减弱,政府目标受挫

　　中国政府陷入两难境地:遏制通胀的行动正在破坏试图使消费者成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主要推动力的努力。未能减少对出口和投资支出的依赖导致这个国家更容易受到外部需求变化的影响。

　　本周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零售额增长减缓至16.9%,低于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而相比之下,今年头5个月,工厂和房产等固定资产支出(不含农户)增长25.8%,这是近一年来的最快增速。

　　伦敦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分析家估计,去年个人消费可能已经降至GDP的34%,为中国3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就在10年前,这个比例为46%。

　　自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誓言将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但到目前为止毫无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