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永远不可能还债 养老金是未来债务最大黑洞

　　又一位有头有脸的人士指出，美债的本质，就是永远不可能还债。

　　里根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柯特利科夫（Laurence
J・Kotlikoff）日前公开表示，美国财政部给出的14万亿国家债务总额只是冰山一角，非利息支出和预计收入之间的财政缺口高达211万亿美元。

　　这个悲观的数据，包含了美国从最广范的意义上的财政缺口，包含了政府运作开支、社会福利、军费开支、企业债、等等。即便211万亿财政缺口有所夸张，但14万亿的联邦政府负债远远不能反映美国的真实负债。

　　从2001至2010年的10年间，美国财政收入基本稳定在2万亿美元左右，而仅福利开支一项，2008年就达到了1万亿美元，占美国政府预算的三分之一。美国政府之所以需要大量举债，其中有58%的原因是为了社会福利。柯特利科夫认为，"我们有7800万婴儿潮一代人，在未来15到20年，每人每年的养老金为4万美元。7800万乘以4万美元，我们讨论的是每年给这部分人口的支出就达3万亿美元，这是悬在我们头顶的一张巨额账单，而国会并没有关注这个问题。"

　　事实上，在柯特利科夫之前，美国知名的女分析师梅勒迪斯・惠特尼在今年6月警告，美国州级财政状况远比想象的糟糕。最大的问题在于养老金支出，目前，各州的养老金都存在系统性缺口。如今，未来债务的覆盖率是77%，大大低于2000年时的103%。如果每年足额支付养老金成本，州级政府将需要每年增加支出超过7000亿美元，占当前年支出额的40%多。而且，这些数据还不包括未来的医保支出，该项支出列入一个鲜为人知的类别--其它退休后福利（OPEB）。大多数州级政府直接从收入中支付OPEB成本。大多数州都没有累积真正能获得收益的资金以支付未来的OPEB成本，一般都是即付式，完全没有资金储备。惠特尼表示，这些表外数据难以置信地达到了所有表内总负债的三倍，总计2万亿美元。债务负担正在迅速增长；过去一年，养老金缺口扩大了50%。

　　美国永远不可能偿债，并且由于经济增速下降、老年人口增加，债务缺口还将进一步扩大。

　　养老金缺口是未来的债务黑洞之源，如果说次贷危机造成的金融衰退还能够被弥补，那么，我们对养老金缺口将束手无策。这不仅是美国的难题，更是横亘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头上的驱之不去的乌云。

　　来看日本。据预测，从2011年4月开始的新一年财政年度，日本养老金发放金额预计将出现2.5兆（万亿）日圆（289.7亿美元）缺口。而日本养老金运作在继续亏损的过程中。次贷危机爆发的2007年，日本养老金亏损5.84万亿日元。亏损并非第一次，早在2001年、2002年，累计亏损总额高达6.07万亿日元，创下历史纪录。

　　2010年9月22日，英国英杰华保险公司发布报告，提醒欧洲养老金缺口达1.9万亿欧元，相当于欧洲联盟所有国家一年经济总产值的五分之一。英国养老金缺口为3790亿欧元，占GDP的26％，为欧盟最高。德国和西班牙紧随其后，养老金缺额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和18％。欧洲工作者或许不得不过勒紧裤带的退休生活。

　　中国压力同样沉重。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今年7月披露研究结果，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大约1.3万亿元人民币。另据2005年世界银行测算的中国养老缺口的报告，以目前的人口与养老模式推测，2001年到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达9.15万亿元，这还未考虑货币购买力贬值因素。

　　仅养老金缺口一项，注定全球财政危机、债务危机会越来越严重。

　　从短期来看，扩大债务规模借新还旧、稀释货币购买力是便捷的办法，而从长期来看，削减福利将成为惟一选项。今后，依靠国家养老将是最不靠谱的办法，在债务世界中，保留工作能力、投资能力，才能保障有尊严的生活。

　　全球在难以为继的财政体系中打滚，目前的养老体系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退出历史舞台。词汇很温柔，如增加养老保障金、或者"柔性退休"，现实很残酷，我们将成为失去保障的一代。

欧元区的危机与解体风险

　　全球股市大跌，欧元区风声鹤唳。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债务危机不见转机，欧元区第三、四大经济体意大利、西班牙又将深陷债务泥淖。虽然欧洲央行为防止偶债危机蔓延，开始买入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券，使两国国债收益率有所下降，市场恢复了一些信心。但人们普遍担忧欧洲央行能否有足够的耐心和实力去拯救意大利和西班牙。何况，其他身陷危机的国家也在嗷嗷待哺。加之美国经济疲软乏力，股市进入震荡期，受此跌宕起伏的传导，欧元区的压力更大。

　　正因为如此，欧元区解体成为舆论热词。8月4日，不属于欧元区的英国《卫报》搞了一个"最近股市下跌是否意味着欧元解体"问卷调查，结果是55.2%的人表示肯定，44.8%表示否定。8月11日的阿根廷《金融界报》引述金融大鳄索罗斯的预测，指出信用评级较好的欧洲国家（德国）如果不推出一个欧洲债券制度，欧元区将解体。8月12日的《朝鲜日报》则报道，德国最有名的智库、慕尼黑伊福经济研究所（IFO）主席汉斯。维尔纳。辛恩说："希腊暂时退出欧元区，对邻国和自己都有好处。"欧元设计者之一的欧洲中央银行（ECB）首席经济分析师奥托马。伊辛说："不遵守欧元区规则的国家应另起炉灶。"他敦促希腊主动退出。

　　大家众口一辞提高欧元区解体问题，凸显欧元区确实遇到了大麻烦。17个国家12个年头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欧元区，是该好好反思一下了。更糟糕的是，8月10日有消息传出法国将失去AAA国家信用评级，后虽证明为乌龙消息，但足可验证欧元区紧张焦虑的市场氛围。

　　客观而论，欧元区一路走来确实不易，但要说到解体，恐怕还没有到那地步。尽管舆论、智库和民意纷扰，但无论是作为欧元区定海神针的德国、法国，还是陷入债务危机的爱尔兰、希腊等小国，抑或中间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都会尽力维持欧元区的统一。因为欧元区的存在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欧元区负不起大限来时各自飞的代价。因为欧元区的存在，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蕴含着欧洲统一的政治意涵。欧元区解体，维系欧盟的纽带就不存在了，从地缘战略上讲，意味着德法大陆国家为支柱的欧洲主体性，重新让渡于在大西洋两岸搞平衡战略的英国，这是德法无论如何也不愿面对的。关键是，在美国经济看不到希望，英国陷入孤岛经济困扰的境遇下，欧元区解体只会使相关国家变得更糟，甚至引发国家破产的连锁反应。经济紊乱诱发政治动荡乃至战争风险，这是二战给予人类的惨痛教训。欧洲大陆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不敢再重复历史的错误。

　　正如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早先时候所言，欧元区若解体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可是，面对到了最危险时刻的欧元区，确实需要良药疗治。若按现在的危机处理方式，即哪里有了危机，哪里就去救援，这种打补丁的方式不仅无法从根本上遏止欧元区危机，反而会使危机从"不良成员"蔓延至"优秀成员"。伴随着欧元区老三、老四（意大利、西班牙）的中招，老二法国的疑似危机，德国也很难独善其身。

　　现在的问题是，找准欧元区的病灶，猛药疗治才是当务之急。欧元区最大的问题在于，虽然欧元区国家使用单一货币，但各国又财政独立，这就造成了统一货币和紊乱财政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在南欧国家如希腊、葡萄牙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这些国家可以依傍欧元区这棵大树来乘凉，给予国民德国和北欧式的公共福利，因此可以无序大量消费欧元，造成国家负债的天文数字。二是这些国家无法动用汇率政策进行平衡，因为本国货币已经没有了。这些国家，就像一个没有收入来源的人，手中只有一张可以透支的信用卡，刷爆信用卡之时，自己的信用也没有了。

　　和美债危机不同的是，欧元区的危机是典型的内耗，所以希腊危机，爱尔兰、葡萄牙跟着倒霉，连带影响整个欧元区。而美债危机，是拉中国日本和国际社会下水，同时可以靠狂印钞票转嫁危机。就此而言，美债危机是损人利己，欧元区的危机是集体自杀。

　　将希腊这样的"不良成员"踢出去或隔离起来，不失为欧元区自救的一种手段。可在"不良成员"越来越多的时候，这种办法的后果就是欧元区解体，当然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办法，德法等"优良成员"为危机国家的坏账全额埋单，保全欧元信用和维护欧元区的团结。只是，这样的宏观调控在单一国家或许可以，民主主义的欧元区要搞无私的国际主义，本国国民同意吗？

　　国际社会曾对欧元区给予厚望，现在依然期望欧元区尽快找到破解危机之策，避免解体风险。

解除资本管制，将给中国带来经济灾难

　　本月初，米国政府国债危机，给国人普及了国际金融方面的常识，米国国债也是有风险的。 国人强烈质疑，为什么央行买美国国债，而不用于国内建设和老百姓福利？外管
局在网上发表文章，告诉 国人，央行手里的美元，其实不是政府的，是央行印人民币，从资本家手里换来的，中国政府是不能免费用的，必须发行国债，从资本家手里借来人民币，购买手里的美元，才能使用购买来的美元。 另一方面，年
初物价剧烈上涨的时候，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先生告诉大家，因为央行印人民币20万亿购买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导致市场货币过多， 造成物价上涨。这听起来很荒唐，央行印 人民币买美元，
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却不能免费使用，主要借给米国政府用，而且还不安全，米国政府会赖帐，同时带来的后果反而要中国老百姓承担。

　　央行专家周其仁先生告诉大家，造成这种荒谬现象的根源是国家管制外汇，央行正在逐步解除外汇管制，但是，市场化还不彻底，资本项目还不能自由兑换。外管局也告诉大家，"目前，我国积极支 持居民持汇用汇，经常项
目已实现完全可兑换，居民用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经常项目用途的购付汇需求已得到充分满足，资本项目下除对一些风险较大的国际收支交易存在部分管制外，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企业和个人通过合格境内机构
投资者（QDII）投资海外资本市场等渠道均无政策障碍。" 所以，外汇管理局在文章中告诉大家，"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外复杂经济环境下，实施"扩内需、 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一揽子应对政策措
施刻不容缓。促平衡，就是要在均衡管理的框架下，充分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化手段，加强资本流入管理，开拓资本流出渠道，稳妥有序地推进资本项 目可兑换。" 。

　　草民对央行专家的观点不敢苟同。首先，产生外汇顺差的根本原因，与资本项管制无关。因为，第一，毛泽东时代实施这项规定30多年，那个时候并没有多少外汇顺差；第二，产生大量外汇顺差的原 因是政府追求积累美元，制
定的大量宏观政策，例如，出口退税政策，2010年补贴出口7300亿；优惠引进外资政策获得大量美元；人为降低汇率（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制定的），低价贱卖商品换取 美元。

　　相反，解除资本项管制，让资本自由进出中国，就是让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境内的人民币资金可以随时无限制地到央行换成美元，离开中国，会给中国带来一场金融危机，从而带来经济灾难。其原因可 以简要分析如下：

　　首先，外资在中国资产数量庞大，很可能超过中国的外汇储备3.2万亿美元。根据国家工商总局通报，外资在中国资产到2007年底已经膨胀到2.11万亿美元。 同时，由于外汇享有超国民的优惠政策 ，仅优惠
政策带来的利润就比国内相同企业高15%以上，此外，外资企业以出口为主，又获得出口退税，增加利润10%以上。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江涌的《猎杀中国 龙》透漏，因内讧，摩根斯坦利暴
露出在中国不良资产处理中的利润达到900%。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是很多人预测并期待已久，而米国政府大量印钱投放市场，给米国企业大量资金，很多涌入中国。 《21世纪经济报道》根据某权威机构研究性报
告报道，万亿美元境外投机资金隐现抽逃危机。

　　我国外汇大部分投资在外国国债等长线项目上，例如，购买卖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购买美国两房公司债券近5000亿美元，还购买了很多其他国家国债，如日本国债，希腊国债等，手里现金并没有多 少，一般估计，仅在3－5千
亿美元，一旦外资抽逃，就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市场崩溃，外汇枯竭。由于我国经济现在严重依赖外流资源和关键设备，例如，石油进口量占消费量55%以上，一年进口量已 超过2亿吨；钢铁生产原料，铁矿石进口量占
三分之二，一旦外汇枯竭，国内生产将很快无法进行下去，经济将会崩溃。

　　此前，在东南亚，在俄罗斯，在拉美各国，米国金融资本家已经通过市场化的外汇市场，上演了无数次洗劫。所谓汇率市场化，放弃资本项管制，就是让外资控制人民币外汇市场，通过控制人民币美 元买入卖出价格，不仅获
得利润，而且消灭中国政府手里的外汇。

　　国际清算银行（BIS）周三（9月1日）公布的三年度报告中称，外汇交易量在过去3年内激增了五分之一，（2010年）4月日均外汇交易量达4万亿美元。中国央行虽有3.2万亿美元储备，实际现钞仅占很少 一部分，很容易被米国金融资
本家在市场上消灭。所谓自由市场化的外汇市场，就是米国金融家们开的赌场，而且它们可以印刷美元，有无限多资金，成功赢取这场赌博是毫无悬念的。

　　草民预测，一旦中国完全解除资本项管制，中国经济将经历一场灾难。为了具体化草民这个预测，特具体细化如下：

　　自资本项管制完全解除政策公布实现之日算起，3年内，预测经济将出现下降10%情况，考虑到物价等很多复杂因素难以说清楚，这里以前后两年同一月份的发电量做考核标准，就是说，在这3年里， 如果我国某月发电量比上年
该月发电量低10%，草民的预测就得到证明，反之，则草民的预测就是错误的。

　　资改精英们为什么误导大家，一门心思推进解除资本管制？笔者在去年4月发表的文章《颜色革命的理由和上演成功的可能 性》，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2846852 就预测过，
国内的 资改派们，总归要利用美帝分裂中国的图谋和国内突发性事件，搞颜色革命的。这是因为，对资改派来说，毛泽东宪法就是紧箍咒，现在念咒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在资改派手上，但是，不等于永远都 在资改派手上，那一天
被人念起来，那可是要了资改派命运的大问题。按照毛泽东宪法，中国是公有制为主国家，那些让公有制逐步消失的精英，时刻都会担心，有人重拾毛泽东宪法，清算他们违反 宪法，让公有制减少的老账。解除紧箍
咒，那是头等重要事情，是资改派们不顾一切，需要做的事情。 不久前，资改派借美帝赖帐和723铁路事故，在媒体上猖狂进攻，参见《评资改派在美国国债违 约闹剧中的疯狂表演》解除资本项管制，是资改
派最有效的搞乱经济，从而获得国内控制权的最佳机会，所以，资改派才会不遗余力推进。

　　资改派会成功吗？资改派精英已经占据了我国金融高层，解除资本项管制，是很可能成功的；能否搞乱中国，从而获得控制权，则是很难预测的。希望更多人认识到这一点，从而制止资改派们，防止 动乱又一次降临中国。

两极分化绝不是市场经济

　　两极分化绝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在和谐――搞市场经济，必须紧紧地扣住这一点来认识、倡导和实行。如果偏离这一点，只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根本不是在搞市场经济，必须拨乱反正 ；第二个：市场经济被粗
暴地搞了，必须纠偏归正。

　　――题记

　　按：最近思考中国市场经济的演进过程，发现这篇写于2007年的旧文，现公开刊发。

　　说市场经济的本质在和谐，一个巨大的疑问号会在一部分人的脑海中迅速冒起，甚至"打死也不信"，因为没有事实根据，放眼天下，尽是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分化乃至社会动荡的现实。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如今更已被相当一部分国家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但与之相伴的，却正是"基尼系数"――反映社会收入差距或者说和谐程度的一个基本 指标――的不断走高；有
关数据显示：1978年为0.18，1981年为0.29,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另有资料显示为0.43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 0.459。2005年，居民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
达到0.529和0.561，并且每年还以0.1%的速度在递增。中国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的老二，前面只有一个老大――菲律宾。

　　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分化，不只是中国的现实，而且也是世界的现实。2007年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ADB）发布年度统计报告《关键指标2007：亚洲的收入不均》（Key Indicators 2007：Inequality in Asia），指
出亚洲的22个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贫富不均，其中更有7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已升至国际警戒线的0.40或以上。

　　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分化，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而且也是发达国家的现实。尽管丹麦、日本、瑞典、挪威的基尼系数比较低，分别为0.247、0.249、0.25和0.258，但德国、英国和法国也都不少 ，分别是0.283、0.36和0.327，
甚至也有超过国际警戒线0.40水平的，那就是美国和新加坡，分别是0.408和0.425。

　　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相对低甚至均富，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不导致贫富分化，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比较健全，能够在市场经济导致的贫富分化后削富济贫；即是说， 发达国家的近似均富不是
市场经济实现的，而是非市场力量的其他制度实现的，比如税收和福利制度。

　　美国应该就是个在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化后削富济贫的典型。为确保从市场竞争中败退的穷人能够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上房，美国社会实施了大量扶贫济困的福利项目。据有关数据，近年来，美 国联邦政府年福利开支都
超过5000亿美元，用于各种各样的贫困人口资助项目。

　　比如说食品券，设立于1939年的美国食品券项目其目的就是防止穷人由于没钱购买食品而挨饿，此后不断进行更新和扩展，目前的运转机制是政府给零售店预付货款，穷人凭卡购买食品。如今，食品 券项目覆盖1000多万个家
庭，2599万人口，其中大约一半是儿童。

　　如果翻开历史，市场经济就不只是导致贫富分化了，而且更是导致泪和血，乃至暴力革命，差不多就是"罪恶"的同义词。马克思当年为什么振臂发出革命的呐喊？原因就在于放任的市场经济导致了 两极分化，一边是贫困的
积累，一边是财富的积累。

　　不要说不崇拜市场的人要怀疑市场经济的本质在和谐，就是那一些崇拜市场的人，乃至那一些"迷信"市场的所谓自由主义者，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也都承认市场竞争必定导致贫富分化，他们甚 至还愿意坦率表白：市
场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弱肉强食！

　　当然，在学理上，推崇市场的人不会这样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他们会打造出比较温和因而更具接受性的说法。比如说，市场――"看不见的手"――是管效率的，它需要贫富分化的"激励"，同时 它也必定导致贫富分化的
结果；政府――"看得见的手"――是管公平的，它需要协调各方，削富济贫，从而保障社会总体贫富和谐。

　　不管怎么表述，应该都可以肯定：大部分推崇市场的人是不承认市场经济的本质在和谐的，即便是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比较极端的市场主义者，都差不多要主张解散政府，内心里可能也难以承认 市场的本质在和谐的理
念。

　　事实上，早在两百多年前，市场经济理论上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就曾经写道："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 数人的贫困为前提。"市场
经济的本质怎么会在和谐呢？

　　但理论就是理论，它来自事实，但又高于事实，一般的事实是很难对理论构成冲击的；动不动就冲击，甚至左摇右晃，那还是理论吗？特别是基本理论，更绝非等闲事实所可动摇。如果遭遇基本理论 与现实的尴尬，首先可能
要怀疑和分析事实。市场经济的本质在和谐，或许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理论。

　　实际上，用不着高谈阔论，就可以为市场的本质在和谐找到论证。最简单的一对买卖关系，如果一方老是大赚，另一方老是大亏，这样的买卖能持续下去吗？一对买卖真正要基业长青，就必须是双赢 的，你赚我也赚。如果没
有记错的话，华人首富李嘉诚先生在总结自己的营商之道时，就曾经提到很重要的一条：永远不要赚十分利，七八分就成，一定要向对方让二三分利。

　　市场经济当然不是简单的一对买卖关系，但市场经济不也正是由这样的一对对买卖关系构成的吗？既然具体的一对买卖关系需要以双赢和谐为本，市场经济为什么就必得以偏离双赢与和谐为代价呢？

　　实际上，经济学上现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门术语来描述市场经济的和谐本质，这就是"均衡价格"。什么是均衡价格呢？为方便讨论，不妨举个例子，您手里有个宝贝，成本在五块钱，只要不低于 五块钱，您就可以卖，但
越高当然越好，谁不图个多赚呢！现在您面对黑压压的购买者，第一个报价，一块钱，不行；第二个报价，二块钱，不成――第五个报价，五块，嗯；第六个报价，还行―― 第N个报价，N块钱，再看看……购买者不
断，报价越来越高，您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少钱，卖掉您永远也觉得亏，这里面没有均衡价格――当然，这是理想情况，在现实中，很难 有一种商品会面对着无限的需求。

　　怎么样才会出现均衡价格呢？如果真正要把宝贝变现的话，您就必须设定一个时间，比如二十四小时内卖出，二十四小时内的最高出价者得之；或是圈定一个人群，比如三十六个人内卖出，三十六人 中的最高出价者得之。最
后的成交价就是均衡价格，均衡价格其实是没有限制的，更所谓暴利不暴利，成交价就是。

　　这一最简化也最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成交必须在限定系统内进行，均衡价格必须在限定系统内发现，如果系统无限开放的话，均衡永远也达不到。西方经济学在阐述价格理论时，隐含着限定系统的 意思，但似乎并没有明确
指出价格均衡只有在限定系统内才能达到。

　　在任意市场上，任意一个商人，都追求高价格，但他对高价格的追求并不是无节制的，他能且只能追求限定系统内的高价格，也就是特定人群中和特定时间内的高价格。更准确地说，任意一个商人在 推出任意一个商品时，也
都是针对特定人群和特定时间的。换句话说，一个商品有价格底线――那就是成本，也存在价格上限。商品成本主要由生产决定，价格上限则由限定系统内能够为该商品支付 的购买力决定。

　　价格上限很难确定一个具体的数目，但有一条可以肯定，大多数商品尤其特定人群个个必需的商品，价格上限不能够超过特定人群中的最低购买力。即便是一时稀缺，价格上限也不应该超过特定人群 中的平均购买力。换句话
说，一种商品的价格上限是特定人群中的多数人决定出来的，它必须适应多数人。

　　有人可能感到惊讶：怎么能把多数人决定搬定经济学上来？一个人或一桩事要在政治上被接受，必须通过多数人的投票决定，这是一条政治常识。但隔行不隔理，实质上，这也是经济学的道理，只不 过经济学是在用另外的话
语――即均衡价格――进行表述而已，商品价格由多数人通过购买力"投票"决定的，它必须适应限定系统内的多数人，而不是相反，限定系统内的多数人来适应它。

　　均衡价格实质上就是就政治上常常讲到的和谐，虽然它只是描述了人与人之间在进行商品交换时的和谐关系，但这也的确是人与人之间达到和谐的重要部分。或者说这也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人与人 之间的和谐。提出市场经
济的本质在和谐的说法，不过是对市场一定存在均衡价格或者说市场必定发现均衡价格这一个经济学的常识作一个政治学的翻译而已。

　　在日常使用中，均衡价格常常被简称为"均衡"，后边的"价格"被省掉，这是非常正确的，更非常符合经济学精神，大大地拓展了均衡的边界，价格只是描述商品对商品的关系，均衡则能够突进到 描绘人与人的关系。

　　事实上，亚当？斯密在论述"看不见的手"的时候，就暗含着市场经济的本质在和谐的意思，只是没有"明目张胆"地声张而已。一个只盘算一己之利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达到一 个与他的盘算不相干、并
且能够实现社会福利的目的――这不也正是描绘人与人之间的乃至社会总体的和谐吗？这一个道理非常朴素：不能和谐，任何事物都不能持久！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均衡和谐，可为什么现实的市场经济导致的却是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和谐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应该说，首先的原因是在于目前的市场经济，人与人之间进行商品交换仅只是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甚
至还远不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但市场经济社会却把商品交换当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重要方面，甚至是全部。显而易见，市场经济社会首先就失其大本，这方面不作赘述 ，因为牵涉到一些更深层面的东西。

　　纯就市场经济本身而言，市场经济在现实中往往导致贫富分化乃至社会动荡，是因为限定系统太大，甚至根本就没有限定系统，从而导致达到均衡价格的时间太长，甚至根本就没有均衡价格。中国目 前的房价特别是某些中心
城市和大城市的房价高涨，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

　　比方说有房地产商在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造栋楼，朝阳有人要买，海淀有人要买，顺义有人要买，全北京都有人要买，山西有卖煤暴富的要买，云南有卖木发家的要买，西藏有卖水赚钱的要买，全中 国都有人要买，还没完，
日本有人要买，美国有人要买，全世界都有人要买，还不知道哪个国家哪位富翁正在要买的路上，不涨行吗？系统开放，无法限定，或限定系统太大，都得不到均衡价格，于 是就不断涨着，一直飘着，以至最后泡
沫化。

　　均衡价格虽然没有限制，更无所谓暴利不暴利，成交价就是，但并非可以无限上涨，而是存在一个上涨空间――这就是从成本到价格上限之间，出售者能够在这个空间自由获利，自由只是这个空间内 的自由，越过价格上限，
岂只是暴利了得，而就是泡沫，不管什么原因导致，都是泡沫，因为任一个商品原本都是针对限定系统的――系统限定不是人为的――而现在其价格却超过限定系统的价格上 限，成了空中之物――不是泡沫，是什
么？价格泡沫化意味着人与人关系的失衡，乃至人对人的掠夺，尽管它没有直接使用暴力，而是以市场的名义。

　　也可以从流动性或投机的角度来解释一下系统开放或系统太大为什么不能够发现均衡价格，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群人，不务正业，专门从事抢劫，可称之为土匪。他们先是流动抢劫，从乡村到城镇，抢一阵子就换一个地方。日子过得虽然有滋有味，但风险太大，随时有被受害人致残或被官府捉拿处死的危险 ，劫匪们已经失散好几个
兄弟，心底里也渴望能够稳定下来。

　　后来，他们在流动的抢劫中发现了一座高山，算得上一块风水宝地，山下有大片良田，山上有居住环境，还有一个风光旖旎的湖泊。于是劫匪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白天下山抢劫，晚上在山上休养， 一度过得非常逍遥。但不
久，劫匪们发现山下的居民都搬走了，良田大片抛荒，他们不得不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

　　在这种情况下，劫匪们围坐在一起，共商大计，最后他们决定以税代抢。第二天就派人与山下的居民约定，他们以后不搞抢劫了，而是代收保护费：养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 一亩，秋收后缴谷一
斗……收这些费的目的是保护居民们的正常劳动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有内部抢劫发生，他们负责惩办；如果有外来抢劫发生，他们负责追击。

　　在这里，税收就是劫匪与居民之间所发现的均衡价格，劫匪的抢，居民的逃，都属于非理性价格。显而易见，均衡价格的实现必须以系统的稳定为前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导致的是价格的非理性 。老百姓有句俗语，叫
"宁为太平犬，勿为乱世人"，道理就在这，系统不稳定，各方都不考虑长远利益，都抱的是短期心态，何有均衡？怎么和谐？均衡和谐实际上是比较稳定的各方充分博弈的结 果。

　　两极分化绝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在和谐――搞市场经济，必须紧紧地扣住这一点来认识、倡导和实行。如果偏离这一点，只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根本不是在搞市场经济，必须拨乱反正 ；第二个：市场经济被粗
暴地搞了，必须纠偏归正。

　　放眼中国，乃至全世界，市场被喊得震天价响，可我们是不是真正认识到并紧扣住市场经济的和谐本质了呢？谈何容易！事实上，就是西方经济学界，都没有明确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和谐本质只有在 限定系统内才能实现的道
理。完全可以肯定，对市场的迷信是存在的，不只是中国存在，而且是全世界都存在。

　　由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先生主持的关于国民收入和贫富差距的新报告指出：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为31倍，而不是现在统计显示的9 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
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现有数据推算的21倍――中国的贫富鸿沟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平。

　　为什么中国贫富鸿沟如此巨大呢？王小鲁先生指出："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市场化造成的，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这应该是对的，但，近三十年来的 市场化过渡是不是也存在
一些迷误呢？对市场化是不是存在反省乃至进一步认清的必要呢？甚至于：腐败和灰色收入正来自于对市场化的迷误呢？

　　市场化改革无疑是大势所趋，但如果不能够真正认清市场的机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极其可能就被市场化改革本身所葬送！这绝非危言耸听，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好心办坏事"的事故总是能够重 来，"打着红旗反红
旗"的悲剧总是能够重演！

华尔街模式、美元霸权和美债陷阱

　　全世界为什么无法摆脱美元霸权和美债陷阱？世界各国为什么心甘情愿（或迫不得已）借钱给美国？为什么嘴上骂声愈来愈高亢、手上持有的美元储备和美债资产却愈来愈庞大？美元霸权和美债陷阱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摆脱它的根本出路在哪里？面向未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中国具有最高重要性。

　　美元霸权和美债陷阱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和积累的结果，是"华尔街模式"赢得巨大成功的最显着标志，是美国全球霸权和全球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要深入认识美元霸权和美债陷阱，我们就必须深刻理解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和美国的金融立国战略，易言之，必须深刻理解"华尔街模式"。

　　华尔街模式以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为根本制度，以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为根本手段，以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为最高表现形式（金融资本居于主导地位）。华尔街模式直接继承了源自荷兰和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在仅仅100年的时间里，华尔街模式让一个人口只有380万的美洲殖民地迅速崛起成为全球超级经济强国，最终发展成为主导全球的美元霸权和美债陷阱。

　　1789年，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美国经济很快就迎来迅猛增长，主要推动力量就是首任财长汉密尔顿一手设计的货币金融体系。只用了10年功夫，原本一盘散沙的美国金融市场，摇身一变成为当时全球信用级别最高的国家，欧洲资金滚滚流入美国市场，极大促进了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美国崛起、美元霸权和美债陷阱之源泉，就是汉密尔顿开启的金融革命和金融战略。

　　从来没有人否认金融创新对美国崛起的极端重要性，没有人否认今天美国拥有支配世界的货币金融霸权，没有人能够否认美国金融创新的无限活力和无限利益。美国金融历史学者Robert E. Wright 和David J.Cowen说得非常
明白："是什么让美国和她的邻国如此不同？是什么让美国经济独领风骚？是美国人民很早就知道金融的极端重要性，是建国之父们从立国之日起就开始设计完善的金融体系。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金融建国之父们深深懂得：金融才是拉动美国经济起飞的神奇天马，金融建国之父们就是那神奇金融马车的驾驶员和引航员。"

　　纵观美国200多年的经济发展史，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的迅速扩张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之核心力量。没有资本市场之迅速扩张，就不可能有铁路、石油、钢铁、化工、汽车、电力、医药、食品等众多行业的快速整合和大规模企业之频繁出现；没有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之快速扩张，就不可能出现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的迅速崛起，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美国投资银行（以高盛集团为主要代表）垄断全球的局面；没有以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冲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就不可能出现信息科技革命和硅谷的财富神话；没有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之快速扩张，纽约不可能迅速取代伦敦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美国国债和资本市场不可能成为全球最具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和投资天堂；

　　美元霸权和美债陷阱相辅相成。所谓美债陷阱，就是美国借助庞大的美元债券市场，"锁定"或"吞噬"各国所累计的庞大外汇储备。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资深金融战略家理查德。柯伯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外国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市流动性就越高，各国外汇储备投资就越是别无选择。1970年，世界各国所累积的美元货币储备不过数百亿美元，今天已经高达10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又回到美国债券市场，为美国财政赤字和军费开支融资。目前，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到5.3万亿美元，占美国公众国债近60%；外国政府和投资者还持有大量美国国有公司（所谓GSE）的债券、州政府债券、市政债券和公司债券。仅"两房"（房地美和房贷美）发行的债券就超过5。5万亿美元，一半以上由外国政府和其他投资者持有。

　　美元霸权和美债陷阱是美国全球战略（"美元+美军"战略）的核心。全球最主要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迫使各国不断累积庞大美元储备；全球最具流动性和最安全的国债市场，让各国外汇储备的投资别无选择，只能大量购买美债；赤字和债务为美国筹集巨额军费，巨额军费维持全球军事扩张和掌控全球战略资源（以石油为主）；对全球战略资源的掌控反过来强化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美元霸权―美债陷阱―军费开支―军事扩张―战略资源掌控―强化美元霸权"是美国全球超级大国战略的基本逻辑。

　　"师夷之长计以治夷"。摆脱美元霸权和美债陷阱的唯一出路是创造出美元和美债的替代物。欧洲为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痛下决心创造欧元。中国要摆脱对美元和美债的过度依赖，唯一正确的战略是人民币国际化。

债券、股市、油价都显示经济衰退大致在十月附近开始

　　前言：

　　很多人特别不喜欢衰退，萧条这种词。这个很正常。但是不愿意看到衰退，并不意味它就不来了。经济衰退，也并非恐怖得要命，2011年年中，欧洲部分国家出现国债危机，但是欧洲的很多人，甚至大量基金经理，金融从业人员，都在度假，有些还是连续1，2个月的大假（基本年年如此，北欧四国，更是如此）。

　　"安全"的美国国债市场

　　债券市场在2008年以前，基本都提前6-12个月，预示了经济衰退。历史上，美国长短期利差缩小，则经济衰退概率增加，如果连续出现几个月的负数（即十年期长期国债利率低于3个月的短期国债利率），则6到12个月之后出现经济衰退的概率大于80%。

　　美国国债市场2011年4月开始持续上涨。

　　此轮油价大涨，美联储无力加息应对，因为美国失业率太高（广义失业率16%）。那么只好参考目前的通货膨胀率。目前美国十年期2.25%左右的收益率，通货膨胀率大约为3.2%左右，如果实行正利率，短期利率需要达到3.2%，则会出现利率倒挂，即使是0.5%的负利率，也会出现倒挂。以前一年左右，十年期国债利率，大部分时间处于3%之上。

　　美国2008年以前的历次经济衰退，基本都是美联储连续加息后，经济降温，通货膨胀降温，市场长短期利差缩小，然后出现经济衰退。这个指标不是100%，但是以前4，5十年是最可靠的。

　　高收益（高风险）债券市场

　　高收益（高风险）债券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差距急剧扩大，已经到达1998年俄罗斯国债危机和2008年雷曼破产的水平。"高收益"债务市场，已经预示经济衰退将来临。

　　油价

　　2008年前7个月，世界80多个品种的原油的平均价格大约是109美元，2011年它们的均价是108美元。2011年WTI油价对世界，对中国，甚至也对美国经济，已经严重失真。

　　2008油价稳稳地超过100美元，是2008年2月份开始的事情。2011年也是2月份开始的。2011年4月，几乎整个月Brent油价都在120美元以上。2011年5月本拉登被杀后，石油价格暴跌，更多是个巧合。世界经济，目前看难以承受120美元以上的油价。甚至沙特从细水长流的角度出发，也不愿意看到120美元以上的油价，120美元以上，沙特增产（如果可能的话）的意愿很强烈。

　　消费者信心指数

　　美国消费者信心已经跌到30年新低了，澳大利亚消费者信心指数作为一个领先指标，已经跌到2008年年中的水平，澳大利亚消费者信心指数，大致领先中国实体经济3，4个月。

　　股市

　　股市这个指标不是非常可靠，只能作为参考。

　　罗列一下数据：

　　2008年一月，中国股市见第二顶，6个月后，油价，商品见顶后大跌。

　　2009年8月，中国股市见顶，6，7个月以后，专家热议"二次探底"。

　　此轮股市是什么见顶的？中国可以算2010年11月，也可以算2011年4月中旬。德国DAX指数看（德国2010年经济增长强劲），也是4月初见顶。商品9，10月份迎来大跌？做空商品的赢面大增（经过8月股市大跌，市场信心已经遭打击）。

　　2010年11月QE2推出以来，中国股市跌了近20%，怎么QE3前后就一定让它涨呢？（再说了，我的意思，美国石油进口价格高于95美元以上的时候，推出QE3的可能性不大）。中国股市，简单点说，跌12个月左右就差不多到底反弹了，关键是从2010.11.12算起，还是从2011.4.18算起。

　　美国经济数据

　　美国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创30年新低，跌到1980年水平。劳动参与率也基本创30年新低。如此低迷的经济基本面情况下，用两年时间，到2003年实现经济复苏就不错了（GDP增长率稳步超过２％的水平）。美国经济，依旧受到房地产泡沫的负面影响，新房开工率，还是太低，起码要回升到８0万套/年，１00万套／年的水平，美国经济才会彻底复苏。

　　欧债危机，欧洲银行危机

　　这个以前多有论述，关键在于，现在市场对于欧猪的国债犹如惊弓之鸟。

　　萧条在通货膨胀恶化后到来 2010-10-18

　　预见2011：泡沫混战后同归于尽的一年 2010-10-24

　　长短期利差与经济衰退：

　　历史上，美国长短期利差（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三个月短期国债收益率之差）缩小，甚至倒置（十年期收益率小于短期利率），则经济衰退不远了（6到12个月，看你怎么定义了，比如2006年第二季度，美国加息到5.25%之后，短期利率大于长期利率，美国实体经济2007年第二季度见顶回落，而股市涨到了2007年10月）。美联储的同志不傻，知道连续17次加息会抑制经济增长，甚至会引起经济衰退（不过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美国经济衰退会如此严重，成为二战之后最严重的衰退；1993年-2006年，美国总体房价基本没有跌过）。

　　具体解释：

　　如果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人们为什么傻到去持有长期国债呢？资本市场的价格，是投资者用钱砸出来的，是最值得信赖的数据。长期利率低于短期利率，是因为市场预期衰退将要降临，短期利率要下降（美联储降息），资产（股市楼市等资产）价格要下降，物价要下降，社会的投资回报率要下降。所以此时长期债券的收益率，虽然比短期利率小，但是从中长期看，是值得持有长期债券的。事实上，2006年5月到2008年底，长期美国国债价格上涨了20%以上，此阶段长期国债涨幅，不比黄金小（黄金从700到900美元）。

人民币应该走自己的路

　　我认识一位职能部门的官员，耐心听完我有关我国金融体系的潜在问题或风险的心急火燎的论述之后，微笑着对我说，"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不过你说的这些领导早就知道了"。旁边有个年长的 学者帮我解读说：有关部门
不采取行动自然有其深层次原因，之所以不能采取某些改革措施，是制约因素太多了。

　　而我想说的是，在还没有确定人民币的货币发行机制之前，就全力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是我最大的担心。这就如同在没有打好地基时就先构建上层建筑。无论是股票、房产还是其他各类投 资项目和资产类别，投资人
在决策时先要估量人民币的预期，然后才能决定是否投资或者何种类型的投资。如果建立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再回头去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可能就会给市场估值体系带来 巨大冲击。

　　举例来说，如果负利率政策持续，就会帮助投资人建立"人民币购买力逐年缩水"的预期，从而促使投资人决定购买房地产、黄金和其他原材料物资来对冲币值缩水的风险；如果投资人已建立了 这种预期并采取了相应行
动，就会推高房地产价格，商业银行会积累大量的房地产相关贷款。此时，如果央行再出手改变人民币发行机制，使其币值不再缩水乃至升值，就会使投资人此前投入的财富 受到损失。我猜想，央行是担心现在就采
取行动改变市场负利率预期可能导致市场动荡。我也理解，以目前的状况，恐怕只能继续执行"保持与美元稳定"的汇率政策，并以此作为人民币货币发行机 制的核心。这样一来，只要美元保持币值稳定，
人民币的币值问题也就解决了。

　　可是，美国国内的问题也许会越来越严重，恐怕远不止提高国债上限那么简单，这些问题迟早会动摇美元的根基，而我们此时就该抓紧建立自己的货币发行体系，使人民币不再依赖于美元的稳定 ，这也是中国走向独立强盛
道路上必经的关键一步。

　　对此，我有如下的建议：

　　首先，致力于建立和完善人民币货币发行机制，然后再探索人民币汇率机制。汇率是结果，货币发行机制才是原因，中国迟早要成为世界强国，总不能永远依靠和美元保持稳定来树立强国地位吧 ？因此，探索人民币发行机
制是远比汇率形成机制更重要的任务。一个有趣的黎巴嫩裔投资人曾说过，"我们的思维受到有倾向性的误导，比如：我们有关鸟类的知识主要来自于鸟类学家撰写的有关 鸟类的书籍，我们很少读到由鸟类撰写的
有关鸟类或者鸟类学家的书籍"。我们可否换一种思路来看问题呢？别老想着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问题，而应该考虑如何走自己的路。

　　其次，货币政策应该独立于经济周期。我不认为任何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能有效抗击通胀，货币政策就应被动适从于经济发展的，而不是主动引导。央行的职责应该是始终保持币值的稳定，因为 货币就是一种激励。如果市
场建立了对央行的信赖，普遍预期货币的购买力将长期保持稳定，就等于在无形之中鼓励大家去节约资源，提高效率，改善工艺，科研创新，这才是奠定一种货币长治久安 的基础。美联储为什么不拿钱来买断所
有美国国债然后宣布注销？印钞票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件简单的事情，联合国也约束不了他们。但是那样做，会毁了美元的信誉，最终导致持有美元资产的人 丧失信心，也就从根本上毁灭了市场经济本身固
有的激励大家自我提高的机制。所以，货币政策不该成为调节经济周期的工具，而应恪守稳定币值的使命，这样才能帮助市场建立稳定预期，也是经济 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石。

　　第三，改革国有金融体系。我多次撰文论证通胀其实是生产力现象，而非货币现象。治理通胀与货币政策无关，而应该充分调动市场积极性。为了释放生产力潜能，就必须坚决推进国有金融企业 的改革。不能让这些国企的
管理者游离在市场经济监督约束之外，还多一层国有体制的保护。如果这些金融机构始终不能脱去国有保护的外衣，就有可能丧失风险警惕，有可能使其对偏好低效率的国 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放款，这样一
来，市场本身固有的激励就丧失了，这就抑制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并将引发通胀。所以，我一直认为，我国目前的通胀不是货币超发的结果，而是市场经济 机制失效的结果，前期大量财政投入和配套信贷
可能进入了低效率低回报的投资领域，并挤占了市场资源，这才是通胀的根源。

　　第四，致力于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我们的资本市场仍然缺乏各种衍生品工具，其中有些衍生品对于防范总体风险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利率和汇率的衍生品，在证券化率水平提高情况下的指数 和个股的衍生品交易等。当
前价格和隐含波动是资产的固有特性，我们不能只看到价格，而忽略波动，更不能用行政性文件来取代波动，让市场在有监管的情况下对风险资产定价，反而使得我们获得 了总体的安全。美元今天的市场地位，不
仅在于美国的军事霸权，而在于投资人持有美元表现的资产时，可以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动用各种手段来对冲该资产所隐含的风险，当投资人可以在该货币体系 下对冲其大部分风险的时候，他反而安全了，反
而愿意持有该货币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要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让投资人安心持有人民币资产，就使得人民币能被广泛接受。

　　第五，我不赞成欧元区那样以通胀率、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为指标来调节货币发行，也不认为美国式的"全过程全对称"市场化发行机制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我认为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 对央行资产负债表实施总量
控制。建议把央行资产负债表余额控制在上一年度GDP总量的20%左右。这并非要约束央行的政策灵活性，而是为了给市场建立一个稳定的币值预期，并由此激励市场向着高 效率的节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转移。这样做
的好处在于，央行如要再次动用再贷款为陷入困境的国有银行买单时，就会受到一定的掣肘，由此，也促进国有银行进一步改善和提高风险控制水平。此外， 如果汇率水平太低而导致央行被动买入过多外
汇，也可以由总量控制的办法来调节汇率水平。这看似制约了央行动用央票和准备金等手段，其实是激活、促进了资本市场固有的以风险来约束商业银行 的机制。

　　美国和欧洲先后爆发债务危机，在我看来，时不我待，推进人民币货币发行机制的改革不能再拖延了。这是我们走向强国的必经之路，切望决策者当机立断。

中国的战略短板

　　通常我们对战略的认识是通过俗语讲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战术指的是战斗或战役中使用的手段和技术，而战略则是指获取战争胜利的总体方针和政策。在当今的世界上，国家间博弈已不限于直接的军事战争，还有众多领域的战争，而这些博弈不采用军事争斗的方式，但也存在着战略战术的区分和设计问题。

　　我们国家有众多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设立研究所研究战略问题，但是我们却发现在战略设计上我们国家明显的存在着"战略短板"。外汇储备和管理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国家的战略短板。

　　国家的一切战略指向的总体目标是"富国强兵加社会安定"，国防军事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分配制度等等都是为了社会安定和富国强兵。富国强兵首要的任务是积累财富，但是我们对于什么是财富在宏观战略上缺乏认识而导致我们的财富积累出现重大挫折，外汇储备因美元贬值和美债危机而使我们国家积累的财富"见财化水"，损失重大。这就是战略失误。

　　出现这样的战略失误是没有与时俱进。首先我们的战略设计只注重国防军事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应的综合性发展战略存在重大缺陷，没有综合性的大战略指导，没考虑到妨碍军事与经济发展还存在着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如美元贬值），国家的发展战略只注重国内因素，忽视国际因素的影响。

　　第二是理论认识上存在着大问题，国家的所有大学和科研机构，没有专门的人才去研究和认识现代国家存在、发展、强盛基础因素。（社会发展基础因素包括：公正平等的待遇和分配制度、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持、社会必需品的供应充裕，不需过多的依赖外部因素，这三个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和制约。其中最主要的原则是公正平等，罗马帝国的强盛、唐朝的强盛、英国的强盛、美国现在的强盛都是因为尊重公民，公正平等执行到位。）第二方面是对于现代经济理论的认识不到位，用以前陈旧的老观念来管理财富。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详细的展开说明。

　　大家知道，财富就是金钱，金钱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因此有钱就有商品，金钱的积累就是财富的积累。这只能适应于微观经济层面，在现代的宏观经济层面上就不是这样。因为近代我们发明了"纸币"，纸币是国家用政府信誉发行的金银替代品，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商品交换。纸币在发行的初期到现在就发生过多次的贬值问题，纸币的积累并不是真正的财富积累（详见拙作《财富观念辨析》）

　　我们的战略错误就是将美元当做社会财富进行积累，而纸币表现形式的美元则会因为发行数量的大增而贬值，那么，现在和以后我们积累的财富就会大幅缩水。不管我们的经济战略多么的好，创造了多少美元的财富积累，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意识到美元只是纸币，不是真正的社会财富，因此造成了我们自己的战略错误。辛苦积累的财富面临大幅贬值缩水的的危险。怎样进行财富创造和有效积累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战略短板。

　　大量的外汇储备难道就如我们这些"金融专家"所说的只能买美债？因为他们觉得相比欧元和日元债券，美债还是安全的。箩底选瓜，就那么几个。可是为什么我们的金融专家没有认识到美元长期贬值的趋势呢？美元一贬值我们的财富不就白白的蒸发了？

　　现在外汇储备问题已明摆着，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解决？怎么"因祸至福"？首先要明白纸币不是财富，我们的外汇储备只要可以满足进口的需要就不需要储备那么多，要改变财富积累的思路，想办法花掉不需要那么多的储备。而不是购买美国国债。第二我们可以将多余的美元外汇储备转换成为债权，也就是说贷款给需要资金的国家和企业。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必须注意，就是贷款给其他国家或企业必须是人民币。现在人民币在国际上不能正常购买商品，没关系，我们央行可再香港成立离岸交易中心负责将人民币贷款兑换成客户需要的美元，不收手续费。在国际上我们央行可以将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业务委托各其他国家的各种大银行，可以给他们负担兑换的业务费用。如果可以将大部分美元外汇储转换为人民币债权，那么美元怎么贬值都不会影响我们这些债权的权益。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财富不会流失。

　　再说"因祸至福"，我们在国际上大举进行人民币贷款时就可以客观上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缩短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第二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不是区购买美国国债，而是流入市场，必将大大的影响美元的国际购买力，这样美元的信誉就会大受打击。跟着就会大大限制美联储和美国政府的美元发行，因为他们为了保持美元的信誉不得不缩减美元的发行。如果不能从美元发行上获取资金，那么美国必定会缩减其在国际上的军费开支，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在亚洲驻军的裁减，这对日本和中国都有利，相信日本会暗中配合打击美元信誉。这就是因祸至福。其中的很多谋划细节不便公开，只能点到为止。反正把握好现在的机会，中结美国霸权不是梦想。

　　战略短板需要修正，其中必须注意美国代理人的故意混淆。必须培养真正热爱祖国的经济理论专家。美国背景或美国培养的"专家"对于我们外汇储备陷入现在的两难境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南中国海问题与中国亚细安关系

　　中国与亚细安（东盟）日前就《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达成实施准则，缓和了自去年以来南中国海持续紧张的局势。国际社会普遍表示欢迎。中国国内的反应则比较复杂，官方媒体一致表示赞赏，而一些社会群体（主要是"爱国愤青"）则通过各种媒介――主要是新媒体――表达了很大的不满，认为实施准则表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大妥协。

　　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与南中国海问题相关的亚细安国家，达成实施准则应当说是理性的表现，是进步。很显然，它是试图通过和平手段，突破南中国海僵局，为未来开辟可能性。

　　对中国来说，还具有其它方面的意义。首先是避免了南中国海问题挟持中国与亚细安的整体关系。南中国海问题和中国亚细安关系是两个互相关联但又相对独立的问题。一方面，南中国海问题处理不好，中国和亚细安的整体关系必然受负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除了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和亚细安之间还存在着更为广阔和重要的关系，南中国海问题只是中国和南中国海相关国家之间的问题。对那些和南中国海问题没有关联的亚细安国家来说，这个问题不是核心问题。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都是亚细安成员，一旦中国和这些国家发生冲突，亚细安其它国家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必须支持其它成员国。而这样做，势必影响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它们因此也不想看到南中国海问题影响中国亚细安的整体关系。

　　其次是大国关系。美国、日本等大国用"航海自由"为理由介入南中国海问题。尽管在中国看来，这种理由并没有多少合理性，但美国等大国的利益存在于东南亚也是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实施准则的通过，至少表明中国在概念层面开始把航海自由和主权问题相对区别开来，从而有利于处理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大国关系。

　　两个相对独立的战略

　　实施准则的达成并不是问题的解决，而仅仅是为解决问题创造了可能性。无论是中国还是南中国海诸国，都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已经是万事大吉。实际上，实施准则达成之后，越南、菲律宾等国也都在有争议的海域加快资源的开发。也有理由认为，面对这种情形，中国本身也会加快对南中国海资源的开发。这样，搞不好，势必造成新一波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

　　在国际社会看来，中国无疑是南中国海问题的焦点。南中国海问题的走向如何？是管理控制，还是冲突？是战争还是和平？对中国来说，要直面这些问题，就必须反思南中国海问题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在众多问题中，至少需要对以往两方面的战略进行重新考量，一是和亚细安关系的战略，二是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战略。

　　也不能简单说中国在这两方面没有战略。中国存在着处理亚细安关系、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战略，并且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战略。简单地说，在前者，中国强调的是多边主义；而在后者，强调的则是双边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亚细安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从开放到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的建成，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今天，中国和亚细安经济互相依赖性极高，并且已经造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制造业链条。随着经济的持续崛起，中国也开始"走出去"。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和贸易，其它方面也在快速进步。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亚细安国家会首当其冲。中国也通过互联互通等项目，加大、加快了对一些亚细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在和亚细安的外交关系上，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外交话语。尽管这一外交话语最早主要是针对美国而提出的，即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争当霸权，但是这一话语的主要实验场所就是亚细安。中国是亚洲国家，如果不能在亚洲和平崛起，那么很难说能在国际舞台上崛起。为了实现"和平崛起"目标，在这个话语之上，中国又针对邻居国家提出包括"睦邻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意在细化和平崛起原则。

　　在和亚细安的经济关系方面，中国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忙于反恐战争，忘掉了和中国的竞争，因此就为中国提供了进入亚细安的机会。这种说法显然过于简单。中国在过去30年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企业到社会，各方都在发展和亚细安国家的关系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这种形式是中国努力的结果。

　　和经济关系相比较，在包括南中国海问题在内的战略方面，情况就很不相同了。与在前方面的积极态度比较，在战略方面，中国显得非常消极和被动。在这方面，中国没有明显的总体原则，但可以从中国的政策话语和行为方面总结出一些特征来，诸如"求同存异"，"先易后难"，现在解决不了的就让未来的人来解决，等等。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提出了众所周知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也在实施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并不大。尤其是，在很多方面，中国因为找不到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干脆就忽视甚至漠视问题的存在。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本身并没有开发战略。一旦当其它国家开始开发的时候，中国势必作出反应。

　　经济关系和战略关系紧密相关

　　要掌握主动权，中国至少可以在三方面改进其战略。第一是经济、战略、政治、外交各方面的协调。中国经济这条腿很长，但其它腿则很短。其它腿很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对这些方面的关注不够多，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有效的机制用经济这条腿来辅助其它方面。尽管中国也强调要用经贸关系来推进其它方面的关系，但显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和美国相比，中国和亚细安关系显得比较单一。美国和亚细安关系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各个方面互相支撑。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旦美国把注意力放到亚细安，中国就感到了莫大的压力。

　　第二，中国必须看到经济关系和战略关系这两方面的紧密相关性。中国过分强调两者之间的分离性。中国在经济方面接受了多边主义，但在战略上，尤其是和领土纠纷有关的领域仍然坚持双边主义。这种"不一致性"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局限性来。亚细安作为一个多边组织是一种整体关系，尽管在不同的阶段其重点不同。中国很难在一些问题上和亚细安作多边处理，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则作双边处理。

　　第三，中国也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来关切热点问题，诸如南中国海、缅甸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着，但中国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思想准备。相反，因为这些问题的难以解决，有关方面往往选择忽视。不过，问题是，这些热点问题随时都会恶化，并且一旦恶化，就会立刻影响中国亚细安关系的其它方面。（这种情形在东北亚也存在着，经贸关系的整合并没有带来区域其它方面的整合。）很显然，中国需要寻找一种比较平衡的战略。如果继续保持那种以为经贸优先就会促使其它问题自然解决的天真想法，那么就会继续浪费各方面的资源，最终导致问题的恶化。

　　中国如果不能在这些方面找到突破口，那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挑战有很多，有些更难以想象，但有两个问题已经显现出来。第一，南中国海问题如果恶化是否会改变亚细安的性质？冷战之后亚细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从战略面转型到经济面。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亚细安改变了从前通过排斥大国而保区域和平的做法，而是向各大国敞开大门，容纳大国的存在。实际上，亚细安已经成为包括美国、中国在内大国活动的舞台。如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大国开始对立，那么对亚细安这个区域组织的影响会如何呢？有人开始担心亚细安会改变其性质，从经济面又重新回到战略面。从去年以来的经验看，有人担心亚细安甚至可能成为防备中国的多边战略机制。

　　与之相关的第二个挑战是：南中国海问题如果恶化，会导致一个亚洲"小北约"的正式产生吗？亚洲"小北约"是小布什当政时期产生的现象，即美国试图通过其亚洲盟国来构建一个围堵中国的军事战略同盟。这个意图因为后来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始而中止。不过，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已经有了紧密的战略和军事合作，并且这种合作所要针对的就是中国。一旦这些国家感觉到中国军事战略的威胁，它们不会心慈手软。因此，有人担心，一旦南中国海问题恶化，也有可能形成一个正式的亚洲"小北约"。再者，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和中国相比较，越南和菲律宾等都是小国，他们天然倾向于邀请其它大国（主要是美国）的支持。这一点自从去年以来，也表现得相当清楚了。

　　同时，在实际层面，对中国亚细安关系而言，中国的内部政策环境并不很有利于理性政策的形成。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战略思维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方面，经济决定一切的思维方式仍然在决策圈内相当盛行。他们相信，随着和亚细安国家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亚细安国家会最终调整其目前"经济上依赖中国、战略上依赖美国"的局面。不过，一旦当经济关系不能导致其它方面的利益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受到内部的压力而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中国的现实主义派（强硬派）的声音也在上升，主要体现为思维的美国化，他们主要把重点放在硬力量，主要是军事力量上，认为惟有军事力量才能解决南中国海问题。考虑到中国社会层面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股力量不可忽视。

　　客观形势的发展表明，中国不能再继续忽视南中国海问题。决策者必须理性决策，但理性决策则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中国的决策者现在越来越缺乏学术界所说的决策的"自主型"，即可以不受方方面面的利益的影响，自主决策。尽管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民主，但体制内外各方面的力量已经不可忽视。党内民主的存在和扩展表明，执政党的决策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各种不同利益的影响。而近年来所提倡的公共外交，更是为社会力量的参与外交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制度化的平台。可以预期，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协调各方面利益的外交决策机制，就会很难达成理性的政策。这表现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也表现在所有其它重大的外交事务上。真理是，如果不能理性决策，不管一个政策体现为多么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其最终必然导致国家利益的最大程度上的损害。

当前货币政策的困境、原因及其对策（上）

　　2011年6月，我国货币政策再次面临着类似于2008年进退维谷的困境：如果继续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则导致大批企业资金链断裂、中小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影响社会稳定；如果不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加而每月需要被动地投放3700亿元左右基础货币，则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如果使用加息政策替代存款准备金率工具，随着国内利率大幅高于美国日本等国的基础利率，则导致热钱进一步大举进入中国套利，而中国面临的基础货币投放压力和通货膨胀压力变得更大。2010年6月以来的人民币升值政策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并没有带来抑制通胀的明显效果，但经济滑坡或"跳水"的迹象已经出现。央行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在08年相同的地方摔倒了第二次，现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再次遭到质疑。
　　一、从人民币升值到存款准备金率上升的因果链条
　　当前的货币政策困境在2005年之前是不存在的。2005年是中国货币调控政策从有效转变为失效的分水岭。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和国际资本掌握了决定人民币汇率波动方向的货币定价权，进而导致中国事实上丧失了货币主导权和货币发行权，美元绑架了人民币。美国政府及其背后的国际资本主导的人民币升值和升值预期吸引了全球资本涌入中国，造成外汇储备急剧上升，同时造成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量骤增，央行被迫动用存款准备金和央票等对冲手段冻结银行贷款资金回收人民币，国内企业的正常贷款需求和正常经营难以为继；央行回收人民币资金造成国内货币供应紧缺，导致民间贷款利率飙升，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差进一步扩大，进而吸引外资更大规模地流入，形成更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在此，一条足以导致中国经济呼吸困难的锁链形成了。
　　通过分析历史数据可以发现，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增加与存款准备金率上升之间存在着高度关联性，即人民币升值及其升值预期导致外汇储备加速上升，外汇储备加速上升导致存款准备金率持续提高。
　　从1998年3月至2005年全年的近八年时间里，存款准备金率的波动区间在6％－8％之间。国内企业的发展得到了相对稳定的货币政策支持。但是，2005年7月汇率改革改变了这一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环境。
　　因此，我们需要从货币定价权（即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角度，寻找货币政策困境的深层原因和解决途径。
　　2005年7月21日启动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选择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汇率是货币的价格。货币价格的定价权体现着主权国家之间的博弈，有时也体现着主权国家与市场力量的博弈。在"汇改"之后，人民币的价格走势并非是体现中国利益的、由中国政府管理的"双向浮动"，而是体现美国利益的"单向升值"。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演变为由美国政府和国会及其背后的国际资本来管理的可预期的、持续升值的汇率制度。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压力决定着人民币的价格走势和升值节奏。"汇改"后的7年是人民币升值的7年，人民币由"汇改"前1美元兑8.11人民币，升值到目前1美元兑6.47人民币。事实上，"汇改"之后美国控制了人民币的定价权，中国丧失了货币定价权。
　　目前世界金融市场每天的交易量高达1.5万亿美元，其中跟商品和服务有关的交易量占不到5％，而单纯靠汇率波动和利率差别谋求暴利的高达95％以上。美国一旦控制了中国货币的定价权，美元的套利机器便迅速地运转起来，全球美元资金开始围猎中国的储蓄财富。美国华尔街的金融集团及其控制的产业集团联合美国政府和国会给人民币的未来走势画好了一条升值的曲线。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主要议题。全球美元进入中国所引发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被动投放以及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外在表现为货币超发的种种现象，内在实质则属于国际美元资本稀释人民币的购买力，转移了中国的储蓄财富。
　　2004年度，外汇储备额是6099亿美元，从2005年7月启动"汇改"到2008年底，外汇储备迅速达到1.95万亿美元，到2010年底，外汇储备达到2.84万亿美元，2011年3月，外汇储备达到了3.0447万亿美元。与2004年度相比，到2011年3月，外汇储备增长了5倍。人民币的升值趋势和升值预期引发了"美元海啸"，美元意在淹没中国。
　　中国人民币定价权丧失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央行货币发行自主权的丧失，换言之，人民币定价权的丧失导致了中国货币主权的丧失。"汇改"之后随着全球美元资金的持续大量涌入，引发了人民币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目前，在央行投放市场的新增货币供应量中，因外汇储备增加而投放的货币量占到80％以上的权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美元储备增量已经决定了央行的新增货币投放量，即，美国通过掌控人民币定价权，进一步操纵了人民币发行权。由此可见，美国是中国通胀的真正推动者，淹没中国的"美元海啸"是中国通胀的根源。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新增外汇占款就超过1.4万亿元人民币，截至今年5月末，外汇占款总规模已达24.39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占款规模与广义货币M2的比例超过了32.52%，远超过10%的合理界限，比10%的合理比例高出二倍以上。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中国金融主权最核心内容的货币发行权或货币主权已经丧失，中国事实上已经沦为美元殖民地。这正是美元货币政策在中国有效而人民币货币政策在中国失效之根源所在。
　　2005年7月汇率改革之后，人民币步入升值通道并导致外汇储备逐月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随之扩大。2006年上半年，中国央行已经察觉了这一危险的信号，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在"外汇储备"这一端采取根本性的有效手段抑制"外汇储备肿瘤"的进一步膨胀，而是在"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这一端采取了对中国实体经济最具杀伤力的数量对冲手段，即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方式回笼因外汇储备增加而超发的基础货币。
　　在"汇改"12个月后的2006年7月5日，央行把存款准备金率由7.5%提高到8%；紧接着45天后的8月15日，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8.5%，11月15日再次提高到9%。2007年度，央行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几乎每月一次"提准"，到2007年12月25日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4.5%。2008年9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08年10月15日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7.5%，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开始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货币紧缩政策和出口滑坡导致国内经济危机爆发。大西洋彼岸的金融风暴引发了美联储推动的"美元海啸"，美元越过中国不设防的金融防线，借助中国央行之手制造了08年版的中国实体经济危机。
　　为了应对国内经济危机，2009年度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在15.5%，人民币也停止了升值。2010年1月再度开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伴随着"二次汇改"（"汇改"即升值）和外汇储备增加，2010年全年六次"提准"。至12月份，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8.5%。进入2011年度，央行"提准"的频率是每月一次，至6月20日，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1.5%。
　　据估算，在综合考虑央票、财政存款以及准备金率的影响之后，银行系统存款总额中约29.7%已被冻结。（详见高盛高华研究报告《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冻结资金占比略高于历史均值》）这种调控方式和调控力度在世界多数国家经济体中都是难以想象的（美国银行体系整体准备金率为1％，欧元区为2％，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0％），但是，这却构成了中国经济最严峻的现实。这一货币政策的后果是：商业银行没有贷款额度，民间利率飙升至年息30%以上，过桥贷款年化利率最高180％（详见2011年6月23日《南方日报》）；大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现资金运转困难，部分企业停产或破产；逃债的企业家、无法完成存款指标的银行职员和基层行长，或者失踪或者自杀，这已不再是新闻；经济发达省份的地方官员不再顾及面子而公开承认地方企业运营困难；即便作为国内经济主导力量的A股上市公司，也难逃经营性现金流骤减的局面。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A股上市公司虽然净利润保持增长，但现金流明显恶化。如果剔除金融企业和"两桶油"――中石油、中石化，整个A股上市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则为负数。在剔除金融行业的22个申万一级行业中，共有11个行业现金流为负数，机械设备、房地产、建筑建材、交运设备、商业贸易、纺织服装以及医药生物等行业，出现现金流紧张状况，其中机械设备、房地产二个行业的现金流情况最差，均低于-400亿元（详见叶檀《救市不如治病》一文）。企业经营性现金流骤减表明，国内企业的整体经营状况已经趋于恶化，企业业务与利润必然因缺乏经营性现金流的支持而下滑。
　　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于这样的窘境：一方面，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控制货币数量的紧缩政策，已经造成了国内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另一方面，由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和海外原材料涨价推动的通货膨胀仍然存在。经济滑坡、失业率上升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中国经济遭遇了狼在前、虎在后的围剿，经济政策陷于或前或后的突围之中。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宏观政策发生了
五次重大的方向性调整，这在国际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天大笑话。"（详见韩志国《股市正陷入深度危机》2011年6月）。宏观政策的频繁调整既说明中国经济陷于前狼后虎的困境，又说明中国央行始终在错误的货币政策上来回选择而没有找到突围的正确路径。
　　这自然让人回想起井冈山时期一群俄语流利的"海龟"在指挥红军反围剿时面临的困境，这种困境最终导致一场又一场众多生命的悲剧；在现代版的国际货币战争中，这种困境又在中国重演，又在指挥中国货币战争的最高决策机构即中国央行一群英语流利的决策者身上重演，而其悲剧性的后果也是一场接着一场地降临在国内企业、企业家、农民工和散户投资者的身上。当中国央行领导的外汇管理局负责人抛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有利于五倍于外汇储备的人民币资产的升值等荒谬言论时，中国经济的现实困境既找到了错误的理论根源，也找到了制造错误的人的根源。

美国银行狂砍成本 最少裁员1万人

全美资产最庞大的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计划本季裁员3,500人，并将扩大公司整顿措施，可能因此再裁撤数千个职位。

华尔街日报19日报导，美银这波裁员涵盖各部门，包括旗下投资银行和交易部门的数百名员工，预计在9月底前完成，部分员工已被告知此事。美银将公司的大规模整顿称为「新美银计画」（Project New BAC），目前正在讨论下一波
可能的裁员人数。知情人士透露，美银打算至少裁撤1万人，约占美银员工总数的3.5%。

知情人士说，美银下一波裁员将包括消费者金融、抵押、法务、行销和人力资源等部门。部分裁员措施可能透过停止或减缓徵聘在未来三年达成。同时，美银也打算淘汰先前收购来的冗馀业务以削减开支。

美银大幅裁员是执行长莫尼罕（Brian Moynihan）为提振公司获利与投资人信心所进行的努力，由于美国经济趋缓，市场对美银持有的美国资产以及连串抵押贷款相关损失与诉讼感到忧心。

美银股价18日收重挫6%至7.01美元，担保其债券违约的成本上扬14%。美银股价今年来共下跌47%，光这个月就跌掉28%，目前价位已接近2009年初金融危机肆虐时的水准。

莫尼罕本月曾表示，计划每季削减支出达15亿美元。近来许多金融业者纷纷裁员或在其他地方紧缩支出，以抵销因经济疲软和新法规上路而欠佳的营收，并化解来自投资人的压力。

莫尼罕在给高阶主管的备忘录中说：「我知道必须透过裁员厉行管理让大家很难受，但为了客户和股东，我们必须保持公司的竞争力及效率，并谨慎控制支出。」

此外，美银18日指派史图札尼格（Ron Sturzenegger）负责监管旧有资产服务部门，处理约1兆美元的问题房贷，并且直接向莫尼罕报告。原任此职的雷夫林 (Terry Laughlin) 已调任风险长。51岁的史图札尼
格先前是美银全球不动产、娱乐休�事业与投资银行部门的主管。

长征火箭搭载卫星失踪 15年来首见

中国发生15年来最严重的航天事故。前日下午「实践十一号04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盛载卫星的「长征二号丙」火箭在飞行过程中疑因发生故障，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官方至昨晚尚未公布失败原因。由于中国太空站的试验版「天宫一号」极可能在月底发射，与之对接的「神舟八号」也料于10月升空，专家强调，会加强对「天宫一号」发射前准备工作，「从运输到发射，每个环节都做足功课。」

新华社前晚深夜发表短讯，指8月18日下午5时28分，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发射「实践十一号04星」，之后火箭在飞行过程中发生故障，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并称「具体原因正在分析中」。《新京报》引述匿名军事观察员称，问题相信是火箭没有到达指定高度，「这意味�实践十一号04星不能工作了，但由于不知道上升到什麽高度发生问题，无法判断原因。」他又指，如果是飞行前段发生故障，可能在中国国土坠落；如果在飞行后期发生故障，会再飞一段时间后，坠落到太平洋内。

新华社引述神舟飞船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韧说，运载「天宫一号」的是「长征二号F」火箭，不是失事的「长征二号丙」，相信不会影响到「天宫一号」发射，据他所知，现时「天宫一号」状态「正常」。报道指「长征二号F」是中国「最知名的、最可靠的」火箭，自1992年以来已成功将「神舟」一至七号飞船送入轨道。

「天宫一号」是中国未来太空站试验版，重达8.5吨，预计本月底发射，现时已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并与之后发射的无人飞船「神舟八号」实验对接，还会与未来的载人飞船「神舟九号」、「神舟十号」对接。

《钱江晚报》引述中国载人飞船和太空实验室副总指挥叶�说，为了让「天宫一号」安全抵达发射场，研�团队在运输细节上做足工夫。「因『天宫一号』块头超大，使用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包装箱，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内部减震、温控系统。」系统通过大量计算、仿真和地面各种试验，「然后列出几种可能导致失效的故障，每种故障的原因是什麽，一层层查下去，从单机，再到部件、零件，任何一件产品都要考虑，以求做到安全可靠。」

「长征二号丙」在上世纪70年代末研�成功，自1982年首次发射一颗返回式卫星以来，有35次成功发射。「长征」系列火箭最近一次出事已是1996年2月，「长征三号」在西昌发射「国际708」通讯卫星失败，火箭起飞后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