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の発端となったのは、今月１日、米アリゾナ州フェニックスからカリフォルニア州サクラメントを航路とする米ボーイング７３７－３００型で、飛行中に天井に大穴が空いて緊急着陸した。サウスウエストは事故を起こした同じ機種を７９機保有しており、４日までにうち７０機を再点検した結果、追加的に３機にヒビ割れなどの異常を発見した。このため、サウスウエストは先週末からの３日間で６００以上の便をキャンセルし、２７００便が遅延となったという。
航空ビジネスは最も経営が難しい業種の一つとされる。原価となる燃料の値動きは激しく、２０年間もある航空機リース契約を結ぶためには大量の資金が必要で、世界経済はもちろん、テロのあおりも受けやすい。
一方、サウスウエストは着地時間を短くして機体をフルに活用する無駄の少ないオペレーションで有名で、米国のビジネス・スクールなどではトヨタ自動車と並ぶ「模範的な経営」として称賛されてきた。
だが、機体の「回転率アップ」が機体の老朽化加速に一役買った可能性もある。米ＦＡＡは機体チェックの厳格化に動き出す可能性もあり、コスト削減に励む米航空業界にとっては向かい風が続きそうだ。
中国正在同印度和其它"金砖五国"成员国举行会谈，寻求在即将召开的"金砖五国"峰会上对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的行动采取强硬立场。这是中国一再做出在利比亚停火的呼吁后，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最新行动。
"金砖五国"成员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即将与4月14日在中国海南省三亚市召开峰会。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吴海龙在会前对记者说，如果峰会上讨论利比亚空袭问题并达成共识，这将在会议成果的文件中有所反映。除此之外，吴海龙没有说明中国是否会在"金砖五国"峰会期间在利比亚问题上采取主导作用。
联合国安理会3月17日对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进行投票。当时，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都投了弃权票。《印度时报》报导，北京方面担心利比亚局势已经开始影响石油价格。有消息人士说，印度由于高昂的石油进口开支，可能也会支持在峰会期间讨论利比亚问题。
就在同一星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星期三会见了到访的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谈中，胡锦涛对联军空袭利比亚提出警告。胡锦涛说，如果空袭造成利比亚平民伤亡，则可能违反了联合国决议案的初衷。
经常发表反美言论的北京军事评论员宋晓军否认一些西方媒体所说的中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的立场和中方在利比亚的既得利益有关。
宋晓军说： "中国在利比亚并没有很大的利益点，中国在很多地方的利益远比利比亚大，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能源进口，特别是石油进口的排序，利比亚根本不算什么。"
而在这一问题上，香港资深传媒分析员周彬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说利比亚战争确实牵扯到中国巨大的经济利益。
周彬说："如果战争胶着下去，对中国的损失是很大的。我前一段看报导，中国在利比亚这场战争中的损失估计会达到180亿美元，而且中国的很多工程技术人员基本上也已经从那里撤出了。中国在那边有很多项目，石油啊、铁路啊、有很多大型的基建项目。利比亚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也是比较多的。"
周彬说，中国起初在联合国投弃权票符合中国一贯想要站在一个道德至高点上的做法，那就是当一个国家受到别国武装攻击时，会站出来说一些"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平谈判"的政治正确言论。他说，但是战争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感到自身利益受到了直接影响。如果无休止地打下去，对中国不利。另外，假如反对派上了台，中国先前与利比亚签署的合同和开展的工程是否还算数，中国也是心存担心的。
根据商务部资料，在利比亚开展投资合作的中资企业共有75家，涉及项目50个，合同金额约18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的最新资料显示，利比亚两家银行共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提出11笔保函延期要求，总金额4.97亿美元，其中涉及中土集团、葛洲坝集团等7家企业的8个工程。商务部已指导有关银行和企业妥善回应利比亚银行的延期要求。
从现在到七月一日共产党九十周年这段时间，将是十分紧张的一段时期。眼下的局势十分的诡异，一方面，左倾势力，包括极左势力，想要利用建党九十周年之机，全面为毛，为"四人帮"翻案。
这股势力，利用重庆这段时期的唱红运动，利用眼下社会的贫富分化所造成的社会不满，极有可能全面回潮。
这不，清明节，包括毛家后代亲属全面发动，浩浩荡荡到北京祭奠老毛，江青女儿女婿也一改过去低调的行事作风，在清明节也公开祭奠其母亲江青，网络上也发出前所未有的同情的声音。
另一方面，刚刚在清明节前夕，北京抓了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维权人士艾未未，没有给出任何理由。造成国内外的一片声讨之声，国内知识分子也同样发出不满之声。
从现在起，还有好几个关要过，一个是"六四"，一个是"七一"。当局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了。过去一个时期以来，对各种社会矛盾，一直采用捂盖子的办法，所谓的"不争论"，"不折腾"。
当年邓小平提出不争论的说法，只是要争取时间，用邓自己的话说，一争论什么事也干不了。可是现在，邓南巡也快二十年了，现在的社会矛盾，这个压力，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不争论，只能是一个时期的不争论，当局本应该抓紧时间，抓紧机会解决社会问题的。
可是这么多年来，执政党无为而治，无所作为，任由权贵势力空前发展，任由社会贫富差距空前扩大，搞什么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强行城市化，强行拆迁，占用农民土地，严重加剧了社会不满。
这么多年的无所作为，无为而治，造就了今天的怨气冲天，造就了一个新兴行业：维权。与之对应的当局的维稳也空前。当局已经顾不上面子了，公开抓捕包括艾未未这样有影响力的维权人士。
眼下的问题，真的已经到了风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了。国务院打压房价，压不下来，要各地限期制定打压房价的具体目标，现在期限已经过去了，90%的城市根本不理会中央的命令，公开对抗。
另一方面，眼下的通货膨胀之厉害，前所未有，前所未闻。当局的数字没有人相信。你看最近抢购风，包括食盐和洗衣粉等，可见民生问题十分严重了。
再有，腐败问题也是到了空前的独步，腐败之广，数额之大，旷古未有。
到目前为止，看不出当局有什么办法，除了继续的捂盖子，继续的打压。
盖子还能捂多久？中央政府对于极左回潮之潮如果没有明确的态度，那么可能会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发展到最后，恐怕谁也预测不到是什么结果。
另一方面，温家宝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样得不到中央最高领导的明确回应。再这么拖下去的话，"六四"纪念日怎么过？"七一"党庆怎么过？当局现在最怕老百姓上街了，因为任何一次上街集会，任何一个风吹草动，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本来，一个社会应该是多元化的，各种思潮同时存在，公开竞争，是不应该奇怪的。然而中国大陆不同，现在是一个撕裂的社会，一个没有共识的社会，一个暗潮汹涌的社会，一个有着深刻危机，矛盾空前激化的社会。
我曾经有一文《政治体制改革与平反"四人帮"》，呼吁和解，呼吁共识，呼吁适当平反"四人帮"的同时，彻底清算毛，同时开启政治体制改革。
眼下这个局势，恐怕什么也都来不及了，真的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了。
从年报看，中国各大银行去年取得了佳绩，利润上涨，而不良资产率维持在低位。
总体而言，大型银行金融业务、发展模式过于同质化，赢利模式未有根本转变，吸储成本上升，有向实体企业转嫁成本之嫌。
根据中国银监会公布的2010年数据，截至去年底，中国银行业资产总额达到95.3万亿元；2010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8,991亿元，同比增长34.5%；资本利润率17.5%，比年初上升1.26 个百分点；资产利润率1.03%，比年初上升0.09个百分点。
第一个隐忧，利息收入仍然是银行的收入主流，靠政策吃饭、靠扩大规模取胜的路径没有根本转变。工行利息净收入为3037.49亿元，增长23.6%；建行利息净收入2515亿元，增幅为18.70%；中 行利息净收入1939.62亿元，增幅22.08%；农行利息净收入2421.52亿元，增长33.31%。
银行受益于存贷差的扩大，央行不加息而收紧银根，使资产丰富的银行有了贷款定价权，贷款价格普遍提升。如上调50个基点工行减少7亿的利息收入，占去年工行营收的0.19%，在可承受的范 围之内，而工行可以趁中小银行资金紧张之时，发展中间业务，还能够在资金紧张之时获得贷款利率的定价权。
第二个隐忧，中间业务大幅增长，可能向实体企业转嫁成本。
各大银行利润虽然同步上升，但前景各不相同，考虑到目前中国金融业处于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型的关键时刻，因此中间业务收入以及具体的构成、成本的上升成为主要考量的指标。
四大行中体量最大、最能赚钱的是工商银行，这是中国金融机构中大到不能倒的典型企业。根据3月30日公布的工行年报，工行存款量继续位居全球第一，人民币客户存款增加1.33万亿元。工行 的模式在发生转变，工行的全年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中，2010年全年达到7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1%，在营业收入中占比达19.13%，同比提高了1.31个百分点。
农行的中间业务让人瞠目。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461.28 亿元，较上年增长29.4%，剔除代理财政部处置不良资产业务手续费收入后，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较上年增长42.8%。其中，结算与清算手 续费收入151.87亿元，增长24.4%，顾问和咨询费收入111.12亿元，增长69.2%。其他银行增幅也不小，建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661.3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7.61%；中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544.83 亿元，增长18.41%。
大行在传统的存贷差赢利模式下可以获得收益，在金融机构转型时可以获得中间业务的小银行头寸拆借等新收益，恐怕还有强行向企业提供中间服务的贡献。据报道，有银行人士证实，目前各银 行的分支机构常见的情况是将部分利息收入转化至"顾问及咨询费"科目，比如现在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是6.06%，银行就会将上浮的20-50%转化为咨询顾问费，再按6.06%放贷；或者直接收取 6.06%利息的百分之多少作为顾问费等。这些表面上的顾问费，实际上是银行掌握贷款定价权下的摊派，从本质上看，更像传统业务的延续。
各行正在大规则拓展中间业务，同质化较为严重，特色匮乏，中行的境外机构、农行的农村金融还没有显示出超过其他行的更多增长，甚至由于汇率对冲手段的匮乏，增加的外汇成为负担。
第三个隐忧，非员工费用上升。
从去年打响吸储大战，银行吸储成本大争，尤其到季末年末更是冲刺之时，存款亿元一天返回20万的新闻不绝于耳。
从已经公布的银行年报看，在吸储压力下存款成本上升，各行非员工费用占比较中期上升，说明银行为了吸储成本正在迅速增加，银行在获得贷款利率好处的同时，他们的成本也在上升，这一风 险将在2011年充分暴露。
第四个隐忧，各行低估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坏帐风险，再融资之后对风险控制过于自信。按照银监会的数据，截止2010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流动性比例43.7%，同比下降2.1个百分点。存贷款比 率69.4%，比年初下降0.1个百分点。各行的资本充足率仍然面临压力，因此在如此漂亮的年报背景下，派息率同时下降，建行、中行均拟下调2010年派息率，以便充实资本。
银行目前还在收获规模扩张的红利，如果不加快市场化，同质化竞争持续数年，银行的压力与成本将会大规模上升。
希望2011年是异质化竞争的开端之年。
要求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并不是真为中低收入阶层代言。若以3000元月薪划分中国低收入阶层，这就划走了就业人口的大多数。但今天北京3000元月薪的人也只需缴16.55元的个人所得税。4000 元月薪也只缴几十元的个税。提高起征点既扩大了他们与高收入阶层的绝对差距、也扩大了相对差距。引进按负担人口、房租、房贷利息的纳税扣除和收入返还才是真能帮助中低收入阶层、又缩小收 入差距的正道。
从上也可看出，个税起征点变动对社会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不过它反映的是社会和大众如何看待个人所得税的大问题。个人所得税按收入高低缴纳，商品税主要由消费大众负担。 如果大家都宁愿表面上人人搭便车、让政府在似乎不直接针对自己的商品上收税，而讨厌从自己腰包拿钱缴个人所得税，收入和贫富差距只能越来越大。良药苦口利于病。要么吃苦药，要么吃苦果， 收入分配改革绕不过这个坎儿。
在为中等收入的人群着想的同时，切不可忘了更广大的月薪3000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这样，真能同时帮助中低收入阶层的做法就不是去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而是要学习国际上的惯常做法，允 许中低收入者申报各类扣除和返还，如负担人口、房租和自住普通住宅的房贷利息等纳税扣除和收入返还。
现在由于社保缴费负担太重，大量低收入的人或者没有参加，或者如许多农民工那样以低标准低享受的形式进入，形成人为的歧视和复杂化。而且缴费越重，参保人数越受限，形成恶性循环。因 此，政府如果要让利，让个人少负担点社保支出，变目前由个人和企业两方负担的社保缴费改由个人、企业、政府三方分担。
从社会发展趋势看，只有不断缩小具有很强隐蔽性的间接税如商品税，而增加个人所得税这种直接税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才能普遍增进公民意识和监督意识。因为当政府开支的相当大部分是靠 我们每个人从口袋里拿出钱来供养和维持的时候，才有助于强化全民监督和问责政府的权利意识和公民责任。
我写的"过高上调个税起征点反而扩大收入差距"一文发表后（《经济参考报》2011年3月11日），置疑者有之，谩骂者有之，以中低收入代言人自居慷慨激愤者也有之。可见要改变当下流行的共 识并非易事。不过，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学问。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是否扩大收入差距，可以用数字说话和事实检验，既不可意气用事，也没有含糊和妥协的余地。
首先，今天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刚过4000美元，折合月收入也就是2000元人民币左右。因此，如果我们说月薪2500元甚至3000元即年收入3万多以下的人算中国的低收入人群，这个标准无论如何不 能算低了（2010年中国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才19109元，农民就更低得多了）。这个3000元工薪按规定可先扣除个人要负担的各项社保费用（北京的标准现为22.2%另加个别单项），再从应税工资中减 去个税2000元的扣除额，现在北京月薪2500元的人并不用缴纳一分钱个人所得税，月薪3000元的人只缴纳16.55元个人所得税（实际上4000元工薪的人也只交不到100元的个税）。个税起征点提到天上 去，和他们完全或几乎毫无关系。中国不算3亿农村劳动人口，城镇就业的人70%以上月薪在3000元以下，这样，真正低收入的人并不受惠，我们怎么能睁着眼睛硬说提高个税起征点是帮助了低收入阶 层呢？绝大多数低收入的人不受益，只有中高收入者受益，各阶层间不论是收入的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会随个税起征点提高而扩大，这个简单的算术问题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因此，主张 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的人无论是为谁仗义执言，但肯定不是为大多数低收入阶层代言，这是必然无疑的。
其次，为三、四千元月薪以上至万元月薪的中等收入夹心层代言呐喊，当然可以，而且也并非没有充足的理由。但对这个阶层而言，降低现在快速累进的个税税率的减负作用要更为直接和显着。 同时，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既帮助了中低收入的人群，又不会像单纯提高个税起征点那样让高收入者自动跟着沾光，从而有效缩小收入差距。
有人说，允许个人及家庭申请纳税扣除和收入返还固然很好，但实行起来比较复杂，一时难以成行。其实这类扣除和返还世界上多数国家早已实行，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复杂和困难。况且可以从简 单明了的几个专项开始，逐步发展完善。这里关键在于要形成共识，认识到这才是个税改革的正确方向和真实内容，从而让大众和媒体聚焦于这样虽有一定难度、但确实能帮助中低收入者和缩小收入 差距的问题，集思广益、全力攻关，而不是让个税起征点这样的伪问题吸引眼球、耗散精力，反而贻误了收入分配改革的进展。
再进一步说，以3000元月薪的人为例，虽然只缴十几元的个税，但要缴约670元的各项社保费用。社会保障费，国外许多国家也叫社会保障税，这才是低收入乃至万元月薪以下中低收入者的真正 大负担。社保费或社保税又是累退性质，即收入越低的人缴得相对越多，工薪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3倍就封顶，不必多缴。其中公共财政可以出一些，国企利润上缴也可出一些，这样既可改善所有 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状况，又可缩小贫富差距。这比个税调整、让3000元工薪的人一个月节省十几元钱不知要实惠多少倍。我们何必非要钻个税起征点这个副作用很大的牛角尖呢？
又有人说，当年设立800元个税起征点时，只有极少数人需要纳税。今天经济发展、收入提高了，反而很多人要纳税，难道不是说明了个税起征点应当大幅度提高吗？这个推论的逻辑并不正确。 计划经济时代还没有个税，那并不是件好事，也不值得羡慕。个人所得税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绝大多数人收入还很低，很平均，刚开始引入个人所得税时起征点很高，当然 有道理。但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提高和差距扩大，个人所得税的覆盖面逐步扩大，是个完全正常的趋势。从个人所得税自近代产生的历史来看，也是如此。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公民意识的增强 ，各个国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即一般扣除额）相对于人均国民收入，都是一个不断下降的过程。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个税起征点一般只为人均国民收入10—30%之间，新兴发达国家也相差不大。发展 中国家个税起征点一般要高一些，也有的和人均国民收入持平（如我国）。当然也确有若干欠发达国家个税起征点是人均国民收入的数倍，如同我们当年刚开征个人所得税时的情况。由此可见，个人所 得税起征点相对于人均国民收入的不断降低，既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志。我们不能刻舟求剑。
很多人支持大幅调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不是他们真的在乎或研究过起征点问题，而是人云亦云，或赞成一切减税，反对一切增税。因此一听说个税起征点要上调，就竭力主张让税幅度越大越 好。且不说增减税的道理并不是这样简单，就是减税，也要减在地方，不能该减的不减，最不该减的反而被砍了一刀。在我看来，个人所得税在当今中国就是最不该减而应当增的税。因为自从近代市 场经济大发展以来，个人所得税就是世界上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第一利器。中国市场经济还没搞几年，收入和贫富差距就扩大到如此程度，跟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重太低（只占总税收的6% 多一点，只相当于西方国家若干分之一）、结构扭曲又征管粗放，以至隐形违法收入泛滥成灾。因此现在要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正是要个人所得税大派用场而绝不是其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时。
茅于轼老师近日说，个税起征点可到8000元，因为真正的富人更多靠较难发现的资本收益。茅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但恐怕不能因为富人的隐蔽收入不好发现就干脆连容易发现的收入也把税给减 下来。这一点谢国忠先生就更直言不讳。谢先生近日呼吁政府要少从老百姓头上拿钱，主张既大幅为中低收入者减个税，也巨幅下调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为高收入者减税。谢国忠先生特立独行，多有 惊人之语，然往往并非虚妄，而自有独特眼界，他这次的主张又属如此。只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普遍减税的道理固然自有精妙，但把个人所得税再减少、减没了，用什么去调节收入分配？不缴 个人所得税了，那国家和社会就只能靠商品税维持开支运转。而商品税与所得税相反，是个公认累退性的税，主要靠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支付。如前一阵热闹了几天的馒头税之说就是指商品增值税。 老百姓开门过日子，收入再低，柴米油盐都要纳税的。正如前几天一些人听信谣言抢盐，殊不知一袋2元钱的盐里就有3毛多钱的商品增值税及附加，喝一瓶3元钱的啤酒里就有6毛多钱的增值税、消费 税和城市维护与建设税，而100元的化妆品中更是至少有45元的税。因此，如果要减税，要减的恰恰是这些大众负担的商品税。有些人对拿三、四千元的工薪阶层缴了十几、几十元的个税慷慨激昂、 为民请命，但却对更低收入的更广大民众每天都在缴更多的商品税熟视无睹或默不作声，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这里多少有点做作或虚伪。试想，代表、专家、媒体和大众不对主要由中低收入阶层负担 的商品税进行讨论、进行聚焦，反而恰恰要声讨按收入高低负担的个人所得税，那我们究竟是要缩小还是要扩大收入差距呢？很多人对政府开支不节俭、不透明非常不满，因而主张少缴个税。其实， 从社会发展趋势看，只有不断缩小具有很强隐蔽性的间接税如商品税，而增加个人所得税这种直接税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才能普遍增进公民意识和监督意识。因为当政府开支的相当大部分是靠我们 每个人从口袋里拿出钱来供养和维持的时候，才有助于强化全民监督和问责政府的权利意识和公民责任。
如前所述，茅于轼老师所说富人的隐形收入，确实是收入分配改革不可忽略的大事。不过对于其困难和阻力，我们也要有充分的预计。现在先不说隐形的，就说摆在明面上的资本收益，如房地产 和股市这两个最大的造富机器，你要真想去征税，估计不仅反对者众，而且还会列出一大堆不能征和不该征的理由，给你搞出个穷人不能征、富人也征不得的困境。可见收入分配改革真正难攻的碉堡 ，既大且多，如果我们再在如个税起征点这样似是而非的问题上耗费精力，收入分配改革恐怕最好也只是原地踏步。
话说到最后，这次个税起征点的上调，假定因为舆论、民情的压力和各种利益牵扯考量的平衡，最后大幅上调50%到3000元，如果单就此举而言，固然于绝大多数低收入者无甚好处，但于更高收 入者也不过只是增加了几十到几百块的月收入，说这点恶化就怎样扩大了今天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自然也未免有点小题大做。可见，个税起征点上调只要不是不负责任的狮子大开口，调多一点少一 点对收入分配的真实影响，其实只是个芝麻小事，本来多少可以忽略不计。但调升个税起征点，到底是缩小还是扩大了收入差距，于学术研究是个严肃问题，不可不分辨清楚，否则谬种流传，会害了 后辈莘莘学子。更重要的是，一件明明既不能帮助大多数低收入阶层、又不会缩小收入差距的事引起如此多的共识和共鸣，这其中包含了太多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起征点这个"芝麻"反映的是 政府、两会代表委员、社会各界和大众如何看待个人所得税的大问题。后者是收入分配问题真正的西瓜。现代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已经说明，在市场经济中不发挥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分配调节中的主导 作用，想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是根本不可能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如果政府也乐于回避矛盾、不做直接从个人身上收税的恶人，还是主要靠隐蔽的间接税即 商品税过日子；如果大众、专家和媒体人谁也不喜欢自己直接掏腰包去供养政府和公共事业，而宁愿满足于表面上人人搭便车、让政府在似乎不直接针对自己的商品税上方便拿钱，那么，无论收入分 配改革的调门有多高，我们就必然要准备承受越来越大的收入和贫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的困难和痛苦正在于此。良药苦口利于病。要么吃苦药、要么吃苦果，中国人恐怕躲不过这个选择。
一、中东诸多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枢纽是巴勒斯坦问题，但该问题短期内难以峰回路转，很可能要继续绵延半个世纪。
（一）布什政府匆忙撮合的中东和会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由美国主办、为期一天的中东和会于2007年11月27日在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举行。从形式上看，这是自1991年马德里和会以来规模 最大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和会由美国总统布什提议召开，以色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中东问题有关四方以及巴以周边国家等4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布什先是宣读巴以先前 达成的联合宣言，称巴以定于今年12月12日正式开启和谈，预期在2008年底前就巴以间的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尽管有关各方高调表态，但考虑到种种制约因素，有关方面对中东和会以及巴以重启和谈 的过高期待是很不现实的。布什政府在任7年来，一直没有真正重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目前作为摆脱中东困局的策应，布什政府仓促撮合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尽管这一举动有值得肯定的积极面， 但会议只是布什政府以及有关方面的政治秀，对此次布什政府谢幕前的匆忙举动不宜抱过高期望，重启之后的巴以和谈何去何从还要拭目以待。国际社会真正重拾中东和谈机制与框架恐怕要等到2009 年美国新总统上台后再行观察。巴勒斯坦问题充满复杂性。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端两个内容，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沿岸，该地区 充满传奇但又多灾多难。在这里，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本是有共同祖先的亲兄弟；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地。二战后，四次大规模中东战争都与该问题有关联，并给地区民众造成惨重损失和巨 大创伤。人们对和平望眼欲穿，充满期待，但中东和平进程绵延至今，举步艰难。总体看，以2001年初美国和以色列政府相继更替为标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巴以关系发展实际被划分为两个阶段， 即取得重大成就的大发展阶段和新世纪初以来陷入冲突、倒退和停滞的阶段。巴以和平进程从1991年以来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其中最棘手最关键的问题如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难民问题、边界问 题、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以及水资源问题等远未解决。2000年9月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袖沙龙冒然闯入耶路撒冷的穆斯林清真寺引发的大规模冲突绵延数年，至今巴以双方恨意绵绵，仇视心理强烈。几 年来，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的各种谈判机制和框架实际上已经被搁置，巴以和平进程实际上已经因近年来巴以持续冲突与仇恨、以色列的单方面行动以及巴以政局变化而死亡。
（二）掣肘巴以和谈的客观棘手问题。观察巴以局势发展一定要注意看其实质和历史，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发展变化往往影响对巴以时局总体趋势的判断。涉及到难民回归、边界划分、耶路撒冷最终地 位、定居点拆除、水资源分配等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巴以一贯归于缁铢必较。从历史经验看，即使达成一些协议，协议实施起来依旧障碍重重，巴方的极端组织和以方的右翼或极右翼势力总能找到理 由或方法使之流产或夭折，最后不了了之。布什政府严重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以色列政府的不稳定性、巴方内部的协调程度等诸多问题，也都是影响和谈的重要因素，布什政府在该问题上的超脱和严 重偏袒是导致极端势力袭击美国的重要因素之一。边界划分和水资源分配。阿拉伯国家一直要求以色列遵守联合国第242号和338号决议，以"土地换和平"，要求以1967年战争以前的巴以边界线作为 标准，要求以色列严格履行奥斯陆协议和"路线图"计划，以色列前总理沙龙的单边行动计划只能是"路线图计划"和奥斯陆协议的一个进程和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而从沙龙的观点看，以色列至 多希望顺利履行"单边行动计划"，即交还加沙全部和约旦河西岸50%左右的土地，比巴实际要求的领土要少一半左右。而回溯2000年戴维营谈判时，当时的以总理巴拉克曾答应出让约旦河西岸96%的 土地，阿拉法特当时慑于国内压力和一些阿拉伯大国的反对而没有签字；目前的形势下，现任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更不会签字画押。耶路撒冷最终地位问题。该城作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宗教 圣地，双方都有各自强硬立场。尽管该城市被以实际控制，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一直要求获得其应得的领土和宗教权利。伊斯兰教在耶城统治时间长，从公元七世纪到上个世纪犹太人大批返回前， 在此生活了一千多年的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已将耶城变成了一个完全阿拉伯化的城市。19世纪以来，随着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大批返回巴勒斯坦，他们同住在这里的阿拉伯人为争夺土地和宗教权益的 斗争也愈演愈烈。1947年11月联合国决议规定耶城国际化。1948年英国委任统治结束，以色列宣布建国，阿拉伯国家强烈反对，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战争结束后，停火线将耶城一分为二，以色列控 制了耶城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约旦占领了老城及其以北和以南地区。1950年以迁都至耶城以占领区。1967年中东战争后，以占领了约旦控制区，耶城重新统一。后来以一直宣布耶城为其永久和不 可分割的首都，但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迄今对此不予承认。1988年11月巴勒斯坦也宣布建立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由于耶城问题错综复杂，1993年9月，巴、以双方达成原则宣言，规定耶城 归属问题留待最终谈判时解决。但以历届政府一直在谋求实现"大耶路撒冷"计划，并付诸于一系列具体行动，致使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进程一再严重受阻。据报道奥尔默特2007年10月15日暗示他可 能愿意分割耶路撒冷，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出信号，愿意与巴分享这一历史名城，但实际发展可能不顺利、不简单。巴难民回归问题。400多万巴难民的回归问题几乎一直是巴以和谈中不可逾越的关 键所在。以惧怕巴难民回归被占领土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人口比例将会发生颠覆性变化，因此坚持巴难民在所在国就地安置，以对其做出补偿，实际剥夺了其回归权。这是巴方所一直拒绝的。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沙龙的"单边行动计划"将撤出加沙地带的全部定居点以及约旦河西岸的部分次要定居点，但以不会撤出西岸地区的许多重要定居点，而是继续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让从加沙 地带撤出来的犹太人居住，引起巴方强烈不满。
（三）巴以内部都面临反对势力，决策层面临重重阻力。巴内部的哈马斯、杰哈德等激进组织的斗争方式和策略有所改变，但其设定的民族解放目标不会有多大改变，它们今后继续袭击以的可能仍是 存在的，而一旦袭击连续发生往往就破坏和谈。巴内部斗争激烈。2007年2月8日，巴勒斯坦两大主要派别法塔赫（巴民族解放运动）和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在沙特阿拉伯麦加正式签署"麦加协 议"，双方就建立民族联合政府、新政府政治纲领和重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等问题达成一致。但好景不长，2007年6月，巴勒斯坦内部哈马斯和法塔赫发生严重火并，巴民族权力机构主 席、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宣布解散民族联合政府，组建紧急内阁并受到美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尽管两个派别都拒绝宣布单独建国、不敢承担分裂国家的责任，但巴勒斯坦内部事实形成两大派别各自为 政的局面。在以色列内部，同样存在强大的反和谈、反让步的政治派别和民众。犹太圣经联盟、移民党、沙斯党、"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等许多反和派别立场非常保守。2007年11月27日中东和会后 ，以色列的利库德集团也反对向巴方作出任何让步，并号召沙斯党和"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退出联合政府。沙斯党和"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分别控制12个和11个议席。如两党退出，奥尔默特领导 的联合政府在120个议席中将只控制55个，政府即可再次面临不稳定问题。以副总理兼工业贸易部长伊沙伊已经表示，如果奥尔默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向巴方让步，他所在的沙斯党将退出联合政府。 20多万定居者多数反对拆除定居点，且其活动能力非常大。而如巴勒斯坦一样，目前的以色列同样缺乏一个强势政府和威望很高的领导人，在关键时刻做出决断并左右局势发展。美国受制于国内犹太 人势力以及美国与以色列的战略盟友关系，不可能对以色列真正施加强大压力、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国家的作用不大，有时产生负面影响。从表面上看，阿拉伯国家都对巴以局势紧张深表 焦虑，但出于争取美援、显示本国在中东影响力等考虑，个别阿拉伯国家内心里并不愿该问题尽快彻底解决。2000年7月和12月，在克林顿极力撮合巴以和谈即将取得突破的时期，阿拉法特和巴拉克 也想一鼓作气，争取取得重大进展。当时，以总理巴拉克的让步是空前的、至今也是绝后的，但阿拉法特正是因为顾忌一些阿拉伯大国的警告而退缩了。
（四）中东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走和平之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是闪族，有共同祖先，有基因、历史和语言等多种基础，尤其他们之间的血缘联系源远流长。阿拉伯人在19世纪末对前来移居的少 量犹太人友好相待，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也并未因宗教信仰差异而虐待待犹太人。近代和现代的积怨造成了犹太人把部分曾经的苦难加在巴勒斯坦人身上，这是有失公平和公正的。从现实角度看，巴以 双方都要作出痛苦妥协才是关键，对此双方上下都要保持理性。巴方民众真心盼望和平，但巴方民众应当理性地看到，完全坚持联合国有关决议、不能有丝毫动摇目前看是不现实的，从以方看，一味 坚守利己不利他的所谓底线、拒不作出实质妥协也是行不通的。贯彻和平政策和实现和平需要大智大勇的新思维，用超常的胆识和谈判思想，用理智和务实的高屋建瓴态度，思考和解决中东问题并实 现国家的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阿拉法特生前的某些思维有要调整的地方，但他的主流和威信都是不可抹杀的。阿巴斯务实理性，认识到和平建国的可贵，在实现中东和平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和远见 ，但他的理想和目标实现，需要来自激进组织，还有美国、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等多个方面的配合，但目前看这样的好牌局还无法出现。
二、领土、领水纠纷与民族矛盾盘根错节，短期内无法克服。
第一、领土争端严重并与民族矛盾交织。殖民主义者曾在其殖民统治区采取"分而治之"等政策，给中东留下严重隐患。伊朗与伊拉克、伊朗与阿联酋、沙特与卡塔尔、卡塔尔与巴林、埃及与苏丹、 摩洛哥与西班牙、也门与厄立特里亚、叙利亚与以色列、黎巴嫩与以色列等国家之间均存在领土纠纷，不少国家曾经因领土问题而兵戎相见。目前，少数领土争端已基本解决，部分悬而未决但有所缓 和，部分仍处于僵持状态。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塞浦路斯岛上希腊与土耳其两族之间、库尔德族与其他民族之间以及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也都与领土要求交织在一起，解决起来异 常困难。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矛盾实质是领土问题，领土问题贯穿巴以争端、叙以争端和黎以争端。约旦与以色列1994年签署和平条约后，双方已经进行了边界划分。巴以边界划分相当棘手，由于领 土划分直接涉及两族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生存或生活，双方斗争异常激烈，谈判异常艰苦。叙以之间的领土争端相对简单，主要涉及戈兰高地的归属问题，但两国谈判2000年中断后一直未恢复。鉴于 黎巴嫩与叙利亚的特殊关系，黎以谈判与叙以谈判仍基本保持同步。以色列巴拉克政府2000年5月执行联合国425号决议、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后，黎以领土争端基本获得解决，但萨巴阿农场归属未 确定，以色列坚持认为该地属于叙利亚，要将其移交给叙，而黎巴嫩坚持对该地的主权归属。塞浦路斯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英国殖民者统治塞岛的80多年里，利用了岛上的希腊 和土耳其两族的矛盾，两族的分歧也反映了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在塞问题上的矛盾。多年来，经多方斡旋，两族举行了多轮会谈，但双方在安全、领土、财产及权力分配等问题上依然存在很大分歧，该 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库尔德问题近来明显升温，土耳其在此问题上态度趋于强硬。库尔德民族分布在土耳其、伊朗、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涉及库尔德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突厥人等多个种族 ，库尔德人一直想在其聚居地区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但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这一愿望难以实现。由于苏丹边界是十九世纪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和实行殖民统治时人为划定，苏丹达尔富尔地区 的不少部落曾被划到不同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达尔富尔地区发生干旱，来自该地区北部甚至乍得等邻国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大批迁徙至达尔富尔中南部地区以寻找草场和水源，致使当地人口过度膨 胀，阿拉伯移民与当地非洲黑人部落之间因争夺土地和水源而发生的冲突明显增多。近年来，伴随该地区的石油开发，部族之间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邻国也以各种形式卷入其中。可以说， 达尔富尔问题背后涉及复杂，它是水土资源匮乏、部族冲突、宗教矛盾、地区被边缘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受南方内战影响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
第二，水资源争端也非常复杂。中东地区幅员辽阔但严重缺水，水资源只占世界总量的0.4%。该地区有三个主要水系：两河水系、尼罗河水系和约旦河水系。伴随该地区水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资 源纷争进一步加剧。两河均发源于土耳其东部山地，流经土耳其、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四国，四国关系一直微妙，土耳其在该问题占据主动。非洲的尼罗河流经9个国家，埃及和欲与其共享该河水 资源的上游国家之间矛盾丛生，其中与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之间的矛盾一度比较突出。约旦河的水量虽然只有尼罗河的1%，但它是巴勒斯坦地区唯一的水源，也是阿以冲突的焦点之一，巴勒斯坦、黎巴 嫩、约旦同以色列围绕该河水源利用问题进行过殊死斗争和艰苦谈判。叙以谈判最为棘手的问题也包括太巴列湖水资源争执。苏丹达尔富尔是苏丹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的地区，当地居民多从事家庭畜 牧业。达尔富尔地区的气候由北向南呈现出由热带沙漠气候向热带草原气候过渡的特征，降水量也从北向南逐渐递增，这是当地居民争夺水土资源的重要自然因素。
三、中东充满着复杂的宗教和教派纠纷，鉴于宗教问题的长期性积淀和发展，许多问题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历史久远，几乎无法得以解决。
（一）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存有矛盾。中东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耶路撒冷位于巴勒斯坦中部，面积只有158平方公里，人口约65万。其历史最早 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作为三大宗教的圣地，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已经超出了普通的领土范畴。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起源及传播都与耶路撒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各宗教与耶城关联密切 ，甚至有些宗教圣迹已有些难分彼此了，如着名的"神庙山"上有一块巨石，犹太教称它是亚伯拉罕杀长子以撒祭献上帝耶和华之地；基督教则称该处是上帝捏土造人的地方；伊斯兰教则称此石是先 知穆罕默德由天使陪同登霄的踏脚石，穆斯林为此还于后来在此建筑了着名的萨赫莱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教内部如逊尼派、什叶派、苏菲派等派别之间也矛盾重重。在伊拉克，萨达姆统治 以逊尼派为基础，其被推翻后什叶派获得参政和平等权利，两者今后的争端还将继续发展。多数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是逊尼派。什叶派穆斯林在伊朗、伊拉克居多，但海湾国家也生活着大量的什叶派 穆斯林，所以1979年以来海湾和其它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什叶派教义输出抱有警惕。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是导致发生两伊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与伊斯兰温和派 别之间的矛盾常常导致国内政局动荡。黎巴嫩的教派结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黎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一的由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两大类居民组成的国家，其中穆斯林又分为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 。黎巴嫩全国只有1.04万平方公里面积、400多万人口，在1975-1990年内战时期却曾有分属于两大宗教派别的100多个党派团体、30多支民兵武装和数十家电台。目前，该国的教派分歧依然非常明显 ，西方国家、伊朗、叙利亚等国某种程度上也是通过支持与其相近的教派影响该国局势发展，2006年的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就是非常明显的例证，近年来黎巴嫩发生的一系列暗杀事件据 分析与外部影响有关。
（二）伊斯兰教需要改革，但伊斯兰世界内部堪当宗教改革的领袖人物难以出现。伊斯兰教自诞生至今并未接受过深层次的宗教改革，历史经历与现实发展证明，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内的伊斯兰 社会需要从内核上主动进行类似于16世纪欧洲基督教推行的宗教改革，进一步融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未来伊斯兰教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理论家、思想家和宗教上层领袖能否以高屋 建瓴锐利视角和胆识，开创性地对《古兰经》做出新的解释，增添新的现代社会内容。但是，要出现类似超越于国家和民族之上、具备远见卓识的伊斯兰宗教权威和前瞻人士决非易事。现有的伊斯兰 思想家更多强调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教的背离，在一些妇女地位、人口控制等涉及人类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态度非常保守。伊斯兰教呼唤具备崇高威信和能力的改革领袖人物，推动伊斯兰社会的宗 教和社会改革，使之最终融入现代社会发展洪流，并最终具备自我发育和自我发展能力。例如，推动土耳其世俗化现代化先河的国父基马尔，再往后有埃及的纳赛尔、萨达特。叙利亚、伊拉克尽管仍 面临诸多问题，但这些国家的世俗化已做得较好。
现代土耳其是凯末尔按照西欧国家社会模式建立的，实行政教分离，同时保留文化传统，允许伊斯兰教在私人生活领域发挥作用。从国家建立至今，一方面现代文明和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想加快了土民 族认同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伊斯兰文明又在占人口绝大大多数的群众中发挥着巨大影响。长期以来土就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体，但土在处理现代与传统、宗教与改革之间的多样性问题上较好地 保持了统一性和稳定性，保持着它"世俗的国家，信教的民族"的平衡特征：努力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同时又以西方改革模式加入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在世俗化和现代化的主流发 展方向指引下，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业绩而发展成为中上等发展中国家。国父凯末尔奠定了土耳其的世俗化基石和现代化方向，军方也努力维护凯末尔思想，国家发展大势不会轻易被撼动 。伊斯兰要迎头赶上现代文明，这种有清醒头脑的现代精英是必不可少的。但当前实际分裂的伊斯兰世界依然缺乏类似的改革领袖。既然伊斯兰内部暂时无法出现这样的改革领袖，靠外部强加和推动 改革并非好的选择。布什政府试图在几年内催生"民主、自由"并实现彻底的宗教融合并不现实，甚至是遥不可及的缘木求鱼式设计。涉及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热点问题在未来很长时期内会持续影响地 区局势，特别是美国不合时宜、没有理由地抛出所谓"文明冲突论"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将导致美国与该地区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对立与对抗。
（三）客观看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对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宗教与文化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重要思潮，它强调遵循建筑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的政治主张，认为国家和 社会都必须以伊斯兰法作为合法性基础，除真主外没有别的政治合法性根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伊斯兰法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要求严格遵循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原旨教义和传统，将伊斯兰教的本原 精神视作推动宗教复兴和社会改良的动力，使社会生活全面伊斯兰教化，最终消除腐败和各种外来异端学说，清除西方腐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污染，重建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以古代麦地那哈里发国 家为楷模的理想伊斯兰国家、社会和秩序。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只是主张回归伊斯兰教本原教义，但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实际上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不同的 概念，对此要注意区分。劝导与革命是温和与激进的两种原教旨主义派别实现伊斯兰的两种道路。温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一般主张通过公众压力促使统治者做出让步，进而推动伊斯兰改革。作 为激进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派别，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伊斯兰教政治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它主张以伊斯兰教为旗帜，以穆斯林极端分子组成的社团或组织为基础，以极端的暴力手段达到其净化信仰、排 除异己、确立正义的目的，最终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下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和不受地域限制的统一的"伊斯兰社会"。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当代文化现代化、世俗世界观与伊斯兰传统文化、宗教世界观之间紧张状态的产物。它在感官上排斥源自西方的现代化，却又接受工具现代化，其行事理念和方式存在矛盾。其主 张代替不了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学说和经济政策，更无法解决当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提出的许多新问题。面对全球化下的经济与科学加速发展态势，在寻找适当发展模式问题上原教旨主义无所作为。从 表面上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是目前全球化进程中令人困惑不满的现象和非理性结果之一。其实，因其高调标榜维护本土传统文化和核心宗教价值观，注意迎合中下层穆斯林群众要求改 变不良现实、实现社会正义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在伊斯兰世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当前和今后，只要政治腐败、领土纠纷、贫富悬殊、经济停滞和教育落后等问题没有解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要 凭借其迷惑性而继续发挥影响和作用。既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属于社会现象、民众心理和政治问题范畴，就必须相应采取政治和社会手段对症下药、标本兼治，逐步消除极端主义的孳生土壤，单纯采 取军事手段只能激化矛盾。只有深刻反思并切实处理好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建立一个相对平衡和公正的国内经济与社会体系，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伊斯 兰原教旨主义才最终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四、受到政治发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各类矛盾交织等因素影响，在全球化大潮和大国干预面前，中东国家自身的力量有限。
第一，各国政体复杂多样，现代政治发育并不完整，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二战前，多数中东国家的政体是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制。战后，许多原来的君主制国家转而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制，但不少 国家的共和政体仍带有比较浓厚的传统历史色彩、宗教色彩并实行事实上的总统终身制。政治体制比较完善的代议制民主国家如以色列和土耳其，其它政体还有君主立宪制、君主专制制及酋长制等。 子承父业、弟承兄业的政权延续方式仍在许多中东地区国家存在。中东的近代和现代史多次表明，政治制度发育相对不成熟容易引发局势动荡，容易出现集权统治者个人。如果统治者治理成功则在一 定时期内推动国家发展和地区稳定，否则其统治方式易给国家带来发展延宕，个别地区霸权主义者历史上还曾多次给中东带来动荡。在经济发展方面，中东地区许多国家缺乏激励发展的内生机能和科 技创新能力，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过于依赖能源支撑，缺乏发展后劲。同时，不少国家的社会问题严重，腐败成风，经济发展失衡，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越来越多的人把原教旨主义视为实现" 社会公正"的希望和出路，原教旨主义势力趁机煽动宗教狂热，不断采取暴力恐怖活动，导致国内政局不稳。
第二，地区国家无法形成反抗大国介入的统一阵营和合力。目前以伊朗为核心，伊斯兰教什叶派阵营已经在美国的高压下形成并进一步增强凝聚力，但今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伊朗政策存在重大调整 的迫切性和可能性，由于布什政府的强烈敌视而结成的中东反美阵营不会长期维系。实际上，伊朗、叙利亚、苏丹等国内心也都希望与美国缓和关系，并与之实现关系正常化、借机融入国际社会，它 们并不愿意与美国为敌。只要美国政府改变敌视政策，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短期内将出现较大幅度缓和，2000年美国与伊朗关系明显转暖，克林顿政府已经考虑与伊朗实现关系正常化问题了。阿拉 伯国家联盟的存在和团结更多具有象征意义。22个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取向各异，内部矛盾重重，无法形成整体合力，伊斯兰会议组织50多个成员国也存在类似情况。从总体上看，大多数中东地区国家 在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种族差异等许多方面存在或这或那的缺陷和不足，在全球化浪潮和国际体系分工中处于边缘地位，尤其是诸多难以克服的深刻矛盾涉及绝大多数地区国家。这些因 素都导致中东地区国家无法形成与大国进行讨价还价的实力与合力，容易被外部大国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它们长期操纵地区局势，引发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地区局势持续动荡。
五、能源因素与地缘因素仍将长期存在并引发大国对中东的觊觎和争夺。第一，丰富的能源储备成为吸引外部因素介入的重大因素之一。世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及其地缘分布的严重失衡，使能源因素 成为各国制定对外政策和处理外交关系的重要参考要素之一。中东是当今世界最主要、最大的石油供应基地，有"世界油库"和"石油海洋"之称。中东石油蕴藏量之丰、油质之好、开采成本之低、 运输之便捷，令世界其他地区难以望其项背。中东地区95%以上的油田储量超过5亿桶，属较大油田，储量在10亿桶以上的大油田有38个，储量在50亿桶以上的特大油田有15个。中东石油储量的98.3% 集中在海湾及其周围10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中东石油的探明储量占世界总量的62%，仅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联酋等国的探明储量就分别占世界的22%、11%、9.7%、8.3%和 8.2%。2004年 底，全球天然气探明储量为180亿立方米，中东占40.6%，世界石油储采比至少可维持50年以上（中东为90多年）。中东的石油不仅是阿拉伯经济的命脉，也是西方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柱，同时在 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本地区政局的变化和国家间的关系。美国、西欧和日本对海外石油的依存度分别为51%、60%、99%。其中美国25%、欧洲60%、日本80%的石油进口都来自中东。"9·11"事件以来， 美国对外政策激变、地区形势动荡、世界经济发展强劲、产油国形势不稳、国际投机商炒作等诸多因素，使国际石油价格从2001年初的10多美元/桶骤然攀升到2007年的接近100美元/桶。但总体看， 国际石油储备充足，并不存在石油枯竭一说，国际石油价格其实深受美国对外政策影响。如美国的新政府调整对外政策，则在2010年前后国际油价仍有望大幅度回落到40美元左右/桶（按照2003年美 元汇率）。但无论石油价格高低，大国都不会放松对中东石油的高度关注。第二，重要的地理位置一向为大国所觊觎和争夺。中东地区是亚欧非三洲的接合部，地理位置非常显眼而重要，且正好位于 东半球大陆的中心，素有"五海三洲之地"之称。中东周围环绕着黑海、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里海和波斯湾等国际海域，这些海域大大便利了中东与世界各地的联系。沟通上述海域的博斯普鲁 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等，是重要的国际航道，也是扼守这些航道的重要门户。中东地区这种适中、临海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东方和 西方的十字路口，是从欧洲经西亚到北非的联系纽带，从而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所必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