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10年经济政策的主要错误

　　——2011年6月19日在广州的讲演提纲

　　按：当前中国陷入了高通货膨胀、贫富严重分化、社会对立、矛盾激化的危险状态。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与经济发展方向和路线的失误有关。反思中国近10年来经济方针及政策的重大错误，盖有：

　　一、不顾一切地发展私营经济，不惜代价地实行私有化，不仅极大地损害了普通劳动者们的利益，扩大了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而且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被侵吞，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 益。为了将中国的国有银行私有化，借口"在银
行股份化改造中引进战略投资者"，以惊人的低价将中国大型银行的股权"卖"给外国金融机构，使中国人民的财产至少损失1万亿元。

　　实行权贵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攻坚"，不顾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反对以"卖"为名将国有企业低价送给私人，以致引发了以2009年通化钢铁公司上万职工抗争为标志的群众性反抗 事件；为了发展私营企业，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为借
口，极力向没有长期经营能力的私营企业输送贷款，为此而阻挠为防止通货膨胀所必需的信贷紧缩，造成并加剧了通货膨胀； 把使房地产商和少数投机倒卖城市住宅者暴富作为政策目标，借口增加私人所有的
住宅，竭尽全力地扩大各种以私人住宅为抵押的银行信贷，造成了城市住宅售价的暴涨和空前的房地产泡沫 。

　　二、不切实际地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率，过度扩张名义总需求，一再造成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使中国再次面临停滞膨胀的威胁。这种倾向明显地表现在2003年以后。中国每年潜在产量 的增长率没有超过10％。

　　在2002年以后，为了达到年平均超过10％的经济增长，过度增大货币供应量，刺激经济在短期中过快增长，以致2007出现了过热期都罕见的14％的过高增长，使中国的实际产出由低于潜 在产出变为显着高于潜在产出，导致 2008年出现了显着的通货膨
胀。由于不愿将过高的经济增长率真正降到长期可持续的水平，2008年为制止通货膨胀所作的紧缩中途夭折，很快就借口"抵御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而转向肆无忌惮地扩张总需求，将2009年银行信贷余额的增长率提高到在高通货膨胀期也少见的30 ％的水平，以致过快增长的货币存
量导致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显着高于潜在产出的增长，使中国的实际产出重新变为显着高于潜在产出，造成了2011年的严重而且很难下降的通货膨胀。 这种追求过高经济增长率的过度扩张总需求政策，正在将中国一步步拉向1987年
之后的10年中国所陷入的那种类似停滞膨胀的困境之中。

　　三、承袭了30年来将一切融资行为都信贷化的错误倾向，拒绝通过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对整个经济进行调节，不注重发展依据私人和法人信用的票据贴现以真正满足工商业实 体的融资需求，而是尽可能膨胀信贷，单纯依靠增加银行贷款
来扩大宏观总需求，支撑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融资需求。

　　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了带根本性的流动性过剩，导致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许多资产市场甚至一般产品的交易中都出现了惊人的泡沫，售价暴涨暴跌，极大地增加了整个经济的不稳定 ，直至造成了通货膨胀；形成惊人泡沫的城市住宅售
价窒息了真正出于居住动机的居民居住需求，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人民福利的损失；

　　另一方面，信贷交易的劣根性使无论如何膨胀的信贷规模都无法减轻穷人借款的利息负担，反而由于信贷融资的恶性扩展而形成了强大的高利贷利益集团，正在将整个中国经济导向窒息 产业发展的高利贷经济，而高利贷经济正是人类社会制度中最
无耻、最黑暗的制度之一。

　　四、听信西方骗人的"自由贸易"谎言，荒唐地追求实行"贸易自由化"，拒不实行坚决保护本国产业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错误地坚持履行加入WTO时所作的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各种承 诺，而且被诱骗在"贸易自由化"的自残道路上越走越
远，甚至还要与产业竞争力远远强于中国的日本、韩国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式的"自由贸易区"。

　　这种"贸易自由化"的努力表面上换得了短期内对外贸易和贸易顺差的高增长，却付出了支出巨额的出口退税、长期保持人民币对美元低汇率等等招致中国人民受外国巨大剥削的昂贵代 价，还导致西方以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为借口用贸易
制裁相威胁，使中国最终必须以开放国内市场、增加进口的方式降低贸易顺差，从而最终实现了"贸易自由化"所要求的放弃对国内产业 的保护。

　　这一整个被西方人以"贸易自由化"来摆布的过程，导致中国最近十年有高速的经济增长而无实质性的产业升级。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可以靠高关税保护奠定家庭小汽车生产的基础并以 本国产品占据了国内家用电器市场，而最近10年的贸易政
策却使中国的民用产品升级换代全面停滞，以致每年进口液晶平板400亿美元，进口芯片1200亿美元，进口芯片金额超过进口的石油、 铁矿石等任何矿产的金额！

　　这样下去，不但中国将永远停留于低工资的不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五、继续近30年来实行的优待外资挤垮中国民族产业的错误政策，纵容甚至鼓励外资抢占中国的投资机会，扼杀中国的民族产业。为了讨外国政府和外资企业欢心，连中国政府的采购都 不敢对中国的自主创新产品实行优惠，外资企业在中国成了中
国政府法律法规不敢管的特权太上皇。

　　在这样的纵容下，外资企业已经在中国国内的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中国的市场成了像美国的通用汽车这样濒于破产的外资企业最后的赚钱天堂。特别是中国国内的新兴技术密集产业， 如家用小汽车、手机和计算机行业的生产，都被外资企业所主
导，外资企业产品、外资品牌在这些产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外资企业占据中国的高附加值产业，导致中国民族产业没有足够的投资机会，在国内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不足，大量资金通过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外流，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极其荒 唐的国内外资金对流：中国一方面每年净流入近2千亿美元
的私人资本，另一方面，每年又通过政府外汇储备的增加流出约4千亿美元；流入的外资年平均利润率10％以上，流到国外的中国外汇储备年增值（利息率）等不到5％，而且还往往面临血本无归的危 险。过多的外汇储备造成了基础货币过多、货币存量过
大而造成金融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并迫使中国的货币当局不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将准备率提高到惊人的高度，彻底扭曲 了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

　　六、放弃必要的实物性和产业性经济计划，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结构扭曲。由于拒绝制订和实行有约束力的整体产业发展计划并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保障执行计划的资金。

　　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极度扭曲，个别年份净出口和住宅建筑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5％以上（住宅投资完成额加净出口占GDP的比重，2008年为13.6％，2009年为11.3％），为美国这 个百分比的3倍；同时，中国的军事工业落后导致的军事装备落后
的状况仍未有根本的改观；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仍然徘徊在很低的水平上，少数达到先进水平的研发成果也很难转化为 企业化的生产。

　　中国自主的装备制造业还需要在生产和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大多数民族产业和企业离世界先进水平都还有很大差距，需要给予大量的投入和大力的扶植；为进一步发展为真正的高收入 国家，需要进行巨额的投资来发展产业以替代当前巨额进
口的各种高技术产品，所有这些又都要求在这些方面投入巨大的生产能力。

　　不将中国的生产能力投入到这些真正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方面，而逼迫它们为外国人生产将来可能没有什么真正的回报的出口产品、造被当成金融资产倒卖而不供人居住的住宅，这是最 大的资源配置扭曲，而这样的资源配置扭曲，根源在
于拒绝制订和实行有约束力的整体产业发展计划并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保障执行计划的资金。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 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
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

　　目前中国所有被毙、被抓、被双规的贪官，其金额和罪责加起来，恐怕都难以与这一利益集团相比拟。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 根错结、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
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新捆绑政策论

　　近二十年来，国际和国内媒体一直在炒作"21世纪是中国世纪"或者"21世纪还是美国世纪"。这些话题日积月累所造成的势能几乎已经把中美两国推上了一个骑虎难下的巅峰擂台。

　　"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还是美国世纪？"这是一个引导大国战略的真命题，但也有可能只是一个伪命题。。我们姑且假定它是一个真命题，那么就产生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状况：由于这个命题的实质就是21世纪谁是世界的领导者的问题，所以必然导致一个持续的局面：中美竞争-----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实施从经济到文化，从文化到政治从政治到军事的一系列硬措施和软措施。中国为了对抗遏制也相应地采取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措施。这种局面如果不加以改变，必然引发中美对抗（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形的）。。

　　从历史来看，科技的发展始终是改变现代国际政治面貌和国际关系面貌的内在动力。。二战以来，改变世界政治布局的决定因素其实就是新科技应用，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新武器----核武器的应用。我们知道，二战的终结的标志就是美国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

　　近年来，随着生物科技和电子科技的突飞猛进，网络武器，基因武器开始出现。。这类新武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大国竞争的核心---军事竞争的原貌。。就拿基因武器来说，它可以是一种无形的，无污染的大规模的灭绝性武器。。这种武器的威力从现实意义来说是比核武器还要大许多倍的。类似这种武器，如果加上巧妙的利用，那么作为被攻击的一方来说是防不胜防的……而目前阻挡这些武器使用的障碍仅仅只是人类道德。。，但是如果一旦这些武器的研制取得关键性突破，比如说当这种武器演化成一种麻醉性的武器的话，那么其应用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顺着这个思路去发展。，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即将进入白热化阶段的中美争雄的竞争中，会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正在潜行：：新武器的持续高速研发跟新战略的断续缓慢调整正在做着致命的时间

　　赛跑。这个过程可能是十几年，几年，也可能是几个月。

　　就政治板块来说，美国不单是美国，美国的一边几乎是整个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中国以外的世界。如果中美两国发生正式对抗，最终演变成的局面很有可能就是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对抗。就最近东亚和南海的局势，如果深入分析是不难从中找到足以证明以上结论的论据的蛛丝马迹的。。

　　由于时代的演进，中美关系已经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中美和则世界和，中美乱则世界乱。中方要建设和谐世界，或者美方要建设和谐世界，都回避不了中美关系的重新调整。。

　　决定中美关系好坏的因素可以很多，归结起来只有一条，就是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解决方案展开来可以一分为五：1.美方接受中方的意识形态。2.中方接受美方的意识形态。 3双方互不接受对方意识形态。4.美方部分接受中方
意识形态。5.中方部分接受美方意识形态。。

　　第1种方案几乎不可能。第2种方案可能性也比较低。第3种方案是正在进行的，可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第4种方案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时间上要往后推。第5种方案可能和可行性都比较大。。

　　由于近代以来科技及其带来的一系列自然和社会形态的巨变，全球化成了一个无论从历史或者是现实的角度来看都难以阻挡的趋势。

　　全球化是迟早问题，而问题的问题是以何种秩序，何种形式出现的全球化。G2是近年美国提出的一个计划。。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目前，中国政府还是没有积极回应。反对意见里边最重要的一条应该是这样的： G2计划里边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谁吃掉谁的
问题。。中美联合，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其二，是快吃掉还是慢吃掉的问题：一旦G2计划启动，速度如何调控？互信如何保证？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问题。。

　　此外，困扰着G2计划实施的障碍不仅仅有经济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因素。因意识形态各异而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解决？…虽然前路布满荆棘，但是所有这些问题也都不是一些不可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用捆绑的办法来解决。 。

　　新捆绑政策就是这样一种办法：它所要达到的效果和目标就是要造成这样一种态势：同舟共济，利益互动； 一荣俱荣，一毁俱毁。捆绑一起，慢慢趋同。这种态势一旦形成，就意味着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从
短期来看，是美国"吃掉"中国；但从长期来说是中国"吃掉"美国，或者互相吃掉。这样一来，谁吃掉谁的问题就实际上不存在了。

　　现在，就关于新捆绑政策的大致思路，我将一些细则和一些想法提出来与大家探讨。

　　1.关于军事捆绑

　　新捆绑政策是相对于旧的捆绑政策而言的。其实捆绑政策早就有了。。"核捆绑"就是捆绑政策一种。。

　　"核捆绑"指的是有核国家为了防止一个核战力强于己方、而己方难以打击的第三方对自己发起核攻击，通过己方核力量将某个具有更强核能力的国家捆绑于己方的战车上。

　　"核捆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如果有一个核国家出了差错， "核捆绑"程序就会无情启动，其结果就是世界末日；但是不捆绑同样危险。自从核武器为几个大国所掌握以来， 西方的学者已经多次预报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末
日。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地球仍然平安无事。而 "核武器效应"也正是中国赢得几十年和平与发展环境的根本基础。所以这种捆绑的意义是长远的。

　　如果说， "核捆绑"是形势所迫，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随着军事科技的革命性转变，（比如随着基因武器的实战性变革，传统的人民战争将失去意义）新的军事捆绑将亦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新型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军事斗争的最终出路只能是一条：化敌为友。

　　近年来，尽管中国多方面表达和平崛起的理念，但是西方国家还是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的根源可以说是来自于人类"党同伐异"的本性。从某种思维来判断，这种不信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军事上的互信，仅仅是扩大两军的透明度还是不够的。真正的互信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机制上。这种机制应该要犹如一堵石墙，石墙的石头犬牙交错，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这种态势也就是一种捆绑的态势。在这种态势下，两军的关系就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我灭不了你你也灭不了我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有点类似北约联军的关系，但是又不同于北约联军。

　　建立这种机制可以在参考北约联军的基础上加以深入的改进。

　　2.关于经济捆绑

　　关于经济捆绑，首先讲一下单一经济（ single-product economy）。单一经济最初是指某国主要依靠生产和输出一种或几种矿产原料或农产品来维持国民经济的片面性经济结构。

　　单一经济能够起到很强的捆绑作用。比如在一个国家里边，如果某一些分裂倾向的省区。如果它是实行了单一经济的，那事实上是很难分裂出去的。

　　就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单一经济的形成，与当地的自然条件、物产资源有关，但主要是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它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长期侵略、压迫和掠夺殖民地、附属国的结果。

　　但就当今世界的主流意来看，泛全球化的倡导和推动者追求的国际关系显然不不是宗主国和殖民主地的关系，。而是全球化的合作分工的经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关系。新型单一经济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已经捆绑在了世界经济的大船上。中国经济现在是不能也没有必要脱离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只能因势利导，主动地把经济现状演化为一种经济捆绑的格局。在这方面中国是有经验的，二十年来中国大陆通过经济投资合作，成功地对台湾的经济实施了捆绑，有效地遏制了台独，这方面经验应该是丰富的。如果能把这种经验推广开来，通过国际分工合作，达到中国兴则欧美兴，中国败则欧美败；那么和谐世界的经济捆绑就可以算成功了。

　　3.政治文化捆绑

　　政治文化问题，是实现世界和谐的根本问题。政治文化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属于历史问题。比如按照极左的思维，企业家应该被镇压，按照极右的观点共产党员应该被镇压。按照这种逻辑，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的两个国家是不可能融合的。但是上世纪70年代，我们的前辈却凭着非凡的创造性思维开启了中美合作的新局面。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人类间的互相尊敬，起源于共同的认识。两个不同形态的国家要合作，首先就要找出共同的利益：互通有无。再次，找出共同的敌人：比如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这样才容易形成合作的而基础。

　　中美合作的起源很大程度上是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中美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开始初步捆绑起来了，到了现在世界上不少重大问题，中国不合作，美国也干不好，中美两国现在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败。

　　由于政治制度根本不同，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就一直在摇晃颠簸中前进。这么多年来的美中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明和暗斗，斗而不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与这种初步捆绑的结果。

　　和平演变是上世纪中叶美国提出对付东方阵营的办法。和平演变的实质是一种文化战。就近期中国民族主义异常高涨的情形来看，文化战正朝着对抗的方向发展，即东方的反和平演变和西方的和平演变相对抗。而实际上，文化战的至上状态应该是化敌为友，互相演变，最后达成殊途同归。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多样性的，比如如果中国的文化是多样性的，对手就无处可攻，文化战也就自然结束了。

　　为了达成互相演变，中美两国可以协商可控性的文化博弈。

　　我们知道，商业上有个捆绑销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品牌或公司在促销过程中进行合作，从而扩大它们的影响力。要达成互相演变，也可以移用捆绑销售的办法。比方说，中国强制性地定期引进美国的影视大片；美国也按一定比例强制性地引进中国影视大片。中国可以在美国开办孔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美国可以按照中国在美国办学院的比例建立林肯学院，神学院。美国可以在递增式地在中国开办中文网站，中国可以按一定比例在美国开办英文网站……

　　可以预见，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好坏取决与于国际关系的好坏。要继续改革开放的道路，就要满足两厢情愿的普遍法则。民主化和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应对这个潮流，最佳的方案就是顺应潮流，保持特色，走良性化的民主道路。

　　4.另类捆绑

　　另类捆绑是除开以上几大捆绑的附加捆绑。另类捆绑可以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亲缘捆绑， 18世纪以来欧洲流行的就是皇室亲缘政治捆绑。中国国情不同，还要另想办法。中国目前男多女少的性别格局，未来将会导致数千万的婚姻缺口。大规模的中美联姻似乎是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相互移民是一种办法，但是如果规模过大，至少美方的国籍问题短期是很难解决的。通过大规模的教育交流，大规模的旅居活动，亦可以造成"掺沙子"式的民族捆绑。

　　另类捆绑多涉及私生活的范畴，具有灵动的特征，主要依靠鼓励民间智慧，由个体的力量自主实现。

认真研究中国转型的深层逻辑

　　中国温州7.23动车相撞事故，这几天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其原因不仅在于高速铁路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一，其安全性受到质疑，同时也更由于在善后处理的过程中，一系列原有体制的痼疾统统暴露无遗。

　　撞车悲剧的起因既有中国高速铁路发展过快，以致安全性缺乏保障的因素，同时也有相当程度的体制性障碍；而体制性障碍在善后处理的过程中无疑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也是导致这一事故成为各方密切关注的原因之一。

　　一个起因中已带有体制问题的撞车悲剧，在处理过程中却带出了更多的体制性问题，其间的逻辑关系值得人们深层思考。这次事故作为个案，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转型期的瓶颈，以及瓶颈背后的困惑。

　　撇开动车悲剧，中国发展的体制性瓶颈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最近一段时间，无论在中国发展的大方向上，还是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模式（比如媒体惯常所称的"重庆模式"或"广东模式"）上，都出现了诸多彼此截然不同的声音和方案。笔者曾在多个场合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一个病症，多种药方"。

　　下面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一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它的"病理"又是什么？而所谓的"多种药方"，其"药理"和"机理"又是什么？多种"药方"背后的"药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合"病症"背后的"病理"？若不能对这个根本问题提供答案，那么目前所有围绕中国发展的争论或地方模式，就都只是舍本求末的情绪化争论而已，不但于事无补，最后还会导致中国发展的方向出现严重偏差。

　　要研究中国发展的"病症"背后的"病理"，涉及对中国发展已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的解读和定位。笔者曾在多个场合将中国的市场经济称为"非典型市场经济"，其特点就是未能完成市场、政府和法治的三位一体而又互相分离的关系。

　　非典型市场经济：中国矛盾源头

　　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有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发展了民营经济。这不但找到了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即只有以私有形态组合的经济才是真正具有活力的经济，而且还突破了中国洋务运动官办经济的瓶颈。

　　然而，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也有一个最大的失误，那就是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近三十年来中国所谓的政府职能转型，大都只是人员的裁减和规模的合并，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向服务型小政府的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现阶段的政府职能呈现"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穷做"的奇特现象。其具体表现为政府手中拥有过大的经济项目的审批权力，而对经济活动的监管却十分不到位。若将前者比喻成经济活动的"入口"，而将后者比喻成"出口"，那么这种"入口"与"出口"权力倒置的情况，与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权力正好形成截然反差。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之下，尤其是在强调政府调控功能的经济体系下，政府应着力加强对经济活动的监管，而非时刻把住"入口"的审批权力。

　　与此同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独立法治建立在中国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因此，政府握有大量的"入口"权力，再加上缺乏独立法治的监管，因此政商利益输送就成为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而这一不正常的普遍现象，实际上坑害了现有体制下的许多能干官员。

　　大量反腐材料证明，从能干的官员到贪官，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其间的原因与其说是个人道德层面的，还不如说更多是体制层面的。而目前的反腐斗争，更多只是在道德层面上向官员提出要求，而严重忽略了体制改革。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那是指落后时代河边往往无法筑起一道坚固的堤坝。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这道堤坝不是政府与市场无法分离情况下的一味反腐，而是真正完成两者的分离和政府职能转型。如何保证官员"常在河边走，也能不湿鞋"，不但是反腐的要求，而且也是保护一大批体制内能干官员的要求。

　　因此，只要中国未来继续维持"非典型市场经济"的状态，亦即无法完成政府与市场的分离，并建立独立于市场与政府的法治，那么中国的经济转型就不能称之为成功，中国现阶段许多以官商勾结为特征的腐败现象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矛盾就不但不能消除，而且还将继续激化，以"中国崛起"为标志的所谓"中国模式"很可能将成为昙花一现。

　　准确解读中国的深刻变化

　　如果说，上述"非典型市场经济"主要发生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那么中国还正在发生另两个深刻的转型，那就是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以及由原来封闭的社会向日益开放、多元的社会转型。三大转型环环紧扣，缺一不可。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两个变化：一是私有财产基础日益扩大，二是利益日渐多元化。两者都带来中国社会形态的必然转型，即从原有封闭的、可由国家绝对控制的社会向着日益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转型。

　　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在"市场、政府和法治"互相分离的关系之外，带来的另一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三位一体关系的变化。社会正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调解作用。它不但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基础发生深刻变化，而且还导致中国执政党的建党基础已经并还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笔者曾在之前的评论中认为，如果说过去中共靠夺取政权和疾风暴雨式的统治方式赢得本身并无任何私有财产的人民的支持，那么今天当中国绝大部分民众已经或开始拥有私有财产，并继而产生日渐多元的利益分化的时候，中共如何赢得全体人民的支持，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执政课题。

　　各种模式的亮点与无的放矢

　　任何一个现实主义者都必须正视中国正在发生的这一深刻变化，并在对这一逻辑进行准确解读的基础上，考虑开出适当的"药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重庆模式"还是"广东模式"，只有从中国转型的深层逻辑上予以思考，才不致迷失方向。返回革命时代的理想主义做法，也许能缓解阵痛于一时，但不能解除病症于永久，因为其"药理"与"病理"完全不符；同样，强调将蛋糕"先做大，再分匀"，显然也是忽略了"非典型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弊端和危害。

　　坦率地讲，今天中国在发展方向上产生的争论各方，就其论证的某一部分而言，都有其合理性，都可谓看到了中国改革出现的某一部分问题。重庆强调的公平正义和广东强调的社会作用，都正是中国现阶段所缺失的；但就总体而言，两种模式都没有把握到中国病症的根本"病理"，因而其"药理"也就显得无的放矢。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早已是一条不归之路。在这条不归路上如何既谨慎把握，又大胆探索，是现阶段中国面临的挑战。在这方面，当多种探索涌现之后，如何从理论上进行梳理和提炼，找出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和轨迹，显然更为重要。

紧缩必须继续

　　通胀依然是中国经济稳定最大的威胁。根据一次性的价格变化就得出通胀趋势减缓的结论是极其错误的，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松动，从而造成全国性灾难

　　通胀依然是中国经济稳定最大的威胁。目前的货币增长率虽然已经大大低于前几年的水平，但仍然与中国潜在增长率不相匹配。房地产行业对资金的过度需求，是造成私营部门高利率的主要原因。房价下跌后，需求随之下跌，利率也随之下降。私营部门高利率的解决方案，一是给私有行业和政府提供平等的信贷平台；二是降低货币需求，而非增加货币供给。

　　仍需抗击通胀

　　有几个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很多出口企业，尤其是传统行业如鞋业、服装和家具等，过去两个月面临销售下滑。全球经济正深陷于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房价下跌的双重困境之中，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中国出口总量可能将达到2万亿美元，名义GDP将为7万亿美元。显然，出口放缓将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销售增长了3.3%，达到930万辆。汽车普及率目前似乎已经达到过渡期内的饱和水平。未来的汽车销售将取决于收入增长和养车成本。中国的汽车市场已经正常化了。

　　6月固定资产投资与前一个月相比略有收缩。今年上半年，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名义价值增长22.6%，其中西部省份增长率为31%，东部省份为29%。

　　除了上述放缓迹象，电力消耗继续保持强劲。上半年电力消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2.2%，其中工业消耗增长11.9%。6月电力消耗增长13%，根本没有任何放缓迹象。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力消耗年增长率为8%。当前的增长率仍在升高。在电力消耗放缓到8%之前，增长不应当成为抗击通胀的担忧。

　　上半年名义GDP增长18.3%，高于广义货币（M2）15.9%的增长率。其差额可以用以下两个原因解释，一是2010年已签订合同但未到位的贷款开始支出；二是正式货币体系外的货币扩张。名义GDP增长率减去实际GDP9.6%的增长率，可以得出GDP平减指数为8.7%，这是最宽泛的通胀率估值。

　　通胀并没有任何冷却的迹象。通过某一特定商品如猪肉的价格变动来判断通胀是极具误导性和危险性的。事实上通胀遍布中国经济。中国常规经济（例如超市和百货大楼）的价格水平比很多发达国家的价格水平还要高。成本推动并不是惟一的原因。期望现在正在发挥主导作用。

　　通胀心理已经成为中国通胀动态的一个重要乘数。企业和消费者都认为高通胀将会持续。随着各家企业发现价格上涨是对抗成本上升的主要方法，他们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动机来压低成本了。工薪阶层消费者只能通过工资上涨来应对通胀。现在中国成本价格在螺旋上升。打破这个循环需要超调利率。因为中国现在仍然不愿提高利率，通胀心理仍将掌控中国经济。

　　一些分析人士和政府官员依据一两项商品的价格趋势对通胀趋势加以判定，是极其错误和危险的。技术因素可以改变一时的价格走势，但是改变不了由既有货币政策和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所决定的价格趋势。例如，削减进口税和高速公路收费可以暂时降低通胀。但这只是改变了价格水平，并没有改变趋势。根据一次性的价格变化就得出通胀趋势减缓的结论是极其错误的。错误的结论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松动，从而造成全国性灾难。

　　货币紧缩和工资上涨是关键

　　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过去相比已经有所紧缩，但与潜在增长率相比依然比较宽松。中国潜在增长率不到16%。劳动力过剩已经一去不复返。如果通胀保持不变，潜在增长率将为8%。随着经济的资本密集度提高，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2020年，潜在增长率将可能达到5%。如果中国接受5%的通胀率，货币增长率就应当被下调至10%。利率应该是通胀率加2%，亦即7%。这一利率至少应适用于六个月到一年的存款利率。

　　企业和政府对货币短缺啧有烦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房地产发展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度货币需求。如果货币政策满足这种需求，通胀只会更糟。所以，"货币短缺"的解决办法是减少这类货币需求，而不是增加货币供给。

　　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降低房价。如果房价下跌25%，总价值就能下降1万亿元，相当于增加10%的银行贷款。今年下半年很可能出现这一调整，结果将极大地改善货币条件。

　　工资上涨是中国实现再平衡的关键。停滞不前的全球经济将削弱中国未来几年的出口增长。没有出口支持，投资导向型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再平衡意味着将部分资金从投资转向消费。实现这种转变的工具就是工资上涨。这一工具只有在工资增长快于人均名义GDP增长时才有效。

　　中国的人均名义GDP增长了近18%。财政收入增长了30%。这说明工资增长不可能赶上名义GDP的增长。因此，中国的再平衡还没有开始。由于劳动力短缺，市场可以通过工资上涨来推动经济实现再平衡。现在的体系仍然不利于实现再平衡，它试图通过增加收入来满足政府的支出需求。这导致通胀侵蚀了工资的购买力，亦即将资金转移给了政府。

　　抗拒再平衡造成了中国和世界很多国家的不稳定。中国的价格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

　　随着时间推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指责中国而不是美联储造成了通胀。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中国的处境将十分艰难。中国最好能先来削减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支出以冷却通胀。

　　冷却通胀之策

　　20世纪90年代，中国把公共住房出售给住户以吸收货币供应，冷却通胀。同样的方法在今天可能仍然适用。中央政府拥有一大批国有企业，占GDP总量的一半。如果能够有效经营，这些国有企业的价值将等于GDP总量。它们当前的利润率不到5%，而标准普尔500强的利润率为13%。私有化可以让这些企业的利润增加一倍。

　　过去快速的货币增长正在转成通胀。通过把国有企业股份转让给储户可以抵消这种效应。例如，中央政府因为某些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而想要增加贷款，它可以通过出售国有企业相等价值的股份来平衡对通胀产生的效应。

　　另外一个类似的策略就是尽快让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由此吸收过剩的货币供应，再将其投向全球经济，既能在国内冷却通胀，也能支持全球需求。这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的城市化正向中西部蔓延。这是件好事。然而，这不能视为所有市级政府进行投资的许可证。城市化成功有赖于规模经济。只有一些城市能够繁荣。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应发展30座平均人口3000万以上的城市。这些超大城市可以通过分享基础设施和降低市场中介成本的规模经济走向繁荣。

　　在市场经济中，选择应该交给证券市场。前景良好的城市可以在证券市场获得融资，其他城市则否。但由于中国金融体系是政府所有，所以资本分配是一个政治过程，这导致了很多地方的过度发展和大规模浪费。

　　国有金融体系很显然创造了另一个坏账的浪潮。它们十年前获得了政府也就是纳税人的救助。当时，救助被看作最后一顿免费的午餐，但现在我们又看到了情景重现。中央政府可能将再次对金融体系施以援手。我们还能相信这是最后一次吗？

　　这次应当采取不同的措施。中国可以建立一个市级证券市场来给城市化融资。这个市场也会犯错误。但是它将自己承担错误的后果，并且犯错误的可能性要小很多。美国的城市化就是依靠这种机制，运行得相当不错。

　　随着美国政府收紧财政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将会十分宽松。中国可能必须斩断人民币同美元的联系。否则，宏观调控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

　　在我看来，人民币价值并未高估。中国国内物价水平太高，所以很难调高币值。随着出口冷却，贸易盈余很可能会收缩。升值压力将主要来自于"热钱"。如果中国浮动货币，这些"热钱"可能将撤出，给汇率带来有力的下行压力。如果中国现在浮动人民币，可能会在短期内引发动荡。但是，情况最后会在跟目前差不多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浮动币值的机会。中国在2004年和2008年没能抓住这种机会，造成了严重后果。

　　浮动币值可以给中国带来利率政策的灵活性。因为未来几年美国失业率将会居高不下，美国利率很可能会维持低位。美联储可能会在2012年下半年开始加息。但是，利率可能很多年都不会回到6%的历史平均水平。因此，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将使中国的通胀问题大大复杂化。现在人民币是时候和美元脱钩了。

闲聊 为啥老外反对转基因草？

　　闲聊，知其所以然，才行。

　　最近看到乌有讲英国《自然》杂志有老外激烈反对转基因草。

　　何为转基因草？这个就是庭院草，转基因品种。为啥庭院草要转基因？这个我之前也聊过多次：

　　1. 庭院草的打理很困难。要保持草坪只长地坪草，不长杂草，代价极大。

　　2. 杂草很难用除草剂完全消除，只好靠人力辅助。

　　3. 转基因地坪草就是特别耐除草剂。这样只要大量使用除草剂，就可以确保杂草都被杀灭，而地坪草却依然繁荣。

　　这种转基因地坪草不是很理想吗？为啥老外极其反对？

　　呵呵呵。因为这等于自己在创造超级草。这种草长在院子里是不错，可以不用人工护理草皮。但是这种草蔓延到农田里，就成为超级草，于是大农业就完蛋啦。

　　大农业就是依赖于除草剂灭草。超级草进去，大农业就无计可施了。

　　这种转基因地坪草，等于大农业自杀。

　　可以不可以象农业部那样科学严格管理呢？娃哈哈。

　　闲聊，哇哈哈哈。我也去托朋友带点转基因草皮种子来，来年种点，耶！

说说美国的评级机构

　　宣传市场经济的人，不会宣传利润就是负债，更不会宣传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日本、欧洲都负债累累。因为资本家集团的利润需要负债来支撑。

　　美国有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墓地、会意。中国有些人对这些评级机构崇拜有余，这些评级机构把欧洲国家比如希腊、西班牙等的主权信用评级不断下调，对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就没有什么反应，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那么有没有人想过这些评级机构是怎么评级的呢？这些评级机构评级客观吗？2008年的次贷危机告诉我们，这些评级机构的评级没有任何意义。

　　所谓评级就是选定一些指标，然后给不同的指标不同的权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现在问题来了，选那些指标？这些指标有代表意义吗？如果这些指标今天有代表意义，明年有没有代表意义？每个指标的权重怎么设定？权重给定的依据是什么？

　　如果评级机构要评级，可以，至少要它公布它的评级过程吧，否则，就不能让评级机构评级。

　　说点题外话，我曾经给企业评过级，由于是内部评级，用的就是自己的标准。这些标准涉及企业的所有方面，总分是100分，80分以上为优，70分以上为良，60分以上为及格。评级优的企业可以不要任何担保赊销，其他都需要担保，不及格的企业就必须是一手钱一手货了。

　　美国的评级机构是人在评级，迷信它们可以，但叫它们把它们评级的依据拿出来总是应该的吧。

　　评级机构的评级可以比较客观，也可能非常主观。

媒体感慨：这是一个盛产奇迹和阴谋的国度

铁道部发言人有一句话没说错，「这是奇迹」，中国就是盛产奇迹的国度。日本高铁营运四十七年，加上研发实验逾六十年，中国只用了五年！别国培训高铁司机要几个月，中国只需十天！日本把时速二百五十公里高铁提高到三百公里，酝酿和实验了十四年，目下刚在试运行，中国将第一代高铁提高到全世界最快的时速三百五十公里，仅用了两三年！日本新干线四十七年，德国法国高铁三十年，台湾南韩高铁十多年，均无「车毁人亡」之事。中国高铁为国庆献礼通车，试运行六天就出了五宗事故，直至温州死伤二百馀人的惨剧！这就是令人眩目之「中国模式」带来的奇迹。

温州撞车后，搜寻生还者和死难者遗骸遗物的工作远未结束，还不到十九小时就恢复通车，只有这不是奇迹，而是常态。每逢突发危机，平息震盪，消弭影响，恢复信心，维持秩序，强固国家权威为第一要务，人命是次要的，却没想到车厢残骸真有倖存者，所以铁道部发言人才脱口而出：「奇迹！」没错，对于国家意志来说，那个女孩就不应该活着，她的生存令政府决策颇为尴尬。

还有就地支解和掩埋和谐号车体，据《南方周末经济》披露，「去年五月二十三日 K859次列车在江西一偏僻处脱轨（公佈是十九人死亡），一位参加救援的核心人士告诉记者：『上次救援时间更短，用挖掘机挖个坑，把车厢扒出来，扔到坑里，然后用铲车去拍扁。有些没抢出来的断肢也一起拍。一起埋掉。十几天后。事故平息，又挖出来，全部清掉，拉走。』」足见这在中国也不是奇迹，而是常态。

当中国铁道部把高铁时速提高到三百五十公里，德国专家劝说莫盲目追求高速，这将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中方嗤之以鼻，认定既系西方的「酸葡萄心态」，更是阻挠中国高速掘起的阴谋。这是一个阴谋论盛行的国度，关于温州惨剧，最具阴谋意味的说法是西方植入电脑「蠕虫病毒」，导致动车控制系统瘫痪。民间反体制的网民也富于想像力，说追尾撞车的第一节特等车厢有一群使命特殊的官员，他们正去福州提讯赖昌星，录取对某集团官员不利的证供，于是被「天雷」所灭云云。

关于阴谋论，目下热爆网络的是河南开封组织部长李森林的「阴毛」故事，开封市长周以忠被双规，连带一批官员被执，这个李部长被揭出接受性贿赂，共收集了三百多女性的阴毛，这是第二个有此癖好的淫官（另一阴毛收藏家是湖北官员张二江）。网民热议，称他为「深入裙中的好干部」；「明察秋毫」；「发现了美帝的阴毛」；「组织部长就是考察人，办公桌上考察工作作风，床上考察生活作风，工作生活才过硬的干部才行嘛！」

有喜欢阴毛的官员，就有热衷阴谋论的政府，自然也有对阴毛和阴谋都津津乐道的市井百姓。这就是中国国情。

日本教科书：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通过检定的教科书上把台湾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涉外机构负责人杨进添称，"已向日方表达强烈抗议"。

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检定的中学社会课程的地图由帝国书院和东京书籍两家出版社发行。据台湾"中广新闻网"报道，地图上台湾与中国大陆被涂成同样的颜色。在台湾和与那国岛之间、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都划上了国界线，而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却没有标记国界线，并且标记出中国的国土总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包括了台湾的3.6万平方公里。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陈仪深对日本此举表示不解："就日本国家政策来讲，在过去以来虽然有不同党派，但是一般而言对于领土问题是清楚的。。。所以日本教科书会这样写很可能只是他们部分人，比较亲中人士所作的书写，可是会通过审核这个比较让人意外。"

据环球网消息，台湾驻日代表冯寄台曾经表示，希望日本教科书出版社正视事实，传达正确讯息给下一代日本年轻人，不要再标示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而"教材事件"传出后，"日本李登辉之友"协会已经向日本文部科学省提交了一份质问信，并要求将"错误"进行"订正"。陈仪深表示，虽然有民众联署抗议，向日本加压力希望日方改变立场，但是台湾政府怎样在这件事情上作出表态也是对马英九的一个考验,他说："可能对马英九政府比较尴尬，因为他是比较亲中的，可是他也必须要考虑中华民国的立场。台湾如果属于中华民国，可是又不属于中国，你要怎么说得清楚，所以这也是对马政府的考验。"

8月2日，台湾外交部亚东关系协会秘书长黄明朗表示，向日本驻台湾代表今井正抗议此事，但日本政府迄今仍给予任何回应。而陈仪深认为，日本教科书中对台湾的划分激起了台湾民众与民进党的不满，如果不对教科书作出修正也许对台湾和日本的关系会产生影响："台湾社会的民调，其实跟日本社会的关系是非常友善、亲善的，特别是他们的核能灾变，台湾捐款最多的，所以日本现在这个做法很奇怪，很令人遗憾的。"

日本教科书的制作流程为通告→编写→审定→各学校选择→提供→使用"，就算教科书已通过审定，学校还是有选择权自己决定使用何种教材。到底这批教科书是否真的会成为正式教材，最晚在明年日本学生上课时即可见分晓。

李克强破格访香港 温家宝接班人大局已定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预料本月中旬藉主持深圳大运会开幕式期间访港，是他自2007年升任政治局常委之后的首度访港，此次破格之行意味他明年在中共十八大上坐上党内第二把交椅、2013年十二届人大上接掌总理大位已基本定局。不过，由于他并非主管港澳事务的负责人，所以，想从他的访港来观察北京对特首跑马仔的意旨，恐捉错用神。

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级的大员访港，有严格的规定，原则上除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四巨头」外，只有主管港澳事务和内定的下届接班人会官式访港。从2003年以来，先后访港的高层有总理温家宝（2003年）、国家副主席曾庆红（2005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2006年6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2006年12月）、国家主席胡锦涛（2007年）及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08年）。过往从未有国务院副总理官式访港的先例，即使是同时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副总理， 如李岚清和已故
的黄菊，也都未能例外。温家宝在2003年接任总理之前，也未有如此待遇。所以说，李克强今次的香港之行，是破格的安排，借此进一步确立其未来接任总理的地位。

李克强与习近平一样，于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双双从普通中委越级升任政治局常委，一般被认为「习李体制」将在十八大后取代「胡温体制」。

在中国政治架构中，国务院总理传统上是经济总管，所以李克强现时也是主管经济事务，重点关注宏调、楼市、调整结构及节能减排等事务，这也是传说他来港将参观公屋，以为内地保障房建设借镜的原因。因此，估计如对曾班子的评价、下届特首人选等议题，恐怕他难有令人意外的言行。

铁道部成惊弓之鸟 中国动车大停驶

中国铁路风声鹤唳，动车遇雷击大面积停驶。上海铁路局前晚突然宣布称，由于杭（州）深（圳）线要维修设备，昨日起每天有14班来住杭州、福州及温州的动车班次要取消或更改尾站，有乘客到车站入闸前始获悉所搭列车改变尾站，引发鼓譟。发生追撞惨剧的甬温线动车因雷雨已连续3日大批延误，有网民嘲讽铁道部已成「惊弓之鸟」，遇雷雨就停驶，今后要看天气搭火车。

上海铁路局宣布停运的共有6列甬温线列车，另外8对列车要更改行车路线。时间由昨日开始，到周五结束。铁路局表示，已购票的乘客，可选择退票或改票，并向乘客致歉。不过由于上海铁路局是在前晚10时许才宣布，令不少昨日一早搭车的乘客赶到车站始知道所要乘搭的动车已经取消，或者变更了尾站。

在上海虹桥车站，市民林小姐一早来到，打算乘动车前往永嘉，但检票时始被告知该班车已不到永嘉，她表示十分「不爽」，不少乘客也一度鼓譟。车站职员称，他们也是前晚才接到通知有车次的调整。

从8月1日开始，甬温线动车即因雷雨出现大批延误。温州市邵先生夫妇带孙子孙女，前日打算在温州南站搭下午的动车去上海虹桥机场转机，邵太说，中午出发前还特地打电话到车站询问，获答覆会准点出发，但到车站却发现动车「晚点未定」，令她十分气愤。

上海铁路局热线回答乘客称，延误的原因，是甬温线宝华山至嘉兴段有雷阵雨，因担心雷击引发「7·23」同样的事故，为保险起见，很多车次要停驶或慢驶。根据天气报告，上海昨晨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意味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

内地网民对于停驶做法大加讽刺，指温州动车事故后，铁道部已失去信心，成了「惊弓之鸟」，一遇雷雨就令动车停驶。亦有网友指，号称最先进的「和谐号」动车，设备脆弱得不堪雷击，以后出行都要看天气预报，如果遇有雷阵雨天气，还是不要搭动车。

另一方面，铁路长沙机务段的逾300名火车司机，疑因不满多个月无奖金及加班费，前日起罢工，其中100多人昨日更搭火车去北京铁道部上访。据罢工司机表示，火车司机经常要超时工作，上10天班也没得回家是常事，但即使是这样，他们的奖金和加班费还常遭剋扣。

中国前高官：别逼解放军武力收回南海岛屿

　　华黎明（中国前驻伊朗大使）：为什么搁置争议呢？从两个角度讲，一个是1978年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集中精力发展我们的经济，中国有比岛屿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中国与十几个邻国有领海、领土纠纷，如果为这些争端就打仗，我们还怎么搞经济建设？邓小平设计的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总的方针就没办法落实，所以我们是尽量想通过各种办法把周边的局势稳定下来，化解争端。再次，中国在国力上也够不着这些南海岛屿，主权是属于我的，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开发它，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些岛屿周围的石油资源很丰富，但是都是深海资源，油井，我们中国的海洋勘探技术还没有达到，起码是80年代、90年代还没有到这个水平。所以越南、菲律宾这些国家，它就请西方大的石油公司到这儿来开采。我们聘请西方大的石油公司，他们不来，实际上这是政治原因。

　　所以我说这些岛屿到底我们能不能控制，或者是控制多少，很重要的还是在于我们自己国力的加强，我们有能力把这些岛都开发了，都占了，这是关键。

　　杨成绪（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越南开采的四个油田，有一个在九段线之内，我们和它有争议的，有三个油田是在九段线之外。当然在九段线之内的这个油田产量是比较多，而且在南沙开采最多的不是越南，也不是菲律宾，是马来西亚，如果论石油开采动作最多的是马来西亚。越南是公然和我们对抗的，菲律宾的动作不多，但是它的调子最高，这几个不同的情况，菲律宾最近闹得最厉害，它不仅交到联合国要求仲裁，议员又登到岛上声称这是它的领土。我注意观察东盟论坛的讨论，十年前我们定的行为准则、宣言，菲律宾是要求最多的，要求他们采取统一的立场把这个问题告到联合国，但是中国还没去之前，东盟内部就协调一致了。现在通过的是一个大家都满意、都能接受的东西。

　　华黎明：现在处于这样的情况下，一种是维持现状，它占多少岛屿，我们就说到此为止，其他的岛屿我们要保护住，这是一种。第二，倒不是非法占领了，我把这些岛都要收回，什么办法呢？采取武力。第三，你要开采，我可以采取一些干扰，最近我们就是采取这种方法，我们去把他的电缆切断。

　　王嵎生（中国前驻APEC高官）：中国的底线到底在哪里，简单地用一句话回答不了，很复杂的。中国最坏的准备也不是没有的，但是我们是克制的，为什么克制呢？顾全大局。克制不是软弱。我讲两句中国的古语，一个是釜底抽薪，为什么说是釜底抽薪呢？美国放火，去年放了好几把火也没搞起来，今年又在放，这些国家想借美国的力量闹。我们的大局还是和谐周边，第二个大局，我们跟东盟国家整体关系友好，我们不愿意破坏这个大局，不想小题大做和先声夺人。中国的"大战略"，第一位的就是建设和谐周边。我们跟东盟总体上关系是相当好的。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很被动，其实我们并不被动。我们现在跟东盟关系搞好了；越南内部也有两派，知道如果靠借美国力量跟中国闹，那是把双刃剑，也是很危险的。我们有诚意，它内部就要发生变化。东盟这次会议的态度，就充分说明了问题。我们跟东盟总体达成协议，有一个指导原则，闹就很难闹起来了。美国再怎么闹，也只能是适度的，搞多了它也怕被卷进去。胡主席访问的时候，中美两国关系有新的定位，亚太事务磋商，总参谋长两个月马上就回访，这在历史上是不多的，美国它也有这个需要。这个关系处理好了，也可以说是某种"釜底抽薪"，上述个别国家就不得不三思而行。美国想放火，但也不敢轻易玩火，也怕引火烧身。我们把这些关系都处理好了，它们想借力也借不到了。

　　再有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智慧，那就是"退避三舍，先礼后兵。"中国的釜底抽薪，退避三舍，先礼后兵，首先是顾全大局，讲"礼"和"理"，看重同有关邻国的关系。不过，当你欺人太甚的时候，对不起，如果作为邻国把我们的克制看成是一种软弱，看美国的眼色，那可不是那样的。如果真是要侵略的话，对不起，中国维权是非常坚决的，到那个时候，勿谓言之不预。

　　华黎明：我再补充两点，南海问题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是油气资源，另外，我们经常容易忽视的就是南海本身的战略。南海，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这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国际通道，对于中国来讲尤其重要，媒体上有人把它比喻成中国的加勒比海，中国的南大门，中国的贸易80%是从这儿过的，后者对我们更重要，就是维持南海的稳定，使它变成和平、安全、稳定的国际通道，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讲更重要。

　　中国这么多年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样一种策略，很重要的目的，一个是求得周围安定、稳定的周边环境，第二就是维持南海的稳定。南海一乱，我们的咽喉被卡住了，中东来的60%的油从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中国进出口贸易80%从这个地方进出，这对于中国来讲太重要了。

　　第二个问题，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其实比南海更重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来的时候，中国和东盟国家那是什么关系。

　　王嵎生：那时候我是APEC高官，东盟都讲中国真是哥们，够朋友，真正的朋友，金融危机的时候，人民币就是不贬值，对他们帮助大了。

　　华黎明：恐怕对于东盟国家这是更重要的问题，中国同东盟国家的经济贸易联系将来会变得越来越密切，这次在东盟会议上签的远景规划，预计到2015年中国同东盟的贸易达到五千亿美元，这是一个大项。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国际上没有引起很重视。我们在大力开发云南、广西、贵州这些地区，这个地区将来是同整个东盟国家连着的，包括越南、泰国、老挝，连在大东南亚这个地区，将来会使得整个东盟地区经济同中国西南三省连在一起。将来会有一天，包括越南、菲律宾这些国家，回过头来，当经济发展到对中国的依赖度很深的情况下，他们会觉得在这些岛屿上跟中国闹这些分歧很可笑，这些事情，比起他们从中国获得的利益要小得多。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挤到这里面，为什么呢？进入到21世纪之后，世界的财富向这块地区在集中，在向中国集中，向东南亚集中，美国最担心的就是中日韩三国的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中国同东盟的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美国的利益在哪儿？他千方百计的要在中日韩之间找到裂缝，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找到裂缝。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上当，一定要集中精力把我们中国同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搞上去，精力主要放在这个上面，一心一意发展国家关系，尤其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自由贸易这个协定，去年刚刚签。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和东盟的经济贸易关系会有大发展，在这个大发展的基础上，我觉得南海的争端可能会被淡化。

中国拿下海底勘探权 印度慌了手脚

中国日前获国际海底管理局批淮，得到西南印度洋海底1万平方公里专属勘探权。印度指中国将来可堂而皇之插足印度洋，担心中国藉此在区内部署战舰，中国外交部则指中国获印度洋海底勘探权将「服务全人类」。

据新华社报道，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日前批淮中国申请，中国在西南印度洋海底区域获得了1万平方公里具有专属勘探权的多金属硫化物资源矿区，并在未来开发该资源时享有优先开採权。国际海底多金属硫化物富含铜、铅、锌、金和银等金属，具有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

《印度快报》则引述印度海军情报局警告，中国可能找到在区内持续存在的理由，也使中国蒐集海洋数据具有正当性，「此举的军事意涵相当明显，印度海军必须予以监控（中国活动）」。

中国外交部则形容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中国开展国际海底资源勘探活动，将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透视大陆社会的焦虑与矛盾

评论解读大陆当下庞大社会矛盾和焦虑有何特点?如何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中共党校学者吴忠民强调，中国禁不起任何形式的「折腾」。但长治久安的和谐，人民难道只能寄望执政者正视矛盾、图谋解决的善意?而不能有制度性的设计?

　　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现象。

　　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现代社会意味着要面临着空前的社会风险。人们有时觉得无章可循，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这使得社会成员产生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感，前景的不确定性，心裡不踏实，人们对于未来不可预期。这自然就会形成社会焦虑现象。

　　社会焦虑的成因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摈弃以往禁慾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

　　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其一，与先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其他大部分后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还面临着由计画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巨量的事情，必然会造成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问题。

　　矛盾本土化特徵

　　其二，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这就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必然会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

　　其叁，近年来，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迅速被中国各个阶层广泛接受和认同。这对民众影响巨大：民众空前重视现实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空前重视自身权益的维护。虽然这是一种歷史的趋势，但在近期内客观上势必会对一些有碍于以人为本理念实现的现实问题提出质疑、形成不满，进而造成某些纠纷和抗争的行为。

　　其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这是歷史的必然选择。中国推动型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两重属性。除了其积极作用之外，还有着一定的负面隐患，这就是公权容易扩张、腐败容易形成。这些隐患进而会同民众形成牴触。所以，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本土化」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