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暴力革命思想的回潮与漫延

　　六月的中国大陆，众多红色题材的革命历史剧在荧屏影院竞相热播，各机关单位的红歌大赛激情上演此伏彼起。欣赏者、参与者在享受耳目感官愉悦快慰的同时，又一次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暴力革命的再教育。在社会正痛苦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杨佳袭警为代表的报复性暴力与城管殴打小贩为代表的社会结构性暴力正不断演绎的今天，"红歌"与"红剧"熏陶下的官员与民众，血液中同样奔涌着历史传承积淀的暴力革命思想的记忆因子。回望神州大地，当此之时，无论左、中、右派，无论出于何种政治目的，都必须警惕暴力革命思想的回潮与漫延，中国社会不能乱，中国民众不需要折腾。

　　暴力革命在我国宣传口径中历来充当正面的角色。比如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至今仍是正统教科书肯定讴歌的英雄举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成为人人耳熟能详的定理，从而在不知不觉间赋予了"造反有理"的合法性。事实上暴力革命带来的是血腥屠杀、是玉石俱焚、是千千万万生灵涂炭、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一页页中国历史，漂浮的都是死者的幽灵、民族痛苦的记忆。早在2400年前的墨家，就为人类指出了解决社会公平与争端的最佳途径，那就是"兼爱"和"非攻"。而在民主协商、和平对话成为世界主流的今天，炎黄子孙更要抛弃一己的偏见，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权贵还是草民，都不要倡导和实行暴力，更不能再鼓吹以暴力革命的方法去追求或扼杀社会正义，或者别有用心地鼓励用暴力革命方法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翻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教科书，几乎相同的定义是，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是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一种具体形式。早年马克思、恩格斯受欧洲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影响，一直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唯一出路，是通向新社会的唯一大门。晚年恩格斯思想产生变化，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提出合法性斗争思想。后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名家（阿伦特、卢卡奇、葛兰西等）则研究倡导"非暴力革命"理论。再后越来越多的思想者认识到，暴力革命与合法性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两种形式。今天地球人都知道，和平与发展已替代战争与革命，和平斗争、议会斗争也早已取代暴力革命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手段与工具。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走的是暴力革命的道路，这是历史的造化，时代的选择。但形势发展到今天，仍然讴歌暴力革命、视暴力革命为合法政权的唯一来源与依靠，那就会贻害无穷。过去暴力革命的对象很明确，暴力革命的方式就是用暴力消灭富人、推翻官府；试问今天倘若再行暴力革命，那将革谁的命？对谁行使暴力？

　　因此，必须尽快全面停止暴力革命的宣传。暴力革命思想经历史沉淀，已深深潜伏在中华民族的深层思维和心理情绪中，一有合适的气候和土壤，不知不觉便会激活。在当今社会转型矛盾交织的时候，真正若要确保"红色江山万万年"，就必须彻底摈弃暴力革命思想，劝说各种利益集团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大家"退一步海阔天空"，共同大力构造和谐社会。

　　当今宣传界、思想界、理论界、影视界要大力弘扬反战反暴主题。新中国建国已6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已90周年，"马上打天下"已成历史。整天沉迷于历史的讴歌中，幻想"马上治天下"已无可能。对战争与革命，不应一味地歌颂，而应站在历史的深处，现实的高度，从人性、人道、人情，从民族性、国民性、劣根性等方面。好好地反思，从中汲取振兴中华的精神食粮。从而在全社会形成"非暴力"共识，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中小学教育要冲破思想的牢笼，选取古今中外反对战争与暴力的名篇，春风化雨，润育心灵。让下一代从小接受温、良、恭、俭、让，接受和平、和谐、友爱、友好、互敬、互让的非暴力教育。

　　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加强监管，加快立法。一是厉行精简节约、杜绝贪污浪费，加强对政府和国企诸如机构编制、人员、职能、经费支出，公务消费等方面的监管，还政府和国企一个清白，给全国人民一个明白。二是各级人大审议视察工作要动真格，不要畏惧会议桌上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不在会场斗争、不在会议桌上争斗，就会在街头斗争或混战。宁愿在会场吵架或打架，也不要在街头打得头破血流引发社会动荡。三是大力改革税法，降低国民税负，禁止或减少政府固定资产投入，大幅度地增加全民福利。

　　政府本是为民服务的，政府"权为民所赋"，政府应以豁达大度的开放心态对待国民。在官民矛盾冲突非常尖锐的时候，不应沿用暴力革命的惯性思维，动辄调动国家机器，粗暴对待民众，而应用对话方式和平解决所有冲突。要知道"暴力思想"的群体记忆是个"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就没有谁能幸免！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记起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卷首一阕诗词，且引用作为结束语吧。

　　词云：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放松货币 是对未来犯罪

　　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放松货币，或者寄希望于货币宽松政策再次拉动经济，这是不负责任的。继续大规模投放货币的惟一结果是催生资本货币市场的恶性泡沫，而无法刺激实体经济。

　　希望放松货币者有三大理由：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中小企业融资难。

　　这三大理由都站不住脚。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是货币紧缩的结果，而是全球经济周期作用的结果，后金融危机时代之所以如此艰难，正是因为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我们过于贪恋流动性过剩的快乐。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是否应该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危机？美国显示了货币的双刃剑性质，两轮量化宽松实施之后，美国的经济从去年四季度的上升，到今年二季度再次进入低谷。过多的货币解放了华尔街，却没有能够提振美国实体经济。

　　目前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值超过600万亿美元，全球资产品价格一度上升。1月13日，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他确信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好处是促成一个更为强劲股市，提升了股票价格。他同时敦促银行放贷给小型企业，因为这对美国的经济复苏至关重要。事实是，量化宽松提升了股市却没有提升实体经济，最终实体企业利润的下降与通胀预期反过来，又抑制了股市继续上升。美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最终将证实，过多的货币可以让股市短暂上升、让货币贬值，却不能逼迫银行向中小企业、向房屋止赎者发放低息贷款，更不能创造就业。

　　全球主要经济负债率上升，4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周二称，今年发达经济体平均负债率（对外债务占GDP水平）将超过100%，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整体融资需求创纪录。美国可能步希腊后尘。与希腊不同的是，美国可以货币贬值解决负债率，而希腊则受到欧洲央行的严厉制约。但美国无法偿债，实质债务违约是必然趋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警告，如果政府不改变做法继续增加贷款，十年后美国债务将异常庞大，规模可能相等于国内生产总值。过去40年，美国债务平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7％，2008年年底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四成，而2011年预计将达到GDP的七成。如果2001年的减税措施继续推行，到了2035年美国债务可能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

　　所有这些，都是低息与宽松的货币下，负债率节节上升的结果，资产泡沫与投资低效并肩而行，将产生可怕的滞胀前景，6000万桶原油战略储备的释放也无济于事。

　　全球主要经济体为债务问题焦头烂额时，中国的经济数据继续下降，官方机构预测，下半年通胀形势将有所缓解。

　　不容忽视，此前的货币发放已经造成严重的债务负担，必然会在日后裹挟中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反对加息，反对降低基础设施投资，高速行驶的车只有继续维持高速才能度过难关。3万亿元左右的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坏帐该怎么处理？用货币手段处理的惟一结果，就是国内通胀。

　　6月23日公布的汇丰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为50.1，低于5月终值51.6，为2010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中小制造企业已处于紧缩状态。同时投入价格指数的回落则显示通胀压力在6月开始明显放缓。与此同时，5月份的消费数据不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6.9%，于4月的17.1%，续第二个月回落，降至2007年的增长水平。而新华银联指数显示，从今年三月份起消费下滑，原因是汽车与房地产以及与这两个行业相关的消费数据下滑。

　　工业增加值下降并不必然等同于通胀预期下降，食品价格上涨是2000年以来历次通胀的最主要因素，测算表明，食品CPI对总物价水平（CPI）的平均贡献率超过70%。目前的通胀预期是企业成本上升与食品价格上升的结果。

　　主张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人似乎站在中小企业角度说话，他们认为，过于紧缩的货币使中小企业贷款难上加难。

　　表面的慈善是对事实的混淆。无论信贷政策松紧，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比例极低。中小企业贷款难源于体制性歧视，当大量的造成了今天的局面。无论加息还是降息，中小企业贷款难从未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银监会针对中小企业贷款出台的银十条，不是治本之术，只有金融行业市场化，让针对中小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能够脱颖而出；只有利率市场化让银行对企业贷款利率拥有更大范围内的定价权，中小企业贷款的瓶颈，风险定价机制才可能解决。

　　目前放松货币的言论极不负责。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仅是为了对冲1.8万亿的外汇占款，否则中国基础货币发放量将十分惊人；同时，央行今年以来主要执行的是增加流动性的央票回购操作。

　　负利率惊人，加息搁置一边，社会资金到处流窜，投资体制没有改革，就要求放松货币，是对中国未来犯罪。

契约精神越难越要坚持

　　支付宝的产权转移事件，再次让中国商界的契约精神这个话题凸显。传媒人胡舒立撰文严厉批马云称，转移支付宝股权的行为缺乏契约精神。阿里巴巴一方包括马云等人对此反应强烈，还专门召开发布会澄清。诚然，此事背景复杂，牵涉几大机构，恐怕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在全事件真相尚未大白天下之前，判断孰是孰非为时尚早，但对于契约精神的讨论，对于成长中的中国商业界而言，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实旁观者最不需要替当事人焦虑。支付宝牵涉的阿里巴巴和雅虎都是海外上市公司，大股东软银孙正义又是国际知名投资者，他们之间，既可以互相谈判博弈，实在不行还能付诸诉讼法律，可以说是有很多招式对垒。而对公众来说，可以将目光稍微抽离具体的事件本身，思考一下改革开放30余年来，商业契约精神缘何不振不举。

　　正所谓缺什么就补什么。在这件事中，政商各界与公众对"契约精神"的关注，已经不是单纯的生意角度，而更多的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的角度出发。

　　契约精神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尊重规则和重视规则的意识。以笔者过去十余年之观察，由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到最欠发达的市场经济地区，耳闻目睹契约精神的成功很多，也看到许多没有底线悍然背信的争斗。说实话，市场经济中，"契约精神"的作用可谓不言自明。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之基石，没有契约精神和商业诚信，就不会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虽然每个国家都有上下其手浑水摸鱼之辈，但是更多的还是愿意按照游戏规则出牌，愿意按照双方都认可的条件交易与合作。

　　实际上，我接触的许多国家与机构，相关人士之所以恪守诚信，尊重契约，也不是他们就道德比起马某高尚多少，而是因为，只有诚信与契约，才能最大可能地减少交易成本，消弭不确定性，将风险变为可控与可承受。生意做得越大者，越对于相关的信誉与操作底线关注。曾几何时，中国的企业家们，热衷于野蛮生长，津津乐道于"摆平"和"搞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凡此种种，或许在过去30年间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悲情与苦衷，但是在今天全球化程度加深，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转折时代，还是以这些权宜之计来构建数十亿数百亿元的企业，实在是如盲人骑瞎马，难免遇到无法含混搪塞过去的大问题。

　　当然，有时候确实营商环境险恶，按照有些评论家的归纳，这次支付牌照的争夺战之中，"左边是一批国有的商业银行，对支付宝已经不止一次上万言书质疑其合法性，而另一边就是雅虎、软银等国际资本"。商人们的权谋安排，或许能够短期见效，痛快固然是一时痛快，但是长久而言，企业付出的成本，恐怕是数倍于此。

　　在刻下中国，客观条件而言，恪守契约精神固然很难，但是不遵守，恐怕也很难有好结果。真正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还是要按照牌理出牌，契约精神越难越要坚持。我深信，时间会给予按照商业规律运作者足够的回报。

从唱红歌的心理分析说起

　　唱红歌是重庆薄熙来的一个政绩，其用意在于提振社会的精神面貌。一个普通的社会政治行为，为什么就会引发社会的共鸣？个中的社会学心理确实值得分析。

　　唱红歌的社会心理是缅怀过去，就是我们所说的"触景生情"。过去的歌曲可以勾起我们过去的回忆。记忆在心理学上有两种不同方向的描述，一种是对于不良后果的记忆，人们通常会隐匿以致遗忘。有些人记不起某些人，那肯定是这类人在过去对某人有过伤害或侮辱，这就会让某人在意识加工商过滤或遗忘不良记忆的源头。所以经常让人记不起来的人要检讨自己平常的行为习惯。领一种记忆习惯是强化，也就是对于人们觉得光荣或者愉悦的记忆源头人们很乐于记忆，在仪式上会暗中强化。只要稍微有一点小的记忆触动就会激发强烈的回忆。良辰美景、春风秋月等等，大都是好记忆的源头，因此很容易引发记忆共鸣，这些记忆共鸣成就了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

　　本意是为了促进人们记忆过去好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习惯的"唱红歌"行动却无意中激发起全社会的共鸣。这应该是天意。充分说明人民群众非常怀念过去人人平等、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过去，人民不管有什么事，只要有共产党在有政府在就不需担心，因为党和政府会为你解决所有的问题。至于什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是确实存在的。很多的80、90后可能都会认为这是编造的事实。因为他们现在见到的是到处都是防盗网和防盗门，到处都是骗子，到处都是苏丹红和三聚氰胺。

　　改革前的中国，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发展工农业，忽视了轻工业的发展（即使重视也无财力物力来发展，腾不出手脚），因此民众的生活必需品大量缺乏，大都需要凭票供应。可是，恰恰就是这样生活必需品普遍缺乏的社会环境让老百姓怀念。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改革开放前，人们确实是当家作主。随便哪个农民或工人都可以检举行为不检点的干部，而一旦查实，这些有不良行为的干部就会很快的被免职。西方鼓吹什么陪审团制度，找一些不懂法律的认识来当陪审团，判决案件。而在毛泽东时代，那是全民都是陪审团，谁也不敢犯错，只能兢兢业业的为人民工作服务。另一方面，党和政府是人们的主心骨，人们只要有什么困难就可以找政府解决。而且很多的生活方面的问题在接到这一层面就可以解决。是的，现在有困难政府也会解决，但是那是大地震和大水灾。平时一些琐碎小事，则是完全没有人管。最起码的生病上医院问题就让很多没钱的放弃治疗，在家等死。这与"抢救六十九个阶级兄弟时"的情况是有多么大的差异。应该说，共产党有点忘本了，共产党忘了自己本来的宗旨是为了全中国人旻的幸福，为了全世界人旻的幸福而组建的。

　　过去的社会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是全民一心。不管是什么苏绣、美帝、蒋匪帮，那是拿中国共产党一点办法都没有。整个整个是名副其实的"铜墙铁壁"。为什么？民众的利益与共产党的利益完全一致。想想，现在社会一年需要几千亿元的维稳费用，对比以前真的很可笑。

　　回头再说说西方人的忽悠。初始，是"分蛋糕理论"，说什么大家想吃到蛋糕，那就必须先把蛋糕做大，这样大家才会有蛋糕吃。看现在蛋糕做大了。而且是相当的大。可是却有人因为没钱看不起病，等死；有人因为没钱上不起学，只能去打工；有人没钱只能露宿街头，却有人一口气买下六百套房子。分蛋糕理论虽然形象，而且貌似合理，但其最关键的合理公平分配原则却被忽略了。蛋糕做大了，但分配不公，自然就会引发社会的不满。

　　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西方又想我们国家灌输了另外的一种理论，"笼中虎"说的是我们这个人喜欢储蓄，一旦人民发觉货币贬值而倾向于购买时，那么市场是无法供应这么多的商品的（当时的货币已超量发行，所以通胀前提已具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则我们的国民经济就会崩溃。这又是一个绝妙"忽悠"。可笑的，而且可悲的是，我们相信了。怎么解决"笼中虎"？那就是先想办法释放民众手中的钱财。怎么释放？那就是将教育由政府主导负责改成市场主导的产业，民众是注重教育的，让全体民众为教育消费可以提高GDP。同理，医疗也实行了产业化；房屋供应也实行了市场化；政府负责的养老也交给市场负责（实际就是政府免责）。有些人要说，这么忽悠，西方人有什么好处？问得好！让共产党背离建党"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完全不负责任，是的民众的利益与共产党的利益不一致，这样原来的"铜墙铁壁"不就自然的消解了吗？这样西方不就有可能整垮中国共产党吗？

　　大家想想，一个世纪来，除了白求恩等少数西方人，又有多少西方人是真心的为我们中国人思考过？现在那么多的西方人过来指手画脚，我们的可悲的打斗采信了他们的观点。这样个人愚弄，不叫学习，而是自投罗网。

　　唱红歌引发社会共鸣，说明人民向往公平，即使是生活必须品缺乏的过去，人民还是非常的向往。授予特权和利益给官僚集团，虽然可以暂时的稳固政权，但长远看却会因为背离人民利益而早人民背弃。恢复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传统，是人民的希望所在。人民是沉稳宽厚的，只要存在着一丝的希望都会期盼下去。限制官员的特权有什么难的？认为"法不责众"，手术难度大等都是无视危险。毒疮毒瘤不割除必然会危害肌体的健康，因为怕失血而不动手术割除毒瘤，那是很错误的做法。等"病入膏肓"则悔之晚矣。宽待贪官，严惩小民，是社会不公最具体的表现，也是社会不满情绪的源头。

　　社会不满的另一个源头是堵塞人民希望。本来公平递进是消除社会不满情绪的一个好的方法。可是实行了一把手负责之后，每个单位、每个部门都由一把手说了算，这就难免会出现买官卖官，所有的晋升都以关系或钱财为度量。这就剥夺了社会底层进阶的公平阶梯。让社会底层完全失望是社会不稳的另一个源头。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社会不满情绪，看似反动，而实际蕴含之"道"理。弱者的不满恰恰是整治社会风气的依靠，也是大的"道"理。依天道、天理行事，无往而不胜。根本不需担心，贪官面积大的问题。香港70年代初，整个警界和官界都很腐败。可是港英政府决心一下，依然可以创造出一个廉洁的公平社会。如果现在我们整治官吏特权，安排大部分维稳费用花民生上，建立公平社会，社会怎能不稳？办事的难易在于一念之差，天道昭显，唱红歌就是一个契机，充分说明民众需要什么。记住"弱者道之用"！满足民众的需求，恢复"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主旨，不要受西方理论的忽悠，国家是大有希望的！全面承担起民生责任是恢复人民信任的好途径，毕竟中国共产党有着六十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和先进事迹，让人民相信有着深厚的基础。偶尔出差错，但如果可以改错恢复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那么其他的妖孽、邪恶势力则完全不必担心。依靠特权阶层维持统治是无能者的手段，有能者维持社会稳定是依靠群众。切忌本末倒置，现在设置众多维稳办就是本末倒置，不明病根就乱下药。人民是基础，是依靠，而不是敌人。将人民视为敌人的任何都没有好的下场。贪官污吏基本上都视人民为敌人，他们是注定灭亡的！

深化改革的动力与阻力

　　《21世纪》："顶层设计"提出的背景是什么？您如何评价30年改革的模式、特征及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

　　周天勇：总体来说，以往30年的改革有如下特点：首先，经济学意义上的边际效率比较大，往往一些较小的改革就能够产生非常显着的效果。其次，改革初期受益的人多，比如农村的农民、工厂的工人，由于承包制的改革，收入有显着提高。最后，改革比较容易，除了下岗分流改革有些难度，其他改革的推进都比较顺利。

　　同时，过去的改革也存在问题。第一，一些改革互相不关联、不配套，有的改革受其他方面的掣肘。第二，各个部门各自为政，没有整体的统筹。第三，缺乏阶段性筹划，没有改革步骤、次序和时间表上的安排。第四，改革遇到既得利益的阻力越来越大。所以，现在要从这四个方面进行整体统筹，就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一个综合性的战略，要对各个部门的改革进行统筹配套，在时间表上进行设计。同时，顶层设计要有强大的权威性，把各方面利益协调起来，不能因为部门利益使改革受阻。

　　汪玉凯：中央在十二五规划中，突出强调了对改革的顶层设计，既在情理之中，也体现了高层的战略思维。应该说，经历了30多年的中国改革，我们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具体说，无论是改革的发展逻辑、改革的内在结构，还是改革面临的问题等，都需要我们通过加强顶层设计，解决一些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从而使攻坚阶段的改革有实质性突破，否则，一旦改革真的进入一个相对停滞的"胶着期"，就会增加改革的社会风险。

　　中国的改革是以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起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干展开的。尽管改革的内容广泛，涉及领域众多，但其他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或开辟道路的特征还是很明显的。

　　然而，到了2005年后，情况似乎发生了某些变化，其重要表现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一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也越来越困难。基于此，2005年中央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做出了"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的判断。这意味着，改革的发展逻辑发生了明显变化，政府改革被历史地提上了重要议程。

　　《21世纪》：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在哪里？改革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汪玉凯：从改革的内在结构看，中国的改革无疑是全方位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在实践中明显地感受到改革的内在结构有不匹配、不平衡的问题。其中社会改革的短板效应尤为明显。因为，当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不能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即使再好的经济改革方案，也许都无法有效实施。如何使改革内在的结构更加合理、平衡，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

　　周天勇：增长方式的转型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和体制问题相互交织。首先，体制上一直对城市化有所犹豫，这就使得农民在城市无法落户，那么农业规模怎么扩大？城乡差距怎么缩小？农民怎么富起来？这都没办法实现。转变增长方式是要少消耗、多产出、低排放，这就涉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占比的根本调整，要提高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就业人口。而现在农村人口居住很分散，服务业的发展也受约束。其次，对地方政府来说，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在GDP和政绩上迅速见效，而服务业都是中小企业，见效慢。最后，税收、资源价格等方面的政策环境对服务业发展也不利。所以，长期以来，我们的发展方式转变面临困难。

　　顶层设计的实现路径

　　《21世纪》：从行政管理体制的角度，"顶层设计"是否需要对现有的决策机制进行改革？抑或组建新的决策部门？

　　周天勇：我个人认为应该恢复体改委，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机构对改革负责。国务院必须得有一个具体的落实部门，设计部门、调研部门、执行部门，还有督促检查部门，现在需要这样一个落实改革的部门，而且得站在中立的立场上。

　　以往一些部门的改革设计都是收权的，没有愿意主动缩小自己权力的，所以都是收权的改革，没有放权的改革，很多改革是地方闯出来的。所以，顶层改革就是要有中立的机构去总结以往改革的经验，调查基层的真实情况，然后制定综合性的改革方案，力求符合实际情况、摆脱部门利益。改革的顶层设计一定要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方案的制定过程学者、民众代表要有广泛的参与，由中立的机构来设计，之后上下互动来执行。

　　《21世纪》：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直面社会公正问题。您认为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在哪里？政府在民生领域如何进行改革和完善？

　　周天勇：实现社会的公正，首先要有底层人群向上层流动的制度安排，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义务教育要争取普及到高中阶段，加大对贫困家庭大学生的助学金，另外，军校、农校等免费的高等教育要大力发展。二是创业制度的完善，企业的注册登记、税收、信贷等方面都要着力支持创业。用这两种制度安排，让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其次，社会公平的关键还是"自动公平"，即在初次分配中，让人们通过劳动实现个人生活的改善。比如通过创业达到中等收入，并且能够给更多人创造就业机会，大量的中小企业发展起来，整个社会的收入分层就会逐渐趋于橄榄型，比较均衡。

　　最后，是国家在税收、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顶层设计要照顾到社会公正的这三个方面。

　　"十二五"顶层设计如何破局？

　　《21世纪》：您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紧迫任务有哪些？改革的"顶层设计"如何进行系统性安排？

　　汪玉凯：从目前我国改革的实际状态来看：一方面，我们已经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政府过多运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问题，依然存在；

　　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以及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使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继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一方面所有中国民众从改革中获得了巨大实惠，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区域差距过大等引发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也在困扰着我们；

　　一方面我们的政府管理经过多次改革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政府自身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如权力滥用、腐败等现象，也影响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所谓改革的顶层设计，实际就是对未来中国改革的整体谋划，最大限度地化解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风险，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

　　周天勇：改革有两方面的维度，一是专项改革，即一些关键点的改革。从经济体制来看，资源价格体系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以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是五个最迫切的改革。目前我国的资源价格极不合理，如不进行理顺，农业和工业的节能减排、向节约型经济的转变就无法实现。目前企业的税费负担很重，创业活力很低，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分配不合理，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土地制度是高房价的一个重要根源，城乡差距的缩小，也需要土地制度的调整。金融体系主要是银行的改革，现在金融垄断度太高，中小企业贷款难，亟待改革。国企改革涉及到社会分配的公平。现在2000多万国企员工享受47万亿国有资产，给国家才交那么少的利润，造成了收入分配极大的不公平。

　　同时，还有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鼓励创业的综合性改革，企业的注册登记制度、行政审批制度、税费制度等方面都需要创造对创业更为有利的环境。唯有创业才能从根本上增加就业和收入。二是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三是政府公共服务、行政管理方面的综合改革。

　　改革的顶层设计要把以上五个"点"和三个"面"综合统筹，整体推进。

创造新民主

　　现在，已知的民主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先进国家标准的超级利益式民主，其以殖民和工业先进的收益，将国民最低收入设至中产的水平，以此作为实行民主的一致性基础，不过，当其外部收益剧降后，这一种民主正在走向国家债务危机甚至破产。

　　第二种是解放区独创的零利益式民主，这是国际资本逼迫国人都濒临零利益的时候，以零利益作为一致性基础的民主，这一种民主非常独特，但零利益已经成为过去。

　　第三种是落后国家迷信的好东西式民主，这一种根本没有基础，其真正想做的可能是，希望在没有任何全社会一致性基础时推行西方政制。

　　很显然，落后国家缺乏一致性的好东西民主不可能成事，一方面，没有一致性何以称"民"？这方面已经有太多不能成功实例，没有一致性的民主只能是制造内乱，另一方面，先进国家的超级利益一致性民主正在陷入困境，现在考虑将其政制之搬来，结果难道不是已经可以预见？

　　显然，落后国家的出路不在于迷信式的民主，而在于寻找新路，这个新路可能就是新民主，什么是新民主？这需要从什么是民主说起。

　　什么是民主？

　　任何真正的民主，都是以客观一致性为基础，或者说是客观利益一致性，如果没有客观一致性，任何的民主和民主政制都无从谈起，无论古代、现代，无论西方、东方，无论国内、国外，无论大国、还是小村，概莫能外。

　　最近广州有个旧楼盘要加建电梯，这些旧楼是预留有电梯位的，不难的一件好事，却使得原来相安无事的居民，分成了剧烈相对的两派，因为各层的利益是不同的，高层最需要电梯，底层不一定很需要，利益不一致，如果硬要投票，结果很难预知，但矛盾可能只会加深。

　　现在中国所有的楼盘都有类似的问题，楼盘是人工构建，没有经过自然的磨砺，做任何事情都很难统一，有的甚至连物业费也不交，业委会也不愿参与，高档楼盘很像经济好的发达国家，相对好些，低档楼房象落后国家，矛盾常常层出不穷，只有对其附加很强的外部逼迫，比如遇到要在附近建设垃圾场，或者突然陷于极端的乱世，需要楼盘居民一致的对付，一致性才会突然倍增，国家的原理、民主的原理其实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中。

　　古希腊和现在的美国都是民主的典型，他们都是有一致性的民主：

　　1、古希腊确实是民主，古希腊民主的基础是客观利益一致性，古希腊的统治者其实不是原住民，其原是北方的部族，大概是因为气候变冷的逼迫而南下，九千户人散落在三十六万原住民中生活，他们居住的各个点上都需要筑城自保，需要解决食物及其它的一切，这就是古希腊民主的一致性，各城堡以利益一致性结成城邦，然后进化到原始国家，只是古希腊民主并不包括占多数的原住民，原住民全部是奴隶，与民主的那些人没有利益的一致性。

　　2、现代美国也确实是民主，美国民主的基础也是客观利益一致性，去繁就简，美国民主的基础其实就是800美元的养老保障，这是美国最低的收入，800美元大约相当于4000人民币以上，另外还有其它福利，这在落后国家已经绝对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跟上层阶级的一致性极强，其过去都是靠殖民和工业先进的收益，现在都是靠印钞和外债保障，与下层阶级相关的那一类矛盾，多数被消化在了国外。

　　先进国家现在的大量印钞，其实是在渐离客观利益的一致性，美国和西方现在都已经迈出了这一步，无论是印钞还是收紧福利，美国和西方都在开始渐离一致性，如果想看西方的这种渐离，希腊是近段时间的最好景点，后续的可能还有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意大利等一大串国名，美国现在还被抬升国债上线护着，暂时还不知成为景点的时间。

　　什么是中国的一致性民主特例？

　　中国是落后国家，落后国家没有先进国家实行超级利益民主的经济条件，没有超级利益的一致性，但中国却创造过公认的民主，而且是赞誉极多的民主，这就是共产党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民主。

　　共产党根据地的民主，也是实实在在拥有客观利益一致性的民主，而那时候的民主其实是零利益一致性的民主，日本侵略是那时候国际资本逼迫的顶点，当时的中国人差不多都成了零利益，而在中国人都是零利益之时，中国共产党无条件的站在零利益的一边，所以用零利益也创造公认的民主，那时，不仅中国共产党跟多数中国人一样是零利益，甚至连民族资本都濒临零利益，所以中国的国旗上才有了第五颗红星。

　　相比之下，同样在全国人民都零利益之时，国民党始终都不能将自我的利益归零，所以其一直都没有民主的可能，国民党的统治是真正的独裁，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独裁，而且还是独得天下之财的独财，是与全社会经济利益一致性完全背反的独财，解放前仅金圆券收刮的真金白银就不计其数，当时的百姓如果藏有金银，查出来就可能会被判极刑。

　　国民党是那种可以在火场任意敛财的消防队，其一切行为和任何时候都是有利益的，能不能灭火？也许可能，但对于百姓来说，把火场的财物都拿走了，灭火还有什么意义？而对于他们消防队的本身来说，如果没有敛财的可能，他们怎么可能会有动力灭火？

　　为什么解放以后，在中国社会偏高的层次会慢慢的开始渐多争执，这是因为全社会已经开始各有利益，革命就是要让人都能得到一定的利益，但得到利益就已经不是零利益，而利益不同本身就是已经是渐离一致性，李自成进京之后的大肆封赏和掠取，就是在丢弃与人民的客观一致性，而且，任何革命成果都不够功臣分取，所以其败也忽，西柏坡时大讲《甲申三百年祭》，就是要共产党不能重蹈前车覆辙。

　　但是，零利益的消失确实是新问题，零利益已经消失时怎样才能保持一致性？这需要尝试寻找新路，但找路谈何容易，虽然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实际上中国的尝试最终也没有走通，当时很多东欧国家的回头路，其实也是丢弃全社会的客观一致性，事实证明并不能成功，南斯拉夫没有走通，而且被拆的四零八落，现在匈牙利需要大量美元援助，也是证明了当时不能走通。

　　那么，究竟什么是新民主？

　　很简单，由于民主是客观利益一致性，所以，新民主就是："零利益消失后的客观一致性民主"，或者说"零利益消失后的客观利益一致性"，既要承认全社会各自的利益，又要找到全社会利益的一致性。

　　首先要清楚，零利益的民主是共产党在根据地创造的民主，那时的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因为主观而臆造，但是，现在的时代已经没有零利益的客观存在，所以现在的客观就不是零利益，如果这时硬要回头追捧零利益，就会是主观臆造，这毫无意义，现在的时代，只能是在承认客观存在利益的基础上，努力寻找客观利益的一致性，然后再依靠这个一致性，维护这个一致性。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其它的客观利益一致性？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一致性，现代的工人运动是一致性，国民革命的驱逐鞑子恢复中华是一致性，红军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是一致性，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是一致性，解放战争的解放全中国是一致性，抗美援朝的保家卫国是一致性。

　　那么，什么是现在中国的客观利益的一致性？作为全社会来讲可能有两大块，一块是全国农民的土地，绝大多数农民都要依靠土地而生活，另一块是各种社会保障里面最重要的退休养老保障，绝大多数有工作的城市居民都已被社保收纳。

　　过去，我们搞工运要依靠工会，搞农运要靠农会、搞军队要靠士兵委员会，所有最卑微的力量，组织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现在我们好政府工作，不仅要注意做好经济工作，不仅要注意那些富人和名人，而且应该设法重新做好农民和各种职工的组织工作，引导和组织最广大群众来维护国家统一，引导和组织最广大群众维护整个社会的运行，同时也是引导和组织最广大群众自己保护自己，这是一种可能的设想，也是一种责任。

　　应该这样认识，无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我们党和政府的最重要工作都不是只有经济，因为，搞好经济只是盖好了大楼，而大楼盖好之后如果发现大家都没份就毫无意义，因为这纯是在为人盖楼、为人筑路，自己只是楼主和路霸的工头。

　　当然，依托农民和各种职工的利益一致性，并不是要放任福利至上，因为社会福利如果没有制约，会容易走到福利至上的负面境地，从根本上讲，社会福利应该是尽力做好最基本的保障，而不是进入到高福利享受，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深受高福利之扰。

　　最后，再定义一下究竟什么是旧民主？

　　与新民主对立，旧民主是完全没有客观一致性定义的民主，是不谈、不管和不顾客观利益一致性的民主，现在很多人奢谈民主，其实只是为了争说话权和其它权，而他们越是争的厉害，离全社会的客观利益的一致性就越远，这就是旧民主，旧民主是丑陋的坏民主。

　　喜欢拿旧民主说事的人群应该明白，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和经济都有国家统一的基础，如果离开国家统一的基础，中国人无论贫富可能会一起被打回零利益，因为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国际资本面前从来都不是强者，所有民族资本圈里的人可能都面对这样的一种判断，是自觉的为客观一致性添砖加瓦重要，还是急着说话和争权重要，是自觉于今天的一致性好，还是要自绝于明天的零利益，这些抉择其实不难。

　　据我个人预测，只要再过五至十年，西方民主超级利益的负面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其榜样误导作用将会完全的回归于零，老牌先进国家只能和其它国家一样平起平坐，跟其它国家一样回复社会的正常状态，到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稳定的困难时期就会基本完结，只要我们现在能够依靠全社会的一致性撑得住劲，我们中国就可能顺利的跨进到那崭新的一天，跨进到崭新的全球工业化时代并成为领头羊。

　　真心希望中国能够理解新民主、选择新民主、创造新民主！

澳大利亚和印度惊呆 中国铁矿石传来重大惊喜

　　在中国投资者为了铁矿石全球出击之时，铁矿石价格又开始回升。本周，上调出口关税后的印度矿粉到岸价已经突破130美元/吨，创2010年3月以来的新高。

　　近日，国土部网站上一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品供需形势分析研究组的研究报告也预计，2011年国际铁矿石价格会有10%-20%的上升空间，国内铁矿石的价格也会有进一步回升。

　　在印矿抬高价位、"两拓"组建合资公司、中方铁矿石谈判中处境被动的背景下，加快扩展海外铁矿石资源，成为重大课题。

　　为此，中国企业的足迹目前几乎已经遍布全球，买家也涵盖钢铁企业、物流企业、投资企业、勘探单位等多种形态。

　　此前，中铁物资刚刚宣布将购买非洲矿业公司12.5%的股权，并获得后者在塞拉利昂Tonkolili项目至少20年铁矿石供应的机会。

　

　不过，国内资讯机构mysteel研究员曾节胜向本报记者指出，由于中方获得全球优质矿源的机会已经不多，不少投资者在海外开矿时，还需要谨慎考虑选矿所需的成本，以及海运费的波动。

　　中国又传来一重大惊喜!

　　西非的铁矿石资源，正在连续给中国业界带来惊喜。

　　本报记者从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下称"河南有色地矿局")获悉，该局第二地质大队在利比里亚中东部邦州的邦山脉铁矿区(下称"邦矿")，发现一特大型铁矿，预计矿区总资源量可达40亿吨，其中已探明铁矿资源量13亿吨。且该矿为我国在境外第一个拥有百分之百权益的矿山。

　　"这个矿区铁矿的品位接近40%，经过选矿可以为我国所用。"8日，河南有色地矿局总工程师张录星告诉本报记者。该矿区总面积达352平方公里，矿体总长35公里，矿区内环境地质质量和矿床开采技术条件都比较良好。

　　而该矿的中国所有者，则为中利联投资有限公司(CHINA- UNION INVESTMENT CO.LTD，下称"中利联")。河南有色地矿局，则是负责为其进行勘探的合作伙伴。

　　6月9日，中利联总经理尹富有在利比里亚土地、矿产和能源部，与该国政府投资委员会主席、土矿能源部长、财政部长、司法部长等一起，共同签署了邦矿的开发协议。

　　根据协议，中利联将获得利邦矿(铁矿)开发权为期25年，总投资额预计为26亿美元。

　　当天，中利联总部一位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中利联在签署协议后就开始启动了在利比里亚的项目，并且一直在进行工作。目前，该公司负责铁矿石业务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也正在利比里亚出差。

　　来自中利联网站资料显示，该公司业务包括在国内经营铁矿石和冶金辅助原料的开发，但年产铁矿石原矿仅为532万吨。该公司在选矿技术上，可把品位27%-30%的赤铁矿加工成品位67%的铁精矿，以及把28%-30%的磁铁矿加工成品位67%-68%的铁精矿。

　　美大惑不解：俄商人为何拼命要把铁矿卖到中国

　　美国《纽约时报》12月9日文章,原题:架设跨越西伯利亚的桥梁西伯利亚金坎露天铁矿面积1平方英里,白桦和雪松森林一眼望不到头.同西伯利亚许多地方一样,这里人迹罕至.但俄罗斯地质学家称,这片地表之下蕴藏着足以制造数亿辆汽车的铁矿.这就是中国官员和商业经理人之所以兴趣盎然的原因,即便中俄边境曾有过长达10年的互不信任. 现在中俄的铁矿石贸易迅速升温真是不可思议。

　　今年,一个来自中国的代表团乘坐直升机来到这里."数十亿吨铁矿石就在我脚下",该矿工头日亚波夫告诉中国客人.他回忆说,"他们说,'抓紧行动吧,我们已准备好了.'"这次短暂会面兆示着即将在该地区上演的商业狂欢,俄罗斯公司纷纷呼吁签订西伯利亚能源合同,将包括铁矿、煤炭和木材在内的能源销售给需求庞大的中国市场.俄石油也亟需通过西伯利亚输入中国.

　　对于资源饥渴的中国,通过陆路运输的俄金属和石油是其摆脱依赖海运并实现供给多样化的重要保障.今年上半年,该地区跨境贸易已帮助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俄最大贸易伙伴.去年,远东是俄唯一投资出现增长而非萎缩的地区.

　　对双方经济进一步发展表示怀疑的人说,双方的深度不信任能追溯到1969年.直到1987年,现任犹太自治州州长的温尼科夫劝说莫斯科允许在阿穆尔河(中国黑龙江---编者注)畔的一个村庄开展渡口贸易.如今他已成为跨阿穆尔河规模最大的贸易投资项目---一座用来从金坎向中国钢厂输送铁矿石的跨河铁路大桥的坚定支持者.这座大桥是该地区新前景的又一象征.它将成为两国边境线上唯一一座全年开放的铁道口.如今正在规划的更大规模的跨境项目将是贯穿西伯利亚的石油管道.

　　对中国而言,通过陆路从中亚和俄运石油,意味着更长远的目标:改变严重依赖中东和马六甲海峡要塞海运的现状.中国公司还租用空置的大量俄远东农田,鼓励中国农民工去那里从事季节性劳作.迄今为止已有85万英亩土地被中国公司租用.中国人正逼(俄资源)降价,称如果没中国人出钱,东西伯利亚的巨大矿藏远不会如此有价值.俄罗斯人则争辩说,没他们的商品,中国买主只能购买更为遥远的供货商的高价商品.

　　对俄罗斯来说,对华贸易蕴含着一个新繁荣时代的美好前景.一家金矿的负责人卡斯卡诺夫正乘坐吉普车巡查巨大的露天金矿.他不但购买中国采矿机械,还雇请中国卡车司机."中国是我们的近邻",他说,"如果我们有些邻居想要的东西,干嘛不把它卖给我们的邻居呢?"

　　最近几年来，全球铁矿石产量不断增长，但价格涨速依旧十分惊人，俄罗斯国内的铁矿石价格也随之上涨了70%以上。

　　俄冶金企业纷纷向政府抱怨铁矿石价格过高，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则呼吁政府尽快解决钢材尤其是钢管的涨价问题，要求政府提高关税税率，以限制钢材出口。不过，在20日召开的冶金领域政府工作会议上，俄副总理谢勤建议各大公司之间签署长期供货协议，以应对原材料涨价。

　　据俄工业部专家测算，铁矿石去年占俄罗斯国内钢材产品成本的20%，而从今年4月起已经占到25%以上。这导致今年第一季度俄钢材产业的总利润下降了22%。

　　俄罗斯安东资本分析公司专家认为，全球铁矿石价格明年至少还将上涨30%，预计3～4年后价格涨幅将趋于平缓。

　　专家还指出，铁矿石价格飙升并不是钢材价格急剧上涨的唯一因素。比如在俄罗斯，焦炭和废金属等原材料价格也上涨了100%～200%，铁路运费上涨20%，天然气和煤电上涨30%，这些因素都不能忽视。

　　只有不到20%可出口

　　俄罗斯是全球铁矿石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相关资料显示，俄罗斯的铁矿石储量高达640亿吨，居世界第四位。俄罗斯的铁矿石主要分布在乌拉尔、西伯利亚等地区，这些地区约有俄罗斯铁矿石总储量的60%。

　　苏联时期，政府在这些地区兴建了许多大型铁矿石采选公司。近年来，俄罗斯也继续加强对本国铁矿石原料基地的开发、建设和整合。

　　不过，随着国际市场铁矿石身价陡增，俄铁矿石市场被国内几大冶金公司垄断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北方钢铁公司、新利佩茨克钢铁公司、冶金投资公司等大公司差不多控制着俄铁矿石销售市场的80%以上。事实上，满足本国消费之后，俄罗斯用于出口的铁矿石不到其总产量的20%。

　　俄联邦统计局资料显示，俄罗斯铁矿石产量2006年为1.37亿吨，出口2400万吨，同时还进口了1100万吨。而2005年的这三项数据分别为1.28亿吨、2000万吨、1000万吨。

　　随着中澳铁矿石价格谈判的无奈落幕，以及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的新一轮涨价潮再起，有人认为，俄罗斯将成为中国新的铁矿石进口源。

　　不过，面对中国每年数亿吨铁石的庞大需求，就目前俄罗斯的产量和出口量而言，想要解困似乎还比较困难。

中央军委做出重大变革 总参谋部将优化重组

　　经胡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通信部改编为总参谋部信息化部。信息化部成立大会今天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陈炳德出席会议并讲话。

　　信息化部的成立，是健全我军信息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的重大举措，是我军建设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军在加强信息化建设集中统管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陈炳德在讲话中指出，胡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将总参通信部改编为总参信息化部，是着眼战略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成果，对于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成立信息化部是适应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是加强信息化建设集中统管的有力举措，是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客观需要，是在新的起点上推动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陈炳德强调，通信部改编为信息化部决不仅仅是名称的简单更换，而是按照信息化建设发展要求进行的职能科学配置和结构优化重组，这种全局性、基础性、综合性的地位作用决定了信息化部肩负的使命光荣、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各级要坚持把继承优良传统与勇于开拓创新统一起来，探索适应新职能新任务要求的工作方式方法，实现各项工作和建设的与时俱进;坚持把加强集中统管与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统一起来，注重建章立制，切实把各项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坚持把加强信息化建设宏观筹划与搞好通信业务建设指导统一起来，持续保持通信业务建设的良好发展势头;坚持把有效履行职能与加强信息化部自身建设统一起来，确保胡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落到实处，确保工作和建设的正确方向，确保部队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为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成立大会由副总参谋长章沁生主持，副总参谋长马晓天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单位原通信部门改编为信息化部门的批复，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宣布了总参谋部信息化部领导的任职命令。副总参谋长侯树森、魏凤和，总参谋长助理戚建国、陈勇，以及国家有关部委、四总部有关部局领导出席会议。

美媒罕见表态：中国应坐上全球领袖宝座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文章，题：中国应听取基辛格的建议：你现在高居首位，开始领导吧。原文如下：

　　而今已88岁高龄的亨利·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与毛泽东坐下来商谈中国开放时，美国正处于鼎盛时期。当时基辛格肯定没有想到，过了还不到半个世纪，在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地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他会重返北京，将象徵着全球领袖地位的指挥棒交给他的东道主。

　　上週六，中国主办的一个全球化研讨会开幕时，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将当今中国比作1947年的美国。

　　基辛格指出，1947年，英国这个处于没落时期的帝国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迫不得已地对美国国务卿说：「作为最大的债权国，美国现在必须在建立新秩序方面承担领导责任。」由此，美国发起了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在20世纪馀下的岁月裡，美国进入蒸蒸日上的轨道。

　　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中国现在相当于1947年的美国，处于下一个世界秩序建立的起点。基辛格对他的东道主说，儘管这种从一种体制到另一种体制的转变可能需要30年，但是中国的作用只会扩大，因为从自身利益考虑，在改变全球体制的问题上，它责无旁贷。

　　在基辛格看来，中国进入领导角色的步伐将加快，因为西方当下停滞不前。

　　基辛格说的没错。在过去两个世纪，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霸权国家，将安全、金融稳定、主要储备货币和开放贸易等「全球公共物品」强加于人。今天，美国以及七国集团越来越没有能力来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然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也没有这种能力。

　　作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领域是，通过经济发展，帮助中东和北非稳定局势———这符合全世界的利益，对能源安全尤其重要。毕竟，中国通过购买遭危机重创的国家的债券，在欧洲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拉伯革命爆发后，人们对在中东和北非推行「马歇尔计划」议论纷纷。最近在多维尔召开的八国集团会议上，法国总统萨科齐为此争取到200亿美元的承诺。鉴于发达经济体深陷赤字和主权债务危机，那基本上是个空口承诺。

　　且不提「马歇尔计划」，二十国集团为何不发起一个「胡锦涛计划」?中国可以与海湾国家一道，从其大量的过剩外汇储备中拿出一部分，造福全世界?

　　正如基辛格所言，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中，「马歇尔计划」兼顾了正在崛起的美国的责任及其自身利益，现在不正是中国按照这种方式担当新角色的时候吗?美国听取了欧内斯特·贝文的建议是对的。中国听取亨利·基辛格的建议也不会错。

胡锦涛警言：四种危险更尖锐摆在全党面前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今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时表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胡锦涛说，总结9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动力;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繫;坚持任人唯贤、广纳人才，以事业感召、培养、造就人才，不断增加新鲜血液，始终保持党的蓬勃活力;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正视并及时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胡锦涛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複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胡锦涛说，我们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认识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中国需要航母的几大理由

中国续建的前苏联"瓦良格号"航母即将竣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最近刊载霍尔姆斯（James
Holmes）的文章说，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将军、舰队指挥官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三个最强烈的动机"——"恐惧、荣誉、利益"左右了战争双方雅典和斯巴达的国家行动。他们必须武装起来，以避免成为弱肉强食的牺牲品。中国的航母野心也反映出类似的心态。随着对海外重要的石油和原材料进口，以及制成品的出口的依赖越来越大，大洋航路现在已经成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关注点。害怕美国海军可能在远洋切断中国的经济生命线，成了中国战略的心病。官方《人民日报》去年12月的社论表达了这种焦虑。社论说，"任何快速崛起的国家"都将"本能地被视为"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因此这种国家必须建设强大的海军，以便抵御盛气凌人的美国。这一分析与修昔底德不谋而合。他揭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是"雅典的崛起，使斯巴达感到恐慌"，因而爱琴海两大强权的战争便"不可避免"。站在北京的立场，赞同美国的永久海上霸权，等于按照修昔底德法则，向强权屈服。那么航母有什么特殊意义呢？北京已经针对美国，建设了一支装备巡航导弹的海军，以便将美国海军拒于台湾海峡、亚洲海域之外。中国海军的水面舰队受到二炮陆基导弹的火力支持。二炮拥有世界上第一种车载反舰弹道导弹，目前还没有防御方法。美国海军还受到中国陆基战机、能发射巡航导弹的静音常规潜艇、配备远程反舰巡航导弹的高速双体导弹艇的威胁。如果中国解放军把西太平洋变为美国海军无法进入的海域，就可能使中国不必冒与美国开战的风险，就获得实际利益。对美国海军来说，上述武备远比北京即将部署的航母舰队更具威胁性。所以，波士顿学院国际安全研究所教授洛斯（Robert Ross）把中国发展航母称为"海军民族主义"。但航母属于能完成多项任务的平台，具有多种作战功能。北京能够使用航母战斗群从北、东、南三面封锁台湾，掌握台湾海峡制海、制空权，在美军可能干涉之前拿下台湾。在南中国海，航母战斗群携带的机动战机，足以控制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岛礁及富含天然资源的邻近海床。航母还能够显示中国在南亚的存在，北京可能会建立印度洋常驻分舰队。但这些并不是驱动中国航母野心的唯一动力。航母能够担负许多非战斗任务，例如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发生后，中国学者对美国航母迅速驰援灾区印象深刻。北京发现，硬实力可以转化为某种软实力。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北京大力建造医院船，以及适于担负救灾和人道援助任务的两栖舰只。甲板阔大的航母，当然有助于彰显中国的灾难救助实力，消除别国对其意图的疑虑，不仅对中国本身，而且对亚洲邻国都有好处。北京知道，如果想成为真正的超级海上强权，就必须顾及这一点。

中国高铁的背后：拉起庞大高端制造业链条

　　6月30日，京沪高速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通车运营仪式幷乘首发列车考察运营情况。 新华社

　　昨日，京沪高铁正式鸣锣开行，在拉动中国两大经济圈之间联系的同时，也拉起了身后庞大的高端制造业链条。京沪高铁逾五成新一代动车组来自中国南车，剩下的也由中国北车提供，南北双雄包揽京沪高铁的局面不啻为对高铁装备制造业的提振。不过"中国造"高铁身上还有近一成零件需进口，这或许正是中国高铁产业链下一步建设的关键。

　　南方日报报道，记者昨日了解到，近日爆发的"高铁降速"争论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影响不大，坐落在江门市的广东南车轨道交通车辆修造基地(以下简称"广东江门修造基地")建设工作正如期进行，年底就将有首列动车组下线，虽然并未染指此次高铁建设，但却在借力高铁装备制造业的大发展，做深产业链方面做好了伏笔。

　　性能可靠，中国南车独占京沪动车半壁江山

　　在经过一系列的争论之后，在京沪高铁开行前夕，铁道部再一次对高铁的安全性和技术性给予了肯定："国内30名工程界知名院士、专家，对京沪高铁进行了检查评估。评估结果表明，京沪高铁轨道状态达到了高平顺和高稳定的要求，通信信号和牵引供电系统稳定可靠，CRH380动车组符合高速度、高舒适性要求，运营安全保障设施齐全，开行方案合理，运营安全是有保证的。"这对于中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肯定。

　　昨日京沪高铁正式开通，中国南车格外兴奋。"在京沪高铁上运营的动车组中，我们生产的占到53%。"中国南车证券事务代表郑胜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中国南车四方股份公司研制的46列高速动车组投入了运营，其中8编组的RH380A动车组26列，16编组的CRH380AL动车组20列。"

　　而CRH380系列的高国产化率尤值得称道，"我们的380系列具有完全的知识产权，国产化率达到90%。"郑胜表示。而据介绍京沪高铁上其他运营的动车则由中国北车提供，两大巨头瓜分了这一标志性工程的移动装备，让中国高铁装备制造业兴奋不已。

　　此前，"高铁降速"对装备制造业的影响也慢慢被市场消化。"其实，高铁降速主要是从安全的方面来考虑，并不是否定现有制造标准，另起炉灶。" 中科院院士王梦恕就认为，整体降速主要是为了延长机身寿命和列
车设备的安全性，"高铁有额定速度和实用速度两种，实用速度最好是占其八成左右，目前国内的高铁线路来说，运行在270-310公里/小时的时速都是不错的，如果太长时间高速运行，会缩短列车的机身使用寿命。"

　　"'十二五'铁路建设规划的总目标，就是铁路'十二五'期间新线的投产规模要达到3万公里。届时，我国铁路运营的总里程要从现在的9.1万公里增长到12万公里左右，铁路的复线率和电气化率也分别能提高到50%和60%。"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此前的表态颇为引人瞩目，"将会有一大批先进的技术装备投入应用。"这更点明了中国高铁装备制造业的前景，上半年同比80%以上的净利润增长更打消了市场的担忧。

　　一成零件需进口，广东有望撬动千亿市场

　　然而就在高铁巨头飞速前行之时，他们身后的产业链拉动却还未完全"给力"。"我们的动车组还有不到10%的零件需要进口，主要集中在轮、车轴、轴承三部分"，郑胜表示，"别小看这些零件，它们都是核心部分，而且属于耗材，是下一步国产化的关键。"

　　据技术人员介绍，这些零部件的生产难点集中在了原材料上，"不是我们的技术不过关，但是钢铁冶炼技术达不到要求。现在武钢、马钢等都在加紧研制。"在郑胜看来，整个高铁产业才刚刚起步，产业链上的价值还亟待开发。

　　"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动车组所用轴承，目前我国还需100%进口。中国国产高铁轴承真正配套至少要两三年。"中国轴承工业协会秘书长王全清此前曾透露。业内专家估计整个市场超过20亿元，已被外资垄断已久，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近80%的轴承是由8家跨国公司生产的，分布于美国、日本、欧洲，而中国注册轴承企业约6000家，排名前十位的轴承企业销售额合计仅占全行业近40%的份额，行业集中度较低。

　　如何赢得这"最后一成"似乎给装备制造强省——广东带来了新的机遇。记者昨日联系广东江门修造基地，对方表示："现在建设一切按期进行，年底将有第一批动车下线。"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该基地主要立足于珠三角的城轨建设，并未染指高铁的规划。

　　"但是能把整个产业链激活的话，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了，这对于带动广东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也显得更有意义。"广东江门修造基地给记者反馈也正瞄准了高铁装备制造业全产业链的成型，"只要广东江门修造基地按期在'十二五'末建立起'制造+研发+物流+生产服务+生活服务'的格局，囊括全国城际动车组配套件修造总需求的50%不成问题。除满足国内需求外，我们还将争取销往国际市场，到2020年将力争实现产值超1000亿元。"

温家宝的最后抉择

势单力孤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正在利用出国访问之际那难得的言论自由机会，向世界、尤其是向国内呼吁政治改革，在最近的访欧之旅中，温家宝先后在英德，透过海

内外媒体，发出了近两年来政改呼吁最密集的声音：《温家宝：缺少监督政府的制度保障是民众不满主因》、《温家宝：未来中国将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温家宝：要坚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法治国家》、《温家宝：正致力于消除社会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过大现象》、《温家宝冀外界加深对中国了解称会致力保障人权》、《温家宝参观莎士比亚故居，称决不做自以为是的政治家》。

再有15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的18大召开的日子，党内领导权开始转移、温家宝卸任领导人的日子，胡温政体、历经十年，经济崛起、政治倒退；腐败和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天下大乱的临界点一天天的临近。中国富人以无以伦比速度向海外移民的现象，印证了这个大厦将倾的时代。其实一年多之后，无论谁来担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都将可能的承担着"亡党领袖"的历史大名。

近10年来，温家宝以他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人格风尚，帮助胡锦涛政府，赢得了民心、维护了稳定。即便是大难频仍的2008年，中共顺利熬过了广受国际社会检阅的奥运会，我曾以一篇文章《温家宝，大难救中共》，借纽约时报编译文章，评述了温家宝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作用。

然而，故国依旧、民风已非，廉颇不饭、孔明垂暮；温家宝虽壮心不已，却难以推动完成政改大局。他尚未泯灭的良知和天性，让他在党内成为"高处不胜寒，孤独一小撮"理想主义者，尤其是他与胡锦涛从亲密走向分裂的结局，使之成为连话语权都没有的弱势总理。温家宝的政改呼吁，不仅遭遇了来自于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他的拯救共产党的努力，也遭遇了民间尤其是政治反对者海外民运的批评和讽刺，用"温家宝是影帝"等指责温家宝嘴上说的动听，实际上却啥都没干。海外民运这群喜欢跪拜孙中山的徒子徒孙，却原来还是封建的殉道者：以为国务院总理=皇帝？拿卫生间的液体，照一照他们祖师爷的"共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哪个不是"这头暗杀陶成章、那头哭灵光复会"式的《说的伟大、做的卑鄙》？

还有15个月的时间，温家宝在做政治改革的最后呼吁、最终努力，时不待我、奋马扬蹄，他那种屈原式的呼号，是否能感化这个已堕落的中国政局和民间，还要看中共十八大的最终决议；温家宝曾在中国自然灾难降临之际，大难救中共；他能否在中国社会灾难到来之际，大难救中国，那也要看他自己的最后抉择了：18大后退休、归隐林泉，还是做一个袁世凯、开创真民国？

美媒：中国航母为石油而战，首个敌人竟是它

　　美国《赫芬顿邮报》日前文章，原题：中国将称霸海洋? 从华盛顿安全机构此起彼伏的惊呼声来看，中国首艘航母的曝光已对世界和平和稳定———即美式和平———构成严峻威胁。鉴于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正迅速升温，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机。

　

　在将首艘航母变为一种真正实用的武器平台前，中国海军尚需多年时间掌握相关技术。因此，美国军工业现在就发出惊叫声还为时过早。自二战以来，美国海军就在包括中国漫长沿海水域在内的海上称雄。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面临的挑战，并非来自中国处于初期阶段的航母力量，而是中国能从空中、海洋和潜艇发射的新型反舰导弹。迫使中国发展航母和蓝水海军的首要原因是印度和石油。印度和中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真正战略对手。我在《世界之巅的战争》一书中曾预测，这两个亚洲巨人将在喜马拉雅山边境、缅甸和海洋控制方面爆发战争。

　　印度正迅速扩张海军实力，包括核潜艇、水面军舰和远程海军战机。到2015年，印度或将拥有3艘航母。新德里将印度洋视为"内海"，因此决意将中国不断壮大的海军拒之门外。中国同样坚决强调对整个南海、东海、黄海和台湾海峡拥有主权，并将其海军和政治影响力扩展到东印度洋乃至海湾地区。本周，随着越南在沿海进行实弹射击演习，南中国海又变得阴云密布。菲律宾刚刚要求将南中国海称为"西菲律宾海"。

　　中国在巴基斯坦西部港口瓜达尔和缅甸沿海打造两个新的海军基地，不但使印度感到极为恐慌，甚至连美国海军也忐忑不安。通过铁路，这两个分别位于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恰好扼守印度洋两翼———的港口将与中国西部连接起来。它们的成功建造将使中国能够避开狭窄又危机四伏的马六甲海峡。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如今，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对汽车的痴迷，使其依赖中东和非洲的石油。中国的石油供给线路必须受到保护，尤其一旦与印度发生战争之际。印度在战争期间将堵截中国的石油进口并非什么秘密。驻扎在海湾地区的美国舰队也会这么做。

　　因此，对于不断壮大的中国而言，保护海上供给线路是势在必行的战略优先选项。大英帝国总是宣扬保卫"帝国生命线"是其天赐权利。作为大英帝国的传承者，美国同样坚决扞卫其遍布全世界的贸易、石油和势力范围。而中国不可避免地也将这么做。

江泽民难逃干系 中共官场又一轮内斗加剧

　　内斗的原因很複杂，有植根于人性深处的支配慾和不安全感，有认识水平、思维方式等等方面的局限，与世界上诸种宗教内部分宗列派、斗得不可开交类似。但是，内斗的实质是争夺资源，争夺对有限资源的支配权。

　　官场又一轮内斗加剧

　　中国新世纪官场内斗，是有特定涵义的。搞政治，就要处理各种利益集团的冲突、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反映到政党和政权内部，必然会有各种路线意见的交锋，各种权位人事的竞争，广义地说，都可以说是"内斗"，这种广义的"内斗"，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有这种"内斗"并导入正常轨道、合理范围，才有权力的制衡，才有政党的活力，才有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

　　

但《中国官场新内斗》讲的"内斗"，不是这种程序化、制度化甚至公开化的良性交锋，而是拉大旗当虎皮，在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下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拼杀。

　　中共成立之日就是内斗之始

　　"内斗"这个词，对于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来讲，是一个十分常见、甚至说滥了的词。中共成立之日，就是内斗之始，中共的内斗，惨烈的程度，在世界上，在中共的难兄难弟中，除了苏共、柬共、朝共(朝鲜劳动党)等个别几家，无出其右。

　　杨尚昆曾有言：共産党杀共産党，比国民党杀共産党还厉害。什么"延安整风""反右倾""文革"这些账都不去翻了。单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共産党大杀共産党，骇人听闻!毛泽东主管的中央苏区，在"富田事变"后肃清所谓"AB团"中，杀害了多达76000名共産党员和红军官兵(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件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主持下也大开杀戒，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说，在三个月左右的肃反斗争中，"就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分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湘鄂西苏区在夏曦一个人主导下，连续进行四次肃反，肃出三万多所谓"改组派"分子，其中两万多人被杀害;原有两万多将士的红三军，肃得只剩下三四千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1934年9月15日)!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天奋斗、与地奋斗都是陪衬，关键是与人奋斗。后来，他又振振有词地说：共産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到了晚年，毛泽东不怎么想别的，别的都可以交给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自己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与人斗，尤其是与党内同事的内斗上。几十年下来，弄得人们一提起共産党，最津津乐道的那些故事，主题就只剩下一个：内斗。

　　不过，毕竟这都是翻过了的史页了，时代毕竟缓慢地在进步。"文革"落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的"内斗"虽然并没有止歇，但是，惨烈的程度毕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六四"时，邓小平等元老虽然大开杀戒，但是，对中共高层的政敌，不论是华国锋、胡耀邦还是赵紫阳，总算还算客气，没有肉体消灭，也没有施用十八般刑具。

　　内斗的实质是争夺资源

　　爲什么中共党内会有惨烈的内斗?既然"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爲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爲人民服务》)，大家不仅信奉同一个或者同几个偶像，拜读同一批经文，而且还有着在同一个战壕摸爬滚打、一起掖着脑袋求解放的生死同袍情谊，爲什么会翻脸成仇，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内斗原因很複杂，有植根于人性深处的支配慾和不安全感，有认识水平、思维方式等等方面的局限，与世界上诸种宗教内部分宗列派、斗得不可开交类似。但是，内斗的实质是争夺资源，争夺对有限资源的支配权。

　　中共前期的内斗，争夺的是共産国际的授权——这意味着共産国际给予政治信任与经济资助，所以，争相将党内政敌打成"内奸"、"错误路线";而中共后期的内斗，争夺的是最高领袖的垂青。权力既然是从上而下的，资源的终极来源就是党的最高领袖。资源与内斗就更有密不可分的关係了：最高领袖的权力是要独占的，谁要分权(或者被他推测要分权、可能分权)，就意味着觊觎他独占的资源，最高领袖就得整垮谁;而大小官员，既然权力来源于最高领袖，如果不跟着去整垮他指定的对手，就有可能失去他的信任，而跟着他指定的对手一起垮台，失去一切资源。

　　毛泽东死后，内斗的惨烈之所以缓和，原因之一在于继任者看到了毛泽东时代内斗控御不住的恶果，中共执政集团威信扫地，所有派别和所有成员遍体鳞伤、几乎同归于尽;另一个原因，则是社会空间增大，社会资源也扩大，于是政坛上有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迴旋馀地。

　　举例来说，上海的陈良宇与龚学平，为谁能接掌上海，明争暗斗多年，竞相巴结总有一天要交班的前任。十六大前，陈良宇被选中为市委书记之后，龚学平担任人大主任，争夺反而缓解了，爲何"一山能容二虎"?这是因爲陈良宇仕途虽然更顺，进了政治局，堵住了龚学平的青云路，但龚学平可以将自己的势力伸展遍及上海经济、文化、传媒……除了名头没有陈良宇那么响亮，别的都不逊色，他们的内斗就不致于发展到更尖锐、更激烈的程度，弄得两败俱伤了。从后来揭出来的内幕看，他们的不少手下还互相照应。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共的统治基础资源扩展，内斗的情况更见缓和——官员们的首选出路是升官，但是，金字塔越往上越拥挤，那些升迁无望的，就转头凭藉自己手上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如江泽民所说的"闷声发大财"。君不见，一个小科长也能贪腐数千万，一对警察夫妇也是亿万富豪?虽然被揭出来、被绳之以法者时见诸报端，但是可以肯定，曝光者只是沧海一粟。

　　鱼有鱼路，虾有虾路

　　这样，资源扩展，官场反而一度显得和谐了——鱼有鱼路，虾有虾路，中国之大，民衆之多，供其盘剥，足可互不干涉地"海阔凴鱼跃"。

　　我们听到了太多官官相护的故事，听到了太多沆瀣一气、狼狈爲奸的故事，听到了太多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的故事。在许多愤怒的民衆眼中，"天下乌鸦一般黑"，官僚阶层，就是铁板一块，互相勾结起来欺压、剥夺民衆……这难道不是为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史实所验证，是民衆在多年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吗?

　　但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提内斗。这不仅在于，只要中共没有对自己进行脱胎换骨的根本改造，建立起不同利益群体、不同意见代表之间正常博弈的平台，不择手段的内斗就不可能停止，切不可让勾结的倾向掩盖住另一种内斗的倾向;更在于，中共内斗缓和期似进入尾声，新一轮内斗激烈期揭开了帷幕。

　　新世纪的内斗，更少意识形态油彩和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更撇开义、理，而专注于利，从根本上说，仍然是那个老问题——资源。虽然如前所述，随着改革开放、社会活跃、经济发展，官员的资源极大扩展，但是，在一定时间段之内，资源毕竟还是有限的，而官员被激发出来的贪婪野心却是无限的，即使是攫取了十年、二十年前不可想像的十亿财富，他也还会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向十亿之外的又一个一百万伸手。这样，"捞过界"、伸到别的官员的碗里，是迟早会发生的事。

　　从另一方面说，官员们合谋侵夺人民、国家的公産，虽然遵循一定的潜规则，否则游戏玩不下去。但是，潜规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权威性是不稳定的，对于攫取者的"公平性"也是相对的，官员们在这种潜规则下，心态不可能平衡。一旦潜规则被突破，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内斗白热化，有关各方同归于尽。

　　"一把手"对权力更有垄断性

　　内斗加剧，还有江泽民的原因。

　　江泽民虽未去世，清点他作爲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留下的遗産却已经开始。造成中共内斗加剧的遗産之一，就是他身体力行并且大力扩大了"一把手"的权力。有分析人士说，江泽民与西方有所接触，他也很有学习西方的热情，但是又不肯学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权力制衡的结构，只是觉得西方公司的效率很高，于是，将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到市、县、乡镇，中央和政府各部委办，都看成一个个公司，对其"一把手"都赋予类似CEO的权力。"一把手"的权力恶性膨胀，导致"一手"遮天，垄断权力，"二把手"、"三把手"乃至班子全体成员，都只能一方面唯命是从，一方面竭力逢迎，以期"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有朝一日也爬上"一把手"的位置。

　　衆所周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一度推行党政分开，权力分散。但是，"六四"之后，形势丕变，党政分开的趋势大逆转。江泽民时代，除了京、沪、津、渝四个直辖市，还普遍推行了省委书记兼任省人大主任，更使"一把手"除了拥有"上意"，还挟持了"民意"。过去，人大还有些从党政退居二线的老人，凭藉其老资格，还能够对当任领导形成一定的制约。现在，省委"一把手"就兼任了人大的"一把手"，这种制约也消弭于无形。

　　中央自然也採取了一定举措来防止班子成员互斗，尤其是在海南省委书记邓鸿勳与省长刘剑锋的恶斗，严重冲击了该省的稳定和发展之后，吸取了教训，他们想出来的一招，就是如果省长(该省的"二把手")能够安于其位，尊重省委书记"一把手"，那么，当"一把手"升迁、调职或者退休之后，"二把手"就顺序递补，升爲"一把手"。

　　"一把手"权力膨胀、集体领导形同虚设，进一步压缩了官员们的资源来源，加强了官员们对"一把手"的人身依附程度。

　　中共十七大之后，李源潮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主管中组部，情况有了一点变化。他用各省"一把手"轮调、中央部门首长与地方诸侯对调等等方式，稀释了"二把手"递补为"一把手"的比例。但是，"一把手"权力过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因爲"二把手"递补升迁之路受到拦阻，可能致使班子内斗更爲加剧。

　　中共各级班子的内斗，曾经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代不同了，现在中共的内斗虽有加剧迹象，却不可能再次将整个国家和民衆都推入社会动荡，不可能再次造成社会生産力的极大破坏和民族的分裂。虽然每场内斗佔上风的未必是正义的一方，内斗也可能使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举措受阻，但是，总的来看，内斗比勾结要好。不论内斗包含一定的路线、价值理念、发展方向之争，还是纯属利益争夺的"狗咬狗"，都会将现行制度的缺陷暴露得更充分，会使权力者凭藉职务便利寻租的野心受到揭露和遏止，会使民衆擦亮眼睛，增强将权力者关在笼子里的信念，甚至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共智囊：重庆模式如成中国模式，是灾难

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如何理解重庆模式，已经成为解读当今中国大势的一个焦点问题。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精英阶层围绕重庆模式的争论和政治博弈，将不仅决定重庆模式的命运，还将决定中国模式的命运。最近一篇万言长文《重庆模式如成中国模式，是灾难》在中共高官中流传，文章作者罗小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高层经济改革政策的智囊人物，后在美国获经济学博士。这位经济学家出身中共高干家庭，其父罗朋是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共的老干部，罗朋从公安部下放江西担任修配厂革委主任时，邓小平被下放到该厂当工人，因保护邓小平而获邓家尊重。

　　罗小朋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封薄熙来重庆所作所为剖析最为到位的 。罗小朋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大事件》第三期上，后又收录入《薄熙来破局》一书。

　　罗小朋在文章中指出，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偶然性。如果薄熙来没有被派到重庆，就不会有重庆模式。但是，重庆模式产生的大背景是，中国畸形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中央当权者坚决不作为的治国方式，已经导致了全面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迟早会转化为政治危机，而薄熙来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政治能量的人物来到重庆，为这个转化造就了特殊的机遇。薄熙来显然并没有带着某种事先想好的方桉来重庆主政。他像世界上多数想有作为的政治家一样，既有政治野心，也有作一番事业的雄心。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和雄心，他敢做好事，也敢做坏事。历史把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安排到了中国各种矛盾最突出的重庆地区，打破了中国政治的僵局，也打破了中国改革的僵局。重庆模式就是这打破这两大僵局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重庆模式的出现对中国是一个积极的现象。

　　重庆模式最引人之处，首先是薄熙来敢想敢干的精神，你可以不赞同他的理念和做法，但你没有道理不讚扬这种精神。中国的政治和改革早已失去了八十年代的思想活力和想像力。薄熙来"唱红打黑"，搅动了中国沉闷的政治空气，也开始重新激发中国精英的思维力和想像力。薄熙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本事?要讲清楚这个问题还真不大容易。

　　罗小朋指出，薄熙来拥有特殊的政治资源和个人魅力，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为什么此时此地的薄熙来，而非彼时彼地的薄熙来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名堂呢?在天时方面，不难理解的是，胡锦涛多年不作为，给太子党上台创造了机会。薄熙来不仅有家世背景，而且兼具政治局委员和直辖市书记的封疆大吏身份，他看到了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搏击上位的机会。中央集权的中国政治游戏，封疆大吏要想再上一层楼，进入最高决策的小圈子，有两种路数，一种是揣摸上面的意旨，做好"政绩"文章，另一种就是判断天下大势，按照自己的理念，做"政治"文章，以影响中央的权力格局和执政理念，为自己创造机会。过去的薄熙来和众多地方大员一样，主要做的是"政绩"文章。而这一次他主政重庆，做的是"政治"文章，做政治文章无疑是有风险的赌博，没有大危机大变局的背景，一般不会有人这样做。

　　罗小朋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把重庆模式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治理和发展模式而不是未来的全国模式，不仅重庆模式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而且中国文明也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而如果重庆模式果真成为未来的中国模式，那就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很可能是世界的灾难。这个判断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没有地方自治，就不会有社会自治，而没有社会的自治就不可能建立一种既平等又自由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重庆模式潜在的重大积极意义就在于，它可以成为中国走向地方和社会自治的一个新起点，而重庆模式的一个潜在的重大危险就是它也可以在重建社会平等和社会保障的名义下，成为中国人全面失去从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各种自由的一个转捩点。

　　罗小朋指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薄熙来或者其他当权人物的主观动机和意图，而在于无法抗拒的客观逻辑。理解这个逻辑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只有发展地方自治，才可能建设社会自治，为什么没有社会自治，就不可能兼得自由和平等，而且，没有社会自治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为了维繫基本的社会秩序，只好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就像改革之前的中国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