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去年，中国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其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还有五个副主题都是对城市美好未来的定位。这样的主题确实让人们对城市寄予了美好的遐想和憧憬。在现代社会里，城市确实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程度，这里有最新的科技，最大的人类聚集区，最大的经济份额，最便捷的交通生活设施。这一切无不昭示着城市就是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城市代表着人类的文明成果。
　　今年，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危机四伏，制造加工企业频繁倒闭，势头大有胜过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期。在当今制造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格局下，单纯的企业倒闭都会引起上下游的相邻产业的危机，经济危机对社会的破坏力已不亚于洪水猛兽。如何化解这个危机保持社会稳定可谓是当代政府最大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从中央高层的智囊库，到网络上的江湖派，以及民间草根团队，无不在紧张地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号脉施诊。诊断疾病首要就是弄清病因病灶，再对症下药，然中国时下之病疾显然是各种各样问题的混合体，有些药方甚至是自相矛盾的。那么，跳出问题本身的局限性，站在一个高视野上，用全局视角全面看问题是很必要的。笔者认为，逆城市化乃是一剂对症的药方。
　　抛开国际问题先单纯讨论国内问题，可以容易地看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的根源主要还在经济问题，当今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有唯GDP是从，过度市场化（笔者认为贫富差距巨大也是过度市场化造成的）。那么城市化与这两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城市化与GDP的关系。虽然改革开放把政府工作的中心从政治移到了经济上，但在初期GDP并未被倚重和推崇，只作为一普通的统计指标而已。然而十年之后一场突发的89政治 风波却让原有的政治问题突兀地显现了出来，受制于政治体制的束迫，问题本身尚处于无解的状态，只得从经济领域内来寻找解决政治问题的药方，于是GDP便成了可以降服各种妖魔鬼怪诸多问题的法宝，与此相应各种社会诉求也确实销声匿迹了许久，可谓药效甚佳。在国际地位上，军力较弱的中国也迫切需要一种很快很有效的方法来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座次，GDP同样是不二之选择。这两方面的需求直接导致了中国从邓公南巡讲话后一切以加快发展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之钢构的建立，GDP一时风光无二。虽然此架构四处漏风，但在当时不适为最好之建筑，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皆在此道上竭力地狂飙着。而城市化则是推动GDP增长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因为城市化要建房修路办厂，市民要消费旅游娱乐等等，这无一不是创造GDP的动力所在，可以这样说，城市化是GDP增长最大的功臣，反过来GDP也推动城市化的发展，两者可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这二十年的城市化率也高度吻合着GDP，也在与之并行狂奔着。
　　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关系。笔者在以前的文章《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会不幸福》中分析过，市场化是百姓生活不幸福的罪魁祸首，市场化程度高，百姓生活幸福度低。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就是城市，城市化程度越高，相应的市场经济越繁荣发达，而市场经济越发达，又反过来吸引人进入城市，形成更大的城市和更大规模的市场经济（此阶段主要为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然而，当市场经济升级到吃喝拉撒都要金钱的时候，城市里的百姓也就成为市场经济鱼肉的对象，在这里，城市化就相当与把有较大自由的农民转变成只有虚假自由的城市奴隶，并把他们当作原料一样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市场经济用来剥削压榨。由于中国逆城市化的大门已经彻底关闭，城市里的底层市民将不得不成为终身的现代包身工。在这里，政府成了市场化的帮凶。
　　中国在新世纪以前的时间段里，城市化率的提高确实是城市里面种种的先进和人为的城乡二元政策造成的。在此政策下，大批的农村人千方百计地想走出农村，农民想进入城市，小城市的人想进入大城市。当时很多农村人的梦想就是以后能做个城市人，永远都不再当农民，哪怕做个和城市沾点边的农民工也乐意。从这层面上讲，此时间段的城市化动力主要是农民为摆脱落后的生活水准主动要求流入城市来推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约从2005年开始，随着市场经济影响的深入化、城乡政策和资源配置的调整，农民主动要求加入城市的意愿大幅降低，估计现在这个意愿已经降到很低微的程度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政府人为政策来提高城市化率。其动力主要在这几条。一是升学，现在不管什么样的一二三等的大学，只要是农村人来上，就必须迁户口并办农转非。二是城市化的征地运动，在城市周边的地区，只要被征用了农地的，都给予市民待遇，这个比例近来也非常高。三是在城市购房或者投资者，迁户口并农转非。其他的如特别优秀人才引进等只占很小的比例。加上现在的政策只能农转非而不能非转农，这种单向不可逆的政策导致了城市化率越来越高并永无降低之可能。现在对比一下这两个不同时间段的城市化动力可以看出，十年前的城市化动力是农民主动要求的，而现在，推动城市化的动力更多的是政府强迫和引诱的百姓的结果（升学和城市购房迁户本人认为也属于引诱范畴）。任何事情，只要是被动做的的，都是要承担后果责任的。一个主动向两情相悦男人献身的女子，和一个被男人诱惑强迫献身的女子相比，后者的后果是严重的。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这样一副画面，政府主导的不可逆的城市化是彻底为GDP和市场经济服务的。现在城市化，GDP，市场化像三个相互牵手的舞动幽灵，在中国大地上翩翩起舞。而最要命的是，唯一能够和他们抗衡实力的中央政府也成了他们三幽灵的帮凶。他们相互配合，精诚合作，攻城伐地，一时天下无敌。中国近三十年的现代化进程，基本上就是这三幽灵联合征战的过程。结果就是民生败乱，一地鸡毛。现在人为的提高城市化率已经是到了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地步，是一种榨干民众微弱的民脂民膏来为市场经济输血，为GDP 做贡献的手段，这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如许多被征地的农民生活没有了收入来源，政策的调整已迫在眉睫。况且现在城市的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已经容纳不了如此庞大的市民，从现在的大学生就业难就可见一斑。当外向型的经济遭受外部市场萎缩时（现在这已经成为了现实），工厂的倒闭将成为必然，大量工人的生计便成为政府首要面对的问题，再加上以后大城市数量巨大的皮包公司中介公司泡沫的破灭，小市民的生计同样是无着落。还有，没有强大农业支撑的高城市化率也是一座空中楼阁，注定无法稳定持久的。
　　以如今民生衰败之深的程度来看，决然不是一些小改革就可以完事的，比如今天提高点个税起征点，明天加点利息或准备金率，后来又调控一下房地产。这些小打小闹就像是隔靴搔痒，根本就无济于事。真要改变民生，疏导社会矛盾，必须从这三幽灵下手，拿他们开刀。但是，废除市场经济制度，在现阶段已经超出了政府的能力，以当今市场经济势力之强大的程度来看，那怕是十个中央政府都难以撼动其地位；如果单纯地压低GDP来改革，那么大量的工人失业及一系列的税收减产也是中央政府所不能承受的，这与经济危机破坏无异；从三幽灵的内部关联来看，城市化是薪柴，市场经济和GDP是它烧出来的旺火，要降服GDP和市场经济，完全可用釜底抽薪之策。从三幽灵的势力来看，也唯有城市化这方军力最弱，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降服它。所以逆城市化乃最佳选择。
　　在开始逆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三幽灵已经处于互相渗透共同发展的情况下共处了二十多年，且现在也处于抱团飞速前进发展的过程中，巨大的惯性和粘合性会使得逆城市化的开始过程很不平坦，主要还是表现在GDP和市场经济规模的萎缩，由此影响到政府的钱袋和工人的就业。在中央稳定压倒一切的偏颇指导思想下，使得政府对任何大动作的的改革畏首畏脚，不敢下决心，甚至干脆摆个自私的心态，推脱掉现在的责任，把危机的处理留给下届政府，宁愿自己现在在钢丝上走平衡。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任何事情主动地完成总比后来被动地应付要来的完美，与其被危机倒逼着进行改革，到不如主动配合地予以实施，掌握控制危机的主动权。以农村社会广袤的生存空间和巨大的资源容量，完全可以容纳大量城市里返回的小市民，就像是一个大水库可以蓄存泛滥的洪水一样。再辅以土地政策的微调，给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留以生存的空间，非转农的人很容易达到生活衣食无忧，幸福美满，生态和谐的境地，其幸福指数也将高于城市。还有在空气水污染，堵车和垃圾围城等城市病严重的难题上，逆城市化更可谓是上上等的解决方案。
　　对于非转农政策开始阶段会导致GDP降速，政府财政减少等大的不良反应现象，政府可以把压缩公务开支和消减公务员部门人数手段相结合起来，同时把消减下来的公务人员也进行非转农安置，简单来说就是政府也要开源节支。这会使得逆城市化改革的副作用较为缓和，反应不那么激烈。千万不可被那些目光短浅的谬论所误导，城市化率越高并非就代表着国家现代化程度和社会发展程度越高。 我国的土地人口等国情和美欧日韩完全不一样，决不能把人家的城市化率当作我们的奋斗目标。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国家社会发展的城市化率并建设之，少走弯路，才是最大的民生。笔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在45%左右最合适。
　　（本人补充，时下重庆实施大规模把农村人转移到城市里的城市化运动，和本人讨论的问题有本质的区别。重庆市由政府主导的农转非运动并没有拿百姓的民生来给GDP祭旗，政府建设大量的廉租房和公租房也使得百姓免受市场化房价的剥削，可谓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消弱了市场经济对百姓的影响。但百姓的生活水准仍然被严格地绑架在经济形势的战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