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严重的旱情让灾区人民措手不及，也让全国人民万分惊讶。指责三峡工程、指责南水北调的声音此起彼伏。胡主席、温总理先后奔赴灾区视察、指挥、慰问。
本月初温总理在灾区视察时说，今年的大旱引起他对南水北调工程的四点思考，第一是水质问题，第二是移民问题，第三是汉江水环境容量问题，第四是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
我并不怀疑总理高瞻远瞩的能力，这几个问题也的确是必须考虑和解决的大问题。但是，正因为身为大国总理，心中必然要同时忧虑着国内外纷繁复杂的许多问题，思维的宽度过大可能会影响深度，总理对南方数省干旱这个局部性问题的思考值得深化。于是，我特提出自己的思考与建议，与网友们交流、探讨。
首先，我们该如何认识、解读这场干旱？究竟偶然还是必然？
因为这是60年一遇的大旱，所以大家自然容易认为这是偶然。我也并不排除其偶然性，但我认为，与过去的60年、100年相比，气候已经不可逆转地变化了，我们已经不能够凭过去的经验来看待现在和将来的天气。如果我们硬要把今年南方的干旱看做偶然，那么这样的"偶然"将来可能成为常态——虽然按过去的标准看是60年一遇，但与今年同样严重的干旱，我们将来却可能隔三岔五就会遇到，去年干旱的是云南、四川，今年干旱的是长江中下游，以后干旱的可能是广东、广西，也可能是全国任何一个地区，甚至任何一片或几片更广大的区域，并且可能干旱更长久的时间。
也就是说，这样的干旱有其必然性，常发性。为什么？原因不在于三峡大坝，也不在于南水北调，而在于气候变热——由于气候变热，一方面蒸发量加大，地面存水能力变弱；另一方面空气分子体积略有扩大，空气分子间距离略有拉大，空气的容水能力增强。
湖北号称千湖之省，但几乎千湖干透，浙江、江苏不仅江河众多，水网密布，而且身临海洋，他们的天空怎么说都不缺乏水蒸汽，但偏偏就是100多天不下雨，这就是因为地面蒸发量加大，而空气的容水能力同时也增大了。在全球变暖的今天，这种极端的干旱天气经常都可能在中国、在世界的任何地区发生。
但是，空气的水容量总有其极限，一旦超过极限值，就可能化作倾盆大雨，狂浇大地。此次部分旱区出现旱涝急转，大旱刚过，汹汹洪水就造成极大生命和财产损失；另有些省分又出现旱涝共存，即这边洪涝成灾，那边持续干旱的怪异天气，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从今往后，大旱很多，大涝也很多。大旱的时候水极珍贵，吃水也很困难；大涝的时候水极滥溅，江河日夜不停地奔流都排不过来。从全国版图来看，雨水资源的地域分布和时间分布必将更加不均衡，防汛抗旱的形势必将更加严峻，任务必将更为繁重。
其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气候的新变化？
既然气候状况已经出现上述变化，如果我们还按过去的思路和方法应对，即大涝之时加紧排水，白白地排到海里去；大旱之时拼命打井，靠地下水救急，那么只会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唯有审时度势，作大调整，大改变，才能取得防汛抗旱工作的彻底胜利。
我考虑的应对方法，从战略上说，就两个字：一是蓄，二是调。先说"蓄"：既然雨水的时间性分布更不均衡，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它储藏起来，切莫把暴雨和洪水视作祸害，切莫轻易将其排入大海，而要把它视作珍贵的淡水资源积存起来，涝时储来旱时用（地下水不但运动缓慢，而且稀少，远远不如地面水多，充分利用好地表水，才是根本）。再说"调"：既然水资源的地域分布更不均衡，我们就要大规模地人工调水，从富余的地方往稀缺的地方调，特别是要把南水北调工程做得更大更强——夏季东南沿海台风暴雨频发，排水异常艰难，内蒙、新疆却饥渴难耐，正好全力调水，以富济缺。
这又引起了"怎么蓄"、"怎么调"，即实际如何操作的问题。对此，我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适当深淘河湖，增强河湖的储水能力和过水能力，涝时有法排，旱时有水浇，逐步让更多的城市和乡村都具备轻松抵御按从前标准百年才一遇的旱、涝灾害的能力。
第二步，建设两条南北水运大通道。一条从广州经长沙、武汉、郑州、太原再到呼和浩特，并在内蒙沙漠的适当区域建一个数千至数万平方公里的特大人工水库。广州至武汉段设计宽度500米，深度100米；武汉至呼和浩特段设计宽度1000米，深度150米。并在我国中部、南部设置多处取水点，一旦某地暴雨，洪水自动流向相应取水点，调水设备立即开启，提送水能力须达到每秒数千至数万方。庞大水流要横穿长江、黄河是个大难题，我建议在长江、黄河筑坝建闸，不为发电，只为过水，长江洪峰每秒可达数万方，那么长江北岸至呼和浩特的调水能力每秒应达到10万方（把长江洪峰与南方雨水一并考虑在内），尽量减少洪水入海。先修建至呼和浩特，以后再从呼和浩特调水至乌鲁木齐乃至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另一条是加深加宽京杭大运河，并向南延伸至福州、厦门，以方便取水和航运，向北延伸至锡林浩特，以利用东南之水改造沙漠，彻底解除北京风沙之苦。
这样做有几大好处：一是蓄水，由于运河的宽度、深度、长度都足够大，运河本身就具备数千亿吨的蓄水能力，超过三峡70亿吨的数十倍，洪水期还可利用内蒙水库大规模蓄水，有多少就可以蓄多少。只要把宝贵的淡水资源存留在了中华大地上，也就留住了财富与机会，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用水也就有了根本的保障。
二是调水、东南沿海的暴雨，从此可以调往内蒙、新疆，中国人民对沙漠长期的、艰苦的、无奈又无助的战斗，从此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北方辽阔的沙漠可以变成草场和良田，中国的粮食危机从此可以彻底解除。而且，如果再发生今年长江流域那样的大旱，不但运河之水可用，而且内蒙人工湖的水也可以回调，国家几乎年年都很险峻的防洪抗旱态势可以超向平稳，乃至完全常态化运行。
三是航运。在国家现有运输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南北水运大通道，对缓解交通运输压力，降低运输成本很有好处。尤其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另一个大问题也可迎刃而解——长江中下游大量本可作为饮料的庄稼秸秆被废弃，而内蒙、新疆的牲畜却严重缺乏草料，尤其是冬天冰雪覆盖大地之时更缺。我一直想，若能把南方秸秆运到北方帮助青壮牲畜过冬，同时把北方老弱的牲畜运到南方催肥，这就等于给内蒙、新疆平添了数亿亩草场，同时也等于给中东部多提供了数千万至数亿公斤优质牛羊肉，完全是双赢的局面。但是，昂贵的运费令人望而生畏。如果有了水路运输，再对秸秆进行压缩处理，成本应该下降很多，完全有实施的可能。
四是合理分布人口，我国东南人口过密，人地矛盾突出；西北人口过稀——因为缺水，大量土地废弃，无法住人，比如新疆，160万平方公里，却仅有2200万人口。如果运河能从呼和浩特延伸至乌鲁木齐乃至塔克拉玛干，那么，运河两岸一定可以成为新的绿洲，建立许多新的城市，迁徙、安置众多的人口，内蒙、新疆必然更加繁荣，更加稳定，呈献出更加生气蓬勃的景象。
但要这样做也存在几大难点：其一，工程量极大，投资甚巨。我既不是水利专家，也不是工程专家，我无法仔细去计算工程数据和资金数额，但这绝对是一串天文数字。如果要让国家和地方，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去搞建设，大家可能既心痛又不愿。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每次的洪涝与干旱都造成巨大的损失。多年累积起来的损失也堪称天文数字，我们如果坚持挪出钱来搞建设，避免以后的损失，应该还是值得的。
其二，从东南沿海送水内蒙、新疆，垂直高度一千米，需经多次提升，需要的电能很难承受，航运升降也非常麻烦。虽然电能需求确实巨大，但是内蒙、新疆共计2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源源不尽的风能、太阳能，只要加紧攻关，改进技术，降低成本，规模性开发风能、太阳能，就一定能解决大部分电力需求。航运升降，从技术上来说早已不成问题，只是成本可能仍旧很高，具体是否可行，只能等待专家研究、评判。
其三，大规模征地将造成的耕地损失和居民安置等问题。要真的这样修，损失的耕地可能将达到数百万至数千万亩，确实可惜。但是，我们将会在内蒙、新疆开辟出的新耕地，将十倍、百倍于所损失的耕地，我国如今确定的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将彻底地、永久地脱离被踩到的危险，这是非常值得的。至于移民安置，初期可能很难，但一旦内蒙、新疆运河开发成功，实施优惠政策，可能许多人、许多家庭还是愿去的。即便他们不肯去，其他人去了，也会给他们留下足够的安置空间的。
其它还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如切断长江、黄河是否可行的问题；所调洪水泥沙重，如何清淤的问题；调到内蒙、新疆的水，价格必然很高，该如何收费的问题，等等，我无法一一论证和解答。但只要国家有决心去做，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讨论，并得到合理地解决的。
在本人上述思路的基础上，再融进温总理关于南水北调的四点思考，就可能对我国的水利问题形成接近完美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我盼总理思考得更深些，是因为他思考得越深、越准，对国家和人民就越好。但在总理无暇细思，我个人也没有任何渠道可以提建议的情况下，出于对国家水利大事的深深忧虑，发了这篇博文，盼网友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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