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一种以社会为观察点的政治学

2001年，美国国际政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乔尔·S·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出版了一本名为《社会中的国家》（State in society）一书，副标题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转换与互构"（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提出了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路径。

他认为，目前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中，主要有"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两种，这两种理论在方法和解释力上各有不足。"国家中心主义"将国家视为抽象的整体，却忽视了国家在政策形成、政治过程中与其他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很多情况下，社会形塑着国家，并在不同场域比国家更具竞争力；"社会中心论"同样不可取，在第三世界国家，弱国家的治理形态，常常使得国家规则在社会规则面前处于下风，国家缺乏统合力，因而社会发展常常失序。

与非洲一些国家"强社会、弱国家"的现实相比，中国恰恰表现出相反的状态——"国家强、社会弱"。对照中国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现实，我们认为有必要借助米格代尔的理论提醒，加紧发展一种以社会为观察点的政治学。理由有三：

第一，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为本、以人为本的社会制度。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以资本为运转核心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以社会为中心、以人民群众为本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中，人们曾经有过不少教训。其一，在缺乏强有力的国家支撑的条件下，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怀有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却最终脱离不了"流产"和"夭折"的厄运；其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由于苏联等国家过度地强调国家的统摄作用，最终走向"国家中心主义"误区，忽略了社会发展的空间和需求，导致"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条件"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最终使国家陷于崩溃。

中国在改革前也一度陷于"大河有水、小河满"的"国家中心主义"逻辑，改革后这种现象才有所改观。特别是"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让人们看到了执政党对"以人为本"的重视。十七届五中全会和2011年年初，党就"社会管理与创新"等课题进行了重点论述和探索。这些举动，毋宁是政治系统对社会作用的"重新发现"。

第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更多地影响政治结构。改革之前，在公有制包打天下的环境中，国家控制着生产资料甚至生活资料的分配权，只要国家收紧对资源的控制，社会便被进一步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因而，在1978年前的近三十年，国家是社会结构的唯一塑造者。决定人们之间差别的是国家赋予的"阶级标签"、"人事干部制度"和"单位制"等。改革之后，人们逐渐从"单位"中走出来，成为社会人。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社会流动的速率越来越高，人们的就业选择更加自由，这也同时意味着国家原来依靠"单位"进行整合的网络逐渐失效。反之，不断壮大的社会力量逐渐成为塑造政治过程的重要因素。以私营企业主群体为例，在改革初期，由于人数有限（到1987年底才刚过22万户），党和国家对此这种经济成分虽然没有下定论，但是并不担心其对社会政治的冲击，邓小平的原话为"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但是，随着私营经济合法地位的取得，私营企业已由1998年的121万户增加到当前的逾840万户，吸引了全国10.2%的就业人口，非公经济已占全国GDP的一半以上。党不但承认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在"各种经济成分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新的社会阶层基本上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的基本判断的基础上，调整了政治制度：私营企业主不但可以入党、还可以更加广泛地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这一方面显示了党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开放态度，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社会对政治影响的加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社会力量正常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些非常态的渠道影响着政治过程。仍然以私营企业主为例，有些不法的私营企业主就利用与体制内人员"结盟"的形式，进行政治拉拢、收买，造成腐败、制度不公等现象，这种问题，实际上透露出在政治过程的某些环节确实存在"社会规则"强于"正式规则"的现象，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层的反思。

第三，权威主义传统之下，有必要发挥社会的制约监督作用。中国是一个有权威主义传统的国家，"家国同构"的历史不但制约了社会发展的空间，也将这种"为民做主"、"父母官"的治理传统一同积淀到文化中来。新中国在结束了"一盘散沙"的局面之后，摧毁了"政权不下乡"的传统，严密地编织了一张"个人服从集体"、"地方服从中央"的治理网络，这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整合国民生产力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这种政权延伸，同时也将整个社会的发展置于正式体制之中，致使中国长时期内"政社不分"，很多社会功能被政治组织包揽，政治组织的精力被分散，又而，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空间都被制约了。

在历史和现实的作用下，中国"权威主义"的治理形式仍然在有形无形地发挥作用。我们欣喜地发现，近来党的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要"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基层民主"，中国"网络监督"也越来越显示其力量，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也即是说，在一个"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党要力争"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的前提下，开放和引导民众对政治过程的参与和监督，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因而，在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执政战略中，及时反应社会的变化，适时调整上层建筑，防止国家与社会出现裂缝，是政治实践和研究所要十分关注的。在这方面，最近出现在北非和中东等一些国家的动乱，已经向人们提出警示：如果缺乏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变化的反应与回应，上层政治建筑的稳定性就难以得到保证。在当下中国，要将"社会对政治的影响""社会与政治协调发展"等课题列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方向，必须把握三个原则：其一，要明确国家是权威的政策制定者和唯一合法的暴力使用者，这是前提；二是，社会力量在与政治逐渐分离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输入对政治结构、目标、规则的诸多信息，进而影响政治发展；三是，维持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均衡是保证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基本法则。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已经很多了，在未来亦会强劲；从社会视角出发，发展一种以社会为分析中心的政治学，正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