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错位比较与湖南的新发展

近代湖南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以至于社会上流传着"一部近代史，半部湖南书"的佳话。近日去湖南省亲，恰逢母校中南大学正在举行一场"湖湘青年与湖南发展"的学术论坛，论坛的发言人大多是湖南省内知名的学者，大家你来我往、思想交锋，沐浴着湖湘文化的辉煌，又检视着湖南的发展。作为一个"非湖南人"，我对这些讨论既羡慕，又有一些别的意见。

湖湘文化是一种"治世文化"而非"致富文化"

长久以来，人们几乎不假思索地将湖湘文化与湖南发展特别是湖南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无端地将近代以来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毛泽东等人在文化上的意义，扩展到经济领域中来，以至于有人屡屡提出"现代湖南为什么在经济上落伍了？"这样的命题。问这样问题的人很多，已经不怎么新鲜了，但是总有人将其不断翻新和重提。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力斥它的"伪命题"性。

其一，近代湖湘文化并非"致富文化"。熟知湖湘文化的人都知道，湖湘文化的古代源泉"湘学"大师屈原、周敦颐、朱熹以致后来的王船山、曾国藩等，其学说大都是"治世儒学"，例如朱熹的理学就强化了"三纲五常"，为封建王朝所用；曾国藩的着说更是充满了"修身养性"、"忠君爱国"、"内圣外王"的思想。与江浙文化更多着眼经济与学术相比，湖湘文化更多地着眼于治世与军事。因而，从本质上讲，湖湘文化是一种"治世文化"而非"致富文化"，如果不理解这个基础，单厢地从湖湘文化传统中寻找湖南经济发展的原因，那就是用错了章法。套用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左高山教授在论坛上的一句话，"文化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情同此理。

其二，近代湖湘人物"志并不在一隅"。提起湖南和湖南人，人们常常想起岳麓书院"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楹联。应该讲，湖南人有"如是说"的历史资本。但是，诸君也应知道，近代以来的湖湘人物，其胸中运筹的并非湖南一隅，而是中华大地。无论是清末的军事统领曾国藩、左宗棠，维新派的谭嗣同、革命派的黄兴、蔡锷，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其人虽是湖南人，但是其发迹和事业隆兴的地方却并非湖南，相反，这些历史人物，更多地是将整个国家的兴衰视为自己的使命。因而，近代以来的湖湘人物，对于湖南发展的本身并未有十分的推动作用。

其三，湖南"落伍"的本身不是文化的错。中国实施的"梯度性"发展战略，是国家政策推动的产物。也即是说，造成今日中国东、中、西部发展差异的最重要原因不是地域文化，而是国家发展战略。因为，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中，处处不乏包括湖南人在内的外地人的身影。如果说人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湖湘文化始终没有在国家发展中缺席。而在开放的今天，一个地方的发展，更不能单纯地归咎于文化。例如，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就很难将其发展归咎于广东文化。

湖湘文化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

文化虽然并不与经济发展有必然联系，但是，人们总是希望从文化中寻找一些经济发展的动力。由于近代湖湘人物的特殊地位，人们对湖湘文化尤其抱有期待。实际上，如果加以合理运用，湖湘文化可以转化为湖南发展的力量。

其一，凝练一种内聚的湖湘文化。人们将湖湘文化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思考的原因，无非是为了湖南更好的发展。实则，过去的湖湘人物，其成就大事和发挥能量的舞台并非在湖南。也就是说湖南人走向全国才恢弘了湖湘文化，因而，这种文化是一种"开放的发散的"文化，要将这种文化外化为湖南发展力量，就要凝练一种内聚的湖湘文化。构建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吸引全国乃至全球人才来湖南发展创业，培育一种更加包容的"新湖南人"文化，考虑将湖南人"匡时救世"的文化视野变为更宽广视野的"匡世促湘"，是湖南人和湖湘文化下一步要华丽转身的重要方向。

其二，形成一种外延的湖湘文化。在现代社会，过度强调湖湘文化的优越性，毋宁有些自恋和狭隘。湖湘文化本身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没有中华大地这个广阔舞台，湖湘文化就不可能发扬光大。因而，不能为湖湘文化划定界线，要允许湖南人和湖湘精神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组合资源，而这种组合在一定的时段市内一定会形成"反哺"效应。"温州人"、"潮汕人"为何富足，就是在更广阔的空间动员了足够的资源。湖南也有例子，最近，湘籍富豪、慈善家余彭年就与中南大学签署合作意向书，捐款14亿共建科技未来城。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不能狭隘地限定湖湘文化的作用范围。

其三，重新定义经世致用的精神。传统对经世致用的理解一般为"通晓世事、勇于担当"，但是在现代场域下，更要郑重思考经谁的世、致谁的用，落实于湖南发展本身，就要赋予其"经略世界、致我所用"的新精神。要结合湖南本身特有的地域优势，争取国家层面足够的支持，吸引世界范围的人才、知识、技术和资源，积聚到湖南这个有限的地域，形成兴事创业的新高潮，将本土优势与外来资源有效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文化优势与外部资源的发酵力量。只有如此，才能满足人们对湖湘文化促进湖南经济发展的祈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