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可能由于原始的"城"与现在的经济的"城"并没有被认真界定过，现在人类头脑中原始的"城"的成因，几乎是完全的经济路径——随着人类经济发展和原始聚落的规模渐渐扩大，发育出了市场，市场慢慢做大，发育成了原始城市，然后，随着城市的多点出现和相互的联系，开始出现城邦，而城邦就是国家的雏形，这是"因市而城"，百度的词条说："城市是人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本质上是人类的交易中心和聚集中心……"
真正要想认识原始的"城"的成因，应该还是要从认真界定和研究原始的"城"入手，什么是原始的"城"？原始的"城"首先应该是奴隶社会的产物，那才真是人类最早城市，西方的古希腊就有一些原始的"城"，中国商代偃师的商城等也是原始的"城"，而要认识原始城市是否"由市而城"，应该可以通过观察其可有"市"是"城"的原点等途径而获得，这样才有可能定义。
现在，包括所有社科专家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在现有的社科理论中，有两个同样是共识的观点却非常容易打架，其一是在讲到基本的历史观时，是人类社会内部的经济发展决定人类历史，这意味着人类历史是在原地发展的，这是内部决定论，如果将人类社会设为一个一万人的小岛，小岛的人类社会进化只依岛内人类的经济发展就行，如果有一天小岛上有了"城"，那就是小岛内一万个人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社会内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就是社会内部决定。
另一个是在讲到奴隶社会时，说奴隶社会的奴隶主要是外部战争的战俘，这等于说没有外部战争就没可能进入奴隶社会，如果仅是岛内那一万人，无论如何是发展不到奴隶社会的，因为岛内的人不可能成为自己一方外部战争的战俘，而如果没有战俘就没有奴隶，就没有奴隶社会、没有阶级社会，奴隶社会战俘的量要很大，古希腊就是以9千户奴隶主统治36万战俘奴隶，大约是1：10的数量关系，这是外部决定论，社会进化是社会外部因素决定的。
由于以上认识的相互矛盾及必须服从内部决定论，人类一直无法面对奴隶社会的一个基本概念，奴隶社会其实不是阶级统治的社会，不是在部族里面由于经济而分化，一些人成了奴隶主，一些人成了奴隶，"奴隶社会基本是异族统治的社会，任何地方的奴隶制，其奴隶主和奴隶可能都是不同的血缘部族，而且是来自不同的地域"，这意味着，只要是进入奴隶社会的人类，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凡相处于一地的人类，可能根本就是来自于不同地域的不同部族，奴隶主是一些血缘民族，奴隶是另一些血缘民族，只是以前人类没能这样去认识，而且可能也没有这样去辨认过。
所以说，人类在认识奴隶社会方面其实几乎还没有入门，人们一直以为"奴隶社会要等生产有了剩余才能进入"，完全不知道剩余根本就不用等生产发展，不要说人类，所有生存至今的动物，其生活资料一般都是在逆境时可能不足，在平境时大致够用，而在顺境时就会有剩余，完全没有这种能力就没有生存的机会，任何生物的种群增长基本都是有剩余的结果，人类从诞生以来的人口增长，就是有过剩的证明，所有不能保证生活所需的人类，其实早就没有存在的可能，人们所难以保证的，其实是与过快繁育的需求增长及自然空间突变的供应减少等的那种相配，所以，阶级社会的阶级差别的第一桶金，关键并不在于要等生产开始出现剩余，而是要看有没有推动原始占有的强大动力，美洲的原始人类就是缺乏应有的外部驱动的例证，其一直都能有所剩余，但却一直都难以进入阶级社会。
以人类在顺境来说，其最黄金期因为生活资料太多而完全不需要占有，古代的伊甸园就是这样的时期；以人类在平境来说，人类可能会有原始占有的需求，但不是必须刻意追求；而以人类在逆境来说，原始占有就成了必须的追求，即使别人同样也处于逆境，这时的占有就是杀人越货式的占有，完全不留人生路；人类逆境的极端之一，就是较大尺度的气候变冷，这时，一方面原本单位空间能够供养的人数急剧减少，这属于空间的相对缩小，这是内部动乱之源，另一方面原本的整个空间在北部被斩去了很大一块，这属于空间的绝对缩小，这是外部压力之源，5000年前人类碰到了连续3000年超暖天气之后的大降温，这是原始人类曾经遇到的最大逆境，也是人类进入奴隶社会的最大的外部驱动力。
任何时候，无论北方还是南方，人类正常生活就是五指散开的一盘散沙，每个人都在种自己的地、放自己的羊，但要是遇到气候变冷，则是越是身处北方，其在气候变冷时感知越早、感受越深，因为最北方的人类承担的是空间相对缩小和绝对缩小的双重压力，结果，最北方的人类最早由物质散开的一盘散沙变成了五指并拢的南下迁徙，而在欧亚大陆，南下就是要到已经有人的地域，这就是携"北方强势"以五指并拢对一盘散沙，在5000年前的气候变冷之后，4600年前的逐鹿之战就演出了这一幕，在这一战之后，华夏族开始在现在的北京以北南下到了中原，逐鹿之战不远处的红山文化人类后来也不见了踪影，倒是中原又多出了很大群的商族。
商族有诸多表现疑似由北方外来：1、红山考古研究发现商族可能源自红山文化地域；2、商族在中原的存在似乎一开始就呈多点状，现在河北、河南、山东都有所争，这不像是原起始点；3、商族与原住民的东夷族在体格、语言等多方面好像是差异较大；4、商族在红山遗址基本没有"城"，后来在中原却筑了不少"城"，这也像是由北方外来。
华夏族来到中原有没有筑城，现在还缺少考古的证据，但商族后来却在中原筑了不少城，包括中原的商墟、殷墟、朝歌等等，商族为什么在中原要筑城？
因为，北方部族在南下之时人数很少，其原来的住地属于边缘地带，边缘地带是还不太成熟的地带，其人口发展肯定不及身后已经相当成熟、而且非常宽广的中原地带，中原占绝对多数的原住民是东夷族，东夷族的首领是蚩尤，华夏大战东夷族杀了蚩尤，但由于人少并不能彻底完胜，逐鹿大战之后，东夷族部分南迁，部分留在中原，这是形成中华民族时的中原，其大部分是原来的东夷族，小部分是南下的华夏族，可能还包括了商族，华夏和商族作为少数的统治者，身处于占绝对多数的东夷族的中间，这是两套人马共用一个地盘，面对资源问题、人口繁衍等诸多矛盾的发展，如有可能，外来的少数人就应该筑城，华夏和商族在南下时，应该有过人类第一次最大规模的财富集敛，那种丰盛可能是之后其他人难以相比的，而且在南下之后，商族可能还把持了山东的盐利。
气候变冷具有全球一致的影响，而且在整个欧亚大陆（包括北非）的作用方式几乎完全一致，所以欧洲的奴隶社会，在时间上和多方面都与中国的没有太大差别，全世界早期最着名的"城"是古希腊的城和城邦，古希腊的"城"应该也是北方外来民族的产物，有资料称，大约4000多年前（！），亚该亚人、爱奥尼亚人、伊奥利亚人、多利安人等部落从北部的巴尔干半岛进入希腊，而希腊的原住民是佩拉斯吉等部族，这在当时形成了九千户奴隶主统治三十六万奴隶，不筑城可能同样很难控制，而现在希腊的很多古城堡可能就与那些"城"相关，由于各城之内都是南下的奴隶主家园，各城的联邦就是九千户奴隶主的国家，所有奴隶主共商事务就是民主，民主纯是奴隶主的客观一致性，恩格斯说希腊民主完全没有内外压力，这似乎并不确切。
南中国地域现存很多客家围楼也可算是一种旁证，其虽然不是奴隶社会的产物，但其形成的原由也很象原始的"城"，客家人在中原的原住地没有围楼，但南下之后楔入于原住民中间就需要围楼，最大的围楼据说达一万多平方米，而如果这之后各个围楼有了互相呼应的需求，这些围楼的关联就可能会演变为国，这些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客家人由中原往南迁徙最远的甚至可达南洋，但似乎较近的长江流域就很少有围楼，可能退到长江流域时，围楼还不足以站稳脚跟，很远的南洋也似乎没有听说过，这可能因为对原住民的压力已经消尽，不再需要围楼。
在有了以上的认识之后，新历史观有了定义原始的"城"的可能："原始的'城'是欧亚大陆（包括北非）人类在遇到气候变冷时，因北方部族群体南下强行楔入处于多数的原住民之中而成"，这其中的"气候变冷"是指较大尺度的气象变化，而且是曾经反复发生过，其中的"部族群体"是强调着成规模的人类迁徙，其中的"楔入"的"楔"强调其是由外而来，"入"则强调着混杂生活，北方部族楔入"多数的原住民"时，只要有能力，当然可能会设法筑城自保，而这就是原始的"城"的起源，这只能是"社会外部决定论"，是"自然决定论"。
为什么现在的人类已经很难感知原始的"城"的成因呢？因为现在已经远离了人类曾经的大规模往南迁徙的年代，已经完全看不见还没有国家形态时的大规模人类南迁，而只有那时才是原始的"城"的生成期，另外，由于外来部族属于少数（属于多数的就不用筑城），只要时间够长，血都会融到一起，所以即使现代人看到残存的奴隶社会，除了印度的四个种姓之外，已经很难看清其原本双族的真实面目了。
现在还有一种事实很少被人注意，古代中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地域，是最需要设防的地方，是原始的"城"的原产地，但如果你现在到那里去看一看，几乎任何地方的村落都是完全没有设防的，反而是相对平静的南方，在设防方面的遗留却是非常丰富，南方既有围楼又有碉楼等形形色色的设防遗留，为什么呢？
因为以北方的冲突规模始终最大，其在最早有了"城"之后，发现靠"城"还是不行，于是又最早将"城"由"城邦"升级为"国"，所以历史上北方有了国以后，有时反而会去拆除一些城市的城墙，"城"实际上是原始需要，"国"是高级需求，所以"城"是"国"的源头，而由于南方一直是较小程度的社会冲突，所以南方的感觉是有城即可，甚至是有楼即可，在这方面低纬度的南方与北方的经历完全不同，其感觉也完全不同，较低纬度的台湾就是这样，他们不会记住台湾在历史上总是一攻既破，被北边的日本攻破，被欧州的荷兰攻破等等，现在的利比亚也是较低纬度的国家，不管利比亚多么有钱，其的国家形态始终带有部落的尾巴，始终发育不到能与欧洲强力抗衡。
"城"能不能升级为"国"，关键要看后继的外部压力，所谓的后继，就是压力大小、作用方向、作用模式等都多有类同，中国后来从西周开始又由匈奴接续南下，经过春秋战国，终于促使中国在秦朝生成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而在这之后的几千年，由于气候变冷的机会反复发生，所以中国一直需要大一统的国家形态，有时甚至连国家形态都还难以应对，所以，"国"是后续的外来部族压力的产物，在这一方面，欧亚大陆西部也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其由于地形细碎，整个历史从南到北演绎成几段式的过程，从北非到希腊到罗马最后才到西欧和北欧。
现在，我们很多人会说感觉不到国家形态的作用，但假如认真参照日本最近的地震想一想，如果没有国家形态，地震后日本北部几十万的灾民就会向南涌动，这正好很像气候变冷时人类的南迁，好在由于日本有着最强的国家形态和国家观念，这个涌动带来的人类冲突就没有发生，国家的真正作用，就是以全地域的资源，维护该地域的人类生存，这有点像保险公司，国家形态是现在人类生存的最强利器之一。
原始的"城"不仅是国家形态的原点，实际上还是阶级社会的原点，首先，南下的部族之所以有能力筑城，这是大规模集拢财富的结果，而这就是造成原始阶级差距的第一桶金，以往要到生产有了剩余才进入阶级社会的认识并不合理，因为在剩余数额很小时，靠原始积累在血亲宗族中很难形成稳定的占有差异，美洲原始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在同样的气候变冷时，由于美洲的人类南迁是到了没人的地域，其没有原始的财富集敛过程，所以其难以进入阶级社会；其次，原始的"城"造就了完全脱离生产的人群，这也是在为阶级的产生奠定基础，人类那时的商业可能是以经营特殊商品为主，比如奴隶、陶器和盐等，希腊那些现在说的赛场，可能就是当年的奴隶卖场，其光身的比赛可能就是正身验货，冠军所带的桂冠好像是中国古代卖人时插的草标，现在的服装T台可能是拍卖奴隶在标号走台，画好直线不许乱走而且不可能有笑容。
5000年前的气候变冷，是人类迈入奴隶社会的根本动力，不过，如果认真分辨，其实是使欧亚大陆的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同样的气候变冷，在各大洲的效果是各不相同的：在欧亚大陆（包括北非），遇到气候变冷北方人类是回到有人的地域，这是发生过人类最为剧烈和最大规模反复搏斗的地域，其成果是文明、阶级、国家形态和工业社会，并由欧洲以大航海将南迁的行为扩展到全世界，中国虽曾深陷险境，但有几千年最强的碰撞经历垫底，现在终于赢得了翻盘的机会；在美洲大陆，由于人类开始时主要是在最北方，所以遇到气候变冷时，人类是在走向无人的地域，人类间一般只是散落状的争斗，不需要有"城"，也不需要由"城"而"国"，所以大航海时那里的人类还停留在古代社会，最后几乎被欧洲人类完全殖民；在非洲大陆，由于撒哈拉以南基本就是热带地域，人类间一般也是只有散落状的争斗，所以似乎至今仍有人停留在原始社会，非洲之所以没有被人完全殖民，可能只是因为气候太过炎热难耐。
总之，通过认真追踪原始的"城"的成因不难推论，人类所拥有的"城"和"国"都不是阶级起源，不是经济起源，不是神灵起源，不是因为强人的意志起源，一切皆因自然而起，一切皆因自然而成，结论仍然可以是："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所有进化都是为了适应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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