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4日木曜日

中国近10年经济政策的主要错误

  ——2011年6月19日在广州的讲演提纲

  按:当前中国陷入了高通货膨胀、贫富严重分化、社会对立、矛盾激化的危险状态。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与经济发展方向和路线的失误有关。反思中国近10年来经济方针及政策的重大错误,盖有:

  一、不顾一切地发展私营经济,不惜代价地实行私有化,不仅极大地损害了普通劳动者们的利益,扩大了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而且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被侵吞,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 益。为了将中国的国有银行私有化,借口"在银
行股份化改造中引进战略投资者",以惊人的低价将中国大型银行的股权"卖"给外国金融机构,使中国人民的财产至少损失1万亿元。

  实行权贵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攻坚",不顾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反对以"卖"为名将国有企业低价送给私人,以致引发了以2009年通化钢铁公司上万职工抗争为标志的群众性反抗 事件;为了发展私营企业,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为借
口,极力向没有长期经营能力的私营企业输送贷款,为此而阻挠为防止通货膨胀所必需的信贷紧缩,造成并加剧了通货膨胀; 把使房地产商和少数投机倒卖城市住宅者暴富作为政策目标,借口增加私人所有的
住宅,竭尽全力地扩大各种以私人住宅为抵押的银行信贷,造成了城市住宅售价的暴涨和空前的房地产泡沫 。

  二、不切实际地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率,过度扩张名义总需求,一再造成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使中国再次面临停滞膨胀的威胁。这种倾向明显地表现在2003年以后。中国每年潜在产量 的增长率没有超过10%。

  在2002年以后,为了达到年平均超过10%的经济增长,过度增大货币供应量,刺激经济在短期中过快增长,以致2007出现了过热期都罕见的14%的过高增长,使中国的实际产出由低于潜 在产出变为显着高于潜在产出,导致 2008年出现了显着的通货膨
胀。由于不愿将过高的经济增长率真正降到长期可持续的水平,2008年为制止通货膨胀所作的紧缩中途夭折,很快就借口"抵御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而转向肆无忌惮地扩张总需求,将2009年银行信贷余额的增长率提高到在高通货膨胀期也少见的30 %的水平,以致过快增长的货币存
量导致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显着高于潜在产出的增长,使中国的实际产出重新变为显着高于潜在产出,造成了2011年的严重而且很难下降的通货膨胀。 这种追求过高经济增长率的过度扩张总需求政策,正在将中国一步步拉向1987年
之后的10年中国所陷入的那种类似停滞膨胀的困境之中。

  三、承袭了30年来将一切融资行为都信贷化的错误倾向,拒绝通过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对整个经济进行调节,不注重发展依据私人和法人信用的票据贴现以真正满足工商业实 体的融资需求,而是尽可能膨胀信贷,单纯依靠增加银行贷款
来扩大宏观总需求,支撑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融资需求。

  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了带根本性的流动性过剩,导致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许多资产市场甚至一般产品的交易中都出现了惊人的泡沫,售价暴涨暴跌,极大地增加了整个经济的不稳定 ,直至造成了通货膨胀;形成惊人泡沫的城市住宅售
价窒息了真正出于居住动机的居民居住需求,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人民福利的损失;

  另一方面,信贷交易的劣根性使无论如何膨胀的信贷规模都无法减轻穷人借款的利息负担,反而由于信贷融资的恶性扩展而形成了强大的高利贷利益集团,正在将整个中国经济导向窒息 产业发展的高利贷经济,而高利贷经济正是人类社会制度中最
无耻、最黑暗的制度之一。

  四、听信西方骗人的"自由贸易"谎言,荒唐地追求实行"贸易自由化",拒不实行坚决保护本国产业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错误地坚持履行加入WTO时所作的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各种承 诺,而且被诱骗在"贸易自由化"的自残道路上越走越
远,甚至还要与产业竞争力远远强于中国的日本、韩国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式的"自由贸易区"。

  这种"贸易自由化"的努力表面上换得了短期内对外贸易和贸易顺差的高增长,却付出了支出巨额的出口退税、长期保持人民币对美元低汇率等等招致中国人民受外国巨大剥削的昂贵代 价,还导致西方以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为借口用贸易
制裁相威胁,使中国最终必须以开放国内市场、增加进口的方式降低贸易顺差,从而最终实现了"贸易自由化"所要求的放弃对国内产业 的保护。

  这一整个被西方人以"贸易自由化"来摆布的过程,导致中国最近十年有高速的经济增长而无实质性的产业升级。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可以靠高关税保护奠定家庭小汽车生产的基础并以 本国产品占据了国内家用电器市场,而最近10年的贸易政
策却使中国的民用产品升级换代全面停滞,以致每年进口液晶平板400亿美元,进口芯片1200亿美元,进口芯片金额超过进口的石油、 铁矿石等任何矿产的金额!

  这样下去,不但中国将永远停留于低工资的不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五、继续近30年来实行的优待外资挤垮中国民族产业的错误政策,纵容甚至鼓励外资抢占中国的投资机会,扼杀中国的民族产业。为了讨外国政府和外资企业欢心,连中国政府的采购都 不敢对中国的自主创新产品实行优惠,外资企业在中国成了中
国政府法律法规不敢管的特权太上皇。

  在这样的纵容下,外资企业已经在中国国内的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中国的市场成了像美国的通用汽车这样濒于破产的外资企业最后的赚钱天堂。特别是中国国内的新兴技术密集产业, 如家用小汽车、手机和计算机行业的生产,都被外资企业所主
导,外资企业产品、外资品牌在这些产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外资企业占据中国的高附加值产业,导致中国民族产业没有足够的投资机会,在国内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不足,大量资金通过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外流,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极其荒 唐的国内外资金对流:中国一方面每年净流入近2千亿美元
的私人资本,另一方面,每年又通过政府外汇储备的增加流出约4千亿美元;流入的外资年平均利润率10%以上,流到国外的中国外汇储备年增值(利息率)等不到5%,而且还往往面临血本无归的危 险。过多的外汇储备造成了基础货币过多、货币存量过
大而造成金融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并迫使中国的货币当局不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将准备率提高到惊人的高度,彻底扭曲 了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

  六、放弃必要的实物性和产业性经济计划,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结构扭曲。由于拒绝制订和实行有约束力的整体产业发展计划并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保障执行计划的资金。

  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极度扭曲,个别年份净出口和住宅建筑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5%以上(住宅投资完成额加净出口占GDP的比重,2008年为13.6%,2009年为11.3%),为美国这 个百分比的3倍;同时,中国的军事工业落后导致的军事装备落后
的状况仍未有根本的改观;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仍然徘徊在很低的水平上,少数达到先进水平的研发成果也很难转化为 企业化的生产。

  中国自主的装备制造业还需要在生产和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大多数民族产业和企业离世界先进水平都还有很大差距,需要给予大量的投入和大力的扶植;为进一步发展为真正的高收入 国家,需要进行巨额的投资来发展产业以替代当前巨额进
口的各种高技术产品,所有这些又都要求在这些方面投入巨大的生产能力。

  不将中国的生产能力投入到这些真正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方面,而逼迫它们为外国人生产将来可能没有什么真正的回报的出口产品、造被当成金融资产倒卖而不供人居住的住宅,这是最 大的资源配置扭曲,而这样的资源配置扭曲,根源在
于拒绝制订和实行有约束力的整体产业发展计划并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保障执行计划的资金。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 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
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

  目前中国所有被毙、被抓、被双规的贪官,其金额和罪责加起来,恐怕都难以与这一利益集团相比拟。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 根错结、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
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新捆绑政策论

  近二十年来,国际和国内媒体一直在炒作"21世纪是中国世纪"或者"21世纪还是美国世纪"。这些话题日积月累所造成的势能几乎已经把中美两国推上了一个骑虎难下的巅峰擂台。

  "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还是美国世纪?"这是一个引导大国战略的真命题,但也有可能只是一个伪命题。。我们姑且假定它是一个真命题,那么就产生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状况:由于这个命题的实质就是21世纪谁是世界的领导者的问题,所以必然导致一个持续的局面:中美竞争-----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实施从经济到文化,从文化到政治从政治到军事的一系列硬措施和软措施。中国为了对抗遏制也相应地采取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措施。这种局面如果不加以改变,必然引发中美对抗(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形的)。。

  从历史来看,科技的发展始终是改变现代国际政治面貌和国际关系面貌的内在动力。。二战以来,改变世界政治布局的决定因素其实就是新科技应用,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新武器----核武器的应用。我们知道,二战的终结的标志就是美国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

  近年来,随着生物科技和电子科技的突飞猛进,网络武器,基因武器开始出现。。这类新武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大国竞争的核心---军事竞争的原貌。。就拿基因武器来说,它可以是一种无形的,无污染的大规模的灭绝性武器。。这种武器的威力从现实意义来说是比核武器还要大许多倍的。类似这种武器,如果加上巧妙的利用,那么作为被攻击的一方来说是防不胜防的……而目前阻挡这些武器使用的障碍仅仅只是人类道德。。,但是如果一旦这些武器的研制取得关键性突破,比如说当这种武器演化成一种麻醉性的武器的话,那么其应用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顺着这个思路去发展。,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即将进入白热化阶段的中美争雄的竞争中,会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正在潜行::新武器的持续高速研发跟新战略的断续缓慢调整正在做着致命的时间

  赛跑。这个过程可能是十几年,几年,也可能是几个月。

  就政治板块来说,美国不单是美国,美国的一边几乎是整个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中国以外的世界。如果中美两国发生正式对抗,最终演变成的局面很有可能就是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对抗。就最近东亚和南海的局势,如果深入分析是不难从中找到足以证明以上结论的论据的蛛丝马迹的。。

  由于时代的演进,中美关系已经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中美和则世界和,中美乱则世界乱。中方要建设和谐世界,或者美方要建设和谐世界,都回避不了中美关系的重新调整。。

  决定中美关系好坏的因素可以很多,归结起来只有一条,就是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解决方案展开来可以一分为五:1.美方接受中方的意识形态。2.中方接受美方的意识形态。 3双方互不接受对方意识形态。4.美方部分接受中方
意识形态。5.中方部分接受美方意识形态。。

  第1种方案几乎不可能。第2种方案可能性也比较低。第3种方案是正在进行的,可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第4种方案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时间上要往后推。第5种方案可能和可行性都比较大。。

  由于近代以来科技及其带来的一系列自然和社会形态的巨变,全球化成了一个无论从历史或者是现实的角度来看都难以阻挡的趋势。

  全球化是迟早问题,而问题的问题是以何种秩序,何种形式出现的全球化。G2是近年美国提出的一个计划。。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目前,中国政府还是没有积极回应。反对意见里边最重要的一条应该是这样的: G2计划里边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谁吃掉谁的
问题。。中美联合,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其二,是快吃掉还是慢吃掉的问题:一旦G2计划启动,速度如何调控?互信如何保证?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问题。。

  此外,困扰着G2计划实施的障碍不仅仅有经济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因素。因意识形态各异而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解决?…虽然前路布满荆棘,但是所有这些问题也都不是一些不可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用捆绑的办法来解决。 。

  新捆绑政策就是这样一种办法:它所要达到的效果和目标就是要造成这样一种态势:同舟共济,利益互动; 一荣俱荣,一毁俱毁。捆绑一起,慢慢趋同。这种态势一旦形成,就意味着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从
短期来看,是美国"吃掉"中国;但从长期来说是中国"吃掉"美国,或者互相吃掉。这样一来,谁吃掉谁的问题就实际上不存在了。

  现在,就关于新捆绑政策的大致思路,我将一些细则和一些想法提出来与大家探讨。

  1.关于军事捆绑

  新捆绑政策是相对于旧的捆绑政策而言的。其实捆绑政策早就有了。。"核捆绑"就是捆绑政策一种。。

  "核捆绑"指的是有核国家为了防止一个核战力强于己方、而己方难以打击的第三方对自己发起核攻击,通过己方核力量将某个具有更强核能力的国家捆绑于己方的战车上。

  "核捆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如果有一个核国家出了差错, "核捆绑"程序就会无情启动,其结果就是世界末日;但是不捆绑同样危险。自从核武器为几个大国所掌握以来, 西方的学者已经多次预报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末
日。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地球仍然平安无事。而 "核武器效应"也正是中国赢得几十年和平与发展环境的根本基础。所以这种捆绑的意义是长远的。

  如果说, "核捆绑"是形势所迫,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随着军事科技的革命性转变,(比如随着基因武器的实战性变革,传统的人民战争将失去意义)新的军事捆绑将亦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新型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军事斗争的最终出路只能是一条:化敌为友。

  近年来,尽管中国多方面表达和平崛起的理念,但是西方国家还是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的根源可以说是来自于人类"党同伐异"的本性。从某种思维来判断,这种不信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军事上的互信,仅仅是扩大两军的透明度还是不够的。真正的互信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机制上。这种机制应该要犹如一堵石墙,石墙的石头犬牙交错,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这种态势也就是一种捆绑的态势。在这种态势下,两军的关系就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我灭不了你你也灭不了我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有点类似北约联军的关系,但是又不同于北约联军。

  建立这种机制可以在参考北约联军的基础上加以深入的改进。

  2.关于经济捆绑

  关于经济捆绑,首先讲一下单一经济( single-product economy)。单一经济最初是指某国主要依靠生产和输出一种或几种矿产原料或农产品来维持国民经济的片面性经济结构。

  单一经济能够起到很强的捆绑作用。比如在一个国家里边,如果某一些分裂倾向的省区。如果它是实行了单一经济的,那事实上是很难分裂出去的。

  就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单一经济的形成,与当地的自然条件、物产资源有关,但主要是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它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长期侵略、压迫和掠夺殖民地、附属国的结果。

  但就当今世界的主流意来看,泛全球化的倡导和推动者追求的国际关系显然不不是宗主国和殖民主地的关系,。而是全球化的合作分工的经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关系。新型单一经济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已经捆绑在了世界经济的大船上。中国经济现在是不能也没有必要脱离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只能因势利导,主动地把经济现状演化为一种经济捆绑的格局。在这方面中国是有经验的,二十年来中国大陆通过经济投资合作,成功地对台湾的经济实施了捆绑,有效地遏制了台独,这方面经验应该是丰富的。如果能把这种经验推广开来,通过国际分工合作,达到中国兴则欧美兴,中国败则欧美败;那么和谐世界的经济捆绑就可以算成功了。

  3.政治文化捆绑

  政治文化问题,是实现世界和谐的根本问题。政治文化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属于历史问题。比如按照极左的思维,企业家应该被镇压,按照极右的观点共产党员应该被镇压。按照这种逻辑,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的两个国家是不可能融合的。但是上世纪70年代,我们的前辈却凭着非凡的创造性思维开启了中美合作的新局面。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人类间的互相尊敬,起源于共同的认识。两个不同形态的国家要合作,首先就要找出共同的利益:互通有无。再次,找出共同的敌人:比如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这样才容易形成合作的而基础。

  中美合作的起源很大程度上是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中美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开始初步捆绑起来了,到了现在世界上不少重大问题,中国不合作,美国也干不好,中美两国现在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败。

  由于政治制度根本不同,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就一直在摇晃颠簸中前进。这么多年来的美中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明和暗斗,斗而不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与这种初步捆绑的结果。

  和平演变是上世纪中叶美国提出对付东方阵营的办法。和平演变的实质是一种文化战。就近期中国民族主义异常高涨的情形来看,文化战正朝着对抗的方向发展,即东方的反和平演变和西方的和平演变相对抗。而实际上,文化战的至上状态应该是化敌为友,互相演变,最后达成殊途同归。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多样性的,比如如果中国的文化是多样性的,对手就无处可攻,文化战也就自然结束了。

  为了达成互相演变,中美两国可以协商可控性的文化博弈。

  我们知道,商业上有个捆绑销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品牌或公司在促销过程中进行合作,从而扩大它们的影响力。要达成互相演变,也可以移用捆绑销售的办法。比方说,中国强制性地定期引进美国的影视大片;美国也按一定比例强制性地引进中国影视大片。中国可以在美国开办孔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美国可以按照中国在美国办学院的比例建立林肯学院,神学院。美国可以在递增式地在中国开办中文网站,中国可以按一定比例在美国开办英文网站……

  可以预见,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好坏取决与于国际关系的好坏。要继续改革开放的道路,就要满足两厢情愿的普遍法则。民主化和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应对这个潮流,最佳的方案就是顺应潮流,保持特色,走良性化的民主道路。

  4.另类捆绑

  另类捆绑是除开以上几大捆绑的附加捆绑。另类捆绑可以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亲缘捆绑, 18世纪以来欧洲流行的就是皇室亲缘政治捆绑。中国国情不同,还要另想办法。中国目前男多女少的性别格局,未来将会导致数千万的婚姻缺口。大规模的中美联姻似乎是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相互移民是一种办法,但是如果规模过大,至少美方的国籍问题短期是很难解决的。通过大规模的教育交流,大规模的旅居活动,亦可以造成"掺沙子"式的民族捆绑。

  另类捆绑多涉及私生活的范畴,具有灵动的特征,主要依靠鼓励民间智慧,由个体的力量自主实现。

认真研究中国转型的深层逻辑

  中国温州7.23动车相撞事故,这几天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其原因不仅在于高速铁路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一,其安全性受到质疑,同时也更由于在善后处理的过程中,一系列原有体制的痼疾统统暴露无遗。

  撞车悲剧的起因既有中国高速铁路发展过快,以致安全性缺乏保障的因素,同时也有相当程度的体制性障碍;而体制性障碍在善后处理的过程中无疑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也是导致这一事故成为各方密切关注的原因之一。

  一个起因中已带有体制问题的撞车悲剧,在处理过程中却带出了更多的体制性问题,其间的逻辑关系值得人们深层思考。这次事故作为个案,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转型期的瓶颈,以及瓶颈背后的困惑。

  撇开动车悲剧,中国发展的体制性瓶颈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最近一段时间,无论在中国发展的大方向上,还是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模式(比如媒体惯常所称的"重庆模式"或"广东模式")上,都出现了诸多彼此截然不同的声音和方案。笔者曾在多个场合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一个病症,多种药方"。

  下面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一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它的"病理"又是什么?而所谓的"多种药方",其"药理"和"机理"又是什么?多种"药方"背后的"药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合"病症"背后的"病理"?若不能对这个根本问题提供答案,那么目前所有围绕中国发展的争论或地方模式,就都只是舍本求末的情绪化争论而已,不但于事无补,最后还会导致中国发展的方向出现严重偏差。

  要研究中国发展的"病症"背后的"病理",涉及对中国发展已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的解读和定位。笔者曾在多个场合将中国的市场经济称为"非典型市场经济",其特点就是未能完成市场、政府和法治的三位一体而又互相分离的关系。

  非典型市场经济:中国矛盾源头

  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有一个最大的成就,就是发展了民营经济。这不但找到了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即只有以私有形态组合的经济才是真正具有活力的经济,而且还突破了中国洋务运动官办经济的瓶颈。

  然而,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也有一个最大的失误,那就是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近三十年来中国所谓的政府职能转型,大都只是人员的裁减和规模的合并,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向服务型小政府的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现阶段的政府职能呈现"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穷做"的奇特现象。其具体表现为政府手中拥有过大的经济项目的审批权力,而对经济活动的监管却十分不到位。若将前者比喻成经济活动的"入口",而将后者比喻成"出口",那么这种"入口"与"出口"权力倒置的情况,与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权力正好形成截然反差。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之下,尤其是在强调政府调控功能的经济体系下,政府应着力加强对经济活动的监管,而非时刻把住"入口"的审批权力。

  与此同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独立法治建立在中国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因此,政府握有大量的"入口"权力,再加上缺乏独立法治的监管,因此政商利益输送就成为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而这一不正常的普遍现象,实际上坑害了现有体制下的许多能干官员。

  大量反腐材料证明,从能干的官员到贪官,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其间的原因与其说是个人道德层面的,还不如说更多是体制层面的。而目前的反腐斗争,更多只是在道德层面上向官员提出要求,而严重忽略了体制改革。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那是指落后时代河边往往无法筑起一道坚固的堤坝。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这道堤坝不是政府与市场无法分离情况下的一味反腐,而是真正完成两者的分离和政府职能转型。如何保证官员"常在河边走,也能不湿鞋",不但是反腐的要求,而且也是保护一大批体制内能干官员的要求。

  因此,只要中国未来继续维持"非典型市场经济"的状态,亦即无法完成政府与市场的分离,并建立独立于市场与政府的法治,那么中国的经济转型就不能称之为成功,中国现阶段许多以官商勾结为特征的腐败现象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矛盾就不但不能消除,而且还将继续激化,以"中国崛起"为标志的所谓"中国模式"很可能将成为昙花一现。

  准确解读中国的深刻变化

  如果说,上述"非典型市场经济"主要发生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那么中国还正在发生另两个深刻的转型,那就是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以及由原来封闭的社会向日益开放、多元的社会转型。三大转型环环紧扣,缺一不可。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两个变化:一是私有财产基础日益扩大,二是利益日渐多元化。两者都带来中国社会形态的必然转型,即从原有封闭的、可由国家绝对控制的社会向着日益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转型。

  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在"市场、政府和法治"互相分离的关系之外,带来的另一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三位一体关系的变化。社会正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调解作用。它不但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基础发生深刻变化,而且还导致中国执政党的建党基础已经并还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笔者曾在之前的评论中认为,如果说过去中共靠夺取政权和疾风暴雨式的统治方式赢得本身并无任何私有财产的人民的支持,那么今天当中国绝大部分民众已经或开始拥有私有财产,并继而产生日渐多元的利益分化的时候,中共如何赢得全体人民的支持,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执政课题。

  各种模式的亮点与无的放矢

  任何一个现实主义者都必须正视中国正在发生的这一深刻变化,并在对这一逻辑进行准确解读的基础上,考虑开出适当的"药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重庆模式"还是"广东模式",只有从中国转型的深层逻辑上予以思考,才不致迷失方向。返回革命时代的理想主义做法,也许能缓解阵痛于一时,但不能解除病症于永久,因为其"药理"与"病理"完全不符;同样,强调将蛋糕"先做大,再分匀",显然也是忽略了"非典型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弊端和危害。

  坦率地讲,今天中国在发展方向上产生的争论各方,就其论证的某一部分而言,都有其合理性,都可谓看到了中国改革出现的某一部分问题。重庆强调的公平正义和广东强调的社会作用,都正是中国现阶段所缺失的;但就总体而言,两种模式都没有把握到中国病症的根本"病理",因而其"药理"也就显得无的放矢。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早已是一条不归之路。在这条不归路上如何既谨慎把握,又大胆探索,是现阶段中国面临的挑战。在这方面,当多种探索涌现之后,如何从理论上进行梳理和提炼,找出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和轨迹,显然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