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9日火曜日

别把权力交接变成权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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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是人民的党,人民是党的人民,因此,象党政换届这样的大事,绝不是党内的事,更不是奉行"关起门来说话"的那一群高官们的事,它更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命运。

  因此,对于党政换届,任何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心怀着责任感的党员干部以及广大群众,都应该擦亮眼睛、张大嘴巴、侧着耳朵,给予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应该不失时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喊出自己的主张。

  人民群众所关心的,永远不是这些干部的怀里揣着什么学历、不是他们有着怎样辉煌的履历和简历,不是你出国留过洋还是北大或清华的高材生,更不是你长得什么摸样、什么出身和背景。

  他们就关心干部的"干"字,这些整天惦记着权力宝座的人追逐权力到底是想为国为民干大事还是想争权夺利当大官?想干大事的话,你的义、你的智、你的实力又在哪里?你们有何德、何能、何才呢?你们这些干部们究竟打算怎样干?到底会不会干、能不能干?如果说能干,而上任之后又干不了、干不好甚至不正干、干坏事又该怎样办?

  这些问题,才是党政换届以确定国家下一代领导干部的人选所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因为权力为党和国家之公器,它既可以掌握在正义的圣人手中,采集民意、民情和民智,为国筹为民谋;也可以掌握在邪恶奸诈的小人手中,为己谋、为家谋甚至为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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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曾经有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别看我们很多人经常引用这句话,但事实上,对于这句话所蕴藏的深刻内涵,很多人并不十分清楚,因为这句话所揭示的就是"事"与"人"的辩证法,而演化开来,则是做事和用人、干大事和任大官的矛盾,就是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辩证统一。

  在这一矛盾中,做事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是目的和目标;而用人则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手段和途径,只有先确定好"做什么"以及"怎么做",才能任贤举能,才能选派能干胜任的人选,才能用好人、用对人,从而使得所用之人能胜任要干之事,最终实现干成事,实现组织的任务和目标。

  而相反,如果不知道要干什么事、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干的话,用人就会处于盲目被动的境地,就会使得人和事出现矛盾,导致所用之人不能胜任所干之事,结果既耽误了事,还又误用了人。

  要做事,先想事。确定干什么事、思考如何去干、如何能干成,围绕这个目标思考讨论群策群力统一思想,最终产生正确的思想方法、战略战术以及措施办法,就是分析思考问题、就是以"想事"为特征的思想路线;

  而围绕着思想路线,定大政方针、出配套政策、定法律规定,就是去"干事"的政治路线;而围绕着这样的政治路线任贤举能、选拔选派以保证组织目标和政治任务的完成,这便是"让谁干"的组织路线。

  可见,在选人用人这一组织路线之上,有干事办事这一政治路线,而在政治路线之上,还有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为主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相辅相成三位一体的统一整体,其作用即是为了实现以正确的人去干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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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三位一体,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组织的思考、决策和执行过程,是一个组织的想事、做事和用人的环环相扣,其目的在于实现组织目标,这一管理思想不仅适用于治国的行政管理,同样适用于企业管理、军事指挥等所有组织的管理活动。

  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其道理也便在这里,确定烹什么小鲜、烹成什么样以及如何烹,这是"想小鲜"的思想路线,而思想路线一旦确定,就会形成去贯彻落实的"烹小鲜"的政治路线;而让谁去买小鲜、谁去洗小鲜、谁去烹小鲜、谁去刷碗洗盘子,这就是"谁来烹"的组织路线。

  同样的道理,中国共产党的党政换届在本质上也是一个想事、做事和用人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贯穿着思考、决策以及执行等一系列环节,是老一代领导集体将国家面临的问题、责任和权力一起交给新一代领导集体以便进一步更好的解决的过程。

  因此,党政换届必然应该伴随着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统一协调,因为,与权力的交接相伴随的还有问题和责任,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权力分配,它在本质上是老一代领导集体将安邦定国的大任向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托付、委托和任用。

  在权力面前,往往也是圣人和小人露出原形的时刻,谁如果不去思考权力之上的责任,谁如果不去思考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谁如果不去悲悯百姓苍生的忧患,而只是一味地去想得到权力的名声、荣光和利益,那就是逐利的小人,追名的伪君子、就是争权的官僚,而一旦掌权,他们便会纷纷露出小人得势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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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外有列强结盟如虎狼环视,内有家贼家奴勾结图谋作乱。

  外资已经在中国经济占据了半壁江山,而国有经济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合流之势,贫富矛盾正逐步滑向激化的边缘,失控的官僚主义正在变本加厉,贫和富、民和官的矛盾一触即发,一旦经济的滞涨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引发民怨,矛盾就会从经济领域传导到政治层面,从而使得社会陷入动乱,直接威胁社会主义政权。

  在此严峻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面前,中国的党政换届一定要慎之又慎,因为这正是社会主义政权最为薄弱的关键环节,是最容易通过引发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而致使其震荡脱臼的脆弱"关节"。

  权力的交接绝不单单是权力指挥棒的传承,因为与权力相伴随的还有问题、责任和使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句话,要保证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本色,就必须将权力交接的重点从权力本身转移到问题和责任上来。

  对于当前工作中的大是大非等原则性的问题要搞清楚,要辩个明白,不是为了找责任,不是为了整治谁,而是为了找办法、找对策,不能和稀泥,不能搞平衡术,不能弄成一本糊涂账,只有通过思想路线的纠正,才能找到正确的政治路线,也才能确定正确的组织路线。

  因此,老一代领导集体绝不应满足于交出手上的权力和帅印而实现无官一身轻,他们更应该带领新一代领导集体认识到治国安邦中的问题、责任和使命,再此过程中确定选拔出可堪大任的领导干部,而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也绝不应该是盯着权力孜孜以求,他们更应该在治国安邦、经世济民的大业面前展示自己的德才。

  中国社会的权力交接,绝对不能变成根据资历、资格甚至势力而进行的权力分配,绝对不能根据人的屁股、座位和嘴巴来定胜负,一定要看人的脑袋、思想、精神和智慧,一定要杜绝小人当权,一定要能选拔任用那些政治觉悟强、政治立场坚定、能够思想上心怀人民群众、能够察民情听民言采民智的那些心怀大义有红心的圣贤级干部来执政,因为只要保证圣人执政,就是中国式民主。

  一个封建社会的帝王在确定太子、确定新皇帝的时候,都能对其进行长期的锻炼和考察,作为以为人民服务为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更应该在权力交接这个大问题上,展示出超越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曾经开创太平盛世的封建帝王的大智慧。

如何看待台湾民主?

  一位网友发来一篇谈台湾民主的文章,颇有代表性。由于自己对这个话题一直十分关注,而且多次应邀到台湾观选,有许多直观的感受,便专文回复。

  首先我们需要承认,台湾的民主转型是奇迹。我在台湾观选期间,台湾的学者也不只一次重复这个结论。其理由是,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发生流血和暴力事件。确实纵观古今中外,哪个国家民主转型没有经历过长期的内战、政变、复辟和血流成河?甚至国家分裂?

  台湾民主奇迹是怎样产生的呢?这要归功于蒋经国时期成功的开明威权体制。一是经济发展,形成中产阶级,营造了一个均富的社会。二是教育普及。三是社会相对廉洁,民怨较少。四是由政治强人蒋经国本人自上而下的推动。五是美国的因素。特别是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2004年两颗子弹引发的选举争议,都是在美国的影响下才平稳渡过。六是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对台湾政策发生变化,由敌对走向缓和。改变了台湾的外部生态。这使得蒋经国不仅可以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也为其终止实行了三十多年的戒严创造了条件。

  蒋经国推动民主化还有两个历史偶然因素。一是他访美期间遇刺。虽然脱险,但也令他思索何以在蒋家做出如此之多的贡献之后,仍有台湾民众对之如此仇恨。二是他内定的家族接班人蒋孝武因受江南案拖累,被迫外放新加坡。此后,他才公开宣布蒋家不再继任"总统"之位。

  最后还是要指出的是,台湾做为一个人口仅有两千多万的小岛,也是其民主可以创造奇迹的先天条件。古希腊时代,公认的就是民主只能在小国寡民之地取得成功。

  不过,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什么是奇迹?奇迹就是极小概率的事件,是极难发生的事情。所以,大陆如果实行民主化,从常规来说也要付出绝大多数国家所要付出的代价。这也是为什么台独、疆独、藏独都主张中国民主化的原因。只有大陆民主化,才会导致大陆内乱,它们也才从而有机会实现独立。2010年台湾观选期间,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对方十分坦率的讲应该支持大陆的民主化,这样就可以令大陆分化,分裂,而且还可以产生台湾的内应(可参见本人观选系列)。倒是利益和大陆更为密切的国民党,反对大陆过早的实行民主化,也承认一个国家在没有解决国家认同之前实行民主化极易导致解体。这是主张大陆民主化的群体所必须正视的问题。如果说英法再付出代价后可以东山再起,中国是否可能呢?当然不少自由派人士或者不承认这一点,或者认为民主比国家解体更重要,对这些人,我们无话可说。

  其次,台湾民主化之后,衡量这一制度的标准应该是经济发展和民生。而不是民主本身。台湾在两蒋时代,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总体廉洁,而且没有族群对立和分裂。但进入李登辉时代,腐败和黑金政治盛行。到陈水扁时代更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陈水扁本人,他的家族、亲信,更是遍及所有的执政团队。除"教育部"没有卷入外,其他各部无一幸免。而且陈水扁贪污真相是在其下台之后才曝光的,而且是被瑞士发现和揭发。台湾的政党监督、新闻监督和司法独立都没有发挥作用。无独有偶,亚洲四小龙的韩国自民主化后,也是腐败丛生,所有民选总统前腐后继,无一例外。四小龙中的新加坡和香港在经济起飞之后并没有走向民主,但廉洁程度远高于韩国和台湾。

  不过,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廉洁指数,台湾排名在大陆之前。但两者并不可比。一是台湾的发展阶段和大陆不同。台湾实行民主化之前已经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而且一直是实行市场经济,不存在经济转轨的问题。二是台湾过小。事实上,和大陆具有可比性的是同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口和面积相近的印度、俄罗斯、巴西、印尼。要知道,所谓的金砖四国,中国一国的总量就超过其他三国的总和。廉洁程度也普遍优于它们。

  这里还要谈一下财产申报制。以西方的经验看,实行财产申报制是有许多前提条件的。一是要有健全的银行监督体系。要求每人都有银行账号,所有收入都直接进入。一旦有一定数量的现金存入,必须到银行说明来源。如果账号现金长期不消费(比如有灰色收入),银行立即向税务部门举报。二是普及的信用卡制度、个人支票并规定日常消费超过一定数额不得使用现金。只有这样,财产申报制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即使公布了,也不会被相信。实际上也不会起作用。现在的台湾,也同样由于这样的问题,如无法对现金的使用进行控制,所以虽然有财产申报制,也形同虚设。2010年在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座谈,针对本人提出的这个问题,他们也承认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台湾民主化后,经济发展迅速放缓。从四小龙之首降为四小龙之末。虽然也有人认为台湾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是正常的经济现象。但事实上,台湾经济下滑则和内部党争、弥漫全岛的政治内耗直接相关。其根源在于民进党执政八年,出于意识形态和选票的需要,刻意制造族群对立和冲突。不仅如此,就在全球都在搭大陆经济起飞的快车时,同文同种、近在咫尺的台湾却选择自我封闭、肆无忌惮挑衅大陆的政策。结果强行推行的南进政策失败,损失惨重。挑衅大陆的结果导致大量的外资撤离台湾。在今日的台北,极少能看到外国人,也极少遇到堵车。一份报纸的价格可以十年不变。足见其经济现状。如果不是两蒋时代打下的厚实家底,台湾恐怕早就退回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了。大陆民主化且不说出现的动乱,仅经济停滞二十年,想想是什么后果?

  台湾经济的停滞还和各政党选举时竞相不负责任的许诺有关。尽管整个台湾除台北和台中市外,都负债累累,但不管哪一方选举时根本不顾财政能力,极度慷慨,对社会福利竞相加价、加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有资金发展经济?国民党执政后,开放大陆游客赴台和两岸直航。深绿的台南则要求建立直航航班。高雄的陈菊为了吸引大陆游客甚至要求开放三军官校让陆客入内参观。要知道三军官校前身就是黄埔军校,蒋介石曾被视为黄埔永远的校长。陈菊则把蒋介石铜像大卸八块。从过去的反将先锋到今天开放军校给陆客,其转变之大令人瞠目。不过只要想想高雄市上千亿台币的债务,也不难理解。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台湾民主化二十多年,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据台湾财税资料中心数据,目前台湾最富家庭和最穷家庭的收入差距为75倍----根据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今年在人大会上的发言,大陆为40倍。尽管马英九上台之后,两岸关系迅速升温,合作交流成为潮流。但直到今天,台湾的失业率仍高居四小龙之首。

  台湾的经济如何其实无需多少数据,只要到台湾走一下就一眼明了。它的基础设施、市政建设比大陆要落后二十年。大致相当于大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水平。用连战的话讲,来到台湾如同到了第三世界。

  第三,台湾的民主另一个致命伤是未能阻止台独势力的坐大。这也是大陆民众无法认同台湾民主的重要原因,也是台湾民主劣质化的根源之一(直到今天,尽管台湾已经四次直选最高领导人,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的选举主轴仍然是"我是台湾人"。)。民主化可以给任何政治思潮和力量提供发展空间。但是否有效遏制极端思潮则成为检验民主成效的一个标准。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期间,法西斯主义席卷全球。但最终仅仅在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等国取得成功。在英、法、美均是昙花一现。台湾民主化之前,主张国家分裂的台独思潮是非法的,这也确保了台湾内部的和谐,也为经济起飞创造了必要的稳定条件。但民主化之后,台独思潮合法性,并借助民进党的执政,成为今日台湾重要的政治势力。台独的坐大,不仅令台湾整体撕裂、引发内部冲突,更导致两岸关系严重动荡,也威胁到亚太和世界的和平。如果不是大陆和美国的制衡,台湾早已借助民主化达到分裂国家的目的。(今天的中东也是如此,一旦放开,获胜的往往是伊斯兰主义者而不是民主主义者)

  第四,借助民主这个形式,台湾的官二代、富二代愈演愈烈。台湾的民主化虽然只有二十多年,已经形成多个政治家族。如连战家族,其子连胜文为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家族,其子吴志扬为桃园县县长。现在的台北市市长郝龙斌其父则是国民党大老郝伯村。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其岳父高育仁也为政坛大老,曾任台湾省议会议长、立法委员及台南县县长。现在的陈水扁虽然关于监狱,但其子仍可凭他的荫持,最高票当选高雄市议员。至于台湾基层,更是父传子、子传媳。 2009年县市长选举过后,花
莲县县长傅崐萁竟然任命自己的前妻为为副县长。台湾的选举,已经把官二代漂白了。2010年在台湾观选的最后一天与当地学者交流,他们也承认官二代现象造成的不平等已经打击了青年才俊进入政坛的热情。台湾之所以出现大量的官二代现象,原因在于它的官僚体系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事务官相当于大陆的公务员,需要严格的考试。但不允许参与政党政治,也不与政党共进退。政务官则由选举产生或者选举获胜的政治人物任命。现实政治中,官二代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源:如知名度、党内的支持率。在台湾分为蓝绿的现实格局下,在各自选民占优的选区内,无论是谁出来选举都会获胜。这也是为什么陈水扁之子陈致中既送卷入其父的贪污弊案,又在选前发生嫖妓丑闻和谎言被戳穿,但依然可以最高票当选。

  官二代在大陆也是一个关注的热点。但客观来说大陆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官二代现象。因为大陆只有相当于台湾事务官的公务员体系,任何人要起进入都是必须经过万里挑一的考试,是否能够入围完全凭借能力。所以在今年举行的一项调查也表明,89.6%的党政干部自认来自草根。

  至于为官者为其后代谋取私利,如经商,则属于腐败,而不是官二代现象。当然入围之后,在同等条件下,如果有家族背景,其仕途升迁会有更大优势。但在今日中国,无论是谁,什么背景,也都要从最基层(县乡)一步步历练才能走向更高的发展平台。

  第五就是台湾的媒体。今日台湾媒体已被整个社会视为乱源。媒体已无中立,非蓝即绿。丧失了做为第三权的中立、客观、监督的作用和功能。不只一个台湾朋友告诉我,不要相信台湾的媒体,更不要靠媒体来解读台湾。几乎每个政党都在指责媒体。这就是新闻自由后的现状。

  正如台湾媒体人南方朔所评论的:"媒体不但没有促进民主发展,反而是扮演倒退、激化的角色,不断的煽风点火"。就是蓝营媒体批评蓝营,绿营媒体批评绿营,也都是如此:"把情绪推向极端,媒体对社会是破坏角色。"

  媒体的失格,在2010年五都选举前连胜文枪击案一事中表现的最为令人触目惊心。偏绿的"三民自"三大电视台,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对此视而无睹,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

  以我个人的观察,台湾的媒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色情、凶杀为特色的《苹果日报》。这也是今日台湾销量第一的报纸。另一类是以极端政治立场为特色的《自由时报》----其报头就是"台湾优先,自由第一"。如果法国的报纸也这样写,大概是会有种族优越论的嫌疑。我在台湾观选,每天都买报纸,如果有活动耽搁,《自由时报》往往售罄。格调一直较高的《中国时报》则沦为破产境地,后被大陆投资的旺旺集团收购。

  不管立场,仅就办报水准来讲,台湾媒体远逊于大陆。

  最后谈一下两岸的官员。我在台湾也接触过不少的官方人士,确实感到他们已经不在高高在上,简单说不再有官架和官腔。在大学和台湾学生交流时,凡是去过大陆的学生也对大陆官员的高高在上颇有微词。虽然最高领导人胡温平民化的风格已和西方的政治人物并无二致,但各级官员还差的太远。但我相信,胡温做的到,各级官员也同样做的到。更何况中共履政之前和新中国成立初甚至直到文革,都能做到这一点。何以以后做不到呢?更何况现在的重庆也正在向这个方向演变。

  总的感觉,这位网友对台湾和大陆的了解都不够深入和全面,得出的结论自然也难以站的住脚。比如,他认为台湾经济发展缓慢,但社会代价也远小于大陆。比如没有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资源浪费我想这个世界最严重的是美国。至于环境污染,台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环境污染之严重超出想像。当时的官员要去检查,都必须穿防护服。台北驻法国代表处代表吕庆龙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回答:" 台湾在五十、六十年代是超级穷,从七十、八十年代,发展就
是呈直线的,但是当八十年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环境污染是相当严重。"至于这位网友提到的姚立法,实际情况却是姚立法可以自由独立参选,而且也正常胜选。但转折点是在他接受美国邀请出访之后。在西方,一个政治人物接受外国的资助是严格禁止的。日本前外相前原诚司就是因为误接受旅日韩国人的捐助而不得不辞职,根据法律还将判刑和剥夺公民权。在中国,同样也是严禁外国势力介入国内的政治。还有拆迁也属于这种情况。从总体来说,今日中国的拆迁已成为百姓致富的手段。这和九十年代不同。九十年代是在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出现的强拆。现在则是漫天要价之后、法院审理之后的执法。这里可以对比一下西方。美国建横贯铁路的时候,宣布铁路两侧十公里的土地面积归投资者所有。所有印地安人和野牛群都被消灭。法国在二战后出现三十年经济起飞,也出现大量的强拆现象----尽管这也是民主国家。后来经济起飞了,这种现象才减少。目前法国的做法是,如果需要拆迁,先按相关规定给出一个补偿方案。如果不同意,就诉诸法律。法院批复后,就可以执行。另外还可以举一个今日美国的例子。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议二十年后高铁覆盖全美80%。结果第一条高铁,尽管由联邦政府提供90%的资金,地方仅承担10%的费用,仍然被地方政府拒绝。拒绝的原因很多,比如高速公路和航空等利益集团的反对,还有一个原因是今日美国已经无法解决拆迁问题了。

  哪么台湾民主化的试验究竟对大陆产生何等影响?应该说,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反面教训。它的内耗、选举时的暴力事件(两次枪击案)、立法院的全武行、官员的贪腐、台独坐大以及经济停滞,都令大陆社会对台湾的民主说不。如果说1912年的中华民国失败的尝试使得中国选择了苏联模式,现在的台湾民主化,则更令大陆坚定走自己道路的选择。

  附网友来信:谈谈台湾民主

  台湾自1996年实行普选制以后,告别威权体制,快20年了。这期间经历四次大选,综合看来,有正副两方面的特点;

  正面因素是,温和,理性,法制,文明,有序。没有出现泰国式的军事政变和民变,也没有非洲、南美式的大规模的暴力和流血冲突,选举纷争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

  副面因素是,群族撕裂,买票贿选,人身攻击,选举奥步。

  相对于大陆而言,台湾民主有以下优势:

  一,普选和多党轮替制,各党依选票上台,相互攻讦,大量的贪腐得以及时揭发。反观大陆,一党体制让很多贪腐长期得不到揭发,逍遥法外。这也是在透明国际中,廉洁指数排名,台湾远高于大陆的重要原因。60多年了,中共连个人财产公开申报都不敢实行,心虚胆怯,在民意面前发抖了吧。

  二,台湾各级政府害怕选民,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公务员才真正像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反观大陆,基层官员架子多大?仗势欺人,以权谋私层出不穷。武汉出现了一个官腔十足的少年儿童,就是这种官僚体制的产物。台湾可以出像邱毅这样的"揭弊天王", 大陆就
连一个姚立法都容不下。湖北潜江市自荐当选的人大代表姚立法,被称为"新中国民主之父",简直就是当代的李公朴,闻一多。

  三,台湾社会,以蒋孝文为代表的官二代渐渐成为历史垃圾。反观大陆,"我爸是李刚"、"我爸就是国法",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成为社会一大公害。

  四,台湾社会,短期内经济发展并不快,跟大陆比简直有停滞的感觉。但是长期来,经济还是得到一定的发展。因为民意希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而且,其缓慢经济发展过程中付出的社会代价,远小于大陆快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环境污染,资源浪费。

  五,台湾社会,没有行政强拆,更没有暴力拆迁。想想,大陆这几年的暴力拆迁引起的自焚事件此起彼伏,群体事件风起云涌,维稳开支超过国防开支。

  六,台湾选举中正面因素逐渐占了主导地位,副面因素将长期存在,但终究成不了社会的主流。多次选举的历程,比较一下,2000年选举差点引发军事政变,2004年大选又差点激起了民变,但始终在可控制的范围,最终都在法律层面解决。2008年选举,正面因素占主导,副面因素大量存在,相对前几次选举,则进步得多了,温和理性得多了,不得不说台湾社会进步了。可以展望的2012年选举,肯定比前几次还有进步。民主发展到一定程度,理想状况是,正面因素完全盖过副面因素。

  七,相对而言,台湾民主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将对大陆产生强大的"软实力"。2017年香港双普选了,十年、二十年后,随着两岸民众交流的加深,大陆民众亲眼见到民主比威权的优越性后,会对中共当局形成巨大的民意压力,从而推动中国大陆,和平理性的民主转型。

构建和谐共赢的教育体制

  共赢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好的教育体制既要政府承担起民生社会保障职能,又要发挥市场高效率的优势。实现这个目标的基本思路也就是遵循共赢经济学理论原则,即由政府按人头提供基本教育资金,而由市场提供教育服务的原则构建我国教育体制。

  一、学校治理结构和收费制度

  1、学校法人治理

  首先确立学校的"三性":人格独立性,财产独立性和债责独立性。不管民办学校,还是公办学校的出资人都必须通过理(董)事会管理和经营学校。学校的理(董)事会要根据学校规模确定,成员三分之一以上应是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者,应有教职工参与理(董)事会。学校的重大决策都必须由学校的理(董)事会决定,学校重大决策包括学校的投资、招聘与解聘教师、学校发展方针等。

  其次建立校本管理机制,学校独立行使自己的日常管理权。学校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运行、学校决策的制定、校本课程的设置与开发、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的采用、教师的培训、教职员工的管理、学校文化的塑造,都要从该校所具备的条件、从该校特有的文化特点、从学校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从学校所在的社区的实际需要等因素出发,突出本校特色,逐渐建立起具有本校浓厚文化特质的现代学校制度体系。

  2、学校收费制度

  共赢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和反垄断理论认为:只有绝对垄断行业才能由政府定价,否则就会形成一种鼓励浪费制造腐败的价格机制。也只有学校自主制定收费标准,让市场选择,才可能科学核算教育成本,体现专业间"个人收益"差异,合理体现学生在时间、空间上占有教育资源的多少。学校如果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就必然会造成更多的资本投资办校,更多人从事教育事业,政府管理价格反而破坏了优质优价的市场规律,导致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所以政府应该放开教育的收费管制,让学校根据自身的竞争力和竞争对手的收费情况确定自己的收费标准。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学习成绩选择不同层次的学校。

  二、教师任职资格和教师聘任制度

  1、建全教师任职资格制度。

  建立教师资格制度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条例》为依据,按着统一的标准,经过考核发放全国统一的基础教育教师资格证书。

  2、职称评定

  第一,职称不再是一种职位,只是一个从业资格等级认定,不再直接与学校教师薪酬待遇挂钩。第二,评定标准严格把关,以论文和着作的质量为标准,除了根据所发表的刊物级别的高低判断外,还要相关专家对其文章进行评定,并且要把其工作和学术研究概况、论文和着作在网上常年公示,让网上专家给评定,如果弄虚作假者就要取消其职称认定。第三,评定职称数量不搞指标限制,凡是符合条件都一律评上。第四,学校有权力决定是否按职称评定等级给予相应职位,就是你有教授的从业资格,学校可以只评定你为副教授或者讲师,但是学校不能拔高授予职位。

  3、教师薪酬

  教师薪酬都由学校自己制定薪酬制度于教师签订工作合同约定,教师也不再是一个终生职业,学校有权解聘不称职的教师,教师的养老保险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享受国民待遇。

  三、教育投资体制与招生

  原来我国政府对学校的投资体制都是源于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不科学,并且很容易鼓励浪费、制造腐败,成为政府部门的寻租工具。因此,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教育投资体制,这里提供了一种与学生相联系的政府投资体制——教育券制度。教育券分为基础教育券和高等教育券,学生用来抵充学费和杂费的部分或全部,收到教育券的学校可凭票券到发行部门兑换成对应数量的教育经费。

  1、基础教育券制度的设计

  第一步,分析基础教育成本。教育成本指学校为培养学生所支付的费用,包括教师工资、辅助人员工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教学用建筑、水电费用等。这些成本通常可见于学校的日常预算和开支账目中,它的开支形式是工资、津贴、仪器设备购置费、折旧损耗和维修费用、教学日常办公费用等。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生活水平差异很大,我在这里就选择我所在的县——安乡县的基础教育成本进行分析。我在分析中以初中教育成本为基准,小学和高中只要加一个系数就可以了。2010年安乡县一个中学一般就是15个班,每个班50个学生,一个班配置3名任教教师,学校需要按任教教师1:5配置非任教职工。具体核算见安乡县初中教育成本核算表

  第二步,中央基础教育券的金额确定。从安乡县初中教育成本核算表中看出一个中部省份的初中生的教育成本在2974.13元左右。中央财政可以给每个初中生3000元,小学生2500元,高中生发3600元,基础教育券按人头平均发放。以全国小学生1.2亿,初中0.6亿计算,高中生0.5亿人,中央财政对12年基础教育的教育资金投入就是6600亿元,以后中央政府按着物价指数增加教育券的金额。

  2、高等教育券制度设计

  第一,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不能直接给任何学校投资,都只能化为高等教育券给学生,再由学生作为学费交给学校。

  第二,中央政府的教育券分配方法。中央按照每个大学生补贴5000元的标准,就可以确定中央政府每年投向各个省的高等教育经费数量,每个省加上各省自己的补贴,又根据考生高考成绩,加权分给每个考生。加权方法就是根据高考成绩把考生分成10等,第一等考生加权值就是10,第二等就是9,以此类推,第十等就是1。地方政府的高等教育券也用同样的办法分给每个考生。

  第三,高校开学之后就可以根据学生的报名情况,向各个省领取学生的高等教育券,不够部分再向学生收取差额部分,超过学费,要退还给学生做生活费。

  第四,没有被高校录取或者领取了没有去就读学生的高等教育券,将作为地方高等教育经费结余累积到下一年度,在分给来年的考生。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招生实现学校完全自主招生,国家也不给予任何补贴投资政策。

  安乡县初中教育成本核算表

  项目

  计算方法

  每年支出

  教职工工资福利

  按照一所学校15个班,一个班配置3名任教教师,学校需要按任教教师1:5配置非任教职工,按当地生活水平每个教师工资福利收入每月1000元,由此可以得出计算方法:

  15×3×(1+0.2)×2000×12

  1296,000.00元

  教学办公开支

  每个班每年2000元,学校领导和教师人均每年2000元,

  159,600.00元

  购置图书资料费

  可以按每个学生每年500元计算

  375,000.00元

  仪器设备、房屋的维修、折旧费

  像这样一所学校需要教学楼面积1800平方米,教工宿舍和学生宿舍等配套设置2000平方米。每平方米的造价,1000元,建筑成本就是3,600,000元,加土地和设备3,600,000÷72%=5,000,000元。每年的维修和折旧就是5000000×8%

  400,000.00元

  合计

  2230600.00元

  生均成本

  2974.13元

  四、学校学术与教育评估

  我国高等学校评估标准原来都是主要看学术论文和着作的数量与文章所发表的刊物级别的高低,而政府根据这个标准评定的结果,给予学校不同的财政资金支持。这一方面造成了学术造假,另一方面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因此,我提议政府不再对高校进行强制评估,也不直接给予财政资金支持,只能通过高等教育券享受到财政资金的支持。社会机构可以开展各种高等学校评估与排名,但是高校不得给予这些机构任何资金支持。学生根据自己判断选择学校。一个学校学术水平如何,教学质量如何,社会自然会有公论,市场自然会给他一个公道,不用政府操心。

  基础教育学校评估也是由政府机构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不同享受的政府支持力度也会不一样。共赢经济学理论就让社会评估学校教学教研,政府不给于任何支持。

  五、共赢教育体制的运行机制分析

  1、实现招生公平。在高校招生方面,中央资金都是平均分给每一个考生,就没有北京大学不是北京人大学的争论,以前,北京大学用的是中央财政的资金,但是在北京招生多,在其他省份招生少。现在在北京招生多用北京资金就多,就不存在北京大学用全国人民的钱,培养北京人的说法了。学生成绩好坏就决定其享受政府资金支持的金额,不管他读哪个大学都享受得到同等政府资金支持,而不像原来,不同大学,你就享受不同待遇,这就实现了过程公平。基础教育的选校问题也可以通过收费体现,避免住得好、有关系就可以少交钱读基础教育名校的现象,实现成绩好或者多交钱就可以读名校,更加公平公正。

  2、实现学校的优胜劣汰。高校学术水平高,教学质量好,他们就可以招到好生源,享受到各级政府财政支持就多,因为好生源的高等教育券多。收费实现了高校自主定价,高水平学校可以指定比较高学费标准,并且向好学生收的学费高不了多少,因为好学生手中教育券多些。我们当前的体制就是善于搞关系就享受各级政府更多财政支持,与真正教育质量没有直接关系,学校因为与领导关系不同获得不同的投资待遇。新体制学校只能从学生那里获得收入,只有性价比高的学校才能获得学生和家长的青睐,才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学校才能更好地发展。学校有了经营的自主权后,优秀的学校才可以兼并一些有地方、有师资的差学校,利用自己的名气、管理和资金把差学校建成名校,增加优质资源的供应。

  3、消除高校的学术腐败。以前评定职称需要弄虚作假,高等学校评估需要弄虚作假。新体制弄虚作假也没有用了,因为职称没有名额限制,只要真正有成果就行,也不直接与工资福利挂钩。高校评估也不能从国家骗取资金了,要从学生身上赚钱,大家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成千万的学生加上家长亲戚朋友,几乎就是全国人民了,想通过弄虚作假骗全国人民的钱几乎是不可能的。学术成果也不能从国家直接拿钱了,只能通过市场赚钱,市场不认可的成果就不是真正的成果,假科研成果也就没有意义了。

  4、实现教师的优胜劣汰。以前教师评职称要关系,发表文章也要搞关系,评定学术成果更需要搞关系。现在就是要教好学生,让学生认可,才能吸引来好生源,学校才能发展,学校领导必须重用能够教好学生好教师。现在只有真正的学术成果市场才能认可,才能真正给学校带来效益,学校领导就会重视那些真才实学的学者。有利于教师的公平竞争,教师资格需要考试,职称需要的是硬指标,不需要找关系。教师的工资的高低由学校决定,学校又根据其对学生的吸引力决定,其对学生的吸引力又由其教学水平、人格魅力、敬业精神确定。这样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就由自己对教学的努力得来,而不是依靠一些教学之外的关系。

  5、有利于学校的多样性和学生需求的多样化对接。学校有权自主制定学校发展方针,学校可以自主决定校本课程的设置与开发、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的采用、教师的培训、教职员工的管理、学校文化的塑造。学校就可以从本校所具备的条件、从该校特有的文化特点、从学校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从学校所在的社区的实际需要等因素出发,突出本校特色,逐渐建立起具有本校浓厚文化特质的现代学校制度体系。新体制打破了就学的地域限制,学生和家长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心仪的学校。有的学生可以出高学费选择条件好的学校,有的学生可以出低学费选择条件差的学校,有的学生有天赋,可以选择能够开发他们天赋的特色学校。有了严格的教师任职资格和职称评定制度,在实际中好学校和差学校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