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7日日曜日

中国专制的相对人性论

  前几天发表《基督教善恶的绝对性》,论述"原罪"思想是西方民主文化的一个基础。

  但是有读者提出中国文化也有"性本恶"思想,尽管读者没有接着提出为什么中国的"性本恶"产生不了民主文化,但这个问题岂不是自然而然应该提出来吗?本文就回答这个问题。

  准确的说,中西文化人性论的区别,绝不是人性恶和善的问题,因为这种争论是永远不能证明,因此也是永远没有结果。

  善恶是一对矛盾,矛盾双方永远是相互依存,任何简单的"性本善"或者"性本恶"的思想,都是十分幼稚的。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人性论,按道理这种"性本善"如同"原罪"思想也是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它们认识角度不同。

  那么中国文化的"性本善"是不是如同西方的"原罪",具有平等文化的意义?结论是彻底否定的,而且恰恰相反,"性本善"的思想不仅没有将中国文化导向平等,而是导向了不平等!

  这如何理解?

  中国文化不平等是如同黑白分明一样的容易识别,但是很多迂腐的学者偏偏不承认这一点,他们的依据是断章取义,把中国文化理论上的一些片言只语无限放大,比如"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其实,任何最不平等、最压迫的中外文化(比如秦始皇),都能从中找到很多平等的口号。

  中国文化的不平等是铁证如山,中国人对中国不平等文化抨击的最有力的,就是鲁迅,鲁迅的批判思想我另文展开分析。

  那么"性本善"的思想怎么也和中国不平等文化脱不了干系?

  问题关键是,中国"性本善"的思想没有绝对性,它对中国文化真实人性的判断没有决定意义,决定性的是人性在后天经验世界里的表现,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是取决于后来经验世界人性各自善恶的高低。

  因此中国文化"性本善"的思想没有积极意义,说了也白说,它和中国文化"性本恶"的思想其实是一回事,它们既不是中国文化人性善恶的真实依据,更不是它们的尺度和衡量标准。

  它们不过是恩赐给遭受不平等待遇大众的一种华而不实的心灵安慰,这种安慰口惠而实不至,混同心灵鸡汤,混同千里送鹅毛,披着美丽的外衣:

  大家彼此出生和本性是平等的("性本善"或者"性本恶"彼此一样,因为我们是宗法文化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人生起跑线是公平的,只是有的人更用力的朝着善的方向奔跑,而有的人相反。

  因此,社会出现了人性善恶不等的区别,因此如同不能犯刻舟求剑的错误,人类也不能像开始出生时没有区别的一样平等,随着人性善恶的变化,彼此社会地位需要按照人性善恶高低来重新配置。就比如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五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样的齐。

  文化变成不平等了,但其实不平等的分配原则很公平,它在人性本原上没有歧视,大家都是"性本善";后来的不平等,恰恰是对人们后天善恶的竞争和表现给予公平的量的考核和相应的等级待遇,难道善恶的好坏能够一个样吗?(如同今天干多干少能够一个样吗?)

  如此一分析,天下哪还有比这个道理更加公平吗?

  中国文化明明是不公平,却能够编出如此公平的道理出来,是何等高明!难怪很多大学问家,被中国文化七拐八拐,云里雾里,最后完全对中国文化的所谓平等性(比如钱穆,梁漱溟等等),竟然口服心服,甚至顶礼膜拜。中国不平等文化的歪理,因此几千年顽固不化,还十分的理直气壮,有恃无恐。

  其实认识中国文化面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像鲁迅那样,不是看它怎么说的,而是看它怎么做的。


  中国文化的实际内容,不就是等级森严的政治专制吗?退一步说,就是实现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理想:按照人的道德水平给予不同的政治待遇,区分社会地位,难道一个人道德好,就能够心安理得的高人一等吗?这不是出尔反尔,以善来害善吗?善的绝对平等价值到哪里去了?

  再看事实结果,也完全是和理论目标背道而驰:

  由于把社会分成政治等级,每个人都想做人上人,这就导致社会出现大量道德伪君子。道德属性是内心的,如若口蜜腹剑,你又如何识别?识别了又如何证明?

  因此事实的结果是,广泛盛行言行不一、知行不一的形式主义的虚伪文化;因此越是强调道德属性的政治文化,往往越是会败坏社会的道德文化。

  这一点,两千年前的老子就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老子在《道德经》中认为大仁大忠的文化最终会导致大恶大奸,对此作了很多精辟分析,他说: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也!"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美之与恶,相去若何?"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有意思的是,鲁迅激烈的抨击老子虚无主义的思想,但是鲁迅批判中国文化虚伪和不平等的一面,其实和老子的大仁带来大恶的冷峻思想是一致的,这方面鲁迅应该承认老子是自己的思想前辈。

  大仁带来大恶,也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

  "文革"的动机是一种平等文化的大仁,但是"文革"中极端道德的政治要求,导致部分的人性沦丧和变态是骇人听闻,也因此,不少人认为是"文革"导致了中国道德风气变坏,变得更加狡猾和欺骗。而这种结果,又造成了改革开放文化的所谓对极左道德的大彻大悟,这种大彻大悟又把中国人从极左推向极右,两种极端文化都是通向人性的寡廉鲜耻,中国人思想道德文化的混乱因此而雪上加霜。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中国人性论文化的不彻底性,导致中国文化的善恶思想真假难辨,因此助长了浑水摸鱼、鱼目混珠、投机取巧的不良人性文化。

  基督教"原罪"文化的绝对人性论,最终通向"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奉献牺牲精神;而中国"性本善"或者"性本恶"的相对人性论,是始终乐此不疲的追求"学而优则仕"的高高在上的优越精神。一个甘心下地狱,一个争着出人头地,两者善的精神是多么不一样!

  在此我回答读者,中国文化的性恶论和基督教文化的性恶论完全是不同的内涵,它们的根本区别,一个是绝对的(基督教),一个是相对的(中国)。

  绝对的认识,是确定性的认识,是事实性的认识,即人性的恶是躲不掉的;相对的认识,是不确定的,是没有事实意义的,即人性的恶是可以通过积德行善而摆脱掉的。

  绝对的认识,给了人们很清晰的思维,人们因此而具有很清晰的是非价值观。比如每个人都有恶的本性,因此不能轻信任何人,不能让个人的权力没有约束,必须用法律来预防和惩罚人类自发的恶的行为。

  相对的认识,给了人们模糊的思维,人们因此而是非不分。比如你不能依据中国文化的"性本善"或者"性本恶",来判断一个人或善或恶,因为它们都是相对的,都是可以变化的,甚至变化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也就是恶在全社会都被消灭了,最后是如此的违背常理,荒唐到令人难以置信,没有恶,善又从何谈起?

  这种荒唐性,本人接触过。

  "文革"时,宣传"一人红,红一点;大家红,红一片",就是要求人人成为道德圣人。

  那么成长为圣人,肯定有个时间先后,时间在先的,就有帮助他人的责任;为了让领先一步的圣人完成帮助落后分子的责任,就必须赋予他高于普通人的权力,中国政治等级不平等文化,如此便堂而皇之的登台亮相,而"性本善"等透露的人人平等文化,事实上只是为了装潢门面,纯属子虚乌有。

  为了率先成为可以高高在上的道德圣人,于是政治骗子纷纷粉墨登场。越是主张道德的政治文化,社会上的政治骗子也越多,"文革"中,我有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不断的在批判走马灯一样的政治骗子。

浅论知识分子们的“说真话”

  我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接受中国知识分子启蒙的人中的一个,学生时期也算是个自由派(那时候好像大家都是自由派),印象中很早就听他们在说"说真话"了,言下之意是以前都在说假话,现在要说真话了,还论及说真话的可贵,说真话的勇气等等,我还见到有的知识分子自称真话不一定全说,但一定不说假话等类似的表述。

  我应该感谢当年知识分子对我的启蒙,因为他们让我特别珍视"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追随主流。唯一遗憾的是到了今天,我的独立思考让我对主流知识分子的行为产生了怀疑,渐渐的反了这个老师。其实,我成长的过程中,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基本上就是主流。今天,我要更深层的透视一下自由派知识分子反复宣贯的"说真话"。

  无疑,"说真话"是一种优良的品质。同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说真话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并不对其深入的思考。可实际上,"说真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想,也许很多嚷嚷"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本身就对什么是"说真话"并不清楚,因此,有必要对这个话题做一番辨析。

  一.什么是"说真话"?

  你知道什么是说真话吗?如果你知道,请回答下面一些问题:

  1. 今天星期五,张三问李四:"今天星期几?"李四回答:"今天星期二。"请问:李四是说真话还是在撒谎?

  2. 今天星期五,张三问李四:"今天星期几?"李四回答:"今天星期五。"请问:李四是说真话还是在撒谎?

  这问题是不是太容易了,小宝宝都能回答,真的真么容易吗?请接着回答下面的问题:

  3. 今天星期五,张三问李四:"今天星期几?"李四自己搞错了,他以为今天真的星期二,于是李四回答:"今天星期二。"请问,李四是说真话还是在撒谎?

  4. 今天星期五,张三问李四:"今天星期几?",李四自己搞错了,他以为今天真的星期二,但是他想骗一骗张三,于是李四回答:"今天星期五。"请问,李四是说真话还是在撒谎?

  以上第一问可以和第三问结合,第二问可以和第四问结合,经过对照,请问,到底什么是"说真话"呢?

  现在结合上面四个问题分析,1、2两问我们可以看成一组,一般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简答而直接的,这也是大部分觉得"说真话"是简单的事情的人的思维方式。而3、4两问无疑让事情复杂化了,因为它考虑到了人的主观问题。简单直接回答1、2两问的问题,它背后的逻辑是一个人是不是说真话,只要看他说出的话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是和现实没有出入的?如是则是真话,反之则是假话。这是第一种说真话的演绎和标准。从3、4问中就有了第二种演绎:说真话就是说出自己发自肺腑的认为是正确的话,即使这话并不完全符合现实,那也认为他是在说真话;如果发自肺腑的认为某句话是错误的,依然把它说出来,即使这活实际上是符合现实的,那也认为他是在撒谎。

  以上两种"说真话",你认为那种更合理呢?无疑,第二种才是合理的,这样才能符合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因为仅凭说出的话是不是绝对正确来判断是否真话,那对人的要求太高了。举个例子,以前科学不太发达的时候,人们都支持地心说,那按照第一个标准,当时人们在谈论这个话题时,不都在说假话吗?因为实际上地心说现在已经完全推翻了,被证明是错误的,由此我就证明了当时的人不说真话说假话,那是不是对他们太苛刻了。即使今天我们全社会都认定的事实或思想,也许再过若干年,也会有新的发现证明是错误的,那我们不都在说假话吗?因此,鉴于绝对符合事实,绝对真理之类的玩意我们其实都没有把握,如果有人宣称他有把握,我看也是不可信。因此,我们恐怕只能把"说真话"定位为说出我们真心以为是事实的话,这样才合情合理。

  二.中国社会的"说真话"乱象。

  中国社会似乎是个思考能力匮乏的社会,是一个人们普遍跟随主流走的社会。西方社会是不是也这样,因为我没有生活在其中,对其的了解有限,所以不能下结论,当然我也不认为它就一定是个人们都能独立思考的社会,因为独立思考其实是个苦事,西方人未必不想走捷径省事。

  我上面对"说真话"的辨析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稍有逻辑能力的人都能做出来。但是我们社会就是缺乏再"多想一点点"的意愿,这样就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就因为没有这种适当的辨析,当人们在谈论说真话时,就陷入了混乱。下面说点典型的。

  人们在谈论说真话时,不自觉地就把上面说的第一种演绎当成了标准,动不动就说某个人说假话,似乎从来不考虑那个人是否真的认同他说的话,这就是不动脑子的表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也曾把美国说的像一个完美的天堂似的,人们都如何幸福的生活在天堂里。今天按照第一个标准,我其实是在说假话,可是我当时的确认为我是在说真话,我说的都是从报纸上和书里看来得,而且我当时对于印在纸上的东西是比较信任的,今天当然不会这么傻了。因此,我还是建议,今天我们在评论某人的言论是否是真话,还是应该考察一个他的主观认同。比如茅于轼先生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评论毛泽东的文章,很多左派朋友都指责茅于轼撒谎,说假话。我倒觉得从茅于轼先生的一贯言论看,他可能真的认同他的文章的内容,因此我觉得茅于轼可能还是说真话了,如果你认为他的话不符合实际情况,那不妨提供自己的证据证明他错了,但不要立刻就说茅撒谎了。人对社会和世界的认识有不同,观点各异也是正常的,关键在于人能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把自己的认识能够说出来,这样就是说真话,就是值得赞赏的。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来没有发现从这个角度来评论人们是否说真话,我希望这个角度能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还有一个说真话的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说"局部真话"误导民众。中国社会的这种"说真话"乱象,就是知识分子们是在说真话,而且说出的话同时符合我上面提到的两种标准,那这种说真话是不是一定没问题呢?问题还不小呢,那就是知识分子说的真话是一种"局部真话",是一种视野狭隘的真话,这种"真话"对民众有很大的误导作用,使民众不能客观的看待事物和问题,使民众的偏见增大,也就是说,这种真话有很大的负面作用。比如说,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总是把当下中国的黑暗面告诉民众,这些黑暗面很多是真实的,给民众的影响是民众只知中国如何黑暗,如何的糟糕,似乎在中国生活比在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生活都糟糕,这就是"说真话"给民众的误导。当然中国一定是有黑暗也有光明,有些西方人和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的只说"局部真话",只不过反其道行之,只关注中国光明的一面,所以"中国威胁论"越来越热。因此,民众要想能够客观的看待问题,就不能只关注一个方面的"局部真话",恐怕对于其它的甚至相反的"局部真话"也是要看一看。这是无可奈何中的一个办法,因为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能够客观的看待问题,能够给我们提供客观全面的事实而不是"局部真话",那么我们就不用在不同的"局部真话"里跳来跳去的去分析判断全局了,可是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没有这个意愿去做。

  三.知识分子的"说真话"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知识分子的"说真话"我们听多了,我不由得想更深入的观察这个说真话到底是什么。观察的结果很令我惊讶:那就是知识分子几乎都提倡说真话,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他们所说的"说真话"是指别人和自己的言论保持一致就是说真话,和自己的言论不一致就不是说真话。我想,这样的情况有点观察力和思维能力的人都能举出例子,看透这一点,我于是明白了,谁他妈的在乎说真话?"说真话"不过是推销自己思想的一个工具,今天自由派知识分子有了话语权,一个劲的嚷嚷说真话,无非是要人们说自由派们启蒙给他们的话。假如自由派不喜欢什么人或事物,如果其他人说这些人或事物还不错时,立刻"不说真话"的帽子就扣上了,也不管那些人说话时是否是真心的,反正我认为你一定是巴结的,犬儒的,一定不是真心话。

  巴金先生晚年写《随想录》,魏巍先生晚年写《新语丝》,这是两位老人的泣血之作,虽然观点不同,但都是说真话。如果主流媒体真的推崇说真话,那么这两位老人都是值得赞赏的,可是主流媒体对巴金的赞赏连篇累牍,而魏巍呢?谁管你?谁提你?巴金先生的书符合右翼知识分子的口味,就成了"说真话"的标杆,而魏巍当然就无人提及了,因为《新语丝》不符合主流的观点。

  你懂了吗?提倡"说真话"其实是个扯淡,让你追随我,和我保持一致才是正主。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你以为话语权是吃干饭的?我的地盘我做主。

如此调查不具公信力

  北京市交通委网站发起的"交通缓堵民意调查"于7月8日18时截止,46.02%的投票者认为经过半年治堵,北京交通拥堵状况有所缓解,52.77%的投票者认为治堵未见成效。

  此前媒体报道的"近8成民意认为治堵无效",乃引用截至7月3日晚10时的数据。当时共有22386人次参与该项投票。5140人次认为"有所缓解",占22.96%,认为"没有缓解"的为17182人次,占76.75%。另有64人次表示"不清楚"。

  该调查从6月中下旬发起,此前的"无效论"占了绝对优势,但在最后的短短五天时间里,"有效论"者持续上升,令人颇感意外。从媒体报道"近8成民意认为治堵无效"之后,至8日18时截止,投票者增加了12148人次,其中10753人次认为"有所缓解",1040人次认为"没有缓解"。新增投票中,"有效论"者占了88.5%。其"机关"在于投票未限制IP,可以多次投票。既然购车摇号和停车价格等的调整有可能给一些机构带来额外利益,我们就不能排除在网络调查中一些投票者的非中立立场,而"多次投票"正好给了这些人以近乎无限的利用空间。

  在"哪些措施对缓堵最有效"的投票中,包括购车摇号等6项。截至8日18时,"3510"(3公里步行、5公里骑行、10公里乘公交地铁出行)绿色出行得到最高的6520票,占27.56%。得票最低的两项分别为"购车摇号"和"停车价格调整"。其中前者仅为1626票,占6.87%。后者得到2813票,占11.89%。

  此外,在调查过程中,有车族和无车族的立场、观点也有可能影响投票结果,因此,更为科学的调查方法应该把两者区分开来,从中得出更为丰富的观察视角。

  城市交通乃众人之大事,以后会越来越成为各城市事关环境污染、公民权利保护、社会经济效率的大事,既需集众人之智,更需护众人权利。当下以管、控为主的治理思维应当彻底摒弃,代之以畅通公交、保护民众自由选择权利为主的"疏导型管理方式"。为什么北京不到500万辆车却堵成一锅粥,东京、纽约各有800万辆仍能井然有序?交通规划和管理有无问题?公共交通路权、安全和效能有无问题?城市收费交通系统有无问题?特权车有无问题?等等,只把板子打在消费者身上,今天限行明天限购,除了扩大权力、人为制造寻租空间,对治堵无益,对保护公民权利和利益更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