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车市大洗牌倏然而至

中国车市近十年一路高歌。2009年1月全国汽车销量73.55万辆，超过美国当月的65.7万辆登上全球第一宝座，2009年全国销量一举突破1360万辆跃升至世界榜首，2010年达1800万辆蝉联世界冠军。令人亢奋的数据使业界人士非常乐观，不少专家预测中国车市仍会高速发展至少十年。而车市内部早已暗潮涌动。今年4月，国内汽车产销呈现低迷走势，分别完成153.53万辆和155.2万辆，环比降15.98%和15.12%，同比降1.85%和0.25%，这是自2009年2月以来中国汽车行业产销首次出现负增长；而前4月汽车产销累计完成643.11万辆和653.39万辆，增幅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58.71%和54.56%，转眼间从全球增速冠军变成增速垫底，这无异于敲响了汽车产业的警钟。中汽协常务副会长董扬忧心忡忡地表示，今年年初预计的全年10%至15%的产销增速可能不能实现。

迹象表明，中国车市的高速增长期或将结束，优胜劣汰的大洗牌倏然而至。中国车市或迎来从量的扩张到质的飞跃而痛苦调整的10年。10年之后的车市，就象今天厮杀沉寂过后的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DVD等市场，从全国遍地开花到最后只剩下长虹、海尔、格力、美的等寥若晨星的几大家。正如老话所说，只有潮水退了之后，才知道谁在裸泳。

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多项扶持政策以及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是中国汽车产业繁荣的根本。这几年井喷的产销量实际上大大透支了未来。随着世界汽车业的重心向中国转移，国家宏观调控的加剧、购置税优惠等政策的退出、燃油价格的不断攀升、城市治堵限购政策实施、油耗准入政策落实以及日本地震的影响等等，国内车企未来产销布局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面对车市4月份的数据，也许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解读方法，但清醒的企业家早已未雨绸缪。李书福斥资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就是一种尝试，毕竟"鲤鱼"只要跳上"龙门"就能美梦成真。

业界人士早已注意到，中美两国汽车产销规模相当，但中国汽车企业数量偏多，产业集中度严重偏低。以2009年为例，当年全国有整车厂家168个，汽车改装厂600余家，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市区，归属于机械、交通、航空、兵器等多个部门和系统。而纳入中汽协统计口径的79家企业中，1万辆级及以下企业多达57家，产销占比仅3.4%，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多、小、散、乱"的行业现状触目惊心。

除了规模以外，汽车业的品牌打造也步履艰难。资本和技术的差距使中国汽车还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国外有的公司每年六七十亿美元的科研经费、有的公司从业经验15年的工程师达一两万人、有的公司28天推出一个新产品，这都是差距。第三是产业链的形成和供应商的培育非常关键，美国市场每年卖1000万辆车，召回3000辆，而我们还没有召回制，这也是差距。

市场学的观点认为，市场类型分为比较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现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基本处于比较完全竞争市场的初级阶段。汽车产业是规模化、全球化的产业。中国汽车已经走入一个整合做大的新阶段，以顺应经济规律与世界发展趋势。现在的问题是，未来中国汽车这个世界最激烈的竞争市场，谁来主导整合？谁来保障整合的公平？

应对未来的大洗牌，长安集团徐留平认为，政府的科学引导和宏观调控、健康规范的市场环境和法律制度以及中国汽车业自身发展需求是下一轮产业整合的关键所在。而在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汽车业列为六大兼并重组重点行业之首，汽车业兼并重组将再次加速。请注意《意见》中透露的重要信息，文件阐述兼并重组不再提"四大四小"而倡导全民参与。"上汽、一汽、东风、长安"四家年产销过200万辆的企业和"北汽、广汽、奇瑞、重汽"四家年产销过100万辆的企业称为"四大四小"，之前提出由他们为主的"国家队"，在2012年前并购为10家以内，而今年年底以前即将出台的汽车产业新政将鼓励民间资金进入，不再论资排辈，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真正实现以市场、资本、技术为导向的重组模式。

在房地产业即将崩盘之际，中国汽车工业正以前所未有的刚性需求吸引全球眼光，相对于全球6人一车的平均数，中国目前仅为19人一车的水平让世界怦然心动。汽车产业拉动着中国经济上下游千万个行业的飞速发展，解决上亿人的就业与吃饭，成为国民经济无与伦比的第一支柱和最重要的发展引擎。

因此，推动中国汽车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壮大，与亿万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在城市拥堵、能源紧缺、停车困难、环境污染已上升为社会大问题的时候，如何支持引导汽车产业的发展，正在考验管理者执政良知、智慧与应变能力。韩日、港台均为弹丸之地，汽车保有量比中国大得多，车、人、社会管理却井井有条；北京470万辆车使四环以内变成"流动停车场"，纽约1000多万辆车却通畅有序不堵车，个中缘由一清二楚，我们能采纳无良政客和"砖家"之策而因噎废食吗？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笔者期望社会管理者和有识之士借鉴过去家电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关心中国汽车产业的长期繁荣与发展，同时也期望在车市大洗牌中你能活得更久、更滋润。

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

1996年制定的"九五规划"以及2001年制定的"十五规划"都提出"到2010年，中国人口将控制在14亿以内。"2005年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会达到13.7亿。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提出"2010年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以内"

但2011年4月28日公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认为中国大陆2010年总人口只有13.397亿，远远少于预期。其实2010年中国到底有没有13.397亿人口还大有疑问。

在这次人口普查中，15—59岁（1951—1995年出生）人口共9.3962亿人。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依照统计表的年龄比例，以普查公报的12.658亿人总人口（在统计表的12.426亿基础上增加1.8%）计算，5-49岁（1951—1995年出生）共 9.5143亿人。根据生命表，55岁以下人口每年
死亡0.22%（56—59岁者更高），那么2000年在1951—1995年出生人口到2010年只应剩下9.3050亿。由此可见，2010年15—59岁人口净重报 912万（9.3962亿—9.3050亿=912万），重报率为0.98%（912万÷93050万
=0.98%）。如果其他年龄段的重报率也为0.98%，那么中国的总人口就只有13.267亿（13.397亿÷1.0098=13.267亿）。如果上次人口普查是准确的话，那么这次普查是相当成功的。

但我在《大国空巢》已经分析指出，2000年人口普查额外修正1.8%是没有道理的。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表（总人口12.426亿），5-49岁（1951—1995年出生）人口共9.3398亿，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在2000年之后一个都没死，在这次普查中还额外多出564万（9.3962亿-9.3398亿=564万）！以每年死亡0.22%计算，那么2000年在1951—1995年出生人口到2010年还应剩下9.1343亿。由此可见，2010年15—59岁人口净重报 2619万（9.3962亿—9.1343亿=2619万），重报率为2.87%（2619万÷91343万
=2.87%）。如果其他年龄段的重报率也为2.87%，那么中国的总人口就只有13.0亿（13.397亿÷1.0287=13.023亿）。

我在《大国空巢》中也已经分析，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表的12.426亿人口也是重报大于漏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1945年到1990年出生人口为90759万，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0年的时候应该还有88762万。但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1945年到1990年出生人口为91618万。也就是说2000年人口普查光是10-55岁人口就净重报了2856万，重报率为3.22%（2856万÷88762万=3.22%）。如果其他年龄人口也以同样比例重报的话，那么2000年总人口就只有12.038亿（12.426亿÷1.0322=12.038亿）。

根据《了望》周刊2010年7月19日发表的梁中堂教授的文章《人口普查数据不容"推算"》，2000年人口普查原始结果显示中国人口确实只有12.0亿人。梁中堂在文章中说："由于11月5日全国摸底汇总的人口总量没有达到统计部门根据年度人口变动抽样估计的结果，就临时穿插一项在全国复查、补漏的活动。经过半个多月的重复工作又找回来4000多万人，全国登记人口才变成12.4亿。即使这样，它比1999年统计公报还少1430万，比1998年少450多万。于是，有关方面又'评估'出一个1.81%的漏报率，追加了2227万，达到12.6亿——一个与年度人口变动监测勉强可以衔接的数据。"

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发达国家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维持在2.1。在中国，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所以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以上。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33。然而，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却认为由于漏报（尤其是低年龄组的超生漏报），将生育率调整为1.8，并将2000年总人口调整为12.658亿。由三百多位专家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预测中国人口会在2010年达到13.7亿，并将在2033年达到15亿顶峰。

由于超生等原因，2000年低年龄组（学龄前儿童，尤其是0—4岁人口）人口可能确实是漏报大于重报。2000年总人口可能会比12.038亿要多。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可以大致推测2000年低年龄人口的漏报率。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人口平均每年为1369万人，2005年1%抽样调查显示0—4岁人口平均每年为1380万人，1996-2005年这10年之间，大致平均每年出生1374万人。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2006-2010年每年出生人口与1996-2005年每年出生人口大致相当。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显示0—14岁 （1996年到
2010年出生）人口为22246万人，平均每年1483万人。那么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低年龄组就只有7.9%的漏报（1483÷1374=1.079）。即便2000年0-9岁年龄组用夸张的10%漏报率计算，那么该年龄段总人口共为17504万人，比统计表的15913万多1591万（漏报1591万），2000年总人口应为12.038亿+1591万=12.197亿（与我在《大国空巢》中的估算结果一致）。同理，2000年的出生人口也用10%的漏报率计算，那么生育率只有1.34（1.22×1.1=1.34），2001年开始的"十五规划"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了。但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却将2000年生育率篡改为1.8，阻止停止计划生育长达10年之久！

1982年和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被公认是准确的，那么，就可以用另一种更为精确的方法估算2010年的人口总数了：增加人口=出生-死亡，2010年总人口=1990年总人口+1990年到2010年增加人口。

2010年人口普查是11月1日，1990年普查是7月1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认为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13368万人。1990年全年出生2391万，死亡757万，年增人口1634万，那么1990年7月1日到11月1日这4个月增加人口为545万人（1634万÷12×4=545万），1990年11月1日总人口 = 113368万 + 545万
=113913万。

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认为，1991年到2009年这19年共死亡15750万，其中2005年、2009年分别死亡849万、943万（2005-2009年间平均每年增加23万）。我们假设2010年死亡966万（比2009年增加23万），那么1991年到2010年这20年共死亡16716万。

国家统计公报在1990年之前的每年出生人口与历年人口普查基本一致。但1991年之后，由于不相信已经出现的低生育率，而将每年出生人口往上大幅修正，比如2000年普查显示5—9岁（1991年到1995年出生）人口为9015万，但统计公报将1991年到1995年出生人口改为10694万。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到2005年出生人口为13744万，但统计公报改为17810万。

统计公报显示1996-2009年共出生24213万人，也认为2010年年增人口为626万人（上面假设2010年死亡966万，出生人口就应为626万+966万=1592万），那么1996-2010年共出生25805万（24213万+1592万=25805万）。根据生命表，平均每年死亡0.22%，那么到2010年的时候应还有25387万人。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14岁人口（1996-2010年出生）只有22246万人，说明统计公报每年出生人口虚高了14.12%。那么将统计公报的1991年到2010年出生人口下调14.12%，共31984万人。

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增加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31984万-16716万=15268万。2010年普查总人口=1990年人口+1990年到2010年增加人口=113913万+15268万=129181万=12.918亿。我在《大国空巢》中已经分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每年死亡人口有漏报。那么2010年总人口还不到12.918亿。

联合国2008年的预测认为，中国1991年到2010年共死亡17270万人。那么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增加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31984万-17270万=14714万。2010年普查总人口=1990年人口+1990年到2010年增加人口=113913万+14714万=128627万=12.8627亿。2001年到2010年共出生14154万（统计公报基础上下调14.12%）。2001年到2010年死亡人数，联合国的预测显示为 8932万（国家
统计局资料认为是8795万），那么2000年到2010年共增加5222万（14154万-8932万=5222万），2000年总人口应为12.34亿（12.8627亿-5222万=12.3405亿）。

但第六次人口普查的0-19岁（1991-2010年出生的31984万人口，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10年的时候为31267万）人口如果也与15—59岁年龄组一样存在2.87%的重报，那么重报了897万（31267万×2.87%=897万），2010年总人口就应该为12.8627亿-897万=12.773亿。那么2000年总人口应为12.2508亿（12.773亿-5222万=12.2508亿）。

并且，联合国对死亡人口的预测还过于保守，因为联合国对中国老年化预测过于乐观。联合国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占12.3%、8.2%，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分别占13.26%、8.87%。由于老年人死亡率比较高，而中国老年化超过联合国预测，意味着过去20年死亡人口也应该超过联合国的预测。那么2010年中国人口可能还达不到12.77亿。

回过头来，假如2000年总人口真为12.197亿（见前面分析，也见《大国空巢》），那么2010年总人口=12.197亿+5222万 （10年增加人口）=12.7192亿。

综上所述，2010年中国实际人口应该在12.7亿到12.9亿之间。也就是说这次普查的净重报率在3.8%到5.5%之间。

第六次人口普查与第五次人口普查一样，为了与过去的数据衔接，却违背了"增加人口=出生-死亡"的基本逻辑。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人口被人为高估了5000万到7000万：

1、第六次人口普查采取"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两头登的登记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可以防止漏报，但毫无疑问，会提高重报率。

2、普查后的数据调整。以福建为例，福建省人口普查办的"内部明电"说："根据各地2010年11月1日上报的摸底数汇总，全省常住人口3329万人，比2009年少298万人。"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2号）》：福建常住人口3689万。就是说福建公报人口比普查摸底汇总人口多了10.8%。如果全国一半省份像福建这样，那么总人口就会被人为高估5%（6000多万）。

高估人口数据其实对中国不利，除了不利于调整人口政策外，也不利于中国的外交。中国由于劳动力达到顶峰，国力处于顶峰阶段。国际社会用一种警惕的心态看待中国的一举一动，甚至掀起中国威胁论，采取一些不利于中国的对应政策。但由于中国的人口总数和生育率都被高估了，意味着中国今后的国力被高估了，是虚胖的。如果告知人口真相，必然会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心，有利于中国的外交和国防。

正确的人口数据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也非常重要。比如中国年轻劳动力资源即将枯竭，产业模式就必须提前调整。如果依照乐观的人口数据进行产业规划，那么今后几年面对迅猛来临的经济危机将束手无策。死亡人口的漏报将使得寿命资料不准确，不利于养老制度的建立和保险业的发展。

人口普查办在"事实判断"（要与过去的人口数据衔接）和"价值判断"（想获取真实数据）的煎熬下，两次人口普查虽然在总人口上有数千万的出入，但能够获得较为准确的生育率资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第六次人口普查牺牲了部分杀伤力（重报了数千万人，降低了人口数据的"震撼度"），但杀伤力还是够强了（生育率只有1.3、1.4左右，远低于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所宣称的1.8），足以停止计划生育。尤其这次普查防守能力超强，漏报率只有0.12%，堵住了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从"漏报"捞油水的企图。从这种角度看，这次人口普查还是相当成功的。下一步是尊重人口普查的权威性，根据普查数据尽快停止计划生育。

部门利益己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近段时间，议论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中央下决心调控房地产，要求各地方报送价格控制计划，各地不情愿好不容易出台，结果都是涨价计划。此事其实反映了当前社会存在着的一个深刻的社会矛盾，就是管理决策层代表全体民众利益要求发展经济，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之间的矛盾。房地产己成为我国当前将严重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泡沫，要使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就必须要对房地产进行坚决的调控，从这一点上来说，社会各界己基本形成了共识，此也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体现。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全体的、整体的利益，坚决对房地产进行调控，决心也不可谓之大，措施不可谓之烈，但为何每每都象拳头打到棉花上？

其实我国当前在很多方面都有执行的结果与管理层最初的决策目标大相径庭的事。例如2010年在证券市场推出创业板，有关创业板的设立制度讨论上下反复几易其稿，由于参与讨论的范围是设定在证券机构，投资银行这些利益相关部门，虽然管理者的初衷是想让创业板的上市公司都能以较低的价格上市发行，表面上也做了一些貌似控制新上市发行价格的控制工作，结果却是，相关利益方很轻易地就在新发上市的制度设定中留有利益后门，这种后门当然不是非投资银行的专业人员所能看出来的。结果却是，创业板上市公司上演了一幕前所未的、世界级的竞相高价大发行。

这样的事例其实很多。例如，为反腐败，要求官员申报财产，却需要官员自己举手同意；遗产税等涉及到大资产所有者根本利益的法规出台，却需要当前主要由大资产者所构成的人大代表举手通过；这怎么可能获得同意，获得通过呢？当然上述这只是举例，其实，有关社会不同群体间利益之争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像高速公路收费、垄断部门、垄断集团高价、就连高价房都还小巫见大巫的更高价墓地、还有更称奇的艺术品竟然可分股上市，等等，等等。去年，法大杨帆教授出版的《利益集团》专着己经对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对政策、立法、执法的影响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在行政层面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一直是官场的潜规则，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社会的这种贫富两极分化、利益集团的肆无岂惮己经到了严重影响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的地步，如果不作转变就根本无法解决我国经济当所处的两难困境。

其实，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建立在私有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社会的各个集团，行政层次的各个部门与各个地方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准则是必然的事。因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都相应这种对资本、对集团、对行政部门制约的制度与措施，包括国家层面的宪政民主、组织结构层面的三权分立等，在强势的资本与国家行政执行权力后面，站有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议制机构。我国虽然有不少人反对三权分立，也未必照搬西方。但是，必须要明白，当前造成上述最高管理层决策措施不能被有效的执行，不能兼顾普通民众利益的集团利益最大化，从而造成的严重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种种现象背后，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制度层面上还存在着蹩病。

我国的代议制机构各级人大代表主要由政府退居二线的官员或成功的企业家、大资产所有者所构成，虽然还有一些社会各界代表作衬陪，由于代表没有真正的由竞选产生的制度制约，代表也只代表着自身的个人利益，唯独没有真正代表处于劳工阶层的普通民众利益的真正代表。为了提高立法质量，在代表专职化方面几年前也作为一些尝试和努力，但是，由于没有真正的社会各阶层利益代表、特别是广大劳工阶层、普通民众利益代表的产生机制，少数几个的代表专职化并不起任何作用。因此，从立法层面上来说，有利于制约权力资本利益、垄断集团利益、部门利益的法律法规，根本就不可能获得通过，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产生。由于没有专职的利益代表构成的利益驱动机制，各部门的自主利益主导立法、通过部门立法设立利益后门的局面，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而任何法律法规的利益后门，都体现在细节上，非利益相关方的专业人员不能识别。例如，美国为防止国际金融危机再现而出台的金融监管法案，就具体细节在参众两院就激烈地争论了一年多，最后实际出台的还是个妥协的方案。可见，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在立法层面的争夺的激烈，在我国没有形成普通民众利益为立法而作利益争夺的情况下，在一般的情况下，不会产生立法，只需要在行政或执行时部门自利就行了；如果社会反映大了而产生立法时，立法也必然会演变成集团利益立法、部门利益立法，而从使"执政为民"的理论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解决当前一系列执政困难、两难处境、经济发展难题的根本之策，还在于从改革利益博弈机制的制度上着手，各级人大代表由竞选产生，真正地由集团利益、部门利益圈外的人行立法权与监督权，才能真正制约权力资本、利益集团、部门利益的私利的过度膨胀，舍此绝无它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