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首个"城管武装部"在汉阳区城管局成立。首批40名城管工作人员加入民兵队伍，率先成为全市城管战线中的"特种兵"。对此，多位着名人士表示：当局此举意图在以武装力量进行城市维稳。
　　8月2日，国内各大网站出现"武汉成立首个城管武装部"的相关报导，该报导被认为是当局维稳的新动向。广东维权人士天理表示，此举是在为维稳添配武器作借口。他说："城管是城市的管理，为什么扯到武装部?就说明政府要给他们(城管)发武器了，我相信这个一成立，离他们开枪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既可维稳又可找替罪羊

　　天理认为，一方面除了扩充维稳力量，另一方面，必要时可以拿这些城管当替罪羊。他表示：如果是警察或武警、军队介入群体事件，那就是用枪对着人民;如果是城管所为，可以被说成是临时工，一但对老百姓动用武器，政府可以把罪恶推得一干二净，顶多把管理城管的相关部门人员，甚至只是二把手判刑，让他背黑锅。

　　他也指出，报导中提及"城管局武装部平时负责本单位民兵的组织建设、国防教育、军事训练和装备管理，组织民兵完成战备执勤，维护社会稳定，完成抗洪抢险等危难险重任务。战时，将负责组织带领民兵预备役人员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是对真实目的的掩盖。

　　他表示，国防动员有民兵，轮不到城管。文章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句子的中间，一笔带过，其实真正目的就是要增加一部分维稳、对付抗争者的力量。他认为，未来会给这些人配枪："报导中说军事训练，没武器怎么军事训练。"

　　给维稳开方便之门

　　民主人士箴言认为，此一作法是地方当局以城管来顶替军队和警察对百姓镇压的妄为。他说："这年头动用军队镇压民众太过分，极易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要动用武警，自从九常委部分失权后，要有来自胡温的签字才行，显然太过麻烦，而且从启东抗暴的过程来看，本地警察枪口向上抬高一寸迫使高层调用外地武警，看似方便，谁知一个大桥路障就延缓了镇压时刻，显得力不从心。"

　　"城管本来是城市里的杂牌军，组成人员都是地痞流氓、无业人员，有点门路的在城管里面当官。多年来对城市居民的抗拆迁、对小贩的无情打击使得城管的形象极为负面。这些人让中共地方当局顶替了军队和警察，虽然没有武警的调动权，现在将城管变民兵，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城管武装形同军管 严重违宪

　　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认为城管武装是"严重违背宪法与中国现行军事指挥体制"，他说："众所周知，在中国现行军事指挥体制下，成立武装部门必须经过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而地方各级政府的武装部是当地党委的组成部分，没有指挥正规武装人员的权力。武汉当局成立城管武装部的行为，其意图在于将武装人员引入城市维稳与市容日常管理，形同军管，已严重违背宪法与中国现行军事指挥体制。这在文革结束以后相当罕见。即便1989年全国多个大中城市执行戒严，军队也未能参与地方政府行政行为。"

　　他以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名义要求：从维护宪法的角度出发最高当局应立刻停止这一行为，并对武汉当局党政首脑严肃处理，追究刑事责任。

　　可能成为体制的埋葬者

　　时事评论家焦国标认为：这样的讯息一方面显示，维稳的形势更严峻了;但却也是"双刃剑"。因为城管武装用于维稳，这些人也可能掉过头来，成为这个体制的埋葬者。过去武昌起义的时候，那些新兵是清朝训练的兵，最后成为埋葬清朝最主要的力量。当一个体制不得人心，不能够站在人民的一边的话，所有保卫它、捍卫他的力量都随时能够成为埋葬它的力量。

　　2003年中国承诺投资2.7亿美元参加欧洲的伽利略项目开发。但到2007年中国被排除于重大决策之外，理由是安全等问题。当时，拉中国参与该计划被一些人视为欧洲人的一种反美姿态。中国人感到被严重利用甚至是羞辱了。

　　对这段不愉快的历史，最近一次会议上看似到了评估的时候。欧洲的亚洲研究所在布鲁塞尔举行圆桌会议，与会者有来自欧盟委员会、欧洲航天局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代表。但欧中全球卫星导航合作在会上仅被简略提及。"欧中伽利略惨败"居然成了"房间里的大象"，没人想看见或触碰―――尽管讨论会的名称就叫"欧中空间合作的起伏"。

　　到2009年，伽利略项目远落后于原先计划，中国人则不断前进，在开发自己的北斗系统上进展迅速。"真令人难以置信"，比利时Eutralex 航天机构主席米歇尔・福布曾与中国协作者打过交道，他说，"中国人确定主次，做出决策。没有争论，没有谈判。这与欧洲不同，欧盟做什么事之前，必须统一 27种不同意见。"

　　如今，继美国的GPS和俄罗斯的格罗纳斯之后成为第三个充分运行的导航系统完全可能是北斗，而非伽利略。美国空军前军官布赖恩・威登说："中国不会轻易忘记所受的冷落，往往会以精明的方式作出反应。"中国没从伽利略项目获得预期价值，为此记恨，并作出周密考虑、针锋相对的反应，北斗/伽利略频率重合的问题就是例子。

　　欧盟委员会空间处负责人哈特威哥・比斯切夫坦承，欧中经过那段不太成功的合作后，双方关系全面下滑。他提到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该条例实质上是将中国完全排除在敏感的美国技术、装备和系统交流之外。威登认为，"ITAR是个失败。它对美国的相关产业没有好处，反而会令其受伤害。封锁信息、拒绝合作没令中国屈服。"在战略行业排斥中国的做法，只会给其他全球参与者打开大门。这肯定不会损害到中国。若中国不能从欧美买到所需，它完全可以从零开始自主开发。

　　欧洲可能觉得，将中国排除在伽利略计划核心圈，可确保自身的战略优势，美国也认为，ITAR有助于维持自己的战略优势。但欧美不会成功。不管别人说什么、怎么想，中国会继续全力以赴，毅然决然地克服一切阻碍，朝着清晰的目标迈进。

　　蒋介石教会了共产党人对枪杆子的认识，共产党人运用枪杆子、认识枪杆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八一南昌起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但是从当时来看，八一南昌起义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就是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了国民党枪杆子的厉害，蒋介石枪杆子的厉害，而自己也必须拿起枪杆子来，但是怎么拿?
　　当时一个枪杆子都没有，怎么办?

　　大革命失败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在上海背叛了革命，"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原来的所谓国民党左派汪精卫也与共产党人完全翻脸了，在武汉的中央和所有的革命力量只有从武汉沿江而下被迫转移到上海，南昌起义就是中央各种力量从武汉转移到上海过程中的一个产物。

　　当时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为此，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被先期派去九江，部署中央撤退的同时，考察利用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

　　李立三到九江后，三下两下把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

　　7月20日，他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会议，认为依靠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回粤成功，也由于我党开始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同张发奎的破裂同样不可避免。因此应该搞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

　　这是举行南昌起义的最早建议。

　　第一次九江会议举行前，中央已经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如何武装反抗，在何时、何地举行何种起义，没有进一步的计划。李立三在这次会议上果断提出南昌暴动，是一个不可抹杀的重大历史功绩。

　　会议一结束，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向刚刚到达的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汇报。

　　鲍罗廷沉默不表态。

　　瞿秋白、张太雷则完全赞成。

　　此时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米那兹到汉口，汉口传来要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李立三立即请准备去汉口开会的瞿秋白将此意见面告中央，请中央速作决定。

　　中央指示未到，李立三照样行动。他7月24日下山后立即搞了第二次九江会议，决定叶、贺部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然后再次电请中央从速指示，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周恩来在武汉首先得到李立三报告。中共中央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南昌起义问题，最后同意举行暴动，并派周恩来立即自汉口赴九江。

　　周恩来7月25日来到九江，召集第三次九江会议，在会上传达：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同意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然后由江西东部进入广东会合东江农军。

　　李立三坚决主张把暴动区域选在南昌――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同时叶、贺部队已经陆续开往南昌，南昌起义势在必行。

　　周恩来同意李立三在南昌举行暴动的意见。

　　至此，南昌起义被最后确定下来。周恩来、李立三等从九江出发奔赴南昌成立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0日晚上举行暴动。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排在第一号的中央常委张国焘于7月27日晨到达九江，带来中央最新意见，要起义推迟。30日晨，前敌委员会在南昌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举行紧急会议，由张国焘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对起义重新讨论。

　　张国焘话音未落，李立三蓦地第一个站起来，兴奋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

　　周恩来接着说："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你的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意思不符。不准起义，我辞职不干了!"周恩来事后对别人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

　　张国焘看出李立三是门大炮，扳倒他就好说服别人，会后便立即与他个别谈话。说来说去李立三就是一句："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

　　无奈的张国焘最后只得服从多数。

　　起义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举行。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毅然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血腥屠杀政策的武装暴动。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李立三在此时刻，决然提出并果断坚持南昌暴动，率先实践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

　　由此，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八一南昌起义，它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不是中央决定在这儿暴动就在这儿暴动，在那儿暴动就在那儿暴动。它既有极大的偶然性，更有我们这一批革命领导人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及充分地认识到枪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意义。从李立三果断坚持南昌暴动开始，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他们在大革命遭到失败之后，怀着满腔热血，依靠强大的革命信念、精神和行动能力，坚持把革命的火种继续点燃下去，并驱使这种偶然变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