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山登了很多，真心崇敬的并不多。中国比较有名的山，一般来说是五岳和四大佛山。还有一些特殊的山，如黄山，庐山，青城山，井冈山等。在我的心中，比较来比较去，还是认为黄山是第一等，泰山第二等，峨眉也是第二等，北岳恒山排在末等，但西岳华山我认为可以排在第一等。

五岳里面，最有特色的是西岳华山。小时候看过一部影片，叫《智取华山》，当时对华山的印象是非常的险峻，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后来听说每年登华山都有摔死人的，就更加增加了华山险峻和神秘的印象。加上又读了金庸的《笑傲江湖》，对里面的华山派和令狐大侠以及独孤求败和独孤九剑很是憧憬，于是对华山就有了更多的向往。

那一年，出差去西安开会，于是我就与同事策划去华山一游。我们两个人后来干脆就先去了华山，然后再赶到西安参加会议。

我们从北京出发，在华阴下了车，这个华阴，可能就是古代很有名的华阴吧。在华山的山脚下，先是拜访了华佗先生的墓地，看墓碑上说的是"花山"而不是华山，才知道，这个华山在古时候是叫"花山"。"花"和"华"可能也通假，可以互换。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医圣华佗葬在了这里。可能这个地方在古时候比较偏僻吧，华佗先生不是喜欢热闹的人物，死在曹操手中，也很冤枉，于是后人将其葬在华山，可能也是暗示华佗先生行医比较"险峻"吧，因为那个时候就要给大人物开颅，俗称开瓢，的确是有谋杀之嫌疑呀。

我们去华山的那个时候，华山脚下已经有了华山论剑的招牌，还有一个巨大的图像，两个人在比剑。我抬头看了看华山，好像并不太高的样子，与心中的想象有些差距。但看到山顶有很陡峭的石壁，如同一颗白菜一般的陡立的大石壁，估计可能是很险峻。当然我们也知道望山跑死马的谚语，也就是山看着不太高，没有高耸入云，但爬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年我爬泰山的时候，就是觉得不太高，南天门遥遥可见，可是居然爬了大半个晚上，一直到后半夜才爬上去。

我们是中午抵达华山脚下的，估计爬到上面要到晚上了，可当时并没有多想晚上我们要住在哪里的问题。那个时候还年轻，爬山就是爬山，住哪里都行，露营也无所谓。我们爬的很快，但也花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才爬到半山，但也算是上去了，没有到山顶，但也过了四分之三的样子。为什么说算是上去了呢？原因是华山是这样一种山，一条路一直向上，然后到了一个不大的平台，也就是所谓的北峰，那个时候已经在修建从山底到北峰的索道，还没有修好。而从北峰再向上，还有一段路程，但不是很远了，也几乎是平行，不需要再往上爬了。我们本来想一口气爬到所谓的山顶，有人告诉我们山顶也就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只有一条路通向那里，而晚上爬有些危险，因为看不见，很容易摔下去。

于是我们就想住宿在北峰，打算第二天一早到东峰看日出，华山观日出也是很有名的。可是好像没有很多地方可以住宿，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就是在一个大石头里面，有一个旅馆。那是一个整块的大石头，前后几十米长，但石头不是嵌在山里面的，也就是不是山洞的那种，而是悬在山上，孤零零的，还有些不稳的样子，也就是底座并不是很大，就是一块大石头坐落在地上，好像一阵风来了，就可以将大石头吹走一般。石头上有一个小门开着，旁边有一个牌子，说明这里是一个旅馆，可以住。我们进了石头门，发现石头里面已经被掏空了，很大，搭着床铺，可以住十几个人。

这真是百分之百的石头，完全是被凿开的，与一般的山洞完全不同，也不潮湿。真的很难想象，这里面居然可以住人，这得多大的工程呀，掏空一个大石头？估计里面曾经住过仙人，也住过剑客，还住过土匪和国军。这个北峰就是唯一通向顶峰的地方，当年攻陷华山的解放军，就是从这里上去的，也就是从北坡的小路，一般人不知道的采药的小路，先抵达这里，然后往下攻击。而我们刚才爬的，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确非常狭窄，只能一个人通过，当年的国军就是守在那里，认为解放军只能走我们爬的那一条路，没想到还有北坡的采药小路可以到达北峰，解放军出现在国军的背后。

我们那一夜就是住在大石头里了，我当时还真的有些担心一阵风刮来，会将大石头吹下山去，我们也就跟着石头翻滚到华山底下去了。可能因为是大石头，也就是石头的底座不是全贴在地上，也不是嵌在山里的缘故，因此石头里面一点都不潮湿，与一般的山洞完全不同。我们几十个人就住在石头里面，上下铺的木床，那种感觉真的一辈子再没有过的。

第二天清晨我们起来，然后告别大石头，就向山顶走去。这个时候只能用走来形容了，因为几乎是平地，略微有一点起伏。一条羊肠小路，岩石的，两面完全是万丈深渊，当时天还没有大亮，很多人就是这样一个跟着一个前行，估计前面的人若是掉下去了，后面也会跟着摔下去的。很多新闻都说有人在华山上摔下去，每年都要死十几个人，估计就是人太多了，前后一挤，根本站不住，不摔下去才怪呢。路两边有的地方有护栏，有的地方根本没有。真的是很惊险。路的宽度估计比黄山的鲫鱼背还要狭窄。

到了所谓的山顶，才发现是一个很大的平地，上面还有房子，有树木，清泉溪流，很雅致的样子，还有所谓的三个峰，南峰，东峰，西峰，我们的那个大石头的地方号称北峰。其实这四个峰几乎在同一个平面，只是方位不同而已，高度上略有差别。我们两个后来去了南峰。本来是要到东峰看日出的，可是那天的天气不是太好，有云气，没有看到。我们到了那里发现有一个海拔的标志，说是有海拔2100多米，怪不得在山底下感觉华山不是很高，果然也就是2000米的样子。就海拔来说，与北京周围的灵山相当，比五台山低，比峨眉山更低，但就相对高度来说，华山还是很高的。

华山最大的特点是有绝壁，一路上也非常的险峻。以我自己爬山的经验来看，中国还没有那座山比华山更险要的。从北峰到其他三个峰，只有一条路，没有其他的路。因此华山的三个峰，就是矗立在很高也很挺拔的绝壁之上的。从山底下就可以望见那个大绝壁。可是，在绝壁上还有蹊跷。有一个地方说，可以下去到一个山洞，也就是从南峰的绝壁攀援下去几十米，然后横向行走十几米，就可以到达一个石洞，是古时候道家的人练功的地方。华山是道家的一个很重要的道场，什么陈抟老祖都在此的。我从上向下一望，腿肚子有些转筋，绝壁上只有一个个小石坑，然后有一条锁链，你拽着锁链，脚踩石坑下去十几米，然后再横向走十几米，可以抵达那个绝壁上练功的山洞。如果你失手，你就会摔下万丈深渊。

我当时头晕目眩，想象了一下自己摔下去的身影，估计独孤九剑也使不出来了。我的那个同事说，你不下去了？我说，我不行了，我有点恐高罢。同事很蔑视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就一个人攀援而下。这个同事是安徽人，竟然是一个攀援的好手。由于在华山上面自己一时的胆怯，竟然被这位同事加朋友嘲笑了很久，还在单位里面到处流传我的怯懦，原因是我平时胆子还是很大的，同事为了打击我的勇敢形象，故意整我啊，呵呵。

由于在华山爬的很猛，下山到了西安开会，腿都不会行走了，上楼梯就痛，一拐一拐的，好玩呀。

现在看来，俺虽然扯出了世界一个漩涡，接踵而至的中东波也应证了这个漩涡的活力烈度，但是对于中国与美国跟这个旋涡的关系，俺当时讲的并不透彻。
看到和抓住中东这个漩涡，就看到了世界的大局。美国欧洲的切身最根本利益与麻烦，都以那里为中心。中东这个大旋涡，从去年底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到阿拉伯之春，到利比亚动乱卡扎菲被炸飞，到现在叙利亚的剑拔弩张，俄罗斯公开同美国对峙，其实无论从美国欧洲到中东国王首脑还是民众，无论是民主人权反独裁旗帜口号，都似乎明白掩盖着一个最实质的问题：国际地缘政治与文明冲突的一个危机焦点——伊朗以色列。他们是漩涡的中心。中心的核心，是伊朗与以色列共同的生存危机。
自从开罗骚乱起，美国最大的关注力，不是穆巴拉克的命运，而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反应与动作。美国最主要的外交给力，是压制以色列的不安与冲动，同时加紧对伊朗的国际压力，警告德黑兰不得轻举妄动。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一直到叙利亚目前的危机，美国与欧盟一天都没有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与压力和警告。而德黑兰也一天都没有停止对以色列与美国的攻击，也没有在核能问题上放松任何一点，反而抓紧浓缩铀与核武的研发。而以色列也一再重复其强硬立场：一旦伊朗研发核武成为既成事实，他将不受国际约束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清除伊朗核武能力。伊朗与以色列的整个政府与国民心态姿态，就是不共戴天。如果他们真的不共戴天，要么一家垮台让另一个活，要么天塌掉同归于尽。
这波中东波，除了央视的胡侃将军砖家们捏着自己的鼻子做戏，谁都知道不是美国处心积虑点起火来烧自己屁股的阴谋。别说美国根本没有任何利益驱动要搞垮穆巴拉克这个老盟友，就是卡扎菲，美国也直到开罗危机时还把他看成招安了的匪首。根本问题是他们这帮王八蛋遭遇本国政治势力与民众的联合反抗。中东波既然轩然大波激起，美国唯有接过民主自由大旗，顺水推舟，支持民众改革要求，同时紧锣密鼓安排势力替代与平衡。奥巴马与希莱利恶补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利用天下大乱达到大治：顺势摘除那些贪腐麻烦独裁统治者，换成一些能赢得民众接受支持的新鲜面孔，希望这些国家仍然在美国的影响控制之下，不至于搞成伊朗式的伊斯兰民主化。就是变成了伊斯兰化，也不能成为伊朗化。最关键的关键，是以色列的安全。而以色列的安全，就是去伊朗化，尤其是伊朗的非核武化。这就是这个漩涡中心的中心问题。
但是，这个漩涡中心美国无法独自摆平。欧盟加盟也不够给力。俄罗斯与中国，都不可能不插手插脚。伊朗这个中心的中心点，就因为俄罗斯与中国，以及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牵制力，以色列很难活得自在，美国无法使出杀手锏。叙利亚的问题不是石油资源，也不是阿萨德对美国搞恐怖主义，而是他同伊朗的紧密的地缘与政治与宗教联系，以及他无力维持国家稳定地区安宁。而伊朗，是俄罗斯的邻国，是俄罗斯腹地安全的屏障。叙利亚就到了俄罗斯腹地。
在叙利亚，俄罗斯就要拼搏一下：中东局势如果按照美国"大乱达到大治"的方略，无论大乱还是大治，对俄罗斯都是最直接的损害与威胁。强硬穆斯林在中东的兴起，对车臣是强刺激，同时将使俄罗斯进一步失去对伊朗甚至其他前苏联中亚国家的控制力影响力。亲美的温和式穆斯林民主制度在中东的普及，对俄罗斯也将产生内政的压迫，特别是对普京式新型克格勃政治的压迫。俄罗斯将不得不再次修改内政走向，从羡慕甚至仿照中国模式到再次转向西方公民民主。而普京深知，俄罗斯无论怎样，不会也不可能融入欧盟。
中国近年来在中东的关注与投入，主要就是石油战略利益——这是中国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与中东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也是中国国际空间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伊朗问题上，中国几乎不可能站到美国与以色列的立场。同时，中国也几乎不可能因为伊朗而同美国西方对立翻脸。
围绕伊朗问题，美国对中国开始实施"围魏救赵"出子布局。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在南海问题以及朝鲜半岛，台湾，还有日本，印度，缅甸，对中国的这些"问题国"积极过问。而巴基斯坦与朝鲜，也是中国田忌赛马的下马对上马出对。巴基斯坦如今是美国最棘手的国家。从美国使馆人员涉嫌在巴杀人事件发酵，到奥巴马秘密指派海豹队入侵巴过纵深猎杀宾拉登，到最近北约射杀巴境内居民，巴基斯坦忍无可忍宣布切断北约补给线，限令美军关闭军用机场。巴基斯坦民众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反美大军。中国在几乎每一次这样的事件关键时刻，都力挺"坚决支持巴基斯坦维护国家主权尊严"。 但是，如果美巴彻底闹翻，中国可玩不起。代价不但是巴基斯坦将比朝鲜的银票需求更巨大，而且印度将成为美国甚至俄罗斯的神主牌，中美将陷入全球战略直接对立对峙。所以才有中国外交部的"一如既往"支持巴基斯坦：没有任何出格的多余空白支票。
中共领导层，面对这个世界大格局，机会与危机并存。危机感主要是自身政权的稳定，权贵权利格局的建立稳固。同时也确实面临非意识形态的国家疆域主权以及经济发展国家安全需求问题。新疆西藏跟中东局势的紧扣，南海台湾朝鲜，东南亚国家，现在加上一个说变就变的缅甸，跟美国俄罗斯的关系，都不容易真正搞清楚敌友关系。
但是，无论如何，中共大小领导以及国民，都还是有一杆秤：子女家眷都还是往欧美送。这并不说明中国对中东局势高枕无忧，而是对中美关系大局还是放心。中国不会同美国根本上闹翻对立对峙，无论在中东伊朗还是那还朝鲜半岛与台湾，因为互相都摸到甚至抓住了对方的蛋蛋。很可能的情形是，真有一天以色列出手在美国默许支持下打伊朗，俄罗斯跟美国在那里再打代理战，中国让金家再玩炮，同时乘机下南海甚至打台湾，各有斩获。全世界因为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军工企业开足马力，"经济繁荣"。
要特别提醒的是，那样的场景，实际上是恐怖平衡，中美俄与欧盟，都要尽量避免防范，不想发生的事。大国开战，并非真的枪炮一响黄金万两，而是世界大乱，谁都没有好下场。哪怕是冷战，星球大战的成本也要压垮骆驼。
中东漩涡之外，亚洲有四个雷区：中国与日本的冲突，朝鲜半岛，南海，与台湾海峡。日本其实是一个高压煤气罐。国土狭窄，资源缺乏，人口密集，发展的瓶颈，加上巨大自然灾害地震火山的不断。最重要的是，日本人无论如何民主发达，在世界上几乎永远不可能达到强国领袖地位，连在亚洲也永远过不了中国俄罗斯的关口。欧洲更几乎在战略上可以不理会它，也不会对日本有什么特别的尊敬与国际领导责任要求。美国将永远把日本当成被管制对象与战略棋子。在这样的天花板压制下，日本如果继续出现巨大天灾加上世界动荡，真正产生国内危机，极右翼势力可能再次复生崛起，对中国或者俄罗斯发起自杀式攻击。这样的可能性，实际上把中美俄的战略利益联系在一起，这三国都不会让日本成为动乱之源，而进行战略合作。
朝鲜半岛实际上也是对日本的牵制。金家无论如何无良无耻，在反日仇日上，坚持家族王朝南北分裂对峙因而无法靠拢美国，对中国与俄罗斯有战略价值。韩国对日本与中国的复杂纠结与经贸来往，也是平衡与牵制。
台湾问题，因为南海问题日益凸显，而将更加复杂化。国民党几乎已经肯定无法永久执政。只
要民进党上台，跟大陆的互动将有不可避免的波动。如果出现成功的第三党势力，实际上对中
国美国都是好事，可以避免国民党与民进党这样旗帜鲜明的"统独"易主激烈动荡。这也是宋
楚瑜再次竞选的基础与机会。宋楚瑜哪怕上不了台，他的势力党派可以继续发酵存在。
南海问题，还有一个复杂化的因素：越南的政治改革甚至全面变革到非共产党化，不是没有可能，而是近乎必然。缅甸的迅速走向民主化就是先兆。非共产党化的越南，将更容易融入东盟一体，从而跟美国甚至俄罗斯印度更灵活自由地选择针对中国的战略与军事安全合作。这倒不一定使得美国俄罗斯甚至印度同越南结盟来威胁甚至进犯中国，但是却肯定让中国收复南海岛礁海域的任何计划，遇到极大的阻碍。南海将要么成为国际公海，要么就是保持既成事实，中国无法扩展对岛礁海域的实际控制，哪怕拥有十条航母。
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格局与周边环境，中国的根本困境是：用共产党专制维持的统一与强大，在国际上道义与意识形态孤立，引发恐惧与威胁感，进而引发周边国家的警惕防范，要求美国甚至俄罗斯印度势力介入。在国内成本高昂，高压甚至铁血维稳将是常态。而实行大刀阔斧政治改革，国内有动荡甚至分裂内乱的高风险，而国际形势的动荡，尤其是周边环境的不善，中共解体导致中国分裂，不只是共产党用来吓人的符咒，而是真有可能的大灾难。
这样子一想，俺反共就永远只停留在嘴巴上。决不会去鼓动任何人用暴力甚至什么花去搞垮中共，除非他们逼迫民众铤而走险。而美国，实际上也就不会在乎中共怎样执政，只要中国维持统一，不出现民不聊生分崩离析，也无心无力对外同美国进行正面对抗，就是美国全球维稳的伙伴对手：不是朋友更不是盟友，但也不是敌人，因为这样的中共与中国，美国拿捏得住。
这就是中美战略利益的基本点。也是中美关系的最基本结构。这个基本机构的改变，只有两个可能：一是中国走上过去苏联的老路，在专制体制下打造出强大的工业与军事能力；二是中国稳健民主化，中国人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爆发出极大的和平的创造性智慧才干与科技文化文明生产力，成为世界名副其实的超级强国。

　　中国社会道德处于解体之中。道德必须重建。要重建道德，就首先必须理解导致道德解体的根源。当社会处于愤怒氛围的时候，人们就很难理性地看问题，也很难理性地选择道德重建途径。对道德的衰落不能冷漠，道德的重建也需要激情。不过，激情很容易导致人们对道德衰落或者重建的意识形态化的诊断，就像古人所说，"病急乱投医"。要找到有效的重建方式，就必须对道德衰落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分析。
　　那么，中国社会如何看待今天社会的道德衰落的根源的呢？简单地说，左派指向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根源，而自由派则指向权力，相信是政治权力导致道德衰落。尽管还存在着其它不同种类的看法，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左右这两大派看法占据了大部分论讨空间，而且两派极其分化，没有任何共识。它们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对具体社会环境和政策的争论，倒不如说是对各自所信仰的意识形态的辩护。结果，自然对道德的重建并没有什么真实的用处。
　　一般而言，左派的理论来自马克思及其相关的新马克思理论的各个变种。马克思强调资本对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资本的本质就是要把一些事物，包括社会关系，商品化和货币化。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导致了社会道德的衰落甚至解体。这个分析并没有错。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左派指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比较极端的左派相信这些都是邓小平的错。如果不是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不至于面临道德解体危机。这些人因此开始怀念毛泽东起来，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视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这种看法在年长者那里流行，怀旧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更重要的是，这种情绪也存在于那些并不理解毛泽东时代到底是怎样的年轻群体之中。和年长者不同，年轻人认同毛泽东不是根据生活经验，而是根据对毛泽东思想的文本解读。
　　但左派面临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如何解决。马克思从资本的本质出发分析了道德解体的根源，但并没有找到解决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式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市场。因此，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当时都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但很显然，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大试验已经被证明为失败。无论是斯大林版本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还是毛泽东版本的中国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贫穷社会主义。
　　毛泽东时代的不道德
　　贫穷社会主义之下有没有高尚的道德？没有。在西方，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力，或者资本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但在贫穷社会主义下，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体化，政治控制并不受任何的控制。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导致了权力的腐败，很难说是道德的。尤其是当时的普遍贫穷，人们基本生活得不到维持。贫穷生活产生不了道德。在危机（例如饥荒）时刻，中国也发生了"易子而食"的事件。当然，当时人们的道德低下事件并没有像今天那样被广泛报道出来。实际上，即使一些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但有多少人真的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再去过那个时代的贫穷生活呢？更不用说，除非又发生长时间的革命，今天的中国要回到那个时代实际上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了。
　　第二，不管其有多么大的缺陷，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好的创造财富的机制。没有市场，就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就没有小康生活。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市场经济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小康社会。如果没有市场，国家所主导的经济活动更会创造出另一类更为严峻的不公平，就是前东欧学者所说的"新阶级"。这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官僚阶级，垄断着国家的大部分经济资源。今天中国左派可能会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国家主导经济的优越性，无论是一个村、一个镇，还是一个市。的确，人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政府（权力）主导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的阶段是可以达到高速的发展。毛泽东时代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也经历过高速的发展。问题在于可持续性。从历史经验看，国家主导的发展没有可持续性。第二，今天中国一些富有的村、镇和市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政府主导本身，而是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个村、这个镇、这个市之外的市场机制。没有市场机制，他们同样得不到发展。
　　简单地说，要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转向国家权力来解决道德问题，除了怀旧和理性主义色彩，并没有可行性。
　　那么，自由派的观点又怎样呢？与左派相反，自由派指向权力，认为是权力寻租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衰落和解体。在自由派看来，政治制度是道德衰落的关键。他们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包括道德视为政治权威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市场化和民主化来解决道德衰落问题，甚至重振道德。市场化的目标就是把政府和经济脱钩，而民主化的目标则是制约政治权力。如果左派的样本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由派的样本则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
　　单靠市场也不能建立道德
　　不过，自由派也同样解释不了很多问题。中国的很多道德问题固然和政治权力有关，但市场并不是解决道德的途径。市场化在通过遏制政治权力而解决了一些道德问题的同时也产生着其它无穷的问题。历史地看，市场的发现改观了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但同时，也为人类的道德体系带来巨大的挑战。马克思曾经把西方很多道德问题归之于市场化。"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发现者和提倡者亚当斯密也著《道德情操论》，强调道德情操在一个社会运作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在西方道德体系发展过程中，宗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西方的宗教改革既为资本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精神条件，但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宗教为基础的道德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增加，尽管宗教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德资源，但政府或者说政治权力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说，政府取代了宗教提供道德资源。政府对社会道德的重建提供了社会基础，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提供保护机制，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人们称之为"公共财"（public goods）的公共服务。社会保护机制极其重要，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西方道德的转型成为不可能。政治权力并非和道德相悖。西方从早期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比较人性化的福利资本主义，这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这种转型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果。
　　从今天美国和西方社会道德状况看，市场化和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例如这次金融危机可以理解为金融部门过度市场化的结果，或者说缺少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的结果。金融危机对西方的道德体系产生着负面影响，包括商业道德和一般人的社会道德。
　　回到中国的情形，自由派既很难回答左派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即市场化对道德的负面影响，其所提出的去政治权力化的主张在实际生活中毫无可操作性，只不过是一种过度理想罢了。
　　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双方都有些道理，但哪一方也没有能够找到解决方式。一方是怀念毛泽东，一方是怀念西方，没有别的了。
　　实际上，如果人们能够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的互动关系来看问题，会比较清楚。无论从西方的历史还是中国的经验，政府权力站在哪一方，是资本还是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体，也就会改变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的平衡。所以政府和政治权力很重要，是个平衡器。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道德的社会基础就会遭到破坏，社会道德就会解体。
　　在中国，无论是市场的滥用还是权力的滥用，都和政治权力有关。首先是政治权力导致了滥用市场。中国的早期改革者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导致把经济政策引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从而是货币化。也就是说，自由派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闯入了中国的社会领域。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只有在经济领域发生作用，主要表现在私有化运动。当然，新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导致了政府对金融领域缺少监管，从而酿成了危机。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社会抵制，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住房都没有能够私有化。但在中国则不然。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则不一样。中国没有社会抵抗能力，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权力的扶持下很快就攻占了诸多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些领域都是要求政府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国则是暴富领域。社会被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就没有了，其解体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其次，滥用权力也导致着社会道德的解体。自由派所说的权力毫无制约是一个原因。但更严重的是权钱的结合。在两者的结合面前，社会没有了任何权力。没有政治权力的合作，新自由主义不会在中国社会领域如此快速蔓延。中国社会并不是没有抵抗能力。社会一直在抵抗着社会的被市场化和货币化。但一旦政府站到了资本面前，社会便没有了任何反抗的能力。
　　GDP主义罪魁祸首
　　进而，无论是资本还是权力，都是通过GDP主义这一机制摧毁着中国社会的道德的。GDP主义就是社会的经济数据化。政治人物需要GDP数据，企业家需要GDP数据，经济学家、律师、教授等社会阶层需要GDP。就连一般社会成员也需GDP。在一个以钱为本的社会，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缺少了经济数据，就变得毫无价值。所以，人们说，这是一个数据化的时代。"不要做对我毫无经济价值的事情，"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座右铭了。医生可以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止手续、律师可以为了钱而出卖灵魂、因为担心被索取金钱而不敢扶起倒地老人、教授为了致富而把学术和教育当成了副业等等中国所特有的社会现象。
　　但是很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社会便是毫无道德可言的。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普遍经历着的极度不信任、极端恐惧、极端孤独的终极根源。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一旦处于这样一种状态，道德就会变得毫无相关了。
　　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上，市场和社会领域的相对分离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种分离使得人类能够逃脱泛道德化的社会行为，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也必须受到保护，经济和市场必须有一个边界。如果经济领域可以也必须加以市场化，甚至货币化，但社会领域则必须也可以拒绝市场化和货币化。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这种边界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换句话说，无论怎样的社会，不管是民主还是非民主，没有这样一个边界，道德解体危机必然发生。
　　可以确切地说，中国社会道德的解体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以GDP主义为核心原则之下相互作用的结果。这里GDP主义是核心因素。如果这三者之间所有互动的核心是GDP，那么，道德的解体成为必然。反过来说，如果要确立一种新道德或者重建道德体系，那么就是要改革这三者之间互动的原则，也就是要去GDP主义，而代之以另一种能够促成新道德成长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左右派之间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争论无助于中国社会道德的改善。改革前和改革以来的经验都证明，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一旦主导中国社会，在克服了一种道德危机的同时又会制造另一种新的甚至是更深刻的道德危机。要重建道德体系，人们还得另寻他途。